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法国人比法乌齐·盖伍格吉设想的要更担心民族主义煽动可能带来的挑战。为应对一个统一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法国人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叙利亚分割为四个微型国家：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被设置为两个独立政府的首都，以防止叙利亚主要城市的民族主义者为共同事业而实现联手；法国人还为叙利亚地区两个拥有悠久的地区自治传统的宗教团体——叙西部的阿拉维派和南部的德鲁兹派设计了两个独立国家。法国人希望能通过利奥泰柏柏尔政策的模式，在委任统治框架内赋予阿拉维派、德鲁兹派某种既得利益，从而确保他们与城市民族主义相隔绝。法国高级专员古罗依据其在利奥泰元帅“学院”中所学得的信条，将叙利亚划分为自治区，又任命本地精英担任叙利亚各个独立地区的总督。22
在全力确保叙利亚德鲁兹派、阿拉维派社群善意的同时，法国当局对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领袖却毫不妥协。20世纪20年代初期，叙利亚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者是阿卜杜·拉赫曼·沙哈班达尔（Abd al-Rahman Shahbandar, 1882—1940）。沙哈班达尔是一名医生，受训于贝鲁特美国大学，由于医学训练而精通英语。1919年，他曾充当金-克瑞恩代表团的导游和翻译，并与查尔斯·克瑞恩结下了私人友谊。1920年5月，他曾在费萨尔国王最后一任内阁中短期担任外交大臣，同年7月费萨尔政府倒台后流亡埃及。1921年夏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宣布大赦后，他才回到大马士革。
在回归叙利亚途中，沙哈班达尔博士重启民族主义运动，并建立了一个名为“铁拳协会”（Iron Hand Society）的秘密组织。“铁拳”集结了奥斯曼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团体的资深成员，以及费萨尔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政府的支持者，其共同目标是将法国人逐出叙利亚。“铁拳”的行动受到法国当局的严密监控。1922年4月7日，法国人以涉嫌煽动反叛为由，逮捕了沙哈班达尔以及该运动的另外4名领导人。
法国当局的局部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叙利亚异议人士的愤怒。次日，一群民族主义者利用市中心伍麦叶清真寺周五聚礼的机会，鼓动8000名聚众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当时，“铁拳”成员率领着由宗教领袖、街区强人、商人、学生等组成的复杂队伍，穿越大马士革的中央市场向城堡行进，在那里被法国安全部队强行驱散。安全部队逮捕了46名大马士革人，并造成数十人受伤。
然而，法国人的镇压措施并未能遏制抗议活动，更多的大马士革人开始响应民族主义者的号召。4月11日，以沙哈班达尔的妻子为首的40名妇女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法国当局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民族主义者发起大罢工，在法国当局审判沙哈班达尔及其他反对派领袖期间，大马士革店主们进行了长达两周的罢市。最终，法国当局通过了针对被告人的多项指控，沙哈班达尔被判处20年徒刑，其他人量刑也在5—15年之间。“铁拳”最终被击破，民族主义者的声音遭到压制，国内舆论一片死寂。但这样的情况仅持续了3年。
经过3年相对稳定的时期之后，法国自1925年开始重新审视其在叙利亚的政治安排。同时运转多个微型国家被证明过于昂贵。鉴于高级专员古罗已完成其任期，他的继任者们便宣布将阿勒颇与大马士革合并为一个国家，并为将于1925年10月举行的新的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定了日程。
经过3年的政治平稳时期，法国人放松了对叙利亚政治的严密掌控。新任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Maurice Sarrail）将军赦免了政治犯，并允许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在代表大会选举之前组建一个政党。在狱中度过两年之后，沙哈班达尔因大赦而被释放，并于1925年6月建立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机构即人民党。沙哈班达尔的政党吸引了一些最重要的大马士革精英。作为回应，法国当局也扶植了一个亲法的党派——叙利亚联盟党（Syrian Union Party）。叙利亚人担心法国会操纵选举的结果，正如后者在黎巴嫩所做的那样。然而，打乱这一政治进程的插曲却来自德鲁兹山，而非高级专员的办公室。
