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欧洲观察者看来，这个不断壮大的改革联盟看上去像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欧拉比和改革者们完全认可埃及作为奥斯曼帝国自治行省的地位。欧拉比经常向赫迪威和奥斯曼素丹宣誓效忠，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也曾授予他勋章。改革者们反对欧洲大臣和顾问控制埃及政治与经济，反对突厥-切尔克斯人统治军队和内阁。当示威者走上街头高喊“埃及为埃及人”时，这是呼吁摆脱欧洲人和切尔克斯人的干涉，而不是要求民族独立。
然而，欧洲人没有认识到这一区别，他们将埃及军队的行动解释为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认为这场运动将威胁到他们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英国和法国开始讨论应对欧拉比威胁的最佳方式。
赫迪威关注着反对运动的兴起，对此越来越担忧。欧洲列强已经削减了他的权力，将欧洲官员强行安排进他的政府，并控制了埃及一半的预算。现在，他自己的臣民试图通过颁布宪法和重开议会来进一步钳制他。陶菲克被孤立了。他只能依靠突厥-切尔克斯精英的支持。1881年7月，陶菲克解散了改革派内阁，并任命他的妹夫达乌德·耶根帕夏（Dawud Pasha Yegen）为军事大臣，欧拉比称他是一个“无知、愚蠢、邪恶的人”。
作为回应，军官们在赫迪威宫殿外的阿比丁广场又组织起示威。1881年9月9日上午，欧拉比通知赫迪威：“我们将把所有在开罗的士兵带到阿比丁广场，在当天下午4点向赫迪威殿下提出我们的要求。”19陶菲克帕夏担心发生新一轮兵变，便同首相以及美国参谋长斯通帕夏（Stone Pasha）一起，尝试鼓动阿比丁军营与城堡中仍忠于他的驻军起来反抗欧拉比，但没有成功。欧拉比比赫迪威赢得了更多埃及军人的忠诚。
陶菲克被迫在阿比丁宫前接见欧拉比，身后只有侍从和外国领事。军官们向赫迪威提出了他们的要求：组建由立宪改革者谢里夫帕夏（Sharif Pasha）领导的新内阁，重新召开议会，将部队编制扩大到1.8万人。陶菲克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军方和他们的文官支持者们掌控了局面。
赫迪威屈服于改革派的压力，重新召开了议会。1882年1月，议员们提交了一份宪法草案，供赫迪威审议。宪法于2月颁布，改革派内阁成立，艾哈迈德·欧拉比任军事大臣。1863年以来一直没有获得晋升的欧拉比上校最终推翻了突厥-切尔克斯人的等级制度，掌控了埃及军队。
毫无疑问，埃及军官利用这个机会与马木鲁克人清算旧账。前军事大臣奥斯曼·里夫奇帕夏被指控密谋刺杀欧拉比，他手下50名军官都被判犯有阴谋罪，他们全都是突厥-切尔克斯人。许多被关押者受到酷刑，欧拉比对此是知情的。他后来透露说：“我从来没有去监狱看过他们遭受酷刑或虐待，我从来没有接近过他们。”20
陶菲克在开罗日益被孤立，这让巴黎和伦敦政府忧心忡忡。赫迪威对改革运动的每一次让步都削弱了他的权威和列强对埃及经济的影响。英国和法国担心赫迪威的让步会引发埃及的政治混乱。欧拉比进入政府丝毫无助于缓解欧洲的担忧。欧拉比迫使新首相马哈穆德·萨米·巴鲁迪（Mahmud Sami al-Barudi）解除政府中欧洲官员的职务。对于保守的欧洲大国来说，这些变化太大、太快，难以接受。欧拉比运动看起来像一场革命，英国和法国于是采取行动来支持摇摇欲坠的赫迪威政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加剧了陶菲克的孤立，并提高了欧拉比的地位。
1882年1月，英国和法国政府起草了一份联合公报，被称为《甘必大照会》（Gambetta Note），以求恢复赫迪威的权威。对于这两个以外交技巧为傲的国家，人们可能会抱有更多的期待。英法两国希望，通过保证“共同努力”来应对对埃及秩序的一切内部和外部的威胁，这样可能会“避免赫迪威政府可能面临的危险，以及那种肯定会使英法两国联合起来应对的危险”。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旨在保护陶菲克帕夏不受自己人民伤害的遮遮掩掩的恐吓，更能削弱这位赫迪威的地位了。
发布《甘必大照会》后，欧洲要求将欧拉比逐出内阁。不受欢迎的欧洲列强试图推翻欧拉比，这反而大大增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相比之下，陶菲克变得更加孤立。欧拉比指责陶菲克帕夏代表欧洲利益行事，背叛了自己的国家。首相和大多数内阁成员都辞职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愿意组建新政府。欧拉比仍然在职，这意味着政府实际上在这位最受欢迎和最有权力的大臣的控制之下。在试图罢免欧拉比的过程中，欧洲列强无意中让他控制了埃及政府。
局势升级让英法两国求诸炮舰外交。1882年5月，英法两国派出一支联合海军中队前往埃及。这种武力展示让陶菲克帕夏的位置岌岌可危。5月31日，他离开开罗前往亚历山大的拉斯埃丁宫，这样可以离英法舰船的保护更近一些。至此，埃及实际上由两人统治：得到合法认可的国家元首赫迪威陶菲克，他被限制在亚历山大的宫殿里；人民领袖艾哈迈德·欧拉比，他是开罗代理政府的首脑。
欧洲军舰沿着埃及海岸巡航，1882年6月11日，埃及人和欧洲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成暴力冲突。一个英国人和一个埃及马夫间的街头斗殴演变成了针对外国人的骚乱，夺去了50多人的生命。此外，还有数百人受伤，数千人因房屋和工作场所被毁而穷困潦倒。欧洲媒体大肆渲染亚历山大骚乱是对基督徒和欧洲人的屠杀，并向英国和法国政府施压，要求对埃及秩序的崩溃做出强硬回应。
