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巴勒斯坦的犹太极端分子向英国宣战。“在以色列土地（Eretz Israel）上，犹太人民与把我们的兄弟出卖给希特勒的英国行政当局之间不再存在任何停火协议，”这一地下抵抗运动宣称，“我们的人民与这个政权处于战争状态，并将战斗到底。”1
犹太定居者与英国政府兵戎相见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正是后者将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的梦想变为现实。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巴勒斯坦犹太社群的攻击。对犹太移民施加严格限制、呼吁在1949年实现（阿拉伯）多数统治下巴勒斯坦独立的《1939年白皮书》，已然彻底激怒了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
随着英国与纳粹德国间战争的临近，大卫·本-古里安曾承诺将帮助英军与法西斯主义作战，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同时又将反对白皮书的条款，就好像没有战争一样。巴勒斯坦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与本-古里安的政策保持一致，在对抗德国纳粹政权的战争中勉强支持英国一方。然而，其他更加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则将英国视为更大的威胁。他们发动了一场武装起义，公开以将英国人驱逐出巴勒斯坦作为目标。
两个犹太激进组织——伊尔贡和斯特恩团伙应为最恶劣的暴力事件负责。伊尔贡（Irgun Zvai Leumi的简称，意为“民族军事组织”）成立于1937年，建立的初衷是保护犹太定居点在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期间免遭袭击。1939年5月英国议会批准白皮书后，伊尔贡成员开始将英国视为真正的敌人。1940年6月双方敌对活动暂停之前，该组织针对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的办公室、警察站等发动了一系列炸弹袭击。英国向德国宣战后，伊尔贡领导层决定遵从本-古里安的政策，即与英国合作对抗纳粹。
伊尔贡中的一个派系却持不同意见，继续针对英国人的袭击。这个分裂团体在希伯来语中简称为“莱希”（Lehi, 全称Lohamei Herut Yisrael，意为“以色列自由战士”），在西方则主要以“斯特恩团伙”的名字而著称。该派系因其领导人亚伯拉罕·斯特恩（Abraham Stern）的名字而得名，斯特恩及其追随者坚信犹太民族对以色列土地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他们有责任赎回这块土地，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对斯特恩而言，《1939年白皮书》将英国定格在一个非法占领者的角色。为此，斯特恩非但没有站在英国一边反对纳粹德国，反而积极地接近纳粹，与之联合起来对抗英国人。与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类似，斯特恩希望与德国人合作将巴勒斯坦从英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尽管纳粹的反犹主义恶名在外。在斯特恩看来，纳粹德国只不过是犹太民族的一个迫害者，英国则是一个否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国家地位的敌人。
1940年底，斯特恩派遣一位代表前往贝鲁特与德国官员进行会面，寻求“德国人所阐释的欧洲‘新秩序’的目标与犹太民族真正的民族愿望之间”利益的协调一致。通过他的信使，斯特恩提议动员犹太人的力量将英国逐出巴勒斯坦，以此换取犹太人由德国向巴勒斯坦不受限制的移民以及德国对犹太国家的承认。他指出这一联盟在解决欧洲的犹太人问题、满足犹太人民族诉求的同时，还能在东地中海给他们的共同敌人英国以致命一击。2
斯特恩未曾收到第三帝国的回复。他显然错误估计了纳粹反犹主义的种族灭绝本质。由于向德国人示好，斯特恩遭到了伊尔贡和犹太事务局的严厉谴责，后者向英国人提供情报信息，协助英国人实施对莱希组织的镇压。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当时正为巴勒斯坦境内的一系列袭击和抢劫银行案件而全力追捕斯特恩团伙。1942年2月，英国军官在对特拉维夫一座公寓的突袭中击毙了斯特恩。之后随着其领导层陷入混乱，莱希组织也停止了活动。1942—1944年，随着二战激战正酣，伊休夫与英国当局也达成了一项脆弱的停战协议。
1943年，伊尔贡开始重组，并主导了一场反英抵抗运动。该运动由一位精力充沛的新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 1913—1992）领导。贝京出生于波兰，早年曾加入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逃离祖国，后自愿加入一支驻苏联的波兰军队。1942年，他所在的波兰军队被派往巴勒斯坦，在那里他被招募加入伊尔贡。他迅速升至该组织的领导层，并与包括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在内的莱希组织新领导层建立了联系。两人在晚年都成为以色列总理，尽管他们早年在巴勒斯坦都是以恐怖分子的身份开始其政治生涯的。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持续限制，以及对纳粹死亡集中营和大屠杀内幕了解的增多，加剧了激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巴勒斯坦英国当局间的紧张关系。至1944年，伊尔贡和莱希已不愿再受制于整体休战协议，便重启了针对巴勒斯坦的英国目标的袭击。
