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心区域，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栋20米见方的房屋，就位于荷鲁斯神庙的南侧。为发掘厚达2米的墙体，团队已经工作了好几天。在该房屋的正中央，有一个较小的房间，宽度只有1米，看起来像是一个储藏室。但这在卫星影像中没有显现。真令人好奇。我问菲利普有何感想。他看着我，满脸笑容。
“很有用！我觉得有80%的准确度。卫星影像只是没有显示那些较小的房间，还有就是墙的边缘和真正的墙角之间存在20到30厘米的误差。”菲利普说。
对于每个房间，团队都往下挖了大约1米深，发现了不同时期的房屋结构，其中有一些所处的时期，与我们当时从餐桌上的地图上看到的房屋周围的其他建筑的时期相匹配。
我们还对发掘单元的边缘和表层淤泥的深度进行了考察，试图确定是什么特质让这些建筑物在卫星影像中清晰地显现（见图5-2）。在塔尼斯，遗址上层的淤泥的含沙量，略高于三角洲地区的大多数聚落的土墩。这种沙土同建筑地基的碎泥砖形成鲜明对比。泥砖在多雨的冬季吸收水分后，会呈现更鲜明的颜色。我知道，在这里用起来很有效的方法，在其他遗址未必就会取得同样的效果，但此次造访之后，整体而言，我对卫星影像的运用，特别是对塔尼斯古城的重建工作，有了更大的信心。
图5-2 与菲利普·布里索的团队在塔尼斯一起开展发掘工作
资料来源：作者。
在塔尼斯的日常生活
塔尼斯的居民可谓形形色色：国王和王后、祭司、行政官、匠师、建筑师、军人，以及为神庙、宫殿和主城区提供支持的人口庞大的劳工阶层。18如同今天的所有大城市，塔尼斯也有繁华的中心区域。尼罗河的支流塔尼提克河从遗址的东北部蜿蜒流过，为神庙和工匠作坊所需的大型石刻的运输提供了便利。从地理条件来看，塔尼斯想必拥有不止一个港区19，河畔一带遍布市集。船长和贸易商兜售来自帝国各地——从北方的以色列到南方的努比亚的商品。我们知道卢克索也有类似的市集，卢克索是一个与帝王谷有关的南部城市。20
祭司居住在北区，这也是靠近神庙的区域。21一座神庙的人员规模可能有数百人之多，既包括高级祭司及其助手，也包括清洁工。人们每天都会向神庙进献供品，而在节日期间，成千上万的塔尼斯人更会挤在神庙的外部庭院，希望一睹国王的风采或得到众神的赐福。22
在遗址的中心区域，也就是荷鲁斯神庙的南侧，我们发现了一个满是房屋的区域，每栋房屋面积为20米见方，沿着街道排开。这些大型宅院有4到8个不等的房间，其中至少有一间的面积非常大，超过其他任何房间。它们看起来跟阿玛尔纳的王室官员的府邸颇为相似，而作为古埃及的首都，阿玛尔纳比塔尼斯早了300年。
在塔尼斯，如果你到官员的府邸谈事，你会被带到正中央的房间或公共会客区。除了要见的官员之外，书记员也会在现场记录，并依照你们的会谈内容，着手准备任何可能需要的信件。墙壁可能被刷成白色，并绘有图案，天花板以石柱或木柱支撑。23仆从在一旁待命，随时准备为你倒酒-来自巴勒斯坦的进口葡萄酒。24
宅院的后院是私人区域，包括厨房、卧室乃至独立的浴室25——就3 000年前的标准来看还是不错的。如同阿玛尔纳的府邸一样，这些宅院可能也不止一层。最重要的是，鉴于它们所处的中心位置，房主沿街步行5分钟即可抵达神庙和行政办公区，而去宫殿，如果走得快一点，两分钟便可到达。尼罗河给这些宅院带来了习习凉风，相比塔尼斯那些贫困的街区，这里的生活更加宜人。但作为黄金地段，你得有钱才能住到这里。
在这个令人艳羡的街区的正南方，是精英阶层居住的别墅区，每栋别墅有20到30个不等的房间；别墅区挨着的，正是古埃及两个王朝历任国王和王后居住的宫殿。26附近，匠师们在作坊里辛勤劳作，制作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物件27，而厨师们则用来自地中海的香料和食材烹饪美味佳肴，客人随时都可以享受盛宴。28来自外国的使节等待首都的高级官员的接见，希望由他们将紧急的外交事务上奏给国王。王室成员居住在王室居所，远离宫廷朝臣窥探的目光。
王宫大殿的地板应该非常漂亮，上面绘有尼罗河沿岸的鸟禽和其他野生动植物以及象征古埃及统治外邦的符号。国王在这里上朝，簇拥着他的是维西尔[1]、财政大臣、大将军以及众多书记员。29即便是在古埃及的最后一个中间期，国王依旧如同神在凡间的化身，竭力平衡世界的各股力量，谋求古埃及的福祉。30
在遗址的最南部，也就是土墩末端，我们可以看到若干8米见方的房屋。这些房屋以一种较为有机的方式毗邻而建。一眼看去就知道，这片居住区的富裕程度远不及市中心。31每栋房屋似乎有一两个房间，所以家庭成员可能会住在相邻的单间住所。生活在这里的人，应该是为王宫提供服务的。在发掘之前，我们尚无法判断，但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讲，这里是塔尼斯最贫穷的地区，远离富人居住区内的所有便利设施。而且这个街区看起来明显不同，与在卫星影像中观察到的第二阶段的建筑物相符。
景观和人口的重构
根据卫星影像来估算这个繁华社区的人口数，是比较棘手的。我们知道，大约700年后的亚历山大港的人口多达50万。32这些数字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在塔尼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房屋，而且我们知道中心区的总面积。由于现代城市的兴起，再加上农民采掘当地土壤，三角洲地区遭受了巨大的考古损失，所以我们只能推测塔尼斯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在城市周围的田野，很多建筑结构的迹象，实际上是地下的作物标志。有些线条是现代早期的田界，而其他一些线条勾勒出的结构的规模和形状，同卫星影像中清晰可见的遗迹是吻合的。在跟周围村庄以及圣哈杰尔的农民交谈时，他们无一例外都详细讲述了在挖地时发现的泥砖结构以及分布密集的陶器碎片。
