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早已打下殖民阿拉伯世界的基础，但欧洲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主义活动，直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才轰轰烈烈地开始。如上一章所述，欧洲技术的传播和让资金短缺的中东各国政府超越自身财力、过度开支的金融安排，扩大了欧洲在奥斯曼帝国各地——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的影响力。奥斯曼帝国及其北非自治行省的破产，为欧洲实行更为直接的控制扫清了阻力。
欧洲在北非的利益不断扩大，相应地，它们也更有动力开展彻底的帝国统治。到19世纪80年代，欧洲列强更加关心维护它们在南地中海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1840年的所谓“自我否定协定”不过是一纸空文，瓜分北非的大幕随即拉开。1881年，法国将突尼斯纳入统治范围。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1911年，意大利占据利比亚。1912年，欧洲列强同意摩洛哥（唯一一个一直独立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北非国家）成为法国和西班牙的被保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直接统治了整个北非。
欧洲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主义活动源自北非，有许多原因。北非的各阿拉伯行省远离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中心，脱离伊斯坦布尔、实现自治的趋向在18和19世纪愈发明显。中东大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各阿拉伯行省，更靠近奥斯曼帝国的腹地，并在19世纪的改革（1839—1876）过程中被更紧密地纳入伊斯坦布尔的统治。当突尼斯和埃及等地成为奥斯曼帝国属国时，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依然是帝国不可或缺的行省。出现单一的统治家族，领导日益独立的政府，这些强化北非自治的新发展使北非国家更容易被欧洲占领。
此外，北非各国离南欧国家相对较近，特别是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这也让北非国家更贴近欧洲的势力范围：接受军事援助、工业商品和金融资本。北非是奥斯曼帝国的遥远边疆，但却是欧洲的近邻。19世纪末，当欧洲在新的一波帝国主义浪潮中越过自己的边界时，近邻首当其冲是很自然的事。
欧洲国家殖民北非还有一个原因：先例。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长期统治为其实现对突尼斯和摩洛哥的野心提供了重要先例，也为意大利对利比亚实行帝国主义统治提供了借口。如果1827年促使法国入侵阿尔及尔的历史契机没有出现的话，对北非大部分地区的瓜分也许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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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突尼斯一样，阿尔及尔摄政国名义上属于奥斯曼帝国，但统治阿尔及尔的总督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享有很大自治权。统治精英是募自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军人，他们组建行政委员会，选举他们的领袖，或称“德伊”。德伊同欧洲各国政府有直接往来。伊斯坦布尔的素丹正式批准选举出来的德伊，并要求阿尔及尔纳贡。唯一派驻阿尔及尔的奥斯曼官员是伊斯兰法庭的法官。除此之外，素丹对阿尔及尔的权威完全是仪式性的。
阿尔及尔的德伊们利用他们的自治权，单独与欧洲建立商业和政治关系，不受伊斯坦布尔的控制。但是，缺少奥斯曼帝国的背后支持，德伊们对他们的欧洲贸易伙伴几无影响力。1793—1798年，德伊们以赊账的方式为法国在意大利和埃及的军事行动提供军粮，他们一再要求法国政府付款，却得不到任何回应。数十年过去了，法国一直没有支付欠款，这笔交易逐渐成为两国间摩擦的根源。
到1827年，在阿尔及利亚德伊侯赛因帕夏（Husayn Pasha，1818—1830年在位）多次向法国政府去信催讨欠款无果后，德伊同法国领事皮埃尔·德瓦尔（Pierre Deval）的关系即将破裂。在同德瓦尔私下会面时，侯赛因帕夏大发雷霆，用蝇拂打了法国领事。
在向各自的上级提交的报告中，德瓦尔和侯赛因帕夏就这次会面给出了不同的说法。1德瓦尔对法国外交大臣称，当他去宫殿拜见侯赛因帕夏时，发现这位德伊正处于焦躁的状态。
侯赛因帕夏质问道：“你的大臣为什么不回复我写给他的信？”德瓦尔称他字斟句酌地回答道：“我将在收到回信后亲自呈递给您。”根据德瓦尔的说法，德伊就在这一刻爆发了：“‘为什么他不直接回信呢？我是乡巴佬吗？是浑身沾满泥巴的人吗？是赤脚流浪汉吗？你这个恶人、异教徒、拜偶像的人！’然后，他起身离座，握着蝇拂的手柄，重重击打了我身体三下，命我退下。”
阿拉伯的蝇拂由一束马尾毛发嵌入手柄制成。人们一时无法明白如何用这样的工具来“重重击打”。然而，法国领事坚称法国的荣誉受到了威胁。他递交给外交大臣的报告是这样结尾的：“若阁下不愿给予此事件以严重而公开的关注，那至少请允许我辞职。”
