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昭君形象之流变
尝试考之，《汉书•匈奴传》有关昭君和亲事迹记载最略，故《后汉书》得以补充发挥之。若以《后汉书•南匈奴传》为文本来说，“昭君入宫不得见御”，是自请和亲的缘因，语焉不详，留下一片空白，所以《西京杂记》有了补白发挥的空间：添加了画工收贿，昭君拒赂的情节，又凭空坐实画工姓名为毛延寿；这些，都为唐宋诗人咏昭君“汉宫秋”提供许多启发。图画失真，容华误身诸情节，大多由此化出。《琴操》于此，未有着墨。
《后汉书•南匈奴传》叙述“帝见（昭君）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其中情节，空白亦颇大，未确定性亦不少；而且纯从汉元帝角度叙述，无视于昭君当事人对此重大决定之感受。其中的想象空间，空白天地，留给唐宋诗人许多发挥的余地。《南匈奴传》叙述“（昭君）遂与匈奴”之后，立刻跳接“生二子”；“及呼韩邪死”下，只用六句交待昭君“复为后单于阏氏焉”，其中情节也有极大的空白，叙述更有极大的跨度，就好像空筐，有极大的包容性；又好像空地，有极宽广的创造空间，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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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龙协涛：《文学解读与美的再创造》（台北：时报文化，1993），第一章〈文学封象与接受主体>，第一节‘文本是召唤性的语符结构’，页34—40。
的“召唤性结构”5，此中最所具备。唐宋诗、小说、戏剧，于此多所创发，良由慧眼所见，故有志一同如此。唐宋诗人咏昭君，侧重叙写出塞泪、异域恨、琵琶怨、身后名诸主题，就是针对文本的空白、不确定性、以及叙事的大跨度处；作“创造性填补和想像性连接”，所获得的成果。
唐宋诗人咏昭君和亲，体裁选择大抵介于叙事诗与咏史诗之间。就召唤结构而言，“叙事作品中人物肖像、性格刻划、环境描写、事件情节叙述等方面都属意象意境层，语言都难以描写穷尽，都必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与空白”；所以这些空白和不确定性，对创作主体就产生了“创造性填补和想象性连接”的效应6。就咏史诗而言，往往兼含咏怀，“要寻求麋括史传和咏怀的统一，就要使咏史成为‘比体’”，这就得兼采因物喻志，自擂胸臆的表现方法。另外，咏史或诉诸理性，出以批判，充满着睿智的评论，和深沈的褒贬，这即是南宋费衮所谓“在作史不到处，别生眼目”7。无论因物喻志、自据胸臆，或是褒贬评论，别生眼目，都是针对文本空白和不确定性之补充和创造。傅伟勋提倡创造的诠释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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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考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8），《 Ⅲ、文学作品论：本文的召唤结构》，三三“文学作品结构的召唤”，页111—127 。
6同上，页124。
7参考萧驰：《中国诗歌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1），第六章《历史兴亡的咏叹一咏史诗艺术的发展》，页125—126。费衮：《梁谿漫志》卷 7，《诗人咏史》，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七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 ，页 6774。
所谓五大辩证层次：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创谓8。作家针对 文本空白和不确定性的补充和创造，大概相当层面分析法中的“当谓”和“创谓”。掘发深层，突破创新，可说是两者的共同特色。六朝诗人咏昭君，只在“实谓”层次；唐人咏昭君，已进层到“实谓”、“意谓”；至宋人咏昭君，归于反思致用，出以评论褒贬，对文本的空白和不确定点，又作若干挥洒，已进阶到“当谓”“创谓” 层面。宋人发明与创造之功，自有其价值。其中，南宋诗人咏昭君之重思辨，尚议论，在质量上又较北宋诗人普遍，在识见上也较北宋诗人精湛独到。
就唐宋诗之文献而言，唐宋诗人齐心关怀王昭君冷落汉宫、悲愁出塞、饮恨异域、独留青冢的诸般不幸。无论体制偏好、主题取向、叙事视角、意象经营、写作技巧、和创意造语各方面，宋诗和唐诗相较，都存在详略、精粗、消长、流变的异同9。唐宋诗咏昭君的诗篇，九成以上属咏史诗；咏史诗着重“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10，除运思命篇追求别出心裁，另辟溪径外，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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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考傅伟勋：《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台北：正中书局，1994.5），〈创造的诠释学与思雉方法论>，页226—240
9参考张高评：〈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唐宋诗之具同——北宋诗之传承与开拓》，‘世舆创化——汉唐、唐宋转换期之文艺现象’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页1—21。
10南宋•费衮：《梁谿漫志》（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卷7，《诗人咏史》
条：‘诗人咏史最难，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正如断案，不为胥史所欺，一两语中，须能赏出本情，使后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赞，此非具眼者不能。’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4册，页738。