20世纪60年代——距日冕计划可提供良好的卫星影像还有10年，塔尼斯遗址的规模似乎比如今大50%左右。遗址北部和东部一带的低洼处，已经被现代农业占据，而圣哈杰尔也已经扩张了500%。此外，遗址东部和南部残存的古水道证据，也已经消失殆尽。
约200年前，在拿破仑远征期间，该遗址的景象与现在看起来大不相同。1809—1829年出版的23卷本的远征报告《埃及记述》对整个埃及做了详细调查。这一非凡的著述现在已经可以在线查阅。33从在线地图上看，当时的塔尼斯遗址可能有现在的两倍大，当然这只是粗略的估计。
不妨想象一下3 000年前塔尼斯周围的景观，这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所助益。那时，很多小规模的遗址共同构成一个涵盖聚落和住宅区的网络，进而支撑着首都的运行。每年尼罗河泛滥时，主城就会变成一个大的岛屿，而环绕四周的则是星罗棋布的小岛。要想了解这个网络的规模，考古学家就得围绕塔尼斯遗址取土层样本和开展非侵入性调查，而这样一项工作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
宏大图景
了解塔尼斯的本质、规模以及更广大的社区，对研究埃及乃至近东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那里我们看到了现代城市生活的最早基础。在绘制了古埃及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首都——塔尼斯的地图之后，我们的卫星数据首次填补了一个巨大空白。然而，在进一步观察时，我们发现还有其他需要解决的难题。对于这个聚落的空间结构以及这个特定首都的城市生活的本质，我们可以提出各种假说，但要想进一步探究，则需要仔细发掘。
我们考古学者对世界各地的主要遗址都已经做过大量假设。卫星技术越进步，我们就越发现自己知之甚少。我们团队最近拿到的WorldView-3卫星影像，分辨率为0.3米，使我们进一步获得了中红外光波段的资料。借助WorldView-3卫星影像，我们在塔尼斯看到的建筑结构数量是WorldView-2卫星影像中的两倍。
比如，最初利用已有资料对法国团队发掘的房屋进行分析时，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内部房间。然而，通过功能更强大、分辨率更高的WorldView-3卫星数据，我们在房屋内发现了更多的小房间，而且所有房屋都是如此。整处遗址内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房屋等建筑结构，而依据先前的数据，我们原本以为这些地方是空地。现在，我们正忙着对塔尼斯新发现的房屋进行三维重建，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展现遗址的原貌。
但没有任何单一数据集可以囊括一切资料。一年中通常的时节规律，比如旱季与异乎寻常的雨季的交替，依然适用。原始影像中那些让我们能够想象3 000年前王室日常生活的宫殿，在分辨率更高的WorldView-3卫星影像中却不见踪迹。究其原因，拍摄季节以及拍摄时的天气状况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最新的影像可能是在一年中略为干旱的时期拍摄的。
或许是为了督促我们继续猜想，新的数据集中冒出了先前我们在中心城区从未见过的属于其他时期的建筑遗迹。在对新旧数据进行对比之后，我们希望对不同季节拍摄的不同分辨率的影像进行验证。这样做需要时间。而如今，我们还有WorldView-4卫星影像34以及数十张新的塔尼斯影像需要进行验证。我们的太阳神拉的头饰是包罗万象的，不过不及印第安纳·琼斯的那件方便，只要固定在长度合适的杆子上就能使用。
但至少这些功能更强大的影像有助于考古学家更仔细、更有效地选择发掘地点。随着数据质量的提升，我们在确立发掘季的工作目标时就会更加准确。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写出更好的项目申请书或更好地向私人捐赠者推介，从而获得更多的经费。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发掘季，我们团队将在塔尼斯发掘两栋精英阶层的府邸和两栋穷人的住宅，进而对富裕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条件以及获取食物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的便利程度进行比较”，然后展示所选房屋的确切轮廓……对任何感兴趣的一方来说，这都是很有说服力的。
现代城市及其未来
塔尼斯等城市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的洞见，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的城市在分崩离析之后，会给未来的考古学家留下什么。若是认为我们的社会将永远存在下去，那就是一种狂妄。看看现在的塔尼斯，然后想象一下，你告诉公元前1000年的塔尼斯人，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将消失殆尽。
