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英国人认为《英伊协议》通过后一切就会运转顺利，他们就要大失所望了。实际上，2003年英、美两国的战争策划者本来可以从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的经验中吸取很多相关教训的。
在这个由三个差异巨大的奥斯曼行省合并而成的全新伊拉克国家中，不同地区和社群间的裂痕很快浮现出来。问题立即反映在组建作为独立主权国家核心机构之一的国民军队的过程中。费萨尔国王身边围绕的是一些自阿拉伯大起义时期就在他身边效力的军人，这些人热切地期望在伊拉克建立一支军队，通过国民军役服务将库尔德人、逊尼派、什叶派团结在一起。然而，面对什叶派和库尔德社群的积极反对，这个计划很快便告搁浅。这两个社群反对强制兵役制，正如他们反对在其看来给予阿拉伯逊尼派少数群体超出其人口比例权力的任何政府倡议。
尤其是库尔德人，他们对伊拉克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认同构成一个特殊挑战。与（阿拉伯）逊尼派和什叶派不同，库尔德人在族裔层面并非阿拉伯人，他们不满于政府将伊拉克塑造为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努力，认为这一做法否认了库尔德人的独立族裔认同。一些库尔德人并不抵制政府所声称的阿拉伯属性，但同时将此作为要求在库尔德人占绝对多数的伊拉克北部地区实现更大自治权的一个借口。
某些时候，唯一能将伊拉克民众团结在一起的就是他们对英国人存在的反对。费萨尔国王已经对其臣民感到绝望。1933年去世前，这位伊拉克首任国王在一封绝密备忘录中评论道：“我要满怀悲痛地承认，至今为止还没有什么伊拉克人民，只有无法想象的人群的集合；这些人没有任何爱国理想，却被灌输了宗教传统和荒谬的观念；没有任何共同的联系纽带，听信谗言，倾向混乱，随时准备起来反抗一切形式的政府。”27
对英国人来说，维护伊拉克国内秩序的代价很快就超过了维持英国委任统治的利益。1930年，英国重估了他们在伊拉克的地位：通过1928年《红线协议》，他们已然确保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利益，该协议赋予英国在土耳其（伊拉克）石油公司47.5%的股份，而法、美两国分别只获得23.75%；他们已在伊拉克建立起一个友好而软弱的政府，在一位“可靠的”国王领导之下，来保护英国的利益。驻伊英国官员越来越确信通过协议而非继续直接统治，他们能更好地确保其战略利益。
1930年6月，英、伊政府签署了一项新协议以取代争议重重的1922年《英伊协议》。这一新协议规定：英国大使将在外国驻伊代表中享有首要地位；皇家空军将保留在伊拉克的两个空军基地；英国部队也将保留在伊拉克的过境权；伊拉克军方在训练和武器弹药补给方面，则将继续依赖英国。尽管仍然不是完全的独立，但该协议已经足以确保伊拉克加入国联。新协议同样满足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的一个主要要求，后者希望将协议作为实现独立的第一步。
1930年《特惠同盟协议》批准后，英国人和伊拉克人一致同意终止委任统治状态。1932年10月3日，伊拉克加入国联，被认可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然而，这仍是一种模糊的独立状态，因为英国文职和军事官员继续享有的广泛影响，与真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并不相容。英国的这种非正式控制也将削弱哈希姆王朝的合法性，直至该王朝在1958年被最终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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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民族主义者满怀艳羡地关注着伊拉克人取得的成就。尽管1930年《英伊协议》与1922年《英埃协议》（承认了埃及名义上的独立地位）并无本质差异，但伊拉克人已经确保英国提名其加入国联，那一仅对独立国家开放的俱乐部。这一成就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者衡量自身成功的标准。作为拥有最悠久民族主义运动传统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本应该成为领导（阿拉伯世界）摆脱欧洲殖民统治、实现独立的领路人，或者说，至少埃及政治精英是这样认为的。整个20世纪30年代，埃及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面临着摆脱英国统治、实现独立这一来自民众不断增长的压力。
两次大战之间，埃及达到了阿拉伯世界现代历史上多党制民主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的程度：1923年宪法将政治多元主义、两院制立法机构的定期选举、男性普选权、新闻自由等制度引入了埃及，多个新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选举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投票，记者在工作中享有相当的自由。
然而，人们记住这个自由的时代更多的是因为其分裂的派系主义，而不是作为埃及政治的黄金时代。三个独立的权力集团在埃及争夺主导地位：英国人、国王以及通过议会行事的华夫脱党。三方之间的对抗与争夺对埃及政治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为保护其王权免遭议会的监督，福阿德国王（King Fuad，1917—1936年在位）对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的敌意甚至超过了对英国人；华夫脱党则在反对英国人以争取独立与提升议会权力以制衡国王之间摇摆不定；英国人在华夫脱党当政时就联合国王削弱华夫脱党，在华夫脱党失势时则联合议会削弱国王。埃及政治精英则是一个暴躁易怒的群体，其内部争斗常常被国王和英国人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在脱离英国赢得独立方面始终进展缓慢就不足为奇了。
