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生于六朝唐代之后，面对89首之昭君诗，究竟如开辟谿径？如何创获有得？大抵关注文本基型之“遗妍”，侧重宋诗对唐诗典范之挑战与创意研发，对于前人文本之空白处、未定点、叙事情节之大跨度处，笔墨之外的情韵处，多方作纵深开凿，横向发挥；或变换叙事视角，或调整人生观感，或未经人道，或翻案求奇。宋诗之传承与创新之道，继往与开来之方、此中有之。
宋人论诗、作诗，诗思文思往往发挥创造性思维，以贯彻学古通变、自成一家之自我期许。宋人讲究“事胜前代”，可见竞争超胜之意识，自古有之，于宋为烈。《全宋诗》中多唱和之作，除应制、征行外，最大宗在诗社活动，与文人雅集。藉相互唱和，交流诗艺，切磋句法，磨练写作技巧，往往骋才炫学，求巧取能，追新求奇，以精进诗艺。如何自出机轴，因难见巧？如何“于艰难中特出奇丽”？此文人结社雅集唱和诗之所尤用心。
王昭君故事之流传、后人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不过参考五大系统之基型从事触发、增补、缘饰，或进行变异、生新、精深、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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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钱钟书：《管锥篇》，<毛诗正义•狡童•含蓄与寄讬>，页108。
宋型文化具有竞争超胜的意识，文坛诗社流行同题竞作，唱和诗即其绝佳体现。试看王安石首唱《明妃曲二首》，一时欧阳修、司马光、刘敞、刘敛、梅尧臣、曾巩、韩维等人，皆有和作，南宋诗人同题竞作者尤多。除传承基型，拓新主题外，无不尽心于开发遗妍，追求独到与创发。
王昭君和亲塞外，独留青冢，不必然是造化弄人，或红颜薄命。其中牵涉到三方面之因缘：其一，为“君王先错计，耳目寄他人”；其二，为“延寿私好恶，丹青能乱真”；其三，由于昭君“自倚绝世姿”，“不将赂结毛延寿”，因缘和合，彼此交会，于是决定了王昭君的命运。以下论述，分别就王昭君、毛延寿、汉元 帝三方面，阐说“画图妍媸”之主题，宋代诗人如何追新求异，致力创造性思维。
王昭君姿容之美丽，此六朝唐代以来之共识，宋人所作昭君诗，大抵多用虚写，以凸显其绝世独出之外在美貌。其能事，尤在运用求异思维，深一层说，侧一层说，以形塑王昭君天真、自信、高洁、良善之内在气质。北宋诗人咏昭君，不免沿袭唐诗故事，就“姿容甚丽”之外在美作点染，同时触类略提其内在气质。南宋以降，更推重昭君“志不苟求”之人格美，此或儒学思潮濡染，标榜品格与气质有以致之。由此看来，昭君自恃姿容，“志不苟求”之个性，多少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
自《西京杂记》绍述昭君故事，始有画工索贿情节。因为丹青错画，于是王昭君出塞和亲，流落异域，毛延寿成为关键的黑手与丑角。唐代诗人咏昭君，断定毛延寿无情，狠心为黄金。宋人咏昭君，缘饰附会，变本加厉者多。就追新求异之创造性思维而言，宋人题咏，看待毛延寿的画图，大抵分三个层面：其一， 黄金索贿，丹青乱真；其二，将妍作媸，因祸得福；其三，开脱画工，昭君流芳。题咏如此，见宋人长于思辨，工于翻案，视唐人所作更能妙脱蹊径，别出心裁。翻案之杰作，往往匪夷所思，异想天开，或推倒扶起，或死蛇活弄，有出奇、创新、意外、层深之艺术效果，其独创性创意思维之可贵在此。
