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戴夫和蔡斯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方法，总之为戴夫的地磁仪探测划定了必要的网格。37按照标准程序，戴夫将地磁仪捆在背上，但在大风之中，他仿佛成了一叶孤帆。他只好改用其他安全的携带方法，并在蔡斯的协助下，用一周时间如期完成了田野调查工作。幸好他们及时完工，在他们离开纽芬兰的那天，罗斯角已被数英尺厚的积雪覆盖。
诱人的线索
在他们回来之后——谢天谢地，两人都还活着——我们围坐在电脑前开始处理影像。在焦急的等待中，我们看到了一系列较暗的线条和6个脉冲尖峰。这些脉冲尖峰同我们在卫星影像中看到的情况是一致的。那里肯定埋着东西，而且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调查的东西。
我们在报告中向玛莎分享了这些数据，她建议我们用一个发掘季的时间，在若干2米见方的单元内进行试验性发掘。同时，她还帮我们联系了当地资深的考古学家弗雷德·施瓦茨，请他协助我们开展规划和发掘工作。弗雷德告诉我们，他认为我们找到的很可能是一处考古遗址，但需要我们厘清这是18世纪或19世纪的聚落38，还是纽芬兰原住民文化的遗迹。
此外，我们还把初始研究结果发给了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道格·博朗代，也就是我们在冰岛考古项目中有过合作的那位。道格表现得很谨慎，但也很兴奋，并解释说，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开发了一种可在纽芬兰测绘潜在考古异象的健全的科学方法。
按照计划，发掘季于2015年6月开始。在此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埋头研究纽芬兰西南地区的定居史。39如果你也是埃及古物学家，你就知道这是必做的功课。我们翻遍所有地图，都未发现罗斯角附近有住宅或聚落标志。如此一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往好处想。
大冒险
格雷戈里、蔡斯、戴夫和弗雷德率先投入发掘工作。几天后，我也抵达纽芬兰。纽芬兰的气温和天气变幻莫测。我曾经看到“沉船之风”相关的记载，说该地区风力之强劲，足以将列车掀离轨道。所以，我心里还是有点儿忐忑。但是，纽芬兰人的友善和慷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将永远记得沿岸空气的味道，那里就像是海边的圣诞树农场。清新、干净和纯粹的原始，给人一种美得窒息的感觉。
每天，我们团队都会从霍基的店里出发，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步行约3 000米抵达目的地。除了一名成员驾驶四轮驱动车运送物资外，其他人都是步行，先穿过植被稀疏的丘陵，四周点缀着粉色、黄色和白色的花儿。之后，我们沿着一条古老的伐木道，进入茂密丛林，跳过泥坑，再顺着长满草的一直延伸到海崖和深泥沼的斜坡下行。
从远处望去，突出的罗斯角一直延伸到大海。我们继续跋涉，穿过海岸茂密的灌木丛和矮树林，只见一只只海豹在下面的礁石上晒太阳。在天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们还会看到鲸群。最终，我们抵达目的地。这里的杂草及膝，稀泥更是没过脚踝，我们寸步难行。
考古学是一门注重细节的学科，任何良好的发掘工作都始于完善的、后续可参考的网格系统。基于加拿大大地测量局于1974年划定的标记，格雷戈里和团队其他成员沿着发掘区的西半部，开始设置长240米、宽120米的网格。这里的1974年的标记，是加拿大政府正在进行的一项有着百年历史的测绘项目的成果之一。40在确定地磁仪的脉冲尖峰区以及卫星影像所显示的潜在遗迹的位置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但这难不倒我们。
我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发掘单元。与此同时，戴夫也利用地磁仪进行了更深入的探测。弗雷德是个面冷心热的人，主要在加拿大东部从事考古发掘工作，拥有30多年的经验。他在卫星影像未显示出任何遗迹的一块区域挖了一个测试单元，以确定发掘区自然土壤的分层情况。蔡斯和我在北侧发掘，发现了1米宽的“墙体”遗迹。几天之后，戴夫确认了初步调查中的一处发现：地磁仪探测时突然出现了一个250的磁力量值，而其他区域的量值则在−2和+2之间。这表明该处是一个磁力异常区：地下可能埋有焚烧区或沟渠。
于是，我们另设了一个小型发掘单元。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一块尖端穿出地面的卵形岩石。在把覆盖该地的茂盛杂草和其他根系移除之后，我们发现这块岩石上面好像有被火烧裂的痕迹。此外，我们还发现上面有一些暗色的金属块，看起来是在岩石离地面以下5厘米的地方嵌入的。
起初，我们并没有想太多。弗雷德和我继续发掘，随后又发现了一些大小与25美分硬币相当的碎铁块。我们在旁边的水洼里把它们洗干净，它们看起来像是被冶炼过的沼泽铁。沼泽铁常见于沼泽环境，因为矿石在这种环境下会沉积并积聚成块。维京人会通过各种加热工艺，对这些含有杂质的沉积物进行冶炼，用来制作铁钉和铁具。就我们挖到的这些金属块而言，有的表面好像还有气泡，表明它们可能是加工后的金属（见图4-2）。弗雷德告诉我们，在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他还是第一次在该区域看到这种物品。