在反抗英国人的同一斗争中，伊尔贡和莱希采用了极为不同的策略。贝京的伊尔贡主要针对英国委任统治在巴勒斯坦的办公室和通信基础设施开展袭击；相比之下，沙米尔的莱希则主要从事针对英国官员的定点暗杀袭击。1944年11月6日，莱希的两名成员在莫因勋爵（Lord Moyne）位于开罗的住宅外，暗杀了这位英国驻中东地区常驻公使，该组织也因此臭名昭著。莫因是中东地区最高级别的英国官员，且一直支持《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限制。暗杀者被埃及警方抓获，随即被处以绞刑。由于担心英国人的报复，犹太事务局及其准军事分支哈加纳（Haganah）一直有意与莱希及其所作所为保持距离。
直到二战结束后，伊尔贡、莱希、哈加纳才开始联合力量对抗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纳粹死亡集中营被解放后，大屠杀骇人听闻的罪行逐渐浮出水面。伊休夫的领导人决心将种族灭绝中的犹太幸存者由欧洲的难民营迁至巴勒斯坦。他们拒绝遵守《1939年白皮书》对犹太移民的限制，宣布发动一场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起义。1945—1946年间的一个短暂时期，哈加纳与莱希和伊尔贡秘密协调行动，试图通过暴力强迫英国人改变政策。
10个月以来，哈加纳与伊尔贡、莱希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抢劫银行、袭击基础设施、绑架英国人员的行动。本-古里安领导的犹太事务局则坚决否认与上述事件有任何牵连，并对哈加纳的参与讳莫如深。但英国人却怀疑伊休夫作为一个整体合谋参与了暴力活动，因而以大规模的镇压作为回应。1946年6月29日至7月1日，超过2700名伊休夫成员被捕，其中包括多名犹太事务局领导人。英国当局还查获了犹太事务局的大批文件，将其带回当时位于大卫王酒店侧翼的英国委任统治秘书处。
对犹太事务局而言，英国查获这批文件不仅意味着一个行政问题，因为部分文件内容证明事务局和哈加纳已卷入针对英国人的袭击。3一旦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发现哈加纳和犹太事务局卷入恐怖活动的证据，他们只会更加坚定决心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并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要求做出让步。从这批涉罪文件被带往委任统治秘书处那一刻起，大卫王酒店的命运就已盖棺定论。伊尔贡早已为袭击西耶路撒冷的这座高层酒店——这个巴勒斯坦民事和军事行政机构总部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但哈加纳在之前一直限制伊尔贡的行动，强调这样一种暴行将“引发英国人的极端愤怒”。7月1日英国人缴获犹太事务局文件之后，哈加纳第一时间就向伊尔贡发出命令，要求后者尽快执行针对大卫王酒店的行动。
大卫王酒店爆炸袭击的准备活动持续了3周时间。7月22日，一群伊尔贡行动人员将一批装有500磅烈性炸药的牛奶罐头安放在酒店的地下室。“送奶工”受到两名英国士兵的伏击，一场枪战随之而来。但恐怖分子已然成功设置了遥控装置，该装置将在30分钟后引爆炸药。
“每一分钟都漫长得像一天，”梅纳赫姆·贝京后来写道，“12点31分，32分。发动进攻的时刻逐渐临近，半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耗尽了。12点37分……突然，整个市区似乎都在震动。”4
英国当局宣称他们事先未收到任何关于袭击的预警，伊尔贡则坚称他们已经对酒店和其他机构发出了电话警告。无论哪一方的说法属实，爆炸前并没有任何撤离大卫王酒店的尝试。爆炸物于午餐高峰时间在一个公共咖啡馆之下被引爆，将酒店的一侧完全炸毁，随后六层酒店轰然崩塌。爆炸共造成9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伤者中既包括英国人、阿拉伯人，也包括犹太人。
这次暴行震惊了整个世界，犹太事务局则将其称为“一群暴徒所犯下的懦弱罪行”。但英国政府非常清楚哈加纳卷入了这场恐怖袭击，并将这一点写入了大卫王酒店爆炸案仅两天之后发表的一份关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白皮书。
英国人意识到与他们战斗的不仅仅是一小撮激进分子。在策略和方法方面，犹太事务局和哈加纳可能与伊尔贡和莱希有所不同，但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同一个目标，即驱逐英国人以便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
二战之后，英国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意愿继续留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不可调和：如果英国人向犹太人让步，他们担心阿拉伯人又会发起一场与1936—1939年起义相似的大起义；如果他们向阿拉伯人做出让步，现在已经很清楚犹太人会做些什么。英国人试图撮合阿拉伯和犹太领袖1946年9月在伦敦举行会谈，但因双方都拒绝参会而以失败告终。考虑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相互矛盾的建国要求，1947年2月在伦敦举行的一系列双边会谈也都无果而终。
