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卫星影像也得是合适的。我们需要夏季或初秋的数据，因为植被的健康状况在这两个时节最为明显。30最终，我们决定对8处遗址进行田野调查。在这些遗址中，有的可以明显看到维京人的建筑物。长屋就是长屋，是就是。
除非它不是。在苏格兰一处很有潜力的遗址，我们在卫星影像中看到了明显的弧形草皮墙，大为振奋。但团队在到达调查地点后，才发现那是当地农场主用现代草皮搭建的一个长屋状的建筑物。我们被骗了。
难以捉摸的如尼字母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案例，地点是帕帕斯图尔的北屋。大约50年前，安迪·霍尔特和萨比娜·霍尔特-布鲁克搬到了设得兰群岛西部的一个小岛上，并在此定居下来。这对富有远见的年轻夫妇决定在这里打造一个可持续的有机农场，比如今蔚然成风的农场住宅早了40年。在建造庭院时，人们自然会把旧的砖块和碎石清理出去。在北屋，这对夫妇屡屡发现一些稀奇古怪的石刻和石雕，于是将它们集中放到门边的篮筐里。后来，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斜边圆盘，而且上面刻着符号。
在拿着这件物品向当地专家请教之后，他们兴奋不已，原来这是维京人在织布机上使用的一个石制纺锤。31这个纺锤很特别，上面刻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如尼字母，表明它的使用者是识字的。在那个年代，识字的人罕见，而且属于精英阶层。也就是说，富裕的维京人在他们的这片土地上生活过。
在处理帕帕斯图尔岛的卫星数据时，我们团队在北屋附近发现了一连串清晰可见的直线。对于这处遗迹，我当时给出的建议是不予考虑。它看起来令人生疑，现代痕迹太重了。按照我们的数据处理方式，该遗迹显示为亮粉色线条。因此，它很可能是燃气管道或水管。
我们把处理好的数据发给了多位专家，请他们评估。当我得知BBC选定帕帕斯图尔岛作为拍摄地时，我大为震惊。随后，我给他们发去了电子邮件。
“嗨，那个地方排在末尾——在我们掌握数据的8处遗址中，它排第8位。你们想要拍摄19世纪水管的发掘现场吗？”
我被告知无权改变这一决定，同时他们还让我准备飞往苏格兰。
对我这样一个埃及古物学者来说，苏格兰同样是一片陌生的土地。我和BBC制片人在当地机场碰面，而这座机场也是我见过的最小的机场之一。毫不夸张地讲，我儿子的百乐宝机场玩具承载的人都比这里的多。随后，我们驱车前往渡口，乘坐渡轮。在风浪之中，一幅超脱尘世的风景画展现在我们眼前。四周是崎岖不平的绿色岩层，一只只绵羊点缀其上，走动起来，活像是被雾气包裹着的棉花球。
“你们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吗？”我问导演内森。他给了我一个神秘的微笑。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内森说。
我不是很理解的一点就是，电视圈的人总渴望与主持人玩大揭秘的游戏，捕捉真相大白时人们的惊叹声。这让我感到很沮丧。当地的考古小组已经在帕帕斯图尔岛发掘了两天，但我对现场的情况一无所知。
我们抵达北屋。早在20世纪70年代，这里还是一个小型社区，如今已经改建成了一家民宿，可以俯瞰灰蓝色的挪威海。一般来说，这种民宿不会在迎宾处陈列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手工艺品。在给我别上麦克风之前，BBC的制作团队一直不让我去后院的发掘现场。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发现导演眼中带着一缕恶作剧的光芒。
异物
看当时大家的心情和开玩笑的氛围，我想可能会有好消息，但在穿过大门、看到后院的“异物”时，我真的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异物就矗立在这个长20米、宽10米的后院里，其左侧是海崖，右侧是童话般的小屋。
那是一个石结构，长约15米，看起来就像是一堵石板垒砌的墙，不过已经下沉到地下1米深的位置，还附带些参差不齐的石砌块。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的谨慎几乎让我们错失了发掘这处古遗址的机会。当时摄像机捕捉到的我的惊讶之情，没有一丝的伪装。
设得兰群岛地区考古学家瓦尔·特纳带我到现场参观。在发掘之前，他们团队采用的是简单的探测法，希望以此证明低技术含量的方法和高技术含量的方法同样有效。他们先是挖掘了两道壕沟：一道靠近墙体的中间位置；一道在墙体南侧，这里也可能是墙体尽头的位置。石墙砌得非常结实，地基是铺设整齐的石板。南侧壕沟出土的物品更令人振奋：可追溯到维京时期的皂石容器碎片（见图3-1）。32
图3-1 北屋附近的墙体发掘现场
资料来源：作者。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一直徘徊在这个有着1 200年历史的“沙盒”里。随着南侧壕沟越挖越深，我们发现的地板层数也越来越多。相关证物表明，该处遗址至少有400年的居住史。在北屋餐桌旁喝茶休息时，我的朋友、精力充沛的考古学家汤姆·霍恩跑了过来，一脸顽皮。他跟导演嘀咕了几句，导演听后立马说：“快，现在到外面去！”
当考古学家在遗址发掘出非常特殊的物件时，现场的气氛会变得不一样。每个人都像收到了心仪已久的圣诞节礼物的孩子一样。整个后院都弥漫着兴奋之情。
“把手伸出来。”汤姆一边说着，一边把一颗熠熠生辉的橙棕色宝石放到了我的手掌心（见图3-2）。