在给奥斯曼帝国首相的报告中，德伊承认用蝇拂打了德瓦尔，但这是遭到挑衅之后的回应。他解释说，他曾三次写信给法国，要求对方支付欠款，但连礼节性的回复都没有收到。他“特意用礼貌的方式、友好的态度”向法国领事提出此事。
“为什么我写给你们［即法国］政府的信没有得到答复？”领事固执而傲慢地用冒犯性的言辞回答说：“法国国王和政府可以不对你给他们的信做出答复。”他胆敢亵渎穆斯林的宗教，蔑视陛下［素丹］作为世界保护者的荣誉。我无法忍受这种侮辱，这种侮辱超出了所有可以忍受的限度，我只能依靠穆斯林特有的勇气，用我卑微的手握着的蝇拂轻打了他两三下。
无论这两种相互不一致的说法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可以确定的是，1827年，法国人并不打算偿还30年前欠下的债，阿尔及利亚人也不愿意免债。蝇拂事件后，法国要求赔偿对法国荣誉造成的损害，而阿尔及利亚人则继续坚持要求法国偿还长期拖欠的债款。这场争端使双方走向冲突，阿尔及利亚人拒绝让步，法国人也没有退路。
法国人针对德伊的“侮辱”发出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阿尔及利亚人向法国国旗鸣枪敬礼，但遭到了德伊的拒绝。法国人随后对阿尔及尔港实施了封锁，这对马赛商人造成的伤害要大于阿尔及利亚海盗，后者驾着快船可以轻易通过列着长队执行封锁的法国舰船。在经历了两年的僵持之后，法国试图寻求一个挽回面子的解决方案，便派了一名外交官与德伊谈判。阿尔及利亚人向外交官的主舰发了几枚炮弹，阻止谈判者上岸。在阿尔及利亚经历的尴尬让正处于困境的法国国王查理十世的政府十分难堪。
查理十世（1824—1830年在位）面临着内外交困。他试图恢复一些法国国王的绝对权力，让时间倒流到革命前的时代。1830年，他中止宪法（里法阿·塔赫塔维在他研究法国的书中详细描述过），带来了危机。他的首相朱尔·德·波利尼亚克亲王（Prince Jules de Polignac）提出，海外军事行动可以为国王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但波利尼亚克也承认，对于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地中海势力均衡的举措，法国必须应对其他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的反对。他派大使前往伦敦和欧洲其他宫廷，向他们解释，即将入侵阿尔及利亚是为了彻底摧毁海盗，完全废除奴役基督徒的奴隶制，并终止欧洲国家为保航运安全而向这个摄政国纳贡。波利尼亚克希望，这一维护普遍利益的说法可以赢得国际社会对法国入侵阿尔及尔的支持。
1830年6月，由3.7万名士兵组成的法国远征军在阿尔及尔西部登陆。远征军很快击败了德伊的军队，并于7月4日进入阿尔及尔城。这一胜利不足以拯救查理十世，月末他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被推翻。当时旅居巴黎的埃及学者里法阿·塔赫塔维记录道，比起征服阿尔及尔，法国人更满足于推翻不得人心的国王。他认为，征服阿尔及尔的“动机似是而非”。2尽管如此，法国在波旁王朝垮台后仍占据阿尔及尔，这是查理十世平庸统治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遗产之一。1830年7月5日，侯赛因帕夏投降，结束了阿尔及利亚300年的奥斯曼历史，开启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132年的统治。
虽然法军在阿尔及尔击败了土耳其驻军，但这场胜利并没有让他们控制整个国家。只要法国人将他们的野心限定在主要的沿海城镇，他们就不太可能在阿尔及利亚遇到有组织的抵抗。欧洲列强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北非海岸的战略港口。法国在1830年7月占领阿尔及尔和1831年1月占领奥兰，同西班牙在休达和梅利利亚(现在仍是西班牙的领地)设要塞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法国人并不满足于占领主要城镇，他们希望执行“有限占领”政策，殖民富饶的沿海平原，引入法国定居者。这是一项势必会激起阿尔及利亚本地居民敌意的政策。
阿尔及利亚人口由彼此隔绝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组成，后者是一个非阿拉伯民族，在7世纪的伊斯兰征服后皈依伊斯兰教。柏柏尔人有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分布在北非，主要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与阿尔及尔德伊们的统治保持独立，并抵制土耳其驻军试图征税或将奥斯曼统治扩展到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和奥兰等主要城市之外的企图。因此，对于摄政国的覆灭，他们毫不悲伤。但这并不意味着，相较于土耳其人的统治，阿尔及利亚乡村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会更顺从法国人。
当法国人开始殖民阿尔及利亚的沿海平原时，当地部落就组织反抗，反抗运动始于阿尔及利亚西部的奥兰附近。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求助于苏非教团（神秘的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他们往往兼具宗教合法性和高贵血统，这一血统将教团成员同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联系在一起。各苏非教团都有遍布阿尔及利亚的分会网络，要求成员向分会领袖效忠。该网络自然就成为发起反抗运动的组织框架。