英国人陷入了绝境，而《贝尔福宣言》的悖谬现在也体现得清晰无比：英国人不可能在实现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同时，不损害“巴勒斯坦既有非犹太社群的利益”。英国政府无计可施，对巴勒斯坦争端中的双方也都无力施加影响。有鉴于此，1947年2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能更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
联合国召集一个由11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 UNSCOP）。这11个国家为：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印度、伊朗、荷兰、秘鲁、瑞典、乌拉圭和南斯拉夫。除伊朗外，特别委员会各成员国在中东事务中并不掺杂任何特殊利益。1947年6—7月，委员会成员在巴勒斯坦度过了5周时间。其间，阿拉伯政治领袖拒绝会见特别委员会代表，犹太事务局则借此机会向国际社会提出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争取后者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支持。
特别委员会代表团还在巴勒斯坦期间，一波又一波的非法犹太移民在犹太事务局的协助下，继续乘坐废弃的汽轮由欧洲涌入巴勒斯坦。英国当局则尽全力阻止这些难民进入，其中多数难民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些船只中最著名的是“出埃及号”（Exodus）。该船的4500名乘客于1947年7月18日抵达海法港，但由于英国当局拒绝他们进入巴勒斯坦，被迫于第二天乘船返回法国，随后则被关押进德国集中营。英国也因其对犹太难民危机的处理，特别是“出埃及号”事件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特别委员会代表团调查期间，英国与犹太社群间的暴力仍不断升级。1947年7月，英国当局以恐怖罪为名判处3名伊尔贡成员死刑。7月12日，伊尔贡抓获了两名英军中士克里夫·马丁（Cliff Martin）和马文·佩斯（Marvyn Paice），并将两人扣为人质，以防止英国当局绞死被俘的伊尔贡成员。英国人坚持执行了处决之后，伊尔贡也于7月29日将马丁和佩斯执行绞刑以作为报复。刽子手们在死者尸身上粘贴了一份指控清单，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模仿英国的法律术语：马丁和佩斯被定性为“英国间谍”，犯有“非法进入犹太人家园”“加入一支被称为占领军的英国恐怖主义犯罪组织”等“反犹太犯罪行为”。5更有甚者，两人身上被装上了饵雷，会在割断绳索时爆炸。这一行为旨在激起英国人最大的愤怒，从而削弱英国人继续在巴勒斯坦战斗的意志。
两名中士被绞死的新闻在整个英国都登上了头版头条。通俗小报通过“被绞死的英国人：震惊世界的图片”等大字标题激起了反犹情绪。一波反犹示威游行很快转化为骚乱，在8月的第一周席卷了整个英格兰和苏格兰。最严重的暴力活动发生在利物浦市，在5天的时间里超过300名犹太人的财产遭到破坏，88名城镇居民被警察逮捕。《犹太编年报》（Jewish Chronicle）还报道了伦敦、格拉斯哥、普利茅斯等地针对犹太会堂的攻击，以及其他市镇对犹太圣殿的威胁。纳粹死亡集中营解放后仅两年，万字章和“吊死犹太人”“希特勒是对的”等标语就重新出现在英国各城市。6
1947年8月为联合国起草调查结果之际，特别委员会成员已非常清楚巴勒斯坦局势的复杂性。代表团成员一致呼吁结束英国委任统治，以8∶3的明显多数提议将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仅印度、伊朗、南斯拉夫三国反对分治设想，倾向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
英国人甚至来不及等待联合国正式讨论特别委员会的提议。“出埃及号”丑闻、英国中士被绞死、随后的反犹骚乱、特别委员会报告，这一系列前后相连的事件已完全动摇了英国继续留在巴勒斯坦的决心。1947年9月26日，英国政府宣布将单方面从巴勒斯坦撤军，并将自身的托管责任委托给联合国。英国撤军的日期被设定在1948年5月14日。
激进分子们已经实现了其第一个目标，即迫使英国人撤离巴勒斯坦。尽管其手段受到犹太事务局的公开谴责，但伊尔贡和莱希在移除建立犹太国家进程中的一个主要障碍方面仍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为实现政治目标而诉诸恐怖策略，他们也在中东历史上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一丑陋传统也将传播至整个中东地区，直至今日。
1947年11月，特别委员会报告被提交联合国大会进行讨论。讨论的议题主要围绕委员会多数成员的提议，即将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而展开。分治决议将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由六部分组成的棋盘格，其中犹太区、阿拉伯区各三个，耶路撒冷处于国际共管之下。该计划将巴勒斯坦55%的领土划分给了犹太国家，包括全部加利利狭长地带直至东北部的领土、从海法到雅法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直至亚喀巴湾的亚拉巴荒漠。