我们的城市会不断演变，而在什么是城市以及城市在哪些方面值得保留的问题上，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变化。在撰写本书时，美国各地的很多城市正在经历复兴——从底特律到纳什维尔再到伯明翰，不一而足，但我们并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或许是40岁以下的人重新回到市中心，开启他们的创业历程。或许是精酿啤酒运动按下了那些最不可能恢复发展的地方的重启键。或许是外部投资。当我们真正了解了这个有机过程之后，那些原本被认为无可救药的城市，就会充满无尽的发展潜力。
但是村镇现在反而没落了，而社会也在争论是要拯救它们，还是让美国发展成一个城市之国。这些都是大问题，而要想搭建回答这些问题的框架，我们就得深挖我们人类的历史。
我的好莱坞童话又回到了原点：从现在已经成为古董的VHS （家用录像系统）中，我发现了一座古老的城市，中间兜兜转转，如今在笔记本电脑上，我以来自苍穹的上帝般的视角审视着同一座城市。我学到的是，以新的方式去了解过去，归根结底是要取得一种平衡：一方面是如何利用新技术，另一方面是提出更好的问题以推动该技术发挥最大效力。这种平衡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无效，但对我来说都没关系。
我们偶尔会获得问题的答案——从泥铲的轻刮中，从移液管的液滴中，或从新的应用算法中，但这些答案都是稍纵即逝的，就像塔尼斯大热天中的一丝凉风一样。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挖对地方。
* * *
[1]维西尔，古埃及王朝时代中央政府的最高官吏，国王的助手，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宰相。——编者注
6 伟大旅程
全球范围内，还有多少遗址等着我们去发现？
在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街道上，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盯着路上待修补的孔洞看。我确实应该培养更好一点儿的爱好，但没办法，我就是喜欢看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街道分层。在我们生活的小镇周围，仍有几段鹅卵石路。每次走那里，我都会想象很久以前曾经穿梭于此的马、轻便马车和人。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埋藏着历史。
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沙漠和森林中尚未被考古学家发现的遗址甚或文化的数量，是极为惊人的。发现一处全新的遗址或者在某处已知的遗址发现一个新的遗迹，是一回事，而现在，利用太空考古技术，我们可以发现数以百计、数以千计乃至数以万计的新遗迹，则是另一回事。
如此庞大的规模正在迅速改变考古学，因而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提出新的问题。一个世纪前，甚至20年前，考古学家都无法想象会有如此规模的数据集。类似这样的大数据分析，本身就是一个新兴领域。不过，计算机科学家已经开始与考古学家进行密切合作，以制定测绘和建模方法。
探索未知世界
此外，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多少遗迹等着我们去发现。当然，考古学家会借助铭文、古文本来寻找失落的宫殿或王陵的线索。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利曼自年少时就痴迷《伊利亚特》，而他后来找到特洛伊城，可以说是通过研究古文献而取得考古发现的最知名的例子。为找到这座城，施利曼于1871年开始在土耳其一处名为希沙立克的遗址开挖。在他的发掘过程中，很多晚期的文化层都被破坏了。今天，在特洛伊遗址，你仍可以看到那条庞大的“施利曼壕沟”。但话说回来，文字记载能够告诉我们的确实有限。
我们已经发现了罗马埃及的税务记录，上面列有数十个城镇的名称，但这些名称跟现代城镇的名称差异过大，因而我们也就难以从中寻得线索，进而找到它们的位置。如果连这种出现在纳税清单上的重要城镇都已失去踪迹，那么要想找到那些从未被提及的小地方，就只能祈求好运了。其实，我经常被问及古埃及还有多少遗址等待我们发掘。这是一个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但也是我最喜欢的那种问题。
如果能够发现古埃及1%的富人墓葬，我们就可以轻松推断出所有较穷的人的墓地、聚落、消失的神庙、工业区、采石场和军事哨所的所在地。广而言之，这也适用于中东、中亚和远东地区的一些尚未发掘的不毛之地，亦适用于中南美洲的雨林、加拿大的荒原、美国西南部的沙漠和北极的平原。冰期数百万平方千米的陆地，因为气候变化或地质力量，现在已经被海水淹没。1
我们对地球表面的了解，可以说少得可怜，因此大可不必对每周的考古新发现感到惊讶，比如庞大的墓葬群、早前不为人知的古城镇乃至尼安德特人创造洞穴艺术的证据。2
尚待发现的美国考古遗址
我们可以从美国算起，看看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遗址尚待发现。即便是欧洲人在美洲建立的最早的殖民地，现在也没有全部测绘完。1540年，埃尔南多·德索托率领的征服者从最初的登陆点佛罗里达出发，一路深入北卡罗来纳州。3关于这一点，在佐治亚州的麦克雷已经发现了一些潜在的证据。4然而，像马比拉（Mabila）这样的遗址的确切位置，至今仍是一个谜。马比拉位于亚拉巴马州5，是德索托同传奇酋长塔斯卡卢萨作战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在亚拉巴马大学的年度会议上，人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到了近乎拳脚相加的地步。
