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竟宁元年（B.C.33 ），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愿壻于汉。元帝以后宫女王嫱赐之，于是昭君出塞匈奴，号为宁胡阏氏。八年后，成帝河平四年（B.C.25），新单于复株累朝汉。焦延寿《易林》，有题咏昭君诗二首，３堪称首唱。其后文人吟咏不绝，六朝、隋唐诗近90首，两宋诗153首。
元、明、清、民国、现当代以来，歌咏王昭君之诗、词、散曲、说唱、戏曲、小说、散文、话剧、电影，更是琳琅缤纷，令人目不暇给。4笔者曾经发表五篇有关王昭君研究之论文，今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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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汉焦延寿：《易林》，《萃之临》：“昭君守国”云云；《萃之益》：“昭君是福”云云，参考赵延花、马冀：《论焦延寿咏昭君诗的价值》，《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7卷第4期（2005.7 ），页37—40。（可焦延寿是昭宣时代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元帝时代有一个卑贱宫女王昭君出塞去送屄？为了胡扯，文人也是拼了！）
4可永雪、余国钦编纂：《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再厉，以两宋诗歌为例，考察其传承与创新、继往与开来。创意，为文学之生命、艺术之灵魂，故以“创造思维”作为得失优劣之判准。“苟无新意，不必重作”，是宋人创作的追求目标。由同题 共作之系列昭君诗中，可见一斑。
自王昭君出塞和亲，文人歌之咏之，历代络绎不绝。综论昭君诗之主题，大抵有五：或藉琵琶以写怨，或评画图之妍媸，或说红颜之祸福，或论和亲之是非，或述远嫁之哀乐，不一而足。笔者已就“悲怨不幸与琵琶传恨”为例，论述宋代《明妃曲》同题竞作诗之创意研发；5今续以“遗妍之开发”为核心，论述宋人 唱和诗之创意造语。
一、“和亲之是非”，唐以前昭君诗着墨不多
昭君出塞，汉匈和亲，时当汉元帝竟宁元年。八年后 （B.C.25），焦延寿撰《易林》，作四言二首诗歌颂昭君和亲，首开题咏昭君之始。其一为《萃之临》，诗曰：“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其二为《萃之益》，其诗曰：“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6既称“昭君守国，诸夏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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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3 ）。
5张高评：《《明妃曲》之同题竞作与宋诗之创意研发——以王昭君之“悲怨不幸与琵琶传恨”为例》，台湾师大《中国学术年刊》第29期（春季号，2007.03），页 85—114。
6汉焦延寿：《焦氏易林》（板桥：三才书局，1978），清顾广圻校宋本重雕，卷12《萃之第四十五》，“之临”，页294 ；“之益”，页296。《易林》本为占卜书，然其笔意高、笔意妙，往往为四言诗范。钱钟书《管锥编》
又称：“交和结好，昭君是福”；昭君和亲，不但“诸夏蒙德”，而且“四夷宾服”，推崇褒扬可谓极致。焦延寿的颂扬，大抵体现当时昭君和亲匈奴，两国“交合结好”的氛围。清光绪十五年（1889），蒙古归化城出土汉鸳鸳甑，有字曰：“单于和亲，千秋万寿，安乐未央”；1954年内蒙古包头市召湾出土“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瓦当，7盛况可以想见。
焦氏《易林》之后，翻检《乐府诗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二书，所载昭君题咏十九首，不但诗篇未出现“和亲”一词，内容亦无一述及“和亲”主题。盖“和亲”为外交政策之一，因与六朝无涉，匪我思存，故诗中未见。至唐代，陆路交通繁荣发展，海路交通亦四通八达，尤其丝绸之路的开辟，令人眼界开， 心胸拓。8于是唐人歌咏王昭君，又重弹“和亲”之话题，然多点到为止，未尝深论挥洒。《全唐诗》中提及“和亲”者有七篇：梁献《王昭君》视和亲为“妾命”，9东方虯《王昭君》诉和亲之“辛苦”。10戎昱《咏史》评和亲乃“计拙”；11苏郁《咏和亲》，叮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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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焉。”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0年8年），《焦氏易林》，一、焦延《易林》，页536。