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分子积极游说联合国成员，争取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以便执行分治决议和建立犹太国家的承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争取杜鲁门政府对决议支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哈里·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称自己“在白宫从未经历过像这次这样巨大的压力和宣传攻势”。7在最后一刻，美国政府推翻了之前的不干涉立场，积极向其他（联合国）成员施压支持分治方案。1947年11月29日，分治方案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10票弃权的结果最终获得通过。
在至少部分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国际授权得到确保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朝其建国目标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阿拉伯世界整体，特别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执拗地反对分治方案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立场并不难理解。至1947年，人口超过120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多数，而犹太人口仅约60万。很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占人口多数的城镇——如麦法（Maifa）等都被划入了犹太国家；雅法名义上是阿拉伯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却是一块被犹太国家包围的飞地。此外，阿拉伯人拥有巴勒斯坦全部土地面积的94%，以及全国全部可耕地面积的约80%。8基于这些事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拒不承认联合国分裂其国家并将其中一半拱手送人的权利。
在对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提案的回应中，耶路撒冷显贵哲马勒·侯赛尼（Jamal al-Husayni）抓住了巴勒斯坦人的挫败感。“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案例基于国际公正的原则；是天命和历史将他们置于这块土地上，他们想要的仅是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不受干扰地继续生活下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无法理解的是，为何他们自由和平地生活、依据传统发展自己国家的权利，要不断受到质疑并面对调查。”侯赛尼正是在面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委员会时发表了这番评论。他继续说道：“有一件事是毫无疑义的：保卫他们的祖国免遭一切侵略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神圣权利。”9
没有人幻想分治决议的执行会不经历任何波折。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将不得不为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分给他们的土地而战斗，更不用提那些划分给阿拉伯国家而又被他们所觊觎的领土。对阿拉伯人而言，为阻止犹太人夺取巴勒斯坦的任何一块领土，他们就必须击败犹太人。
从分治决议宣布后的那个清晨起，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开始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而做准备——一场巴勒斯坦主权争夺者间的内战。
在6个月的时间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他们对巴勒斯坦针锋相对的权利要求而兵戎相见。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已经为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哈加纳在二战期间积累了广泛的训练和实战经验，此外他们也储备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未做好类似的准备，他们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以及阿拉伯邻国的支持。
当时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有争议的领袖是流亡中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哈吉艾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无论是在巴勒斯坦国内还是国外都引发了部分人的反对。二战期间，他因叛逃纳粹德国而遭到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痛斥，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阿拉伯领导人的猜疑。在巴勒斯坦，哈吉艾敏的领导权受到多名巴勒斯坦显贵的觊觎，导致巴勒斯坦阿拉伯社群在面对最大挑战时四分五裂。另一方面，由于试图在流亡埃及期间领导巴勒斯坦人的运动，哈吉艾敏又破坏了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内部以及巴勒斯坦人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采取真正意义上一致行动的前景。