图4-2 罗斯角出土的沼泽铁
资料来源：格雷戈里·芒福德。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时刻。我们可能找到了一个古代冶炼沼泽铁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留有废料。我们扩大发掘范围，试图找到更多的遗迹。
深入发掘
自我们的发掘工作开始以来，这里几乎每天都下雨，而来自北大西洋的海风更是给我们增添了寒意。在大多数时候，发掘区都是一片泥泞，而我们团队的成员也是浑身湿透。我用手碰那块岩石，发现上面有一块黑色薄片掉了下来——可能是木炭残留物。地面积水导致大量有机物质剥落，泥土中可见数以百计的细小的木炭碎片，而每当我用手触摸时，手上都会留下黑色的条痕。所有遗迹，我们都进行了采样。
蔡斯和我发现了一个大致呈圆形的坑洞。深约20厘米的坑洞位于一块岩石旁，四周是密集排列的石头。坑洞内有重约20磅[2]的沼泽铁。我们注意到沉积物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色物质，看起来就像是灰烬（见图4-3）。我们尽量抑制兴奋的心情。
图4-3 在罗斯角发掘的熔炉状遗迹
资料来源：作者。
但在弗雷德看来，这是难以解释的考古发现。在纽芬兰已知的古代原住民文化中，无一原住民聚落使用沼泽铁；出土的多塞特人和因纽特人的工具，全是由陨铁制成的，而如果这是他们的一处遗址的话，那么这里肯定还有其他原住民活动的遗迹，比如燧石加工。41来自欧洲的定居者不会冶炼沼泽铁，因为他们使用的金属物品是从欧洲起航的船运来的。42如果该遗址是18世纪至19世纪的聚落，那么我们一定会发现陶器。43即便这只是一栋住宅，就如弗雷德在我们发掘之前所认为的那样，也会有陶器存在，因为这是在纽芬兰已发掘的英法人住宅的典型残留物。
如此一来，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
这里距离海滩1 000米，还有一个周围有屏障的小海湾，可以说是建立小型营地乃至临时聚落的理想地点。我们开始幻想，这也许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建立的最南端和最西端的聚落的证据。兰塞奥兹牧草地可能并不是孤立的聚落：有一部萨迦曾经提到一个名为“霍普”（Hop）的地方44，说那里有个聚落，靠近与河流相连的周围有屏障的小海湾，而且气候足够温暖，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可以种植谷物。巧合的是，科德罗伊谷（Codroy Valley），也就是我们正在发掘的这个地方，如今是纽芬兰以耕种闻名的区域之一。回到1 000年前，当地的气温可能更高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纽芬兰的每一片土地都适宜耕种。
各种线索很容易串联起来。接下来，我们又发现了更多线索。格雷戈里负责的发掘单元刚好位于“熔炉”南侧。在发掘季的最后几天，道格·博朗代加入我们。他所负责的发掘单元位于格雷戈里的发掘单元和团队的发掘单元之间，在卫星影像中的颜色更暗一些。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我们听到他嘟嘟囔囔地说：“这不可能。真是难以置信！”
他发现的好像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草皮墙体的遗迹：起伏的带棱角的棕色和黑色草皮。这样的遗迹，道格先前已经见过几百次了。我后来在冰岛看到的出土的草皮块，跟我们这次在纽芬兰发现的一模一样。
除了带有气泡的沼泽铁之外，我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发现。当然，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此前，我请教过的所有专家都曾表示，古代斯堪的纳维亚遗址不会出土太多的人工制品，兰塞奥兹牧草地遗址就是例子。我们兴高采烈地离开了罗斯角，并决定第二年夏天带一支更大的队伍来。此次试验性发掘可以说是初战告捷。
新的测年证据
格雷戈里和我回到美国家中，把带回来的样品寄给各位专家。接下来，格雷戈里花了数百个小时的时间，撰写此次发掘项目方面的报告，并进行数据分析。是年冬天，我们拿到了取自岩石顶部的块状炭样品的测年结果。当时为了采样，我们从那块有明显焚烧痕迹的岩石的顶部和侧面分别刮取了一些碳化物质。发掘现场的其他岩石都没有类似的焚烧痕迹。
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显示，炭样品所属年代在公元1255—1287年，概率为95%。这一结果，恰好落在我们所希望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活动的时期。这比兰塞奥兹牧草地遗址所处年代晚250年左右，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猜想的空间：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加拿大活动了多久。此外，我们还拿到了另外一个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所属年代在公元764—886年。自地表之下采集的枯树根样品的测年结果为17世纪初，这意味着在任何已知的欧洲人定居纽芬兰之前，这棵树就已经生根发芽，而且自此之后这片土地就没有被开垦过。45
