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和亲匈奴，发生在汉元帝竟宁元年(B.C.33)。其后历代文人吟咏不绝，唐代公主和亲踵其故事，宋代四大和议神似而貌不似，都触发或多或少之题咏。表现于诗歌者，在蒙元以前，题咏昭君之诗已多达242首以上，王昭君故事流衍有五大基型。六朝以来到南宋昭君题咏，姑且作为《汉宫秋》研究之对照组。
就昭君和亲之本事而言，历代文人演述之，各有不同的偏好与侧重。汉胡之强弱、华夷之分际、公私之交战、雅俗之接受、审美之流变，为其中之影响因素。唐宋诗人对王昭君之评价，大抵多从五个层面进行诠释：或藉琵琶以写怨，或评画图之妍媸，或说红颜之祸福，或论和亲之是非，或述远嫁之哀乐。其中，和亲之是非，讨论最为热络，至清代题咏依然最多。12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称：“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于是元人演述昭君故事，不得不追求转化与创新。
元代马致远(1250 —1323 )《汉宫秋》，作为叙事诗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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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高评：《清代王昭君题咏之因袭与创新——以琵琶之哀怨、和亲之是非为例》，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主办“明清文学研究新动向”学术研讨会论文， 2010 年12 月 8—10 日。
称元曲压卷之作，以叙事为主，不以品题人物，论断是非为务。于是有关昭君出塞和亲之故事，如画图之妍媸、红颜之祸福、和亲之是非、远嫁之哀乐等各种诠释解读，因时移势迁，大多删略不言。只有画图之点破、红颜之祸害，顺带略及而已，未尝作引申发挥。文学作品有因有革、有拟有改、有述有作，有模仿更有创造。竞争超胜之道，往往对于前人文本之空白处、未定点、叙事情节之大跨度处，笔墨之外的情韵处，尝试作纵深开凿，横向发挥。如此，将多可以挥洒遗妍，开发创意。《汉宫秋》曲文之创作，即有如是之优长。考察《汉宫秋》所措意者，则有下列六大项目。
就本事之变异与创新言，《汉宫秋》之叙事视点在汉元帝，与历代诗文以王昭君为当然主角不同；昭君和亲故事场景当然在塞外，《汉宫秋》巧妙将塞外穹庐挪移为汉宫场景。除此之外，《汉宫秋》将汉胡之形势，转强盛而为衰弱；琵琶之传情，从怨恨变 为孤闷。史书之元帝重信，杂剧之君王多情。史传诗文之王昭君，出塞和亲；马致远之《汉宫秋》，投江殉国。要之，马致远《汉宫秋》之优胜，犹如章学诚论史学“成一家之言者”所云：“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13，由此观之，其中提示许多有关经典转化创新之道。
有关王昭君故事之研究，历来论着不少，大多为单篇论文。如张寿林《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梁容若《关于王昭君之历史与文学》、王季思《从《昭君怨》到《汉宫秋》——王昭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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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9），内篇四，《答客问上》，页138。
悲剧形象》；14此1980年以前之成果。近十五年之成果，则如陈鹏翔《主题学理论与历史证据——以王昭君传说为例》，15从主题学视角作宏观论述，值得参考。曾永义《民族故事伍，王昭君故事》，16从原型、孳乳、演化诸发展规律，作为诠释进路。张高评《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唐宋诗之异同——北宋诗之传承与开拓》，17探讨汉宫秋、出塞泪、异域恨三大主题类型，以对比出宋诗之特色。其它，尚有大陆期刊论文若干篇，新意不多。18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汉宫秋杂剧》的文学性》一文，阐述《汉宫秋》藉风流天子表现人间爱情，以为此乃动人心弦处，亦即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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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寿林：《王昭君故事演变之点点滴滴》，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下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页609—648 ；梁容若：《关于王昭君之历史与文学》，《大陆杂志》1卷9期（1950.11 ），页；王季思：《从《昭君怨》到《汉宫秋》——王昭君的悲剧形象》，《王季思学术论着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0），页526—541。
