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昭君形象之形成与流变
王昭君之人物形象，除上述五大系统基型外，唐宋诗歌颇开发其中之空白处、模糊处、未定处，进行孳乳与加工，缘饰与杜撰。若参酌诗人之创作意图，考察作品之叙述视角，研究其中之意象经营，以论证唐宋诗之异同。不妨将唐宋诗中昭君形象之主题类型，依其平生遭遇，概分为汉宫秋、出塞泪、异域恨，琵琶怨、身后名；相较于唐诗，宋诗多体现异化、新化、深化、广化之趋向，正足以论定其传承与开拓之价值。
就昭君在汉宫之遭遇而言，唐宋诗共同关注造成不幸之缘因；重轻之间，依序为容华误身、图画失真、以及拒赂黄金，而且后二者互为因果。补充了许多文本的空白处、未确定点，以及朦胧处、粗略处。8唐代诗人喜好就后二者叙写，对“容华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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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丛书》（北京人民文出版社，1994），第五册。
7可永雪、余国钦纂：《历代昭君文作品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录清代题咏昭君诗403首。
8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Ⅲ、《文学作品论：本文的召唤结构），页 111—127。参考强高评：（《明妃曲）之同题竞作与宋诗之创意研发——以王昭君之“悲怨不幸与琵琶传恨”为例》，《中国学术
较少渲染刻画。宋代诗人则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咏叹昭君 冷落汉宫及悲怨和亲的不幸，偏爱从“容华误身”、红颜薄命去发挥，此《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叔向母所谓“甚美必有大恶”。
昭君出塞之悲愁，与含恨异域之不幸，为唐宋诗齐心关怀，极力渲染之两大主题。自古以来，中国外患多来自北方，由于中原文化的本位及优越感，视自身为“我者”，为中心；遂矮化丑化夷狄之邦，看作“其心必异”的“他者”，甚至目为“边陲”，非我族类。9此种文化意识投射在文学，于是昭君不过一后宫女子而已，居然不甘心、不忍心其下嫁单于，唐宋诗人共伤其去国，共怜其出塞、同情其憔悴异域，共哀其含恨青冢，其中隐然有“我者”为尊贵、“他者”为卑贱之意识在。
就昭君出塞历程而言，唐宋诗人多特写其去国之泪，及出塞之悲。宋代《春秋》学昌盛，“正统论”研讨热烈，故北宋诗人所咏昭君之悲情不幸，较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人经营意象，处理场景，除传承唐人“化景物为情思”之手法外，又多以叙为议，寓物说理，借事明义。唐诗议论，多“带情韵以行”，故较婉约含蓄。宋人喜好翻案生波，以期推陈出新，于咏昭君诗可见。
对于王昭君“丰容靓饰，光照汉宫，顾景徘徊，竦动左右”的秀色妍姿，令汉元帝惊艳且“不自持”的美貌，唐宋诗人多持两端：既说其“误己”，又言其“误人”，更有歌颂昭君和戎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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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刊》第29期（春季号，2007.3），页85—92。
9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社，2009），《引言》，页2；<周代封建的天下》，页18。
之功者。10这种推陈出新、意外自得的翻案手法，晚唐人偶用，北宋诗人大开风气，南宋踵事增华，使得昭君和亲有了新颖独特、“别生眼目”的诠释角度。翻案诗至南宋而精益求精，形成宋诗特色之一，昭君诗中多用此法。11
昭君饮恨异域，独留青冢，唐宋诗人不约而同，共叹其不幸。唐人所咏昭君身处异域之憾恨，可以南宋姜夔《疏影》词所谓“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二语概括，尤其侧重叙写故国之怀思。宋人所作，在创作手法上，注重迭映与对比，叙述视角上，则关注梦归汉家及情托南雁。其它，有立意因袭，而内容更加深化广化者；亦有生发议论，独具只眼者；更有会通诸长，化成新作者，多有可观。