1924年，埃及人历史上第一次参加投票。1919年民族主义运动的英雄萨阿德·扎格卢勒（1859—1927）所领导的华夫脱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赢得了众议院所有席位中的90%。福阿德国王提名扎格卢勒为首相并邀请他组阁，后者于1924年3月正式就职。受到选举结果中所体现的民众支持的鼓舞，扎格卢勒立即与英国人就埃及的完全独立展开谈判，而完全独立地位仅受1922年协议中四个“保留要点”的限制：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英国在埃及驻军的权利；保留外国司法特权，即所谓治外法权；以及英国在苏丹的主导地位。
苏丹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19世纪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统治时期，埃及人首次征服苏丹。被马赫迪起义（1881—1885）驱逐出苏丹领土后，埃及人联合英国人在19世纪90年代末再次征服苏丹。1899年，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设计了一种被称为“共治”的殖民主义新形式，从而允许英国在埃及人的协助下将苏丹纳入其殖民帝国。自那时起，英国和埃及就宣称苏丹事实上为自己所有。埃及民族主义者拒绝英国人在1922年协议中宣称的对苏丹的绝对决定权，要求维护“尼罗河谷的统一”。与四个“保留要点”中的其他议题相比，苏丹议题在埃及人和英国人之间引发了最严重的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最终在1924年11月19日酿成暴力行为：在英-埃联属苏丹总督李·斯塔克爵士（Sir Lee Stack）开车经过开罗市区时，一伙埃及民族主义者射杀了他。震惊之余，英国政府将这一暗杀事件作为确保其在苏丹目标的借口：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艾伦比勋爵（Lord Allenby）向埃及首相扎格卢勒递交了一份惩罚性的七点通牒，其中就包括对苏丹现状的调整。但扎格卢勒拒绝接受英国对苏丹的要求（撤出所有埃及士兵，允许尼罗河水用于一个英国农业项目的灌溉），艾伦比便命令苏丹政府无视埃及首相的反对而强制执行英国的要求。扎格卢勒已无法维持其在国内的地位，最终于11月24日递交了辞呈。福阿德国王任命一位保皇党人组阁，解散议会，从而有效地将华夫脱党中的民族主义者边缘化。看着英国人和国王以华夫脱党为牺牲品各自提升其权力，扎格卢勒曾做出如下的著名评论：“那几发射出的子弹瞄准的不是李·斯塔克爵士的胸膛，而是我的。”28事实上，扎格卢勒之后再未掌权，最终于1927年8月23日去世，享年68岁。扎格卢勒将被一些次要人物取代，他们的派系斗争和内斗也将削弱公众对其政治领袖的信心。
如果说华夫脱党的萨阿德·扎格卢勒是埃及自由时代的英雄，那么伊斯玛仪·西德基（Ismail Sidqi）就是同一时代的大反派。西德基是1919年赴巴黎和会的华夫脱代表团成员之一，返回埃及后却与扎格卢勒吵翻，最终被开除出党。他是授予埃及有限独立地位的1922年协议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扎格卢勒则一直坚决反对这一协议。西德基越是失去扎格卢勒的恩宠，就越是受到福阿德国王的尊敬。1930年，西德基和国王因一个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即摧毁新领袖穆斯塔法·纳哈斯（Mustafa al-Nahhas）领导下的华夫脱党。
在1929年一场摧枯拉朽式的选举胜利后，华夫脱党于1930年1月再次执政，在前一年的选举中，这个民族主义政党赢得了全部235个议席中的212个。国王邀请纳哈斯组阁，基于在选举中被授予的权力，纳哈斯开始与英国外交大臣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就埃及独立的遥远梦想展开新一轮谈判。3月31日至5月8日，埃、英双方进行了广泛会谈，但双方在苏丹问题上陷入死结：英国坚持将关于埃及独立的讨论与苏丹的未来分离，埃及人则拒绝放弃苏丹版图的独立。英、埃谈判的失败为华夫脱党的政敌——国王和敌对政党呼吁重新组阁提供了一个机会。1930年6月，纳哈斯政府递交了辞呈。
1930年夏，国王和英国人达成了一致：政府必须置于“一双安全的手”的管理之下。西德基就是那位明显的候选人。
国王的侍从在西德基位于开罗的绅士俱乐部拜访了他，以试探他是否有意愿组建一个少数内阁。“我为国王陛下对我的信任感到万分荣幸，”西德基回答说，“但如果他真的要在这个关键时刻任命我，我希望告知国王陛下，我的政策将从零开始，我将根据我对宪法以及政府稳定需要的理解来重组议会生活。”29
西德基的答复进一步加深了国王对他的欣赏。西德基已然公开表达过对自由民主的敌意，谴责“1923年宪法所赋予的议会独裁，尤其表现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他希望将政府从宪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与国王合作通过法令进行统治。国王派他的侍从通知西德基，说“对他的政策非常满意”，愿意邀请他组阁。
1930年6月，西德基首次执掌政府，就借助独揽3个大臣职位的方式巩固其对政府的控制——除了首相一职，他还控制了财政部和内政部。福阿德国王和西德基共同合作，最终解散了议会，推迟了选举，并起草了一份授予国王更大权力的新宪法。在之后的3年内，埃及的议会民主被推翻，国家受皇家敕令的统治。