欧拉比知道，反欧骚乱很可能会招致英国和法国的干涉。他甚至怀疑赫迪威陶菲克煽动暴乱以促成外国干预，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指控。欧拉比向亚历山大派了1.2万名士兵去恢复秩序，同时加强该城的防御，以应对欧洲可能的回应。欧拉比让埃及进入战备状态，并向支持他的大地主们求助，要求从农民中征募士兵来加强武装部队。欧拉比的政府还征收紧急税来获取抵御欧洲攻击的财政资源。
果不其然，英国舰队司令比彻姆·西摩爵士（Sir Beauchamp Seymour）发布了一系列措辞不断升级的最后通牒，威胁说，若亚历山大的海上防御不拆除，就轰炸该城。埃及军队毫不畏惧地着手加强亚历山大港的防御工事，扩建了沿海的堡垒，建造了火枪发射台，以应对欧洲舰船的威胁。欧洲人和埃及人都不愿让步，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这次军事威胁出现了一个不曾预见的状况：在英法付出几个月协调一致的努力后，法国舰队撤出了。法国政府受其宪法的约束，在与任何国家发生战争之前必须取得议会批准。法国在1870年惨败于德国，又花了很大代价在1871年征服阿尔及利亚、在1881年占领突尼斯，尚在恢复中。法国国库消耗过度，议会不愿卷入任何新的外国纠纷。7月5日，法国政府向英国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并从亚历山大撤走了舰船。
现在，英国面临一个重大决定：要么退让，要么继续。英国不想占领埃及。一个统治者声名狼藉、军队叛变造反的破产国家对任何帝国来说都不具吸引力。此外，英国在埃及的存在将打破白厅(1)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的欧洲势力均衡。更成问题的是退出的策略：英国军队一旦进入埃及，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撤出？考虑到英国的目标是确保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和让埃及偿还欠英国债权人的债务，军事行动的风险似乎大于收益。
然而，退让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如果向次发达国家的叛逆军官退让，那就不会自认为“大”了。西摩上将得到了政府的批准，7月11日，他向亚历山大的防御工事和城市开火。到日落时，亚历山大已陷入火海，埃及军队正在撤退。7月14日，一支英军占领了亚历山大。这不仅仅开启了一场战争，也开启了英国对埃及长达近四分之三世纪的占领。
1882年6—9月，艾哈迈德·欧拉比既是起义政府的首脑，也是埃及抗击英国的总司令。欧拉比因勇敢抵抗外国入侵者而获得了城市与乡村的广泛支持。赫迪威在亚历山大的宫殿内闭门不出，许多王室的王子、侍从和妇女都支持欧拉比，为战备贡献金钱、粮食和马匹。21他继续得到土地精英、城市商人和宗教机构的全力支持。欧拉比的支持者们竭尽全力支持即将到来的战争，但专业部队的规模和信心不足以与英国抗衡，农民志愿军缺乏纪律和训练，无法在炮火下坚守自己的阵地。尽管欧拉比的手下人数激增，但胜利的机会依然渺茫。
英国人对欧拉比非正规军的顽强抵抗感到惊讶。加内特·沃尔斯利爵士（Sir Garnet Wolseley）率领一支2万人的作战部队在盛夏抵达亚历山大。他率军从亚历山大出发去攻占开罗，但却遭遇了欧拉比的埃及守军的抵抗，被拖延了5周之久，迫使英国放弃了这一计划。沃尔斯利回到亚历山大，将他的部下运送到苏伊士运河地区。1882年9月初，英国依靠强大的海军力量占领了该地区。在运河地区，沃尔斯利得到了来自英属印度的增援，之后他准备向西朝开罗进军。在英军离开之前，欧拉比成功发动突袭，造成入侵者大量伤亡，并在敌军人数占优的情况下撤离。埃军撤到东部沙漠中的泰勒凯比尔——位于运河和三角洲正中间，保护开罗不受入侵。还没等埃及人建起合适的防御工事，沃尔斯利的军队就发动了进攻。9月13日黎明时分，英军行进到距埃及防线不到300码(274米)处，在日出时对守军发动了刺刀突袭。战斗在1小时内结束，精疲力竭的埃及军队最终败给了英国军队。入侵部队通往开罗的道路已经没有障碍。
艾哈迈德·欧拉比的起义政府同泰勒凯比尔的防御工事一起垮塌了。两天后，欧拉比在开罗被捕。他和他的同僚们以叛国罪受审，被判有罪。他们的死刑判罚被减为终身流放，流放地是英国殖民地锡兰（今斯里兰卡）。赫迪威陶菲克恢复了王位，但再没完全恢复统治权。由于英国军队占领了这个国家，英国的顾问被派往各级政府。埃及的真正统治者是英国常驻代表伊夫林·巴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他后来获得了伯爵爵位，被封为克罗默伯爵（Lord Cromer）。
对欧拉比的评价褒贬不一。他的运动失败后，许多人批评他挑起了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为本土埃及人的权利挺身而出时得到了广泛支持。他最有力的支持者中有王室女性。欧拉比的律师A. M. 布罗德利（A. M. Broadley）记录了与一位公主的谈话，她充满热情地说，她们都“从一开始就偷偷支持欧拉比，因为我们知道他一心只为埃及人谋福祉……在我们看来，欧拉比是一个拯救者，我们对他充满了热情”。22 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女纳兹莉公主（Princess Nazli）的视野更宽宏，她这样分析欧拉比的诉求：
欧拉比是第一位让欧洲人服从他的埃及大臣。在他的时代里，至少穆斯林是高昂着头的，而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不敢违反律令……现在，没有人能维持法纪了。警察只管埃及人，欧洲人随心所欲。23