在阿尔及利亚西部，卡迪里耶教团（Qadiriyya Order）是最强大的苏非教团之一。教团的首领是一位名叫穆希丁（Muhi al-Din）的长者。当地几个主要部落向穆希丁请愿，请他接受素丹的头衔，领导阿尔及利亚西部的阿拉伯人对法国发动“圣战”。当他以年老体衰为由拒绝的时候，这些部落提名他的儿子阿卜杜·卡迪尔（1808—1883），后者已在攻击法国人时证明了他的英勇无畏。
1832年11月，24岁的阿卜杜·卡迪尔被奉为埃米尔，担任反法部落联盟的首领，开启了中东近代史上最为杰出的职业生涯之一。此后15年内，阿卜杜·卡迪尔团结阿尔及利亚人民展开了反抗法国占领的持久抵抗运动。毫不夸张地说，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都是一个传奇。
对法国人来说，阿卜杜·卡迪尔是“高贵的阿拉伯人”的终极典范，是一个萨拉丁式的人物，他的宗教信仰和个人品质使他的保家卫国、反抗外国军事入侵的动机无可非议。在战斗中，他勇敢而大胆，采用游击战式的作战方式，多次率领小规模军队战胜法军，当时的法军比曾击溃埃及马木鲁克的军队更先进。他的英雄业绩被法军征战阿尔及利亚的官方记录员、浪漫主义画家霍勒斯·韦尔内（Horace Vernet, 1789—1863）用绚丽的油画描绘了下来。维克多·雨果用“le beau soldat, le beau prêtre”这样的诗句赞颂他，字面意思为“英俊的战士，英俊的教士”。
对于他的阿拉伯追随者来说，阿卜杜·卡迪尔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即谢里夫），也是一个主要苏非教团中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因而具有宗教合法性。他们向他宣誓效忠，得到的回报是战胜强大的敌军。阿卜杜·卡迪尔的英雄业绩令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同时代人兴奋不已，他是捍卫伊斯兰世界不受外国侵略者侵犯的“信士的长官”。
阿卜杜·卡迪尔指挥作战极富才智。一次，法国人获取了一些他的文件，他们惊讶地发现，他可靠地掌握了有关法国众议院辩论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情报。他了解这场战争在法国公众舆论中是多么不得人心，也知道法国政府正面临同阿尔及利亚起义者妥协的压力。3掌握这些情报后，阿卜杜·卡迪尔推动战事向驱使法国寻求和平的方向发展。
他两次迫使法国将领按他的条件缔结和平条约，承认他的主权，并明确法国控制区的边界。第一份条约是在1834年2月同路易·德米歇尔（Louis Desmichels）将军达成的;第二份是相互承认主权的《塔夫纳条约》，是在1837年5月同罗贝尔·比若（Robert Bugeaud）将军缔结的。后一条约承认阿卜杜·卡迪尔拥有对阿尔及利亚超过三分之二土地的主权。4由于双方都有扩张的野心，两份条约都很快失效了。
阿卜杜·卡迪尔和法国人都想将东部城市君士坦丁纳入各自的统治之下。法国人认为君士坦丁远在1837年条约中承认的阿卜杜·卡迪尔政权所辖领土之外。阿尔及利亚人则反驳道，这份条约明确规定了法控地区的边界，法国人侵占君士坦丁即是违约。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立场又一次不可调和。阿卜杜·卡迪尔指责法国人食言，并重启战斗。1839年11月3日，他写信给法国总督：
当时我们处于和平状态，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之间的界限已经明确划定……［现在］你发布［声明］称，阿尔及尔和君士坦丁之间的所有地区都不再听我的号令。和约破裂是你造成的。但是，为了不让你指责我背约，我警告你，我将重启战斗。你好好准备吧，并警告你们的旅人以及所有住在孤立无援处的人！一句话，你采取一切你认为必要的防备措施吧！5
阿卜杜·卡迪尔的军队袭击了阿尔及尔东部米蒂贾平原上易受攻击的法国农业殖民地。他们杀害并打伤了数百名定居者，将他们的家园付之一炬，这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巴黎政府面临着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么撤出，要么下决心完全占领阿尔及利亚。巴黎选择了后者，派出了比若将军率领的庞大的作战部队，要让反抗法国统治的阿尔及利亚势力彻底“屈服”。
比若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在阿尔及利亚取得全面胜利。阿尔及利亚人组织有序、斗志高昂。阿卜杜·卡迪尔将他的阿尔及利亚政权划分为8个省，每个省设一名省长，领导各级行政单位直至部落层级。省长定期领取俸禄，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并为国家收税。阿卜杜·卡迪尔还任命法官，执行伊斯兰法。他的统治并不张扬，在伊斯兰法的约束下运作，鼓励农民和部落成员纳税。
阿尔及利亚政府从税收中筹集了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战场上颇为高效的志愿部队。根据阿卜杜·卡迪尔自己的估计，他的部队有8000名常规步兵、2000名骑兵和240名配备20门大炮的炮兵，平均分布在8个省。这些机动部队能够采用经典的游击战术去骚扰法军，而一旦法军人数多到足以压制他们时便撤退。
阿卜杜·卡迪尔还沿着高原的山脊建了一批要塞城镇，法军反攻时他的军队可入内躲避。1848年，阿卜杜·卡迪尔在土伦向俘获他的法国人解释了他的战略：“我确信，战争已经重新开始，我将被迫放弃所有的内陆中心城镇给你们［即法国人］，但你们不可能推进到撒哈拉，因为你们的交通工具会拖累并阻止你们前进到这么远的地方。”6