就在350年前左右，美国的这些高楼林立的城市还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森林。在欧洲人对北美实行殖民统治之前，原住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至少18 000年。线粒体DNA证据显示，这期间只有一批人移民美洲，而所有的现代原住民都是这批人的后代。6目前已知的人类居住遗址可以追溯到14 000多年前。7美洲原住民与欧洲人最早接触且有文献可考的时间是1492年，而在此之前，有600代人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总人口有数千万。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住民群体的原始名称和所在地，而另外一些群体的名称则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在这片土地上，人们频繁迁徙。8有的群体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迁到不同的猎场或渔场，而他们的文化也得以扩张，并留下更多的潜在踪迹。9在北加利福尼亚，仅锡斯基尤就有超过一万处遗址10，而这个县的面积只占加利福尼亚州的1/26。假设整个加利福尼亚的遗址分布密集程度相似，那么仅在该州就会有25万处遗址；进而言之，整个美国会有数千万处遗址。
目前，美国总共有567个被联邦政府认定的原住民部落，其中229个生活在阿拉斯加州。11加拿大有634个“第一民族”群体。12这两个国家的国土面积都接近1 000万平方千米。北美大陆有超过40%的土地被茂密森林覆盖，除此之外还有连绵的山地和一年中积雪数月不化的区域，因而遗址寻找起来并不容易。13
自18世纪以来，美国各地的西进运动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流离失所，进而导致无数的原住民遗址被毁坏。14自从引入遥感技术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过去究竟失去了什么。在艾奥瓦州的国家历史地标托尔斯博罗土墩（Toolesboro Mounds），考古学家梅拉妮·赖利和约瑟夫·蒂法尼——分别来自佐治亚州自然资源部和艾奥瓦大学下设的州考古学家办公室——积极拥抱激光雷达技术，并获得了新的视角。托尔斯博罗土墩考古团队要找的，是公元200—300年的中期伍德兰文化留下的围墙以及被毁灭的埋于地下的土墩。
他们成功了！考古团队最终确定了围墙以及8个土墩的位置，或许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另外还发现了两个异常区。15该处遗址的景观基本被草木覆盖，只有两个明显可见的土墩。显然，这表明你不能仅凭地面的植被来判断一处遗址，也不能仅凭可见的地面景观来判断考古遗址的规模。
继续往南，在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地，成片的松树林、锯齿草沼泽和茂密的红树林使得考古学家难以进行标准的田野调查。但借助激光雷达技术，他们找到了可追溯到公元1000—1500年的土方工程。16遥感技术有着无穷的潜力，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原住民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样，基于无人机摄影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国家机构提供的越来越多的低价或免费的激光雷达数据，我们对欧洲人在北美的扩张活动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举例来说，通过这类公开访问的激光雷达数据，考古学家凯瑟琳·约翰逊和威廉·维梅特在新英格兰南部地区发现了若干早前不为人知的建筑物地基、农场围墙和古道，修建时间从18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不等。17如今，这片区域已经遍布森林，不禁让人想问林中究竟还有多少个类似的农场。或许数以千计吧。
诸如此类的发现可以进一步揭示美国社会历史上的一些黑暗时期。虽然我们有奴隶主种植园相关的文献记载，但就美国种植园开展的考古工作，让我们对奴隶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在马里兰州，考古学家利用激光雷达技术创建了郁金香山庄园（Tulip Hill）和怀伊庄园（Wye Hall）两处种植园遗址的三维地图。新的发现包括一处类似于露台的结构，以及路堤、奴隶住所和园圃。不过，当地的考古团队也强调，他们需要进行试验性发掘才能确认这些发现。18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目前考古学家在美国和加拿大完成的遥感工作量依然少得可怜。不过，随着情况的变化，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起航