1921年起，法国人与德鲁兹人之间的矛盾就开始发酵。1921年，利奥泰“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乔治·卡图（Georges Catroux）将军依据法国在摩洛哥柏柏尔政策的模式，起草了法国人与德鲁兹人之间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德鲁兹山将构成一个独立于大马士革的特别行政单元，拥有一位选举产生的本地长官和代表会议。换言之，山区的行政管理表面上将处于德鲁兹人的控制之下。作为交换，德鲁兹人将接受法国委任统治的条款，同意在山区派驻法国顾问并建立一个法国军营。很多德鲁兹人对协议的条款深怀疑虑，担心法国人借协议过多干涉其内部事务；绝大多数德鲁兹人则持观望立场，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判断法国人的意图。然而，随后几年的经历却没能使他们安心。
首先，法国人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即疏远了最强大的德鲁兹领袖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Sultan Pasha al-Atrash）。1921年，法国当局为削弱这位山区最强大领袖的权威，提名苏尔坦帕夏的一位次要的亲戚赛里木·艾特赖什（Salim al-Atrash）担任德鲁兹山区长官。这也为法国人与苏尔坦帕夏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1922年7月，苏尔坦帕夏的属下释放了一名法国人捕获的俘虏，作为回应，帝国政府派遣部队和战机摧毁了苏尔坦帕夏的住宅。苏尔坦帕夏不为所动，领导了一场针对法国在山区据点的游击战，战斗持续了9个月之久，直至1923年4月这位德鲁兹军阀被迫投降。法国人与这位德鲁兹领袖达成了休战，从而避免了将如此重要的一位地方领袖送上法庭的危险。但德鲁兹山名义上的长官赛里木·艾特赖什已经提交了辞呈，而在苏尔坦帕夏的反对下，没有任何一位德鲁兹领袖愿意接受山区长官这杯“毒酒”。
在缺少合适的德鲁兹派候选人的情况下，法国人打破了利奥泰体系的一条核心原则以及他们自己与德鲁兹人达成协议的条款——1923年法国当局任命一位法国军官担任山区长官。更糟糕的是，他们所任命的长官人选加布里埃勒·卡比耶（Gabriel Carbillet）上尉是一位狂热的改革派人士，他将摧毁德鲁兹山地区他所谓的“古老的封建体制”视为自己的使命，这一体制在他看来是“倒退的”。德鲁兹人对卡比耶的不满与日俱增。沙哈班达尔就不无讽刺地指出，他的很多民族主义同僚认为这位法国军官将德鲁兹人逼迫到反叛的边缘，从而推动了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发展。23
德鲁兹领袖们无法接受法国人对其1921年协议的公然违背，决定直接向委任统治当局进行申诉。1925年春，山区领袖组成一支代表团前往贝鲁特，试图会见高级专员并对卡比耶提出申诉。高级专员萨拉伊非但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来安抚心怀不满的德鲁兹人，反而拒绝接见代表团，进而公开羞辱了这些山区重要人物。德鲁兹领袖们怒火冲天地回到山区，已然决心发动反法起义，并开始寻找合作伙伴。他们转向了城市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自己的天然盟友。
1925年，民族主义运动在叙利亚全国城镇进展迅速。在大马士革，沙哈班达尔将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者聚集在他的人民党之下。在哈马，法乌齐·盖伍格吉已建立了一个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政党，即真主党。在这一意义上，盖伍格吉成为最早意识到伊斯兰用以动员民众反抗外来统治的政治力量的先驱之一。盖伍格吉蓄须明志，每夜拜访哈马城内不同的清真寺，为发动起义而争取支持。他和城内的穆斯林布道者们建立了良好关系，鼓励后者在周五聚礼的布道中增添《古兰经》中号召“圣战”的段落。此外，他还从哈马部分富有的地主家庭获得了财政上的支持。1925年初，盖伍格吉派遣使者前往大马士革会见沙哈班达尔，提议在后者的人民党与哈马的真主党之间达成更好的协调。沙哈班达尔则劝阻这些来自哈马的使者，提醒说“在当前的情形下发动起义具有明显的风险，将伤害到民族的利益”。24同年5月，随着德鲁兹人加入民族主义事业，沙哈班达尔认为这场运动已经达到了一个可期成功的关键体量。
5月，德鲁兹领袖集团与沙哈班达尔以及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取得接触。最初在一位资深记者家中会面，双方对话主要围绕发动起义的方式而展开。沙哈班达尔向德鲁兹人简要介绍了法乌齐·盖伍格吉在哈马的活动情况，提议在一场全国性的叙利亚大起义中开辟多条反法战线。后续一系列会议都在沙哈班达尔家中举行，参与者包括艾特赖什氏族的重要成员。所有参会者秘密宣誓并签署协定，宣誓为实现民族统一和独立而全力合作。25当然，这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盟友关系：沙哈班达尔和他的同僚当然乐见德鲁兹人在其山区发动武装起义，因为相比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德鲁兹人在其山区内享有更高的机动性且武装更加充分；作为回报，德鲁兹人也不会单独面对法国人的军事压力——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许诺将起义传播至全国各地，同时给予德鲁兹人率先发难所需的支持。
7月，德鲁兹人发动反法起义。苏尔坦·艾特赖什率领数千名战士向驻扎在山区第二大城镇萨勒赫德的法军发动了袭击，并于7月20日占领了该镇。次日，他的部队包围了德鲁兹山地区行政首府苏伟达（Suwayda'），使得很大一批法国行政人员和士兵陷入围困。