西德基丝毫不掩饰其强人政治倾向以及他对民主程序的蔑视。他在回忆录中透露道，1930年6月底，“我必然会解散议会，以便启动我所计划的重组进程”。当纳哈斯及其同事为抗议议会被暂停而号召民众示威时，西德基毫不犹豫地镇压了这场运动，并在采取行动前解释说：“我不会等到反对派的运动发展为一场内战。”他派遣军队驱散了示威队伍，暴力冲突接踵而至——在皇家敕令宣布终止议会活动后的3天内，仅在亚历山大就有25名示威者被杀，近400人受伤。西德基带着杂耍剧中留着弯翘胡子的反派人物的做派，继续说道：“不幸的是，在开罗、亚历山大和一些农村城镇发生了令人心痛的事件。政府别无选择不得不维护秩序，阻止闹事者扰乱公共秩序、违反法律。”30英国人同时警告了首相西德基和民族主义领袖纳哈斯，但并未介入这样一场可能使埃及人偏离追求英国人统治下更大自由的斗争。
西德基论证其政治哲学合法性的理由是，在经济困难时期领导人不可能仅通过和平与命令就能实现繁荣进步。1929年经济崩溃触发了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对埃及经济已然造成冲击。面对经济破坏，西德基将华夫脱党及其倡导的大众政治视为对公共秩序的巨大威胁。1930年10月，西德基引入一部新宪法，在削弱华夫脱党的同时强化了国王的权力：新宪法将议席数量由235个减少至150个；将国王提名的参议员比例由40%提升至60%，仅留少数席位由公众选举产生，从而加强了国王对上议院的控制；新宪法还限制了普选权，用一个更复杂的两阶段选举程序代替了之前的直选制，其中提高了第一轮选举投票人的年龄要求，对第二轮选举投票人的财产资格和教育水平又做出了限制。这些措施显然旨在削弱普通民众在投票中的影响力（华夫脱党依赖的主要支持来源），将选举权威集中在有产精英手中。鉴于议会会期由6个月缩短至5个月，立法机构的权力遭到削弱，国王推迟法案的权力则得到拓展。
新宪法带有如此明显的强人统治色彩，以至于遭到各个政治派别的政治家以及普通民众的一致反对。媒体对西德基和1930年宪法提出批评时，西德基则干脆取缔了这些报纸，逮捕了相关记者，甚至那些最初支持西德基的人也发现其报纸遭到查封。记者们则以印刷地下传单的方式予以还击，这些传单对西德基的威权政府及其威权宪法进行了猛烈攻击。
1931年，随着新宪法条文所规定的议会选举的临近，西德基也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尽管这位政治独行侠过去一直规避政党隶属身份，但西德基深知他需要一个政党的支撑来确保议会多数。他将新政党命名为人民党——这种颠倒黑白的命名方式简直可以媲美乔治·奥威尔的《1984》了！西德基从自由宪政党以及王室自身的团结党中吸收了一些有野心的叛逃者，他们都来自精英，而不是人民。该党的纲领许诺“支持宪政秩序”“维护人民的主权”，并拥护“国王的权力”（福阿德国王确实慧眼独具），为反对派媒体中的讽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31由于华夫脱党和自由宪政党都宣布抵制1931年5月的议会选举，西德基的人民党取得了绝对多数席位。他的威权改革距离成功似乎已近在咫尺。
但西德基最终还是失败了。他的威权改革激起了真正的“人民党”——华夫脱党以及其他主要政党的反对。媒体也拒绝保持沉默，持续发动猛烈攻击，挑动民众反对西德基政府。随着民众对西德基政府的批评声音日益尖锐，埃及国内安全局势也开始恶化。过去，西德基一直以保证法律和秩序来论证其威权统治的合法性。面对逐渐失控的局势，英国人开始向国王施压迫使他组建新政府，以便恢复民众的信任、遏制政治暴力。西德基的革命已然熄火，现在就要彻底失败了。1933年9月，国王解除了西德基的首相职务。后者虽然下台但并没有出局，直至1950年去世前一直都是埃及国内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
福阿德国王曾短暂地尝试进行直接统治：他废除了西德基的1930年宪法，但却没有恢复更早的1923年宪法，而是代之以国王敕令；解散了1931年民选议会，却没有举行新的选举。国王在一个未明确说明的过渡期内总揽了埃及国内一切权力。无须说明，这些措施在恢复民众对埃及政府信任方面也不会更加成功，不久福阿德国王就面临英国人和华夫脱党要求恢复1923年宪法、筹备新选举的压力。1935年12月12日，福阿德国王最终妥协，宣布恢复1923年宪法。
1936年，英国人、王室、华夫脱党之间的僵局最终被打破。同年4月，福阿德国王去世，他英俊的儿子法鲁克（Faruq）继位。5月，议会选举如期举行，华夫脱党再次赢得了议会多数。华夫脱党重新掌权和法鲁克国王的加冕这两个最新的事态发展，在民众中激起了强烈的乐观情绪，仿佛一场“开罗之春”。与之相应的是，英国人对重启两国关系的谈判又重新持开放态度：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以及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使得确保埃及对英国地位的认可再次成为一个迫切的议题；德国和意大利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宣传，在埃及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青年埃及党等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甚至公开拥护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
为对抗上述威胁，1936年3月英国高级专员迈尔斯·兰普森爵士（Sir Miles Lampson）在开罗开启了新一轮谈判。最终，一个囊括埃及所有政党的代表团与英国政府达成一项新协议，并于1936年8月正式签署生效。这项新的《特惠同盟协议》扩展了埃及的主权和独立范围，尽管与伊拉克的协议类似，该文件也保证了英国享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特殊地位，且有权保留其军事基地。协议同样将苏丹置于英国控制之下。但这些收获已足以确保埃及于1937年，即伊拉克加入5年之后，加入国联，进而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中唯一加入这一国际组织的国家。然而，协议中的种种妥协以及长达20年的期限，实际上也将埃及人实现完全独立的梦想排除在政治视野之外。