北宋诗人叙写“青冢”，如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二及《明妃曲》，亦以悲怨为主，知南宋诗人之悲怨，继承有自，这是对传统的“证同”，也是南宋诗人咏昭君和亲的第一种评价。南宋诗人咏昭君“死留青冢”，另有表现乐天知命、无怨无悔者，这是第二种评价。又有一类诗，扬弃悲哀，标榜立功不朽，则是第三种评价。南宋诗人咏史，以昭君和亲，立功不朽为说，虽曰“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亦足以告慰其平生。此种人生观感、北宋诗人尚未发明，何况唐代诗人？宋诗重反思内省，尚意贵理，南宋昭君题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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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高评：〈王昭君和亲主题之异化与深化——以《全宋诗》为例〉，陈平原、张洪年主编：《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页103—124。
11 张高评：《创意造语与宋诗特色》，第九章〈同题竞作与宋诗之创意研发》，页389—443。
汉魏六朝之审美意识，大体是“以悲怨为美”12。唐代继承此一传统，观物论人遂多体现悲情意识。北宋诗与两宋词传承之，遂多以悲怨为美；至北宋末到南宋，致力自持自适，乃化悲怨为乐观旷达。今考察两宋咏叹昭君之诗歌，虽传承唐诗悲怨哀恨之审美意识，然于叙述视角、意象经营，以及创意造语方面，都有显著之变异与拓展。
唐宋诗人咏叹昭君，大抵以《西京杂记》为原型，而加以触发缘饰。然唐诗多用短章之乐府、绝句，精要婉约，绰有余韵。宋诗多用七古，以文为诗，以赋为诗，以议论为诗，故兴会淋漓，详尽周赅。且着重叙述视角之新变，致力意象之经营安排，更追求创意造语的工夫，袁枚称宋诗“学唐变唐”，陈衍称“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13由此可见。
二、唐宋诗人之诠释及其兴寄
唐宋诗人对王昭君之评价、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诠释：其一，画图之妍媸；其二，红颜之祸福；其三，和亲之是非。三者交相作用，互为影响，其中，和亲之是非，讨论最为热络，至清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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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钱钟书：《锥篇》第三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6•《全汉文》
卷42•〈好音以悲哀为主〉（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0.8），页946—951•又，参考张高评：《建安诗人与悲情意识——以三曹七子诗歌为例》，《第三届中国诗学会议论文集》（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1996），页183—222。
13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第二册，卷17《答沈大宗伯论诗书》，页284；陈衍：《石遗室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上海书店•2002），卷16，页229—230。
咏依然最多。唐宋诗于各层面之诠释，略述于后：
（一）画图之妍媸与真伪变乱
王昭君和亲塞外，独留青冢，不必然是造化弄人，或红颜薄命。其中牵涉到三方面之因缘：其一，为“君王先错计，耳目寄他人”；其二，为“延寿私好恶，丹青能乱真”；其三，由于昭君“自倚绝世姿”，“不将赂结毛延寿”，因缘和合，彼此交叉，于是决定了王昭君的命运。以下论述，分别就王昭君、毛延寿、汉元 帝三方面，阐说“画图妍媸”之主题，宋代诗人如何追新求异，致力创造性思维。
王昭君姿容之美丽，此六朝唐代以来之共识，宋人所作昭君诗，大抵多用虚写，以凸显其绝世独出之外在美貌。其能事，尤在运用求异思维，深一层说，侧一层说，以形塑王昭君天真、自信、高洁、良善之内在气质。北宋诗人咏昭君，不免沿袭唐诗故事，就“姿容甚丽”之外在美作点染，同时触类略提其内在气质。 南宋以降，更推重昭君“志不苟求”之人格美。由此看来，昭君自恃姿容，“志不苟求”之个性，多少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
因为画工索贿、丹青错画，于是王昭君出塞和亲，流落异域，毛延寿成为关键的黑手与丑角。唐代诗人咏昭君，断定毛延寿贪婪无情，狠心为黄金。就追新求异之创造性思维而言，宋人题咏，看待毛延寿的画图，大抵分三个层面：其一，黄金索贿，丹青乱真；其二，将妍作媸，因祸得福；其三，于是开脱画工，而昭君流芳。题咏如此，视唐人所作更能妙脱蹊径，别出心裁。