15陈鹏翔：《主题学理论与实践：抽象与想象力的衍化》（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01.5），页 257—296。
16曾永义：《俗文学概论》（台北：三民书局，2003.6），三编《民族故事伍，王昭君故事》，页495—508。
17衣若芬、刘苑如主编：《世变与创化：汉唐、唐宋转换期之文艺现象》（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页487—526。
18如胡小成：《古代昭君题材的历史演变”《求是学刊》33卷2期（2006.2），页115—120；王宝琴：《昭君形象的类型及其文化类涵》，《西北师大学报》44卷4期（2007.7），页73—78 ；王作良：《《琴操》与昭君题材的文学化进 程》，《宁夏大学学报》29卷4期（2007.7 ），页37—42。
所在。19此一观点，颇有参考意义。
至于专著，所见有两本：其一，巴尔特编选《昭君论文选》，为相关论文之汇编；20其二，为张文德《王昭君故事的传承与嬗变》,为作者之博士论文，就昭君故事之形成,唐宋诗歌、散文、传奇、变文之传承发展，明清杂剧小说之生成与嬗变，作宏观流变之梳理，自有其参考价值。21本文参考前人论着成果，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笔者参考昭君故事之五大系统，对照唐宋诗有关王昭君形象之塑造，考察《汉宫秋》所措意者，得出下列六大项目，其中自有许多异人所同之成果。论证如下：
一、视点转移：从昭君转化为元帝
王昭君故事之五大系统，以及敦煌变文、唐、宋、金、元诗词之所述，六朝以来士人演述昭君故事，大多以王昭君为主体，进行叙事、题咏。22相形之下，汉元帝只是陪衬之配角，在唐宋昭君之题咏中，受关注之份量，甚至不如画工毛延寿，情节甚少，着墨不多。
唐人题咏昭君故事，多以王昭君之不幸为焦点，顺带略及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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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译：《<汉宫秋杂剧>的文学性》，《台湾戏专学刊》第 7 期（2003.7），页 56—58。
20巴尔特编选：《昭君论文选》（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3）。
2,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上海：学林岀版社，2008.12）。
22可永雪、余国钦编纂：《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第一编《诗》，页3—63 ；第二编《词》，页231—233 ；第四编《说唱》，页 253—293。
工毛延寿，而轻点汉元帝。宋金诗人题咏，则广泛讨论造成王昭君不幸之缘因，或以为王昭君“倚绝世姿，不赂毛延寿”；或指斥毛延寿：“画工私好恶，丹青能乱真”；或评议汉元帝：“君王先错计，耳目寄他人”。汉元帝于王昭君故事流传中，首先受到关注，叙写聚焦，在宋金人题咏中，大抵多出于讽谕得失，兴寄治乱。如欧阳修《再和明妃曲》：“耳目所及尚如此，万瑞安能制夷狄”；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文同《王昭君四首》之二：“谁知金屋宠，只是信丹青”；孙嵩《明妃引》：“可怜君王目、但寄丹青手”；曹勋《昭君怨》四首之二：“当时岂止毛延寿，对面欺君事更多”；又，《王昭君》：“君王视听能无壅，延寿何知敢妄陈”；徐钧《王昭君》亦云：“自是君王先错计，爱将耳目寄他人”；23由此观之，汉元帝无疑是一位视听被蒙蔽，无知而妄信，识人不明，大权旁落的一位昏君。帝王形象如此，治国无方如此，遂连累昭君和亲匈奴。揆诸《汉书•元帝纪》，这不过是藉题发挥，比兴寄托而已。《汉书•元帝纪》赞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 分寸节度，穷极幼眇。”又美其“宽宏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24多才多艺，长于历史、音乐，有宽宏、恭俭、温雅之风范。历史事实显示，汉元帝并不昏庸（元帝确是昏君，但昏庸是表现在治理国家上，仅仅因为他不睡王宫女就被称昏庸，未免太冤！帝王要紧的是国家，不是区区一个婆子！）。昭君故事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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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张高评：《《明妃曲》之唱和与创造性思维：以宋诗题咏画图妍媸、红颜祸福为例》，“中国诗歌传统与文本研究”国际论坛论文(2010.12)，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页12—18。
24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元帝纪第九》，“赞曰”云云，页 298—299。
叙事视点真正聚焦在汉元帝，得期待马致远《汉宫秋》。
