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开始在奥斯曼帝国诸阿拉伯行省兴起。奥斯曼人治下近四个世纪之后，帝国内的阿拉伯民众起初甚至难以想象自身可以组建一个独立的国家。究竟何为一个阿拉伯国家？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为一些彼此冲突的概念而争论不休：一些人构想一个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王国；另一些人则渴望在阿拉伯世界不同地区，如大叙利亚或伊拉克建立自己的国家。作为时代的先行者，这些民族主义者在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还面临着奥斯曼当局为警示效尤者而采取的压制措施。那些决意追求政治理想的人也因而被迫流亡海外：一些人寓居巴黎，其思想受到欧洲民族主义者的滋养；其他人则流亡开罗，在那里受到伊斯兰改革者以及鼓动反英活动的世俗民族主义者的影响。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阿拉伯人对奥斯曼统治的幻灭感开始更加普遍。青年土耳其党人是一群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为迫使奥斯曼素丹恢复1876年宪法并重新召开议会而煽动革命。青年土耳其党人采取的措施起初受到了帝国内阿拉伯臣民的广泛支持，他们相信青年土耳其党人将推动奥斯曼统治的自由化。然而，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伊斯坦布尔新政府决心通过更加严格地执行奥斯曼统治来强化对诸阿拉伯行省的控制。
青年土耳其党人引入了一系列他们自视为中央集权化、但被许多阿拉伯人视为压制性的措施。特别是，他们在阿拉伯行省的学校和公共行政部门推广使用土耳其语作为帝国的官方语言，而非阿拉伯语。这一措施疏远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家，对后者而言，阿拉伯语构成了其民族认同不可缺失的一部分。青年土耳其党人强加的这些政策本来旨在强化阿拉伯人对帝国的忠诚，然而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至20世纪10年代，阿拉伯知识分子和军官团体开始组建秘密的民族主义社团，寻求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统治而实现独立。一些民族主义者开始通过欧洲各国的地方领事馆与欧洲列强建立通信联系，希望确保实现其目标所需的外部支持。
早期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面临着几乎无法跨越的困难。奥斯曼国家无处不在，对非法政治活动采取了无情的镇压。那些寻求阿拉伯地区独立的人缺乏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过去，诸如穆罕默德·阿里这样的阿拉伯行省地方强人尚能起兵击败奥斯曼军队，但这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如果说19世纪奥斯曼帝国改革取得了些许成就，那就是强化了中央政府，使得阿拉伯行省更加顺从于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要想动摇奥斯曼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掌控显然需要某种巨变。
事实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提供这样一场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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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1月，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奥斯曼人本希望避免的战争。在经历了1911年与意大利人争夺利比亚、爱琴海岛屿的战争，以及1912年、1913年与巴尔干诸国间两场毁灭性的战争后，奥斯曼帝国已然疲于应对战事。1914年夏，当又一场欧洲大战阴云笼罩之际，奥斯曼政府希望能够置身事外，与英国或法国达成一项防御性的盟约。然而，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不愿许下任何威胁到其协约国盟友俄国利益的有约束力的承诺，而后者的领土野心则是奥斯曼帝国的心头大患。
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恩维尔帕夏（Enver Pasha）是德国的狂热崇拜者。他相信德国作为唯一对中东地区不怀领土野心的欧洲国家，是值得信赖的。俄、法、英三国过去就曾以奥斯曼人的利益为代价扩张其帝国，如今可能还会试图这样做。恩维尔深为德国的军事技术所折服，因而强烈鼓吹只有德国有能力为奥斯曼人提供保护，以抵抗欧洲对奥斯曼领土进一步的侵蚀。恩维尔本人领导了与德国政府间的秘密谈判，并于1914年8月2日，即欧战爆发后不久与德国缔结了一项联盟条约。该条约许诺德国向奥斯曼帝国提供军事顾问、战争物资以及财政援助，作为回报，奥斯曼政府将站在同盟国一方正式宣战。
德国人希望利用奥斯曼素丹作为哈里发（即全球穆斯林社群的领袖）名义上的影响力，来煽动反对英、法的“圣战”。考虑到英、法在南亚和北非殖民地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德国的战争策划者坚信这样一场“圣战”运动将对敌方的战备工作产生毁灭性的影响。1914年11月11日奥斯曼政府最终向协约国宣战之时，素丹即号召全球的穆斯林加入针对英、俄、法三国的“圣战”。对于关注日常生活诉求远多于欧洲战场局势的全球穆斯林信众而言，素丹的“圣战”呼吁收效甚微，然而这一口号引发了巴黎和伦敦的深切关注。战争爆发一段时间后，英国和法国战略家开始积极寻求高层穆斯林官员对其战备工作的支持，以便制衡素丹-哈里发“圣战”口号的威胁。