造成昭君命运不幸的，还有“凭借丹青”以“省识春风面”的汉元帝。宋人题咏昭君，于此等处着墨不少。汉元帝选美择宠，“只是信丹青”，非由目历亲躬，权柄旁落，莫此为甚。汉元帝“但信丹青手”，致令画工有机可乘，宋代昭君题咏于此，每多比兴寄托，作若干创意之发挥。要之，诸家所咏，多聚焦“可怜君王目，但寄丹青手”旨趣之挥洒。多兴寄讽谕，有益教化。
（二）红颜之胜人与祸福相倚
红颜薄命，容易引发同情；更何况王昭君有“丰容靓饰，光照汉宫；顾景徘徊，竦动左右”的天姿国色，却因容华误身而冷落汉宫，而去国远嫁，而含悲出塞，而饮恨异域，而独留青冢。唐宋诗人共伤共怜之余，多代写其怨恨，代诉其愁苦，共鸣其悲哀，共传其惆怅，渐渐塑造王昭君悲剧人物形象的传统。
昭君所以红颜薄命，在北宋诗人看来，是基于昭君自尊自重、自信自恃、洁身自爱的品格特质，因而耻赂画师，而导致红颜薄命；这与士人负材使气，以致际遇乖舛有诸多相似之处，故诗人往往藉昭君以说世情，因红颜薄命而叹怀才不遇。美好招患、奇材尘埋，切合“感士不遇”主题之表述（这跟千古第一妖阉吃谁损谁的狗屎蛆虫司马阉驴舔项羽和李广李陵这类废物畜生卵子一样的思维，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数而已，其实狗屁不是！）。美丽的容颜是福？还是祸？成了南宋诗人题咏昭君的焦点。或发扬唐人“荣华误身”的主题，开拓欧阳修红颜胜人、自嗟薄命的诗意，把美丽说成一种“自误”。或以王安石《明妃曲》为创作典范，取其诗意，变换叙事视角，调整审美意识，进而寄托随缘任运、乐天知命之人生观，升华人格，创新作品，在在皆有可取。
扬弃陈窠，追新求变，是脱胎换骨的自觉；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各领风骚的策略；苟无新意，不必重作，是竞争超胜的箴言；创前未有，开后无穷，是创造发明的愿景。考察唐宋诗中有关王昭君故事之题咏30首，关注文本基型之“遗妍”，侧重宋诗对唐诗典范之挑战与创意研发：或变换叙事视角，或调整人生观感，或翻案求奇，或破体为诗。要之，宋诗之学古通变、创意造语之道，多针对典范作品之模棱处、朦胧处、空白处、否定处、粗略处、轻忽处，进行缘饰附会、杜撰稼接、联想组合、模拟会通，在在可作为吾人开发创意之启示。宋诗之传承与创新之道、继往与开来之方，可于此中探求之。而所谓文艺作品之创造性思维，亦可即器求道得之。14
（三）和亲之是非与青冢不朽
汉朝自武帝到元帝，由于国势富强，因此对匈奴、乌孙的和亲政策，大多采取主动积极，用意在安抚与羁縻。唐宋诗人咏昭君，传承《西京杂记》以来之成说，故意“误读”这段和亲之史实，错置时空，张冠李戴，把汉元帝时代安抚羁麋的和亲政策，硬说成“忍让屈辱”的“和番”使命。把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 惧而归汉，“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误解为单于势强，侵逼中原，不得已而昭君出塞和亲15。（也不想想，如果不是单于穷途末路来投降，他们怎么可能会要一个卑贱无比的宫女呢？就算这宫女真的国色天香，人家也看不上！王宫女连汉家后宫十四等级都不入的！一国之君给个宫女！和奴婢侍寝有任何区别？对匈奴人来说，丢人之极！）且以之论断是与非，批判其幸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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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高评：《《明妃曲》之唱和与创造性思维——以宋诗题咏画图妍媸，红颜祸福为例〉，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诗歌传统与文本研究”国际论坛论文，2010年12月3—5日。
15参考约翰•纽鲍尔：《〈历史和文化的文学〉误读》，让•贝西耶〈小说误读与文化素材），载乐黛云主编：《文化传递兴文学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第二部分“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页122、141—145。
北宋以前诗早已触及，南宋诗人借题发挥，往往最津津乐道。
宋代开国以来，外族侵逼，边患不断，宋朝向来采取妥协忍让的政策，宋辽澶渊之盟（1004）16、宋金绍兴和议（1137）17、宋金隆兴和议（1164）18，可为明证。这种妥协忍让的“心理定势”， 跟西汉初年公主和亲时，一味权宜、应急、屈辱、消极有诸多相似之处。（不过大汉可以反杀报仇，大怂只能跳海，文狗误国，毫无廉耻，大怂为最）于是南宋诗人咏昭君诗，遂移花接木，透过主题类化，有意对文本误读接受，进行借题发挥，间接批评和议政策，表现出以书法史笔议论是非之咏史特色来。若绘合南宋偏安江左之局势、政策主和忍让之妥协态度看来，诗人正是透过昭君和亲的故事来借题发挥，以古说今，讽谏“秦桧主和”、“隆兴和议”诸般近代现代史实，所谓“主文谲谏”之诗教、“微婉显晦”之书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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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昭君和亲之史实，除正史所载外，南宋陈普（1244—1315）〈王昭君五首自注》言之洋明，《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出版社，1998.12），第69册，卷3650，百43808—43809。