图3-2 北屋附近出土的红玉髓宝石
资料来源：作者。
“这是什么！”我惊呼道，“你是怎么找到的？”
“我有火眼金睛，就像你的卫星一样。”汤姆说。
我用拇指和食指捏起这颗宝石，其大小跟10美分硬币差不多。它有多个切面，而且经过了抛光处理，镶嵌在任何现代戒指上都不显得过时。乍看之下，它有点儿像琥珀，但举到灯光下看时，它散发出炽热的橙色光芒。
红玉髓！更好的红玉髓。它让我想起了大约2 500英里之外的考古故乡埃及，因为古埃及人就很喜欢用红玉髓制作珠宝首饰。33对维京人来说，红玉髓是一种非常名贵的宝石，仅在比尔卡等少数遗址中出土过。比尔卡位于瑞典，是维京时期的一个重要贸易中心。34红玉髓可能是在黑海的某个地区开采的。这颗宝石无论是镶嵌在胸针上的还是戒指上的，有一点无可否认：它的主人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将所有证据摆在一起，我们认为我们发掘的这处遗址，可能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处要塞。
1299年写成的一份文献，记载了一起涉及地方官托瓦尔德·托雷松勋爵的腐败案。35托雷松勋爵被控挪用租税，为证明自己的清白，他邀请证人前来做证。其中的一次证人会议就是在帕帕斯图尔岛举行的，具体地点可能是后来统治挪威的哈康国王的起居室。在我们开展工作之前，考古学家已经查明比金斯就是国王的农场所在地，而且建于12世纪到13世纪的建筑物已经发掘。36
但新发掘的这处维京人的建筑物，位于靠近海滩的战略位置，很可能是国王的宅邸。在几天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只清理了最上面的土层，就已经发现了很多房间。走在崖下的海滩上，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暴露在外的石墙，这表明这处遗址的规模原本比现在大得多。遗憾的是，我得离开了，而为保护遗址，发掘现场也要回填。未来，这里会有更多的发现等着我们。
寻找圆形竞技场
犯错的时候，我会认错。如今，我已经是一个妈妈，嗓门大、意见多的5岁儿子，更是时不时地让我认错。帕帕斯图尔岛事件时刻提醒我要保持警觉，自此之后，我对任何模棱两可的结果都持怀疑态度。
然而，我职业生涯中最尴尬的一刻发生在6年前，当时我还怀着家里那个5岁的娃娃。在早前的一档BBC节目中，我和意大利的一个团队合作过，而他们彻底颠覆了我对太空和地面新技术的认知。当航班飞进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时，朝下望去，你会发现在城市景观和田野之间有一个奇怪的六边形。
在距离机场跑道不远的地方，就坐落着意大利最令人着迷的考古遗址之一：波特斯。在该处遗址，一些最热门的测绘技术都被派上用场。在大约1 900年前，波特斯是罗马非常繁华的贸易中心。古时的波特斯位于地中海海滨，建于公元42年，时值克劳狄乌斯皇帝统治时期，后又在图拉真皇帝统治期间-公元98年至117年予以扩建，它成为与附近重要港口奥斯蒂亚相连的一个重要转运中心。37如今，古老的海岸线在大陆距新海岸线4千米处，因为台伯河（亦称特韦雷河）长期沉积的淤泥逐渐填满了这个作为屏障的大海港。38
这处古遗址和现今亚马逊公司的仓库颇有相似之处。包括古埃及的葡萄酒和阿拉伯地区的香料在内的各种货物从整个罗马帝国源源不断地流入波特斯。为海港船只引航的灯塔，是仿照亚历山大港的知名灯塔设计的。各类货船很容易驶入这个六边形的水域，然后停靠在码头卸货。这里的修船棚也非常多，为船长和仓储管理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卸载后的货物会被装入小型船，然后沿着台伯河朝东北方向驶往罗马。得益于繁忙的航运业，波特斯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社区，不仅建起了住房、仓库、道路和墓区，还开设了大理石采石场。39另外，就当时的交通条件来看，可能还有十几家妓院。
波特斯有着丰富的考古探索史。今天，负责主持当地发掘工作的是和蔼可亲的西蒙·凯伊，他也是南安普敦大学的教授。在过去的30年里，西蒙和他的团队使用各种地基遥感工具，对该遗址的广大区域进行了测绘。在很多方面，他们重新定义了古罗马景观考古学的方法论，而他们的发现，比如修船棚的功能，则增进了人们对当时国际贸易的了解。
现代的土地利用给西蒙团队带来了非同寻常的挑战。如今的波特斯相当复杂，已经发展成现代建筑与多用途场地的大杂烩。波特斯的核心区域坐落在一个考古园区中，而其他区域都在园区之外。测绘这种分离的景观，在总体规划和细节工作方面既费时又费力。
到目前为止，发掘人员采用的技术手段包括探地雷达法（GPR）、航摄像片和磁力测定法40，但不包括高分辨率卫星影像。西蒙问我是否愿意合作。我很忐忑。西蒙是考古学界的传奇，而且为人和善，但问题是，对于那些我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区域，我可不想拿着卫星影像在团队负责人面前班门弄斧。不过，西蒙告诉我，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波特斯寻找大型圆形竞技场，但直到今天仍一无所获。
发现罗马遗址并不容易
关于罗马遗址的一个传言：以富饶帝国和宏伟建筑著称的罗马，给后世留下了无数明显可见的、规模庞大的石砌地基建筑。这些建筑就像圆形竞技场一样，随处可见。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