再次卷入战争后，奥斯曼当局开始严厉打压任何疑似怀有分离主义倾向的人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尤其受到压制。青年土耳其党政府3位首脑之一的哲马勒帕夏（Cemal Pasha）亲自接管了大叙利亚地区，领导了对当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镇压。依据从法国领事馆没收的涉及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一些最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文件，哲马勒指控数十名叙利亚、黎巴嫩人犯有叛国罪。1915年，他在黎巴嫩山建立军事法庭，该法庭当年即判处数十人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执行绞刑，数百人长期监禁，数千人流放。这些残酷的惩罚措施为哲马勒帕夏赢得了“赛法哈”即屠夫的绰号，也说服了更多的阿拉伯人脱离奥斯曼帝国而寻求独立。
然而，战争年月的苦难影响到了阿拉伯行省的每个人，而绝非仅限于那些卷入非法政治活动的异议人士。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奥斯曼军队征召入伍，几年里很多人负伤、死于疾病或在战场上被杀。农民们失去了他们的粮食和牲畜，作为对此的补偿，政府征购军官则向他们支付新印制的毫无价值的纸币。雨水的匮乏和蝗灾更令农民们雪上加霜，最终导致了一场严重的饥荒。其间，黎巴嫩山和叙利亚沿海地区近50万人死于非命。
但令欧洲列强意想不到的是，奥斯曼人表现为一个顽强的盟友：战争之初，奥斯曼军队向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阵地发动过攻势；1915年，他们在加里波利战役中击败了法国、英国和英联邦的部队；1916年，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成功俘获了印度远征军；1916—1918年，他们在希贾兹铁路沿线遏制住了一场阿拉伯起义；直至1918年秋，他们都能迫使英国人为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而奋战。
在那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战备工作彻底崩溃。英国部队完成了对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以及叙利亚的征服，而对叙利亚的征服是在其阿拉伯大起义盟友的支持下完成的。奥斯曼人撤退至安纳托利亚地区，自此未再踏入阿拉伯人的土地。1918年10月，最后一支土耳其部队从阿勒颇以北的边境地区撤出，这一地点正接近于402年前“冷酷者”塞利姆一世开始其对阿拉伯世界征服的起点。奥斯曼人对阿拉伯领土长达4个世纪的统治戛然而止。
当战败的奥斯曼人撤出其阿拉伯行省之际，很少有人哀叹他们的离去。随着奥斯曼统治的结束，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进入了一个政治活动密集期。他们将奥斯曼的统治视为4个世纪的压迫与停滞，对阿拉伯世界重新崛起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景而兴奋不已。同时，他们又意识到欧洲殖民主义所构成的威胁。在通过报纸了解到法国统治下的北非以及英国统治下的埃及的困苦境遇后，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外国控制。在1918年10月至1920年7月这一短暂而令人兴奋的时期内，阿拉伯世界的独立似乎已近在咫尺，而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正是获胜的协约国成员的领土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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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人刚一决定站在德国一边卷入世界大战，协约国就开始筹划战后帝国领土的分割。1915年3月，俄国人首先提出要求，通知其协约国盟友，他们计划战后吞并伊斯坦布尔以及连接俄国黑海沿岸与地中海的海峡地区。法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同时制订了本国吞并西里西亚（土耳其东南海岸，包括亚历山大勒塔、阿达纳等城市）和大叙利亚地区（大致相当于现代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约旦）的计划，后者包括位于巴勒斯坦的圣地。
考虑到盟友的要求，英国被迫权衡本国在奥斯曼领土内的战略利益。1915年4月8日，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召集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奥斯曼帝国战败后可能的情形。这个跨部门的委员会以其主席莫里斯·德·本森爵士（Sir Maurice de Bunsen）的名字命名，旨在“通过调整土耳其亚洲部分的现状以及相应增加帝国投入，来确保英帝国在未来的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1915年6月底，德·本森委员会递交了其研究结果。根据这份报告，在奥斯曼帝国最终解体的情况下，英国应寻求保持波斯湾从科威特到停战诸国（即现代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区域作为帝国排他性势力范围的地位；此外，英国应寻求控制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包括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并以铁路线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地中海港口海法之间建立起一座路桥，以确保帝国通信。1令人震惊的是，最终的战后解决方案与德·本森委员会的建议高度吻合——尤其是考虑到英国与其战时盟友随后达成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许诺。