欧拉比被流放了18年，直到1901年，陶菲克的继承人赫迪威阿巴斯二世（Khedive Abbas II，1892—1914年在位）准许他返回故土。埃及政府正式豁免了他，他向赫迪威宣誓效忠，放弃一切政治活动。新一代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希望他支持他们对英国占领的反抗，但欧拉比信守诺言，远离政治。他已经老了，只想在他心爱的埃及度过余生。他的眼睛牢牢地盯着过去，而不是未来。生命中的最后10年，他读了所有描述欧拉比起义的书籍和报纸，将自己从各项罪行指控中开脱出来。24他写了许多自传文章，广泛传送给埃及国内外的作家。
他在1911年离世，尽管他百般努力，但有两项指控在他死后几十年内依然玷污着他的名声：应对挑起英国占领埃及负责，背叛埃及合法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只有当新一代的年轻埃及上校们在1952年革命中，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之后，欧拉比才得以恢复名誉，并被迎入埃及民族英雄的“万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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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占领所引发的动荡超出了埃及的边界。看到他们的对手英国在埃及开启了长久的帝国统治，法国的不安变成了敌意。拿破仑时代以来，埃及一直是法国的一个重要附庸国。埃及人聘用法国的军事顾问，派最大的教育代表团去巴黎，并引进法国的工业技术；此外，苏伊士运河本身就由一家法国公司控制着。法国拒绝接受失去埃及的事实，想尽一切办法与“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算账。法国人复仇的方式是谋取非洲的战略领土，这一方面是为了重振他们的帝国荣耀，另一方面是为了对英国的海外利益施压。“争夺非洲”的行动随即展开，英国和法国当先，葡萄牙、德国和意大利紧随其后，在非洲的版图上染上各自帝国的颜色。
1882—1904年，英法之间的殖民竞争引发两国严重对抗。这场竞争最糟糕的时刻在1898年，当时两个帝国为了争夺苏丹境内一段孤立的尼罗河水域，几乎爆发战争。双方都不愿对抗升级从而导致公开冲突。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将一块土地让与法国，以补偿英国对埃及的控制，这样才能恢复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势力均衡。鉴于法国已拥有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成为显而易见的选择。25
问题是法国并不是在摩洛哥有利益的唯一的欧洲大国。西班牙在地中海沿岸拥有殖民地，英国人享有重大的贸易利益，德国对于维护自身利益也愈发强硬。还有一个问题是，摩洛哥享有独立的国家地位已有数个世纪，既不对外扩张，也不招来入侵。1902年，法国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ile Delcassé）阐述了他的战略：他有意“区分国际问题与法国-摩洛哥之间的问题，致力于依次同各国解决前一类问题来获得解决［摩洛哥问题］的充分自由”。26此后10年里，法国依次与各个欧洲大国谈判，为统治摩洛哥做准备。
在摩洛哥利益最少的是意大利，因此德尔卡塞首先与罗马谈判，并于1902年达成协议，承认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利益，以换取意大利支持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
同英国的谈判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英国希望维护在摩洛哥的商业利益，不愿任何海上力量挑战皇家海军对直布罗陀海峡的统治。但英国也真心诚意地希望解决与法国的殖民分歧。1904年4月，英法达成《挚诚协定》（Entente Cordiale），成为两国外交关系的新起点。根据协定条款，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地位，不会要求“确定英国占领埃及的时限”。英国则承认法国作为“大片领土与摩洛哥接壤的大国”这一战略地位，并承诺不妨碍法国采取行动“维护摩洛哥的秩序，并为该国提供一切行政、经济、财政和军事改革所需的协助”。27
随后，法国迅速让西班牙同意其未来对摩洛哥的占领。法国将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划入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消除了英国和西班牙的忧虑。以此为基础，法国和西班牙于1904年10月达成协议。
法国人已基本上解决了“国际问题”，为殖民摩洛哥铺平了道路。现在，除了德国，其他欧洲大国都已首肯。德尔卡塞曾希望在摩洛哥问题上绕过德国，毕竟，德意志帝国从未扩张到地中海。此外，德尔卡塞知道德国会要求法国承认其对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占领的阿尔萨斯-洛林的吞并，以换取德国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但这超出了法国为得到德国同意而愿意付出的代价。然而，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政府拒绝被绕过。德国正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一个帝国，在非洲和南太平洋拥有领地，摩洛哥将成为德法之间的竞争点。