就地球表面的考古遗址来看，我们可能只测绘了其中的约10%，而位于洋底的考古遗址，已经测绘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遗址等着人们去发现。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全球，看看我的考古同行在美国之外取得的广泛而又极其丰富的成果。我想你很快就会和我们一样，对太空考古学的未来潜力感到兴奋不已。
在18世纪和19世纪，欧美的富家子弟会前往地中海地区游学。旅行途中，他们惊叹于古代世界遗留下的奇迹，并深受启发。当然，现在的我们不必自我设限，可以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旅行方式——乘坐豪华邮轮或搭乘飞机。就餐时也没有特别的着装要求，不过总要穿点儿什么。尽情享受启程前的金汤力——自然是图它的保健功效。
测绘玛雅遗址
悠闲地坐在躺椅上，放松身心，但不要太久哦！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被认为是遥感考古学的摇篮。在过去的几年里，这里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理应如此：在知名的古遗址发现数以千计的新遗迹，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我们一路向南，朝着中美洲进发。
目的地是玛雅文明的所在地，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千米，其中43%被茂密的雨林和其他植被覆盖。19
考虑到当地的景观，考古学家必须利用激光雷达技术寻找遗址，而且他们是在和时间赛跑，因为这里有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即滥伐森林。滥伐森林既破坏考古遗址，也破坏环境。我们可以追踪到那些因非法采伐而消失的树木、化学品的使用乃至毒品的生产，但我们无从确定已经消失的古遗址的数量。
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激光雷达技术革命始于黛安娜·蔡斯和阿伦·蔡斯在伯利兹的考古研究。作为该项研究的一部分，蔡斯夫妇利用激光雷达技术对墨西哥中西部地区的安加穆科遗址进行了测绘，总测绘面积为9平方千米。顺便说一句，安加穆科是由阿兹特克人的敌对者普雷佩查人（塔拉斯科人）建造的。他们发现了一个城市聚落，数以百计的居住区与纪念性建筑连在一起。20在这些令人震惊的发现公布之后，其他玛雅文化专家也很快获得了开展激光雷达测绘活动的经费。
接下来，让我们搭乘直升机，一起俯瞰令人震撼的玛雅景观。在前往危地马拉内陆途中，直升机会飞越伯利兹的雨林。朝下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这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当地的野外工作不适合胆小的人——美洲豹和毒蛇就在你身边出没。读大学时，我曾有幸参与“伯利兹谷考古勘探项目”，并在项目地度过了极其愉快的两周。其间，我住在雨林中，帮忙测绘玛雅人用于举办葬礼和其他仪式活动的洞穴系统。即便只是从板状根、藤蔓和攀缘植物中穿过，也要费好大力气。
飞入危地马拉领空，在靠近堪称该国最知名的蒂卡尔遗址时，你会发现一座座塔尖高过树冠的石灰石金字塔，像极了《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中的场景，但多了一些点缀——美丽的五彩金刚鹦鹉的鸣叫声。这部影片就是在这个超凡脱俗的地方拍摄的。现实中，你自然不必担忧帝国冲锋队的出没，但一定要当心更令人恐惧的马蝇，因为它们的幼虫会钻入人的皮肤，啃食肌肉组织。
从空中朝下望去，除了雄伟的建筑，你几乎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而来到地面，你会发现这里全被茂密的植被覆盖。2018年年初，这片区域内的一个重大发现被公之于众。利用最新的激光雷达数据，一支考古团队对中美洲玛雅生物圈保护区内的10个特征明显的区域进行了分析，总面积超过2 100平方千米。在规模空前庞大的数据集的支持下，考古学家把目标对准了危地马拉境内的蒂卡尔、霍尔穆尔（Holmul）以及其他大型玛雅遗址。到2018年年初，他们已经发现并测绘了超过6万座建筑物。21
你或许心想这太疯狂了吧。当我看到新闻时，我也大喊大叫起来，以至于我丈夫以为我们家的猫跳到了我背上。
这是“帕库纳姆激光雷达倡议”（PACUNAM LiDAR Initiative）旗下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的部分成果。按照该倡议的计划，考古学家将对危地马拉境内14 000平方千米的区域进行测绘。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帕库纳姆基金会专注于玛雅生物圈保护区的保育和研究工作。项目联合负责人弗朗西斯科·埃斯特拉达-贝利向我讲述了在霍尔穆尔一带开展田野调查的危险性。
有一天半夜，他被充气床垫下面的动静惊醒了。掀起充气床垫后，他发现下面蜷缩着一条5英尺长的蛇，就在他刚刚睡觉时头的正下方。最糟糕的是，他得先把充气床垫放回原处，然后才能穿上裤子呼救。你看，惊险刺激的可不仅仅是考古发掘现场！22
假设遗迹的分布密度相似，那么仅仅在测绘区内就可能有多达40万个未知的建筑结构。在公元800年左右，玛雅文明进入鼎盛时期，地域面积超过30万平方千米，这也就意味着在中美洲郁郁葱葱的雨林下面，可能隐藏有近860万处遗迹，其中甚至还不包括玛雅人重塑的庞大景观。就像我的学生们说的，真可怕！