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使得很多埃及人对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政党政治彻底感到幻灭。尽管埃及人拒绝了西德基的威权统治，但他们对华夫脱党取得的成果也从未感到满意。1922年扎格卢勒就曾承诺使埃及摆脱英国人的统治，1936年纳哈斯又做出了同样的许诺，但这一遥遥无期的独立承诺却还要等一代人的时间才最终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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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为正式确立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地位，国联发布了一份委托文件，将《贝尔福宣言》的条款写入了其序言部分。与战后其他的托管地不同，英国人在巴勒斯坦既要在本地居民中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国家，同时又要为全世界的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而对其他托管地而言，相关大国仅被责成在一个新兴国家中建立自治的机制。
《贝尔福宣言》是一个导向社群冲突的方案。鉴于巴勒斯坦极为有限的资源，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同时又不损害本地非犹太居民的民事和宗教权利，这样的想法根本就不切实际。委任统治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两种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一边是高度组织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另一边则是在英国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殖民主义双重威胁下新生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将成为英帝国在中东最惨痛的失败，而这一失败也将使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冲突与暴力，直至今日。
巴勒斯坦是古老土地上的一个新国家，由几个奥斯曼行省的土地拼凑而成，仅仅是为了帝国的方便。起初设计的巴勒斯坦托管国横跨约旦河，由地中海经由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广阔荒漠地区，直至伊拉克边界。1923年，约旦河以东的地区被正式从巴勒斯坦托管国中分离出来，在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统治下构成了独立的外约旦国。同年，英国人还将戈兰高地的一部分割让给了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至此，巴勒斯坦已经缩小为一个领土面积不及比利时、大体与马里兰州相当的国家。
1923年时，巴勒斯坦的人口构成已经相当多元。巴勒斯坦是基督徒、穆斯林、犹太教徒的共同圣地，数个世纪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朝圣者。1882年起，一波新的来访者开始到来，但他们并非朝圣者，而是定居者。受迫于亚历山大三世统治之下沙皇俄国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同时受到一种新的强大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的吸引，数千名来自东欧和俄国的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寻求避难。他们进入的这个社会中，穆斯林是占总人口85%的多数群体，而基督徒是约占总人口9%的少数群体。此外，还有一个本地犹太社群：1882年，原住的“伊休夫”（Yishuv，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称谓）不超过本地人口的3%，居住在4个犹太教教育的中心城镇，即耶路撒冷、希伯伦、太巴列和萨法德。32
一战前，犹太定居者在两波不同的移民潮期间到达巴勒斯坦。第一次阿利亚，即犹太移民潮，在1882—1903年期间进入巴勒斯坦，使得本地伊休夫的规模翻倍，由2.4万人增至5万人。第二次阿利亚期间（1904—1914），犹太社群扩大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至1914年巴勒斯坦犹太人总数据估计已达8.5万。33
1882年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日益关切地注视着犹太移民的增长。19世纪90年代，阿拉伯媒体开始谴责犹太复国主义；20世纪最初几年，重要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则公开批评这一运动。1909年，一项旨在停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法案起草完毕。1911年，奥斯曼议会两次讨论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议题，但最终未能通过任何法案。34
