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解决方案授予英国对伊拉克、外约旦、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之时，英帝国已经在阿拉伯世界活动了一个世纪之久。19世纪初，英属东印度公司为打击现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沙迦和哈伊马角的海上部落对商船运输日益严重的威胁，被迫卷入凶险的波斯湾水域。波斯湾是连接东地中海与印度的关键陆海纽带，因此英国人决心终止该地区的海盗行为。正是在征服被他们称为“海盗海岸”地区的过程中，英国人将波斯湾转变成了一个英国内湖。
关于英国对沙迦和哈伊马角地区卡西米部落联盟不满的记录可追溯至1797年。当时，东印度公司将针对英国、奥斯曼、阿拉伯船队的一系列袭击归咎于卡西米人。1809年9月，东印度公司向“海盗海岸”派遣了一支由16艘船舰组成的惩戒性远征军，舰队按照指示袭击了哈伊马角的城镇，焚毁了卡西米劫掠者的船只和店铺。1809年11月至1810年1月，英国舰队严重破坏了哈伊马角和另外4个卡西米港口，共焚毁60艘较大的船只和43艘较小的船只，追缴据称被窃的财物约2万英镑，随后才启程返航。但由于未能和卡西米人达成一项正式协议，英国人在波斯湾的运输船只仍将继续面临后者的袭击。1
英国第一次远征后的5年内，卡西米人已经重建了他们的舰队，重新开始海上劫掠活动。为压制卡西米人，第二支英国远征军于1819年从孟买启航。借助两倍于前且集中于哈伊马角的兵力，第二次远征不仅成功捕获并烧毁了卡西米人的大多数船只，且实现了第一次远征未能实现的目标，即达成政治解决方案。1820年1月8日，阿布扎比、迪拜、阿治曼、乌姆盖万、巴林以及控制着沙迦和哈伊马角的卡西米家族签署了一项总体协议，保证完全、永久性地停止对英国船只的一切袭击行为，并接受一套通用的海事规则；作为回报，他们将获许在波斯湾及印度洋的所有英国港口从事贸易。通过赋予这些海上酋长国使用英国控制下港口的权利，这一协议为相关各方维护在公海和沿岸海域和平提供了经济刺激。1853年，上述条款在《永久协议》（Perpetual Treaty）中再次得到确认，此协议将海湾各国之间的海上敌对行为列为非法。“海盗海岸”的微型国家也因其与英国以及彼此之间达成的协议，而被称为停战诸国。
该协议也标志着19世纪“英治和平”（Pax Britannicus）的开端，整个波斯湾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英国保护领地。通过与独立酋长国统治者达成的一系列双边协议，英国人深化了对波斯湾的控制。1880年，巴林酋长与英国达成了一项协议，保证“在未经英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避免与英国之外的任何国家或政府开展谈判或签署任何性质的协议”，从而将本国的对外关系实质上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随后英国又与其他波斯湾酋长国达成了类似的协议。219世纪90年代，英国人甚至更进一步从海湾统治者那里获得“不让渡契约”，即后者保证“除英国政府外，不向第三方割让、出售、抵押或允许占领其领土的任何部分”。3自19世纪70年代起，奥斯曼帝国就寻求拓展对波斯湾地区的主权控制。英国采取上述措施，正是为了确保英国对这一通往其印度殖民帝国的战略性海路的主导权，免受奥斯曼帝国或任何欧洲对手的威胁。1899年和1916年，科威特和卡塔尔为抵制奥斯曼扩张主义又分别寻求英国保护，从而加入了英国在海湾的“受保护领地”。
20世纪，英国对石油日益增长的依赖进一步提升了波斯湾的重要性。随着1907年皇家海军由燃煤转向燃油，波斯湾的阿拉伯酋长国在英帝国的布局中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战略角色。1913年，当时担任英国第一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要求下议院正视英国对石油的全新依赖局面。他解释道：“1907年，完全依赖石油的第一支远洋驱逐舰船队正式建立；自那之后的每一年，都有一支新的‘仅限石油’的驱逐舰船队建造完毕。”他指出，至1913年皇家海军中已有约100艘石油动力的新型船舰。4这使得英国在波斯湾的首要关切由贸易和与印度间的通信，拓展至对新的石油战略利益的考虑。
1908年5月，波斯湾地区的首个重要储油区在伊朗中部被发现。地质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也能发掘出体量可供出口的石油储藏。英国开始与海湾酋长国缔结一系列涉及独家石油开发权的协议。1913年10月，科威特统治者给予英国特许权，保证只允许英王政府批准的个人或公司在其境内勘探石油。1914年5月14日，英国与巴林统治者达成一项类似的协议。至一战前夕，石油勘探以及商业和帝国通信等因素，已使波斯湾成为对大英帝国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区域。1915年英国政府的一份报告就将“我们在波斯湾的特殊和首要地位”界定为“我国在东方政策的一条核心原则”。5