16 参考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7卷，陈振主编：《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乙篇综述，第三章第三节〈澶渊之盟），页239—240；范文澜主：《中通史》第五册第四，蔡美彪朱瑞熙等着：《宋辽金元时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第一章第三节，〈对辽夏的妥协〉，页111—119。
17同上，第九章第二节〈绍兴和议〉，页328—334；同上•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章第六节〈四、抗战与投降的斗争〉，页272—296。
18 同上，第九章第三节〈隆兴和议〉，页335—342；同上，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章第七节〈北伐战争和道学统的确立〉，页306—316。
19 张高评：《书法史笔与宋代诗学》（台南：成功大学出版社，2000.8），（《春秋》书法与宋代诗学》——以宋人笔记为例》，《会通与宋代诗学》——宋诗话
此中有之。
唐宋诗人所咏昭君形象，如图画失真、冷落汉宫、去国远嫁、含悲出塞、饮恨异域诸情节，大抵补充《西京杂记》之空白和未定点，再加缘饰润色而成。至于“死留青冢”，则是原本蔡邕《琴操》：“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独青”情节之缘饰附益。至唐李白《王昭君》有“死留青冢使人嗟”之句，杜甫《咏怀古迹》亦有“独留青冢向黄昏”之言；完成于晚唐的敦煌写本《王昭君变文》，则有“坟高数尺号青冢”之说；20于是，“青冢”成为王昭君坟墓之代称，俨然是哀怨孤恨的图腾，悲壮牺牲的归宿，声名不朽的丰碑（一个土包包而已，哪来什么墓葬！一个卑贱宫女的墓比单于和皇帝的墓还高还大，这种鬼话，骗骗小猪！）。
三、唐宋昭君题咏与琵琶代言哀怨
琵琶，是唐宋以来诗、词、变文、小说、戏曲中，述说昭君 不幸遭遇的主要传媒。唐宋文学有关昭君故事的情节，如汉宫秋、出塞泪、异域悲、青冢恨、身后名诸描写主题，琵琶作为道具，皆不可或缺。然翻检《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西京杂记》等最原始之文本，皆未载昭君弹奏琵琶事。
由于琵琶哀怨之曲调，足以愁塞月、恨边云、敛人眉、诉衷情，故唐宋诗人咏昭君出塞和亲之不幸，往往藉琵琶书写心声。自石崇提示开端，至杜甫、李商隐踵事增华，至宋人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秦观诸家之缘饰附会，孳乳展延，悲怨不幸之形象乃大抵完成。诚如王楙《野客丛书》所云：“今人画明妃出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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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春秋》书法论诗》，页55—128。
20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成都：巴蜀书社，1990.2），《王昭君变文》，页217。本写卷编号伯希和2553，止存此一本。
作马上愁容，自弹琵琶。而赋词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21于是移花接木，李代桃僵，公主琵琶与昭君琵琶乃混同为一。王安石《明妃曲》、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叙写昭君和亲故事，特写琵琶，跃升为主体焦点，将生平之怨恨与不幸，凭借琵琶旋律宣泄而出。其它两宋诗人咏昭君诗，也都有类似之遗妍开发。