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的策略是把法国人引到内陆，在那里入侵者会因战线拉得过长而被孤立，更易被击败。阿卜杜·卡迪尔在要塞城镇塔格迪姆特警告一名法国囚犯：“你将病死在我们的山里，而那些疾病带不走的人，我的骑兵将用子弹处死他们。”7由于他的政府和防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组织得要好，阿卜杜·卡迪尔相信他将再次战胜法国人。
然而，阿卜杜·卡迪尔没有预料到法国会对阿尔及利亚人民使用非同寻常的暴力。比若将军在阿尔及利亚内陆地区使用了焦土策略——烧毁村庄、赶走牲畜、破坏农田、推倒果园，以此削弱民众对阿卜杜·卡迪尔反抗运动的支持。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杀害，军官们被告知不留俘虏。阿卜杜·卡迪尔的手下但凡有想要投降的，一律被砍倒。各部落和村庄开始反对阿卜杜·卡迪尔，避免因支持他而遭到厄运。法军的举措还摧毁了乡村经济，削减了阿卜杜·卡迪尔的税收收入。
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的猛烈攻击下震惊无措，民众对阿卜杜·卡迪尔抵抗运动的支持开始瓦解。战士们的家人开始害怕遭到阿尔及利亚同胞的袭击，阿卜杜·卡迪尔建了一个巨大的营地，叫作“齐马拉”（zimala），将所有战士的家人，包括妻儿与老人，都带了进来。阿卜杜·卡迪尔的齐马拉是一个拥有不少于6万人口的移动城市。他声称：“当一个阿拉伯人失去了与家人的联系后，他有时会花上两天时间才能［在人群中］找到他们。”齐马拉的规模之大可见一斑。齐马拉也是阿卜杜·卡迪尔军队的移动支持部队，内有制械师、制鞍师、裁缝等他的团队所需要的所有工匠。
法军迫切希望打击阿卜杜·卡迪尔手下战士们的士气和阿尔及利亚军队的支持基地，齐马拉自然成为法军的首要攻击目标。由于很好地掌握了法军的位置且熟悉地形，阿卜杜·卡迪尔得以在冲突的头3年里保证齐马拉的安全。然而，1843年5月，营地的位置被出卖，法国军队攻击了齐马拉。阿卜杜·卡迪尔和他的部下得知这次袭击时，为时已晚，已来不及救援。后来他对俘获他的法国人说：“如果当时我在场，毫无疑问，我们会为我们的妻子和孩子而战，会向你们展示一个伟大的日子。但是真主不愿如此，我3天后才得知这件不幸的事，太迟了！”8
法军对齐马拉的袭击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据阿卜杜·卡迪尔估计，法国人杀了这个移动营地十分之一的人口。失去长辈与妻儿，严重打击了部队的士气。这次袭击也让阿卜杜·卡迪尔蒙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他失去了大部分资产。之后，他抗击法国的战斗开始走向尾声。阿卜杜·卡迪尔和他的部队不断后撤，1843年11月，这位阿尔及利亚将领带着他的追随者流亡到摩洛哥。
在接下来的4年里，阿卜杜·卡迪尔集结他的部队在阿尔及利亚攻击法国，然后退入摩洛哥境内逃避追捕。摩洛哥素丹穆莱阿卜杜·拉赫曼（Moulay Abd al-Rahman）并不愿卷入阿尔及利亚冲突。然而，由于窝藏敌人，法国攻击了靠近阿尔及利亚边界的摩洛哥城镇乌季达，并派海军炮轰丹吉尔港和摩加多尔港。1844年9月，法国和摩洛哥政府签署了一项恢复友好关系的条约，明确宣布阿卜杜·卡迪尔在摩洛哥帝国全境是逃犯。9安全的庇护所被剥夺，同物资基地的联系被切断，阿卜杜·卡迪尔的抗法斗争愈发艰难，1847年12月，他向法国人投降。
法国庆祝阿卜杜·卡迪尔战败，认为他们战胜了一个重要对手。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的一位传记作者（和崇拜者）讽刺地说：“让我们想一想，七年的战斗和十万人组成的世上最强的军队才摧毁了埃米尔［小国君王］用两年零五个月建立起来的军队，这真让人难以置信啊！”10这场战争给阿尔及利亚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平民伤亡人数估计有数十万。
法国人将阿卜杜·卡迪尔送到法国，把他和他的家人监禁在一起。阿卜杜·卡迪尔多少是个名人，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政府想利用这名囚徒的声望，准备高调赦免他。但1848年革命爆发，路易·菲利普被推翻，这一计划被打乱了。在巴黎政权更迭的政治动荡中，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被遗忘了。直到1852年，新总统路易·拿破仑（后来加冕为拿破仑三世皇帝）才恢复了阿卜杜·卡迪尔的自由。这位阿尔及利亚领袖受邀作为路易·拿破仑的贵宾乘坐白色战马巡游巴黎，并与总统一起检阅法国军队。他从未被允许返回阿尔及利亚，但法国人给了他终身养老金和一艘轮船，让他自己选择流放地。阿卜杜·卡迪尔起航前往奥斯曼领地，并在大马士革定居下来，在那里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和他的家人被接纳进大马士革精英家族圈，他后来在当地的教派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阿卜杜·卡迪尔专心投入学术和伊斯兰神秘主义。1883年，他在大马士革去世。
