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和亲的故事，载存于班固（32—92）《汉书》者，最为原始滥觞。1其次，则《乐府诗集》所载蔡邕（133—192）《琴操》，2叙述另类，情节独特。其三，东晋石崇（249—300）（王明君辞并序》，3误读历史，移花接木，将公主琵琶转移为昭君琵琶。其四，则号称葛洪（283—363）所撰《西京杂记》，4踵事增华，秀异可观。其五，则刘宋•范晔（398—446）《后汉书》所叙，5情节完整，将昭君美丽形象具体化、生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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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卷9《元帝本纪》；卷94下《匈奴传》，页297、3803—3808。
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台北：里仁书局，1984.9），卷59《琴曲歌辞三》，汉王嫱《昭君怨》。《乐府解题》引《琴操》，页853。
3 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台北：世界书局，1978），《全晋诗》卷4，《王明君辞并序》，页401—402。
4晋•葛洪：《西京杂记》卷2，《王嫱》，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宛委别藏本），卷66，页3090—3091。
5刘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集解》（台北：艺文印书馆，1958），卷89《南匈奴传》，页1057—1058。
就近代发现之敦煌遗书而言，涉及王昭君之文献有四，6有关王昭君和亲故事及人物形象，较前文所述五个系统之空白与未定，又有所添加、滋长，尤其是《王昭君变文》。唯敦煌写本抄定后，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间，皆封存于敦煌石窟中，可以存而不论。后代述说昭君故事，状写昭君形象，大抵多就以上五个系统作粉本，进行生发、补充、增订、创作。
王昭君之人物形象，除上述五大系统基型外，唐宋诗歌颇开发其中之空白处、模糊处、未定处，进行孳乳与加工，缘饰与杜撰。相较于唐诗，宋诗多体现异化、新化、深化、广化之趋向，正足以论定其传承与开拓之价值。笔者近年曾以王安石《明妃曲》为核心，就唐宋诗中有关昭君题咏作上究下探，7获得如下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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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伯2553《王昭君变文》，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成都：巴蜀书社，1990 ）， 页191 —226。伯2553、伯2673、伯4944三个写本，同是《王昭君（安雅词），见柴剑虹：《敦煌唐人诗人选集残卷（伯2555）补录》，《文学遗产》1983 年第4期，页146。后辑入《西域文史论丛》（台北：国文天地杂志社，1991.3 ）， 页270—271。伯2748《王昭君怨诸词人连句》，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上册，页76—77。斯0555《昭君怨》，潘重规：《补全唐诗新校》，《昭君怨》其三，斯五五五，《华冈文科学报》第13 期（1981 年 6 月）,页188。
7张高评：《王昭君和亲主题之异化与深化——以《全宋诗》为例》，陈平原、张洪年主编：《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页103—124 ；《南北宋和议与宋人之题咏昭君——以和亲之是非、遗妍之开发为例》，未发表；《《明妃曲》之唱和与创造性思维：以宋诗题咏画图妍媸、红颜祸福为例》，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诗歌传统与文本研究”国际论坛（2010年12月3—5日）；《清代王昭君题咏之因袭与创新——以琵琶之哀怨、和亲之是非为
就昭君在汉宫之遭遇而言，唐宋诗共同关注造成不幸之缘因；重轻之间，依序为容华误身、图画失真、以及拒赂黄金，而且后二者互为因果。补充了许多文本的空白处、未确定点，以及朦胧处、粗略处。唐代诗人喜好就后二者叙写，对容华误身”较少渲染刻画。宋代诗人则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咏叹昭君冷落汉宫及悲怨和亲的不幸，偏爱从“容华误身”、红颜薄命去发挥，此《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叔向母所谓“甚美必有大恶”。
昭君出塞之悲愁，与含恨异域之不幸，为唐宋诗齐心关怀，极力渲染之两大主题。自古以来，中国外患多来自北方，由于中原文化的本位及优越感，视自身为“我者”，为中心；遂矮化丑化夷狄之邦，看作“其心必异”的“他者”，甚至目为“边陲”，非我族类。此种文化意识投射在文学，于是昭君不过为一后宫女子而已，遂不甘心、不忍心下嫁单于，唐宋诗人共伤其去国，共怜其出塞、同情其憔悴异域，共哀其含恨青冢，其中隐然有“我者”与“他者”之意识在。8
