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阿拉伯人更加不满的是，分治方案并未设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是呼吁将阿拉伯领土并入埃米尔阿卜杜拉统治下的外约旦。巴勒斯坦人民对阿卜杜拉怀有极深的不信任感，将后者视为一个觊觎他们土地的英国代理人。对巴勒斯坦人而言，皮尔委员会的提议代表着他们民族斗争的最坏结果，即不但未能确保自身的自治权，而且其人口将被驱散并受到不友好的外来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统治。
结果就是，犹太人接受了分治方案的条款，埃米尔阿卜杜拉与皮尔委员会达成了一致，巴勒斯坦人却与英国人和伊休夫走向了武力对抗。
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的第二阶段持续了两年，从1937年秋直至1939年。1937年9月26日，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杀害了英国在加利利的地区专员L.Y.安德鲁斯（L. Y. Andrews）。作为回应，英国当局逮捕了200名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导人，将很多人流放至塞舌尔，并宣布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为非法组织。在缺乏中央领导的情况下，起义迅速退化为一场缺乏协调的暴动而席卷了巴勒斯坦农村地区。起义者袭击英国警察、军事巡逻队和犹太定居者，刺杀英国和犹太官员，杀害了那些疑似与英国当局合作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破坏铁路、通信以及贯穿巴勒斯坦的输油管道。村民们发现自己进退维谷：起义者要求他们的支持，而英国人则惩罚一切疑似援助起义者的平民。大起义对巴勒斯坦人的影响是毁灭性的。
每次阿拉伯人针对英国人和伊休夫的袭击都招致了激烈的报复行为。英国人决心要通过军事手段镇压起义，因而再次向巴勒斯坦增派了2.5万名士兵和警察——这一数字也成为一战结束以来英军在海外最大规模的部署。他们建立军事法庭，这些法庭所执行的紧急管理章程实际上为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的军事独裁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基于紧急管理章程的合法权威，英国人摧毁了所有参与袭击事件者以及所有确认或涉嫌帮助起义者的房屋。据估计，1936—1940年巴勒斯坦约2000间房屋被毁。战斗人员和无辜的平民一并被关进集中营，至1939年已有超过9000名巴勒斯坦人被关押在过度拥挤的设施内。嫌犯受到暴力审讯，由羞辱到酷刑拷打不等。7—16岁之间的少年犯遭到鞭打。1938—1939年，超过100名阿拉伯人被判处死刑，其中超过30人被执行死刑。为防止起义者在英军经过的道路上铺设地雷，巴勒斯坦人被用作人肉盾牌。46
英国人对武力和集体惩罚的过度使用，最终演变为滥用暴力和残酷的罪行，也使得委任统治在巴勒斯坦人的记忆中蒙上了永恒的污点。最可耻的罪行发生在对起义者杀害英国士兵的报复中。在一个有详细档案记录的案例中，为了给在1938年9月一次触雷事件中被杀的同事报仇，英军将来自白萨村的20多名男子装入一辆汽车，用枪逼着他们驶入英国人在村庄岔路中部铺设的一大片雷区。结果所有的乘客当场被炸死，死者残缺不全的遗体被一名英国军人拍摄下来，随后村民们又被强迫将其亲属遗体埋藏在一座集体坟墓中。47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被彻底击败了，至1939年他们中间反抗的火种已彻底熄灭。约5000人在大起义中被杀，1万人受伤；超过10%的巴勒斯坦成年男性人口不是被杀、受伤，就是遭到囚禁或流放。然而，英国人也很难说取得了胜利：他们无法长期负担镇压起义的消耗，也无力将他们的政策强加给阿拉伯人。随着欧洲战事的临近，白厅已无法承担动用如此庞大的部队来镇压一场殖民地起义。为了在麻烦不断的巴勒斯坦托管地恢复和平，英国人将1937年皮尔委员会的分治方案束之高阁，并再次召开了一次皇家委员会会议来重新审视巴勒斯坦局势。委员会再次发布了一份白皮书，试图回应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诉求。
1939年白皮书是英国自始至今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供的最好方案。根据该文件中提出的新政策，未来5年内犹太移民的规模将被限定在每年不超过1.5万人，或总数不超过7.5万人。这将使伊休夫占整个巴勒斯坦人口的比重提升至35%，即成为一个规模足以照顾自身但又无力控制整个国家的少数群体。在这以后犹太移民将停止，除非得到阿拉伯人口多数的同意，但各方都承认这不太现实。根据区域的不同，犹太人土地收购将被禁止或受到严格限制。最后，10年后巴勒斯坦将在一个阿拉伯-犹太人联合政府的领导下，“以一种能够确保各个社群根本利益得到维护的方式”实现独立。48
无论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而言，1939年白皮书都无法令人满意。阿拉伯人拒绝上述条款，既是因为它允许犹太移民的继续流入——即使速度有所减缓，同样也因为它维护了巴勒斯坦的政治现状，并将独立又延后了10年。伊休夫拒绝了这些条件，因其在纳粹反犹暴行逐渐升级之际，宣布巴勒斯坦向犹太移民关闭了大门（1938年11月，纳粹分子在“碎玻璃之夜”中恫吓了德国犹太公民，这是欧洲迄今为止最恶劣的大屠杀事件）。此外，白皮书排除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的可能性，而是将伊休夫设计为未来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少数群体。