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布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成为英国的官方政策，阿拉伯人的这种担忧也进一步加剧。金-克瑞恩委员会在1919年6月深入走访巴勒斯坦各地期间，迅速被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请愿书淹没。“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情绪在巴勒斯坦尤其强烈，”代表团成员在其报告中写道，“全部260封请愿书中有222封（85.3%）都宣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计划。这是该地区就一个议题的表态所达到的最高比例。”
来自巴勒斯坦的信号是明确的：本地的阿拉伯居民多年来一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也绝不接受英国人在其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然而，英国和国际社会对这一信号却置若罔闻，仍然在未咨询或考虑民众意愿的情况下就决定了巴勒斯坦的未来。和平手段既已失败，绝望的民众很快转向暴力。
自委任统治伊始，犹太移民和土地收购行为就在巴勒斯坦激起了越来越严重的紧张局势。阿拉伯民众既反对英国统治，又反对在他们中间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设想，因而将犹太社群的扩张视为对其政治诉求的直接威胁。此外，犹太人的土地收购行为不可避免地导致阿拉伯农民被赶出其作为佃农世代耕种的土地。
1919—1921年，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陡然增速，其间超过1.85万名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涌入巴勒斯坦。1920年在耶路撒冷，1921年在雅法，相继爆发大规模骚乱，造成95名犹太人、64名阿拉伯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922—1929年，大约7万名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抵达巴勒斯坦。同一时期，犹太民族基金会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耶斯列谷地（Jezreel Valley）购买了24万公顷土地。大规模的移民加上土地收购成为下一轮暴力的导火索：1929年，耶路撒冷、希伯伦、萨法德、雅法等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造成133名犹太人、116名阿拉伯人死亡。35
每次暴力事件之后，英国当局的调查都会出台旨在缓解巴勒斯坦多数人口恐慌情绪的新政策。1922年7月即第一波骚乱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试图安抚阿拉伯人的担忧，即巴勒斯坦将变成“犹太人的，一如英格兰是英格兰人的”。他强调《贝尔福宣言》的条款并未“考虑将巴勒斯坦整体转变为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而是认为这样一个民族家园应当建在巴勒斯坦”。36与之相似，1929年严重的骚乱也导致了一批新的报告和建议：1930年《肖报告》（Shaw Report）将犹太移民和土地收购视为巴勒斯坦局势动荡的首要原因，呼吁限制犹太移民以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随后于1930年10月发布的《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同样呼吁限制犹太人移民和土地购买。
每当英国政府发布一份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诉求持同情立场的白皮书，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就开始对伦敦与耶路撒冷的权力部门进行游说，以便推翻这些对其目标不利的政策。通过向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的少数派政府施压，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功地迫使前者否认了《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哈伊姆·魏茨曼及其顾问几乎为麦克唐纳起草了这封签署于1931年2月13日的信函。在这封信函中，麦克唐纳肯定英国政府“不会制定或考虑任何暂停或禁止犹太人移民的政策”，也不会阻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获得土地。麦克唐纳的信函彻底打破了阿拉伯人改善其现状的愿望，因而也被阿拉伯人称为“黑色信函”（与白皮书相对）。
此时，一个恶性循环已将巴勒斯坦拖入持续暴力的泥潭：不断增加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和土地收购激起了社群冲突，迫使英国尝试对犹太民族家园加以限制，随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又通过政治手段推翻这些限制。只要这一进程持续如故，在巴勒斯坦建立自治政府机构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巴勒斯坦人不希望将英国委任统治及其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承诺合法化；英国人不愿将比例代表权授予敌视其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多数人口，更不用说自治权；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全力迎合委任统治中能够推进其民族目标的每一个方面。每一轮暴力之后，困难都进一步加剧。