史诗常如史书论赞一般，讲究反思内省，进而提供资鉴教训。唐宋诗在评论和亲的是非，同情红颜的不幸之余，每多触类引申，借题发挥。这种引申发挥，从中可见唐宋文人心态的倾向，以及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异同11。由小可以见大，因此很有探讨的必要。此一选题牵连颇广，今仅就“昭君和亲的反思为例”，论证唐宋昭君诗的文献学意义。
二、唐宋昭君诗之反思主题
“诗言志”，为春秋以来文学之主要传统。据朱自清、闻一多的考释，”原来《诗》本是记事的，也是一种史”12。咏史诗以歌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主；而且经由人物和事件寄托感慨，发挥议论，这些特点跟史书有许多类似之处。不过，咏史诗毕竟是诗，讲究含蓄委婉，寄托遥深。所以，咏史诗虽然取材于历史，却更致力于反映现实，或议政，或抒怀，或借题发挥，或借古喻今。除历史见识外，政治关怀、文人心态、美感走向、文化特质，都不难从中窥知。中唐以后的咏史诗，不只在反刍史事而已，更在经由反思内省，提出经世致用的主张。一般咏史诗大体如是，唐宋文人对王昭君的歌咏，亦不例外。其中，宋诗之于唐诗，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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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考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77.9），页 339—382。
12参考朱自清：《诗言志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台北：源流出版社，1982），页183—355 ；闻一多：《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十册，《文学史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页8—11 。
有所不同。为篇幅所限，本文所举昭君诗，起于初唐，终于北宋13。南宋昭君诗，本书第四章已有专篇讨论，此不再赞。
主题学研究，集中对个别主题或母题作追溯探源，并研究不同时代之作家如何利用同一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愫，以反映时代 14。而主题，是“明确归结出来的一些指涉性或语码范围常数”15。作家的创作意图，决定了题材的取舍，影响了叙述的视角，左右了意象的经营，这些都跟作者对主题的关心度和着重点有关。清金德瑛曾言：“凡古人与后人共赋一题者，最可观其用意关键”；又称：“大抵后人须精刻过人，然后可以争胜。试取古人同题者参观，无不皆然。苟无新意，不必重作。”16今观唐宋诗人共咏昭君和亲一事，宋诗能与唐诗争胜处，往往在于命意新创，及议论精深方面。至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北宋人所咏，大抵绍述六朝以来悲剧的传统，而又有所开拓。对于元马致远《汉宫秋》杂剧，及明陈与郊《昭君出塞》、无名氏《和戎记》、《青冢记》之悲剧情节17，都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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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文所举昭君诗，具见清康熙御定：《全唐诗》、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北京大学主编《全宋诗》135册之中。
14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页5。
15陈鹏翔：《主题学研究回笼》，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台北：文史哲岀版社，1994），页4，引柴可夫斯基之言。
16清陆以港《冷斋杂识》卷7引《金德瑛说》。转引自《程千帆诗论选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相同的题材与不同主题、形象、风格》，页94。
17张寿林：《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文学年报》1932年1期，页
唐宋昭君诗主题表现的层面，大抵分为五大类型：汉宫秋、出塞泪、异域恨、琵琶怨、身后名；唐诗侧重前三者之描绘，北宋诗则凸显后三者之论说。笔者翻检《全宋诗》及南宋诗人诗集， 现歌咏昭君和亲之诗篇，共七十四题，八十五首，八十位诗人。自宋太宗标榜“守内虚外”政策，造成重文轻武；军政不修，造成边塞多事；和议苟安，造成妥协忍辱；尤其宋朝廷在徽钦北狩，板荡南渡，种种历史灾难，诸多错误政策下，遂引发诗人多方反思内省，追求经世致用。于是唐宋诗人同咏昭君，由于南宋诗人的“心理定势”不同，“期待视野”有别18，因此，南宋诗人咏昭君，遂体现为尚意、重理之倾向，宋诗之特征乃有具体之表现。
文献的传播，唐代写本自较上古之简帛便利。宋代发明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印本流传，化身千万，传播之神速确实，又远非写本可以望其项背19。宋人对古籍之整理不遗余力，史学之繁荣号称空前，《春秋》学之专著“莫伙于宋”，唐代之诗文集多经宋人整理20。这些文化遗产乘时利便有了印本的传播，书院之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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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639。
18龙协涛：《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第六章《文学阅读的心理定势》（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3.8），页214—217；姜建强：《尧斯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探论》，《理论学习月刊》1992年8期，页54—58。