在过去的2 000年里，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石料的重复利用和农田的耕作，很多遗址都已经被掩埋——部分掩埋甚或完全掩埋。古代文献或许记述了某座剧场、圆形竞技场或赛马场，但现代考古学家未必就能找到它们的踪迹。那些保存完好的遗址，大多数是因为运气或具有随机性。如果现代城镇已经完全吸纳了遗址，那么在处理卫星影像时就会出现重大问题。对太空考古学家来说，最大的挑战莫过于从背景噪声中辨别真实可靠的信号。41事先了解一处遗址或景观中可能存在的遗迹，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考古流程，因为我们要从已知推想未知，但它也可能会让我们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
更糟糕的是，它还会引导我们去寻找想象出来的形状，即心理学上所说的“空想性错视”（pareidolia，也称“幻想性错觉”）。从技术上讲，在连续几个小时处理卫星数据后，你的视觉就会变得奇怪起来。在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方，你却看到了一些东西，而在有东西的地方，你却完全没有看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各成员可以对相关事实进行交叉核对、确认，或者在同事疲惫不堪或过度兴奋时，给他们打一剂强心针或泼一泼冷水。
但在西蒙谈及合作时，我其实还没有组建自己的团队。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虽然我对古罗马建筑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我的博士论文有一半是写罗马统治晚期的埃及的，但在卫星影像处理方面，我还缺乏足够的信心。所以，我要找一个切入点。通过查阅文献，我基本了解了西蒙的发现成果。在此基础上，我订购了“地球之眼1号”（GeoEye-1）卫星2010年夏季拍摄的0.5米分辨率的影像，因为这个季节刚好是当地的干旱期。这批影像既包括可见光数据，也包括红外光波段数据。
波特斯的大多数建筑都是石砌建筑，我们也需要寻找古河道，所以我特意挑选了夏季的卫星影像，希望据此找出明显的作物标志。果然不出所料！住宅、大型矩形建筑、道路……总共有十几处建筑结构。对于这些发现，我颇为自豪，并把成果发给了西蒙和他的团队，然后期待他们潮水般的表扬。第二天一早，我那可怜的过度膨胀的自信心就受到了重击。
“能通过卫星影像把它们找出来，真是太棒了！”西蒙说，“不过这些我们在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真悲哀！在此次全身心投入工作之前，我一定遗漏了西蒙的一两篇论文。
在经历了最初的兴奋、羞愧地趴在桌上以及吃了大量巧克力之后，我开始迷茫起来。要知道，能从太空看到的一切，我都已经从卫星影像中找出来了。
如果出师不利……
一年之中不同时节拍摄的卫星影像之间会存在细微差异，而这些差异可能会为我们提供更多信息。我无疑是幸运的：数字地球公司旗下的卫星WorldView-2从2011年9月开始拍摄更大光谱范围的影像，而这个秋季，也是意大利一些地区多年来最严重的一个旱季。42这些卫星数据的可见光波段，即所谓的“红边”波段，包括可见红光和红外光之间的波段及两个红外光波段。对比之前卫星提供的4个波段的数据，WorldView-2的8个波段的数据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甄别植被健康状况的细微差别。43
在处理卫星影像以突出这些差异之后，我在六边形区域的东北部发现了一个宽约40米的卵状图形（见图3-3）。这个图形的东部和西部均连着一条东西向的道路，北侧则是各类矩形建筑，因而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现代遗迹，比如19世纪的某种蓄水池。安全起见，我把分析结果发给了西蒙，看看他有什么意见。
图3-3 经过处理的圆形竞技场遗迹的WorldView-2卫星影像
资料来源：数字地球公司。
他非常兴奋。此前，他和他的团队通过磁力测定技术调查过该区域，但并没有发现卫星影像中所显示的情况。此外，他们也没有采用探地雷达法进行进一步探测。但这次的影像结果看起来非常像圆形竞技场，而且附属建筑很可能是训练营房。我们又找来了近80年前旱季的航摄像片，也能依稀看到类似的轮廓。44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所以这个结果就很明显了。结果令人振奋！
我和西蒙以及西蒙团队的田野调查专家克里斯蒂安·斯特拉特就此次结果联合发表论文，对比了卫星影像与地基遥感工具（比如地磁仪和探地雷达法）和航摄像片等技术手段之间的不同。45尽管痴迷于太空影像技术，但我知道它有自身的局限性：若将它和地基遥感工具一起用作“力量倍增器”，它的威力就会大幅度提升。
西蒙和他的团队计划日后进一步探索这座圆形竞技场。这次联合行动也给我上了重要一课，那就是永不言弃，而且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如果运用得当，太空考古可以帮你找到数量惊人的遗址，无论是在哪一个区域，也无论是哪一种文化。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你要用正确的技术对在正确时间拍摄的卫星影像进行分析。无论是规模庞大还是规模极小的遗址，利用分辨率从0.3米到30米不等的卫星影像，通过分析景观、地质状况和建筑材料等因素，我们都可以破解它们的密码。