领导权的分裂进一步加深了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所面临的困境。耶路撒冷的两大领袖家族——侯赛尼家族和纳沙什比家族，围绕巴勒斯坦阿拉伯政治的主导权展开激烈争夺。英国人从一开始就充分利用两大家族之间的裂痕。1920年，巴勒斯坦的显贵代表建立了由穆萨·卡齐姆·侯赛尼（Musa Kazim al-Husayni）领导的“阿拉伯执行机构”，以便向英国当局呈递其要求；第二个代表机构“最高穆斯林委员会”则在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Hajj Amin al-Husayni）的领导之下。纳沙什比家族则坚决抵制上述侯赛尼家族主导的机构，尝试与英国人进行直接接触。鉴于领导权分裂的局面，巴勒斯坦人在与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中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
至1929年，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导层的缺陷鼓励一批新的角色登上民族政治的舞台。与1919年的埃及相似，民族主义为（巴勒斯坦）妇女首次参与公共生活开启了一扇窗口。精英阶层妇女受到胡达·沙拉维和华夫脱党妇女协会的启发，为回应当年发生的大规模骚乱，于1929年10月在耶路撒冷召开了第一次阿拉伯妇女大会。来自巴勒斯坦穆斯林和基督徒社群的200名妇女参加了大会，并在会议期间通过了三项决议：第一，呼吁废除《贝尔福宣言》；第二，强调巴勒斯坦人组建民族政府的权利，所有社群根据人口比例获得代表权；第三，发展巴勒斯坦民族工业。“大会呼吁每个阿拉伯人在与犹太人的经济来往中，除土地外一概不买，除土地外无所不卖。”37
随后，与会代表开始与传统决裂。巴勒斯坦社会不赞成妇女在公共场所同男性来往，而她们则反其道而行之，决定拜访英国高级专员约翰·钱瑟勒爵士（Sir John Chancellor），以便递交上述决议。钱瑟勒接见了代表团，承诺将她们的意见传达给伦敦，以便供政府负责巴勒斯坦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参考。与钱瑟勒的会谈结束后，代表团返回仍在进行的大会现场，并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进一步偏离了妇女端庄得体的公认标准。示威活动转变为120辆车的游行，车队从大马士革门出发，途经耶路撒冷的主要街道，向城中的外国领事馆散发她们的决议。
大会结束后，代表们创立了具有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目标的阿拉伯妇女协会，致力于“支持阿拉伯妇女改善其地位的努力，帮助贫困人口，鼓励并推动阿拉伯民族事业”。协会专门募集资金，帮助那些在反英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袭击中遭逮捕或处决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庭。她们不断向高级专员发出请愿书和备忘录，要求宽大处理政治犯，抗议犹太人购买武器的行为，谴责英国当局迟迟无法与“阿拉伯执行机构”的领导层达成政治协议，她们与后者之间常有着密切的婚姻和家庭纽带联系。
阿拉伯妇女协会成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政治与英国乡绅中上层女性文化的一种奇妙混合体。协会成员以她们丈夫的名字相互称呼，如卡齐姆·侯赛尼帕夏夫人、奥尼·阿卜杜·哈迪夫人等。她们通常在下午茶的时间会面并商讨大计。与1919年的埃及相似，妇女参与民族运动同样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口才雄辩的女性为新生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增添了一股有力的呼声。在1933年该协会的第二次公开示威活动中，奥尼·阿卜杜·哈迪夫人就曾这样斥责艾伦比勋爵：“阿拉伯女性在过去15年内已经见识了英国人是如何违背对她们的诺言，分裂她们的国家，并向巴勒斯坦人民强加一项政策。通过允许来自全世界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该政策最终将导致阿拉伯人的覆灭，并被犹太人取代。”38她的信息是明确的：整个巴勒斯坦民族，不只是男性，都认定英国应为其委任统治政策负责。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精英确实以能言善辩著称，但夸夸其谈却解决不了问题。尽管他们发表了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并与英国当局多次谈判，但犹太复国主义移民仍在飞速进行，英国人也未表现出给予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独立地位的任何迹象。《帕斯菲尔德白皮书》颁布后，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速度在1929—1931年间减缓至每年5000—6000人。然而，随着1931年麦克唐纳信函对英国政府政策的反转，以及纳粹在德国的上台，一波新的大规模犹太移民开始涌入巴勒斯坦：1932年，约1万名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1933年超过了3万人；1934年超过了4.2万人；移民高潮出现在1935年，当年近6.2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1922—1935年间，犹太人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比重由9%猛增至27%。39犹太人的土地收购已然使得大量巴勒斯坦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早在几年之前，《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就已指出了这一问题，而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仅为1935年规模的一半。完全由城市精英所垄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层的失败恶果，却直接落在了农村贫困人口的肩头。
