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以前，古人题咏王昭君故事，已写作近90首诗。宋人承前人之后，若思再题咏昭君，追求主题之异化与深化、自是不二法门。“苟无新意，不必重作”，是宋人创作的追求目标。明曹学侄《宋诗序》称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清吴之振《宋诗钞序》谓：“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翁方纲《石洲诗话》亦以为：“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持以品评宋代昭君诗之异化、深化，堪称具体而微。
所谓异化，指立意之变常、改异、生鲜、新奇，而以形象清新，风格创新为极致。试考察昭君故事之五大系统，比较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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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王水照：《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王水照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页112—18。
唐代诗昭君和亲之主题，宋代变异生新之和亲主题有二：其一，“解携尤物柔强国，画工元是汉忠臣”：最显而易见的“异化”和亲主题，为宋人翻案之作。善用翻案，往往能翻转变异，别出新裁；妙脱蹊径，独具只眼。要之，能赋古典以新貌。如刘才邵《昭君出塞行》、袁燮《昭君词》、陈宓《和徐绍奕昭君图》、郑樵《昭君怨》、裘万顷《题昭君图》、萧沥《写乐府昭君怨后》皆应用翻案，促成和亲主题之异化。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陈涧《读明妃引》，亦用翻案，指称受贿作假之毛延寿为忠臣，议论堪称溪径另辟。
翻案诗之写作，可以促成主题之异化、新化。除此之外，北宋澶渊之盟，南宋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纳币割地、丧权辱国；诗人叙汉匈之和亲，昭君之和戎，往往借古讽今，影射比附之。匪夷所思的论述，不可思议的视点，或是别心出裁，另辟溪径之叙写，也都有助于昭君和亲主题之变化出奇，耳目一新。要之，跳脱惯性思维，全方位进行观照，较容易有新异之诗思。李觏作《匈奴传》，赵蕃《王昭君》、释居简《昭君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议论为诗成为宋人昭君诗基调之一。对于和亲主题见仁见智，体见“取材广，而命意新”之宋诗特色。
唐宋诗人咏昭君故事，其基型大部分根据《西京杂记》，及石崇《王明君辞》而缘饰点缀之。叙事情节，多近小说家言，不合历史事实。南宋诗话诗歌或实事求是，有回归《汉书》、《后汉书》原典，还原历史事实素材，重新创作昭君诗之题咏者，扬弃陈说俗调，反有生新变异之美。陈普《王昭君五首》，回归史书原典，发现历代诗人所咏，“犹有可言”；相较之下，发现了昭君故事之“遗妍”，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已自有新创之意识在。
和亲主题求异追新的第二个层面，为“静得胡尘唯妾身，汉家文武合羞死”。王昭君不过一汉宫女子，却肩负和亲任务，出使蛮荒塞外，对于汉匈和平，贡献良多。两相比较，当时汉朝文武百官、边境将军，对于两国和平、边境安宁，似乎置身事外，不闻不问。北宋使辽诗、南宋使金诗，对立功边塞之期待，封疆豪杰之表彰，已体现宋人诗歌对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政策之反思。两宋诗人咏昭君和亲，亦往往借古讽今，触及边将无能症结，连类触及“边将懦”和“汉计拙”两个议题，而讽谕自在言外。
所谓主题之深化，指主题经营之深淘、深邃、深折，达到层深、精湛、独到之境界，所谓鞭辟入里，刻抉透辟者是。《四库全书总目》称：“说《春秋》者，莫伙于两宋！”北宋倡“尊王”，南宋重“攘夷”，影响所及，宋人咏写昭君和亲故事，其反思与批判，多涉及尊王攘夷，南宋昭君诗更多融入华夷之辨，可见《春秋》学影响之层面。《公羊传》所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春秋》书法所谓“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云云，《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两宋诗人题咏昭君和亲，多有具体而微之凸显。
华夏与夷狄，中心与边陲，我者与他者之间，在文化认知上，从《春秋》书法以来，一直存在优劣、乃至是非之惯性判准。前者往往为优、为尊、为贵、为是；后者则为劣、为卑、为贱、为非。宋人咏昭君和亲故事，批判的标准就在“华夏与夷狄”，“我者与他者”。明内外之辨，严夷夏之防，为《春秋》大义，两宋昭 君诗中，多所体现。其中亦有依违两端，混同华夷，不别内外者，则为大一统之意识。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言：“必通《 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此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