这些发现虽然只是表明考古学家现在基于新技术获得的洞察力，但其关乎的绝不仅仅是发现本身，甚至也不仅仅是新的理论。进而言之，它会动摇考古学的根基，亦涉及对新理念的验证，而这些理念，有的行得通，有的则会给我们留下更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 * *
[1]国内一般认为，古王国时代为公元前2686至前2181年，中王国时代为约公元前2040至前1786年，新王国时代为约公元前1567至前1085年。——编者注
[2]萨迦，意为“话语”，是13世纪前后北欧用文字记载的古代民间口传故事。——编者注
4 高风险行业
诱惑力巨大，但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考古学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以及我们又是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的。挑战考古学这架风车的诱惑力无疑是巨大的，但从我的经验来看，挑战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考古学领域交了多年好运之后，我也迎来了自己的“堂吉诃德时刻”——瞄向了远超出自身专长的目标。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如果你被上述重大问题吸引，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要搞清楚你最初是因为什么而进入考古学领域的。对有的人来说，这是家族传承的事业，而有的人则是因为在大学期间修了一门彻底改变人生的课程。大多数人孩提时期就知道，泥土和过去在呼唤他们。但事实同好莱坞的演绎大相径庭：要想得到一份考古工作，你需要付出努力，做出牺牲，同时还需要很多好运气，而任何具有突破性的考古发现都源于多年的工作投入——持续不断地盯着电脑看或在灰尘飞扬的现场挖个不停，而这都会给你带来身体上的各种不适。
就连谁有资格自称考古学家都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悲哀的是，据我所知，考古学领域并不存在神仙教母，因而也就不会有人在你积累经验时赐你一把神奇的泥铲。（如果神仙教母真的存在，我想她肯定是一身皮衣，就跟《夺宝奇兵》中的主角一样。）在北美洲，大多数考古学家在大学期间主修的是人类学、古典学、近东研究或艺术史。在英国，考古学和人类学是各自独立的并列学科。在地中海周边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很多大学，考古学属于主修领域的一部分，比如土耳其研究或罗马帝国研究。在世界各地，攻读考古学学位的学生，通常也会辅修旅游学专业，因为相比其他领域，考古学领域的收入实在是太少了。
鉴于前方困难重重，如果你觉得没必要自讨苦吃，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当今这个世代的考古学人的祖父辈学者，肯特·弗兰纳里早前写过一篇文章讽刺他20世纪80年代的同行。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一个行业老前辈、考古英雄和真心热爱发掘的专家，并记述了此人的一条名言，即考古学是“不脱裤子就能寻到的最大乐子”。1就我认识的同行而言，他们大多数醉心于考古发现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并甘愿为此放弃稳定的收入。
想要主持发掘项目？
我遇见的一些人认为，成为考古发掘项目的负责人意味着你已经获得了所在领域的最高荣誉。但我要说的是，许愿时务必小心谨慎，因为这是一条孤独而漫长的路。首先，你要从项目志愿者做起，通过几个考古发掘季的时间摸到门道。接下来，你可能会成为发掘单元的负责人，然后升任发掘现场的负责人或主持人，承担起全部发掘工作的管理职责。根据研究生阶段所学专业的不同，你可能会成为发掘现场的植物种子专家、动物遗存专家或金石学专家（负责临摹和翻译古代铭文的专业人员）。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你足够幸运并获得研究经费，那么你就可以构思原创性的研究问题，进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比如担任某处遗址部分区域的负责人或全面主持某处遗址的发掘工作。若是走到了这一步，那么请你接受我的慰问，也就是我的祝贺！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一步步走过来的。在亲自主持埃及发掘项目之前的很多年里，我一直都在观摩学习。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期间和之后，我有幸见证了格雷戈里在西奈和三角洲主持的发掘项目。我把握住机会，并全身心投入所负责单元的发掘工作。一整天都不会有人打扰我。我和团队其他成员一起工作，记笔记，绘制遗址平面图，然后看格雷戈里如何处理各种复杂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我应当倍加注意的。