19赵万里《中国版刻的发展过程》；李致忠《宋代刻书述略》，张秀民《南宋刻书地域考》，俱载程焕文编：《中国图书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8），四，《印本文化》页 187—236。
20陈寅恪称：“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语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240 ；参考宋衍申：《宋代史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松辽学刊》1984年2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科举之考试，宋人在传播文化遗产上遂有了空前的贡献。印本数量大，传播快，加上价位低、获得易，于是形成知识大爆炸。诗人蟠胸万卷，下笔为诗，自然不同凡响。宋代诗人往往是经学家、史学家或思想家，以此。文献的丰富多元，流通神速，促成宋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可见印本信息传播之快速确实，必然引发诗界的维新或革命，必定影响诗歌创作和诗学评论的惯性，也必定体现尚反思、重致用的宋型文化特征。宋诗与唐诗之不同，宋调与唐音之差异，此是一大分水岭。
宋代由于文献之丰富、史学之发达、义理之勃发，忧患之频仍，经世致用思潮之澎湃，故所作昭君诗，大多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唐人咏昭君诗，九成用短章，故麋括史事外，稍出己意则止。李白、杜甫、白居易、刘长卿、李商隐诸家所作，对昭君故事之空白和未定点作了若干补充和发挥，同时透过以叙为议，寄 托褒贬劝惩，提供经验教训，往往富于别裁，有益教化。宋人咏昭君，大抵传承此一风格，而又有所恢扩和开拓。北宋诗人咏昭君，往往叙议兼行，情理都到；南宋诗人所咏，则议论多于叙事，理性多于感情。而尚理贵论之文风，则与宋学流行，实学提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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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页64—72。清纪昀等主纂：《四库全书总目》（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卷29,《春秋类四.日讲春秋解义》：“说《春秋》者，莫伙于两宋”，页592。唐人诗集文集，多经宋人整理，故得以留传至今。参考刘琳、沈治宏：《现存宋人著述总录》（成都：巴蜀书社，1995.8），《集部•别集类》有关“晋唐别集”部分，页222—226 ；宋人选唐诗，亦可窥出消息，参考蔡瑜：《宋代唐诗学》（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博士论文，1989.6），第六章《宋人选唐诗》，页389—449。
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指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宋代的新儒家学派。濂、洛、关、闽四家理学固然包含其中，其它新学、蜀学、心学、浙东学派等，也是其中一环。宋学宗派尽管主张不一，殊途同归的特色却有两点：其一，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其二，怀有经世致用的要求21。由于宋学流衍，横跨两宋，因此，文学艺术多受其影响。尤其是宋学对诗文风格之熏陶，更是具体可见22。其中，宋学所以能成为一代学术之汇归，沾溉元、明、清学术，甚至现代当代新儒家，其优长特色当在宋学之精神。论者指出：宋学之精神有七：即议论精神、怀疑精神、创造神、开拓精神、实用精神、内求精神、兼容精神23 ；南宋诗人咏昭君，注重反思内求，自有宋学之精神在。
北宋神宗时，胡环“以明体达用之学”教诸生24，开启宋人之实学思想。其后，李觏、王安石、张载、二程、苏轼，皆各有发扬。南宋偏安江左，对于经世致用之实学更多所提倡，如湖湘学派、金华学派、考亭学派、象山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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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语见邓广铭著：《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6），《略谈宋学》，页165 。
22参考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0）； 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9）。
23参考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 第三章第四节《宋学精神》，页287—323。
24考黄宗羲：《宋元学案》（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3），卷1《安定学案》引刘彝答神宗问，页26。
深宁学派、东发学派、巽斋学派，皆可见其实学之主张25。尤其是金华、永嘉、永康学派的经世致用；活字版印刷和天文算法之发明，建筑工程之成就、地质化石矿藏之辨认，乃至于果木栽培、花卉园艺，也都有杰出的贡献26。凡此种种，若举而措之天下，皆“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都是达用经世之学。两宋诗人，生长于倡导“天地动植之学”、“格物游艺之学”的氛围中，作诗咏昭君和亲，自然会体现实学思潮，而趋向褒贬劝惩、和经世致用。结合宋学之反思内省、重议论、尚实用之精神，遂蔚为宋代歌咏昭君故事“反思致用”之特色。至于史学之发达，忧患之频仍，亦有重要关联，此不赘述。
考中晚唐诗及宋诗之歌咏王昭君，都着重反思内省，企图从中得出经验教训，以便参考借镜，有益经世致用。本文探讨南宋昭君诗主题之反思与资鉴，分为六大端：一、和亲之是非；二、红颜之祸福；三、青冢之不朽；四、汉匈之和战；五、将帅之嘲讽；六、哲理之寄托。若再从私情与公义之视角析分，则红颜之祸福、青冢之不朽、哲理之寄托，属于人欲私情领域。至于和亲之是非、汉匈之和战、将帅之嘲讽，则属于大道公义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