1915—1917年，英国人就战后奥斯曼阿拉伯领土的分割问题共达成了三项相互独立的协议：与麦加谢里夫的协议许诺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一份欧洲条约旨在在英、法之间分割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协议则许诺后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战后英国外交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即调和上述在很多方面相互矛盾的承诺。
第一项许诺涉及范围最广。德·本森报告发布后不久，英国战争大臣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责成驻开罗的英国官员，与麦加的谢里夫——奥斯曼政府任命的伊斯兰圣城中的最高宗教权威商谈结盟事宜。当时尚值战争初期，英国人担心奥斯曼素丹的“圣战”呼声真的会产生德国人所希望的影响，即一场可能导致英国殖民地瘫痪的伊斯兰世界大起义。英国人希望通过一项由阿拉伯世界最高宗教官员发起的“圣战”宣言反制奥斯曼人，本质上即挑动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对抗奥斯曼人。这样一场阿拉伯起义将开辟一条打击德国东部盟友的内部战线。
1915年夏，英国和英联邦部队受到奥斯曼、德国联军在加里波利顽强抵抗的钳制而亟须援助。同年7月，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Sharif Husayn ibn ʻAli）开始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取得联系，并一直持续至1916年3月。在长达8个月的通信中，麦克马洪许诺英国将承认一个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哈希姆家族统治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作为交换，哈希姆人将领导阿拉伯人起义反抗奥斯曼统治。英国许诺向阿拉伯起义提供资金、枪支和粮食的支持。
侯赛因和麦克马洪的大多数谈判都聚焦于假定中的阿拉伯王国的边界问题。谢里夫侯赛因在领土方面要求十分明确：全部叙利亚，即从位于西奈的埃及边境直至土耳其境内的西里西亚和陶鲁斯山脉；全部美索不达米亚，直至波斯边境地区；以及除英国在亚丁殖民地外的全部阿拉伯半岛。
在1915年10月24日的著名信件中，麦克马洪爵士确认了谢里夫侯赛因提出的边界要求，除去两点例外：第一，他排除了西里西亚以及“位于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阿勒颇地区以西的叙利亚领土”，因为法国对上述领土提出利益要求；第二，他坚持英国对巴格达、巴士拉两省的要求，一个英国-阿拉伯联合行政机构将负责该地区的管理。麦克马洪向侯赛因保证说：“在这些修正的基础上，英国已做好承认麦加谢里夫要求范围内所有地区阿拉伯人独立的准备。”侯赛因则勉强接受了上述修订，但警告说：“战争结束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将向你要求……现在我们在贝鲁特及其沿岸留给法国的地区。”2
基于与英国达成的这些共识，谢里夫侯赛因于1916年6月5日正式号召发动反对奥斯曼人统治的阿拉伯起义。阿拉伯大起义始于对希贾兹地区奥斯曼政府机构的攻击。6月12日，麦加被哈希姆军队控制。4天后，红海港口城市吉达宣布投降。位于麦地那的较大的奥斯曼军营最初抵抗住了阿拉伯叛军的攻击，并通过希贾兹铁路重新完成补给。为迫使麦地那投降进而完全控制希贾兹地区，哈希姆人决心切断这条通向大马士革的关键通信线路。他们北上破坏了叙利亚荒漠中较易受攻击地区长达1300千米（810英里）的铁路。正是在这次行动中，T.E.劳伦斯（T. E. Lawrence）声名鹊起，他在涵洞和栈桥布置炸药来破坏驶往麦地那的火车。
1917年7月，阿拉伯军队在谢里夫侯赛因之子埃米尔费萨尔（Amir Faysal）的领导下占领位于亚喀巴港（在今约旦）的奥斯曼堡垒。费萨尔在亚喀巴建立指挥部，以此为中心遥控其部队对马安、塔菲拉等地奥斯曼要塞的骚扰，同时继续对希贾兹铁路发动持续攻击。然而，阿拉伯军队始终未能打破奥斯曼人的防御进而占领马安镇。此外，他们还遭遇到与奥斯曼人结盟的阿拉伯部落和城镇居民的抵抗。
在附近的卡拉克镇，部落民众和城镇居民组建了一支约500人的民兵组织，于1917年7月17日开始“狂热地开枪射击以对抗费萨尔和他的部队”。卡拉克的志愿军与哈希姆人领导的部队奋战3小时，在杀害9名阿拉伯军队成员、俘获两匹战马后最终取得胜利。这一小插曲也揭示了阿拉伯大起义在奥斯曼人和哈希姆人的支持者之间所引发的对本地忠诚的分裂。1917年8月，英国和法国情报部门一致承认外约旦诸部落仍牢牢忠实于奥斯曼阵营。3可见，谢里夫侯赛因的反向“圣战”并未赢得阿拉伯人整体的支持。
然而，哈希姆人在马安却遭遇了奥斯曼人的顽强抵抗。面对着在一块不时怀有敌意的土地上作战的风险，哈希姆人于1918年8月迅速向北行进至绿洲城镇艾兹赖格。阿拉伯军队以这个新基地为起点，扩充至约8000人，并开始与位于巴勒斯坦的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的军队合作，向大马士革发动钳形攻势。随着1918年10月2日大马士革的陷落，阿拉伯大起义取得了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成就。谢里夫侯赛因也期待着英国兑现其承诺。