德国人开始公开宣称他们在摩洛哥的利益诉求，迫使法国坐到谈判桌前。1905年3月，德国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亲王（Prince Bernhard von Bülow）安排德皇威廉二世去丹吉尔拜会摩洛哥素丹穆莱阿卜杜·拉赫曼。访问期间，德皇表示，尊重摩洛哥主权和德国在摩洛哥素丹治下领土上的利益。这给法国实现对摩洛哥的野心设置了第一个障碍。德国的这一外交手段迫使法国与其谈判，1906年1月，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召开，重新讨论“摩洛哥问题”。
这次有11个国家参加的会议表面上是为了帮助摩洛哥素丹，为他的政府制订一个改革计划。而实际上，法国希望利用这次会议赢得欧洲各国更广泛的支持，并向德国施压，使其放弃反对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尽管德国尽最大努力使与会者反对法国，但3个与会国——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已经同意法国对摩洛哥的领土要求，德国政府被迫让步。1909年，德国终于承认法国在维护摩洛哥安全上发挥着特殊作用。
法国在欧洲列强同意其殖民摩洛哥后，将注意力转移到法摩关系上。自1511年以来，摩洛哥的谢里夫们一直独立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国家统治，未曾中断过。然而，1860年起，欧洲列强越来越多地干涉这个古老的素丹国。在穆莱哈桑（Moulay Hasan，1873—1894年在位）统治时期，摩洛哥也经历了一系列国家主导的改革。改革的动机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了，即通过采用欧洲的技术和思想来阻止欧洲的渗透。改革的结果可想而知，即欧洲的渗透更进一步，国库因高昂的军事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而空虚。
继承改革派素丹穆莱哈桑的是14岁的穆莱阿卜杜·阿齐兹（Moulay Abd al-Aziz，1894—1908年在位），后者尚不成熟，缺乏经验，无力带领摩洛哥与欧洲列强的野心周旋，以维护摩洛哥的主权和独立。法国正在积极利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模糊的边界，以阻止部落袭击为借口，派兵进入摩洛哥领土。在侵蚀摩洛哥领土的同时，法国还让素丹的政府深陷公共借贷。1904年，法国通过谈判，促成了一笔巴黎多家银行提供的6250万法郎（合1250万美元）的贷款，进一步加深了法国对摩洛哥的经济渗透。
摩洛哥人对法国不断扩大在摩势力感到不满，他们开始攻击外国商店企业。而法国采取的报复行为是占领摩洛哥的城镇。最臭名昭著的是，1907年在一家法国工厂遭到暴力袭击后，法国从海上炮轰卡萨布兰卡，并用5000人的兵力占领了这座城市。随着法国进一步侵蚀摩洛哥，民众开始对他们的素丹失去信心。他的兄长穆莱阿卜杜·哈菲兹（Moulay Abd al-Hafiz）发动叛变，迫使素丹于1908年退位并寻求法国的保护。
叛变成功后，穆莱阿卜杜·哈菲兹（1907—1912年在位）继承王位。然而，与他的兄弟相比，阿卜杜·哈菲兹也未能更有效地阻止欧洲的入侵。这位素丹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友是德国，德国于1911年7月派一艘炮艇前往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为阻止法国在摩洛哥扩张做最后努力。阿加迪尔危机最终以摩洛哥付出代价而告终。法国同意将法属刚果内的领土割让给德国，作为回报，德皇(威廉二世)政府默许了法国对摩洛哥的野心。
1912年3月，法国完成了对摩洛哥的占领，穆莱阿卜杜·哈菲兹签署了《非斯条约》，摩洛哥成为法国的被保护国。尽管谢里夫们仍在王位上(事实上，现任国王穆罕默德六世是他们的直系后裔)，但在接下来的44年里，对摩洛哥的正式控制权移交给了法兰西帝国。法国终于可以原谅英国占领埃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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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亚是北非最后一块仍由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的领土，到法国将摩洛哥纳为被保护国时，意大利已经与奥斯曼帝国开战，争夺对利比亚的控制权。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这两个利比亚行省，尽管名义上从16世纪起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组成部分，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被帝国直接控制。奥斯曼中央政府对利比亚的统治只是点到为止。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这两个省会都是驻防城镇，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仅限于维持和平所需的少数官员和士兵。
然而，在法国占领突尼斯和英国占领埃及之后，奥斯曼帝国越来越重视利比亚行省的战略价值。1908年土耳其青年党革命后，新的一批民族主义者执掌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政府开始采取积极措施，限制意大利侵蚀利比亚，阻止意大利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购买土地或拥有工厂。奥斯曼人想尽一切办法避免他们在北非的最后一块地盘，在面对欧洲的帝国主义野心时失守。