马致远《汉宫秋》发挥创造性思维中之求异思维（divergent thinking），致力变通、探索、独创，25于是反客为主，将《汉宫秋》变为末本戏，以汉元帝为主角。杂剧各折情节，都以正末元帝为叙事视点，唱出所见、所思、所闻、所感；王昭君于《汉宫秋》虽为正旦，却已退居配角，只有科白，并无唱词。如此安排，已跳脱昭君出塞和亲之历史使命，而凸显出元帝对昭君的爱情和迷恋，所谓“愁花病酒”之风流；以及贵为天子，却“一身不自由”之苦楚。亡国之君的荒唐、软弱和无奈，已具体而微勾勒。其中自有许多兴寄与讽谕，意在言外。《汉宫秋》剧中，汉元帝虽然无能，又身陷困境，对昭君之爱情却一往情深，始终不渝。爱情真挚如此，所以能感动人心，成为文学瑰宝。26
据钟嗣成《录鬼簿》记载，元代叙写昭君故事之杂剧，共有四本：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马致远《汉宫秋》、吴昌龄《月夜走昭君》、张时起《昭君出塞》。除《汉宫秋》外，其它三本皆已亡佚。27就剧名推想，前两种为末本戏，后二者为旦本戏。关汉卿（ 1225—1300）时代，约早于马致远25年。所以学界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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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参考张永声主编：《思维方法大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1），〈求异思维法〉，页49—50；田运主编：《思维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3），《求异思维》，页262—263。
26 日•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译：（《汉宫秋》的文学性），《台湾戏专学刊》第7期（2003.7），页56—58。
27元• 钟嗣成、贾仲明编•浦汉明校：《缘鬼簿正续编》（成都：巴蜀书社•1996），卷上，<关汉卿>，页55；<吴昌龄>，页96；<张时起>，页99。
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对马致远《汉宫秋》创作必有影响。28元杂剧另一名家白朴（1226—1306），约长马致远24岁，所作《梧桐雨》，铺述唐明皇杨贵妃间悲欢离合之爱情故事。论者已将《汉宫秋》、《梧桐雨》二剧之相关相同内容，逐一比对，发现有若干巧合，推测两剧必然存在某种传承因袭关系。白朴是否影响马致远？不无可能。29
总之，历代演述昭君故事，不以王昭君为叙事焦点，改由汉元帝为叙事主角，此种反客为主之视点转移，马致远《汉宫秋》纵然不是创始，然集成光大之功，堪作叙事文学中，经典转移之优良示范。
二、空间转变：自塞外挪移为汉宫
王昭君故事之情节，尤其是汉宫与塞外的若干场景，《汉书》《元帝纪》与《匈奴传》、《琴操》、石崇《王明君辞》、《西京杂记》、《后汉书》《南匈奴传》，都呈现许多“空白”和“未定性”，期待后人之填充和补强。宋人于此，颇致力创意之研发。譬如昭君出塞前夕，衡情度理，应有一场“临辞大会”。这一送行仪式，上述文献都未有记载，宋诗则绘声绘影，呈现当时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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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12），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第四章第一节〈《汉宫秋》与昭君故事初步定型>，页138。
29同上，第二节《<汉宫秋>与<梧桐雨>的比较》，页148—157。案：俞大纲：《戏剧纵横谈》（台北：文星书店，1967），<梧桐雨与孤掌难鸣宫秋）一文，早已谈及。
诗人对于空白的填充，未定性的具体化，凸显诗人探察究竟，避同趋异，裨补阙漏的创作冲动，增强了昭君文学形象的鲜活性和丰富性。宋代诗人多用七言古诗长篇题咏昭君和亲故事，其中塑造形象，增补场景，暗合格式塔（完形）心理学所谓“接受者对于未定性与意义空白的填补，具有心理追求的内在需要”；进行空白与未定性的完形，方可产生审美的愉悦。30
王昭君和亲之故事，在五大系统基型之后，六朝、唐、宋诗歌、变文，涉及之相关场景，除掖庭孤闷、临辞大会以外，出塞、和亲、靖边，乃至于青冢流芳，空间场景多在匈奴与塞外。昭君和亲本事，顾名思义、惯性思维，舞台安排想当然尔在异族北地，塞外胡天。宋人作诗，注重创意思维，常就五大基型之空白处、 未定处作“遗妍之开发”，其中或就掖庭孤闷作渲染，或就临辞大会作铺写，空间多定格于汉宫，诗思措词颇富于创造发明。尤其前者，堪作马致远《汉宫秋》之孤明先发者。
如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31增添王昭君和亲之临辞场景，补充昭君塞外生活之剪影。刘敞《王昭君》，32设身处地，妆点临辞场面，此诗有补充之功。薛季宣《明妃曲》，33亦刻划王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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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金元浦：〈空白与未定性：审美感性生成的中介》，《中国社会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4期，页74。