1939年，伊休夫领导层因对1939年白皮书的立场而发生分裂。大卫·本-古里安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白皮书，但他将纳粹德国视为对犹太人民福祉最大的威胁，并发誓站在英国一边反对纳粹，就像白皮书根本不存在一样。而作为对白皮书的回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极端分子——伊尔贡（Irgun）和斯特恩团伙（Stern Gang）则公开宣称英国为敌人。他们反抗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将之视为一个否认犹太人民独立地位的不合法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他们不惜采取恐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纳粹主义被根除之后，英国将发现自身面对一场犹太反叛，其声势远远大于阿拉伯人曾向英国统治发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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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对中东的控制是不可撼动的。英国部队占领了从埃及到伊拉克的阿拉伯领土，其对波斯湾的控制更是牢不可破。尽管阿拉伯世界很少有人希望受英国人的统治，但无论多不情愿，多数人都满怀敬意地看待自己的殖民领主：英国人高效、神秘、有序、技术先进、军事强大。英国确实伟大，像一座高耸于其殖民领地顶端的巨像。
20年的殖民统治却揭示了这座巨像是一座泥足巨人。在整个中东地区，英国面对着多种多样的反对声音，从温和的民族主义政治到激进的武装起义不一而足。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埃及，英国被迫就其不受欢迎的存在条件反复进行谈判。英国人向阿拉伯反对派做出的每一次妥协、每一次政策反转，都揭示了帝国权力的脆弱性。
然而，真正将英国在中东的领地转变为大英帝国脆弱软肋的，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威胁的升级。有些时候，上述阿拉伯殖民地似乎已经要脱离英国的控制。二战期间英国在伊拉克和埃及的所作所为，显示了其地位的脆弱性，也预兆了英国在中东主导地位的结束。
在伊拉克，英国在1941年4月1日遭遇了一场亲轴心国的政变。当时，伊拉克在一位不受欢迎的摄政王阿卜杜·伊拉亲王（Prince Abd al-Ilah, 1939—1953年在位）的统治之下，他代表年幼的费萨尔二世（King Faysal II, 1953—1958年在位）进行统治。英国人以亲纳粹倾向为由，要求广受民众拥戴的首相拉希德·阿里·凯拉尼（Rashid Ali al-Kaylani）辞职，这一要求得到摄政王阿卜杜·伊拉的支持；一些重要的伊拉克军官则支持首相。这些高层军官相信德国和意大利将赢得战争，因此与轴心国建立良好关系有利于伊拉克的利益。摄政王担心发生军事政变，便由伊拉克逃往约旦，使得拉希德·阿里和军官们掌控了政权。
拉希德·阿里在摄政王缺位的情况下继续行使政治权力，在英国政府看来已然构成政变。尽管前者竭尽全力向英国人表明伊国内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其新政府（包括巴勒斯坦领袖大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侯赛尼因其极端民族主义观点遭到流放，后成为拉希德·阿里的亲密顾问）的民族主义语调却强化了英国人的恐惧。英国人援引1930年《英伊协议》的条款，要求向伊拉克增派地面部队，拉希德·阿里和民族主义军官则怀疑英国人的意图因而表示反对。英国人无视反对意见，在未经伊政府官方批准的情况下就开始向伊拉克增兵。伊拉克人威胁向未经授权的英国飞机开火，英国则警告说开火将导致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骑虎难下。
1941年5月，英伊两国间爆发战争。战斗从英国在哈巴尼耶的基地外打响，持续了数日之久；随后，伊拉克军队撤退至费卢杰重新集结，以便保卫巴格达。新增的英国部队则从印度和外约旦赶来。拉希德·阿里紧急向德国和意大利求援，轴心国派来了30架飞机和一些小型武器，但受制于时间限制而未能更直接地干预。英军逼近巴格达之际，拉希德·阿里和他的政治盟友包括哈吉艾敏·侯赛尼被迫逃离伊拉克。他们责成巴格达市市长与英国人就停火进行谈判，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
1941年拉希德·阿里政府倒台后，巴格达的犹太社群成为混乱局势的首要受害者。反英情绪、对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计划的敌意同德国的反犹主义观念相叠加，酿出了阿拉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法尔胡德”（Farhud）。巴格达的犹太社群规模庞大，且已高度融入伊拉克社会各阶层：从精英到市场再到音乐厅——多数伊拉克著名的演奏家都是犹太人。但在长达两天的社群暴力和流血冲突中，所有这一切都被抛诸脑后：在英国当局决定进入巴格达并恢复秩序之前，冲突已造成近200人死亡，大量犹太店铺和房屋被劫掠、毁坏。
拉希德·阿里政府倒台后，哈希姆家族重新恢复了其在伊拉克的王位。在其前殖民领主的支持下，摄政王阿卜杜·伊拉以及那些最亲英的伊拉克政客重新掌权。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被激怒了，他们声称拉希德·阿里在伊拉克民众中享有广泛支持，但显然英国人只会允许伊拉克人拥有一个经伦敦认可的领导层。在伊拉克人赢得其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仅9年后，这次（军事）干预就使得英国和哈希姆王朝在伊拉克人民眼中彻底失去了信誉。