7《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参考李世馨编著：《昭君图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3），<昭君史料和其它材料>，页22—23。
8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第10编〈封外文化交流篇〉，页1681—1935。
9梁献：〈王昭君〉，《全唐诗》卷19，页211。
10 东方虯：〈王昭君〉，《全唐诗》卷19，页212。
11戎昱：〈咏史〉，《全唐诗》卷270，页3011。
王“莫信和亲策”；12李中《王昭君》；断定和亲策，“千秋污简编”；13梁琼《昭君怨》，甚至怨恨和亲，“贻灾到妾身”；14凡此六首，皆从负面非议和亲。只有王叡《解昭君怨》称：“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祇是宫中一舞人。”15谓“莫怨”、“莫嫌”，扬弃悲怨，何等乐观开脱！果不其然，此诗又见于《全宋诗》卷一三七一，乃宋诗误入唐诗者。16
就诗题而言，有“和蕃”者不少，如储光羲《送人随大夫和蕃》、郎士元《送杨中丞和蕃》、耿溥《奉送崔侍御和蕃》、王建、 杨巨源《送太和公主和蕃》、张籍《送和蕃公主》、无名氏《送薛大夫和蕃》诸什，大夫、中丞、侍御之和蕃，使命在怀柔、修好或宣威；至于太和公主之和蕃，使命等同王昭君，宋沈继祖《昭君村》诗称：“汉已无策唐效之，公主沦弃豹狼域”，即此之谓。故场景之经营，气氛之渲染，亦多相近。试看唐朝公主出塞和戎，无论宜芬公主、宁国公主或安化公主，无不垂涕哀叹，悲伤不已。天宝四年（745），宜芬公主远嫁，与安禄山质子和亲，行至虚池驿，悲愁而作诗，诗曰：
出嫁辞乡国，由来此别离。圣恩愁远道，行路泣相看。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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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苏郁：《咏和亲》，《全唐诗》卷472，页5361。
13李中：《王昭君》,《全唐诗》卷749，页8534—8535。
14梁琼：《昭君怨》，《全唐诗》卷801，页9009。
15王叡：《解昭君怨》，《全唐诗》卷505，页5743。
16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1995.11 ）， 卷1371，作者小传据宋赵令畤《侯鲔录》，云：“王叡，号灵毂子，徽宗崇宁间人。”页15758。
塞容颜尽，边隅粉黛残。妾心何所断，他日望长安。（宜芬公主《虚池驿题屏风》，《全唐诗》卷7,页67）
以金枝玉叶而辞国远嫁，是生离，恐亦是死别。行经远道、沙塞，当然容颜顿失，粉黛渐残。《琴操》所谓“离宫绝旷，身体催藏”，差堪比拟。唐梁琼《昭君怨》所谓“回看父母国，生死毕胡尘”，即是宜芬公主“妾心望长安”之意。唐朝公主之和亲，相较于昭君之和亲，唐朝公主和亲正值“塞上无战尘”，故短少些哀怨凄怆，欠缺若干苍茫与无助。相较于宋代，大唐气象毕竟不同。 在“和亲之是非”的议题上，唐代诗人并无太大感触，时势使然也。
二、王昭君形象之空白与未定性
顾颉刚先生以“层累说”探讨上古史，17又触类转化到民间文学研究。有关孟姜女故事的研究，分别从历史的系统和地域的系统，来探讨传说和故事，方法创新，自是历史演进法的成功示范。其研究结论指出：传说和故事的形成，往往“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 情感和想象而发展”；18顾先生以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和手段来研究孟姜女故事，致刘半农推崇其论文，为“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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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刘起釪《顾颉刚》，页1447—1451。
18顾颉刚编著：《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孟姜女故事研究》，页72。
价值的文章”。19历史演进法、层累说，对于本文研究王昭君故事之演化，昭君人物形象之流变，皆富于启发意义。
曾永义教授研究俗文学，成就卓越。对于牛郎织女、西施、昭君、杨妃、孟姜、梁祝、白蛇、关公、包公九个故事，曾研究其渊源、形成与发展径路，进而提出民族故事之基型触发与孳乳展延的理论：
大抵说来，民族故事的发展，不外乎有个根源，由此而生枝长叶，而蔚成大树，这就是“基型”、“发展”、“成熟”的三个过程。……民族故事的基型，大抵都非常的“简陋”，如果拿来和成熟的的“典型”相比，那么其间的差别，往往不止十万八千里，甚至于会使人觉得彼此之间似乎没什么关系。可是如果再仔细考察，则“基型”之中，都含藏着易于联想的“基因”，这种“基因”，经由人们的“触发”，便会孳乳，由是再“缘饰”、再“附会”，便会更滋长、更蔓延，（便几乎没有完了的一天。）20