战胜阿卜杜·卡迪尔仅仅是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法国继续向南扩展其殖民范围。到1847年，已有将近11万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定居。第二年，定居者群体赢得了选举法国议会议员的权利。1870年，拥有近25万法国定居者的阿尔及利亚正式并入法国，非欧洲裔的居民成为法国的国民（非公民）。除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之外，在整个中东地区没有任何定居者殖民主义能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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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暴力的帝国主义战争外，从1840年的《伦敦黎凡特绥靖公约》（London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Levant）到1878年的《柏林条约》，欧洲列强遵守了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承诺。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对北非的正式殖民又开始了。
1840—1881年，欧洲和奥斯曼帝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族主义这个源自欧洲的新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民族主义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19世纪期间以不同的程度在欧洲传播。希腊是一个早期的皈依者，在经历了10年的战争之后，于1830年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在民族主义的感召下，经过几十年的统一运动逐渐形成国家形态，到19世纪70年代初才以现代国家的形式出现在国际社会中。奥匈帝国内部也开始面临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挑战，奥斯曼帝国在东欧的领土走上同样的道路只是时间问题。
19世纪30年代，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保加利亚、马其顿这些巴尔干半岛国家开始谋求从奥斯曼帝国独立。欧洲列强给予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的支持，支持他们摆脱土耳其的“枷锁”。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提出了支持巴尔干民族主义运动的动议。俄国政府全力支持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徒和斯拉夫同胞。奥地利人希望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黑山的分离主义运动中获益，借机损害奥斯曼人的利益，并扩大自身的领土（但在这一过程中，引入了1914年致其自身覆灭并触发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些外部支持增加了巴尔干民族主义者与奥斯曼国斗争的勇气。1875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爆发了大规模叛乱。第二年，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发动起义反抗奥斯曼人。保加利亚的冲突毁坏了乡村地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村庄陷入了民族主义战士与奥斯曼士兵之间的暴力冲突。欧洲的报纸对保加利亚穆斯林更高的伤亡人数视而不见，而将对基督徒的屠戮称作“保加利亚恐怖”大肆宣传。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的起义让奥斯曼帝国陷入困境。1876年7月，塞尔维亚的米兰王子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俄国也跟着支持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行动。
通常来说，英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干预。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支持奥斯曼帝国，作为遏制俄国对欧洲大陆野心的缓冲。然而，迪斯雷利发现他被公众舆论束缚住了。暴行及媒体对此的报道使他的亲土耳其政策名声扫地，也使他更易受到自由党对手威廉·格莱斯顿的挖苦。1876年，格莱斯顿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小册子，题为《保加利亚恐怖和东方问题》（The Bulgarian Horror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East）。他在书中用大段生动而激烈的言辞谴责土耳其人是“人类中反人类的典型”。他的小书主张将奥斯曼人从他们的欧洲行省里全部驱逐出去。他写道：“现在，能让土耳其人结束凌辱行径的唯一可行方式就是让他们自己滚蛋。”格莱斯顿更顺应民意，迪斯雷利和英国政府被迫放弃对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支持。
既然不必再维持土耳其对其行省主权的原则，欧洲列强就开始考虑肢解奥斯曼帝国。欧洲批评人士提出，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尝试并没有带来一个稳定的、可以独立生存的国家。他们指出，1875年奥斯曼帝国的破产进一步证明土耳其是“欧洲病夫”。与其如此，不如商议在欧洲列强之间重新分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德国提议瓜分奥斯曼帝国，让奥地利和俄罗斯分割巴尔干地区，把叙利亚分给法国，把埃及和地中海主要岛屿分给英国。英国对此十分震惊，迅速提议于1876年11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解决巴尔干危机和俄土冲突。