英国为处置奥斯曼领土而缔结的第二项战时协议也是最复杂的一项。尽管三个战时盟友尚未达成一项正式协议，但英国已意识到法国和俄国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野心。因此，在麦克马洪仍在与谢里夫侯赛因谈判的同时，英、法两国政府即派遣代表就战后奥斯曼领土分割的事宜达成了一项正式协议。法国方面的代表是前驻贝鲁特总领事查尔斯·弗朗索瓦·乔治-皮科（Charles François Georges-Picot），英国方面代表是基钦纳勋爵中东事务顾问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双方于1916年初达成协议，后俄国同意在此协议签字，条件是其领土要求得到英、法的认可。
最终的协定，即后来众所周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于1916年10月正式签署。这一协定以红、蓝两色阴影重画了中东地区的地图：红色区域代表巴格达和巴士拉，在该地区英国有权“按照其意愿建立直接或间接的管理或控制”；蓝色部分包括西里西亚和叙利亚沿海地区，在该地区法国享有同样的特权；以棕色阴影标注的巴勒斯坦是一个例外，作为一个“国际共管”的区域处理，其最终地位仍有待确认。此外，英国还宣称对从伊拉克中部的基尔库克横跨阿拉比亚北部直至加沙的区域享有非正式控制权，法国的非正式控制区则覆盖从摩苏尔到阿勒颇再到大马士革的广阔三角区域。4该协议还确认了俄国对安纳托利亚东部所要求领土的边界。
《赛克斯-皮科协定》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还要多。英国稍后即后悔给予法国对摩苏尔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托管权，且对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国际化的设想也有所改变。此外，《赛克斯-皮科协定》完全没有尊重侯赛因-麦克马洪沟通的精神抑或文本。用一位巴勒斯坦观察家的话来说，这一协定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两面三刀行为”。5
在英国政府所有的战时承诺中，第三项承诺经证明是最持久的。在欧洲和俄国数个世纪的反犹主义运动后，一群欧洲犹太思想家就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的梦想达成共识。1882年起，一波又一波的犹太移民为逃避俄国反犹主义的迫害而移民，其中很小的一个少数群体定居巴勒斯坦，总共两三万人。1882—1903年，第一波移民中的绝大多数都定居在巴勒斯坦城市地区，仅有约3000人定居在沿海平原和北部卡梅尔山地区的一系列农业殖民地中，这一群体受到摩西·蒙蒂菲奥里、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等欧洲犹太慈善家的支持。
1896年，这一运动因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里程碑式的著作《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一书的出版而加速发展。赫茨尔是一位来自维也纳的记者，他大力倡导一种新的犹太民族主义运动的传播，即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1897年夏，赫茨尔召开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会议期间正式建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并确定宗旨，即“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创建一个公法治理下的家园”。6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需要为其计划争取国际支持。随着一战的爆发，该组织总部由柏林迁至伦敦。该组织的领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是一位化学教授，其研究成果对战备的贡献（他的一项发现可直接应用于炮兵弹壳的制造）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英国政府最高层。魏茨曼正是利用其个人关系寻求英国政府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正式支持。7两年多后，经过对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的积极游说，魏茨曼终于取得了他所寻求的担保。在一封日期显示为1917年11月2日的信件中，贝尔福向魏茨曼报告说：
英王陛下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的民族家园，并将尽全力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便利。但要明确说明的是，不得伤害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民族的民事和宗教权利，或犹太人在其他任何国家已享有的各项权利和政治地位。8
这样一项笼统的声明显然已深入考虑到英国的利益：贝尔福曾对战争内阁表示，通过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诉求的支持，“我们将有能力在俄国和美国发动极为有效的宣传攻势”，在这两个国家“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此外，《贝尔福宣言》发布后，犹太复国主义者投桃报李，开始为将巴勒斯坦置于英国统治之下而开展游说，从而解决了英国对于《赛克斯-皮科协议》的一大疑虑，因为原协议将巴勒斯坦置于界定不明的国际共管之下。