由于事发突然，法国人尚缺乏足够的兵力和策略来遏制德鲁兹人起义。之后的几周内，由8000至1万名志愿者组成的德鲁兹起义军击败了一支又一支被派来镇压起义的法国军队。为了防止全国性大起义这一噩梦的发生，法国高级专员萨拉伊决心在起义初期就予以镇压。他从叙利亚北部和中部调动法军与叙利亚军团的兵力，来镇压南部德鲁兹山地区的起义。8月，法国当局对大马士革所有一般的民族主义嫌犯采取打压措施，大肆逮捕，未经审判就流放了大量相关人士。沙哈班达尔和他最亲密的合作者逃离大马士革，前往德鲁兹山地区的艾特赖什家族寻求避难。尽管法国人做出最大努力，起义仍开始蔓延至其他地区。下一轮的爆发在哈马。
法乌齐·盖伍格吉已经为在哈马发动起义做好了准备，仅在等待最佳时机。在见证了以往各次反法斗争的潮起潮落后，盖伍格吉深信1925年的情况已有所不同。法国统治的各支反对力量——德鲁兹人、大马士革人以及盖伍格吉的哈马派之间的协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德鲁兹人的反叛已经对法国人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此外，盖伍格吉还关注着摩洛哥里夫战争的进展，了解到法国人在那里的情况也在恶化：“法国军队已经卷入与阿卜杜·克里姆领导下里夫地区部落的战斗而无法自拔。后者胜利的消息不断向我们传来。我们还收到消息称法国增援部队已被派往马拉喀什。”盖伍格吉意识到法国人一旦向摩洛哥增派部队，就无力再向驻叙法军增派援军。“我的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了，”他总结道，“所剩的就是执行这些准备工作。”26
1925年9月，盖伍格吉向德鲁兹山的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派遣使者，提议德鲁兹人进一步升级其攻势，从而将法军全部吸引至南部地区。随后，他将于10月初在哈马发动进攻。为了确保在哈马开辟第二条反法战线，苏尔坦帕夏愿意让他的战士面对法军的激烈战斗，因而就同意了盖伍格吉的方案。
10月4日，盖伍格吉在周边贝都因部落战士和哈马城市人口的支持下，领导叙利亚军团发动兵变。他们俘虏了多名法国士兵，并将该市的行政人员围困在政府大楼内。至当日午夜，哈马市已落入起义者的控制之下。
法国人很快做出回应。尽管正如盖伍格吉料想的那样，绝大多数法国军队都在德鲁兹山作战，但法国人还有空军力量。法国人开始了一场针对城市居民区的轰炸，将哈马市中心市场的一部分夷为平地，造成约400名平民死亡，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尽管最初承诺支持盖伍格吉的运动，但哈马的显贵们也是最早脱离反抗队伍、并与法国人就停止反叛和轰炸达成一致的人。起义后仅3天，盖伍格吉及其追随者就被迫撤离至农村地区，任由法国人重新占领哈马。
未受哈马失利的影响， 盖伍格吉和他的部下继续将反叛传播至叙利亚其他城镇地区。“叙利亚土地上反叛的大门已经在我们面前敞开。通过这些演习，”盖伍格吉自诩道，“法国人的智慧和机智在阿拉伯人的智慧机智面前已然落败。”27
几天的时间内，起义已传播至大马士革周边的村庄。法国人试图通过展示极端暴力来遏制这场运动：整批的村庄在炮兵和飞机的轰炸下被摧毁；大马士革内陆地区近100名村民被处决，死者尸体作为可怕的战利品被运回大马士革，以便对其他起义的支持者形成震慑。可以预见的是，暴力行为引发了更多的暴力：作为对与殖民当局勾结的警告，12名为法国人服役的本地士兵残缺不全的尸体也被暴露在大马士革城门之外。
至10月18日，起义已传播至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居民不分男女大量加入抵抗运动。加入战斗的男人们依靠他们的妻子与姐妹将食品和武器偷运至其藏身之处：在一位法国士兵的注视之下，一位大马士革战士的妻子就成功地将食品和武器送到她的丈夫及其起义战友的手中。大马士革记者希菡·特季曼（Siham Tergeman）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法国哨兵］从未想到妇女们正在帮助叛军从屋顶逃跑，或者在罩袍或食盒掩盖之下向他们运送武器，从而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28
对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领袖而言，起义已经成为一场“圣战”，战斗人员也就成了“圣战者”。近400名志愿军进入大马士革，成功确保了对沙古尔和米坦街区的控制，迫使法国行政官员进入城堡避难。起义军的一支分遣队甚至攻入阿兹姆宫，试图抓捕法国高级专员莫里斯·萨拉伊将军。这座宫殿本是艾斯阿德·阿兹姆帕夏（Asʻad Pasha al-ʻAzm）在18世纪建立的一个奢华的建筑，在法国人接管后则被改造为长官府邸。尽管萨拉伊实际上已撤离了相关街区，但一场激烈的枪战仍使这座古老的宫殿陷入火海。但这还只是故事的开始。
为了挫败大马士革的起义，法国人不惜动用蛮力。他们从城堡上用火炮对大马士革各个街区进行狂轰滥炸。大马士革民族主义领袖沙哈班达尔博士写道：“在指定的时间，这些令人憎恶的装备将它们的灰烬喷射向这座城市最美的街区。在随后的24小时内，毁灭性的炮弹和大火吞噬了600多座最美的房屋。”紧随其后的是长达数日的飞机轰炸。“轰炸从周日中午一直持续到周二傍晚，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死于碎石瓦砾之下的死者的准确数量。”沙哈班达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道。29据后来的估算，3天暴力期间死者人数高达1500人。