亚马孙的秘密
了解了诸多待发现的新遗迹之后，让我们乘船放松一会儿。接下来，我们将沿着巴西海岸航行，然后穿过占地面积约600万平方千米的亚马孙雨林。23自100多年前起，一个全新的考古勘探时代在这片土地的不同区域拉开序幕。1925年，珀西·福西特在寻找他所称的位于亚马孙某个神秘地方的“Z”城时失踪，而这也是这片雨林最为人熟知的故事之一。24
佛罗里达大学的迈克尔·赫肯伯格表示，且不论福西特遇到了什么，至少他的部分观点是正确的。赫肯伯格及其团队与当地的原住民合作，在亚马孙雨林的欣古河上游源头确定了28个新的城镇和村庄的位置。25这些聚落均筑有一系列沟渠，并可通过古道相互连接。26虽然这些新发现并没有用到卫星影像技术，但这也表明了前哥伦布时代亚马孙地区聚落分布的密集程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用上遥感技术，那将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新发现。
同样是在亚马孙流域，来自赫尔辛基大学的马尔蒂·佩尔西宁及其团队利用航空摄影和谷歌地球，在巴西西部的阿克里地区辨识、确认了超过200处地画。同纳斯卡线条一样，这些图像或地理图案是人类利用石块之类的自然材料，当然也有一些是通过清除石块而在地面创造的，部分地画的规模极为庞大。在阿克里，有迹象表明当地存在一个可追溯到公元200-1283年的“新”文明。利用森林遭滥伐之后拍摄的卫星影像，佩尔西宁团队对遗址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测绘，而一些奇特图案的直径从90米到300米不等，相当于一到三个橄榄球场的长度。这些图案可能带有仪式性质或防御性质，或两者兼具。研究人员的田野调查显示，在这个一度被认为过于边缘化而不适合集约开发的地方，曾经生活着超过6万人。受限于谷歌地球的影像资料，该团队认为他们只发现了该地区约10%的遗迹，而这也就意味着这里还有近2 000座纪念性建筑有待进一步发掘。27
由此可见，阿克里在考古发现方面蕴藏着巨大潜力。或许，过去的亚马孙也一度和中美洲的玛雅地区一样，有着稠密的人口。我希望激光雷达技术能够尽快应用于该地区并推广开来，同时也期待轰动世界的重大发现。
当船行至合恩角时，情况可能会变得有些危险。赶紧吃晕船药，因为我们的下一站是秘鲁！对宾海姆1911年发现马丘比丘的史诗故事，你或许已经耳熟能详。如今，马丘比丘被认为是南美洲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但这只是“前菜”，重头戏还在后面。28
利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和无人机，考古学家不仅在秘鲁各地发现29了新的遗址，还掌握了许多古遗址被盗掘的情况，并进行了测绘。长久以来，秘鲁境内的盗掘事件层出不穷。在当地的许多古墓区，你会看到数以千计的盗洞，着实让人难过。盗墓贼钻入坟墓，将里面色彩鲜艳的纺织品洗劫一空，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会成功。最近，我在易贝网站以“文物秘鲁纺织品”为关键词检索，结果显示有数十件物品，分别与奇穆（Chimú）、瓦里（Huari）和钱凯（Chancay）这些文化族群有关。这些物品都没有标注遗址位置，也就是说它们的来源是很不可靠的。
对“濒危”的秘鲁遗址进行测绘，有助于考古学家更好地保护它们。比如，罗莎·拉萨波纳拉带领的团队，利用捷鸟（QuickBird）卫星影像和WorldView-1卫星影像在纳兰哈达金字塔（Piramide Naranjada）寻找地下土砖遗迹的证据，进而通过探地雷达法和磁力测定法确定了它们的存在。30考古学家、秘鲁文化部前副部长路易斯·热姆·卡斯蒂略通过无人机对数十处遗址进行了三维建模，模型优美且令人惊叹。在利用无人机对遗址进行测绘、建模方面，秘鲁可以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31
对波利尼西亚文明的先入之见
在漂洋过海之时，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不过，在启程前往下一个目的地之前，让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波利尼西亚最有名的考古岛屿之一。复活节岛今属智利，岛上有900多个被称为“摩艾”的大型石像。这些举世闻名的呈站立姿态的人形石像分布在面积仅为163.6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我之所以喜欢复活节岛上的考古研究，原因之一是卫星技术颠覆了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拉帕努伊文明是如何以及为何“崩溃”的种种假设。有些事情往往比我们看到的更为复杂。
走在复活节岛上，映入眼帘的浅绿色景观在太平洋的大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里似乎是一片隔绝之地，尤其是在你看了危地马拉的景观之后。石像颇似哨兵，方下巴，坚忍克己，但同时又带有挑衅的意味，让我们禁不住去想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欧洲人于1722年登陆复活节岛，后又于1770年再次登岛，发现当地有大约3 000人口。关于拉帕努伊人的一般假设是：在占据海岛期间，他们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破坏森林，进而造成动物灭绝。这一假设无论是对是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都是应该吸取的教训。早期的考古学家认为，复活节岛最早有人定居是在公元400—800年，但宾厄姆顿大学的考古学家卡尔·利波和俄勒冈大学的考古学家特里·亨特利用放射性碳测年技术，对种子的年代进行测定，结果显示人类在该岛的定居时间是在公元1200年之后，远远晚于早前假定的时间。32