1913年，一个新的阿拉伯国家突然在“英治和平”下的波斯湾地区崛起。沙特家族（其18世纪的联盟曾在自伊拉克至麦加、麦地那两圣城的广大区域对奥斯曼统治构成挑战，直至1818年被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击败）重建了与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后人的盟友关系，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沙特-瓦哈比联盟。联盟首领是一位名叫阿卜杜·阿齐兹·本·阿卜杜·拉赫曼·费萨尔·阿勒·沙特（Abd al-Aziz ibn Abd al-Rahman al-Faysal Al Saʻud, 1880—1953）的富有个人魅力的年轻领袖，在西方更多以伊本·沙特（Ibn Saud）的名字闻名。
1902年，伊本·沙特的势力开始崛起，当时他率领其追随者战胜了多年的宿敌拉希迪（Rashidi）部族，从而控制了阿拉比亚中部的绿洲城市利雅德。他的战斗部队以伊赫万（阿拉伯语意为“兄弟”）之名闻名，是一群寻求将瓦哈比主义对伊斯兰的严厉阐释强加给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狂热信徒。每当他们征服一个拒绝其宗教信仰的城镇，他们还可通过宗教层面许可的劫掠行为赢得回报。信仰与物质回报的刺激相结合，使得伊赫万成为半岛上最强大的战斗力量。伊本·沙特宣布利雅德为其首都。在之后的11年内，通过对伊赫万的有效部署，伊本·沙特将其控制下的领土由阿拉比亚内陆拓展至波斯湾地区。
1913年，伊本·沙特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征服了阿拉比亚东部的哈萨地区。1871年，奥斯曼政府曾试图将这一孤立的阿拉比亚地区（即今天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纳入帝国版图，以便拓展其对波斯湾的影响，这一设想显然受到英国人的坚决抵制。至1913年，奥斯曼人几乎已完全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行政管理，沙特人不费一兵一卒便占领了该地区主要城镇侯夫弗，进而成为阿拉伯海湾诸国中新的主导性力量。
面对这一新崛起的、强大的海湾统治者，1915年底英国与伊本·沙特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承认了伊本·沙特的领导权，并将其控制下的阿拉比亚中部和东部纳入英国的保护范围；作为回报，沙特家族承诺在未经英国许可的情况下，不与其他外部势力签订条约或向其出售领土，并避免针对其他海湾国家的一切侵略行动。该协议在本质上将伊本·沙特的领土变成了又一个休战国家。签订该协议后，英国向伊本·沙特支付了2万英镑，并给予5000英镑的月俸和大量的步枪与机关枪，这批武器被设想用来对付一战中站在德国一方反对英国的奥斯曼人及其阿拉伯盟友。
然而，伊本·沙特无意在阿拉比亚对抗奥斯曼人，相反他利用英国人的资金和武器追求自己的目标，而这些目标越来越指向伊斯兰教两圣城麦加和麦地那所在的红海省份希贾兹。在这一地区，沙特人的野心与英国人的另一个盟友——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发生了冲突，后者在1915年秋已与英国人达成了战时盟友关系。与伊本·沙特相似，谢里夫侯赛因也希望统治整个阿拉比亚；通过在1916年6月发动反对奥斯曼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后者希望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在阿拉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实现其野心。然而，由于在与奥斯曼人的战斗中战线拉得过长——其部队分布在一条长达1300千米（810英里）的荒漠地带，谢里夫侯赛因的家乡希贾兹省反而容易受到伊本·沙特部队的攻击。广阔的阿拉伯半岛也难以容下两位统治者的雄心，1916—1918年，平衡开始向有利于伊本·沙特的方向倾斜。
随着阿拉伯大起义的爆发，当谢里夫侯赛因于1916年10月宣布自己为“阿拉伯诸国的国王”之时，沙特人与哈希姆人之间的冲突已变得不可避免。即便是曾许诺他建立一个“阿拉伯王国”的英国盟友，在麦加谢里夫之外也只愿承认他为“希贾兹的国王”。伊本·沙特不太可能认可这位自封的侯赛因国王之主张的有效性。
整个一战期间，英国一直尝试在两个阿拉伯盟友之间维持和平，将他们的精力集中到同奥斯曼人作战上。然而，就在奥斯曼人战败前几个月，沙特人-哈希姆人围绕支配权的争斗最终爆发为公开冲突。两位沙漠君主间一批引人注目的未公开的通信反映了这种竞争关系，两人的火气也随着1918年夏日的热气而上涨。
当哈希姆人的部队在希贾兹铁路沿线全力与奥斯曼人作战之际，侯赛因国王越来越关注于一些报告，这些报告称沙特统治者正向那些最近宣誓效忠瓦哈比事业的部落发放武器。毫无疑问，这些正是英国人之前提供给伊本·沙特的武器，哈希姆统治者则越来越担心这些英国武器会被用来对付自己的部队。1918年2月，侯赛因致信责难伊本·沙特，在信中写道：“难道［瓦哈比］部落民众相信真主会认为他们对伊斯兰民众的敌意行为是无辜的？伊斯兰民众只信任真主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侯赛因警告他的对手，武装穆斯林来对抗穆斯林同胞是一种违背真主的宗教的做法。6