31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7），卷499，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页6044。
32 同上，《全宋诗》卷467，刘敞〈王昭君〉，5667。
33同上，《全宋诗》卷2475，薛季宣〈明妃曲〉，页28696—28697；四库本《浪语集》卷12，册1159，页232。
君临辞之场景，填补了昭君故事许多空白与未定。王洋《明妃曲》，34分咏汉宫春怨、辞别汉宫，以及出塞苦辛三个场景，详尽周赅，为诗篇少见。除此之外，昭君和亲场景，则大多如邢居实《明妃引》所叙，35极力铺写胡天黄沙、胡笳南雁，营造塞外之场景。洪咨夔《昭君行》所述，36则特写昭君和亲之喜乐场景，营造为歌舞 欢笑之氛围。上述场景，或安排于汉宫，或设定为塞外，观照宋人所作153首昭君题咏，场景之铺陈凸显，可谓绝无仅有。其余所涉空间，无论远嫁、出塞、和亲、靖边、身后，都不离匈奴塞外之场景。即使敦煌写本《王昭君变文》，叙事场景亦安排于胡天穹庐。
《汉宫秋》杂剧之新异处，在挪移塞外之空间,转变为汉宫之场景。如此，颇有利于以汉文帝为正末、为视角，以观照爱恋昭君、单于求亲、渖桥伤别、孤雁幽梦、讽谕将相诸情节。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一个文本，观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马致远《汉宫秋》以正末为主角，以汉元帝现身说唱推动情节发展， 即以汉元帝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为视角，一以贯之。单一的限知视角，固然便于集中聚焦抒写，然同时留存若干模糊和虚空，可以提供读者联想余地，开发空间。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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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同上，《全宋诗》卷1687，王洋〈明妃曲〉，18937。
35同上，《全宋诗》卷1302，邢居实〈明妃引》，页14810。
36同上，《全宋诗》卷2890，洪咨夔〈昭君行〉，页34473。
37 杨义：《中国叙事学》（嘉义：南华管理学院，1998.6），《视角篇第三），页251—275。
三、帝王重塑：由天子重信转为君王多情
有关汉元帝之形象，无论小说或正史，都一致认为是位“重信于外国”、”难于失信”的君王。《西京杂记》谓：“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后汉书•南匈奴传》亦称：“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换言之，在国际诚信与美人赏爱取舍上，汉元帝很无奈的割舍赏爱，而成全诚信。一小说，一史传，都是这样认定的。
宋人崇德尚格，故题咏昭君和亲，亦标榜诚信无欺。文同《王昭君四首》之三云：“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38王洋《明妃曲》曰：“当日君王喜且惊，欲留失信去关情。”亦有转化诚信为昭君之深体君心者，如徐得之《明妃曲》称：“妾生岂愿为胡妇？失信宁当累明主”39王炎《明妃曲》亦谓：“约言已定不可悔，毡车万里随单于。”40诚如无名氏《王昭君上汉元帝书》所云：“中华之所以贵于外邦者，以其有信耳，陛下岂以一女子失信于呼韩邪哉？”41由此观之，汉元帝之形象，一般而言，是重然诺，守诚信，能为江山国家大局设想的君王。
汉元帝讲诚信，以江山社稷为重的形象，转化为体贴多情，甚至风流天子，是逐渐演变的。首先，汉元帝和王昭君第一次见面，应当是在单于来朝求婿，临辞大会元帝召见昭君的公开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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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文同：〈王昭君四首〉，《全宋诗》卷432，页5304。
39徐得之：〈明妃曲〉，《全宋诗》卷2334，页26837。
40 王炎：〈明妃曲〉，《全宋诗》卷2559，页29688。
41 可永雪等：《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页434。