1935年，有一个人决定将巴勒斯坦农民群体的愤怒导向武装反叛。在这一过程中，他提供了点燃巴勒斯坦这个火药桶的最初火花。
伊兹丁·卡萨姆（Izz al-Din al-Qassam）出生在叙利亚，20世纪20年代为逃避法国委任统治来到巴勒斯坦寻求避难。卡萨姆是一位穆斯林宗教学者，后来成为海法港北部面向普通大众的独立清真寺的一名布道者。同时，他还担任一个民族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青年穆斯林协会”的领导人。谢赫卡萨姆利用讲经台鼓动对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反抗，其人气也因此在那些受犹太移民影响最直接的巴勒斯坦贫苦人群之中迅速飙升，他们将卡萨姆而非分裂且低效的城市显贵集团视为其领导人。
1931年麦克唐纳“黑色信函”之后，卡萨姆开始鼓动针对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武装反抗。他的这一呼吁在其清真寺的聚众中得到了热烈回应，一些人志愿加入战斗，另一些人则愿为购买枪支弹药提供资金。然后，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卡萨姆在1935年秋天突然失踪。他的支持者开始陷入惶恐，一些人担心他已经遭遇不幸，另一些人则怀疑他带着他们的钱逃之夭夭了。1935年，一个名叫艾克拉姆·祖阿提尔（Akram Zuaytir）的记者和一位与谢赫卡萨姆交好的石匠聊起了卡萨姆神秘失踪的话题。祖阿提尔表示人们对卡萨姆提出这样的指控是可耻的。“我同意，兄弟，”那位匠人答道，“但他为什么要这样躲藏起来呢？”40
这时，一个男子冲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告诉他们说一个阿拉伯武装团队和英国部队在杰宁上方山区发生了激烈冲突，反叛者及其杀害的警察的遗体正在被运往英军在杰宁的要塞。年轻的祖阿提尔意识到这是一条独家新闻，于是打电话通知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新闻社的社长。后者闻讯后立即动身前往杰宁，让祖阿提尔照看办公室的一切，并通知巴勒斯坦各大报纸一个重大事件正在酝酿之中。
3小时后，震惊的新闻社社长从杰宁返回，他的话短得像新闻标题一样。“重大事件，”他气喘吁吁地说道，“非常紧急的新闻。谢赫伊兹丁·卡萨姆和武装团队中的4个兄弟牺牲了。”在杰宁警察局，这位社长采访到卡萨姆团队一位幸存的受伤者。尽管后者当时极为痛苦，但还是简略地描述了卡萨姆运动的情况。
那位伤员解释说，卡萨姆1933年就建立了他的武装团体。他只招募那些愿为自己的祖国献身的虔诚穆斯林。他们筹集资金购买步枪和弹药，开始为一场武装斗争做准备，“为的就是杀死英国人和犹太人，因为这些人正在占领我们的国家”。1935年10月，卡萨姆和他的追随者秘密离开海法，引发了当天早些时候祖阿提尔和石匠所讨论的那些传闻。
卡萨姆的武装团体在拜散（Baysan）(1)平原遭遇了一支警察巡逻队，冲突中杀害了一名犹太中士。英国人搜索了整个山区，在从纳布卢斯通往杰宁的道路上伏击了卡萨姆的一名追随者。双方交火中，这位阿拉伯起义者被击毙。“我们听到了他牺牲的消息，”那位卡萨姆团队的幸存者解释说，“就决定在第二天清晨袭击警察。”起义者发现英军和警察的联合部队人数远远超过自己，便逃至靠近杰宁的亚巴德村附近的山洞里躲避。在皇家空军一架飞机的掩护下，英军向阿拉伯人发起攻击。枪战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结果伊兹丁·卡萨姆和另外三名同伴当场被杀，四名幸存者被俘；英国方面一名士兵被杀，两人受伤。
尽管对这些事件感到震惊，祖阿提尔首先想到的却是葬礼。根据伊斯兰文化传统，卡萨姆和他的同伴通常应当在日落前被安葬，但现在“烈士”的遗体还在警察的扣押之下。祖阿提尔请求海法的一位同事与英国人商谈，将死者的遗体移交给其家属，以便后者为葬礼做必要的安排。英国人同意合作，但有两个条件：第一，葬礼必须在第二天早上10点钟举行；第二，葬礼的队伍必须从卡萨姆的家直接向东进入陵园，而不得进入海法市中心。英国人实在太了解事态的敏感性了，因而尽可能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祖阿提尔则恰恰相反，想方设法要确保葬礼变为一个激励巴勒斯坦人反抗英国委任统治的政治事件。在这一天的最后，他在一份伊斯兰报纸《伊斯兰社团》（al-Jamiʻa al-Islamiyya）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齐聚海法，参加葬礼游行；他还向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层直接发起挑战，追问道：“巴勒斯坦的领袖们会和巴勒斯坦的年轻人一起，在信士的陪伴下，加入一个伟大的宗教学者葬礼队伍吗？”41
第二天一早醒来，祖阿提尔就开始查看阿拉伯媒体的报道情况，并准备动身前往海法。“当我读到报纸上关于那场战斗的描述，读到我呼吁参加葬礼行进的号召，就想到今天将成为海法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他写道，“这是烈士之日。”他的判断很准确。数千名民众涌入海法，来参与这次全国性的哀悼。与英国人的想法正好相反，葬礼在海法市中心的清真寺举行，而葬礼队伍恰恰经过了市中心。“经过巨大的努力，烈士们的遗体从清真寺内穿过人群被抬向外面的广场。在这里，笔端已无力描绘这一场景：烈士遗体被抬到肩膀的高度，数千民众伴随着葬礼队伍行进，高喊着‘真主至大，真主至大’；妇女们则在屋顶和窗前啼哭。”哀悼者高唱着抵抗的歌曲。“然而，当遗体被举起时，一个声音高喊道：‘报仇！报仇！’数千民众也用惊雷似的声音回应道：‘报仇！报仇！’”