伊本·沙特被侯赛因的信激怒了。毕竟，纳季德发生的一切与麦加的谢里夫毫无关系。而伊本·沙特的回应在1918年5月再次引发了谢里夫侯赛因的激烈反应。如果伊本·沙特的行为还仅限于阿拉比亚中部的纳季德省，哈希姆人可能也不会如此担忧。但沙特统治者近期却赢得了侯赛因国王的一位总督的忠诚，这人名叫哈立德·本·鲁瓦伊（Khalid ibn Luway），掌管着纳季德-希贾兹边境的绿洲城镇胡尔迈。对此，老国王抱怨道：“没有必要欺骗哈立德·本·鲁瓦伊，或对他使用花招和伎俩。”7
绿洲城市胡尔迈位于两位阿拉伯敌对统治者领土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人口约5000人，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定居点。尽管曾身为麦加谢里夫的臣属，胡尔迈的统治者哈立德却在1918年宣布接受瓦哈比派的教义，将其城镇置于伊本·沙特的统治之下，同时将该地区的税款由麦加转向沙特人的国库。侯赛因国王之子埃米尔阿卜杜拉（Amir Abdullah）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哈立德“滥杀无辜，甚至将自己的兄弟处死，仅因后者不接受他的宗教信条。他长期迫害任何不追随瓦哈比运动的亲哈希姆部落”。8侯赛因国王试图劝说这位任性的地方长官浪子回头，但无济于事。
胡尔迈争议引发了哈希姆人和沙特人之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918年6月侯赛因国王派遣了一支超过2600人的步兵和骑兵部队，希望重新夺回胡尔迈，但却发现该城镇得到伊本·沙特麾下伊赫万战士的增援。9哈希姆部队在两场独立的战役中惨遭沙特人的杀戮。英国人担心其阿拉伯盟友在奥斯曼人被击败前就忙于自相残杀，急忙向伊本·沙特施压，要求后者与侯赛因国王和解。
受到其战士在胡尔迈胜利的鼓舞，1918年8月伊本·沙特向侯赛因发出了一封居高临下的信件。沙特领导人利用头衔称谓来确认地理上的势力范围：在自称“纳季德、哈萨、卡提夫及其属地的埃米尔”的同时，伊本·沙特仅承认谢里夫侯赛因为“麦加的埃米尔”，既不是像谢里夫侯赛因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称其为“阿拉伯土地的国王”，甚至也不是英国所承认的“希贾兹的国王”。他在信中有意完全避免提及希贾兹，仿佛这一广阔的红海省份的主权归属尚有待确认。
伊本·沙特承认收到了侯赛因国王5月7日的来信，但对信件内容有所保留，因为“您的信件中所表达的某些内容并不合适”。他同样承认英国人施压让他们弥合分歧，对此他解释说，反抗奥斯曼人的战役正达到一个关键阶段，因而“争端对所有人都是有害的”。但他不可能对哈希姆人之前的挑衅行为无动于衷。为此，他写道：“毫无疑问，阁下将怀疑我在胡尔迈人的事务中扮演了某种角色。”但他坚称哈希姆人自己应为胡尔迈长官的叛变以及该地居民追寻瓦哈比派事业而负责。“我一直对他们保持约束，”他继续写道，“直到你的军队两次前来讨伐他们。”这是指哈希姆人在胡尔迈的两次战斗。“而后真主所先定的就发生了”，他得意地暗指沙特人击败哈希姆军队的事实。10
展望未来，伊本·沙特提议基于现状与哈希姆人达成休战：胡尔迈将仍由沙特人控制；侯赛因国王将致信该绿洲城镇的长官，向他确认哈希姆人与沙特人之间并无分歧；伊本·沙特和侯赛因国王将在其追随者之间维护和平，保证纳季德和希贾兹的部落遵守这一休战。事后来看，这已经是侯赛因能从沙特人那里取得的最佳条件了，即在相互承认领土和边境的前提下，哈希姆人则仍可维持对希贾兹的控制。
侯赛因国王甚至没有考虑伊本·沙特开出的条件：他将信件原封不动地送回，告诉信使：“伊本·沙特无权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我们也无权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与寻求休战相反，1918年8月侯赛因国王又派遣了一支部队前往胡尔迈，试图恢复对该绿洲的主权。他指派自己最信任的指挥官之一谢里夫沙基尔·本·宰德（Sharif Shakir bin Zayd）来指挥这次远征，并向后者担保他已经调动了足够多的骆驼和补给，“以便你能大展身手”。11然而，沙基尔的远征军甚至还没有到达双方争议的绿洲就被沙特人的军队轻松击退了。
屡次败给伊本·沙特的军队让侯赛因国王恼羞成怒，他命自己的儿子埃米尔阿卜杜拉再次领军讨伐胡尔迈。阿卜杜拉本人并不赞成这样一场战争。在1919年1月守城将领最终投降之前，阿卜杜拉和他的士兵一直在围困奥斯曼人在麦地那的驻防部队。经过多年与奥斯曼人的战斗，他的部队已经身心俱疲。此外，他也认识到瓦哈比士兵是一群狂热的武士。他曾写道：“瓦哈比派的战士急切地想进入天堂。根据他的信仰，如果他（在战场上）被杀，他就能永居其中。”12但阿卜杜拉又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愿。1919年5月，他接受了任务，率部出发与瓦哈比人作战。
在与沙特人的最后这场战役中，哈希姆军队最初取得了部分胜利。在向胡尔迈进发的途中，阿卜杜拉于1919年5月占领了之前已宣誓效忠伊本·沙特的绿洲城镇图拉巴。阿卜杜拉非但没有寻求绿洲内3000名居民的善意，反而允许其部下洗劫这座反叛的城镇。毫无疑问，他意图拿图拉巴作为例子，警告其他边境绿洲不要倒向沙特人。然而，阿卜杜拉部下的行为反而强化了图拉巴居民对伊本·沙特的忠诚。当埃米尔阿卜杜拉还在图拉巴之时，城中某些居民已经发出消息向伊本·沙特求援。阿卜杜拉则从图拉巴致信沙特领导人，希望能够借对这座绿洲的征服，确保以更有利于哈希姆人的方式与伊本·沙特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沙特的战士们却无意与哈希姆人达成和解。鉴于之前已经击败了遭遇的每一支哈希姆部队，他们相信自己可以逆转埃米尔阿卜杜拉的军队。约4000名伊赫万战士从三面包围了图拉巴，他们在黎明时刻向阿卜杜拉的阵地发起攻击，几乎完全歼灭了后者的部队。根据阿卜杜拉的叙述，整支部队1350名战士中仅有153人保全了性命。“我本人能幸免于难也是一个奇迹。”他后来回忆道。阿卜杜拉和他的堂弟谢里夫沙基尔·本·宰德从帐篷的后面逃离了战场，但都负了伤。13