对平民人口的巨大影响迫使起义者停止了在大马士革市区内的行动。“当起义者们看到针对街区的连续轰炸使妇女儿童感到恐怖，看到空中盘旋的飞机对市内房屋不加区别地倾泻炸弹时，他们便离开了大马士革市区。”沙哈班达尔后来回忆说。尽管被逐出了哈马和大马士革，这些起义者已成功缓解了德鲁兹山的局势，3个月以来德鲁兹山一直是法军镇压首当其冲的区域。但如果法国人幻想通过在哈马和大马士革滥用暴力来遏制起义的传播，那他们肯定将感到失望。1925—1926年的冬季，随着起义传播至全国各地，法国当局已被迫将军队派送至叙利亚全国各个角落。
法国人成功镇压了叙利亚北部和中部的反叛之后，才有能力返回德鲁兹山地区。在那里，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仍领导着一场活跃的抵抗运动。1926年4月，法国人重新占领了德鲁兹地区首府苏伟达。同年5月阿卜杜·克里姆在摩洛哥最终投降之后，法国人终于得以将大量兵力调往叙利亚。根据盖伍格吉的说法，驻叙法军增至9.5万人。叙利亚抵抗力量被法国人彻底压倒，其主要领袖流亡海外。1926年10月1日，苏尔坦·艾特赖什帕夏和阿卜杜·赖哈曼·沙哈班达尔博士跨越边境进入邻国外约旦。
在其他民族主义领袖放弃抵抗之后很久，法乌齐·盖伍格吉仍尝试继续武装斗争。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仍不知疲倦地呼吁重新起义。但叙利亚人民已经失去了战斗的动力，他们在面对法国人野蛮报复行为时变得谨慎起来。在1927年3月的最后一场战役中，盖伍格吉成功招募了一支由74名战士组成的队伍，但其中仅27人拥有马匹。他们绕开大马士革，隐藏至荒漠地区，最终被之前支持其运动的沙漠部落所出卖。凭借机智和骗局，他们才成功逃脱，撤退至外约旦，但也使自己的国家牢牢控制在法国人手中。30
叙利亚大起义未能从法国统治下实现独立。之后，民族主义运动领导权落入一个新的城市精英领导层手中，后者回避武装斗争，试图通过谈判和非暴力抗议的政治程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直至1936年，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种种努力都收效甚微。
*
尽管从摩洛哥到叙利亚，法国殖民当局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忙于镇压叛乱，但他们至少在阿尔及利亚还有一个盛大的聚会值得期许。
此时，距1827年阿尔及利亚德伊暴怒挥动蝇拂从而决定了他国家的命运已有一个世纪。自从1830年6月法国军队首次在西迪·法鲁什登陆起，法国人已先后驱逐了奥斯曼人，击败了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镇压了多次大规模起义，最后一次起义发生在1871—1872年。至20世纪初，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地中海到撒哈拉的征服。
至20世纪20年代，已有超过80万名定居者从法国移居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不再是生活在一块外国土地之上。31自1848年起，阿尔及利亚就被宣布为法国领土，奥兰、阿尔及尔、君士坦丁三个省份则被转变为法国的海外省，在巴黎的法国议会中拥有民选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们——更准确地说，是法裔阿尔及利亚人代表，因为本土阿尔及利亚人既无权投票，也不得参选国民职务——在议会中享受着远超其人口比例的影响力，作为一个集团致力于保护定居者的利益。
随着1930年百年纪念的临近，法裔阿尔及利亚人开始抓住这一机会，向法国本土的法国人以及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展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存在的胜利和持久性。关于庆典的规划几年前就已开始。1923年12月，阿尔及利亚总督采取了第一步，下令建立一个“筹备庆祝1830年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百年纪念项目”的委员会。法国议会批准了一项4000万法郎的预算，并授权成立一个负责组织庆典工作的委员会。最终，庆祝活动耗费超过了1亿法郎。
为了这一年，整个阿尔及利亚的面貌都发生了变化。为点缀城市和乡村，艺术家们受委托创作了众多纪念法属阿尔及利亚历史中重大里程碑事件的纪念碑；众多博物馆在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奥兰等大城市中先后落成；公共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兴建，其中包括学校、医院、孤儿院、贫民院、农业学院、专业学校，以及一个能确保百年庆典新闻传播至阿尔及利亚全国各地的世界上最大的广播站；一个大型博览会在西部港口城市奥兰举行，其空前盛况可媲美一次世界博览会；超过50次国际会议和大会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其涵盖的主题林林总总；各类体育项目、穿越撒哈拉的汽车拉力赛、帆船比赛同样被列入了日程；各城市在夜间灯火通明，重要建筑物的轮廓被电灯和精致的烟火表演所点亮。