外交努力赢得了回旋的时间，但那些好战的大国却执意要发动战争，动荡的局势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机会。1877年4月，俄国再次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同时从帝国的东西两侧入侵。俄军迅速攻入东安纳托利亚，并穿过巴尔干半岛，造成奥斯曼守军重大伤亡。1878年初，俄军横扫保加利亚和色雷斯，向伊斯坦布尔挺进，奥斯曼军队的防线崩溃。为避免首都沦陷，奥斯曼帝国被迫无条件投降。
在被俄国彻底击败之后，奥斯曼帝国对1878年柏林会议强加给它们的条款几乎没有发言权。欧洲列强抛弃长期以来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做法，开始了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第一次分割。在柏林会议期间，保加利亚获得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自治权，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实际上被奥地利占领。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获得完全独立。俄国在东安纳托利亚获得了大量领土。这些安排迫使奥斯曼帝国交出了五分之二的领土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中一半是穆斯林）。11
英国人无法阻止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便决心在柏林会议开始之前确保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疆域内的战略利益。作为一个海上强国，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在东地中海建一个海军基地来监督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保证其畅通无阻。塞浦路斯岛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个需求。相较于这片岛屿，四面楚歌的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1909年在位）更需要一个盟友，因此，他在柏林会议前夕以塞浦路斯为交换条件，与英国缔结了防御同盟条约。
英国对塞浦路斯的主权要求，将对奥斯曼帝国的分割从巴尔干扩大到北非。德国同意英国获取塞浦路斯，但两国都承认需要对法国做出补偿，以维持地中海的势力均衡。他们同意将突尼斯“提供”给法国，以巩固其北非帝国，并维护同阿尔及利亚交界地区的安全。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后吞并法国阿尔萨斯-洛林省的德国也很乐意送出这份礼物，以修复同巴黎的关系。只有意大利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它在突尼斯有大量定居者和投资，其他大国不以为意，建议意大利转而考虑利比亚（1911年，意大利确实这么做了）。
法国人获准占领突尼斯，但找不到理由对这个顺从的北非国家采取敌对行动。突尼斯政府自1869年破产以来同法国金融顾问进行了充分合作以偿还外债。1879年，法国政府首次提出在突尼斯建一个被保护国，但统治者穆罕默德·萨迪克贝伊（Muhammad al-Sadiq Bey，1859—1882年在位）委婉地拒绝了将他的国家交付外来帝国统治的提议。
法国的公共舆论反对殖民行为，这进一步加大了阻力。大多数人认为，法国为获取阿尔及利亚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几乎没有人支持法国继续在北非扩张。在内缺乏公众支持，在外缺少借口，法国政府将突尼斯并入其北非帝国的努力受阻。与此同时，意大利利用法国人的迟滞不前扩大在突尼斯的势力范围。在突尼斯，意大利的定居者社群规模远超法国。法意间的对抗最终促使法国人采取行动。
法国人必须找到入侵突尼斯的理由。1880年，一名法国投机商人违反了特许权协议，他费尽千辛万苦，却被突尼斯人驱逐出境。法国领事提出抗议，向贝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赔偿这名法国人，并惩罚对驱逐这名无力偿债者负有责任的突尼斯官员。这次羞辱当然不能同1827年阿尔及利亚的蝇拂事件相提并论，但粗暴对待一名法国国民被认为足以动员一支入侵部队来挽回国家荣誉。突尼斯的统治者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理智，他接受了法国的所有无理要求，从而清除了法国入侵的借口。部队撤回了军营，等待入侵突尼斯的更好时机。
1881年3月，有消息称一群部落成员在一次袭击中从突尼斯越境进入了阿尔及利亚，法军再次集结。虽然贝伊提出赔偿损失和惩罚部落成员，但法国人坚持要自己采取行动。一支法国骑兵支队越过突尼斯边界，绕过犯下过失的部落的领地，直奔突尼斯城。4月，他们在突尼斯首都同一支海上部队会合。面对法国的陆路和海路入侵，穆罕默德·萨迪克贝伊于同年5月12日与法国签订条约，在事实上切断了他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并将主权割让给了法国。突尼斯经历的改革和破产让欧洲对它的非正式控制变为完全的帝国主义统治。