这场战役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绿洲内的血腥屠杀。图拉巴战役表明瓦哈比人才是阿拉伯半岛上主导性的力量，而哈希姆人在希贾兹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埃米尔阿卜杜拉回忆道：“那场战役后，进入了一个不安和焦虑的时期，焦虑的对象包括我们的运动、我们的国家乃至国王本人的命运。”事实上，他的父亲侯赛因国王似乎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回到总部后，我发现父亲身体欠佳且精神紧张，”阿卜杜拉写道，“他现在脾气很差，健忘而且多疑。他已经失去了他敏锐的反应速度和健全的判断力。”14
英国人也对战役的结果感到吃惊，很多英国人之前低估了伊本·沙特军队的战斗力。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沙特盟友压倒哈希姆盟友，从而打破他们在阿拉比亚精心布置的力量平衡。英国驻吉达的常驻代表（或英属印度政治局管理之下的首席殖民行政官）于1918年7月致信伊本·沙特，要求他立即撤离两绿洲城镇，在双方就边界纠纷达成一致前确保图拉巴、胡尔迈为中立区域。“如果你在收到来信后拒不撤退，”常驻代表警告道，“英王政府将默认之前与你达成的协议无效，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制止你的敌对行为。”15伊本·沙特遵循了英国人的要求，命令其部队撤回利雅德。
为恢复阿拉比亚的力量平衡，英国人同样需要与希贾兹的哈希姆人达成一项正式协议。当年谢里夫侯赛因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之间的通信曾建立某种战时盟友关系，但这并不构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如英国与海湾统治者包括伊本·沙特签署的那种。在缺少正式协议的情况下，英国没有理由保护其哈希姆盟友免遭沙特人的侵犯。在阿拉比亚，英国人情愿看到很多国家彼此制衡，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横跨红海和波斯湾的主导性力量的崛起。因此，将哈希姆人作为防范势力日长的沙特国家的缓冲力量，对维护大英帝国利益而言是一条便宜之计。
随着一战趋于尾声，英国政府急切地希望与侯赛因国王及其哈希姆家族达成一项正式的联盟条约。为此，他们专门派遣T.E.劳伦斯上校，即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与侯赛因展开会谈，劳伦斯在阿拉伯大起义期间曾充当英国与哈希姆家族之间的联络人。
1921年7—9月，劳伦斯劝说侯赛因国王签署一项协议，承认战后解决方案的新现实，但徒劳无获。侯赛因拒绝接受战后中东解决方案的几乎所有要点，认为这是英国对他本人承诺的背叛：他拒绝将其王国限定在希贾兹；反对将他的儿子费萨尔国王逐出大马士革，反对在叙利亚建立法国委任统治；拒绝英国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当时包括外约旦）的委任统治；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政策。1923年，英国人为达成协议做出最后一次努力，但愤愤不平的老国王仍然拒绝签字。结果，他恰恰在伊本·沙特开始对希贾兹的军事征服前失去了英国的保护。
1924年7月，伊本·沙特在利雅德召集部下指挥官，开始计划对希贾兹的征服。他们首先向靠近麦加的山城塔伊夫（Taif）发起攻击，以便试探英国的反应。9月，伊赫万占领塔伊夫，并洗劫该城达3天之久。塔伊夫的城镇居民抵抗了瓦哈比人的进攻，后者则十分残暴地加以回应：据估计约400人在战斗中被杀，很多人逃离该城。塔伊夫的陷落在整个希贾兹地区引发了一波震动。全省的显贵代表在吉达举行集会，要求侯赛因国王退位。他们认为伊本·沙特袭击希贾兹是出于对侯赛因国王的敌意，因而更换君主可能会使沙特改变策略。10月6日，老迈的国王顺从了人民的意愿，宣布他的儿子阿里继任为国王，随后流亡海外。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让伊本·沙特停下前进的脚步。
1924年10月中旬，伊赫万占领了圣城麦加。他们未受到任何抵抗，也避免了对城内居民采取任何暴力措施。伊本·沙特派使者试探英国对其占领塔伊夫、麦加的反应，在确认后者在冲突中保持中立后，才继续进发以完成对希贾兹的征服。1925年1月，他包围了吉达港和圣城麦地那，哈希姆人坚守了近一整年。1925年12月22日，阿里国王将其王国移交给伊本·沙特，随后跟随其父亲开始流亡生涯。
征服希贾兹后，伊本·沙特被拥护为“纳季德素丹兼希贾兹国王”，其控制下的广阔领土使伊本·沙特不同于停战诸国的其他海湾统治者。英国承认了其地位的变化，于1927年与阿卜杜·阿齐兹国王签署了一项新的协议，承认其完全的独立与主权，且不含有休战诸国所接受的关于对外关系的任何限制。伊本·沙特继续扩张其治下的领土，并于1932年将其王国更名为沙特阿拉伯。
