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画图妍媸之主题言，就《全宋诗》所见，7王昭君和亲匈奴，独留青冢，缘由三方面：一为“君王先错计,耳目寄他人”；二为“延寿私好恶，丹青能乱真”；三为昭君“自倚绝世姿，不将赂结毛延寿”。以红颜祸福之主题言，就《全唐诗》所录，8昭君之不幸，唐诗较凸显侧重：不忍其去国出塞，共怜其远嫁单于，共嗟其青冢留恨。宋人题咏，较无唐诗之哀伤与怨恨，往往扬弃悲哀，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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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宋•范晔：《后汉书》（台北：世界书局，1986），卷89《南匈奴传》，页 2941。王昭君故事的五个系统，见张高评：《《明妃曲》之同题竞作与宋诗之创意研发——以王昭君之“悲怨不幸与琵琶传恨”为例》，原刊台湾师大《中国学术年刊》第29期（春季号，2007年3月），页85—114。后辑入张高评：《创意造语与宋诗特色》（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8），第九章，页 389—397。
6张高评：《王昭君形象之流变与唐宋诗之异同——北宋诗之传承与开拓》，载《世变与创化——汉唐、唐宋转换期之文艺现象》（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页488—526。本节诠释昭君故事基型，多本此。
7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1—7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1998）。
8清康熙御定：《全唐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现乐观旷达。宋人题咏之视角多方：或以红颜为祸水，所谓“从来败德由女美，不思婉变同戈殳”；或以红颜为福泽，所谓“蛾眉却解安邦国，羞杀麒麟阁上人”；或出于比兴寄托，讽谕经世，所谓“自古佳人多命薄，亦如才士多流落”。毁誉得失之际，遗妍开发之间，多引“公私”命题与“创意”思维为诠释。宋诗之特色，已呼之欲出。
宋代由于澶渊之盟，绍兴、隆兴、嘉定诸和议，纳币割地、丧权辱国，体现为昭君和亲主题之异化，宋人遂多翻案出奇，所谓“解携尤物柔强国，画工元是汉忠臣”；“静得胡尘唯妾身，汉家文武合羞死”，可见宋诗之命意生新，变唐自得。和亲主题之深化，则多融入华夷之辨：华夏与夷狄、中心与边陲、我者与他者之间，多体现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意识。从内外分际之明辨，从而可见宋代《春秋》学之主潮，宋调之深折透辟。宋辽澶渊之盟，宋金三大和议，论屈辱、纳币，与和亲不异，《全宋诗》昭君题咏多感发兴寄，以此。
“和亲之是非”，北宋以前昭君诗着墨不多。从宋辽之盟，到南宋三大和议，朝廷种种纳币割地、丧权辱国之政策，对照汉元帝时汉匈之和亲，昭君之和戎，两宋诗人对于纳币岂能无感慨以《全宋诗》考之，两宋诗人对于敌我议和之是非得失，往往藉题咏昭君和亲以表现之。宋辽盟约，岁贡绢银，称兄道弟，故北宋诗人题咏昭君只有9首。南宋绍兴以来，宋金和议不断，纳币丧权，降尊辱国，堪称前所未有，于是南宋诗人题咏昭君和亲之诗篇因时乘势，高达30余首。
古人既多名篇佳作，宋承前人之后，若无新意，大可不必重作。宋人创作，追求“意新语工”，致力主题之异化与深化，其佳妙可观者，已超脱唐人之藩篱，而多所创获；犹跳出如来佛掌心之齐天大圣，可以大显身手。9试看王安石首口昌《明妃曲二首》，立异标新，一时欧阳修、司马光、刘敞、梅尧臣、曾巩、韩维等人，皆有和作。除传承基型，因袭主题外，无不尽心于改造争胜，企图异化、深化主题，以求作品之独到与创发。其着眼与致力处，往往就五大系统基型、以及前人作品之空白处、未定处，进行遗妍开发与创意造语。明曹学侄《宋诗序》称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清吴之振《宋诗钞序》谓：“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翁方纲《石洲诗话》亦以为：“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10持以品评宋代昭君诗之异化、深化，堪称具体而微。
所谓异化，指立意之变常、改异、生鲜、新奇，而以形象清新，风格创新为极致。试考察昭君故事之五大系统，比较六朝、唐代诗昭君和亲之主题，宋代变异生新之和亲主题有二：其一，“解携尤物柔强国，画工元是汉忠臣”；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异化”和亲主题，为宋人翻案之作。善用翻案，往往能翻转变异，别出新裁；妙脱蹊径，独具只眼。要之，能赋古典以新貌。如刘才邵《昭君出塞行》、袁燮《昭君词》、陈宓《和徐绍奕昭君图》、郑樵《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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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鲁迅语：“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鲁迅：《致杨霁云》，《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12册（12卷书信），1934年12月20日，页612。