我们请了我所在大学的地质学家斯科特·布兰德，让他分析岩石顶部周围类似的“焚烧”物质以及岩石底部附近的沼泽矿石，看取自不同区域的样品是否属于同一时间和同一活动。是的，确实属于同一时间、同一活动。长期在伯明翰生活的斯科特对该市的钢铁行业有过深入研究。他告诉我们，炼铁需要1 250摄氏度的高温，这远非燃烧草秆所能达到的温度。46此外，在他检测的沼泽矿石和岩石顶部残留物的样品中，有一些铁含量很高，在75%～85%之间，非常适合用于冶炼。
在向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冶金学专家托马斯·伯奇请教之后，我们得知我们找到的并非原本以为的熔渣；初步检测结果显示，它们是冶炼流程第一阶段的产物，即焙烧后的沼泽矿石。沼泽铁含有水分，如果把它直接放入高温炉火，是会发生爆炸的。所以，要用低温焙烧的方式让水分慢慢蒸发，再用于下一阶段的冶炼。这似乎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沼泽铁会含有气泡还很难打碎，要知道，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用手轻轻一按就能把沼泽铁变成碎片。
是的，看来我们的确找到了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罗斯角活动的初步线索。但在这里，我们讲的是科学，而科学有时候是残酷的。
重返纽芬兰
在将研究结果分享给多位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研究专家和玛莎·德雷克办公室之后，我们重返纽芬兰，而这次与我们同行的还包括多位土壤学家、多位专注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聚落研究的专家、一位专注于古代植物遗存研究的业内权威、一位考古测年专家、多位花粉研究专家以及额外增加的一位勘测员。此前，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发掘和调查计划，确保它们都能得到评审专家的认可并获得通过。
但接下来，我们搭建的纸牌屋开始坍塌。在以“熔炉”为中心扩大发掘范围之后，我们发现与卫星数据完全相符且此前被认为是草皮墙体的遗迹仍在不断延伸，一时看不到尽头。进一步发掘发现，这根本就不是草皮墙体，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土壤遗迹，是在水流和基岩梯度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当地热心的考古学家布莱尔·坦普尔说他先前从未在加拿大东部地区见过类似的遗迹。我们大失所望。但很快，在布莱尔的乐观精神的带动下，我们又开始行动起来。
在夏天最初发现“熔炉”遗迹时，它就已经积水，而我们所认为的木炭证据也早已消失殆尽。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忙着把里面的水舀出来。从考古学上讲，这无疑是一个破坏的过程。该处遗迹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线索可以提供了。
我们找到了更多的沼泽铁，其在“熔炉”周边地带分布最为密集，但它们是天然形成的，分布区域也超出了我们先前的预料。卫星影像显示的其他被认为是墙体的遗迹，也都被证实是天然的，其中包括一块轮廓清晰的、呈直线状的深绿色植被。卫星影像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我们只好在沮丧中结束了这个发掘季。
样品，无穷无尽的样品。我们仿佛把半个纽芬兰岛搬回了实验室。挑主要的来讲，我们把5份“焚烧过”的含有沼泽矿石的砂岩样品送到了华盛顿大学的一家顶级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该实验室由詹姆斯·费瑟斯负责运营，所采用方法为热释光测年法（TL）和光释光测年法（OSL）。47对考古学家来说，这些技术是无比宝贵的。热释光测年法可以测定一种矿物质最近一次被加热到500摄氏度以上时的年代，这表明它可能被人为焚烧过。光释光测年法可以用来测定石英的年代，工作原理同热释光测年法类似。
在2018年春季之前，我们只拿到了“炉床”遗迹的放射性碳测年结果。就同一环境中的样品而言，如果光释光测年法和热释光测年法的测年结果大致相同，那就说明有人曾经在一个天然形成的约40厘米宽的碗状凹坑内焚烧沼泽铁。如果这里发生过山火或遭过雷击，那么周边区域必然也会存在“焚烧”痕迹，但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迹象。
2018年4月下旬，我们收到了费瑟斯博士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光释光测年法和热释光测年法的测年结果。我承认，在经历了令人沮丧的2016年发掘季之后，我已经不再把这些结果当回事了，也做好了迎接更糟糕消息的准备。