伊本·沙特不仅在阿拉伯半岛绝大多数领土上建立了王权，而且在不受英帝国任何形式干涉的情况下维持了独立地位。在这一方面，他也受益于英国人的一个重大误判：他们不相信在沙特阿拉伯领土内有任何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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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国外的希贾兹国王侯赛因有理由认为自己被英国人背叛了：英国人非但没有履行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对哈希姆家族的书面承诺，当法国人1920年将他的儿子费萨尔国王逐出叙利亚，沙特人1925年将他的长子阿里国王逐出希贾兹时，也同样袖手旁观。
对英国而言，他们对自己履行对战时盟友承诺的情况也并不完全满意，因而也在寻找某种方式来部分地补偿他们的许诺，尽管做不到完全补偿。正如时任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1921年6月向下议院所解释的，“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外约旦都强烈倾向于推行我所称的‘谢里夫方案’，埃米尔费萨尔目前正前往前一地区，而后一地区已在埃米尔阿卜杜拉的控制之下”。16通过将侯赛因的儿子扶上英国托管地的王位，丘吉尔希望在某种程度上补偿英国对哈希姆家族未竟承诺的同时，为英国在其阿拉伯领地提供忠诚可靠的统治者。
英国在中东的所有帝国领地中，外约旦被证明是最容易统治的。然而，外约旦这一新国家的开端却并不顺利。外约旦领土面积大致相当于印第安纳州或匈牙利，但人口仅约为35万人，主要由城镇居民、居住在俯瞰约旦河谷的高地上的农村居民以及迁徙于沙漠与荒漠之间的游牧部落民构成。该地区自给自足的经济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产品为基础的，这些产品仅能为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提供适度的税基。外约旦的政治也相当原始：整个国家分为不同的地区，每一地区有本地的领袖集团，其政治视野是非常地域化的。每年仅15万英镑的英国津贴在这一地区就大有作用。
鉴于其自身条件，英国人起初并未将外约旦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块领土最初是作为巴勒斯坦托管地的一部分被授予英国的，而将外约旦从巴勒斯坦中分离出来的决定成型于1923年，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英国希望将《贝尔福宣言》所承诺的一个犹太民族家园限定在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上；另一方面，英国希望将埃米尔阿卜杜拉的领土野心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1920年11月，埃米尔阿卜杜拉不请自来地首次进入外约旦地区。他身边围绕着一群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是来自他兄弟费萨尔在大马士革那个已不复存在的阿拉伯王国的政治难民。阿卜杜拉宣称他将率领阿拉伯志愿军从法国人手中解放叙利亚，恢复其兄弟费萨尔在大马士革的合法王位（阿卜杜拉则觊觎伊拉克的王位）。英国政府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外约旦成为针对法国在叙利亚委任统治的敌对活动的发射台。英国官员急于在事态完全失控之前处理这一情况。
1921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和T.E.劳伦斯邀请埃米尔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谈，从这一刻起他们提升了后者在大英帝国整个中东地区方案中的地位。费萨尔永远不会再返回大马士革，后者已牢牢地被法国人控制；相反，他将成为伊拉克的国王。他们能向阿卜杜拉提供的，最多就是扶植他成为一个全新的外约旦国的首脑。作为一个内陆国（当时外约旦领土尚不包括红海港口亚喀巴），外约旦显然无法满足阿卜杜拉的野心，但丘吉尔提议说如果阿卜杜拉能够在外约旦维持和平，并与法国人建立良好关系，后者在未来的某天可能会邀请他代他们统治大马士革。17尽管成功的希望不大，但阿卜杜拉还是同意了上述提议，“谢里夫方案”在外约旦变为英帝国的现实。
当1921年埃米尔阿卜杜拉在外约旦建立首任政府之时，他大量依赖那些曾在大马士革为其胞弟费萨尔效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英国人和外约旦本地居民同样都厌恶阿卜杜拉的这批随从：英国人将之视为煽动叛乱、惹是生非的破坏分子，他们针对驻叙法国人的袭击让人头疼不已；对外约旦人来说，这些后来组建新政党独立（Istiqlal）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代表着一群外来精英，这些人以本地居民的利益为代价垄断了政府和官僚机构。