《西京杂记》叙写汉元帝召见王昭君，发现昭君“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后，内在反应是“帝悔之”，追悔莫及。《后汉书•南匈奴传》亦摹写临辞大会上，“昭君丰容靓饰，光照汉宫，顾景徘徊，竦动左右”；能令“帝见大惊，意欲留之”。汉元帝贵为天子，后宫佳丽三千，理当“曾经沧海难为水”，今日一见昭君，竟然是“除却巫山不是云”。《西京杂记》所云“帝悔之”，《后汉书》所称“帝见大惊”，已隐含君王之动心与多情，留给后世文人许多想象空间，纷纷针对上述空白、未定处，进行创造性填补。其后，敦煌《王昭君变文》，叙单于王之怜香惜玉，体贴入微，亦隐然有多情君王之雏形。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之一云：“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称：“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君王也略有动情之倾向。宋代崇儒右文，理学道学昌盛，对于天理公义与人欲私情之论述，趋向不以私情妨害公义，42因此，诗文小说中汉元帝和王昭君在“私领域”方面，不可能有任何发展。甚至于从春秋时代《左传》所载“甚美必有甚恶”之审美观，一直紧扣在宋代文学的论述上， 多以为红颜胜人，将招来祸患，如陈宓《和徐绍奕昭君图》：“世人重色多欷歔，不思婉变同戈殳”；袁燮《昭君祠》：“从来败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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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日•沟口雄三著，汪婉译：《中国公私概念的发展》，《国外社会科学》1998 年2期，页61。又，沟口雄三著，冉毅译：《“公”的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区别》，从思想史看来，主张肯定“私”的，仅有六朝，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国的三次政治大动荡时期。《船山学刊》1999年第2期，页48—52。后辑入沟口雄三著，郑静译，孙歌校：《中国的公与私公私》（北京：三联书店，2011），页 1—302。
女美，褒姒骊姬及西子”；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伐国曾闻用女戎，忍留妖丽汉宫中？”萧澥《昭君词》：“会得吴宫西子事，汉家此策未全疏”。43由此观之，汉元帝与王昭君之恋情，在宋型文化之氛围下，不可能有突破性之发展。王昭君故事情节之突破，正有待马致远《汉宫秋》之曲文。
王昭君和亲故事之流传，至马致远《汉宫秋》，状写汉元帝之痴情与离恨，俨然塑就风流帝王之形象，始令读者耳目一新。首先，在第一折，汉元帝一上场所唱《仙吕点绛唇》，就给读者观众一个风流无赖的形象，所谓“车辗残花，玉人月下吹箫罢；未遇宫娃，是几度添白发！”以象征手法，形塑一位天生情种，风流帝王，颇有叙事之悬念效果。第二折叙述元帝自见了王昭君，如痴如醉，久不临朝，称“近新来染得些症候”，其中“一半儿愁花病酒”。当尚书令五鹿充宗建请“昭君娘娘和番”时，元帝气急败坏，悲愤莫名，只为红颜：
（驾云：）我养军千日，用军一时。空有满朝文武，那一个与我退的番兵！都是些畏刀避箭的，恁不去出力，怎生教娘娘和番？（《汉宫秋》第二折）44
（驾云：）您众文武商量，有策献来，可退番兵，免教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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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陈宓：〈和徐绍奕昭君图），《全宋诗》，卷 2852，页34006。袁燮：〈昭君祠），《全宋诗》卷2646，页31000。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全宋诗》卷2898，页34621。萧澥：<昭君词》，《全宋诗》卷3254，页38822。
44 顾肇倉（学颉）著：《元人杂剧选注》（台北：世界书局1968.11）•《汉宫秋》，第二折，页127—128。
君和番。大抵是欺娘娘软善，若当时吕后在日，一言之出， 谁敢违拗！若如此，久已后也不用文武，只凭佳人平定天 下便了。（同上，页129）
“文武商量，可退番兵”，只为了”免教昭君和番。无奈满 朝文武庸懦无能，束手无策，元帝责怪他们：”大抵是欺娘娘软 善！”甚至意气用事地说：”久已后也不用文武，只凭佳人平定天下便了！”固然句句讽刺将相无能，家国不保。45而一心一意袒护美人，以至于感情用事。是置昭君之去留，高胜于汉匈和平之上。 元帝之痴情多情，可以想见。有关汉元帝对王昭君之深情与离思，精彩处尤在第一折曲文，堪称描情写恨，当行本色。
《汉宫秋》第一折曲文，在塑造汉元帝成为风流天子，多情皇帝方面，十分细腻精彩，堪称元杂剧中描写情恨之射雕手。梁廷柄《曲话》品赏《汉宫秋》，以为“写景写情，当行本色”；王季烈《曲谈》亦称扬之，以为“词旨妍丽，与实甫《西厢记》相颉顽。”试翻阅《汉宫秋》曲文，妍词丽句多表现于描情写恨、 勾勒姿容、滤桥伤别、孤雁幽梦四大部分。尤其描情写恨，最见当行本色，如下列曲文：