真相大白的时刻终于在1917年12月到来，这一刻英国被迫面对其相互冲突的许诺。《贝尔福宣言》是一则公开声明，在英国政府中可公开讨论；《赛克斯-皮科协定》则不同，乃是由协约国三方秘密签订的。1917年10月俄国革命后，为揭示沙皇政府秘密外交的罪行，布尔什维克党人开始公开俄外交部的机密文件，其中便包括构成《赛克斯-皮科协定》的通信记录。关于肢解奥斯曼帝国秘密协定的消息首先传到伊斯坦布尔，随后才传至阿拉伯世界。奥斯曼人和德国人一致将之视为一个离间哈希姆家族与英国人之间关系的良机。
在巴勒斯坦正遭受英军围困的奥斯曼人，迅速抓住英国人背信弃义的契机向哈希姆家族做出和解的姿态。1917年12月4日，奥斯曼指挥官哲马勒帕夏在贝鲁特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就英国人出卖阿拉伯人做了详尽阐述：
假使英国人许诺谢里夫侯赛因的解放并非完全是幻影或妄想，假使他的独立梦想无论多么遥远都有些许实现的可能，我都愿承认希贾兹起义有一丝一毫的合理性。然而，英国人的真实意图现在暴露了，这些意图并未隐匿多久便大白于天下。谢里夫侯赛因也将……自取其辱，这一耻辱正是他以伊斯兰哈里发（即奥斯曼素丹）授予他的尊严换取屈服于英国人的奴役状态的恶果。9
哲马勒帕夏向哈希姆家族提出慷慨的条件，希望后者能放弃与英国的盟友关系，重回奥斯曼帝国的怀抱。面对这样一个艰难的抉择，谢里夫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仍选择维持与英国的盟友关系，以寄希望于脱离奥斯曼人实现独立。但阿拉伯人对英国许诺的信任却遭到了动摇，而他们的怀疑确实有理有据：从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到《赛克斯-皮科协定》再到《贝尔福宣言》，英国政府已经将大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绝大部分地区许诺给了至少两方，将巴勒斯坦至少许诺给了三方。
为了向阿拉伯盟友再次确认其善意，英、法于1918年11月，即奥斯曼人最终撤出阿拉伯领土之后，发布了一则缓和性的声明。在这份联合声明中，两国将其在阿拉伯领土上的战争目标设定为“长久以来受土耳其人压迫的各民族完全、明确的解放，建立民族政府和行政机构，后者的权威来源于本地居民的主动倡议和自由选择”。10英国人和法国人为让阿拉伯人确信他们的行为别无他求而煞费苦心。这类言不由衷的声明在短期内平复了阿拉伯公众的不满，但对隐藏在肢解协定之下的英、法帝国利益却影响甚微。
随着大战的结束，胜利的协约国开始着手于一项艰难的任务，即在一个为战争所困扰的世界恢复秩序——当然是协约国眼中的秩序。在亟待解决的战后事务的冗长清单中，缺乏耐心的阿拉伯领导人们被告知要耐心等待。调解者将首先处理他们关切的问题，在适当的时候才会转向英国战时许诺所造成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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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6月，获胜的协约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了超过100次会议，以向他们击败的敌国——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强加自己的条款。历史上首次有一位在任的美国总统为了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而离开美国。英国总理大卫·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莱蒙梭主导了会议日程的制定。英、法、美与意大利一起构成四国委员会，将主导巴黎和会大部分决议的制定。经过这场长达4年的“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英、法两国决心利用巴黎和会来确定德国不会再次崛起并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他们将利用这次会议重新划定欧、亚、非三洲的地图，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他们将以战败国的领土和殖民地财产来褒奖自身在战场上的努力。
作为1919年巴黎和会的调解人之一，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讲话中所体现出的理想主义精神，令全世界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人民都欢欣鼓舞。1918年1月8日，在大会一次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威尔逊阐明了指导美国战后政策的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他宣称要结束“征服与扩张的时代”，肯定了在殖民地事务中本地人口的利益应与帝国诉求享有同等的重要性。威尔逊在其第十二点原则中论及阿拉伯人的愿望，保证后者将享有“绝对不受干涉的自主发展的机会”。对于阿拉伯世界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与美国这一崛起中的超级大国的首次遭遇，后者在20世纪剩余的岁月中都将主导国际事务。当整个世界都齐聚巴黎商讨和平的条款之时，阿拉伯人则将伍德罗·威尔逊视为他们诉求的旗手。
出席巴黎和会的阿拉伯代表成员中就包括阿拉伯大起义的领导人埃米尔费萨尔。费萨尔（1883—1933）出生于阿拉伯半岛的塔伊夫高原地区，是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1908—1917年在任）的第三子。费萨尔的大部分童年时光在伊斯坦布尔度过，在那里他接受了奥斯曼式的教育。1913年，作为希贾兹港口城市吉达的代表当选为奥斯曼议会议员。1916年，费萨尔首次访问大马士革，并为哲马勒帕夏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镇压措施所震惊。在大马士革期间，费萨尔会见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社团的多名成员，后来则在1916—1918年阿拉伯大起义的地面指挥中扮演了领导角色。
