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上距王昭君和亲匈奴，已历1700—1900年左右。唐诗宋诗咏昭君，以琵琶传恨为诉求，以附会汉宫、出塞、异域，缘饰和戎、靖边、青冢者多。清人生于宋代七百年后，持续题咏昭君和亲塞外，主题聚焦亦不离琵琶之哀怨。就文学作品崇尚新变代雄而言，清人所作“琵琶传怨”主题之诗篇，与宋人相较，大抵合多而离少。换言之，清诗题咏，以琵琶写怨，承继有自，对唐宋诗“证同”者多，开拓创发者少。可见以琵琶写怨，已成文学之定调与习套。
唐宋诗人传写昭君之哀怨，固然是公主琵琶与昭君琵琶不分，即清代留传后世之昭君题咏，也是混同无别。盖诗人咏昭君之出塞和亲，往往“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以揣以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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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胡小成：《古代昭君题材的历史流变》，《求是学刊》第33卷第2期（2006.5），页115—120。
昭君之有琵琶，诚如东晋石崇《王明君辞并序》所推想。昭君和亲若无琵琶助长声势，如何而能烘托汉宫秋恨、出塞悲泪？又如何营造异域愁苦，以及身后怨恨？故昭君之有琵琶，自是情理之中，想当然尔之设计与安排。
琵琶旋律之掩抑凄清、幽咽依依，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足以愁塞月、恨边云、敛人眉，其中苦调多，悲飒飒，容易生发“关山思、秋月寒”的效应。对于撩乱边愁、孤绝异域，惆怅思归，有加乘效果。故唐宋诗人咏昭君出塞和亲之不幸，多藉琵琶代言心声。清代诗人题咏昭君，紧扣琵琶传怨主题，解读昭君和亲故事者，凡60余首，占总数六分之一强。今筛选引用30余首，新创发明所以不多，正以见文化之积淀，审美意识之定调，怨恨与哀苦，成为千古诗人代言琵琶之主调。
就遗妍开发而言，清代诗人演述昭君故事，于“琵琶哀怨”之主题，亦传承多而发明少。大抵绍述六朝以来“以悲怨为美”之唐音风格。在述说昭君琵琶哀怨的故事方面，清人精彩不足，显然不是强项。不过，清人凭借琵琶代言拟言昭君之心思，拈出怨、怨恨、怨苦、怨叹、悔怨、哀悔、哀愁、幽愤、辛苦诸诗眼点题，其例实多，能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令人想象明妃琵琶之“曲中论”。在讨论私情或公义之消长时，清人诗歌藉琵琶旋律之凄清悲苦，拟言代言王昭君之不幸与怨恨，私情之宣泄往往凌驾公义的制约之上的。
清代袁枚、赵翼等发扬晚明“性灵说”，尊重个人才情，反对传统规范束缚，有助于女性创作之勃兴。满清入主中原，同时带来新鲜而自由之妇女创作观。影响所及，汉族闺阁诗人亦展现性灵抒写、思潮解放，性情洒脱自在，遂无往而不触处生春。题咏昭君出塞和亲，乃跳脱琵琶写怨，称颂千载令名，诚如王贞仪所 云：“始信须眉等巾懒，谁言儿女不英雄！”强调绥靖边尘，娥眉有用；丹青不误，和戎不朽。有如吴文媛所谓“巾帼刚强，偏多奇女子”。清代女性诗人题咏昭君之不凡，此其一端。
清代诗人题咏，有扬弃悲哀，呈现乐观旷达之人生观感者，此则宋诗宋调之特色。中古时代的私情，往往受到公义的制约。宋明以来，讨论情与理，都与公私并论。人情之私，抵不上天理之公，此自宋代程子、朱子以降，即已如此论断。昭君出塞之琵琶可以“致太平”、“安天下”、“靖胡尘”、“干戈靖”（大怂全体皇后妃嫔公主宫女集体卖屄，也未能致太平安天下靖胡尘干戈靖！元清嫁那么多真公主出去，也同样不能靖胡尘！）；既为天理之公，故“匪云怨”，应该“不惜身”；天涯云乎哉？倾城、美人在君恩、天下面前，遂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公义之正大，可以压胜私情之哀怨。由清人题咏昭君琵琶，亦可见公义私情概念之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