[混江龙]料必他珠帘不挂，望昭阳一步一天涯。疑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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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宋代政策重文轻武，守内虚外，于是将帅愚懦，出戌则亡，遇敌则溃。宋初柳开（947—1000）《代王昭君谢汉帝疏》所云：“以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靖边戌，是大臣之事也。食陛下之重禄，居陛下之崇位者，曰相，宜为陛下谋之；曰将，宜为陛下伐之。”讽刺将相无能，堪作代表（你除了嘴巴还会啥呢？遇上大怂这样的皇帝，什么名将都白给！所以大怂只配全体卖屄！）。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成都：巴蜀书社，1989），卷116，页575—576。
无风竹影，恨了些有月窗纱，他每见弦管声中巡玉辇，恰便似斗牛星畔盼浮槎。（旦做弹科）（驾云：）是那里弹的 琵琶响。（内官云：）是。（正末唱：）是谁人偷弹一曲，写出嗟呀？（内官云：）快报去接驾。（驾云：）不要。（唱：）莫便要忙传圣旨，报与他家，我则怕乍蒙恩把不定心儿怕，惊起宫槐宿鸟、庭树栖鸦。（《汉宫秋》第一折，页121 ）
《混江龙》曲文，设身处地，想象掖庭宫女盼望宠幸，疑恨交加之情形。望断朝阳，疑风恨月，真可作失宠后宫之传神写照。待王昭君弹奏琵琶，汉元帝听出弦外之音：“嗟呀”正是孤闷心声。据《汉书元帝纪》《赞曰》，汉元帝固是知音人。《汉宫秋》写昭君“偷弹一曲”，元帝闻声测情，即知“写出嗟呀”，马致远盖有 据而言然。待内官传令快报接驾，汉元帝却言：“不要！”“莫便要忙传圣旨”，原因是“怕乍恩”引发昭君担惊受怕，无端吹皱一池春水，何等怜香惜玉，何等体贴人意。当王昭君迎接圣驾后，汉元帝唱：
[油葫芦]恕无罪，吾当亲问咱。这里属那位下？休怪我不曾来往乍行踏。我特来填还你这泪揺湿鲛绡帕，温和你露冷透凌波袜。天生下这艳姿，合是我宠幸他。今宵画烛银台下，剥地管喜信爆灯花。（同上）
《油葫芦》曲文，首先对“不曾来往乍行踏”表示请罪，请求宽恕；以帝王之尊，而降尊纡贵如此，诚属难得。于是摇身一变，元帝成为多情天子：亲身慰问致歉，想填还泪帕、温和露袜；承诺宠幸艳姿，保证喜信频传。元帝受琴挑而回响如此，反向之创造性思维，令人激赏。又如：
[赚煞]且尽此宵情，休问明朝话。（旦云：）陛下明朝早早驾临，妾这里候驾。（驾唱：）到明日多管是醉卧在昭阳御榻。（旦云：）妾身贱微，虽蒙恩宠，怎敢望与陛下同榻？（想肏这宫女了）（驾唱：）休烦恼，吾当且是耍，斗卿来便当真假。恰纔家辇路儿熟滑，怎下的真个长门再不踏？明夜里西宫阁下，你是必悄声儿接驾，我则怕六宫人攀例拨琵琶。（同上，页124）
《赚煞》曲文，叙写汉元帝期盼明日醉卧昭阳殿，王昭君云：妾身“怎敢望？”元帝调侃逗弄，轻浮无赖，活画出风流帝王口吻：承诺明朝再踏长门，吩咐昭君：“你是必悄声儿接驾，我则怕六宫人攀例拨琵琶！”词甚狎昵，令人忍俊不住。犹李后主《菩萨蛮》“今朝好向郎边去”，“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所云，46异曲同工：艳情同，轻薄风流亦不遑多让。词虽近似《香奁》，然如《离骚》好色而不淫，生动塑造岀庶民心目中的风流帝王来。
《汉宫秋》第三折，叙述明妃出塞，滤桥伤别。马致远摹写离思别恨，沁人心脾，绝妙好辞，更是所在多有。前折之风流帝王，顿成了痴情天子，如：
[双调新水令]锦貂裘生改尽汉宫妆，我则索看昭君画图模样，旧恩金勒短，新恨玉鞭长。本是对金殿鸳鹫，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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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王兆鹏主编：《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李煜：《菩萨蛮》，页546—549。
翼，怎承望！（《汉宫秋》第三折，页134）
[步步娇]您将那一曲《阳关》休轻放，俺咫尺如天样，慢慢的捧玉觞。朕本意待尊前捱些时光，且休问劣了宫商，您则与我半句儿俄延着唱。（同上）
[殿前欢]则甚么留下舞衣裳，被西风吹散旧时香。我委实怕宫车再过青苔巷，猛到椒房，那一会想菱花镜里妆，风流相，兜的又横心上。看今日昭君出塞，几时似苏武还乡？（同上，页135）
《双调新水令》叙灞桥送别，虽则云旧恩如金勒之短，新恨似玉鞭之长，然本折曲文写作手法却速写新恨，细描旧恩；叙旧恩之俳恻缠绵，正足以烘托新恨之滋长无限。《步步娇》曲文，作异乎寻常之奇思妙想：元帝要求“一曲阳关休轻放”，“与我半句儿俄延着唱”，就算“劣了宫商”，荒腔走板也无妨，只为了“待尊前捱些时光”，期盼时间停格，延缓别离时光。《落梅风》所谓：“可怜俺别离重，你好是归去的忙！”于是“慢慢的”，成为本曲文之时间节奏，哀伤而沉重是其基调。汉元帝虽然轻薄风流，对昭君却是一往情深，《殿前欢》由舞衣裳之留下，唤起了旧时情怀：在人去楼空之后，元帝怕“宫车再过青苔巷”，怕“猛到椒房”，怕睹物思人，怕想起“菱花镜里妆，风流相”。由此看来，这对露水鸳鸳，旧恩为时虽极短暂，情丝却极绵绵悠长。元帝口昌：“看今日昭君出塞，几时似苏武还乡？”别离在即已令人失望肠断，仍痴心盼望他日相会有期，其多情痴情可见一斑。
《汉宫秋》虽为表演艺术，面向普罗观众与听众，语言固然以通俗风趣为主。但其中却有极雕饰、极工巧，用笔极典丽，思致极缠绵怜恻处。综观全剧，莫过于《梅花酒》、《收江南》曲文，如：