在埃及管理一个团队到底有多难，之前我无从得知。后来，我终于有机会亲自主持发掘项目，一下子从一个快乐的发掘者变成了一个心力交瘁的古代世界的首席执行官。这种大起大落的转变，我想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幸运的是，我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小型团队，而且在遭受重大挫折时，我还有一个很棒的丈夫愿意随时施以援手。
一般来说，在每个发掘季开始前大约6个月，我会花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整理申请资料。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提交个人简历和护照页面资料，并填写安全表格。贻误文书工作的确会导致团队一些成员无法参与发掘项目。接下来就是无穷无尽的联络和接洽工作，比如进行各种协调和规划、预订往返机票和安排机场接送服务。这一切都是在为为期一个月的发掘工作做准备。我倒是希望多做一些发掘工作，就像在工作前、买房前、生孩子前一样，但架不住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复杂。
除了上述准备工作之外，我还要跟埃及的工头沟通，包括餐食的供应、团队成员的安全保障以及物资的运输管理。我们通过即时通信软件讯佳普（Skype）联络，通话次数难以计数。即便是用品库存的盘点，也要来回不停地发送国际电子邮件：泥铲、三福牌记号笔、网格纸、写字板、高质量圆规……这些东西在开罗都很难买到，所以只能从国外采购，然后运送过去。然而，这一切都必须等到汇款到账之后才能启动，而银行的办事效率又非常低。另外，为了运送出土的物品，还得一一计算航空行李的重量，确保它们都不会超重。
抵达开罗之后，我们同样忙得团团转。我会提前四五天到，约见与发掘项目相关的所有政府官员，分享发掘季的计划，获得反馈意见，并在正式文件上签字。至此，团队成员已经从世界各地飞来，他们还将帮助完成发掘前的大采购。我们的购物车里装满了各种常见或不常见的物品：从登记小组使用的坚实的木桌子到卫生纸再到成箱的汤力水，不一而足。我的意思是，这里是埃及，英文Egypt中既有G又有T，这就是金汤力（G＆T）啊，而且每天下午5点很快就到。我们要保持优良传统。
发掘工作一旦开始，我就会承担起多种角色的责任：酒店经理、菜单策划师、护士和外交官。此外，我还负责预算的管理，而在这方面，好在还有格雷戈里的帮助。每天我都会和团队其他管理人员一一确认所需物品是否齐备，并会见当日来访的官员或同行。
发掘现场的餐食供应一直都很棒，这得益于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本地厨师团队，他们以为我们提供美食为傲。我是一个典型的“吃货”，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不同的发掘现场有不同的居住条件，但即便是一个很好的房间，第二天也可能会被水淹，成为免费的盥洗室。再就是天气。说到天气，埃及可是一个全年阳光明媚的国家，如果你可以忽略大风、沙尘暴和突然而至的冬雨的话。
无论发生什么事，团队中的人都需要得到照顾。我们团队有15名核心成员、8名埃及专业发掘人员，以及70余名其他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临时工、警察和安保人员。所有责任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主持发掘项目是我所承担过的最大的责任，也是最令人敬畏的责任，而在待办事项清单上，拿起泥铲、亲自动手发掘有时会排在很靠后的位置，令人沮丧。
但重点在于作为发掘项目的主持人，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团队发挥最大潜能。集聚世界一流的专家，确保他们的健康，并让他们快乐工作；为团队成员提供优渥的薪酬，并保障他们的安全。这就是你一天中要做的工作。归根结底，你要实现自己的愿景和梦想，离不开他们的帮助。所以，在你所有的演讲和出版物中，你要向团队中的专业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表示祝贺和敬意。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你的成就。这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棒的工作。
讲了这么多利害关系，你现在应该明白是什么驱使人们进入考古学界了吧。在（通往奥兹国的）黄砖路上，我们总是奋力前行：博士、博士后研究职位、工作、终身教职、晋升、资助经费。大多数人工作一辈子，是为了退休后去旅游；我们考古学者努力一辈子，只为能够一直发掘下去，而且我们愿意无偿付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无偿工作过，尽管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做。
关于重大考古发现的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要是都能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研究经费或大学的支持款项就好了。在考古学界，名声不是推动我们前行的动力。它对我们的事业确实有所助益，但也往往会成为阻力。对我们来说，真正的驱动力是无穷的好奇心。我们的内在孩童一直在追问。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多挖一铲。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这一铲子下去，也许所有碎片就能拼到一起了。