阿拉伯国家中很多也是刚刚从欧洲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内部同样分裂严重且士气不振。这些国家刚刚经历了独立后第一次外交失败，尽管激烈反对但并未能阻止联合国分治决议的通过。面对这一分割巴勒斯坦的决议，阿拉伯内部竞争也浮出水面。
自1937年首次提出以来，唯一对分治理念持支持立场的阿拉伯国家就是外约旦。阿卜杜拉国王（前埃米尔在1946年5月被加冕为国王）欢迎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土并入其几乎被内陆包围的王国，他对分治方案的支持也激起了巴勒斯坦政治精英的极大不满以及穆夫提哈吉艾敏的公开仇恨。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阿卜杜拉几乎完全被孤立，仅能得到在伊拉克执政的哈希姆亲族极为有限的支持。他受到叙利亚政府的明确猜忌，后者担心阿卜杜拉对其国家的领土野心，这一野心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他在阿拉比亚面对着哈希姆家族的对手沙特家族的长期敌意；在埃及则面临埃及国王的疑忌，后者不接受对埃及在阿拉伯事务中自封的主导地位的任何挑战。
与彼此协调行动并派遣正规军相比，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更倾向于动员非正规的志愿军，即那些决心保卫阿拉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穆兄会成员。正如西班牙内战期间美国人和欧洲人对反法西斯呼声的回应一样，这些阿拉伯的“林肯旅”来到巴勒斯坦与犹太复国主义作战。他们被称为阿拉伯解放军，其最著名的将领即法乌齐·盖伍格吉。
法乌齐·盖伍格吉从未放过任何一个在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机会。他参与的每一场战役都以光荣的失败告终。1920年，法国人击败费萨尔国王的阿拉伯王国的当天，他就身处从麦赛伦撤退的阿拉伯军队之列；他在叙利亚城市哈马领导了反法起义，在1925—1927年叙利亚大起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1936—19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中的一名老兵；在1941年拉希德·阿里反英政变中，还曾与伊拉克军队并肩作战。当拉希德·阿里的运动被镇压后，盖伍格吉逃往纳粹德国，在那里娶了他的德国太太，并在等待中度过了剩余的战争岁月。
盖伍格吉迫不及待地渴望从欧洲回归阿拉伯政治的舞台。德国战败后，他逃至法国。1947年2月，他和妻子使用假的身份和护照，搭上了一班飞往开罗的飞机。同年11月他抵达大马士革，在那里受到叙利亚政府的款待，每月领取一份津贴。
对叙利亚政府而言，盖伍格吉绝对是天赐之缘。叙利亚人不愿让自己弱小的正规军卷入巴勒斯坦战争，因此全力支持阿拉伯解放军，而盖伍格吉正是指挥这支军队的理想人选。他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享有英雄般的声誉，拥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很快，这位头发灰白的57岁指挥官就在大马士革建立营地，为这支非正规部队开始了紧张的招募工作。
1948年2月，一位名叫萨米尔·苏基（Samir Souqi）的黎巴嫩记者发表了一篇对盖伍格吉的专访，这篇访谈也生动地捕捉到战争前夕位于大马士革的总部内的氛围：
这位阿拉伯领导人执意将他的家改造成一个军事指挥部，身着美军制服的非正规士兵守卫在周围。每天中的任何一个小时，都有身穿现代服饰的贝都因人、农民、年轻人站在他的台阶上，要求作为志愿军加入阿拉伯解放军。他还有一个位于盖塔纳的总部，志愿者在那里接受军事训练，等待被派往巴勒斯坦。10
在阿拉伯联盟这一全新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框架内，阿拉伯国家希望在不派遣正规军的情况下，依靠阿拉伯解放军来打败巴勒斯坦的犹太军事力量。他们任命伊拉克将军伊斯玛仪·萨弗瓦特（Ismail Safwat）担任阿拉伯解放军总司令，责成他调动这支非正规的志愿军来执行一套协调一致的作战方案。为协调军事行动，萨弗瓦特根据总作战方案将巴勒斯坦分为三条主要战线：他任命盖伍格吉负责北部战线和地中海沿海；南部战线将由埃及统领；中部战线又称耶路撒冷战线，将在哈吉艾敏的统帅之下，后者则任命富有个人魅力的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Abd al-Qadir al-Husayni）来统领其部队。
虽然也是穆夫提所属的侯赛尼家族的成员，但阿卜杜·卡迪尔却能够超越家族派系纷争，因而深受各行各业巴勒斯坦人的尊敬。阿卜杜·卡迪尔在开罗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曾参与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并两度受伤，其间也赢得了作战勇敢且富有领导才能的声望。与盖伍格吉类似，1941年他又参加了伊拉克的反英斗争。