[梅花酒]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遶回廊；遶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汉宫秋》第三折，页136—137 ）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同上，页137）
离情别思之铺写，写得回肠荡气如此，堪称极笔。先营造“迥野悲凉”之场景，以草添黄、兔迎霜点染萧瑟场景，接写犬、人、马、车之装束，为“打猎起围场”，迎送昭君出塞作排场，所谓前驱、仪仗，是将为单于阏氏应有之礼数，借景写情，细腻入微。离愁别绪之氛围既已形成，继而分写昭君辞汉主、入穷荒，元帝 上河梁、返咸阳，劳燕飞分，各奔西东。恰如前云：“本是对金殿鸳鸳，分飞翼，怎承望！”自“返咸阳”以下十六句，以辘辘顶真手法，写睹物思人，因景生情，所谓黯然销魂之离情别思，多经由绘声绘影之摹写，而达到兴会淋漓之呈现。尤其《收江南》曲文，以“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双重否定，层波叠澜，翻腾有致。用笔典丽如此，堪称范式。元明戏曲论著，都以东篱造诣为元曲第一，良有以也。
昭君出塞和番，元帝浔桥伤别后，返咸阳、近椒房，而思量泪滴，而无限怀想。马致远刻划元帝痴情恋情，极执着，极绸缪，如云：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汉宫秋》第三折，页137）
[醉春风]烧尽御驴香，再添黄串饼。想娘娘似竹林寺不见半分形，则留下这个影影。未死之时，在生之日，我可也一般恭敬。（同上，第四折，页139—140）
《收江南》曲文，并用翻叠层递之法，以渲染别后相思之情之难了，伤心肠断之不已。昭君人已入穷荒，而美人图仍夜挂昭阳，元帝犹真心供养，仍爱不忍释。观图引发记忆，睹物思念昭君，真是情何以堪！“高烧银烛照红妆”，暗用苏轼《海棠》绝句之意，47喻念兹在兹，何时忘之！昭君既辞汉宫，已人去楼空，故元帝“想娘娘不见半分形”。幸好“美人图今夜挂昭阳”，姑且“留下这影影”， “未死之时，在生之日”，犹然一往情深的“恭敬”。马致远藉物写人，对昭君美人图“这个影影”，尚且如此“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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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宋苏轼著，清冯应榴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卷22《海棠》：”东风渺渺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页1139—1140。
“恭敬”；那么爱屋及乌，元帝之情深意重，可以想见。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撰有《《汉宫秋杂剧》的文学性》一文，以为《汉宫秋》之动人心弦、文学价值，在于“利用天子这种特殊人物的困境与悲哀，藉以表现爱情的本质，原来人人相同，并不因地位或身份高低而有所差异，从而肯定了人间爱情存在的必然性。”48以天子之风流多情，证实了人性、爱情确有共同而普遍之面向。马致远《汉宫秋》杂剧，是通过变异与创新的艺术手段，促成观众审美感知的变异，才铸造上述的效果的。戏剧家余秋雨曾就观众审美感知的变异，来看艺术的目的取向：“有人希望通过变异，给观众带来一些陌生感和阻隔感，使他们兀然惊起，获得在平时熟识无睹的人生要旨。”49马致远《汉宫秋》将史传诚信不欺之帝王，变异为风流多情之天子，确有上述成效。
四、历史误读：汉强胡弱变为汉弱胡强
汉朝初立，匈奴国力强盛，遂南下入侵中原。高祖六年 (B.C.200)，刘邦率32万大军迎击匈奴，为匈奴40万大军围困于白登七昼夜，不得食。卒用陈平奇计，得以解围。50于是乎而有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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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日本吉川幸次郎：《《汉宫秋杂剧》的文学性》，《台湾戏专学刊》第7期 (2003.7)，页 1—31。
49余秋雨：《观众心理学》(台北：天下文化，2006.1 )，第四章《观众的感知》，二、“变异”页122—130。
50汉司马迁著，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1996.10)，卷56《陈丞相世家》，宋裴骃《史记集解》引桓谭《新论》，谓陈平献美人计，页814。
敬和亲之议，历经吕后、惠帝、文帝、景帝，前后有十位公主和亲匈奴，和亲成为屈辱、求和、纳贡的汉家故事。西汉初期胡强汉弱，形势大抵如此。
迨汉武帝继位，亟思雪耻复仇，乃先后派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苏建、程不识等名将，九次征讨匈奴。武帝在位54年，征讨匈奴44年，前后期战争虽则汉胡各有胜负，然整体上汉朝为得不偿失，在生命财产方面付出沉重的代价（得不偿失？四海宾服，万国来和，这叫得不偿失？看来，应该象大怂那样，让皇后卖屄求和吧？要不，首选文人本身或者你们的亲妈亲姊妹老婆女儿去卖屄行不？），详见《史记》《平准书》、《高祖本纪》、《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51不过，从此西域诸国震恐，纷纷遣使来献，谋求和亲。长安前往西域之路畅通，汉王朝取得西域之掌控权。于是一变而为汉强胡弱，形势遂成大逆转。