独立党人在外约旦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是一位名叫奥代·古苏斯（Awda al-Qusus, 1877—1943）的本地法官。奥代是一名来自外约旦南部城镇卡拉克的基督徒，一战前曾在奥斯曼司法系统中任职。他能说一口熟练的土耳其语，又从卫理公会传教士那里学会了少量英语，曾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到处旅行，与高级政府官员合作。奥代坚信埃米尔阿卜杜拉在组建政府时应当选用像他本人那样真正关心这个新国家福祉的外约旦本地人，他对独立党人最大的反对意见在于后者只关心解放大马士革。古苏斯嘲讽地评论说，独立党宪章第一条就是“为改善叙利亚的状况牺牲外约旦及其人民”。18当然，他在独立党手中所遭受的迫害只会进一步强化这个观点。
古苏斯在其为本地报纸撰写的文章中公开批评独立党人。他指控政府的大臣们腐败，在阿卜杜拉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挪用国库资金。当地的外约旦民众拒绝向一个被视为挥霍本国有限资金的“外来”政府纳税，以此回应法官的批评。1921年6月，外约旦北部村庄的居民宣布罢税，并迅速升级为一场严重的叛乱。英国人被迫动用皇家空军的飞机进行轰炸，以便平息叛乱。
1921年抗税反叛后，埃米尔阿卜杜拉政府和外约旦本地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古苏斯定期与一群从事专业技术职业的城镇居民举行会面，谴责阿卜杜拉政府中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这些外约旦的异议人士就政府管理不善的情况交换意见，公开讨论改革的必要性。当1923年夏阿卜杜拉面临一次大规模的部落叛乱之时，独立党人指控古苏斯和城镇异议人士煽动了叛乱，并催促阿卜杜拉镇压他们的国内反对者。1923年9月6日夜里，警察撞开了奥代·古苏斯法官的家门，将他带走。
之后的7个月里，古苏斯都没能再回家。埃米尔下令剥夺了他的公职，并将其流放至邻近的希贾兹王国（当时还在哈希姆家族的统治之下）。和他一起被流放的还有4位外约旦本地居民：一位军官、一个切尔克斯人、一位穆斯林宗教人士，还有一位名叫穆斯塔法·瓦合比·泰勒（Mustafa Wahbi al-Tall）的农村显贵，泰勒未来将被公认为外约旦的民族诗人。5人被指控组建了一个旨在推翻埃米尔阿卜杜拉的政府并以外约旦本地人取而代之的“秘密社团”。他们还被诬告与阿德旺（Adwan）部落的头领结盟，鼓励后者发动部落叛乱以服务于他们的政变。最终的罪名是叛国罪，这项罪名的严重性也体现在古苏斯及其同伴所遭受的残酷待遇之中。
当这5个人到达安曼火车站、搭上流亡的火车之时，他们还斗志昂扬。诗人穆斯塔法·瓦合比唱着民族主义的歌曲，挑动民众的反抗情绪。“在真主和历史之前，归来！”他大喊道。这几位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将面临的严峻考验。他们到达马安之后，被送进了古堡地下室的一间阴臭潮湿的牢房。马安现为约旦的一座城市，当时只是希贾兹边境地区的一个小镇。此情此景之下，古苏斯也不禁抓住他的警卫大吼道：“你们不怕神的报应吗？这种地方牲口都没法住，何况是人！”
警卫及其长官也感到窘迫，他们知道这些囚犯是一些体面的人，所有的社会和文化规范都要求他们善待委托给他们照料的人。但他们又是军人，不得不服从命令。结果，他们对犯人的态度在显著的善意和极大的残酷之间剧烈摇摆：好的时候，可以为他们寻找干净的床铺，提供茶和伴侣；坏的时候，为让他们在政府编造的罪状上画押不惜动用酷刑。那些下令刑讯逼供的官员当然来自埃米尔阿卜杜拉的外国随从。古苏斯和他的同伴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正式起诉“密谋反对埃米尔阁下的政府，意图通过武装叛变推翻政府”。19随后他们被送进了希贾兹的监狱，先是在亚喀巴，随后是在吉达。
1924年3月，侯赛因国王自称哈里发而宣布大赦，这些流放者才被允许返回祖国。作为根除奥斯曼素丹影响的最后举措，新任土耳其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不久前刚刚宣布废除哈里发制度，已经从希贾兹流亡海外的侯赛因国王迅速为哈希姆家族夺取了这一尊贵的头衔。作为国家重要场合的惯例，释放囚犯也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牢狱的考验终于告一段落，5名犯人作为头等舱贵宾被送上一艘由吉达开往埃及港口苏伊士的汽轮，随后启程前往外约旦。古苏斯向侯赛因国王发了一封电报致谢，并祝贺后者（最终还是未能成功）启用哈里发的称谓。他迅速收到这位流亡君主的回电，后者祝福古苏斯平安、迅速地返回祖国，因为他“正需要像您这样对祖国怀有热爱和忠诚、真正忠于伟大的哈希姆家族的人士”。老国王究竟是语含讥讽，还是温和地劝勉这些政治犯捐弃前嫌，以便在未来表现得更加忠诚呢？事实真相是，古苏斯之前从未对埃米尔阿卜杜拉表示不忠，他反对的仅仅是被埃米尔置于外约旦本地人之上、把持着政府要职的独立党人。
奥代·古苏斯可能不知道，英国殖民当局和他怀有同样的忧虑。古苏斯从希贾兹返回约旦后不久，英国驻安曼常驻代表查尔斯·考克斯（Charles Cox）中校就邀请他来访。考克斯让这位法官解释了自己被捕入狱的原因，表示认同他对埃米尔阿卜杜拉政府的观点。考克斯对他们的会谈做了详细记录，向古苏斯致谢，并亲自将他送出官邸。