由基型基因，经由触发，而有缘饰、附会；再从缘饰附会触发基因，故事传说就进一步孳乳展延，直到无穷无尽。王昭君故事之形成，人物形象之塑造，无论史传、小说、诗歌、戏曲之叙写，未尝不是如此。曾教授对于“基型触发与孳乳展延”的观点，亦值得本文借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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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同上，刘复《敦煌写本中之孟姜女小唱》，页185。
20曾永义：《俗文学概论》（台北：三民书局，2003.6），三编《民族故事》，页 414—417。
笔者执行国科会专题计划，曾以两宋昭君诗为例，探讨诗人间之同题竞作。宋人生于六朝唐代之后，面对89首之昭君诗，如何开辟溪径？如何创获有得？笔者发现：关注文本之空白处、未定点，致力“开发遗研”，尽心“创意研发”，往往成为宋诗创新开拓之道：
关注文本基型之“遗妍”，侧重宋诗对唐诗典范之挑战与创意研发，对于前人文本之空白处、未定点、叙事情节之大跨度处，笔墨之外的情韵处，尝试作纵深开凿，横向发挥；或变换叙事视角，或调整人生观感，或翻案求奇，或破体为诗，多可供开发创意，发挥遗妍。要之，宋诗之学古通变，创意造语之道，多针对典范作品之模棱处、矇眬处，空白处、否定处、粗略处、轻忽处，进行发现、推敲、经营、安排、建构，其中缘饰、附会、填补、翻转、杜撰、稼接、联想、组合、模拟、会通诸法，在在可作为吾人开发创意之启示。宋诗之传承与创新之道，继往与开来之方，可于此中探求之。21
文本（基型）自身，存在许多模棱处、蒙胧处、空白处、否定处、争议处、轻忽处，提供后人许多研究发挥的空间，以及着墨之余地。笔者提出“其中缘饰、附会、填补、翻转、杜撰、稼接、联想、组合、模拟、会通诸法”，已证明可以达到开发创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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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张高评：《《明妃曲》之同题竞作与宋诗之创意研发——以王昭君之“悲怨不幸与琵琶传恨”为例》，“论文摘要”，台湾师大《中国学术年刊》第29 期（春季号，2007.03 ），页85。
成效。因此，本文将持续利用诸法，以考察作品。
西方各派的接受美学，都强调读者阅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德国美学家伊瑟尔（Wolfgang Iser，1926—2007）创立阅读现象学，以考察本文的生成或实现，特别重视文学本文的“召唤结构”。作品本文潜藏若干不确定性、空白、空缺、否定性，在在召唤读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或进行创造性填补，或从事想象性连接，这就是文学作品召唤性的含义；而不确定性与空白，便是文学作品具有召唤性的原因。22格式塔（Gestalt，或译完形）心理学，对于文艺作品之审美，有其独特之诠释。略谓：当不完全的形呈现于眼前时，会引发一种强烈追求完整、追求对称、和谐和简洁的视觉倾向。换言之，会激起一股补充空白、恢复完整状态的冲动力，于是大大提高了知觉的兴奋程度，激起一股“探照究竟”之潜在创造力。23历代诗人咏昭君和亲，面对五个系统存在之空白、不完全，情况颇可模拟。
论者指出：文学艺术的空白与未定性，本身就是一种刺激式样；在审美交流及审美感觉生成的过程中，起了中介的召唤和调节功能，具有格式塔心理学之依据。24又称：空白与否定，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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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8），Ⅲ、《文学作品论：本文的召唤结构》，页111—127。
23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四章《纯粹形式及其意味——格式塔的启示》，第三节“‘空白’、‘不完全’与艺术形式”，页111—115。
24金元浦：《空白与未定性：审美感性生成的中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4期，页68—75。
未定性的两个基本结构，是阅读交流的基本条件；而且，是空白导致了本文的未定性。诚如伊瑟尔所言：“一篇虚构的文学本文，从本质上讲，一定要推陈出新，别树一帜，背离人们所熟悉的、规范的有效性”；因此，否定成了文学的本质特征。25接受美学“召唤结构”强调空白与未定性，格式塔心理学凸显空白与不完全的审美效果，在讨论宋人题咏昭君诗，考察传承开拓、阅读接受、创意研发之时，皆有其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