几十年来，其他欧洲大国一直许诺把利比亚让与意大利，正如英国、德国和法国分别在1878年、1888年和1902年所做的那样。现在，这些欧洲国家希望意大利能找到一个和平的方式将利比亚纳入其领土。相反，意大利人选择用枪炮打开利比亚的大门。1911年9月29日，意大利以本国臣民在利比亚行省内遭虐待为借口，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在利比亚的奥斯曼人对入侵者展开了顽强抵抗，因此意大利人决定将战火引向奥斯曼帝国的腹地。1912年2月，意大利军舰炮轰贝鲁特，4月攻击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奥斯曼阵地，并在四五月间占领了罗德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的其他岛屿，严重破坏了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平衡。
其他欧洲大国迅速采取外交行动遏制战略平衡的破坏，担心意大利人可能在动荡的巴尔干地区引发战争（事实上，意大利人一直在给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煽风点火）。意大利非常希望通过欧洲的会议体系来解决利比亚问题。意大利军队受困于来自小规模土耳其驻军和利比亚本地民众的强烈抵抗，未能将控制范围从沿海扩展到内陆。
以奥斯曼帝国最后的北非领土为代价，和平得以恢复。欧洲国家充当了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调停者，双方于1912年10月缔结正式和平条约，利比亚被纳入意大利的帝国统治。然而，即使在奥斯曼军队撤离后，意大利人仍面临着来自利比亚人的持续抵抗。利比亚人坚持反抗外国统治，反抗斗争在20世纪30年代依然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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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2年底，从直布罗陀海峡到苏伊士运河，整个北非海岸都处于欧洲的殖民统治之下。其中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这两个国家被直接殖民统治。突尼斯、埃及和摩洛哥是被保护国，英法通过当地的世袭王朝间接统治。欧洲的规则取代了奥斯曼帝国的规则，这给北非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大量的帝国历史是从高层政治和国际外交的角度书写的。然而，对于北非人民来说，帝国主义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有一个人的经历可以揭示这些变化对他所处的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
艾哈迈德·艾敏（Ahmad Amin, 1886—1954）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在英国占领埃及4年后出生于开罗，在英国撤离2年后去世。他只了解殖民时期的埃及。在爱资哈尔接受教育和在职业生涯早期担任学校教师的过程中，他接触了许多他那个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他见到了一些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改革者，目睹了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政党的出现。他见证了埃及的妇女从面纱和闺阁的隔离中走出来，进入公共生活。他在自传中对这些纷乱的变化进行了反思，这本自传写于他成功的大学教授和文人生涯的尾声。28
青年艾哈迈德成长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他同他的伊斯兰学者父亲间的代沟令人震惊。他的父亲经历了爱资哈尔的学术训练，达到了在伊玛目沙斐仪清真寺带领礼拜的要求，是一个生活在伊斯兰时代的人。艾哈迈德一代深受新思想和新事物的影响，譬如报纸，记者在其中发挥了塑造公众舆论的关键作用。
艾哈迈德·艾敏在青年时期担任学校老师时开始阅读报纸，他经常光顾一家为顾客提供报纸的咖啡馆。正如艾敏所说，每份报纸都有公开的政治倾向。艾敏通常选择一份保守的、以伊斯兰为导向的报纸，这符合他个人的价值观，尽管他对他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的报纸也都很熟悉。
印刷机于19世纪20年代被引入埃及，是最早进口到中东的工业产品之一。穆罕默德·阿里最早派出的技术代表团中，有一个被派往意大利米兰学习印刷机的知识和技术。不久之后，埃及政府开始出版官方邸报，这是第一份用阿拉伯语出版的刊物。邸报的主要目标是“改进尊贵的省长们及其他负责管理［公共］事务和利益的杰出官员们的工作”。291842—1850年，里法阿·塔赫塔维，也即那本著名的巴黎研究著作的作者，担任这份官方报纸的主编，该报的阿拉伯语名是《埃及时事》。