百年庆典的象征意义最集中地体现在受委托而创作的众多纪念碑之中。在距阿尔及尔南部仅几英里的布法利克，竖立着一座宽45米、高达9米（宽约148英尺、高约30英尺）的巨型雕像，以庆祝“法国殖民天才们的不朽荣光”。雕塑家亨利·布沙尔（Henri Bouchard，位于日内瓦的宗教改革纪念碑的设计者） 将一小撮法国“文明的开路先锋”置于整个纪念碑的中心，为首的便是19世纪30—40年代为击败埃米尔阿卜杜·卡迪尔而不惜将阿尔及利亚烧为焦土的两位军事指挥官比若将军和德·拉莫里西耶将军（General de Lamoricière）；在军人背后骄傲地站立着一群法国显贵、市长以及“模范定居者”；在雕像后部俯视上述身着制服和套装的法国人的位置，雕塑家增加了少数身着民族服饰的阿拉伯人，他们代表着“最早一批驯顺的本地居民，其积极的忠诚使得［法国殖民］任务成为可能”。32
法国人甚至成功地将一种带有同情色彩的阿尔及利亚元素巧妙地纳入了1830年的军事记忆。旨在纪念1830年6月14日法军在西迪·法鲁什登陆的纪念碑是否会“引发本土居民的不快”？围绕这一点，法国媒体已经展开热烈讨论。百年庆典的官方历史学家梅西耶（Mercier）写道：“所有了解阿尔及利亚以及与其阿拉伯-柏柏尔人保持日常接触的人，在这方面都不会有任何担心。”梅西耶强调，所有本土阿尔及利亚人的真实感情充分体现在部落领袖布阿齐兹·本·加纳（Bouaziz Ben Gana）的评论之中。加纳曾表示：“假如本土居民在1830年就认识法国人，他们本可以在步枪上装上鲜花，而非子弹，去迎接他们。”在这座高达10米(1)的雕像的铭文中，描绘了头戴三色帽的玛丽安向下凝视着一个恭顺的阿拉伯儿子的双眼这一场景，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情感：“100年后，法兰西共和国已赋予这个国家繁荣、文明和公正，一个心怀感恩的阿尔及利亚则向祖国致以永垂不朽的敬意。”法国人似乎希望将阿尔及利亚人刻画为其国家殖民化进程支持者的角色。33
1930年6月14日，百年庆典活动在西迪·法鲁什达到顶点。在这里，活动组织者再次试图将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描绘为一个法国-阿拉伯联合成果，活动官方称其为“对法国人口与本土人口联合的庆祝”。大量民众聚集在新的西迪·法鲁什纪念碑周围，观看阅兵式并聆听讲话。阿尔及利亚总督率领着一支由殖民官员组成的方阵。空军飞过上空，并向纪念碑周围的聚众抛撒花瓣。火炬传递手仿照奥运会的方式，从纪念碑出发跑向东部约30千米（19英里）外的阿尔及尔。
法国人的讲话不出意外地充满胜利者的口吻，而更让人震惊的是登上讲台的阿尔及利亚高层官员所做的评论。一位代表清真寺学校教职人员的宗教学者哈吉哈姆（Hadj Hamou），对他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讲授伊斯兰教的自由表示感谢。他宣称所有清真寺的聚众在对“神圣的世俗法兰西共和国的共同的爱”方面，都追随其伊马目们的引导，这是多么奇妙的自相矛盾的表述。代表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言的M.贝勒哈吉（M. Belhadj）在当天的庆典中，则强调“法国人与本地人民的深度融合”，他们已然转变为“和平与和谐地生活在同一旗帜下，同样热爱祖国母亲的单一、独特的民族”。一位重要的阿拉伯显贵M.欧拉白（M. Ourabah）则恳求道：“教导我们，让我们上升得更高，升到你们的高度吧！让我们同心同德，一起呐喊：法国万岁，永远伟大！阿尔及利亚万岁，永远属于法国！”34
在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阿尔及利亚似乎正在拥抱帝国主义。然而，阿尔及利亚人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很多受过教育的阿尔及利亚精英认识到他们无法击败法国人，因此他们试图加入后者，即享有法国公民身份的充分权利——这些权利直至1930年对他们而言仍遥不可及。在接受法国统治不可避免的前提下，这些阿尔及利亚人选择了一场公民权利运动，而非民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阿尔及尔大学一名药理学学生——法尔哈特·阿巴斯（Ferhat Abbas）。
法尔哈特·阿巴斯（1899—1985）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某小镇的一个外省行政官员和地主家庭。他在法国学校接受教育，最终认同了法国的价值观念。他最渴望的就是享有任何法国人都拥有的完整权利，但法国法律却对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司法、政治权利施加了诸多严重限制。这些法律从地理层面将阿尔及利亚一分为三：欧洲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施行法国普通法；欧洲人占少数的农村社群，施行军事和民事混合统治；阿拉伯领土则完全处于军事管理之下。
相关法律还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与穆斯林之间做出明确区分。1865年法国参议院颁布法令，规定所有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为法国臣民。他们可以在军事和民事部门任职，但并非实际上的法国公民。作为被考虑授予法国公民权的条件，本土阿尔及利亚人不得不放弃其穆斯林民事地位，同意遵从法国个人身份法。考虑到婚姻、家庭、遗产分配等问题在伊斯兰法中都有详细的规定，这一条件无异于要求穆斯林放弃其信仰。因而毫不奇怪的是，在该法律施行的80年时间里，只有约2000名阿尔及利亚人申请获取法国公民权。