但这和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第一组质地较细样本的光释光测年法的测年结果为公元921±130年，也就是说年代区间可能是公元791—1051年。第二组质地较粗样本的测年结果是公元1200±300年，即公元900—1500年。但遗憾的是，光释光测年分析并未证实岩石本身或“炉床”周边区域存在明显的燃烧痕迹，因而也就没有确凿证据表明那些沼泽铁是被人为加热的，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那处“熔炉”遗迹是用来加工沼泽铁的。
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是或不是？
出乎意料的结果让我们困惑不已：在同一处考古遗址，我们拿到了4个彼此独立但又密切相关的测年结果，即均在公元764—1500年；当然，按照放射性碳测年法，也确实测出了几个更早的年代。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关联度最大的覆盖岩石顶部的物质，跟下方的“炉床”遗迹无疑是有关系的。
那些植被为什么会误导我们，进而让我们做出错误的解读，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我们仍在寻找答案。这里生长的草类比其他地方的更健康，而奇特的“草皮墙体”一带的土壤也更肥沃，并呈现出一些线性模式。土壤中可能含有某种矿物质，或者各植物之间产生了相互影响；呈现带状的这种土壤，所含水分好像确实高于周边土壤。这也许只是单纯的巧合：遗址北部的长屋状地块恰恰与其他已知长屋的面积、形状和朝向相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断挑战极限，进而找出某种事物出现或不出现的原因。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现在有足够证据表明，在距今大约1 000年前，有一个或多个群体抵达罗斯角。他们可能搜集、搬运了大量沼泽铁，用来覆盖岩石顶部和填满石块凹陷处。我们的初步观察表明，他们用木炭焚烧或往岩石中嵌入了大量沼泽铁，产生了足够多的热量，只不过留下来的所剩无几。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们发现的，也许是当地印第安人或多塞特人出于某种目的而焚烧沼泽铁的首份证据。这将是开创性的。或者，我们发现的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这里短暂停留并焙烧大量沼泽铁，然后拿到别处冶炼成钉子，用于修理船只。因为只是短暂停留，所以他们并没有留下太多可供发掘的证据。
因发掘兰塞奥兹牧草地而闻名的考古学家比吉塔·华莱士和丈夫罗布专程造访罗斯角，我们大为感动。他们两人都非常了不起。比吉塔是考古学界的大拿，她亲切大方又无比睿智，一手培养了多个世代的考古学家。在发掘季即将结束时，她约我坐下来一起聊聊，并告诉我，虽然发掘结果不如预期，但我们为将来的考古调查设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标准。
“你们发现了什么并不重要，”她说，“你们采用的是最先进的技术和出色的发掘策略。你们让相关领域的专家齐聚一堂，贡献智慧，并拼尽全力。这是近年来其他寻找古代斯堪的纳维亚遗址的团队都没能做到的。你们应该感到自豪。”
她的这番话发人深省。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这是一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遗址，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要持续进行发掘，同时还要申请大笔经费，并与加拿大政府密切合作，共同进行旅游区开发工作，而这些都不是坏事。我们仍需要对可能焙烧过的沼泽矿石和奇特的植被进行额外分析。但从目前来看，这处遗址充其量只存在一些证据，未来可能会一直保持现状。
付出这些努力之后，我觉得文兰可能并不是一个单一地点，而是指整个纽芬兰岛和圣劳伦斯湾。利用激光雷达等航空测绘技术或许能在离海岸更远的内陆、靠近优良农田的地方或罗斯角一带，发现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营地甚或聚落。只不过，它们现在都被埋在植被之下。
科学的基石在于未来可重复得到实验结果的方法，而不仅仅是惊人的发现。随着测绘技术的不断进步，再加上意外的发现或更多的搜寻，我相信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们会在加拿大发现更多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遗址。另外，纽芬兰岛西海岸的一些现代聚落，同样有可能是建立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遗址之上的。毕竟，300年前乃至更早的定居者，也会像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选择最适宜居住的地点，而且人们通常会生活在一直有人生活的地方。