又过了几十年，私人企业家才开始创办报纸，尽管许多这样的报纸都受到政府的间接管控。因为印刷量太小，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报纸是无法生存的。最早的阿拉伯语报纸之一《新闻》（al-Jawa'ib）从1861年起由私人在伊斯坦布尔出版，但几个月后就陷入财政困境。素丹阿卜杜·阿齐兹接管了这份新生的报纸。出版方告知读者说：“法令已经颁布，从现在起，《新闻》的支出由［奥斯曼帝国］财政部承担并由帝国出版社印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宣誓效忠于我们的主人——伟大的素丹。”30尽管新闻自由受到限制，但《新闻》还是极具影响力，所覆盖的阿拉伯语读者群从摩洛哥一直到东非和印度洋地区。其他报纸很快也就陆续面世。
贝鲁特和开罗开始成为阿拉伯世界主要的新闻和出版中心，而且至今仍然如此。19世纪中叶的黎巴嫩正处于一场重大的文学复兴之中，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纳达”（nahda），即“复兴”。穆斯林和基督教知识分子，在（通常是传教士所有的）印刷机的力量的鼓舞下，积极投身字典和百科全书编撰，并出版各种版本的阿拉伯文学和思想的伟大经典之作。
“纳达”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期，是重新发现知识和重新定义文化的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人开始与他们在奥斯曼帝国之前的辉煌过去建立联系。这场运动包容了所有讲阿拉伯语的民族，不分教派与地区，并播下了一颗思想的种子，这一思想将对阿拉伯政治产生巨大影响：阿拉伯人是一个由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决定的民族。在1860年黎巴嫩山和大马士革发生暴力冲突之后，这一积极的新观点对弥合教派间的深刻分歧尤为重要。对这类思想的传播，报纸发挥了关键作用。“纳达”的一位杰出领导者布特鲁斯·布斯塔尼（Butrus al-Bustani）在1859年宣称，报纸是“教育公众最重要的工具之一”。31到19世纪70年代末，贝鲁特因拥有至少25种报纸和时事期刊而自豪。
然而，此时奥斯曼政府开始对报刊施加新的控制，并在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期间（1876—1909）发展为严格的审查制度。许多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从叙利亚与黎巴嫩迁到埃及，在那里赫迪威对报刊施加的限制要少得多。这一迁徙标志着埃及和亚历山大私人报刊业的开始。19世纪最后25年，有160多种阿拉伯语报纸和期刊在埃及创办。32如今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报纸之一《金字塔报》，是由19世纪70年代初从贝鲁特迁到亚历山大的塞利姆·塔格拉和比沙拉·塔格拉兄弟创办的。与许多同时期刊登文化和科学主题文章的报纸不同，《金字塔报》从1876年8月5日的第一期起就是一份真正的新闻报纸。塔格拉兄弟利用亚历山大的电报局订阅了路透社的新闻电报服务。当用不上电报、仍需依靠邮寄的贝鲁特报刊滞后数月报道国外新闻时，《金字塔报》的国内外新闻报道已实现事件发生后几天甚至几小时的报道时效。
埃及报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赫迪威们试图加大国家对这个新兴媒体的控制力度。埃及政府关闭了那些被认为持“过分”政治立场的报纸。1876年，埃及破产，欧洲干涉埃及的政治事务，记者们活跃于支持艾哈迈德·欧拉比上校的改革派联盟。1881年，政府做出回应，实施一项严格的新闻法，开创了限制新闻自由的危险先例。
英国占领期间，新闻限制放宽了，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克罗默伯爵不再援引1881年的新闻法。他持续资助那些支持英国对埃及立场的报纸，如英语报纸《埃及公报》（Egyptian Gazette）和阿拉伯语报纸《穆格塔姆》（Al-Muqattam），但也没有对公开批评他政府的报纸采取任何行动。克罗默认识到，报纸只在很小的文化精英圈子中传播，新闻自由是一个有效的压力阀，可以让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发泄怒气。
这就是艾哈迈德·艾敏在20世纪初所遇到的报刊出版的世界。这是一个阿拉伯的媒体，由欧洲的技术发展而来，以最大的跨度表达多种多样的观点，从虔诚主义到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
艾哈迈德·艾敏时代的报纸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把“民族”作为一个政治单位，一个基于特定领土、拥有自治愿望的社群，这个想法是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产物。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经过19世纪，这个想法在中东扎下了根。19世纪初，许多阿拉伯世界的人还都不赞成民族主义，因为它与巴尔干地区寻求脱离奥斯曼帝国（通常在欧洲支持下）的基督教社群联系在一起。埃及和北非的士兵响应素丹的号召，参加了从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反对巴尔干民族主义运动的战争。
然而，随着北非从奥斯曼世界的版图中被抹去和欧洲殖民统治的到来，民族主义便成为外国统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确实，帝国主义为北非民族主义的兴起贡献了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边界，界定了需要被解放的国家领土；二是共同的敌人，以他们为斗争对象来团结民众开展共同的解放斗争。