汉宣帝甘露年间(B.C.53—50)，匈奴单于内乱分立，汉将陈汤、甘延寿斩杀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势单力孤，恐汉攻击，因此心怀畏惧而前来长安朝觐，情愿婿汉自亲。此一汉强胡弱之形势，一直持续到汉元帝之世(B.C.49—33)。班固《汉书•匈奴列传赞》于此论之极为明白剴切：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阸，权时使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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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张大可：《史记文献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2)，《司马迁写汉武帝征伐匈奴》，页314—332（我从不反对司马妖阉用没卵阴去求和！）。
52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94下《匈奴列传•赞曰》，页3832—3833。
从汉武帝讨伐匈奴，到汉宣帝之世，恩威并用，和亲相安。后值匈奴“坏乱几亡之厄”之形势，于是匈奴才有臣服婿汉之政策。元帝继宣帝之余荫，于是呼韩邪单于来朝。《汉书•元帝纪》所谓：“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康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53宋未元初陈普《王昭君五首》其三云：“出嫁毡裘得几时，昭阳柘馆贮歌儿。蛾眉莫怨毛延寿，好怨陈汤斩郅支。”54历史之偶然，造成昭君命运之必然，诗人据史实述说，可作汉强胡弱形势之左证。
东晋石崇(249—300 )所作《王明君辞并序》55称：“匈奴盛，请婚于汉”，是误读西汉史：以安抚羁縻为妥协忍让。盖武帝至元帝时主动积极之和亲政策，不同于西汉初年之匈奴强大，威逼王朝，56石崇错置时空，联想模拟，后世咏昭君多受其影响。如宋姚宽《昭君曲》称：“自嗟薄命无归路，弱质安能事强主？”（匈奴果真强大，看得上王昭君这种卑贱无比的宫女吗？王宫女也就一个侍寝奴婢，客人来了，随便挑上一个去献屄陪睡而已！象王宫女这种贱女，如果不是大汉强大，她也只配去陪一群胡人奴隶睡觉的资格，单于看都不屑看她，丢人！）57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亦云：“解携尤物柔强虏，延寿当年合议功。”58所谓强虏、强主云云，大多误读西汉历史，错以安抚羁縻为妥协忍让，且类推以为汉弱匈胡强，于是昭君必须和亲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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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同上，卷9《元帝纪》，页297。
54陈普：《王昭君五首》其三，《全宋诗》卷3650，页43808。
55 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台北：世界书局，1978)，《全晋诗》卷4，《王明君辞并序》，页401—402。
56参考张长明：《试论西汉的汉匈关系及和亲政策》，《江淮论坛》1983年6 期 页 86—88。
57姚宽《昭君曲》，《全宋诗》卷1969，页22061。
58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全宋诗》卷2898，页34621。
下嫁番邦，59“以弱质事强虏”。《汉宫秋》传承此种误读，而有单于求婚于汉，汉遂不得不遣公主和番之情节。如：
（冲末扮番王引部落上，诗云：）毡帐秋风迷宿草，穹庐夜月听悲笳，控弦百万为君长，款塞称藩属汉家。某乃呼韩耶单于是也。久居朔漠，独霸北方，以射猎为生，攻伐为事。文王曾避俺东徙，魏绛曾怕俺讲和，獯鬻、𤞤狁，逐代易名；单于、可汗，随时称号。当秦、汉交兵之时，中原有事，俺国强盛，有控弦甲士百万。俺祖公公冒顿单于，围汉高帝于白登七日，用娄敬之谋，两国讲和，以公主嫁俺国中。至惠帝、吕后以来，每代必循故事，以宗女归俺番家。宣帝之世，我众兄弟争立不定，国势稍弱。今众部落立我为呼韩耶单于，实是汉朝外甥。我有甲士十万，南移近塞，称藩汉室。昨曾遣使进贡，欲请公主，未知汉帝肯寻盟约否？（《汉宫秋》楔子，页117）
呼韩邪单于上场诗称“控弦百万”、“款塞称藩”，盛气凌人，颇见强势。以下历数春秋以来，匈奴先王之丰功伟绩，凸显围高帝白登，娄敬献策，公主和亲，惠帝以来，必循故事云云。所叙历史，八、九分真实，一、二分虚假。文中三言兵马壮，威逼汉朝，所谓控弦百万、控弦甲士百万、甲士十万云云，在在暗示其强盛；《汉宫秋》第三折，王昭君亦云：“今（番王）拥兵来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