1924年8月，考克斯向埃米尔阿卜杜拉转交了一份来自英国驻巴勒斯坦执行高级专员吉尔伯特·克莱顿爵士（Sir Gilbert Clayton）的最后通牒。在这封信中，克莱顿警告阿卜杜拉，英国政府对约旦当局“在财政方面的违规操作、毫无节制的挥霍”以及允许外约旦成为其邻国叙利亚动荡焦点的做法“深感不满”；要求阿卜杜拉以书面的形式承诺对其政府进行改革的6项举措，其中第一项就是在5天之内驱逐独立党的领导人物。20阿卜杜拉根本不敢拒绝，因为为支撑这一最后通牒，英国人已经向安曼派遣了400名骑兵，向北部城镇伊尔比德（Irbid）派遣了300名士兵。担心英国人会像扶植自己上台那样迅速赶自己下台，埃米尔阿卜杜拉签署了这份最后通牒。
在这次对抗之后，埃米尔阿卜杜拉驱逐了“不想要的”独立党人，改革了政府财政，吸收外约旦本地人进入其行政机构。奥代·古苏斯重新进入外约旦司法机构中任职，1931年升至总检察长的职位。一旦决定与外约旦的精英共命运，埃米尔阿卜杜拉很快便取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忠诚。直到1946年独立，外约旦一直是保持和平、稳定的殖民地典范，对英国纳税人的负担也极其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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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外约旦是英国中东领地中最易管理的国家，但在一段时期内伊拉克才被视为最成功的托管地。1921年费萨尔国王被扶植上台，1924年选举产生了制宪会议，一份调控英、伊两国关系的条约也在同年晚些时候得到批准。至1930年，英国在伊拉克已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立宪制君主政体，其作为托管国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两国重新商谈了一项新协议，也为伊拉克在1932年的独立铺平了道路。国联承认了伊拉克的独立，并批准这一新国家加入其行列，伊拉克也成为在国联26年历史中转变为正式成员国的唯一一个被托管国。至此，伊拉克成为英法统治下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羡慕的对象，其成就也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者奋斗的目标：独立地位以及国联成员国身份。
在英国引领年轻的伊拉克王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一成功的表象之后，隐藏着一番截然不同的现实。很多伊拉克人从未接受英国在他们国家的地位，他们的反抗并未随1920年起义失败而结束，而是继续困扰着英国在伊拉克的计划，直至委任统治结束。尽管费萨尔在很多方面是一位受欢迎的国王，但对英国人的依赖削弱了他本人在国内的地位。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将费萨尔视为英国影响的延伸，在谴责其殖民主义主人的同时，也对国王提出严厉的批评。
1921年6月费萨尔抵达伊拉克后，英国人开始全力将他们的候选人扶植上王位。一些本地竞争者也想加入竞选，但都遭遇了英国人的强硬抵制。一位觊觎王位的巴士拉名流赛义德塔里卜·纳基卜（Sayyid Talib al-Naqib）仅仅与英国高级专员的妻子考克斯女士共进了一杯茶，在回家的路上就遭到逮捕，随后被流放至锡兰。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及其属下为费萨尔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巡游，以便后者能在关于伊拉克王位候选人的全国公投之前，走访伊拉克全国的城镇和部落。据各方面的记述，费萨尔很成功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遍访全国各地，会见国内各社群代表并赢取了他们的忠诚。即便没有英国的干预，也许他也能赢得大多数伊拉克人的支持进而成为他们的国王，但英国人却做得滴水不漏。英国驻巴格达的东方秘书格特鲁德·贝尔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她“再也不会参与创立国王的事情了，因为这种事实在费心劳神”。21
1921年8月23日，费萨尔被加冕为伊拉克国王。考虑到巴格达夏日惊人的酷热，加冕仪式被订在一大清早最凉爽的时间举行。超过1500名客人受邀参加加冕典礼。一位来自摩苏尔的显贵苏莱曼·法伊迪（Sulayman al-Faydi）描绘了加冕典礼的“巨大排场……上千名客人参加观礼，通往大典的路上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民众”。22费萨尔站在礼台中央，两侧围绕着英国高级专员和伊拉克内阁成员。内阁秘书起身宣读了高级专员珀西爵士关于公投结果的声明，费萨尔以96%的得票率当选国王。在场的嘉宾以及显要人物一齐起身向费萨尔国王致敬，同时伴随着《天佑女王》的旋律，伊拉克国旗被缓缓升起。当时，伊拉克人尚未谱写好自己的国歌。23英国国歌的旋律也仅能强化费萨尔是英国人选择的国王这样一种信念，而他确实也是如此。