愤怒的民众袭击了海法市警察局，向建筑物投掷石块，并捣毁了停在外面的警车。他们还袭击了沿途遇到的每一名英军士兵和警察，尽管英国人为避免双方伤亡已提前撤离。此外，作为受痛恨的英国统治的另一标志，火车站也遭到了袭击。
整个葬礼行进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之后卡萨姆和他的同伴被正式安葬。祖阿提尔回忆说：“想象一下，这些身穿染着‘圣战’鲜血外衣的英雄烈士最终被埋葬，此情此景之下民众们会是什么感受。”此外，他还特别指出巴勒斯坦北部地区所有市镇——阿卡、杰宁、拜散、图勒凯尔姆、纳布卢斯、海法都有代表参与了葬礼游行，“但我并没有看到（民族主义）政党的领袖们，为此他们应当受到斥责”。42
谢赫伊兹丁·卡萨姆的短暂起义永久地改变了巴勒斯坦政治。之前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城市显贵阶层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他们已经与英国人进行了15年谈判，却一无所获。巴勒斯坦人距离独立或自治仍遥遥无期，英国人仍牢牢地控制着一切，犹太人口按照其增长速率将很快与阿拉伯人口持平。巴勒斯坦人民需要能与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直接对抗的行动者。其结果就是为期3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而这次起义对巴勒斯坦城镇和乡村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卡萨姆反叛事件后，巴勒斯坦各政党领袖们开始尝试重新确立对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1936年4月，巴勒斯坦各主要政党联合为一个新的组织，即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委员会号召全体阿拉伯工人和政府官员举行一次大罢工，同时抵制与伊休夫之间的一切经济往来。伴随大罢工，还发生了针对英国部队和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袭击事件。
民族主义领袖们的这一策略取得了适得其反的严重后果。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受经济抵制的负面影响要远远超过伊休夫。英国为镇压反叛又新调入了2万人的部队，还呼吁其在阿拉伯邻国的盟友劝说巴勒斯坦领导层终止大罢工。1936年10月9日，沙特、伊拉克国王与约旦、也门统治者一道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呼吁“我们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子民们为避免进一步的流血冲突而下决心争取和平”。“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君主令人难以置信地表示，“我们相信你们的朋友英国的善意，后者已然表示将秉持公正。”43
当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回应国王们的上述声明并呼吁停止罢工时，巴勒斯坦人感到被自己的领导人以及阿拉伯同胞同时背叛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诗人艾布·萨勒曼（Abu Salman）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以其辛辣的诗句控诉了巴勒斯坦领导人和英国人支持下的阿拉伯君主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运动的出卖。
那些珍视祖国的人们啊，
快起来反抗这赤裸裸的压迫！
将祖国从暴君手中解放，
从傀儡手中解脱！
我想我们并不缺少国王，可以把人们团结在他身后。44
当艾布·萨勒曼强调巴勒斯坦的解放将由它的人民而不是他们的领袖来领导时，他确实说出了失望的巴勒斯坦民众的心声。
大罢工结束后，作为回应，英国又一次派遣了一个调查委员会。1937年7月7日发布的皮尔委员会的报告在整个巴勒斯坦引发了震动。在这份报告中，英国人首次承认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在于两个相互冲突、无法协调的民族主义运动间的矛盾。“在这个小国狭小的边界内，两个民族之间爆发了不可避免的冲突，”报告承认道，“约100万名阿拉伯人和40万名犹太人或公开或隐蔽地陷入了竞争，他们之间毫无共同语言。”
皮尔委员会所建议的解决方案是分治：犹太人将在巴勒斯坦20%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包括大部分沿海地区和位于耶斯列谷地和加利利的一些最肥沃的农业用地；分给阿拉伯人的则是最贫瘠的土地——包括内盖夫沙漠和阿拉瓦谷地，以及约旦河西岸的丘陵地区和加沙地带。
巴勒斯坦的人口分布与分治方案的地理划分并不一致。尤其成问题的是，多数阿拉伯城镇都被划入提议中的犹太国家。为消除这种反常现象，皮尔委员会提出“人口交换”——在20世纪后半叶将被称为种族清洗——的可能性，以便移除分配给犹太人领土中的阿拉伯人口。英国人强制迁徙的提议赢得了犹太事务局主席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886—1973）对整个分治方案的支持。他热情洋溢地说道，“这将给予我们一些我们之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即便是在我们维持独立权威的古典时代”，即一个由高度同质化的人口构成的“真正的犹太”国家。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