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邻国的军事指挥官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是武器弹药的缺乏。哈加纳中的犹太士兵曾在英军中训练超过10年，且二战期间在随英军的战斗中积累了实战经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完全不同，他们从未有机会组建一支本土的民兵。此外，犹太事务局长期走私武器弹药进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缺乏获得武器的独立渠道。由于缺乏再补给的来源，巴勒斯坦战士们很快就会耗尽他们持有的有限弹药储备。
然而，后勤保障的缺陷并没有限制巴勒斯坦战士们的行动。针对犹太定居点的零星攻击开始于1947年11月30日，很快便从城市传播至农村地区。阿拉伯部队试图切断通往定居点的道路，从而孤立犹太村庄。1948年冬的大多数月份里，哈加纳则致力于挖好壕沟巩固阵地，力争在5月中旬英国人撤军之前确保分治方案划分给犹太国家的领土。
1948年3月下旬，犹太部队开始发起攻势。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耶路撒冷的犹太社区正处于阿拉伯部队的围困之中，哈加纳决心开辟一条补给线，以缓解耶路撒冷犹太阵地的压力。
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局势远比犹太指挥官设想的要脆弱。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领导下的巴勒斯坦战士并不具备坚守阵地的武器装备。阿拉伯人控制着战略重镇盖斯塔勒，该镇掌控着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的制高点。犹太部队向盖斯塔勒进发的同时，侯赛尼为确保其部下获得坚守阵地所需的武器于4月初紧急访问大马士革。
从一开始，侯赛尼大马士革之行的前景就因阿拉伯内部争端而暗淡无光。叙利亚政府对穆夫提哈吉艾敏·侯赛尼怀有敌意，因而拒绝向穆夫提的表兄弟阿卜杜·卡迪尔提供任何支持。叙利亚支持的阿拉伯解放军与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本地部队之间发生激烈竞争，也进一步分裂了阿拉伯队伍。在大马士革与叙利亚及阿盟领导会见期间，侯赛尼发现他本人深深卷入阿拉伯内部政治斗争而无法自拔。
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领导和将领为小事而争吵不休之时，盖斯塔勒已于4月3日被哈纳加精英部队“帕尔马赫”（Palmach）攻克。阿拉伯人尝试重新夺取该镇而失败，犹太部队则巩固了其防御工事。盖斯塔勒成为第一个被犹太部队攻克的阿拉伯城镇，这一消息令大马士革会谈中的所有人感到震惊。从这一战略要地，哈加纳对耶路撒冷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但阿拉伯联盟的指挥官仍无法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仿佛仍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之中。
这时，阿拉伯解放军总司令、伊拉克裔的伊斯玛仪·萨弗瓦特将军转身对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说：“盖斯塔勒已经陷落了。你的工作就是把它夺回来，阿卜杜·卡迪尔。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告诉我们，我们会派盖伍格吉去完成这项工作。”
侯赛尼被激怒了。“给我们我刚才要求的武器，我就能夺回这个镇子。现在形势已经开始恶化，犹太人有炮兵、飞机和步兵。在没有炮兵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夺回盖斯塔勒。给我我要求的一切，我向你保证会取胜。”
“这是什么话，阿卜杜·卡迪尔，你没有大炮吗？”伊斯玛仪·萨弗瓦特反驳说。他勉强向这位巴勒斯坦指挥官保证提供大马士革所剩的枪支弹药——105杆老式步枪、21架机关枪、数量有限的弹药以及少量地雷，但要晚些时候才能交付。实际上，他们是把侯赛尼两手空空地送回了家。
侯赛尼暴怒不已，气冲冲地离开大厅并说道：“你们是叛徒。你们是罪人。历史将会铭记是你们丢了巴勒斯坦。我会夺回盖斯塔勒，我会死在我的兄弟们——‘圣战者’身边。”11
4月6日当晚，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就离开大马士革，在50名阿拉伯解放军志愿者的陪同下，于次日凌晨抵达耶路撒冷。经过短暂的休息后，他便率领一支由约300名巴勒斯坦战士组成的队伍向盖斯塔勒进发，还有4名英国士兵加入阿拉伯人的部队与之并肩作战。12
阿拉伯人对盖斯塔勒的反攻开始于4月7日午夜11点。阿拉伯军队分成了分遣队，从三个方向向这个村庄发起了攻击。其中一个阿拉伯分遣队人员伤亡惨重，几乎用完了所有的弹药。其受伤的首领撤退后，侯赛尼率领一支小分遣队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试图在犹太军队的防线下埋藏炸药。但侯赛尼和他的下属被犹太防御者的猛烈火力完全压制，很快就发现自己被来自附近定居点的犹太增援部队包围。