费萨尔和他属下臣民的蜜月期是短暂的。大多数伊拉克人相信费萨尔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期待着他领导国家摆脱英国统治。但他们很快就失望了。费萨尔加冕之际，还是巴格达一座什叶派神学院学生的穆罕默德·马赫迪·古拜（Muhammad Mahdi Kubba），在其回忆录中捕捉到了当时民众的心情。他解释说，英国人“收买了埃米尔费萨尔，将他扶植为伊拉克国王，然后责成他来执行他们的政策。最初，伊拉克人欢迎费萨尔的登基并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作为政府首脑能为国家独立和主权开辟一个新的时代”。的确，一些重要显贵是以费萨尔维护伊拉克的主权和独立为条件，才向后者宣誓效忠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宗教学者、同时身兼古拜所在的巴格达神学院的阿亚图拉马赫迪·赫里希（Mahdi al-Khalisi），正是这样一位心存疑虑者古拜所在的巴格达神学院院长的阿亚图拉。在学校为欢迎费萨尔国王而举行的集会上，古拜亲眼见证了赫里希对国王的效忠承诺：“赫里希为国王祷告……然后拉住他的手说道：‘我们效忠于您，伊拉克的国王，只要您公正地进行统治、政府保持宪政议会制度，并且不将伊拉克卷入任何外国承诺。’”24费萨尔国王承诺说将尽力而为，表示他来到伊拉克就是为了服务于伊拉克人民。费萨尔完全清楚他不可能在独立于英国的情况下统治伊拉克：正如国联所规定的那样，他必须在英国的监护下进行统治，直至后者认为时机成熟从而承认伊拉克独立。此外，作为一名外来者，他在伊拉克的盟友仅限于在阿拉伯大起义以及短命的叙利亚王国期间一直追随于他的少数几名军官。因此，在成功巩固自己的位置之前，为了能生存下去，费萨尔尚需要英国的支持。对费萨尔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英国的依赖削弱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对他的支持；反讽的是，这种依赖也削弱了他赢取本国人民忠诚的能力，直到1933年他去世为止。
费萨尔的困境在1922年开始显露出来。当时英国起草了一份协议来限定其在伊拉克的地位。这份《英伊协议》丝毫不掩饰英国在经济、外交、法律领域对（伊拉克）哈希姆王国的主导地位。协议规定：“伊拉克国王同意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接受英王政府通过其高级专员在一切涉及国际问题、财政义务及英王政府利益的重要议题方面所提出的建议。”25最能揭示英国人意图的是协议的期限——20年，在那之后将回顾协议的履行情况，根据“签订协议各方”的观点决定协议是否延长或终止。这套方案显然旨在寻求英国长期殖民统治，而非伊拉克独立。
协议草案在伊拉克国内遭到广泛谴责。甚至费萨尔国王本人也谨慎地鼓励人们反对该协议，一方面是因为协议对他作为国王的权力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他本人远离英国的帝国政策。一些政府大臣则辞职以示抗议。内阁不愿为这样一份有争议的文件承担责任，坚持要求召开一次立宪会议来批准该协议。英国人同意举行选举，但同样希望保证选举产生的议会能顺利批准他们的协议。民族主义政治家认识到立宪会议只能成为批准这项维持英国长期控制的协议的橡皮图章，因而既反对协议，又反对选举。
费萨尔的公信力因协议危机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在另一次神学院学生和教师的集会上，阿亚图拉赫里希（Ayatollah al-Khalisi）表示：“我们对费萨尔当选伊拉克国王宣誓效忠是有条件的。”阿亚图拉拖长了声音强调：“但他并没有满足这些条件，因此，我们或者伊拉克人民也不再对他负有忠诚的义务。”赫里希与民族主义反对派站在了一起，开始发布“法特瓦”（伊斯兰司法判例），宣布协议无效，并禁止所有人参与立宪议会选举，声称参与选举“等同于一种反宗教的行为，是协助不信道者统治穆斯林的一个步骤”。26宗教人士与世俗的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了一场针对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的抵制运动。
最终，英国人被迫诉诸武力来强加他们的协议：英国当局宣布禁止一切示威活动，赫里希及其反对派领袖遭到逮捕和流放，政府出动皇家空军轰炸了幼发拉底河中游举行抗议活动的部落民起义者。反对派得到压制后，英国当局继续举行选举。尽管有法特瓦和民族主义者的抵制，选举仍然顺利进行。1924年3月，立宪会议正式召开以讨论批准协议的议题。
1924年3—10月，立宪会议多次举行，并就协议条款展开热烈的讨论。最终，协议以微弱的优势得到批准。尽管在伊拉克民众中仍然非常不得人心，但这一协议确实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的进展：议会批准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和一部选举法，从而为国内的君主立宪制和多党制民主奠定了基础。然而，英国人确保协议通过的方式，使得立宪议会制政府的机构蒙上了与帝国主子共谋的污点，最终将削弱伊拉克的民主。在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看来，新国家并非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个将伊拉克人置于英国统治之下的制度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