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型文化与竞争超胜
史学家杨联升发现：唐宋以来，历史上常出现所谓“朝代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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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散思维、水平思维、创造思维、求异思维，参考田运：《思维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页104、页156、页207、页262。
2发散思维、旁通思维、求异思维、反馈思维，参考张永声：《思维方法大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1 ）页43、页48、页49、页74。
的比赛”，关心注意每一朝代创造了些甚么新记录，多数由本朝人计分，也有后人的评论。宋朝人讲究“事胜前代”者多，可见竞争超胜之意识，自古有之，而宋代尤有自发自觉之共识。3王国维曾谓：“天水一朝，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陈寅恪宣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甚至以为：宋代文化之繁荣，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空前绝后的”。4对应杨联升“朝代间比赛”的说法，宋代文化自有竞争超胜之意识在。
自古以来，文人雅集，每多即兴之作、同题之讴，所谓“不有佳咏，何伸雅怀”是也。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述曹魏邺下文人之雅集，称其“纵辔以骋节”，”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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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程颐宣称“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三个皇帝被俘，全体后妃公主集体卖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就是大怂真正超越古今中外的事，堪称世界第一耻！），吕大防列举祖宗家法十一事，顾炎武推崇宋世有“汉唐之所未及者”四事，《警世通言》《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特提宋朝有三事超胜汉唐。另外，邵雍亦称扬“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刘克庄则标榜“本朝五星聚奎，文治比汉唐尤盛”。参考杨联升：《国史探微》，《国史诸朝兴衰刍论》附录：《朝代间的比赛》，引《河南程氏遗书》卷15、《宋史吕大防传》、《日知录》卷15、《警世通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3 ），页45—47。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8，《康节先公谓本朝五事》，《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第二册，页1818—1819。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正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卷98《平湖集序》。
4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3），《宋代之金石学》，页 7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台北：里仁书局，1982），《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页245。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2期，页137—144 。
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同题竞作，追求超胜，此古今文人雅集之所同。其它，如东晋石崇金谷园诗会、王羲之兰亭诗会、中唐白居易之洛阳九老会所作诗篇，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其中，自有唱和之形制在也。5
试翻检《全宋诗》，唱和之作，可谓触处皆是，无所不在。就朝廷而言，太宗、真宗、仁宗、神宗朝，馆阁唱和及宫廷应制盛行，诸如朝廷节庆、战捷、祥瑞，馆阁文人皆应制歌颂，赏花钓鱼之会，亦应制赋诗，文臣应制，炫巧逞能。6由此观之，诗歌唱和，已蔚为馆阁文化重要体现之一。禁苑馆阁既有此风，文人雅士聚会、结社、送别、征行，亦皆以诗相酬酢。7试考索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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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东晋、南北朝、隋唐之唱和诗，参考赵以武：《唱和诗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8）•《结论》，三、“和诗的价值评估”•页376—384。：考得和诗之价值有三：独特的艺术价值、无可取代的文史价值、珍贵的史学价值。