利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利波和亨特对岛上运送“摩艾”的古道进行了测绘。33在调查期间，他们在通往源头采石场的道路上发现了62尊“摩艾”。基于这些石像所处的位置，他们团队证实了这样一个假设：石像是在两侧人力的作用下以站立姿态“行走”的，而不是被拖拽到最终位置的。34这一发现也推翻了早前先入为主的偏见，即拉帕努伊人的大规模毁林活动，只是为了制造运送“摩艾”的滚柱。事实是，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而非通过毁林来运送他们的最伟大的艺术作品。
在那些为发展农业而毁林的地方，拉帕努伊人会把火山岩砸碎，然后均匀地撒在土地上，以提升其生产力。35从最近的地理空间分析结果来看，拉帕努伊人似乎是在靠近淡水水源的地方修建了被称为“阿胡”（ahu）的巨石平台，用来放置“摩艾”。这可能是一种领地宣示，与当地有限的自然资源有关。36拉帕努伊人的覆亡并不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相反，这缘于欧洲人带来的疾病。37
当我们乘船离开复活节岛、驶入茫茫大海时，你可能会想西方世界对全球各地的原住民群体还存在哪些误解，而究其原因，这些误解无一不植根于他们先入为主的殖民主义者思维。现在来看，遥感技术似乎可以给出更符合事实的解读。
古丝绸之路
穿越海洋，一路西行，进入亚洲，映入眼帘的是绵延不绝的美丽风景。在这里，遥感技术同样可以大展身手。这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洲：古丝绸之路所涵盖的广泛区域至今仍未被测绘。不过，中国的考古学家已经汇集了25个省级行政区的遗址数据，进而创建了一个包括51 074处遗址的数据库，年代从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500年。38
古丝绸之路横跨陆地和海洋，距今已有1 500多年的历史，其起点在中国，然后延伸到印度，进入印度尼西亚，穿越中东地区，最终抵达东非和欧洲。丝绸之路并非一条路线，而是由多条路线组成。这些路线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变动，原因在于沿线是否有可用的水资源和其他资源。古丝绸之路沿线遗址的完整规模以及古丝绸之路网中的路线的数量，仍有待进一步厘清。无须开展田野调查，只是利用卫星影像，我们就可以判定古丝绸之路沿线许多遗址的年代，因为不同时期的遗址有着各自不同的形状和规模。因此，遥感技术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未来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并判定数以百计的新遗址的年代。
在一项研究中，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胡宁科（现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李新研究员利用日冕计划和谷歌地球的影像资料，在中国西北部的居延绿洲一带发现了约70处新遗址，年代主要介于公元1028—1375年。39想一想，沿线的其他绿洲、交通枢纽，仍等着我们去测绘。
一路向西航行，途经泰国、越南和柬埔寨，富丽堂皇的高棉寺庙随处可见。泰国和越南的雨林地带尚未被测绘，但我听说新的激光雷达勘探计划即将展开。让我们拭目以待。
印度河流域的全新开始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印度。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的古老国家。在遥感测绘方面，它也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国家之一，而这主要得益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相比古埃及和古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人们尚未对印度河流域文明进行大规模的遥感测绘。要知道，印度河流域文明涵盖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地区在内的广泛区域，面积远超过古埃及文明或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2015年公布的测绘结果让我们有了更多期待。剑桥大学的卡梅伦·皮特里及其团队运用遥感技术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视觉化的形式呈现了印度西北部古遗址与周边河流之间的关系。40利用中分辨率卫星影像，该团队对超过10 000平方千米的古河道进行了测绘。他们创建了景观地形的三维模型，并非常友好地公布了代码，便于所有研究人员使用。41