仅仅抵抗外国占领而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不构成民族主义。无论是阿卜杜·卡迪尔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还是欧拉比在埃及的反抗，都不能被视为民族主义运动。没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背后支撑，一旦军队被击败，领袖被流放，就不会有任何政治运动来继续推动从外国统治下获得独立。
直到欧洲人占领北非，民族的自我定义进程才真正开始。成为埃及人、利比亚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或摩洛哥人意味着什么？对大部分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这些民族标签并不对应任何有意义的身份。如果被问到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来自哪里，人们或者会用本地的身份来自称，如某个城镇（亚历山大人）或某个部落，至多是某个地区（卡比利亚山区），或者把自己看作一个更大的社群比如穆斯林“乌玛”即“社团”的一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内，只有埃及经历了严重的民族主义躁动。为解决穆斯林被欧洲基督徒统治这一矛盾，改革派穆斯林宗教人士开始策划伊斯兰对帝国主义的回应。与此同时，另一批受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影响的改革者也制定了世俗民族主义的纲领。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和世俗民族主义者都对阿拉伯思想产生了影响，并激起了后来勃兴于伊斯兰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
有两个人决定了19世纪末关于伊斯兰教和现代性辩论的走向：赛义德哲马鲁丁·阿富汗尼（al-Sayyid Jamal al-Din al-Afghani, 1839—1897）和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Shaykh Muhammad Abduh, 1849—1905）。两人合作提出了一项伊斯兰改革方案，该方案直到20世纪还影响着伊斯兰世界和民族主义发展的走向。
阿富汗尼是一位不知停歇的思想家，他周游伊斯兰世界和欧洲，激励着他所到之处的追随者并警醒当地统治者。1871—1879年，他在埃及度过了8年，在影响深远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学府讲学。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宗教学者，但本性上他是政治鼓动者。他在印度、阿富汗和伊斯兰布尔游历时，欧洲对伊斯兰世界的威胁之大和伊斯兰国家首脑应对这一威胁之无能让他刻骨铭心。阿富汗尼的政治哲学，其核心关切并不是埃及、突尼斯和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者所关注的如何使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变得强大和成功。相反，他认为，如果现代穆斯林遵照他们的宗教原则生活，他们的国家将恢复以前的实力，并成功应对来自欧洲的外部威胁。33
尽管阿富汗尼确信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是完全兼容的，但他依然认为穆斯林需要革新他们的宗教以面对当今的问题。同所有虔诚的穆斯林一样，他相信《古兰经》的教义是永恒的，在任何时代都同样有效。过时的是对《古兰经》的解释，这是一门在11世纪被伊斯兰学者蓄意冻结的学科，目的是防止异见和分裂。19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修习神学所用的书籍同12世纪的学者一样。显然，需要对《古兰经》进行新的解释，让伊斯兰教的规定与时俱进，以应对19世纪的挑战——这些挑战是中世纪的神学家未曾预见过的。阿富汗尼希望基于革新后的伊斯兰原则制定宪法，用宪法约束穆斯林统治者，明确限制他们的权力，推动全球穆斯林社团以泛伊斯兰的形式团结行动。这些激进的新思想在爱资哈尔感染了才华横溢的一代年轻学者，其中包括民族主义者艾哈迈德·卢特菲·赛义德（Ahmad Lutfi al-Sayyid ）和萨阿德·扎格卢勒（Saad Zaghlul）以及伟大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谢赫穆罕默德·阿布笃。
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一个村庄的阿布笃，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是伊斯兰学者，做过记者和法官，最终以埃及大穆夫提的身份结束职业生涯，这是埃及最高级别的宗教官员。他为著名的《金字塔报》撰稿，同塔赫塔维一样，也做过埃及政府邸报的编辑。1882年，他是艾哈迈德·欧拉比的支持者之一，为此费尽心力，并因此被英国人流放到贝鲁特。
流亡期间，阿布笃前往西欧，在巴黎与阿富汗尼会面，与他一起创办了一份改革派期刊，呼吁以伊斯兰的方式回应西方帝国主义。基于阿富汗尼提出的原则，阿布笃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返回埃及后发布了一份更为严格的行动纲领。