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不但不受法国法律的保护，还受制于一套被称为《本土居民法典》的歧视性法规。与美国南北战争后通过的旨在维持非裔美国人隔离、从属地位的《吉姆·克劳法》相似，上述法典起草于1871年最后一次重要的阿尔及利亚反法起义之后，规定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可因部分欧洲人有权合法从事的行为而受到起诉，如批评法兰西共和国及其官员。法典中设定的绝大多数罪行都十分细碎，惩罚措施也很轻微，不超过5天的监禁或15法郎的罚款。但正因为其结果是如此微不足道，法典的内容越是能按部就班地执行。此外，该法典比其他任何司法区分都更加直接地提醒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是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对于法尔哈特·阿巴斯这样深受法国共和思想熏陶的人而言，这种侮辱显然难以忍受。
阿巴斯以一篇用法语写成的尖锐的批评文章作为对百年庆典的回应。这篇文章也典型地反映出法国统治一个世纪后一位阿尔及利亚青年的幻灭情绪，题为《青年阿尔及利亚人：从殖民地到行省》。阿巴斯的这篇力作不啻为一篇要求以法国共和主义的开明侧面取代当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殖民主义的雄辩的请愿书。
已经逝去的这个世纪是一个泪水与鲜血的世纪，而在哭泣和流血的主要是我们这些本土人民……百年庆典活动只不过是对一段痛苦过去的笨拙提醒，是某些人的富有在另一些人的贫穷面前的一种炫耀……如果新的世纪不能将这个国家的不同组成元素一视同仁、给予弱者提升其地位的手段的话，种族间的相互理解就仍将是空谈。35
在阿巴斯的文字中，我们听到了在西迪·法鲁什百年庆典中发言的阿尔及利亚显贵们呼声的回响——“让我们上升得更高，升到你们的高度吧！”不过阿巴斯在提出要求方面更加明确自信。
阿巴斯指出，阿尔及利亚人凭借其战时军事服务已经赢得了他们的公民权。自从1913年将强制兵役引入阿尔及利亚以来，法国就给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20万名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应征入伍，其中很多人再也未能返乡。关于战争中阵亡的阿尔及利亚人的数量，估计在2.5万至8万之间，伤者更远多于这一数字。36
即便在一战结束后，阿尔及利亚人仍被征召进入法国军队。阿巴斯宣称凭借1922年他在军队中的服役经历，他已经赢得了他本人的公民权。他指出，法国并不按种族、宗教区分服兵役的士兵，在法律方面也不应有这种区分。“我们是穆斯林，同时我们也是法国人，”他继续写道，“我们是本土居民，我们也是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有欧洲人和本土民族，但都是法国人。”37然而，在殖民主义社会及其法律之下，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在自己的国家却被降格为次等公民。“对于本土居民在他自己的土地上、街道上、咖啡馆里、日常生活最细小的交易中每日所遭受的侮辱，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理发师拒绝为他服务，旅馆拒绝为他提供住宿。”38
阿巴斯尤其批评了要求穆斯林放弃其个人身份的法国入籍法律。“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为何要寻求入籍？成为法国人？鉴于他的国家被宣布为法国领土，他已经是了。”写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统治者时，他反问道：“他们是希望把这个国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还是想分而治之？”对阿巴斯来说，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引导穆斯林阿尔及利亚走向一个更高的文明阶段，最需要的就是将同样的法律应用于所有的人。”39即便如此，在其作为法国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歧视的前提下，他仍坚持阿尔及利亚人保留自身宗教并使用本民族语言阿拉伯语接受教育的文化权利。
阿巴斯并非是第一个提出完整公民权诉求的人，自20世纪初青年阿尔及利亚运动就已开始推进类似的改革。他也无法为所有阿尔及利亚人代言。以阿卜杜·哈米德·本·巴迪斯（Abd al-Hamid Ben Badis, 1889—1940）为首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就断然拒绝了阿巴斯的同化思想。阿巴斯和伊本·巴迪斯之间的分歧，鲜明地体现在1936年二人在一系列社论的交锋之中。当时，法尔哈特·阿巴斯大胆提出并没有什么阿尔及利亚民族：“作为一个祖国的阿尔及利亚是一个神话。我并没有发现它。我询问了历史，询问了逝者和今人，访问了墓地，但没有人对我谈起过它。”他指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阿尔及利亚人就是法国人。事实上，受到自己慷慨陈词的裹挟，他甚至豪言他本人就是法国（La France, c'est moi）。40“不，先生们！”伊本·巴迪斯反驳说：
我们仔细检查了历史的记载和当前的局势。我们发现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这个共同体有它自己的历史，充满了壮举伟业；它有自己宗教和语言的统一性；它有自己的文化、风俗和习惯，其中有好也有坏，像其他民族一样。此外，这个阿尔及利亚和穆斯林民族并不是法国：它不会知道如何成为法国；它不想成为法国；即使想的话，它也不可能成为法国。
