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故事之流传，大抵有五个系统，说已见前。后人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不过就系统之基型从事触发、增补、缘饰，或进行变异、生新、精深、独创而已。宋型文化具有竞争超胜的意识，文坛诗社流行同题竞作之唱和诗，即其绝佳体现。
就《乐府诗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载昭君诗而言，五言古诗居多，短章长篇各半。《全唐诗》所载，七绝最多，其次五绝五律，七律七古较少。《全宋诗》征存之昭君诗，北宋时七古最多，五古其次，七绝与五绝皆少。南宋时七绝最多，其次七言古诗，五言古诗。可见以五、七言古诗题咏昭君，方便纵横变化， 舒展自如，为宋人之擅长。论者研究北宋长篇叙事七古，指出：七言古诗是宋人拓展和深化叙事题材和叙事艺术之结果，极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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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伊瑟尔著，金元浦、周宁译：《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召唤结构》，页220。参考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0），第四章第一节《文学本文与读者的交流结构》，页163—167。
文学史之意义。26本文所举有关昭君故事之题咏，九成五以上多为七言古诗，确有拓展与深化之价值。
宋人作诗，欲开辟有为，除学古通变外，往往发挥创造性思维，故能出其所自得，表现独创自到。创造性思维之特点，为思维空间之开放姓，能从多角度、水平式、全方位考察问题。其附带效益，促成了发散思维、逆向思维、侧向思维、求异思维、独创思维等创造性思考之运用，往往赋予事物独特新颖、活泼卓越的意义。27宋代由于图书传播之便捷多元，宋型文化又隐含创造与开拓之精神，表现于文学创作，遂多体现创造性之思维。宋代诗人所作昭君题咏，有关王昭君和亲故事之诗思，相较于唐诗，遂多深造、自得、新变、独创。兹以四大方面，举例论说之：
一、王安石《明妃曲》与翻案生新
古人既多名篇佳作，宋承前人之后，苟无新意，大可不必重作。宋人作诗，追求“意新语工”及创意造语，道理在此。试看王安石首唱《明妃曲二首》，一时欧阳修、司马光、刘敞、梅尧臣、曾巩、韩维等人，皆有和作。由此可见，王安石此诗在思想境界或艺术手法上，必有令人佩服之优胜处。于是诸家除传承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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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王锡九：《宋代的七言古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宋的长篇故事七言古诗》，页398—402。
27张高评：《创意造语与宋诗特色》，第三章《从创意造语谈宋诗特色》，页 61—66。
28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三章《宋学之主题及其精神》，页303—308。
因袭主题外，无不尽心于改造争胜，企图异化、深化主题，以求作品之独到与创发。先看王安石《明妃曲二首》有何新创？诗云：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之一，《全宋诗》卷541，页 6503 ）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之二，《全宋诗》卷541，页6503 ）
王安石（1021—1086）《明妃曲二首》，对唐人咏昭君出塞之不幸而言，堪称异化新变之作。毛延寿将美人图动了手脚，汉元帝既以图画召幸，王昭君当然无由得见君王，这是昭君一生不幸的关键处。唐人写昭君，就此缘饰附会者不少。王安石诗思新异，跳脱前人之陈说窠臼，二语断定：“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写形易，传神难，何况美人之气质、神态，很难描摹，东晋顾恺之“以形写神”29加以下，至苏轼的《传神记》，30都足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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