格雷戈里和我都非常渴望重返纽芬兰。如果风车足够闪亮耀眼，我也会像堂吉诃德一样冲上去的。在激光雷达技术的帮助下，再加上我们已经掌握的证据，我想我们能以更快的速度对潜在遗址进行试验性发掘。没错，我乐意承受更高的风险和更多的失败，但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听同行说，我们的这次发掘行动重新激起了考古学界在该地区寻找潜在的古代斯堪的纳维亚遗址的兴趣，而这对热情好客的当地人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更渴望了解纽芬兰的过去。游戏已经开始，让我们期待奇迹的出现。
* * *
[1]1英制品脱=5.682 6分升。——编者注
[2]1磅=0.453 6千克。——编者注
5 “挖错地方了”
城市在分崩离析后，会为我们留下什么？
有时候，你的脑海里会出现一处遗址，它就像一段洗脑音乐一样，一直回荡在你的耳边，而且越来越响，让你欲罢不能。除了《国家地理》杂志和图书馆的书籍之外，我第一次“见识”考古活动是在电视上-从公共电视台偶尔播放的考古纪录片到《夺宝奇兵》之类的影片，不一而足。我对古埃及痴迷不已。在上七年级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项作业，我就用冰箱的包装箱制作过一口棺，仿照古埃及石棺进行了一番装饰，并用卫生纸把自己包裹起来。当我从箱子里站出来展示我的木乃伊化的器官时，一半同学被吓呆，一半同学被逗乐。我没有寻求专业帮助，而是选择走上专业道路。仅此而已。
小时候看《夺宝奇兵》时，我最喜欢的就是塔尼斯那一幕——在地图室，一座失落之城在眼前展现，那里隐藏着失踪的“约柜”。尽管纳粹制订了各种阴谋计划，并四处发掘，但印第安纳·琼斯的朋友萨拉赫的短短一句台词，就抹杀了他们的全部考古工作：“他们挖错地方了。”
可以说，我很早以前就把塔尼斯放在心里了，那也是我儿时梦想的地方。
塔尼斯的故事
好莱坞呈现的塔尼斯并不是很准确。塔尼斯，即《圣经》中的琐安，位于埃及三角洲东部地区，从开罗向北出发，大约3个小时的车程。该城坐落在尼罗河支流门德斯河以南，沿着尼罗河的另一条支流塔尼提克河扩展，而我们前面提到的特比拉就在门德斯河沿岸。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坐落在康提尔（Qantir）附近的培尔-拉美西斯——定都塔尼斯之前的埃及首都——始建于第十九王朝（公元前1296——前1186年），但我们并没有塔尼斯第二十一王朝（公元前1070——前945年）之前的任何考古数据。1
古代塔尼斯的部分城区之上，坐落着现代社区圣哈杰尔。汽车穿行在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没有人会想到这里的地底下还埋着一个荒废已久的大都市。从圣哈杰尔往城外走，你会看到一栋杂乱无章的白色建筑物，它看起来跟度假屋差不多。通往入口的走道两侧，是开得正艳的粉红色三角梅。走到后面的阳台……瞬间，你会有一种无法呼吸的感觉。荒凉的丘陵绵延不绝，如同无边无际的海洋（见图5-1）。在丘陵下，白色的石块筑成庞大的神庙建筑群。
像塔尼斯这样的遗址，在埃及已经很少见了。从谷歌地球上看，这处遗址的形状就像是倾斜的南美洲。所有磅礴大气的形容词都与它无关，这只是一座被废弃的大都市。该遗址长超过2 000米，宽1 500米，据我估测，地面发掘体量约为2 200万立方米。按照每个发掘季发掘4个10平方米的标准单元计算，考古学家需要花费超过55 000年才能发掘完。
图5-1 塔尼斯景观概况
资料来源：作者。
在走进遗址中间地带时，你会发现到处都是10～15米高的泥砖废墟。覆盖在遗址之上的泥沙层特别软，让你寸步难行，尤其是在雨季：重达数磅的淤泥会让你的登山靴变成厚底高跟鞋。
主要的宗教区域位于遗址北端。此处地势平缓隆起，神殿内供奉着三位神，即阿蒙-拉、他的妻子穆特以及他们的儿子洪苏。这里可能是太阳神拉的崇拜中心。2此外，遗址内还有一条廊道，两侧有4米高的雕塑和石碑，可供游客游览。
从公元前1070年到前712年的这350多年里，塔尼斯一直是古埃及的首都。也就是说，在第二十一、二十二王朝也就是第三中间期初期，古埃及历任国王都定都于此。3
在新王国时代开创的古埃及伟大帝国走向衰落时，利比亚部落开始进入古埃及西部沙漠。面对日益加剧的动荡局势，焦虑的城镇居民只得加固防御工事。4第二十王朝末代国王拉美西斯十一世的统治中心设在塔尼斯以南约20千米处的培尔-拉美西斯5，而三角洲地区则由他的得力助手、大祭司斯门德斯掌管。
在拉美西斯十一世的统治日渐式微、趋于终结时，斯门德斯在古埃及北部称王，进而建立第二十一王朝。他把首都迁到了塔尼斯，而旧都培尔-拉美西斯可以说是被劫掠一空：所有的石料和其他建材几乎都被塔尼斯的建筑工人搬运到了新都，以至于考古学家长期以来都把两者搞错。6在第二十一王朝统治后期，国王普苏森尼斯一世（公元前1039——前991年）开创先例，将自己的陵墓修建在塔尼斯的神庙内。一方面，这可以强化安全防护，另一方面也可以同帝王信仰关联起来。从古埃及人的标准来看，这是非常激进的举措。7
尽管内有战乱，外有进驻门德斯乃至三角洲西部地区的叙利亚人的步步紧逼，第二十二王朝的首任统治者舍顺克（公元前945——前925年），也就是《圣经》中的示撒，还是在塔尼斯建造了一座新宫殿。8一切都乱套了。到第二十四王朝时，即公元前712年前后，塔尼斯已经不再适合作为首都。9
塔尼斯的早期探索史
塔尼斯遗址拥有极其丰富的探索史。早在19世纪初，拿破仑的专家团队就开始在此地开展考古活动。后来，一位名叫皮埃尔·蒙特的考古学家继承了法国的发掘传统，取得了考古学界公认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埃及考古发现之一。10