其次，造成昭君命运不幸的，还有“凭借丹青”以“省识春风面”的汉元帝。宋人题咏昭君，于此等处着墨不少。汉元帝选美择宠，“只是信丹青”，非由目历亲躬，权柄旁落，莫此为甚。 汉元帝“但信丹青手”，致令画工有机可乘，宋代昭君题咏于此，每多比兴寄托，作若干创意之发挥。欧阳修《再和明妃曲》、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同以比兴寄托方式表述其史家观察，兴寄讽谕，有益教化。曹勋《昭君怨》：“当时岂止毛延寿，对面欺君事更多！”徐钧《王昭君》更直言犯谏，一口咬定“自是君王先错计，爱将耳目寄他人。”要之，诸家所咏，多聚焦“可怜君王目，但寄丹青手”旨趣之挥洒。
由于宋型文化和唐型文化不同，因此，唐宋诗人先后咏写昭君故事，如汉宫秋、出塞泪，以及异域悲、青冢恨，涉笔抒发，审美趣味要自有别。推而至于述说红颜之祸福，和亲之是非，远嫁之哀乐，唐宋诗人亦多有不同。今考察王昭君“红颜之祸福”，大抵分三小节论证之：其一，红颜之祸患；其二，红颜之福泽；其三，红颜薄命与才士不遇之兴寄讽谕。宋学所谓“天理之公，人欲之私”的普遍命题，在政局相对稳定的时代，大抵多否定私人领域，而标榜公共领域。因此，宋人题咏红颜之祸患，固然以公私作判准，即红颜之福泽，红颜之薄命与才士之不遇，亦多斟酌公私作裁断。
昭君之不幸，唐诗较凸显侧重，宋诗则顺带略及。盖唐代声威远及边陲，文明高居四夷之冠。由于中原文化的本位主义及优越感，不容许有平等的“他者”。往往矮化丑化夷狄，未作平等之对待。因此，昭君虽只是一后宫女子，唐人亦不忍其去国出塞，共怜其下嫁单于，共嗟其青冢留恨，纷纷代言其哀伤与怨恨，视 为理所当然。《全唐诗》所录，或叙写出塞之涕泪，或摹绘出塞之悲愁，或代抒异域之憾恨，或刻划故国之思念。相形之下，宋型文化较趋向于淡泊收敛，注重洁身自好，砥砺名节。往往扬弃悲哀，呈现乐观旷达。因此，宋人之题咏，哀伤王昭君怨恨或不幸者，相较不多。有关红颜薄命主题，欧阳修《再和明妃曲》所谓 “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收敛内省，并不怨天尤人，可作典型代表。何等任运，何等内敛，全无唐诗之哀伤与怨恨。出塞之泪已干，异域之恨方休，吉川幸次郎较论唐宋诗之人生观，以悲哀之扬弃为宋代诗歌特色之一，于此可见。
《左传》载“甚美必有甚恶”；《公羊传》强调“为尊者讳”，历代审美观受其影响，遂有红颜祸水之说。以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裁断人情世理，此宋代理学濡染下之“公私观”。王昭君丽质天生，红颜胜人，宋人题咏或以为不祥之尤物，此就公领域视角言之。同情昭君遭遇者，多歌颂其颜色如花，而遗憾其流落天涯，赋分薄命，独留青冢，此就私领域论之也。袁燮以为“从来败德由女美”，可见“却教尤物攒绝域，能为君王罄忠益”；无独有偶，陈宓亦开创出“婉娈同戈殳”之警策语。郑清之特提“妖丽贻患”为驱遣昭君出塞寻得一冠冕堂皇理由，亦不过“天理之公”而已。从君王毁誉、朝廷安危、国家兴亡等公共领域方面设想发论，小我人情之“私”，毕竟远不如大我天理之“公”。宋人诗称昭君为尤物、为婉变、为妖丽，口诛笔伐之，大抵多就朱熹所谓“是底即天理之公”作判准。毕竟，“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如何取舍其中自有一代之文化意识在。