阿布笃呼唤一个更进步的伊斯兰教，但与之矛盾的是，他认为这样一个伊斯兰教应以最早的穆斯林社团，也即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们为榜样。这个社团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萨拉菲”（salaf），意为“先辈”。阿布笃因此成为后来被称为萨拉菲主义的新改革主义思想的奠基人。如今，萨拉菲主义这个词与乌萨马·本·拉登和反西方的穆斯林激进主义中最激进的派别联系在一起。而在阿布笃的时代，情况并非如此。通过唤起伊斯兰教的先辈，阿布笃回溯历史去倾听那个黄金时代。那时，穆斯林“正确地”信奉他们的宗教，并因此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穆斯林统治整个地中海并深入南亚长达四个世纪。此后，他认为，伊斯兰思想僵化了。神秘主义悄然渗入，理性主义逐渐衰落，整个伊斯兰社团都陷入对法律的盲目尊崇之中。只有剥除这些附着在伊斯兰教之上的积淀，乌玛才能回归先辈们纯粹而理性的行为方式，才能恢复曾使伊斯兰世界主导世界文明的活力。
艾哈迈德·艾敏在爱资哈尔求学期间，必须得克服羞怯才能去上伟大的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课。他对阿布笃教学的回忆生动展现了这位伊斯兰改革者施于他的学生们的影响。“我上了两堂课，听到了他那美妙的声音，看到了他那令人尊敬的样貌，从他那里认识到了我从我的爱资哈尔谢赫们那里所认识不到的东西。”穆罕默德·阿布笃经常在他的教学中提及他的改革主张。艾敏回忆道：“他时不时地岔开话题去讨论穆斯林的状况、他们不诚实的行径以及纠正之方。”34
随着埃及进入民族主义时代，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阿布笃将伊斯兰教作为民族身份的组成部分。阿布笃和他的追随者们关心穆斯林社会的状况，他们开始围绕民族斗争和社会改革展开讨论。
在关于“穆斯林的状况”的讨论中，穆罕默德·阿布笃的追随者开始主张改变穆斯林社会中妇女的地位。自拿破仑入侵时第一次与欧洲人接触以来，埃及知识分子面对着一种截然不同的两性关系模式，但他们并不赞同。埃及编年史家哲拜尔提对法国男性施于埃及妇女的影响感到震惊。他满心不赞成地记录道：“法国的地方行政人员同穿着如法国妇女的穆斯林妻子走上街头，对地方事务和现行法规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女人们给指示、下禁令。”35这对于哲拜尔提的认知中男人给指示、下禁令的世界来说，简直是自然秩序的颠倒。
30年后，塔赫塔维在巴黎观察两性关系时，也抱怨这种“自然秩序”的颠倒。他写道：“这里的男人是女人的奴隶，无论女人漂亮与否，男人都听从女人的指挥。”36哲拜尔提和塔赫塔维来自这样一个社会，那里体面的女性都被限制在家中单独的区域，在层层衣服和面纱的遮掩下轻快地穿过公共场所，不留下任何身份的印记。在艾哈迈德·艾敏的童年时期，开罗的情形仍然如此。艾敏形容他的母亲和姐妹们“蒙着面纱，从来只隔着面纱看别人和被别人看”。37
19世纪90年代，埃及改革者开始主张改变妇女的角色，其中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律师卡西姆·艾敏（Qasim Amin, 1863—1908），他认为为民族独立斗争做准备须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开始。
卡西姆·艾敏（与艾哈迈德·艾敏并无亲属关系）生于特权阶层家庭。他的父亲是土耳其人，在迁居埃及前，曾任奥斯曼帝国总督，并获得帕夏头衔。卡西姆上了埃及最好的私立学校，又继续在开罗和蒙彼利埃学习法律。1885年，他回到埃及，很快就进入了以穆罕默德·阿布笃为中心的改革派圈子。
当卡西姆·艾敏的同伴们就伊斯兰教和英国占领对埃及民族复兴的作用展开辩论时，他把关注重心放到了妇女地位上。1899年，他写下了他的开创性著作《解放妇女》。在这本穆斯林改革者写给穆斯林读者的书中，卡西姆·艾敏将自己的论点同谋求从帝国主义中得到解放的世俗民族主义纲领联系在一起。
埃及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工作了。1900年，埃及只有1%的女性有读写能力。38卡西姆·艾敏认为，未能赋予妇女权利削弱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如今，《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的作者依然秉持这一观点。用卡西姆·艾敏的话说：“妇女至少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延续一个国家妇女的无知状态让该国一半人口无法为国效力，后果显然是负面的。”39他用古典阿拉伯语尖刻地批评道：
我们的妇女世世代代一直屈从于强权统治，受制于强大的男性专制。另一方面，男人们只愿意接受：妇女只适合为男人服务并遵循男人的意愿。男人们当着妇女的面把她们关在机会的大门外，阻止她们自力更生。这样一来，妇女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妻子或妓女。40
卡西姆·艾敏将欧美妇女权利的进步和妇女对西方文明的贡献同埃及和伊斯兰世界的相对不发达进行了对比。他认为：“穆斯林妇女的弱势地位是阻碍我们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前进的最大障碍。”41然后，他把妇女地位与民族斗争联系在一起：“为了改善国家的状况，我们必须改善妇女的状况。”42
《解放妇女》在改革者、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谴责艾敏的书颠覆了社会结构，而宗教学者则指责他破坏了真主的秩序。次年，卡西姆·艾敏出版了续篇《新女性》回应对他的批评。在续篇中，他没再使用宗教论调，而是从进化论、自然权利和进步的角度来支持妇女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