然而，英国才是伊拉克土地上最终的失败者。曾几何时，英国在伊拉克的委任统治被传为佳话，而现在却只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君主，一支危险的军队，一群如此仇视英国在中东的角色以至于不惜与其轴心国敌人并肩作战的民众。
轴心国在埃及也不乏支持者。埃及民族主义者不满足于1936年《英埃协议》所达成的部分独立。英国仍对埃及内部事务施加着超出其合理范围的影响，并完全控制着苏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埃及境内涌入大量英国部队，自“独立”以来埃及政府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从属于英国。这种状况对于新一代埃及民族主义者而言已不可忍受，对英国的敌意使得他们对英国的轴心国敌人抱有好感。
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在埃及则利用本地的民族主义情感来孤立英国人。意大利人开设了一个强大的新广播电台，以便在埃及和东地中海地区推进其宣传攻势。巴里电台（Radio Bari）大肆鼓吹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与英国在埃及所强加的多党制民主的小打小闹相比，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强硬领导与法西斯军事强力的结合，对埃及民族主义者明显更有吸引力。随着德、意两国与英国开战，很多埃及人开始盼望轴心国能击败英国，从而一劳永逸地将后者逐出埃及。
1940年，随着北非战役的打响，部分埃及民族主义者相信解脱的时刻已近在咫尺。意大利军队跨越利比亚攻击英军在埃及的阵地；在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的指挥下，经过特殊训练的德军北非军团加入了意大利人在北非的战事。至1942年冬，轴心国军队已对英国在埃及的阵地构成真正的威胁。一些埃及政治领袖，甚至包括法鲁克国王本人，似乎很愿意接受德国将英国人逐出埃及的想法。
英国不信任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埃及首相阿里·马希尔（Ali Mahir），因此在1940年6月要求后者辞职。这一干预行为揭示了英国对埃及主权与独立的完全无视，也使得英、埃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随着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在北非战场取得主动权，英国开始试图镇压埃及国内政界轴心国势力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及国内唯一具有可靠的反法西斯资历的政党就是民族主义的华夫脱党。1942年2月4日，英国高级专员米尔斯·兰普森爵士向法鲁克国王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他提名穆斯塔法·纳哈斯组建一个完全由华夫脱党人组成的政府，或者选择退位。为支持其通牒，兰普森甚至将英军坦克部署至法鲁克国王位于开罗市中心的阿比丁宫。
“阿比丁宫通牒”彻底打碎了运行达20年之久的英-埃政治系统，同时损害了该系统的三大支柱——国王、华夫脱党和英国人自己。法鲁克国王屈从于英国人的威胁，允许外部势力强加给自己一个政府，等同于出卖了自己的国家。很多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国王本应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英国人抗争到底。至于华夫脱党，他们曾经在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赢得埃及人民的支持，这次却同意在英国人刺刀的庇护下上台执政。然而，最后通牒背后的歇斯底里，暴露了英国人面对轴心国军队在西部沙漠的进攻时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安。英国人在面对轴心国和埃及民族主义者时同时处于守势，也暴露出了其不可靠性。英国、王朝、华夫脱党三方争夺权力的格局在1942年2月彻底崩溃，在10年后即20世纪50年代的革命骚动时期，这三方也将被扫除出历史舞台。
英国人进入中东之时，意在将阿拉伯世界纳入一个在他们看来将持续千秋万代的不朽帝国。但从一开始，他们在埃及、伊拉克,特别是巴勒斯坦就遭遇了顽强的抵抗。随着民族主义反对派的兴起以及直接统治成本的上升，英国政府尝试通过承认名义上的独立、以协议确保其战略利益的方式来调整帝国与托管地之间的关系。然而，即便对民族主义反对派的这些让步，也未能赢得阿拉伯人对英国在中东地位的认可。二战时期，英国国内的反对活动使得其在阿拉伯领地内举步维艰。意大利和德国很快就抓住英国的弱点，利用阿拉伯民族诉求来谋取轴心国的利益。随着阿拉伯世界逐渐脱离英国人的掌控，英国在中东的帝国越来越成为一个负担，而不是优势。
对英国人而言，可能唯一的安慰就是：他们的帝国竞争对手法国，在其阿拉伯领土上似乎也并不比自己成功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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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阿拉伯名，译作“拜散”；从希伯来名，译作“贝特谢安”（Beit She'an）。——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