1918年奥斯曼军队撤出阿拉伯行省后，埃米尔费萨尔在大马士革建立了一个阿拉伯政府，其目标即兑现英国人支持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承诺。凡尔赛和会期间，费萨尔试图巩固自己在叙利亚的地位，并迫使英国人在兑现其他战时承诺之前，履行对其父亲在1915—1916年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所做出的承诺。他与《贝尔福宣言》达成了妥协，甚至在1919年1月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哈伊姆·魏茨曼签署一项协议，同意在盟军满足关于阿拉伯王国剩余要求的条件下，将巴勒斯坦割让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如果哈希姆家族关于阿拉伯王国的要求“哪怕出现最微小的修改或偏离”，费萨尔都声称，“我将完全不受当前协议任何条款的束缚”，11这是他在与魏茨曼签署协议的末尾写明的。费萨尔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否有义务遵守与魏茨曼的协议。
1919年1月，费萨尔向巴黎和会最高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详述阿拉伯人诉求的备忘录。他力主现实，甚至降低了他的父亲3年前在与麦克马洪通信中提出的很多原始要求。在这份备忘录中，费萨尔提出，“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是最终将所有阿拉伯人联合为一个民族国家”。他提出这一要求是基于阿拉伯人的种族和语言统一性，基于战前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所宣称的诉求，以及阿拉伯人对盟军战时工作的贡献。他承认不同的阿拉伯地区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差异巨大”，不可能立刻将这些地区整合为一个国家。因此，他只寻求大叙利亚地区（包括黎巴嫩、叙利亚和外约旦）和阿拉伯半岛西部省份希贾兹立即且完全的独立；为调解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接受外国介入巴勒斯坦问题，并为保证英国在油田的利益，接受外国介入美索不达米亚；宣布也门以及阿拉伯半岛中部省份纳季德（其统治者沙特家族已经与英国达成一项正式协议）不在阿拉伯王国的范围之内。但他仍坚持着“最终将这些地区统一在一个主权政府之下”的承诺。在结论部分，费萨尔表示：“如果我们的独立获得认可，本地人的能力得以确立，种族、语言和利益的天然影响很快就会将我们结合为一个民族。”12
一个统一阿拉伯国家的图景显然是盟军最不愿看到的。费萨尔在巴黎的出现使得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时陷入窘境，他要求前者信守诺言，同时又妨碍后者实现其帝国野心。美国为英、法、哈希姆人三方摆脱这一尴尬境遇提供了一条出路：威尔逊提议组建一个多国调查委员会以亲自查明叙利亚民众的真实意愿。对威尔逊而言，这一委员会将为民族自决提供一个先例，将其“十四点原则”诉诸实践；对英、法而言，真相调查委员会可将对哈希姆家族要求的讨论推迟至几个月之后，其间两国将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阿拉伯领土。费萨尔对这一提议信以为真，感谢威尔逊给予阿拉伯人表达“他们对自己民族未来的愿望和理想”的机会。13
事后看来，美国主导的“金-克瑞恩调查委员会”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英、法两国政府拒绝派遣官员参与这次调研，导致实际上只有美国参与，因而也削弱了该委员会作为一个多国代表团的有效性。英、法两国无意受委员会调查结果的限制，因而也不愿让本国外交官参与这一程序。然而，《金-克瑞恩报告》却是一份独一无二的文件，用其作者的话来说，“对当前叙利亚国内政治观点（提供了）一份相当准确的分析”，为洞见从奥斯曼帝国向欧洲统治更替的这一短暂时期内叙利亚乡村和城镇社群的希冀与忧惧，提供了难得的资料。14
1919年3月，威尔逊总统任命奥伯林学院校长亨利·丘吉尔·金（Henry Churchill King）和芝加哥商人查尔斯·R.克瑞恩（Charles R. Crane）为调查委员会负责人。两人都对中东有着广泛的了解：金是一位圣经历史学者，克瑞恩则自1878年以来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到处旅行。带着会见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当地代表和报告阿拉伯民众诉求的任务，美国人于1919年5月正式启程前往叙利亚。事实证明，金-克瑞恩代表团的影响远远超出一个真相调查小组，两人在大叙利亚地区的停留在当地触发了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波及的叙利亚人口范围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运动。
