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因图画失真，而冷落汉宫，而去国远嫁，而含悲出塞，而饮恨异域，而独留青冢。唐宋诗人共伤共怜之余，多代写其怨恨，代诉其愁苦，共鸣其悲哀，共传其惆怅。六朝以来“以悲怨为美”的审美意识，王昭君之悲剧人物形象，在唐宋诗文献中获得传承与发扬。《西京杂记》所载昭君故事，唐宋诗人经过“误读接受”，联想触发，缘饰附会，逐渐形成昭君的悲剧形象。由于大唐和北宋的国势强弱不同，安抚羁縻和妥协忍让的政策有别，所以唐诗多讨论和亲之是非，北宋诗则歌颂和亲的不朽；唐诗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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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马致远：《汉宫秋》，第二折《贺新郎》：“怎下的教他环佩影摇青冢月，琵琶声断黑江秋。”明显自王元节《青冢》诗化出。
或着重昭君小我之遭遇，或着眼汉匈大我之效益，北宋诗则多从两国和平、声名不朽去称扬。
就咏史诗之特质而言，唐宋诗人咏昭君和亲，皆不以隐括史事为已足，往往藉以抒写怀抱，发挥议论。唐人咏史，多于“唱歌写神理，使听闻者生其哀乐”，较不着力于论赞；故咏昭君诗，往往出己意，寓兴寄，得风人之旨。北宋诗人咏昭君，不仅叙情事，出己意，发议论，而且吟咏性情，借抒怀抱。或以思良将， 或以识贤愚，或以悟穷通，或以求知音，或欲去尤物，因题生感，藉题发挥，有隽永之味，含理趣之妙。由昭君诗中议论的消长，亦足观唐宋诗风之流变与异同73。
南宋诗人咏昭君，集中在五大主题上，依序是和亲之是非、青冢之不朽、红颜之祸福、汉匈之和战、将帅之嘲讽。多则十二首，少则六首诗，皆热衷探讨，理性辨析。大抵就昭君故事文本之空白处，不确定处，叙事大跨度处作补充发挥。其卓识高见，多为北宋以前诗人咏昭君所不及见，未尝论者。此种褒贬劝惩与价值判断，跟南宋的忧患频仍、宋学的反思内省，以及政策之守内虚外、重文轻武，学风之经世致用等思潮，多有关系。于是，叙事成为过渡，重点表现在议论上。由于唐代及北宋咏昭君诗已 130余首，同题共作“苟无新意，不必重作”；为推陈出新，南宋诗立意多朝“别生眼目”着眼，注重别裁卓识，于是反其意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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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本文原发表于1999年9月“中国古典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后收入《新国学》第1卷，原题为《唐宋昭君诗的文献学意义——以昭君和亲的反思为例》，为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成果之一，因应内容指涉，乃改为今题。
之的“翻案”，遂成为常法。世所谓“唐诗含蓄，宋诗透露”，当于此等处求之。
汉魏六朝之审美意识，大体是“以悲怨为美”。唐代继承此一传统，观物论人遂多悲情意识。北宋诗与两宋词传承之，亦多以悲哀为美；至北宋末到南宋，致力自持自适，才化悲哀为乐观旷达；尽心翻转变异，观点才见推陈出新，别开生面。今考察北宋咏叹昭君之诗歌，虽传承唐诗悲怨哀恨之审美意识，然于叙述视角、以及创意造语方面，已有显著之拓展。再考察南宋115首歌咏王昭君之诗，或将和亲之祸首，推本到娄敬，而开脱了画工。或谓丹青不误、汉计不疏、画师不奸；而是余心不欺，群胡欺我。蛾眉可以息边安邦，有功两国和乐。或表现昭君和亲怨而不怒、随缘自适；或叙写昭君和亲欢天喜地、立功不朽。或宽慰明妃：
“莫怨青冢，死有佳名，生有用”；推崇“青冢名传千万古”，“谁似青冢年年青”。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称宋诗的人生观为“悲哀的扬弃”，以歌咏王昭君之诗而言，北宋仍以悲怨为主；至南宋诗人题咏，始化悲哀为达观，跳脱不幸而推崇不朽。凡此，大多“未经人道，古所未言”，所谓“处穷必变”，“力破余地”。
就体制言，南宋昭君咏七言最多，占73首，其中七绝34首，七古26首，七律3首。又有五七杂言3首，楚辞体1首，五古9 首。七言古诗，在十六句以上者19首，洪咨夔《昭君行》篇幅最长，凡三十四句；五言古诗，都在十二句以上，白玉蟾《明妃曲》最多，凡三十四句；五七杂言，以郑虞任《昭君曲》，字数最多， 凡三十二句。以诗类区分，咏史最多，凡35首；乐府体其次，25 首；其次为题画诗，14首；怀古诗11首最少。在世间俗语言、雅语言都被前贤说过的南宋，写作昭君诗，为了弹工极巧，淋漓尽致，古体自然胜过近体，七言也比五言便捷，方便挥洒才情，所以体裁的选择，较北宋更加蹈厉风发。当然，这跟追新求变、资书为诗、以议论为诗、翻案逞巧的宋诗风格表现，也都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