当法国人忙于将突尼斯并入他们的北非帝国时，动乱正在埃及东部酝酿。如上一章所述，埃及的改革和破产引来欧洲对其财政与政府管理的干预。欧洲列强采取的措施非但没有助其恢复秩序，反而破坏了埃及国内政治的稳定，催生了一场强大的反对运动，威胁到了赫迪威的统治。原先是英法协调行动，以加强赫迪威的统治，结果却是英国在1882年意外占领了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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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的新任赫迪威陶菲克帕夏（1879—1892年在位），被夹在欧洲的诉求和本国社会强大的利益集团之间。他是突然登上总督宝座的。他的前任（和父亲）赫迪威伊斯玛仪因阻碍英法人士对埃及财政的控制，在英法施压游说下，被奥斯曼素丹罢免。因此，陶菲克帕夏深知不能绕过欧洲列强。然而，顺应英法的要求，却让他在埃及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为偿还埃及外债而实施的经济紧缩政策激怒了大地主和城市精英，他们越来越直言不讳地反对赫迪威的蠹政。
埃及的精英们拥有一个政治平台，那就是1866年伊斯玛仪帕夏建的早期议会，叫作代议议会。精英们在议会中的代言人开始要求：议会行使国家预算批准权，内阁对议会负有更大责任，制定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来限制赫迪威的权力。面对这些要求，陶菲克帕夏既无权也不愿做出让步，便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于1879年中止了议会。作为回应，土地精英们开始支持埃及军队中日益壮大的反对运动。
埃及破产后实施的紧缩政策严重打击了埃及军队，特别是军中的埃及人。军中说土耳其语的精英军官和说阿拉伯语的本土埃及人之间分歧严重。这些讲土耳其语的军官，被称为突厥-切尔克斯人，源自成为军事阶层的马木鲁克人。他们同赫迪威的家族和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人都有紧密联系。他们看不起土生土长的埃及人，轻蔑地称他们为农民士兵。埃及财政的掌控者宣布大幅裁军后，突厥-切尔克斯军官为保护自身利益，将裁减配额强加于埃及本土军人。埃及军官团结一致捍卫自身利益，准备动员起来反抗不公平的裁减。一名最高级别的埃及军官艾哈迈德·欧拉比上校（Colonel Ahmad Urabi, 1841—1911）领导了这次反抗运动。
艾哈迈德·欧拉比是第一批进入军官队伍的本土埃及人。他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一个村庄。1854年，他放弃了在爱资哈尔清真寺学府的学业，进入萨义德帕夏开办的新型军事学院。欧拉比相信他和同辈的突厥-切尔克斯人一样有资格成为军官。他声称他的父系和母系都源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在穆斯林眼中，这是非常显赫的血统，没有一个马木鲁克能与之匹敌，因为后者都是皈依伊斯兰教的高加索基督徒军事奴隶。欧拉比才华横溢、胸怀大志，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以反抗者而非军士的身份青史留名。的确，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反抗事件促使英国于1882年占领埃及。
欧拉比在他的回忆录中理想化地将军中的制度描述为举贤任能制，即晋升通过考核决定，“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会被晋升到适当的级别”。12显然，欧拉比在考核中表现出色。1854—1860年，他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埃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上校，当时年仅19岁。欧拉比对萨义德帕夏忠心耿耿，这位总督将军官集团向本土埃及人开放。
1863年伊斯玛仪帕夏继位后，这位新任总督又恢复了传统的偏见，在军队中给予说土耳其语的军官更多特权。此后，裙带关系与民族成分取代才能，成为军中晋升的依据。雄心勃勃的欧拉比撞上了突厥-切尔克斯精英设置的玻璃天花板。伊斯玛仪（1863—1879年在位）统治的整整16年内，欧拉比没有得到一次晋升。这一经历让他对军中的上级军官和埃及的总督心生怨愤。
伊斯玛仪掌权后，欧拉比同突厥-切尔克斯精英的冲突几乎立即就开始了。欧拉比被安排在切尔克斯将军胡斯鲁帕夏（Khusru Pasha）帐下，他抱怨道：“他盲目地偏袒自己的族人，当他发现我是血统纯正的［埃及］国民时，我存在于军团中就让他非常苦恼。他想方设法把我开除出军团，这样就可以把我的职位安排给马木鲁克子弟了。”13
当欧拉比被送到负责晋升的考核委员会时，胡斯鲁帕夏的机会来了。这个机构确保士兵靠才能而非关系晋升。胡斯鲁帕夏命令欧拉比伪造考试成绩，以提拔一名切尔克斯人。欧拉比拒绝了，于是这名将军就向军事大臣宣称欧拉比不服军令。这个案子一直呈送到赫迪威伊斯玛仪处，欧拉比被暂时解除军职，转到文官部门。1867年，欧拉比获得了赫迪威的赦免，直到1870年春才重新以先前的上校军衔全职回军队服役。但他依然对他的突厥-切尔克斯上级和所遭遇的不公怀有深深的怨恨。
19世纪70年代是埃及军队受挫的年代。欧拉比参加了灾难性的阿比西尼亚战役，赫迪威伊斯玛仪发动此战役是为了试图将埃及的帝国统治扩展到现今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领土。1876年3月，阿比西尼亚国王约翰取得了对埃军的决定性胜利，将入侵者赶出了他的领土。在外遭受了重大伤亡和军事耻辱的军队回到国内，士气低落，但还得面对1876年国家破产后的遣散。这是掌控财政的欧洲人强制推行的一项经济政策，埃及军队将要从1.5万人削减到仅7000人的象征性兵力，2500名军官的薪水将减半。1879年1月，欧拉比奉命将他的兵团从罗塞塔调到开罗，准备遣散。