20世纪初，蒙特和他的团队在塔尼斯开展了11个发掘季的考古工作，希望能够找到培尔-拉美西斯，而正如前面我所说的，他们把两个首都搞混了。他注意到阿蒙神庙的外围墙是朝西南方向延伸的，并没有与神庙墙体保持严格的平行关系。这种布局看起来相当激进。在对墙角处的泥砖建筑进行发掘时，蒙特和他的团队发现了9座墓葬，其中5座是国王陵墓。随着发掘越来越深入，出土的物品也越来越多。
其中就包括普苏森尼斯一世的陵墓。该陵墓在建筑构造上独具一格，而且基本保存完好。这一时期的国王棺椁是由白银打造的，当时黄金可以从努比亚进口，但白银只能从地中海东部或亚洲西部进口，因而也就更贵重。11
蒙特发现了一口纯银棺椁。塔尼斯时代的木乃伊早在古时就已经腐烂，而且这些墓葬曾遭到盗掘。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掘出了无数的金银珠宝，其精美程度丝毫不亚于图坦卡蒙陵墓的出土文物。12金碗、祭祀台、项链、手镯，以及挂在脖子上的胸饰，都是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宝物。大多数宝物都镶嵌有精美的青金石、红玉髓和绿松石，上面还刻有细腻的象形文字或圣甲虫图案。在所有出土的宝物中，我最喜欢的是一件由黄金制造的猎鹰胸饰，上面装饰着一根根羽毛。13
但蒙特没有赶上好时候。时值1939年，纳粹德国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塔尼斯遗址的惊天发现并没有引起轰动。
当世界开始从战争的恐惧中走出来时，塔尼斯的考古发现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新闻故事。时至今日，游客在参观位于开罗的埃及博物馆时，常常会错过塔尼斯遗址的出土文物，因为他们都被前面的图坦卡蒙国王的宝物吸引了。但在我看来，塔尼斯的展品是隐藏的“皇冠之珠”，当然我说这话也是有一些私心的。
同其他已知的古埃及首都如孟斐斯、阿玛尔纳或培尔-拉美西斯相比，我们对塔尼斯聚落知之甚少。一般来说，在这样的遗址，我们需要处理多重文化层，而这些文化层可能是分层的，也可能像复杂的拼图那样混在一起。如果不了解遗址的布局，那么我们就很难对城市的聚落、行政、人口、阶级结构和日常生活做出假设。如此一来，要深入了解一处遗址，就像是在缺乏纽约或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地图的情况下，试图了解美国东海岸一样。
然而，同很多遗址不同的是，塔尼斯聚落的证据并未埋在现代城镇的地下。塔尼斯处于开阔地带，而且大多数地方都没有被调查过，充满无尽的可能。
在考古领域，传统既会为我们埋下基石，也会让我们裹足不前，尤其是在面对像塔尼斯这种复杂的大型遗址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埃及古物学家主要致力于发掘神庙、墓葬和金字塔。专门从事古埃及日常生活研究的考古学家凤毛麟角。之后，随着考古学思想和实践的转变，考古学家开始深入探究聚落考古学，也就是古代人类聚居地研究14，而以发掘古埃及城市为主的项目也越来越多，当然这些项目大多与神庙和墓葬有关。随着聚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我们对古埃及人的生活有了新的认识。这个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考古学分支，至今仍面临着很多难解的谜题，因为一处遗址就包含数以百计的单一文化层，重建工作谈何容易。但这也正是这个分支的有趣之处。
闯入地图室
2010年，我第一次看到塔尼斯的卫星影像，距我首次访问该地已经过去了10年，而那时候我还是一名本科生。这处遗址的规模以及开阔地带的雕像的数量——从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开始回收利用的雕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记住的也就只有这些。换言之，我并没有期望这里有太多的发现，或许我可以在其中一座神庙里发掘出更多的房间。
当时，高分辨率卫星影像的售价还非常高昂。让人望而却步的成本意味着考古学家几乎不会用它们来探索遗址表层之下的小型遗迹。作为教育阵线的用户，数字地球公司为我提供了相当优惠的使用条件，而这也产生了大不相同的结果。
然而，数字地球公司的数据库中虽然有很多影像资料，但它当时所拥有的在轨卫星的数量和类型远不及现在。我根本没有挑选的余地，有什么影像就用什么。
早前在利用低分辨率数据进行分析时，我发现冬季拍摄的影像更容易看清遗址的全貌。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遗迹的探索。不得不说，我运气很好：数据库中刚好就有WorldView-1和WorldView-2在2010年1月拍摄的两张影像。第一张是分辨率为0.5米的全色影像，但与直觉相反，它是黑白色的；第二张是多光谱图像，涵盖近红外光等8个波段，但分辨率相对较低，仅为1.84米。多光谱数据可以提供更多信息，但前提是遗迹的尺寸要大于一张双人床。
我在大学的实验室办公室下载这些卫星影像，速度极为缓慢。在等待的过程中，我打开了考古书里的塔尼斯地图，而上次翻阅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遗址中心和南侧是一大片空白区，北侧是异常显眼的神庙区。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地方，那么你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一处宗教遗址。