6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一），洪遵《翰苑群书》卷7，李昉《禁林宴食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3），真53—57。参考诸葛忆兵：〈北宋宫廷“赏花钓鱼之会”与赋诗活动》，《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2），页187—194。成明明：《北宋馆阁与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出版社2007），第七章〈北宋馆阁唱和及宫廷应制），页299—344。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5），附一，〈散佚宋人总集考〉，页513—576。
7如杨亿《西昆酬唱集》2卷、张耒《同文馆唱和诗》10卷、朱熹《南岳唱酬集》1卷、邵浩《坡门酬唱集》23卷等等。散佚不存者如丁谓《西湖莲社集》2卷、《续西湖莲社诗》1卷、杜衍《送王周归江陵诗》2卷、曾公
骋节争驱，任气使才，古今未有殊异，而“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亦与邺下文人雅集作诗并无不同。相形之下，宋人所作唱和诗，更加求巧取能，更加致力于竞赛，尽心于超胜。
《全宋诗》中多唱和之作，除上述应制、征行外，其最大宗在诗社活动，与文人雅集。盖“唱和”，为诗社或雅集最基本之活动。诗社或文人雅集，藉相互唱和，交流诗艺，切磋句法，磨练写作技巧，往往骋才炫学，求巧取能，追新求奇，精进诗艺。8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曾云：“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 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鬪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按：和韵诗有三体，曰用韵，曰依韵，曰次韵。9就作诗技巧而言，作诗时所受拘束之多，理念上被要求技术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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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元日唱和诗》1卷、张逸、杨谓《潼川唱和集》、吴中复等《南键唱和诗集》3卷、徐师闵等《九老诗》1卷、姚辟《荆溪唱和》1卷、王安石《建康酬唱诗》1卷、李定《西行唱和诗》3卷、孙硕《抄斋唱和集》1卷、孙觉《荔枝唱和诗》1卷、苏轼等《汝阴唱和诗》1卷、许份《汉南酬唱集 1卷、廖伯宪《岳阳唱和》3卷、陈天麟《游山唱和》、王十朋《楚东唱酬集》1卷、陈谟《西江酬唱》1卷、莫若冲《清湘泮水酬和》1卷、商侑《盛山唱和集》1卷等二十种，可见唱和风气之盛行。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页 518—584 。
8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8），上编《宋元诗社研究》，页3—15、页31—44。下编《宋元诗社丛考》，页174—200、页 202、页 222—224、页 226、页 235。
9和诗用来诗之韵，曰用韵。依来诗之韵尽押之，不必以次，曰依韵。并依其先后而次之，曰次韵。说见胡震亨：《唐音癸签》（台北：木铎出版社， 1982.7），卷3，页25。参考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台北：华文出
依韵不如用韵，用韵不如次韵。10要之，动辄违禁，创作不易。
顾炎武以为，元白之唱和，本在驱驾文字，穷极声韵，务在“戏排旧韵，别创新词”，欲以难相攻。冯班以为：“诗家和韵，必得体制相当，妍媸相等，如盐梅之共济，方堪献酬，其胜负相轧乃在毫厘间耳。”至于和韵之害人，吴乔称：“如相殴而自絷手足，盖心思为韵所束，于命意步局，最难照顾。”李重华则谓：“次韵一道，因难见巧，虽亦多勉强凑合处”；“盖次韵随人起倒，其遣词运意，终非一一自然”。11可见，和韵之作，犹带脚缭手铐跳舞，往往左支右绌，较难别出心裁，遑论俊逸与清新。诗社唱和，文人雅集作诗，上述和韵诗之种种困境，随时而有。如何自出机轴，因难见巧，“于艰难中特出奇丽”，此文人结社雅集唱和诗之所用心。
二、同题竞作与宋代昭君诗之创意拓展
王昭君故事之流传，大抵有五个系统，说已见绪论。后人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不过就系统之基型从事触发、增补、缘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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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1959），《和韵诗》，言和韵诗有三，说解大抵相似。
10日•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苏轼次韵诗考》，页333。
11和韵诗之艰困难为，顾炎武《日知录》卷21，《次韵》云：“今人作诗，动必次韵，以此为难，以此为巧。”其它，参考冯班《钝吟文稿》，《隐湖唱和诗序》；吴乔《答万季野诗问》第2则；李重华《贞一斋诗说》第31则；陈伯海：《唐诗论评类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1 ），《各体论和韵》，页 594—600 。
或进行变异、生新、精深、独创而已。宋型文化具有竞争超胜的意识，文坛诗社流行同题竞作之唱和诗，即其绝佳体现。