以“天理之公”、“人欲之私”，看待昭君出塞，和亲匈奴，于是红颜胜人，或目为祸胎，或视若败德，谓足以贻患，宜攒绝域。宋人之题咏昭君，除批判红颜之祸害外，又作另类而两极化之评价，独辟蹊径，别具只眼，颂扬红颜之福佑与德泽。依其内容指向，可分为二：其一，绥靖边尘，蛾眉有用；其二，失意可恨，和戎不朽。前者就天理之公言，后者依人欲之私说。相较于唐诗之咏昭君，两宋诗人题咏，妙处正在刻抉入里，穿凿得宝。宋诗于同题共作，遗妍开发处，更富于创造性之求异思维。其中变通性、独创性，以及探索性，是其主要特征。
就“和亲之是非”主题而言，唐以前昭君诗着墨不多。宋辽盟约，岁贡绢银，称兄道弟，北宋诗人题咏昭君只有9首。南宋绍兴以来，宋金和议不断，纳币丧权，降尊辱国，堪称前所未有，于是南宋诗人题咏，兴寄模拟，影射讽谕遂多，乃高达30余首。或许两宋四大和议之制约，于是对昭君和亲之品题，多作正面之推崇，甚至高度之礼赞。昭君和亲之效益，表现在汉胡边境“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边民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这些跟王宫女以卑贱宫女之身陪父子睡觉有什么关系？）。宋代诗人咏昭君，或有见于此，都从“妾行虽危汉室安”公众利益视角着眼，观照昭君绥靖边塞，有功家国之 史实。两相对照，御戎备边之将帅遂相形见细。
北宋政策以文御武，守内虚外，影响所及，“将帅愚懦，郡国空虚”；“出戍则亡，遇敌则溃”。南宋绍兴和议后，更加军政不修，将士骄惰，无复激昂奋厉之志，行路之人皆知诸将不可用。守边将帅如此，安能备边退敌？题咏昭君诗，遂借题发挥，而有所进退抑扬。所谓“静得胡尘唯妾身，汉家文武合羞死”； “蛾眉却解安邦国，羞杀麒麟阁上人”；“汉宫眉斧息边尘，功压貔貅百万人”（若无千万将士血，宫女何得配单于？胡奴自能践宫女，毕竟貔貅功最足！）云云，意深语切，讽刺多在言外。无论庙堂将相策，邦国安危计，或者天山的埃尘，白沟的战尘，汉塞的风尘，皆攸关公共领域之议题，在“天理之公”的天平下，昭君和亲之怨恨愁苦可以不计，而安邦靖边的功勋，足以德泽当代，福被后世。宋代诗人题咏，或从“小我之私”视角，论述福报与留芳，亦堪庆幸和告慰于昭君。
宋人题咏昭君，开发遗妍之法，多从侧面、旁面、反面、对面研发议题，大有禅宗“不犯正位”之路数，翻案生新是其中常法。或因祸得福，或弄拙成巧，或委屈求全，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所谓“能为君王罢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尘”； “宁为龙塞青青草，不作昭阳细细腰”；“此身端可清边患，谁惜龙沙以北行”； “一时抱微恨，千古留剩馥”；“粉身能报国，妾不爱娥眉”云云。类似“妾行虽危汉室安”，“但愿夕烽长不惊甘泉”之系列论述颇多。舍己为群，大公无私，确实符合宋代“公私概念”之自觉意识。
红颜薄命与才士不遇间，有若干相通相融处。宋人题咏昭君，往往触类引申，作为比兴寄托之发挥，此创造性思维中之旁通思维法。如“生男禁多才，生女禁太美”；“自古佳人多命薄，亦如才士多流落”；“不信但看奇男子，多少尘埋未见知”；“世间妍丑何曾分，自古贤愚亦如此”；“美好招世患，谗谄过忠告”；“自是 君王先错计，爱将耳目寄他人”皆是。宋人题咏昭君，如欧阳修云：“耳目所及尚如此，万瑞安能制夷狄”；王安石曰：“人生失意无南北”、“人生乐在相知心”等等，即是风雅比兴，兴寄讽谕，有益治道经世之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