随着4月8日黎明时分的到来，侯赛尼及其部下被敌军包围的消息像野火一般在阿拉伯战士中传播开来；盖斯塔勒战役看起来必然以失败告终。然而，阿拉伯增援部队响应号召，约500名阿拉伯战士加入了围困盖斯塔勒的部队。经过一整日的鏖战，他们终于在下午晚些时候重新夺取了该镇。当阿拉伯战士在盖斯塔勒镇东部边缘地带发现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遗体时，重夺阵地的喜悦马上烟消云散。作为泄愤的方式，巴勒斯坦战士杀死了被俘的50名犹太俘虏。无论就哪一方而言，巴勒斯坦内战都将成为一场充满暴行的战争。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遗体于第二天被埋葬。上万名哀悼者在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参加了他的葬礼。“人民为他而哭泣，”一位耶路撒冷本地人、专门研究1948年大灾难的历史学家阿里夫·阿里夫（Arif al-Arif）回忆道，“人们将他称为盖斯塔勒英雄。”13巴勒斯坦人从未从失去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损失中完全恢复过来，再没有一位本地领袖能够调动一场反抗巴勒斯坦犹太军队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因而侯赛尼之死构成了对公众士气的巨大打击。更糟糕的是，结果证明他的死亡也是徒然：士气不振的阿拉伯部队仅留下40名防御者来守卫盖斯塔勒，结果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内，犹太军队就重新夺取了该镇——这次是永久性的。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之死以及盖斯塔勒陷落的震动，很快就被4月9日针对代尔亚辛村巴勒斯坦村民的大屠杀所掩盖。这次屠杀发生在侯赛尼葬礼的同一天，在整个巴勒斯坦引发了恐惧的洪流。从那天起，巴勒斯坦人已然失去了战斗的意志。
代尔亚辛是一座平静的阿拉伯村庄，坐落于耶路撒冷以西，约有750名居民，其中既有农民、石匠，也有商人。村中有两座清真寺、一所男童学校、一所女童学校及一个体育俱乐部。该村居民已经与耶路撒冷的犹太指挥官达成一项互不侵犯协定，因而代尔亚辛是巴勒斯坦最不可能遭到犹太人袭击的村庄。伊尔贡和莱希对于其针对代尔亚辛村无缘无故的袭击并未做出任何说明；巴勒斯坦历史学家阿里夫·阿里夫则认为这些犹太恐怖组织之所以袭击该村，“是为了给本民族增加信心，在阿拉伯人心中制造恐慌”。14
针对代尔亚辛村的袭击开始于1948年4月9日黎明之前。当时该村只有85名武装人员，面对的却是一支拥有装甲车和飞机支持的犹太部队，因而恐慌迅速在村民中传播。战斗爆发之时，一位农民妇女正在给她的婴儿喂奶。“我听到了坦克和步枪的声音，闻到了烟的味道。我看着他们跑过来，每个人都对邻居大喊：‘你要是知道怎么跑就赶紧跑！’有叔伯的人就试着去叫叔伯，有妻子的人就试着去叫妻子。”她就这样怀抱着自己的儿子逃命，一直逃到邻近的艾因·卡拉姆村。15
尽管在艾因·卡拉姆村驻有阿拉伯解放军的部队，附近还有英国警察，却没有一个人来营救代尔亚辛村的村民。目击者称犹太袭击者将所有的阿拉伯武装抵抗者聚集在一起，然后开枪射杀。代尔亚辛事件后，巴勒斯坦编年史家阿里夫·阿里夫采访了几位该事件的幸存者，并对当天的恐怖进行了分类，详细记录了死者的姓名和死亡的情况。他详细讲述道：
在当天犯下的暴行中，他们杀害了哈吉贾比尔·穆斯塔法——一位90岁的老人，并将他的遗体从他家的阳台扔到街上。他们对哈吉伊斯玛仪·阿提耶——一位95岁的老人做了同样的事情，还杀死了他80岁的妻子以及他们的孙子（女）。他们杀害了一位盲人青年穆罕默德·阿里·赫里勒·穆斯塔法、前来保护他的妻子以及他们18个月大的孩子。他们还谋杀了一位正在照顾伤员的教师。16
当天，在代尔亚辛共有超过110名村民遇害。
根据阿里夫的叙述，如果不是一位年老的犹太指挥官下令停止的话，代尔亚辛村的屠杀还会继续升级。随后，屠杀幸存者又被强迫步行至耶路撒冷的犹太街区，“在犹太民众面前受到公开羞辱”，就好像他们是罪犯一般，最后才在哈伊·米斯马拉附近的意大利医院周围被释放。17残酷地屠杀无辜村民、野蛮地羞辱幸存者，代尔亚辛事件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谴责。犹太事务局也谴责这一暴行，将哈加纳部队与伊尔贡、莱希的极端分子划清界限。
代尔亚辛大屠杀事件引发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的大规模逃亡，这一人口流动一直持续至5月15日英国撤军。阿里夫解释说，随着屠杀消息的传开，巴勒斯坦地区民众“开始逃离他们的家园，带着各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关于犹太罪行的传闻”。巴勒斯坦政治领导层在阿拉伯媒体中公布了代尔亚辛和其他犹太人暴行的数据，却进一步加剧了恐慌。巴勒斯坦领导人显然希望利用人道主义危机来迫使阿拉伯国家干预，但他们的报道仅仅加剧了恐慌，促使村民逃离他们的家园。18同时代的文字记载屡屡提到巴勒斯坦地区的城镇和村庄居民扶老携幼、抛家弃产地逃离家园，仅仅出于对代尔亚辛大屠杀再次上演的恐惧。
1948年春，巴勒斯坦人已经开始逃离他们的领土。1948年2—3月，在耶路撒冷、雅法、海法等战斗最激烈的城镇，约有7.5万名阿拉伯人逃离家园，前往相对较安全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或邻近阿拉伯国家。19同年4月即代尔亚辛事件之后，难民数量开始如洪流般激增。
一些巴勒斯坦人则选择以暴制暴。4月13日，即代尔亚辛大屠杀4天后，巴勒斯坦战士伏击了一支前往耶路撒冷郊区斯科普斯山的犹太医疗队。两辆救护车很清晰地标记有红十字，乘客实际上都是来自哈达萨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以及希伯来大学的职员。车队中共有112名乘客，仅36人幸免。
这次伏击的残忍程度体现在袭击者以胜利的姿态站在遇害者身旁所拍摄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照片之中。这些野蛮的照片在耶路撒冷的商业场所公然出售，似乎是为了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显示他们有能力摧毁犹太人的威胁。然而，这些暴行的照片却无法驱散1948年4月弥散在巴勒斯坦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失败氛围。