欧拉比抵达开罗时，发现全城都是等待遣散的埃及士兵和军官。大有前途的军旅生涯突然结束，失业即将到来，面对这一状况，男人们群情激愤。1879年2月18日，一群埃及军校学员和军官在财政部外举行示威，抗议不公平的裁减。当首相努巴尔帕夏和英籍财政大臣查尔斯·里弗斯·威尔逊爵士从政府内出来时，愤怒的官员粗暴地对待了这两名政客。当时没有参加抗议的欧拉比后来向一名支持他的英国人讲述说：“他们发现努巴尔正登上马车，便袭击了他，拔他胡子，扇他耳光。”14
军人的骚乱正合赫迪威伊斯玛仪的胃口，因此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怀疑，这位总督参与组织了这次示威。伊斯玛仪想要摆脱他内阁中的法籍和英籍大臣，并希望在预算上拥有更大的支配权。他认为，欧洲财政顾问实施的严格紧缩政策正在破坏埃及国内的政治稳定，损害了埃及偿还外国债务的能力。军人示威结束后第二天，伊斯玛仪接受了努巴尔混合内阁的辞职。然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并不打算纵容赫迪威重掌权力。1879年6月，伊斯玛仪被废黜。
赫迪威伊斯玛仪下台让欧拉比和其他埃及军官们长舒一口气。然而，在他的继任者陶菲克帕夏的领导下，埃及军官的地位反而恶化了。新任军事大臣奥斯曼·里夫奇帕夏（Uthman Rifqi Pasha）是一名突厥-切尔克斯人，他撤去了一些埃及本土军官的职务，代之以他的族人。1881年1月，欧拉比得知他和一些同僚即将在他称为马木鲁克复辟的行动中被解职。“切尔克斯高、低级别的军官定期在胡斯鲁帕夏［欧拉比之前的上司］的家中聚会，颂扬马木鲁克国家的历史，奥斯曼·里夫奇帕夏也出席……他们相信，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收复埃及和埃及的一切财富，就像他们的马木鲁克前辈那样。”15
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决定采取行动。他们起草了一份给赫迪威陶菲克的请愿书，陈述他们的不满和要求。1881年1月的这份请愿书标志着欧拉比参与国家政治的开始，开启了军人干政的危险先例，这将在整个20世纪的阿拉伯历史中重演。
欧拉比和他的埃及军官们有三个主要目标：扩大埃及军队的规模，撤销财政掌控者强加给军队的裁员额度；修改条例，确立军人之间不分种族和宗教，一律平等；任命埃及本土军官担任军事大臣。欧拉比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即平等与偏好埃及本土大臣之间的矛盾。
欧拉比他们的要求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来说是革命性的。首相利雅得帕夏（Riyad Pasha）收到军官们的请愿书时，公开威胁他们：“这份请愿书极具破坏性，它比你们先前一位同事提交的请愿书还要危险，他后来被派到了苏丹。”16当时，苏丹相当于埃及的西伯利亚。但埃及军官拒绝撤回请愿书，并要求提请赫迪威关注。
收到欧拉比的请愿书后，赫迪威召集最高级军官到阿比丁宫开紧急会议。他们要求以煽动叛乱罪逮捕欧拉比和另两名军官，并同意组建特别军事法庭来审判他们。第二天，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被召唤到军事部，当场被要求交出武器投降。在前往设在军事部内的监狱的路上，这些埃及人经过了两排对他们充满敌意的切尔克斯军官。在牢房门口，老克星胡斯鲁帕夏奚落了他们。欧拉比愤恨地回忆道：“他站在牢房外奚落我们，说我们是‘［只适合］以摘果子为业的农民’。”17
欧拉比和他同僚被捕，在埃及军中引发兵变。1881年2月，赫迪威卫队的两支小队袭击了军事部。军事大臣和其他切尔克斯人逃离了大楼。士兵们将欧拉比和他的军官们从牢房中释放出来，带着他们回到阿比丁宫，在那里他们喧闹地示威，向赫迪威陶菲克效忠。士兵们一直待在阿比丁广场，直到那位不得人心的军事大臣奥斯曼·里夫奇被解职，由一个他们选择的人接替。赫迪威还下令修改军事条例，以满足士兵们在薪酬和服役期限方面的要求。
示威随后结束，部队返回军营。虽然重归平静，但这次事件已经改变了埃及政治。欧拉比逐渐成为一名广受欢迎的领袖，而军队迫使赫迪威和他的政府接受了他们的要求。
被解散的代议议会中的大地主和城市精英们极其关注军队的成功。他们认识到，若想让不情不愿的赫迪威接受他们的自由主义宪政改革，同军队合作，成功的机会更大。1881年2—9月，埃及军官、大地主、议会议员、记者和宗教学者组成了一个不同背景的联盟，自称“祖国党”。正如伊斯兰改革家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Shaykh Muhammad Abduh）向一位英国观察家解释的那样，这是“长达数月的遍及所有阶层的重大政治活动。［欧拉比的］行动为他赢得了很大的声望，让他得以同祖国党的文职党员建立联系……正是我们提出了重新要求制宪的想法”。18
这个联盟的成员都有各自的目标和不满。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信念：埃及人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得到更好的待遇。他们以“埃及为埃及人”为口号，相互支持，更好地促进彼此的事业。对欧拉比和他的同僚们来说，宪法代表着对赫迪威及其政府的约束，保护他们免受随意的报复；宪法还强化了他们作为埃及人民利益捍卫者的角色，而不仅仅是狭隘的军人利益捍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