历代文人塑造王昭君形象，重点之一，在绘声绘影、有声有色之强调。红颜容华、丹青写真、青冢不朽，属于色调影像之描述；琵琶哀弦、朔风塞雁、弓鸣马嘶，则属于声响之触发。其中琵琶旋律之掩抑凄清、幽怨依依，白居易曾称其“四弦千遍语，一曲万重情”；“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闲人暂听犹眉敛，可使和番公主闻？”有关琵琶之旋律，唐人曾称：“琵琶弦中苦调多”，”指底商风悲飒飒”，因此，可以生发“关山思、秋月寒”的效应；对于撩乱边愁、惆怅思归，有加乘作用。尤其琵琶音响“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22琵琶旋律，或如“浮云柳絮无根蒂”，或如“喧啾百鸟见孤凰”，23比兴双关，最切合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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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楙：《野客丛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册852，卷10，〈明妃琵琶事〉，页632。
22以上有关琵琶音效，审美作用，依序参考白居易〈听李士良琵琶）、〈春听琵琶兼篇长孙司户）、刘长卿〈王昭君〉、元稹〈琵琶歌〉、王昌龄〈从军行〉、无名氏〈琵琶〉、白居易〈琵琶行〉诸诗•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11），一、《音乐•琵琶》，页90—95。
23同上注，韩愈〈听颖师弹琴），页69—70；唯苏轼〈水调歌头•序〉称引欧阳修语云：韩愈“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9），卷2，页324。
君怨恨不幸、只身出塞、含悲和亲、黄沙青冢之遭遇与命运。因此，历代诗人文士咏叹昭君，多以琵琶音声作为昭君不幸之代言。
试检索《全唐诗》之咏明妃，写其命薄、不遇、出塞、饮恨、怀乡、思归，卷十九“相和歌辞”载存二十五题30首，只有孟浩然《凉州词》云：“浑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声入云。胡地迢迢三万里，那堪马上送明君。”刘长卿《王昭君》云：“琵琶弦中苦调多，萧萧羌笛声相和。谁怜一曲传乐府，能使千秋伤绮罗。”李商隐《王昭君》：“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三诗，藉琵琶写怨。卷二十三“琴曲歌辞”，载存昭君诗四题4首，未尝言及琵琶。唐代其它诗人题咏昭君尚有26首，除杜甫《咏怀古迹》 以“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夸张明妃之怨恨；李咸用《昭君》诗言：“千秋青冢骨，留怨在明琴”外，皆未以琵琶入诗，更未言昭君自弹琵琶。
唯唐代诗赋咏写琵琶，往往突出和番公主之悲、愁、怨、恨诸意象，所谓藉咏物以兴寄。如顾况《刘禅奴弹琵琶歌》：“明妃愁中汉使回，蔡琰愁处胡笳哀。……当时若值霍嫖姚，灭尽乌孙夺公主。”（就算霍嫖姚还在，他也不可能为个区区女人去发动战争！真当千万汉家男儿的生命不如一个贱婆子吗？）白居易《听李士良琵琶》：“闲人暂听犹眉敛，可使和番公主闻？”白居易《春听琵琶兼简长孙司户》：“……如言都尉思京国，似诉明妃厌虏庭。迁客共君相劝谏，春肠易断不须听。”张祜《观宋州于使君家乐琵琶》：“陇雾笳凝水，砂风雁咽群。不堪天塞恨，青冢是昭君。”虞世南《琵琶赋》亦称：“悲紫塞之昭君，泣乌孙之公主。”有关琵琶音声之感人，唐太宗《琵琶》诗云：“空余关陇恨，因此代相思。”元稹《琵琶歌》曰：“低回慢弄关山思，坐对燕然秋月寒。”李群玉《王内人琵琶引》亦叙写琵琶，以为可以传写“万里胡天海塞秋，分明弹出风沙愁”之心曲。琵琶如思、似诉之旋律，能令闻者眉敛、肠断，引发关山思、秋月寒之效应，导致不可闻、空余恨之反响。琵琶之传恨写怨，有如此者。
至北宋诗人咏明妃，受杜甫影响，选择琵琶作为形象，以挥洒其传恨与留怨之主题者遽增，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二、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妃作》、韩维《和王昭君》、曾巩《明妃曲》其二、刘敞《同永叔和介甫昭君曲》、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沈辽《昭君操》、黄裳《昭君行》诸名篇，皆是五言、七言长篇古诗，多为咏明妃诗之翘楚，要皆以“琵琶”作为传恨或留怨之媒介。其它诗人咏明妃瞋带略及琵琶者更所在多有。至南宋97首咏昭君诗中，藉琵琶之写怨传恨，塑造昭君哀怨不幸形象者，即有30篇。
宋代歌咏王昭君，最具代表性作品为王安石《明妃曲》，其二首之二特写昭君出塞，藉琵琶哀弦传写孤独情怀，所谓“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设身处地揣摩昭君心思，渲染补足琵琶传怨之场面，具体刻画昭君出塞、青冢芜没之哀情，试与杜甫《咏怀古迹》作比较，无论情节、场面、形象塑造，多见创意之开发。