《乐府诗集》、《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载昭君诗，五言古诗居多，短章长篇各半。《全唐诗》所载，七绝最多，其次五绝五律，七律七古最少。《全宋诗》征存之昭君诗，北宋时七古较多，五古其次，七绝与五绝皆少。南宋时七绝最多，其次七言古诗，五言古诗。可见以古诗题咏昭君，纵横变化，舒展自如，为宋人 之擅长。
古人既多名篇佳作，宋承前人之后，苟无新意，实在不必重作。宋人创作，追求“意新语工”，道理在此。试看王安石首唱《明妃曲二首》，一时欧阳修、司马光、刘敞、刘做、梅尧臣、曾巩、韩维等人，皆有和作。除传承基型，拓新主题外，无不尽心于改造争胜，企图异化、深化主题，以求作品之独到与创发。先看王安石《明妃曲二首》有何新创？诗云：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之一，《全宋诗》卷541， 页 6503 ）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之二，《全宋诗》卷541，页6503 ）
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对唐人咏昭君出塞之不幸而言，堪称异化新变之作。毛延寿将美人图动了手脚，汉元帝既以图画召幸，王昭君当然无由得见君王，这是昭君一生不幸的关键处。唐人写昭君，就此缘饰附会者不少。王安石诗思新异，跳脱前人之陈说窠臼，二语断定：“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写形易，传神难，何况美人之气质、神态，很难描摹，东晋顾恺之以下，至苏轼的《传神记》，都足以证明：“意态由来画不成”，王安石此诗，是很有学理依据的。因此，把王昭君不得宠幸，完全怪罪在“丹青写真”上，确实冤杀了毛延寿。这一创意论述，确实是空前未有。《明妃曲二首》其二，写昭君出塞，孤独而伤感。王安石提出“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之劝慰语。由昭君辞别汉家，和亲匈奴而言，汉恩自浅、胡恩自深，可以想见。承前首诗称：“人生失意无南北”，失意人遇逢“胡恩深”，相知相惜，人生自然可乐。言外对王昭君之和亲匈奴，终老塞外，寄予无上之祝福。12此一层立意,亦不经人道，古所未有。
试对照梅尧臣所作《和介甫明妃曲》、13《依韵和原甫昭君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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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南宋高宗朝御用文人范冲等对《明妃曲》之评论有诸多诬蔑。详参漆侠《王安石变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9）， 附录《王安石的《明妃曲》》，页350—365。
13明妃命薄汉计拙，凭仗丹青死误人。一别汉宫空掩泪，便随胡马向胡尘。马上山川难记忆，明明夜月如相识。月下琵琶旋制声，手弹心苦谁知得。
14《再依韵》15三诗，多抒写昭君出塞之怨恨，出于因袭成说，惯性解读，远不如王安石《明妃曲》原唱之生新与创发。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大抵作于仁宗嘉佑四年（1059）。16其后王氏显贵，位居宰辅，于是引发儒士墨客相互唱和，历久不衰。除梅尧臣外，北宋诗人如欧阳修亦有《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明妃小引》诸诗；司马光亦作《和王介甫明妃曲》；曾巩《明妃曲二首》、刘敞《同永叔和介甫昭君曲》、《王昭君》，刘叙有《昭君怨戏赠》诸作，亦皆针对王安石《明妃曲》而发。同题竞作如此，可以想见当时蔚为唱和风潮，参与竞争，企图超胜，已不疑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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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家只欲奉君王，岂意蛾眉入虎狼。男儿返覆尚不保，女子轻微何可望。青冢犹存塞路远，长安不见旧陵荒。（梅尧臣《和介甫明妃曲》，《全宋诗》 卷 261，页 3338）
14武帝常勒兵，北登单于台。始欲以威服，竟亦惭怀来。徒令出塞师，万里求龙媒。未弭后世患，玉颜困黄埃。丹青不足恨，谋虑少徘徊。月如汉宫见，心向胡地摧。在昔李少卿，听茄动悲哀。壮士尚如此，蛾眉安得开。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初冬诚难保，死不如草莱。（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厂《全宋诗》卷259，页3290）
15 一嫁异域去，不复临镜台。念昔辞家时，岂为单于来。适遐固亦命，配丑非由媒。始欲并日月，今嗟随风埃。仆侍共惨戚，山川空徘徊。鸿睛为之悲，肝肠为之摧。宁闻琵琶乐，但闻琵琶哀。休言羊酪甘，谁喜毡庐开。故国万余里，此生那得回。乃知女子薄，莫比原上莱。（梅尧臣《再依韵》，《全宋诗》卷259,页3290）
16宋仁宗嘉佑四年，据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王安石曾伴送契丹使臣，而有北使辽国之事。漆侠：《王安石变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 社，2001.9），页 350—365。
自王昭君出塞和亲，文人歌之咏之，历代络绎不绝。表现于诗歌者，六朝、唐代约89首，北宋38首，南宋诗则有115首。综论昭君诗之主题，大抵有五：或藉琵琶以写怨，或评画图之妍媸，或说红颜之祸福，或论和亲之是非，或述远嫁之哀乐，不一而足。笔者已就“悲怨不幸与琵琶传恨”、“和亲主题之异化与深化”、“南北宋和议与和亲之是非”为例，论述宋代《明妃曲》同题竞作诗之创意研发；17今续以“画图之妍媸”、“红颜之祸福”为核心，论述宋人唱和诗之创意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