就昭君出塞历程而言，唐宋诗人多特写其去国之泪，及出塞之悲。宋代《春秋》学昌盛，“正统论”研讨热烈，故北宋诗人所咏昭君之悲情不幸，较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人经营意象，处理场景，除传承唐人“化景物为情思”之手法外，又多夹叙夹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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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主办「明清文学研究新动向」（2010年12月8—10 日）。
8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社•2009），《引言》，页2；〈周代封建的天下〉，页18。〈唐代的中国》，〈宋代：列国制下的中国》，页65—83。
寓物说理，借事明义。唐诗议论，多“带情韵以行”，故较婉约含蓄。宋人喜好翻案，以期推陈出新，于咏昭君诗可见。由于琵琶哀怨之曲调，足以愁塞月、恨边云、敛人眉、诉衷情，故唐宋诗人咏昭君出塞和亲之不幸，往往藉琵琶书写心声。自石崇提示开端，至杜甫、李商隐踵事增华，至宋人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秦观诸家之缘饰附会，孳乳展延，悲怨不幸之形象乃大抵完成。于是如王楙《野客丛书》所云：“今人画明妃出塞图，作马上愁容，自弹琵琶。而赋词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9于是移花接木，李代桃僵，公主琵琶与昭君琵琶乃混同为一。王安石《明妃曲》、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叙写昭君和亲故事， 传承杜甫《咏怀古迹》“千古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之观点，聚焦琵琶，特写琵琶，跃升为主体焦点，将生平之怨恨与不幸，凭借琵琶旋律表出。其它两宋诗人咏昭君诗，也都有类似之 遗妍开发。
对于王昭君“丰容靓饰，光照汉宫，顾景徘徊，竦动左右”的秀色妍姿，令汉元帝惊艳且“不自持”的美貌，究竟是祸还是福？北宋以前诗人多持两端：既说其“荣华自误”，又称其自信自恃。南宋诗人歌咏昭君美丽，或翻转其说，更多从倾城倾国、美人祸水各方面去论述；更有称其和戎靖边，功勋不让卫霍者，创造出许多翻案奇作。这种推陈出新、意外自得的翻案手法，晚唐人偶用，北宋诗人大开风气，南宋踵事增华，使得昭君和亲有了新颖独特、“别生眼目”的诠释角度。翻案诗至南宋而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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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宋王楙：《野客丛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册852，卷10《明妃琵琶事》，页632。
形成宋诗特色之一，昭君诗中多用此法。10
昭君饮恨异域，独留青冢，唐宋诗人不约而同，共叹其不幸。唐人所咏昭君身处异域之憾恨，可以“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 江南江北”二语概括，尤其侧重叙写故国之怀思。宋人所作，在创作手法上，注重迭映与对比，叙述视角上，则关注梦归汉家及情托南雁。其它，有立意因袭，而内容更加深化广化者；亦有生发议论，独具只眼者；更有会通诸长，化成新作者，多有可观。
北宋诗人叙写“青冢”，如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二及《明妃曲》，亦以悲怨为主，知南宋诗人之悲怨，继承有自，这是对传统的“证同”，也是南宋诗人咏昭君和亲的第一种评价。南宋诗人咏昭君“死留青冢”，另有表现乐天知命、无怨无悔者，这是第二种评价。又有一类诗，扬弃悲哀，标榜立功不朽，则是第三种评价。南宋诗人咏史，以昭君和亲，立功不朽为说，虽曰“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亦足以告慰其平生。此种人生观感，北宋诗人尚未发明，何况唐代诗人？宋诗注重反思内省，尚意贵理，此乃宋型文化之体现，南宋昭君诗可见一斑。
汉魏六朝之审美意识，大体是“以悲怨为美”11。唐代继承此一传统，观物论人遂多体现悲情意识。北宋诗与两宋词传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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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高评：《创意造语与宋诗特色》（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8.12），第九章《同题竞作与宋诗之创意研发》，页389—443。
11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6，《全汉文》卷42，《好音以悲哀为主》（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0.8），页946—951。又，参考拙作《建安诗人与悲情意识——以三曹七子诗歌为例》，《第三届中国诗学会议论文集》，页183—222。
遂多以悲怨为美；至北宋末到南宋，朝廷崇儒右文，儒学致力自持自适，才化悲怨为乐观旷达。两宋咏叹昭君之诗歌，一方面传承唐诗悲怨哀恨之审美意识，一方面于叙述视角、意象经营，以及创意造语，多有显着之变异与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