大胆往前走……
大胆假设需要大胆求证。在高风险科学领域，你得提出可验证的假说，并辅以可靠的研究方案，同时组建卓越的研究团队。唯有如此，你才有可能把获得经费的概率从零提升到千分之一左右。谨慎是关键。在风险高的情况下，你必须明确向利益相关方表示，成功机会渺茫。回报是什么？你可能会对历史做出贡献。当然，这听起来很疯狂。
在上一章中，你可能想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作为一个埃及古物学者，我却跑到冰天雪地的地方协助拍摄寻找维京人的电视节目。现在，让我来讲一讲幕后的故事。2013年，在我的儿子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我刚刚和BBC一起完成了一部关于罗马帝国的纪录片。彼时，加拿大历史频道制作的剧集《维京人传奇》刚上映，而大英博物馆举办的关于维京人的重磅展览和研讨会也已拉开序幕。或许是感受到了一种趋势，BBC提议制作这档寻找维京人的新节目。
我礼貌地回复了他们的电子邮件，并问他们是否忘记了我的专业。我是研究金字塔的，不是研究长屋的。鉴于我研究的是罗马帝国晚期，往东、往西或往北一点儿寻找罗马遗址都说得过去，但要寻找维京人的遗迹，对我来说似乎跨度太大了。我直截了当地说，由于要照顾小孩，我眼下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着找尿不湿和湿巾。
我以为这事就到此为止了，而且很快就置之脑后。时间到了第二年夏天。我和格雷戈里前往伦敦拜访好友。BBC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消息，问我有没有时间和他们的执行制片人一起吃个便饭，顺便聊聊一个可能的节目。时间安排在中午，我们吃的是炸鱼薯条。在小孩子咿咿呀呀的吵闹声中，这位执行制片人试图说服我前往加拿大以及其他地区，寻找潜在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遗址。我再一次劝他放弃。那时，我的确在考古学入门课上开设了一个关于维京人的课程单元，但也仅此而已。见我难以被说服，他于是念了一串咒语：“我们将支付所有的研究费用。”
这可击中了我的软肋。这样的提议并不常见，也许我需要做出一点儿改变。也许是午餐期间喝了烈性苹果酒——我的确喜欢在就餐时喝一品脱[1]苹果酒。也许是还没有倒时差，长时间照顾小孩让我暂时失去了理智。我不记得我答应了，但事实又很明显，我的确答应了，因为在回到家后，我收到了很多项目预算方面的电子邮件。
我在埃及的团队可以为该项目提供协助，比如团队中的磁力学专家戴夫·盖辛斯，他精通各种晦涩的测绘解决方案以及披头士乐队的全部曲目，再比如刚从剑桥大学取得研究型硕士学位的蔡斯·蔡尔兹，他擅长技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小子。在得知该消息后，我的丈夫也兴奋不已，他在大学时主修的就是中世纪考古学，所以迫不及待地想去考察维京人的遗迹，并协助开展背景研究。此外，我还认识许多可以随时请教或建立合作关系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方面的专家。在这种情况下，会出什么错呢？
一切都可能出错。
数以千计的探险家、冒险家和考古学家都曾在北美洲寻找维京人活动的证据。在明尼苏达州，有人宣称找到了维京人的如尼字母石刻。2在缅因州，依法对一处美洲原住民遗址进行发掘时，曾出土一枚维京人硬币，这表明维京人和新英格兰地区的人有过接触，也可能短暂地探索过这一区域。3此外，很多人认为加拿大东部地区乃至美国东北海岸地区可能存在更多维京人的遗迹。4他们的这种期望并非毫无道理。
如果勾勒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北欧峡湾对外扩张的场景，你可以想象农场主是如何快速占据冰岛的，而这些农场主的子女又是如何瓜分那里的耕地的。5这自然会导致紧张关系和竞争局势。
颇具传奇色彩的维京人“红发埃里克”——这个绰号可能源于他的发色或暴躁脾气——陷入一场恶斗，致两人死亡，分别是“犯规者埃约尔夫”和“决斗者赫拉芬”。6因此，埃里克在982年被驱逐出冰岛。7于是，他带领一群人向西出发，抵达格陵兰岛，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聚落。在该聚落的遗存中，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包括一座已经坍塌的教堂和各类住宅的石砌地基。8在格陵兰岛东部和西部的聚落，生活着超过3 000人。他们不断适应当地环境，在这片新土地上又居住了400年。9随着小冰期的到来，人们的生计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威胁，第一批定居者的后裔于1450年左右离开格陵兰岛。尽管如此，但他们祖祖辈辈创造的成就仍堪称非凡。10不过，对维京人来说，这片新土地并不足以浇灭他们的探险激情。
多亏了流传至今的冰岛萨迦，我们才对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北美洲探险有了更多了解。11《红发埃里克传奇》和《格陵兰岛人传奇》记述了他们在999—1017年进行的5次探险活动，而目的地均是一个名为“文兰”（Vinland）的地方。12此外，在冰岛的《定居者之书》和冰岛年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文兰的记述。13