埃米尔费萨尔两手空空地回到叙利亚。面对追随者，他将即将到来的金-克瑞恩调查委员会向其追随者描绘为实现叙利亚民族诉求的一项有利的进展和重要一步。他向大叙利亚各地的显贵人士发表了一次讲话，简要介绍了自己（在巴黎和会上）的经历。他当然不能告诉他们全部事实：关于他是如何被迫等待，如何被巴黎和会上的调解人羞辱，后者似乎决心为维护本国在大叙利亚的帝国利益而拒绝他的要求。现在既然已回到阿拉伯领土之上，用自己的母语向支持者讲话，他便反过头来蔑视欧洲人。“我前往……在巴黎举行的和会以阐明我们应得的权利，”他解释道，“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西方人对于阿拉伯人所知甚少，其信息全部来源于《一千零一夜》的传说。”从很多方面来讲，费萨尔所言不虚。除少数专家以外，英国和法国的普通政治家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了解极其有限。“很自然，他们的这种无知让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解释一些简单的事实。”费萨尔解释说。
俯视着支持者的面容，费萨尔不能承认自己的失败，这些支持者不停地打断他的讲话来宣誓忠诚。但当他宣称盟国已然在原则上承认阿拉伯民族的独立时，他确实言过其实了。他尝试将金-克瑞恩代表团描述为大国对阿拉伯人诉求认可的某种延伸，表示：“国际委员会将要求你们以自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因为当前各民族只有在获得其他民族认可的情况下才愿统治他人。”15
受到费萨尔讲话的鼓舞，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开始全力将叙利亚民众团结在一个统一的行动纲领之下：阿拉伯政府发放布祷词，以便周五聚礼时在叙利亚全国各地清真寺宣读；各种政治、文化协会被广泛征召，以准备提交给金-克瑞恩委员会的请愿书；村庄和城镇街区的头领则被动员起来，鼓励普通民众热情回应委员会的调查。短时间内印制了大量传单，在叙城镇和村庄中发放，对于不熟悉民族主义政治的民众而言，这些传单以口号的形式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资源。例如，一份传单用粗体的阿拉伯语和英语写道，“我们要求绝对的独立”；另一份则用括号标注出较长文本中的民族主义口号，鼓励全体叙利亚人保卫他们的自由：
别让任何人误导你们出卖你们祖辈的土地，否则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会诅咒你们。自由地生活吧，从压迫的枷锁下解放自己！寻求你们自己的利益，按如下阐明你们的要求：
第一，要求不附加任何限制、条件、保护或托管的（完全的政治独立）；
第二，不接受对你们父辈的土地和祖国的任何分裂，换句话说（叙利亚整体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第三，要求划清你们国家的边界，即北起陶鲁斯山脉，南至西奈荒漠，西至地中海；
第四，寻求其他被解放阿拉伯领土的独立和（与叙利亚的）统一；
第五，如有必要，在保证不损害我们国家完全的政治独立的前提下，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财政和技术支持；
第六，抗议国联第二十二条关于规定对寻求独立的民族实行托管必要性的条款；
第七，彻底拒绝任何国家对我们的土地提出任何历史性的或优先性的权利要求。
（签字）一位了解情况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16
即便在阿拉伯语原文中，这份声明的语言都显生涩，但其传达的信息却是毫不含糊的。在当地社群准备会见金-克瑞恩代表团期间，这些要求在他们提交的请愿书、高唱的口号以及在标牌和条幅上书写的标语中反复出现。
在充分调动叙利亚公众舆论之后，费萨尔和他的顾问们召开了一次临时议会，以便向国际调查委员会传达叙利亚民众的观点。哈希姆人足够了解欧洲的治国之术，意识到根据其规则，一国民众需通过一个民选议会来表达其合法诉求。他们依据奥斯曼人的选举程序从叙利亚内陆城镇中选举代表。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鉴于英、法的占领，当局禁止一切政治活动，他们被迫诉诸其他办法。17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显贵家族与部落的重要成员被邀请前往大马士革参加叙利亚全国议会。近100名代表被选举或受邀参加这次议会，但只有69名成员准时到达大马士革并参与大会议程。他们争分夺秒地工作，目标就是在金-克瑞恩委员会到达大马士革之前达成一项民族诉求声明。
1919年6月10日，金-克瑞恩代表团到达雅法，在随后6周的时间内走访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外约旦和黎巴嫩的城镇与村庄。委员会成员对他们行程中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记录。他们在超过40个城镇和乡村市集举行了会谈，会见了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442名代表，包括市政和行政委员会成员、村庄首领、部落谢赫等；他们会见了农民、商人以及来自10多个基督教派别、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犹太人、德鲁兹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代表；他们还会见了8个不同的女性代表团，惊叹于“女性在东方的民族主义运动所扮演的全新角色”。走访期间，他们共收集了1863份请愿书、91079个签名——代表了大叙利亚地区总人口（据他们估计，约有320万人）的近3%。在打探大叙利亚地区舆情方面，代表团已经做得非常彻底了。
6月25日，金和克瑞恩到达大马士革。埃米尔费萨尔政府的一名大臣优素福·哈基姆（Yusif al-Hakim）回忆道：
他们对王宫和政府首脑进行了正式访问，然后回到住地，在那里新闻界人士成为迎接他们的第一批人员。他们简要地向记者表示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是评估（大叙利亚）人民对他们未来政治的意愿，以及依据威尔逊总统之前的声明，他们愿选择哪个国家作为一定时期内的托管国，以提供技术和经济支持。18
