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作品，在文学的长河里，必然有创前开后者，亦有传承因袭者。于是复与变、拟与改、述与作、模仿与创造之辩证，形成文学的千姿万态。因此，文学有源流正变，犹《礼》学有因革损益，《易》学有穷变通久。文学所以能源远流长，传播不朽者，或由于此。
清人题咏王昭君故事多达400余首，诗人诠释，或说画图之妍媸、或论红颜之祸福、或议和亲之是非、或评远嫁之哀乐，较近知性理性之判读。至于开发昭君故事之“遗妍”，或点染汉宫之秋恨、或描述出塞之悲喜、或传写琵琶之哀怨、或称扬青冢之留芳，则多设身处地，拟言代言，接近感性抒情之挥洒。受限于篇幅，本篇只选择“和亲之是非”进行讨论。
王昭君故事之衍化，有五大基型。历代诗文题咏，多就此生发、缘饰、补充、附会，其中自有传承，亦各有开拓：前后相较，彼此相挈，“合多离少，则为模拟；合少离多，则为创造。”若据此以论题咏昭君诗，则唐诗成一系统，宋诗亦另成系统，清诗又开创出另类系统。缪钺称说“唐宋诗异同”，钱钟书提示“诗分唐宋”，就唐宋题咏昭君而言，可谓信而有征。清吴之振《宋诗钞序》评价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宋欧阳修《六一诗话》标榜“意新而语工，不妨作为考察诗人创作是否”新变代雄之左券。
就文学创作论而言，诗文之撰写，其中自有因革损益、源流正变之消长。清代诗歌，或尊唐，或主宋，虽各有宗尚，然干嘉以后，诗风趋向偏重宋调：直率而少含蓄，议论而乏理趣，品题王昭君和亲之是非，可作明证。清代诗人题咏昭君和亲故事，其中新创可观者，大抵有六：一、穹庐胜掖庭：“不如绝塞和亲去， 紫塞长门一样悲”；二、和亲建功勋：“天汉当年百战勋，安危谁料托红裙”（天汉当年百战勋，是以宫婢作胡妾！将士守塞自天功，不需宫女尽胡说！）；三、画图上麒麟：“他年重画麒麟阁，应让蛾眉第一功”（若画宫女上麒麟，辱尽千万英雄士！如此国家勿需存，不重将士重女子！）；四、靖边愧卫霍：“不知肉食谁谋国、万里长城是妾身”（长城万里男儿血，就中更无宫女功！若是昭君嫌困苦，再选宫婢一样功！）；五、彰天理之公：“一曲琵琶非诉怨，毡裘羊酪亦君恩”；六、议人情之私：“不闻十策训和亲，长算应无惜美颦”。由此观之，清代诗人题咏昭君，与唐宋诗相较，其中多创造性诠释，与新异化解读，其创获自得处在此，此清诗之擅场。
就诗歌体制而言，北宋题咏昭君，七古最多，五古其次；南宋则七绝最多，其次七古、五古。清代题咏，则七言绝句最流行，偶用七古五古长篇。清代四百余首昭君题咏中，以琵琶代传昭君哀怨心曲，只是触媒点缀，未见如李硕、韩愈之咏物。本篇讨论清代昭君题咏，诗序文字见长者，有耆英、康熙、陆耀三家，或叙刻石、或述远略，或作考据，自有特色。
两宋题咏和亲之是非，喜谈“尊王攘夷”；满清入主中原，却忌讳“夷夏之防”；宋诗与清诗，各有体现。宋明理学每言天理之公，人情之私，清人继志述事，亦偶有触及。何休《公羊解诂》强调“大一统”之《春秋》书法；宋代与清朝题咏昭君，殊途同归，亦略有呼应与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