在数据最终下载完成之后，我将WorldView-2的多光谱图像加载到我最常用的遥感影像处理软件ER Mapper中，然后打开并查看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情况。在将影像放大之后，可以隐约看到阿蒙-拉神庙庞大的墙体，而中间位置则是亮白色的石灰石块。然后，我点击屏幕，查看南侧已知的荷鲁斯神庙。
在神庙轮廓线以南约100米处，可以辨认出一簇模糊不清的线条，暗示地表下可能埋有建筑物。利用不同的光谱波段组合对影像做进一步分析后，可以发现更多细节，但整体上讲，还是模糊难辨的。不过，这对我来说已经算很成功了。影像数据显示，在一块长800米、宽600米的区域内，可能埋有墙体。从我以往的田野调查经验来看，它们就是一些不起眼的褐色淤泥。
接下来登场的是WorldView-1拍摄的以JPEG格式压缩的影像。在处理该影像时，我决定采用一种名为“全色锐化”的技术15，而不是简单的黑白处理技术。这种技术听起来就像是厨艺大比拼，具体操作原理是这样的：在分辨率为1.84米的卫星影像中，我们发现不了那些规模较小的遗迹，但如果用更高分辨率的全色影像与之合并，就可以达到增强的效果，即获得更高分辨率的多光谱数据。我知道，这听来有些魔幻，但它真的就是这么魔幻。
换种方式思考：一张低分辨率的全色影像，显示的是农田中的植被；一张高分辨率的黑白影像，显示的是农田内部分区。将两张影像合并，你既可以获得植被信息，又可以获得以同等分辨率呈现的重要的农田内部分区数据。就地理区域而言，低分辨率和高分辨率的影像甚至都不需要完美匹配：匹配的区域会自动实现全色锐化。
在等待影像合并时，我并没有太多的期待。合并完成后，我放大新的影像，并从北侧开始查看。神庙的墙体看起来清晰了一些，但石灰石仍是亮白色的。这些卫星影像是在上午晚些时候拍摄的，所以在石头反光这件事上，你没有多少探索余地。
对塔尼斯抽丝剥茧
我滚动鼠标，继续往下查看。然后，我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下来。我以为我产生了幻觉：屏幕上赫然出现了一座古城。原本在多光谱图像中模糊可见的线条，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建筑物、街道、郊区……一览无余。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如果一生中能有一次这样的发现，那么你的人生就圆满了。
但这并不是我的全部法宝。在全色锐化之后，我还需要做一些微调，就像调整电台频率以便找到最佳信号一样。这类处理技术多不胜数，你可以随便选用。就我个人而言，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卫星影像的季节信息和分辨率、遗址的地质资料和土壤类型，以及所要寻找的建筑物的用材和占地规模，所以搜寻范围就可以进一步缩小。
每一个按键的选取，都取决于上千个数据点。有些技术可以突出显示相邻像素在亮度上的细微差别，而另一些技术则可以扩大像素的总数值范围。16不过，在影像某一区域可行的好方法，在其他区域则未必可行。
从下午一直到晚上，我通过数十种不同的处理技术，最终生成了一张显示塔尼斯主城区轮廓的清晰影像。整个过程就像是《夺宝奇兵》中的地图室场景，只不过这需要你多发挥一点儿想象力。我的版本的太阳神拉的头饰是一颗多光谱卫星，但我震惊的表情和影片中的印第安纳·琼斯是一模一样的：一个伟大的古代秘密，在耐心的考古学家面前自行显现。
今天，通过谷歌地球，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塔尼斯中心和南侧的建筑物的轮廓，因为它现在的卫星影像的分辨率是0.3米，这比一般的笔记本电脑还要小。但在2010年，情况则不同（当时的分辨率是0.5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的飞速发展。
回到家中，当我准备给格雷戈里看那些影像，用颤抖的手把电脑从包里拿出来时，电脑差一点儿就掉到了地上。
“怎么了？”格雷戈里问。我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影像。
他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问：“这是什么？”
“你认为呢？这是塔尼斯！整个塔尼斯！”
他夺过我手里的鼠标，滚动查看处理过的卫星影像，一会儿缩小，一会儿放大。我跟他讲了所有的细节以及它们对埃及古物学的意义，而此时他告诉我，他从1988年就已经开始研究古埃及了。一声叹息。
我们讨论了接下来要采取的步骤。首先，我们必须把这些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在电脑上绘出每一栋建筑，以便更清楚地看到它们。整个城市的地图面积为800平方米，利用鼠标和ArcGIS软件的线条工具，我觉得我可以绘制出这个城市的地图。顺便说一句，作为一款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允许用户存储不同的地图层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比如人口普查数据。
好吧，那我试试。结果一败涂地。在将影像缩小后，线条看起来是直的，但放大仔细看，线条的边缘凹凸不平。经过长达6小时的试错，我决定放弃。一定还有更简便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捕捉各种不同的细节。