巴勒斯坦人的士气已然被摧毁，斯科普斯山屠杀犹太平民的事件仅仅加剧了对犹太人报复和后续暴行的恐惧。哈加纳已察觉到巴勒斯坦民众士气的崩溃，于是依据一项被称为“D计划”的军事方案加紧了行动进程。该方案旨在毁灭或减少巴勒斯坦城镇和农村地区人口，以便为建立一个可生存下去的犹太国家创造先决条件。
4月21—23日，犹太军队攻陷海法，从而在整个巴勒斯坦掀起又一波震动。受益于港口和炼油厂，海法一直是巴勒斯坦的经济中心，阿拉伯总人口超过7万人。此外，海法还是巴勒斯坦北部的行政中心。
由于海法被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入了犹太国家，数月来犹太部队一直在计划夺取这座城市。1947年12月中旬，犹太部队首次向海法发动袭击。“袭击在城内触发了一波可怕的外迁洪流，”海法的一位市政领导人拉希德·哈吉·易卜拉欣（Rashid al-Hajj Ibrahim）写道，“一大部分人口预见到了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因为犹太人的有备而来已揭示出阿拉伯人在自卫方面的准备是何等匮乏，从而也迫使后者逃离家园。”20作为海法全国委员会主席，哈吉·易卜拉欣与其在市政厅的同事一道致力于恢复秩序，限制本地和外来非正规军——很多是阿拉伯解放军志愿者的袭击活动。但他们的努力却徒劳无益：从当年冬季直至次年春季，阿拉伯非正规军与哈加纳战士一直在猛烈交火。至4月初，已有2万至3万居民逃离海法。
最后的猛攻始于4月21日。当英国部队撤离他们在海法的阵地时，哈加纳开始为夺取该市而发动大规模进攻。在之后的48小时之内，犹太军队以源源不断的炮火向海法的阿拉伯街区发起无情的狂轰。4月23日周五清晨，犹太战机袭击了该市，“在妇女儿童中间引发了恐慌，”哈吉·易卜拉欣写道，“这一群体受到了代尔亚辛恐怖景象的极大影响。”21他们如潮水般涌向海滨，那里有船只等待着将惊魂未定的平民撤离海法。
哈吉·易卜拉欣详细描述了他在海法海滨所目睹的惨象。“几千名妇女、儿童和男人，在一种阿拉伯民族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混乱、恐怖状态下，奔向港口区。他们赤足裸体地从他们的房屋逃向海边，等待轮到自己前往黎巴嫩。他们丢下了自己的祖国、房屋、财产、金钱、福利和买卖，出卖了自己的尊严与心灵。”22至5月初，在原来超过7万人的人口中，仅有3000—4000名阿拉伯人留在海法，继续生活在犹太人的统治之下。
一旦控制了海法，犹太军队就开始集中精力于联合国划分给犹太国家的其余沿海地区。区别于哈加纳，独立行动的伊尔贡最早发动了针对另一主要阿拉伯港口城市雅法的进攻。雅法市靠近犹太城市特拉维夫。攻势始于4月25日黎明；至4月27日，装备有3门迫击炮、20吨炸药的伊尔贡已经控制了雅法北部的曼什叶街区。在随后的3天内，伊尔贡从这一新阵地向雅法市中心区域发动了无情的轰炸。
这波进攻摧毁了雅法城镇居民的士气和抵抗的意志。仅仅是伊尔贡在发动进攻这个事实，就唤起了很多人对代尔亚辛大屠杀再度上演的恐惧。几天前海法的陷落，使得雅法剩余5万名居民中的绝大多数（至当年4月，已有约2万名居民逃至雅法市外避难）都对抵抗敌人的袭击不抱太大希望。随着居民的大规模外逃，整座城市已陷入一片恐慌。市政领导人们一方面寻找船只将城镇居民撤离至黎巴嫩，另一方面又为其他人从雅法经犹太人的防线撤退至加沙地带展开谈判。至5月13日，雅法城内仅剩下的4000—5000名阿拉伯人将他们的城市拱手让给犹太军队。
随着英国人最终完成撤军时间的迫近，犹太军队开始将其攻势聚焦于分治决议分配给犹太国家的东北部领土。5月11日，哈加纳精英部队“帕尔马赫”攻陷萨法德，一座拥有1.2万名阿拉伯人和1500名犹太人的城镇；5月12日，拥有6000名居民的城镇贝桑被攻陷，该镇居民则被驱逐至拿撒勒和外约旦。同一时期，哈加纳的军事行动还导致加利利、沿海平原、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公路地区村民的大规模撤离和被逐。巴勒斯坦的公路上满是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为逃避战争的恐怖而仅携带了少量可移动的财产。一位阿拉伯目击者描述了难民的悲惨境遇：“人们失魂落魄、毫无方向地逃离他们的祖国。他们既没有家，也没有钱财，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游荡中病倒、死去。他们缺衣少食，经常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山区的天气日趋寒冷，却没有任何人来关心他们的冷暖。”23
战争结束之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经确保了对沿海主要城镇和加利利狭长地带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将20万至30万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家园。这些巴勒斯坦难民原本意图在恢复和平后重返家园，但却从未被允许返回。正如1948年6月本-古里安对他的内阁所说的：“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回归。”24
英国委任统治的最后一天，巴勒斯坦内战也告一段落。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犹太人宣布建国，自此以后他们将被称为以色列人。战败的阿拉伯人没有国家来尊崇他们的巴勒斯坦身份，他们将所有的信任寄托在阿拉伯邻国身上。后者正在巴勒斯坦边境集结军队，等待英国人最后撤离。
正如之前承诺的那样，英国人于5月14日站完了“最后一班岗”，降下国旗登船离去，将他们在巴勒斯坦制造的一切悲剧都抛在了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