但在呼吁阿尔及利亚独立方面，伊本·巴迪斯并没有比阿巴斯走得更远。阿巴斯寻求与法国人的平等，伊本·巴迪斯则希望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与法国人“分离但平等”。他要求法国人给予本土阿尔及利亚人自由、公正和平等，同时尊重他们独特的文化、阿拉伯语言和穆斯林信仰。在其文章的末尾处，伊本·巴迪斯坚称：“这个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祖国将是法国的忠实朋友。”41世俗同化主义者与伊斯兰改革者之间的分歧绝非不可跨越。
反讽的是，唯一一群要求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的积极分子，却来自法国的侨民工人社群。在这支多达10万人的阿尔及利亚劳工队伍中，一小撮政治活跃人士通过共产党接触到了民族主义。其领袖麦萨利·哈吉（Messali Hadj, 1898—1974）于1926年在工人中建立了民族主义协会“北非之星”（L'Étoile Nord-Africaine）。1927年2月，麦萨利将这一新组织的章程提交给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殖民压迫联盟大会，章程中提出的要点包括：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占领军撤出阿尔及利亚；建立一支国民军队；没收定居者种植园，将农业用地重新分配给本地农民；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开展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42该协会的要求在当时可谓公正，但又同样地脱离现实，因而在国内外的阿尔及利亚群体中仅得到了少数支持。
在20世纪30年代阿尔及利亚所有的政治活动家之中，法尔哈特·阿巴斯的影响力最大。受教育的阿尔及利亚人以及法国政策制定者都广泛阅读他的著作。“我非常有兴趣地读了您的著作，”阿尔及利亚前总督莫里斯·维奥莱特（Maurice Viollette）在其1931年写给阿巴斯的信中写道，“换成是我，我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写作它。我对其中某些页面深表遗憾，但也遇到了一些真正的挑衅段落……我承认对你而言控制自己的情绪是非常困难的，对此我也深表理解。”这种语调是居高临下的，但阿巴斯显然并不介意（他将这段引文作为颂词置于其著作的书皮上）。他明白，通过维奥莱特，他的观点将可以在法国行政当局高层中得到讨论。
莫里斯·维奥莱特作为阿尔及利亚总督的任期结束并返回巴黎后，他的影响力反而进一步扩大。他被提名为法国参议院议员，1935年他提出一项议程，提议在吸取法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授予一小部分阿尔及利亚人以公民权。这部分人在法语中被称为“进化者”（évolués），意思是“进化程度更高者”，这是纯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着阿尔及利亚人在弃绝阿拉伯文化、拥抱更“高级”的法国价值观的过程中，由一个更低的文明状态进化到一个更高的文明状态。这种“文明化使命”正是法国人论证其帝国事业合法性的主要原则之一。在执行“文明化使命”的同时，维奥莱特在参议院辩论说，进步的穆斯林阿尔及利亚人的解放也将遏制民族主义，并推进同化。
然而，法国殖民主义游说（包括定居者代表及其在巴黎的支持者）太过强大，最终挫败了维奥莱特1935年的动议。他们担心给予有限的一小群阿尔及利亚人完整公民权将导致更大规模的解放，最终将削弱欧洲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主导地位。
1936年，维奥莱特在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中被授予一个内阁职位，其争议观点也获得了一个更有同情倾向的听众群体。人民阵线提出要在法国和其殖民地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阿尔及利亚政治精英们则很清楚维奥莱特是他们事业上的盟友。伊本·巴迪斯所领导的伊斯兰改革者决定与法尔哈特·阿巴斯的同化主义者联合起来。1936年6月，他们在阿尔及尔召开了首届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大会，宣布在不要求放弃其穆斯林民事身份的前提下，支持莫里斯·维奥莱特关于授予有限数量的亲法阿尔及利亚人以完全公民权的提议。随后，大会派遣一支代表团前往巴黎，向法国政府提交其政治要求。代表团成员受到布鲁姆和维奥莱特的接见，两人许诺将满足阿尔及利亚人的多项要求。
1936年12月底，布鲁姆和维奥莱特已经起草了一份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法案，并提交给法国议会。他们坚信《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是一项进步的立法，通过该国政治、经济精英间的合作，可一劳永逸地稳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位置。两人在该法案的前言部分写道：“在多届政府做出如此多庄严的承诺之后，特别是在（1930年）百年庆典之际，我们不可能不意识到这样一项必要的同化工作的急迫性，这一工作将在最大程度上影响到阿尔及利亚的道德健康。”43