印度理工学院坎普尔分校的阿吉特·辛格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桑吉夫·古普塔共同带领的团队，利用雷达衍生高程模型和陆地卫星数据确定了印度西北部萨特莱杰河（中国境内称象泉河）的一条古河道，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在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考古学家一直认为印度河流域人口稠密的城市聚落依赖于一条发源于喜马拉雅山的主要河流。他们过于自信地宣称，在这条河流干涸或改道之后，城市聚落开始走向衰败，并于公元前2000年至前1900年荒废。
这是一个很有条理的故事，但遥感技术研究成果以及随后的土层样本和测年结果完全推翻了上述假设。新的研究表明，该河流实际上在公元前6000年就已干涸，远早于约在公元前3000年兴起的印度河流域文明。这表明，印度河流域的聚落之所以出现在已干涸的河道沿线，是因为这里相对安定，可以免受难以预测的洪灾的损害。42
对于未来几年亚洲各地的考古发现，我充满期待。在从印度洋前往南非的途中，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思考一番。届时，我们还需要喝点儿葡萄酒来恢复精神。
我们最早的祖先
这里尘土飞扬，天气炎热。从考古学上讲，非洲大陆的许多地方都没有被测绘和勘探过。自最早的智人出现以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族群及其文化就异常繁杂，即便只是开个头，也需要极长的篇幅才能详尽叙述。再往前追溯，我们的家谱更像是茂密的灌木丛，而新的古人类祖先化石遗址有时就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目前，我们对人类起源的了解，充其量只是冰山一角。在我看来，非洲是全世界考古发现的最了不起的前沿阵地。
就东非和南非的广泛区域而言，利用卫星影像进行勘探的时机已经成熟。要知道，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些早期人类化石遗址就是在这里发现的。这些早期人类遗留下来的生活痕迹是植物而非人工制品。南非金山大学的古人类学家李·伯杰利用谷歌地球发现了野生的橄榄树和臭木树，而在南非，这些树木通常都生长在靠近洞穴入口的地方。43这些洞穴或许是早期人类祖先的理想庇护所，而在里面，可能会出土新的早期人种化石。
在肯尼亚的图尔卡纳盆地，理查德和米芙·利基夫妇取得了许多闻名世界的重大成果。值得一提的是，理查德是享誉全球的人类学家路易斯和玛丽·利基的儿子。如今，理查德的女儿路易丝·利基又接过了家族的传承棒。高光谱相机和其他遥感工具或许可以帮助这些探索人类进化的研究人员找到新的遗址。大雨之后或在地质侵蚀的过程中，化石会露出地面；如果这些化石散落在几百平方千米的土地上，那么地面调查员能够发现它们的概率就很小，甚至可以说完全靠运气。
然而，利用高光谱相机创建的高分辨率地图，可以清晰显示化石可能露出地面的位置，便于“按图索骥”式寻找。我很高兴能够与路易丝·利基及其团队合作，并在图尔卡纳盆地运用了类似的测绘方法。尽管我们拿到的只是初步结果，但高光谱相机的确探测到了与其他富集化石区具有相同光谱特征的区域。这类新数据会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人类自身的进化过程，将是一个重大课题。
津巴布韦的成就
接下来是漫长的陆路跋涉，向东北方抵达我们的下一站。津巴布韦人民的古都大津巴布韦遗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利用高分辨率卫星影像，研究人员最近又对这座庞大的石头城的废墟进行了一次测绘。公元前300年至公元1900年，大津巴布韦有5个不同阶段的文化层。不幸的是，迫于当地的政治形势，考古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不得不全部停了下来。
得益于开普敦大学的沙德雷克·奇里库尔及其团队的努力，考古工作最近得以重新启动。此外，已有卫星数据也显示了先前未曾发现的梯田、未被测绘的墙体以及三条通往该遗址主要土墩建筑群的道路。44利用卫星影像做进一步调查，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约200个更小规模的“津巴布韦”，即所谓的石头城遗址，比如位于津巴布韦西南部的马佩拉山遗址。这些小型遗址表明该地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超出了先前人们的假定。45
接下来，我们要去中非地区，重新回到林荫之下。数百万平方千米的雨林经喀麦隆、加蓬、刚果，一直延伸到中非共和国和乌干达。西非地区同样被茂密的植被覆盖着。这里的大多数地方都没有被考古勘探过，而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工作，现在算起来也不过50年。
由于战争频发，疫病肆虐，再加上基础设施匮乏，在这些地方进行实地勘探是很难的。然而，鉴于当地丰富多彩的历史，再加上在大西洋彼岸雨林地带发现的新遗迹，在考古领域引入激光雷达技术亟待提上日程。谁知道会有什么发现。或许是大规模的农场，又或许是未定义的全新文明的其他迹象。如果让我从全世界挑一个考古目的地，那我一定会选这里，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发现可能会动摇我们对整个非洲大陆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