7月2日，叙利亚议会向代表团递交了一份包含十点内容的决议，并强调这份决议代表了叙利亚人民和埃米尔费萨尔政府两方的观点。19决议显示出起草者对国际事务惊人的熟悉程度：文本中充满了对威尔逊总统的言论以及《国联宪章》的引用，同时又大量援引英国战时外交中相互冲突的承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金和克瑞恩表示该决议是他们行程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文件。
在这份决议中，叙利亚议会成员要求叙利亚在其地理边界内的完全政治独立，这一边界保证其国家与土耳其、伊拉克、纳季德、希贾兹、埃及相分离；他们要求以埃米尔费萨尔为国王，在国内建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并完全拒绝《国联宪章》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委任统治条款。他们声称阿拉伯人在天赋方面并不逊色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等民族，后者在脱离奥斯曼帝国后全部获得了完全独立，并无类似的欧洲托管。叙利亚代表表示完全愿意接受一个仅限于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的托管方，且最信任由美国来履行这一角色，“相信美利坚民族离任何殖民化的想法距离最远，且对我们的国家不抱有政治野心”。如果美国拒绝承担这一责任，叙利亚人民愿意接受英国的委任统治，但拒绝法国扮演任何角色。决议同时也呼吁当时处于英国占领之下的伊拉克的独立。
叙利亚议会强烈反对战时秘密外交。在一段对《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的尖锐抨击中，决议写道：“威尔逊总统制定的谴责秘密协议的基本原则，迫使我们最严正地抗议任何意图分裂我们叙利亚祖国的协议，反对任何旨在于叙利亚南部地区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的私人交易；有鉴于此，我们要求完全废除这些公约和协定。”他们排除了任何将黎巴嫩或巴勒斯坦分裂出叙利亚王国的企图，坚决拒绝与其国家利益相抵触的犹太复国主义方案：“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叙利亚南部地区即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共同体的主张，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向我们国家任何地区移民，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所有权。从民族、经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他们对我们的人民是一个巨大威胁。”
叙利亚议会的这份决议有一种道义上的愤慨。事实上，叙利亚临时政府中的很多成员都曾在阿拉伯大起义期间与埃米尔费萨尔并肩战斗；他们坚信作为英、法的战时盟友，他们曾为奥斯曼战线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1918年10月2日，费萨尔和他的阿拉伯军进入大马士革，将后者从奥斯曼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坚信基于战场上赢得的权利，叙利亚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叙利亚议会仅期待其战时盟友践行基本的公正，“以便我们的政治权利有所增益而不是减少，因为我们为自由、独立的事业已付出了如此多的鲜血”。
在叙利亚停留6周后，1919年8月金和克瑞恩转往伊斯坦布尔，开始起草报告。委员会成员对他们所收集的所有材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提交给巴黎和会的建议中，两人总体上认可了叙利亚议会的决议。他们呼吁建立一个单一、完整的叙利亚国，一个以埃米尔费萨尔为国王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建议将叙利亚作为一个整体，在有限的时期内置于一个托管国的统治之下，托管国优先考虑美国（英国可作为第二选择），由后者向前者提供支持；敦促对犹太复国主义方案进行重要调整，限制犹太移民的规模。两人论辩说《贝尔福宣言》的两项承诺，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和同时又尊重“巴勒斯坦既有非犹太社群的民事和宗教权利”，根本无法调和。《金-克瑞恩报告》指出：“委员会与犹太代表的会谈反复显示，犹太复国主义者实际上寄希望于通过不同的购买手段，完全占有当前巴勒斯坦非犹太居民的不动产。”20毫不令人惊奇，委员会发现巴勒斯坦非犹太人口中90%都“强烈反对整个犹太复国主义方案”，委员会接收到的全部请愿书中72%都旨在抗议犹太复国主义。
1919年8月底，委员会将这份报告提交给巴黎的美国代表团。尽管不了解报告的内情，埃米尔费萨尔已然无法要求更多了。然而，对欧洲人而言，《金-克瑞恩报告》是一份令人为难的文件。这份报告在被递交给巴黎和会秘书处之后就被束之高阁，短期内无人问津，3年后才被公之于众。而到那时，英、法两国已经按当时看来更符合本国利益的方式完成了对阿拉伯世界的瓜分。
英国宣布将于1919年11月1日从叙利亚、黎巴嫩撤军，将当地的统治权移交给法国军方。面对迫在眉睫的法国占领，叙利亚议会决定先发制人：基于递交给金-克瑞恩委员会的决议，议会成员拟定了一份独立宣言，并于1920年3月8日在大马士革市政厅正式宣读。费萨尔被宣布为包括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国国王。
英、法两国政府拒绝承认叙利亚独立宣言。当法国人着手准备占领大马士革，推翻其战时盟友而如今已是国王的埃米尔费萨尔之际，英国人则视若无睹。由于未能兑现其独立承诺，费萨尔在国内也日益孤立，因而仅能聚集一小支部队来对抗由黎巴嫩向叙利亚进发的法军。显然，大马士革人并不认为费萨尔的事业值得为之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