法案限定了有资格申请法国公民权的阿尔及利亚本地穆斯林的类别。九个不同的群体得到界定，首先就是曾在法军中服役的阿尔及利亚军官、职业军士长或受勋的士兵。那些曾在法国或穆斯林学术机构中获得高等教育文凭的阿尔及利亚人，以及通过竞争性考试招募的政府文职人员，同样有资格申请。当选进入商会、农业协会或财政、市政、地方理事会行政职位的本地精英，以及阿迦（agha）、头领等控制着传统职位的显贵，同样榜上有名。最后，任何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劳动奖章等法国荣誉的阿尔及利亚人，也将有资格获得完全的解放。总之，根据《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的条款，在阿尔及利亚全部450万人口之中仅有不超过2.5万人有资格申请公民权。
考虑到该法案极为有限的目标，以及法案起草者维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长期统治的明确意图，布鲁姆-维奥莱特改革仍遭遇到如此巨大的阻力着实令人惊奇。殖民游说集团再次采取行动，确保了法案根本未得到讨论，毋庸说投票表决。殖民地媒体猛烈攻击该法案为法国的伊斯兰化以及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终结打开了洪水闸门。
法国议会中的辩论在阿尔及利亚街头的法案支持者和反对者中间引发了骚动。本土阿尔及利亚人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以主张对公民权利的要求。阿尔及利亚的动荡则仅仅强化了保守派和殖民游说集团的论断，即问题都是由布鲁姆政府灾难性的政策导致的。法案由一个议会委员会转到另一个，却从未得到切实讨论，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市长以及民选的阿尔及利亚政治家纷纷罢工表示抗议。最终，殖民游说集团取得了胜利：《布鲁姆-维奥莱特法案》于1938年最终被放弃，之前甚至从未在国民议会大厅中得到讨论的机会。
百年庆典也告一段落。尽管之前做出过众多庄严承诺，但法国政府却无法容忍同化的紧急任务。我们甚至很难估量阿尔及利亚精英幻灭之深，这些人的期望值曾被推升到新的高度，最终却因布鲁姆政府无力实现其承诺而彻底破灭。自此以后，民族主义者将成为阿尔及利亚反对派运动中的主流；法国也不会再获得另一个百年庆典的机会——16年后两个国家将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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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曾经也希望能解决法国与其在叙利亚、黎巴嫩托管国间的分歧。多年的反对夹杂着徒劳无益的谈判之后，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民族主义者开始以一种新的乐观立场来回应法国政府的变动。1936年似乎预示着一个更广阔的阿拉伯独立以及更有限的帝国控制的新时代：继1930年赋予伊拉克独立地位之后，1936年英国已接近与埃及达成一个相似的协议。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帝国问题上持进步观点的人民阵线政府将紧随英国的步伐，与叙、黎两国达成协议，使两国能够继伊拉克、埃及之后以名义上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国际联盟。
1925—1927年的大起义之后，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诉诸所谓“光荣合作”的政策，开始以非暴力和谈判的方式追求民族解放的政治目标。在所有致力于实现叙利亚独立这一共同目标的政党和派系中，以富有的城市显贵为首的“民族集团”（National Bloc）成为主导性的党派联盟。1930年伊拉克获得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之后，该联盟也加大了其政治活动的力度。然而，面对着保守的法国殖民游说集团的持续反对，民族集团的合作策略并未取得任何成果。法国人于1933年11月提出的第一份协议远远不能满足叙利亚的独立要求，因而遭到叙利亚议会的否决。“光荣合作”开始让位于系统性的抵抗，最终在1936年初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发起的一次长达50天的大罢工中达到顶点。
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似乎对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抱有同情，同时又十分重视恢复托管国国内的和平与稳定。1936年6月上台伊始，布鲁姆政府就与叙利亚民族集团展开新的谈判。由于法国谈判者对民族主义者的很多要求做出让步，双方谈判取得飞速进展。同年9月，法国和叙利亚谈判者已经达成一项《特惠同盟协议》草案，并分别提交本国议会批准。叙利亚相信自己距离独立已近在咫尺。
鉴于叙利亚（谈判）的成功，黎巴嫩人也开始敦促法国政府起草一份类似的协议，给予黎巴嫩独立地位。1936年10月，双方正式开启谈判。遵照叙利亚文件的模式，双方在短短25天内就达成了一项《法黎协议》草案，并分别提交巴黎和贝鲁特的议会等待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