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据《琴操》载昭君所作《怨旷思惟歌》，变琵琶作思归曲，胡人咨嗟，为昭君情思写照：“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翻转杜甫“千载琵琶作胡语”诗意，换时间为空间，作绝处逢生之抒写。状写昭君远嫁塞外，聚焦于琵琶；人死天涯，声传汉家，亦特写琵琶。这琵琶，能令“胡人共听亦咨嗟”，汉宫“岂知此声能断肠”；因而叙写昭君和亲故事，特写琵琶，跃升为主体焦点，将生平之怨恨与不幸，凭借琵琶旋律表出，此宋人所谓“化景物为情思”，王夫之所谓“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24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敷写昭君远嫁场面，居延塞外，万里寒沙、草木稀少、旧识无物、云边秋雁、不解汉语、哀声可传，化景物为情思，而昭君之孤苦哀愁可知。至于琵琶抒发哀愁，生前之胡天状写四句：“愁坐泠泠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侍儿不解汉家语，指下哀声犹可传”，则琵琶写怨，知音无人，其孤独愁苦可以想见。
宋人咏昭君出塞和亲之不幸，往往藉琵琶书写心声，如梅尧臣《和介甫明妃曲》：“月下琵琶旋制声，手弹心苦谁知得？”曾巩《明妃曲二首》其一 ：“度成新曲无人听，弹向东风空泪垂”，皆从知音难遇处设想；曾巩《明妃曲二首》其二：“直欲论情通汉地，独能将恨寄胡琴。但取当时能托意，不论何代有知音”；刘才邵《昭君出塞行》：“尘香金翠风鬟乱，琵琶难写重重怨。回望秦关烟雾深，心魂暗逐么弦断”；藉琵琶之抒情写怨，以代言昭君之心曲，亦是联想模拟，想当然尔之词。李朴（1063？— 1127？）《明妃曲》，深得李壁赏爱，以为“李语忠厚，意在国家，不以远嫁为苦，得诗人之意”；今观其“胡笳一曲塞尘清”，翻转琵琶写怨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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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范晞文《对床夜语》卷2引周伯弼《四虚序》：“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9），页421 ；清王夫之著，戴鸿森注：《姜斋诗话笺注》（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4），卷 2，页 91。
臼，强调柔能克刚，乐曲可以靖边，干戈可以化为玉帛，扬弃悲哀，化为乐观旷达；随缘任运，堪称创意佳作。
其它南宋诗人所咏，大抵亦传承杜甫《咏怀古迹》中此一“分明怨恨”之诗胚，而又各有挥洒，如王阮《明妃曲》：“琵琶一曲思归谱，明妃泪尽边人舞，从人心归汉处拟言。高似孙《琵琶引》“长安城中百万户，家家竞学琵琶谱”二句，脱化自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而“酸声苦调少人知，食雪天山忆苏武”，亦从欧公“岂知此声能断肠”而来。噫！创意造语之难得，后继无人有如此者。于石《读明妃引》：“马上琵琶徒自恨，不思强汉弱匈奴”（正因强汉弱匈奴，方得贱女侍君王！），则从敌我强弱作发挥；方一夔《明妃曲》：“寒沙击面雁飞秋，手抱琵琶泪暗流。上弦泠泠写妾苦，下弦切切写汉羞”，则特提出塞和亲之哀苦；如此之类，侧写标榜，追新求异，颇有可取。同题共作，频频转换叙写角度；披沙捡金，亦往往见宝。唯相较于杜甫《咏怀古迹》、王安石《明妃曲》、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诸作，可谓瞠乎其后，新创不多。
南宋评论家讨论王昭君，乃改弦更张，追本究源，作知性之考证。厘清公主琵琶与昭君琵琶之异同，考察“误读”之原委。南宋人诗歌、诗话、笔记所及，多有此种自觉，而莫详于韩驹《题李伯时画昭君图序》，备举《汉书》、《后汉书》、《西京杂记》、《琴操》所载昭君事迹，较论异同正误，而称“其事杂出，无所考证。自信史尚不同，况传记乎？”实事求是之学风，自与图书流通，印刷传媒便利，引发之阅读接受、创作表述有关。25其中，自有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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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张高评：《北宋读诗诗与宋代诗一从传播与接受之视角切入》，《汉学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12），页191—224。
文化重反思、主议论、尚怀疑、贵创造之意识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