10翁方纲：《石洲诗话》，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卷4 ，页 1427。
君怨》、裘万顷《题昭君图》、萧澥《写乐府昭君怨后》皆应用翻案，促成和亲主题之异化。郑清之《偶记赋王昭君漫录之》、陈涧《读明妃引》，亦用翻案，指称受贿造假之毛延寿为忠臣，议论堪称溪径另辟。11
翻案诗之写作，可以促成主题之异化、新化。除此之外，北宋澶渊之盟，南宋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纳币割地、丧权辱国；诗人叙汉匈之和亲，昭君之和戎，往往借古讽今，影射比附之。匪夷所思的论述，不可思议的视点，或是别心出裁，另辟溪径之叙写，也都有助于昭君和亲主题之变化出奇，耳目一新。要之，跳脱惯性思维，全方位进行观照，较容易有新异之诗思。李觏作《匈奴传》、赵蕃《王昭君》、释居简《昭君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以议论为诗成为宋人昭君诗基调之一。对于和亲主题见仁见智，体见“取材广，而命意新”之宋诗特色（大怂的公主不一文不值，人家直接来取就是，非但把公主群取为妓，连皇后照样可以取去为妾，宫女更不知是什么东西，所以不需要和亲！）。
唐宋诗人咏昭君故事，其基型大部分根据《西京杂记》，及石崇《王明君辞》而缘饰点缀之。叙事情节，多近小说家言，不合历史事实。南宋诗话诗歌或实事求是，有回归《汉书》、《后汉书》原典，还原历史事实素材，重新创作昭君诗之题咏者。扬弃陈说俗调，反有生新变异之美。陈普《王昭君五首》，回归史书原典，发现历代诗人所咏，“犹有可言”；相较之下，发现了昭君故事之“遗妍”，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已自有新创之意识在。
和亲主题求异追新的第二个层面，为“静得胡尘唯妾身，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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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高评：《南宋昭君诗之接受与娱读》，《第五届中国诗学会议论文集——
宋代诗学》（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2000.10），二、（二）〈翻案之运用》，页418—425。
家文武合羞死”。王昭君不过一汉宫女子，却肩负和亲任务，出使蛮荒塞外，对于汉匈和平，贡献良多（毫无贡献可言！换上张昭君李昭君，效果完全相同！以匈奴降臣的身份，他敢么？）。两相比较，当时汉朝文武百官、边境将军，对于两国和平、边境安宁，似乎置身事外，不闻不问（正因为汉朝的文武百官和边境将军都太强大，所以才会把王宫女这个卑贱不入流的女人送出去当礼物，单于也只得接受！看看大怂皇后公主的下场就明白！）。北宋使辽诗、南宋使金诗，对立功边塞之期待，封疆豪杰之表彰，已体现宋人诗歌对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政策之反思。 两宋诗人咏昭君和亲，亦往往借古讽今，触及边将无能之症结（文狗们不怪自己无耻，却怪边将！在大怂那环境下，任何一个名将都得被文狗们害死！），连类触及“边将懦”和“汉计拙”两个议题，而讽谕自在言外。
所谓主题之深化，指主题经营之深淘、深邃、深折，达到层深、精湛、独到之境界，所谓鞭辟入里，刻抉透辟者是。《四库全书总目》称：“说《春秋》者，莫伙于两宋！”北宋倡“尊王”，南宋重“攘夷”，影响所及，宋人咏写昭君和亲故事，其反思与批判，多涉及尊王攘夷，南宋昭君诗更多融入华夷之辨，可见《春秋》学影响之层面。《公羊传》所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春秋》书法所谓“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云云，《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两宋诗人题咏昭君和亲，多有具体而微之凸显。
华夏与夷狄，中心与边陲，我者与他者之间，在文化认知上，从《春秋》书法以来，一直存在优劣、乃至是非之惯性判准。前者往往为优、为尊、为贵、为是；后者则为劣、为卑、为贱、为非。宋人咏昭君和亲故事，批判的标准就在“华夏与夷狄”，“我者与他者”。明内外之辨，严夷夏之防，为《春秋》大义，两宋昭君诗中，多所体现。其中亦有依违两端，混同华夷，不别内外者，则为大一统之意识。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言：“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12此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