格雷戈里想出了一个方法，即采取老派的手绘方法来绘制这个城市的地图。这很简单，也很高明。我们将涵盖整个城市中心区域的卫星影像打印出来，就像巨幅海报一样，然后用透明的塑料薄片覆盖在上面，用笔绘制出每一个细节。这是埃及古物学家描绘街区或神庙墙体等场景的方法之一。于是，我去了打印店，告诉店员把影像扩到最大，然后打印在一张纸上。他们都很诧异地看着我。
最终打印出来的地图长2米、宽1米，足足可以盖住我们家的餐桌。我们一点点地画，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完工。格雷戈里让我填充墙外围线。他不是歧视女性，他只是想保护他的画作而已。从我使用ArcGIS软件的失败经历中，你或许可以看出我是个懂技术的人，但让我来画，我是画不来的。
在这8个多星期里，我们在画图上花的时间超过50个小时。我们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充分讨论，确保已经画出所有明显的遗迹，而模糊的遗迹也用虚线做了标注。在此基础上，加上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对遗址内的各种建筑物以及三个时期的文化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胜过田野调查——至少可以省钱
我和格雷戈里决定比较一下卫星影像和田野调查的考古效率。当然，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消遣。我们选择以地磁仪探测为例，也就是我们在纽芬兰使用的那种地下测绘技术。在配备一名助手的情况下，一名优秀的探测员在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可以测绘80平方米的区域，但前提是遗址地面平坦，且没有植被挡道。每5天的测绘作业，需要用1天时间来处理探测数据。在塔尼斯，中心城区占地面积为64万平方米，而且遗址南侧还有2万平方米的区域需要测绘，因为那里有明显的建筑物遗迹，所以总计66万平方米。
也就是说，整个探测工作需要103天。通常而言，负责这类测绘作业的技术专家都还有其他工作要做。按照一个发掘季工作一个标准月来计算，这就是5个发掘季。地磁仪探测的平均费用，每天约为1 000美元，包括专家团队的机票费用、食宿费用和国内差旅费。这样算下来，整个塔尼斯聚落的调查成本为20万美元。
前提是你已经向埃及政府申请到了探测许可，有合作关系的报关经纪人会帮你进口必要的设备，而且设备运抵后能够正常运转。再者，探测专家要始终保持健康状态。这些都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相比之下，购买卫星影像的费用是2 000美元，而我们花费的工时，总的算下来也不过60个小时。虽然地磁仪探测的结果可能更详细一些，但卫星数据方法依然值得大力推崇。要知道，我们在铺在餐桌的地图上看到的那些东西，是从600英里外的太空拍摄的。
在塔尼斯各个明显的文化层中，有道路，有分属不同阶层的住房，也有大型的行政办公区。有些建筑物必然是社会高层的住宅或宫殿，它们比遗址内的其他建筑物更加宏伟华丽。而这样的建筑物，每个文化层中都存在。
依据卫星影像绘制的地图，可以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而且第一次让我们真正了解一个城市是如何运转的。它有着非常广泛的意义，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塔尼斯是古代规模最大和最知名的都城之一。
继续深挖
当我们从太空影像中有所发现时，我们必须进行地面实况调查——或发掘，或测绘。即便绘制的地图看起来很棒，而且很清楚地“显示”了一些东西，我们也必须验证我们在塔尼斯地表所看到的和地下所埋的是否相符。2014年，考古学家菲利普·布里索带领的团队全年都在塔尼斯开展考古工作。17得益于与他们的合作，我们终于有了一个验证数据的机会。
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菲利普。要进行地面实况调查，菲利普需要向埃及政府提交在遗址南侧进行试发掘的申请。由于此前从未使用过卫星影像，他对我们的结果持怀疑态度。
我抵达现场时，秋季发掘季的发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整个塔尼斯，里里外外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底蕴。法国的发掘营房可以追溯到近100年前，墙上挂着每一个在那里工作过的考古队的照片。菲利普是一位热情的、爱交际的发掘团队负责人。他以合宜的法式待客礼仪为我接风。虽然午餐非常美味，但有一碗鸡爪我丝毫未动。菲利普强塞给我，依然被我拒绝，引得团队成员哈哈大笑。
在随后的参观中，菲利普为我做了精彩的讲解，并向我介绍了他们正在穆特神庙开展的工作。此前，他们已经在那里发掘出了一系列非常华丽的大型石刻。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建在遗址现场的储藏室，里面摆满了完好的以及修复过的陶器。作为过去100年里法国人的发掘成果，这些陶器不仅展示了该处遗址的历史，也展示了它的发掘史。蒙特本人是不是也捧过一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