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研究领域，文兰是个什么地方以及它位于何处，仍是争论不休的话题。14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连参与讨论的勇气都没有。如果你觉得维京人很凶猛，那么你应该看看辩论中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方面的研究专家。
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从格陵兰岛出发，在往西和往南航行的过程中，分别到过三个景观迥异的地方。第一个地方是赫鲁兰（Helluland），意为“平石之地”，有岩石海岸，但不见任何树木，现在考古学家普遍认为该地区对应的是加拿大的巴芬岛。第二个地方是位于赫鲁兰以南的马克兰（Markland），意为“森林之地”，与今天加拿大的拉布拉多地区有关，那里茂密的森林沿着海岸线绵延数英里。第三个地方就是文兰，地理位置应该更加偏南。15
即便是在文兰这个地名的翻译上，也存在争议。“Vinland”可能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的地方16，也可能是酿造果酒的地方，因为在纽芬兰岛以及圣劳伦斯湾沿岸一带的其他地区，至今仍盛产各类浆果。或者，这就是一个藤蔓丛生的地方。17
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在从赫鲁兰往南航行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建立了不止一个聚落，其中至少有一个在纽芬兰岛。18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到底往南航行了多远，他们又在多远的南方定居，即便只定居一季。这就是我和我的团队决定利用卫星影像来验证的问题。
首次接触
寻找古代斯堪的纳维亚遗址的努力，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但其中也有一次完全超出人们预期的重大成功，而这一次成功也改变了北美洲的历史。
时间要追溯到1960年，主人公是挪威一对夫妇：黑尔格·英斯塔和安妮·斯泰恩·英斯塔。在读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萨迦时，他们认为文兰可能指纽芬兰岛，因为从拉布拉多往南航行时，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第一个登陆点，从逻辑上讲，应该是纽芬兰岛的北海岸。19后来，他们跟当地一个名叫乔治·德克尔的渔民谈起古遗址的事情。德克尔领着他们去看了一系列由草皮垒砌的地基，上面还覆盖着杂草，外形看起来很像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长屋。20这表明，在世界各地，最了解一个地方的还是当地人。
在接下来的几个发掘季里，英斯塔夫妇对这处名为兰塞奥兹牧草地的古遗址进行了发掘，成果十分惊人，以至于研究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广大学者花了几年的时间才最终接受这一事实。21长屋遗址出土的物件包括一个用皂石制成的纺锤，这是制作羊毛衣物不可或缺的毛纺工具。22出土的船用铁铆钉表明这里曾经停靠了大型船只。23在其他区域还发掘出了一间炼铁和制造铁器的铁匠铺。24不过，最终让怀疑论者闭嘴的是一枚金属环扣胸针，这也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典型配饰。25
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显示，出土的物件的年代可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26，而建筑物的形状则与同时期冰岛和格陵兰岛的建筑物雷同。27英斯塔夫妇可以说是最先发现了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北美洲活动的证据。
继英斯塔夫妇之后登场的，是加拿大公园管理局的传奇考古学家比吉塔·华莱士。28她带领团队在靠近海岸一带的遗址沼泽区发掘，出土了一些加工后的木料。29此外，该团队还发掘出了一棵灰胡桃树以及灰胡桃树木材。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纽芬兰当地并没有这种灰胡桃树。也就是说，兰塞奥兹牧草地的居民是驾船横渡圣劳伦斯湾去伐木的，而所伐木材也被用于探险活动。30所有证据加起来，表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只是在兰塞奥兹牧草地居住了很短的时间，而人口数量最多也就100人。31令人奇怪的是，当地考古发掘中没有出土任何动物遗骨，也没有发现任何与马厩相关的证据。32
从萨迦描述的所有征程来看，该地区必定存在其他聚落。兰塞奥兹牧草地可能就是文兰，而文兰也可能是整个地区的泛称。随着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我们进一步确定，过去不曾有人利用遥感技术的系统方法，对北美洲东海岸一带的潜在考古遗址进行搜寻。
