有关昭君和亲的文本，载在《汉书•匈奴传》中。由于原始文本空白极大、未定点极多、叙述的跨度极宽阔，王昭君又是个圆形人物，故引发许多历代文人自由参与，致力再创作。
《后汉书•南匈奴传》取材《汉书•西域传》乌孙公主和亲事，张冠李戴，创造昭君另一个原型。《西京杂记》、《琴操》，更在两《汉书》的基础上，塑造了昭君和亲的悲剧形象。无论是传承、接受史传，或改造、误读文本，都有补充、缘饰、发挥、创造之功。由于诗人的期待视野不同，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有别，反映在昭君和亲的题咏上，风格表现也就有所差异。
南宋诗人面对前代127首昭君题咏，在感慨“菁华极盛，体制大备”之余，欲求超胜，必须新变。于是传承接受者，发挥“创造性填补，和想象性联接”，致力“蕴谓”、“当谓”、“创谓”层次之发掘，可谓弹精竭巧，不遗余力，写作出115首有关王昭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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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张高评：《印刷传媒与宋诗特色——论图书传播与诗分唐宋》，第 十章《印刷传媒与宋代咏史诗之新变——以宋末元初陈普咏史组诗 为例》，页 487—535。
题咏。其中，不乏措意生新，造语杰出之作，正是南宋昭君题咏追求的目标；淋漓尽致，透露而有失含蓄，亦是宋诗利弊相生处。
善用翻案，可以“赋古典以新貌”、“化腐朽为神奇”，更有利于因难见巧，绝处逢生。南宋诗人咏昭君，一方面自勉“不向如 来行处行”，再方面又期许“自成一家始逼真”，故创作许多“绝去溪径，别具只眼”的佳作，反常合道、翻案生新的诗篇多达20 首以上，多能令人耳目一新，生面别开。
对于文学作品之误读和曲解，则以实事求是之心态，考证文本，匡谬正误；回归原典，推陈出新，对于处穷求变之文学，自是革新和创意的尝试。
南宋由于印本文化的激荡，史学的繁荣，宋学怀疑精神的发用，形成知性的反思与省察，投射于诗歌创作和评论，自然表现为创新求奇和考辨存真。唐宋诗风不同，甚至南宋北宋亦存在差异，文化的走向自是一大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