让人感到兴奋的不仅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遗址，加拿大东海岸和圣劳伦斯湾一带还曾孕育出其他很多令人着迷的古代原住民文化，比如多塞特33、贝奥图克34和滨海古文明35。如果能够进一步发现这些族群的踪迹36，无疑会在考古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做研究设计时，我们希望我们所采取的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摈弃偏见。我们并没有把目标锁定在任何特定的古遗址上，而是希望借助遥感技术，看能不能找到任何古遗址。仅此而已。通过对古代原住民文化的研究，我和我的团队对可能碰到的建筑物的范围和类型有了大致了解。此外，我们还对冰岛发掘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长屋和农场建筑物，以及该地区18世纪、19世纪定居者的标准建筑类型做了研究。
广大区域需要测绘
此时，我们有足够预算来支付蔡斯和戴夫的薪酬，还能购买一些卫星影像资料。就遗址测绘和发掘而言，我们通常会专注于一个小的区域。要知道，获取整个加拿大东海岸以及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总计需要数千万美元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寻找替代方案。
得益于两个开源的卫星影像平台——谷歌地球和必应，我们可以免费获取加拿大东海岸至少60%的区域的高分辨率数据。然而，人口密度较低的区域的卫星影像质量则参差不齐，因为这方面的需求实在是太少了。在低分辨率卫星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树木，但更多的细节则无从知晓。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埋头工作，经常连续几个小时盯着卫星影像，察看海岸线周边区域以及附近湖泊和河流岸边的情况。任何奇怪的形状或特征都会被标注出来，然后待第二天由整个团队进行评估。
在纽芬兰周边地区，我们找出了大约50个重点区域。也就是说，我们最有可能在这些地方发现古遗址。我们没有购买高分辨率卫星影像——这需要花费3万美元左右，对我们来说还是太贵了。相反，我找了政府下属的一家环境测绘机构，从他们那里购买了航摄像片，价格只要1 000美元。虽然这些影像并不包含多光谱数据，但分辨率高达25厘米，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评估一处遗迹是否值得进一步探索。
在这些像片的帮助下，我们把先前圈出的大约50个重点区域缩减至6个。这样一来，我们就承担得起多光谱图像的费用了。基于多光谱图像分析，又有4个区域迅速被排除；受海拔或植被生长的影响，原本在航摄像片中看到的遗迹，被证实是不存在的。由此，我们就只剩下了两个区域：其一位于兰塞奥兹牧草地以西约20英里处；其二位于兰塞奥兹牧草地以南约700英里处，名为罗斯角（Point Rosee），几乎在纽芬兰岛最南端。
罗斯角覆盖着稀疏的植被，从茂密的森林中突伸出来，直入圣劳伦斯湾。在长240米、宽120米的卫星影像区域中，可以看到一系列密集的黑色线条，可能是一些长20米、宽8米的建筑物的模糊轮廓。在南部和东部，一条狭窄的黑色虚线几乎将这些“建筑物”都包围起来，看起来有些像农场的围墙。在东部还有一些类似于田垄的痕迹（见图4-1）。
图4-1 经过处理的罗斯角的WorldView-2卫星影像
资料来源：数字地球公司。
我们建议到现场做进一步的非侵入性调查，BBC予以采纳。到了这个时候，我必须搞清楚如何获得许可，因为你不可能突然出现在加拿大的土地上，然后就开展调查工作。这么做是违法的。我给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考古办公室的负责人玛莎·德雷克发去了电子邮件，并附上了我们的初始研究结果报告。
我确信我会被当成一个疯子对待，并会遭到拒绝，所以很害怕收到她的回信。结果，我大错特错。玛莎富有魅力，温文尔雅，而且非常赞同我们的想法。她在电话中表示支持我们，一是因为她相信我们肯定会找到一些东西，二是因为她也想看看我们在加拿大东部地区尤其是在纽芬兰采取的新的考古方法。
就这样，我们顺利获得许可。是年10月，戴夫和蔡斯先行一步，从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机场飞往迪尔莱克机场，而从机场到罗斯角还有大约三个小时的车程。在现实世界中，对这两位风格迥异但同样优秀的专业人士能不能工作到一块儿，我感到担心。蔡斯喜欢早睡早起，是个急性子，而戴夫则是一个靠咖啡提神的夜猫子。
就连进驻罗斯角都成了天大难题，要不是好心的商店老板埃德温·盖尔施以援手，他俩根本就到不了那里。被当地人称为“霍基”的盖尔经营着一家大百货商店：商品从杂货到鱼饵再到吉他，不一而足。他借给戴夫和蔡斯一辆四轮驱动车，并告诉他们如何躲避当地的熊。纽芬兰仍是一片荒芜之地。当时还在美国忙着讲课的我，偶尔会收到蔡斯发来的“鼓舞人心”的信息，比如“戴夫今天差点儿死了”。我们在卫星影像中看到的那片森林，根本就无法穿越，而时速超过60英里的强风几乎要把戴夫吹到50英尺高的悬崖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