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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后的第二天，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便入侵巴勒斯坦。1948年5月15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内战结束，第一次阿以战争正式开始。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五国政府都派出正规军部队，表面目的显然是要保卫巴勒斯坦、击败以色列。然而，阿拉伯联盟实际上仅仅是在英国从巴勒斯坦撤军前两天即1948年5月12日，才决定出动阿拉伯各国的政府军。在军事干预之前，这些国家哪怕有最起码的相互协调和提前规划、具备丝毫的互信和共同目标，阿拉伯军队在战场上都可能占据上风。但恰恰相反，阿拉伯人进入巴勒斯坦与其说是与犹太国家作战，更多的是彼此为敌。
阿拉伯国家在第一次阿以战争前夕已然完全陷入混乱。巴勒斯坦冲突的结果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糟糕：尽管气焰嚣张，法乌齐·盖伍格吉在战场上却一败涂地，他那支训练不足、纪律涣散的部队在与哈加纳的战斗中屡战屡败；从各方面来看，阿拉伯解放军对被围困的巴勒斯坦人而言都是一个负担，而非救星，依靠阿拉伯志愿军的策略被证明是彻底的失败。随着英国撤军日期的临近，周边阿拉伯国家开始意识到为了阻止犹太部队占领整个巴勒斯坦，他们必须派出正规军参与作战。
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面临一个严肃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将巴勒斯坦发生的冲突视为阿拉伯人共同的事业，感觉有道德义务进行干预，并保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同胞；所有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框架内协调行动这一事实，更强化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每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是以埃及人、约旦人、叙利亚人而非阿拉伯人的身份参战。他们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竞争也带到了战场之上。
1947年秋至1948年冬，阿拉伯国家联盟为讨论巴勒斯坦危机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不同新兴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趋于明显。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自身的利益关切，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真正信任其他国家。在阿拉伯兄弟间引发最大怀疑的是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后者对分治方案的支持揭示了其吞并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以扩大自身国土的野心。这一野心也使阿卜杜拉深受巴勒斯坦领袖哈吉艾敏·侯赛尼的仇视、埃及法鲁克国王的敌意以及叙利亚人的猜忌。在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正全力遏制部分军官中“亲君主国运动”的威胁，该运动支持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及其建立“大叙利亚”的呼声，即将叙利亚和外约旦并入哈希姆家族的统治之下。叙利亚在随后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绝大部分都是为了遏制外约旦。阿拉伯国家最终参战与其说是为了拯救阿拉伯巴勒斯坦，不如说是为了防止改变阿拉伯世界现有的势力均衡。
阿拉伯民众并没有意识到其领导人的这种犬儒主义，相反他们热情地支持本国政府军事介入，保卫阿拉伯巴勒斯坦免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阿拉伯公众以及阿拉伯军队中的战士们深受官方辞令的鼓舞，坚信自身事业的正义性。而战败后阿拉伯公众对国内政客的幻灭，也将在“丢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世界内部引发巨大波动。
1948年5月，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还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中多数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直至1946年，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仍维持着对武装部队的控制，即便在不情愿的撤军之后，在武器弹药方面也只留下了很少的遗产。英国则垄断着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军队的武器供应，英国人小心地控制着这些半独立盟国的武器流入，以确保这些国家的政府军不会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部队构成威胁。
此外，当时阿拉伯各国军队的规模也非常有限。整个黎巴嫩军队可能只有不超过3500名士兵，其武器装备也极为陈旧；叙利亚军队有不超过6000名士兵，且对总统古瓦特里而言，这支军队更多是一个威胁而非财富——在1947年的叙利亚，几乎每个月都有一场预谋中的军事政变的谣传。最终，叙利亚人派遣了其全部军事力量的一小半——约2500人参与了巴勒斯坦的战斗。伊拉克军队贡献了3000人。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是整个地区训练最有素、纪律最严明的军队，但战争之初，该军团也只能派出全部6000人中的4500人参加战斗。埃及拥有整个地区规模最大的军队，派遣了一支1万人的部队进入巴勒斯坦。尽管有上述种种限制，阿拉伯战争规划者却预测在11天之内就可快速战胜犹太军队。如果这个说法是真诚的话，这一数字只能证明阿拉伯方面对摆在面前的这场冲突的严肃性的估计是何等的不足。
在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中，只有外约旦对巴勒斯坦冲突有着明确的政策和利益目标。阿卜杜拉国王从未满足于1921年英国人指定给他的领土。他渴望恢复其家族对大马士革的统治（因此才有建立“大叙利亚”的呼声）。自1937年起，他就开始支持巴勒斯坦分治的想法，其中阿拉伯领土将被并入其沙漠王国（因此才有穆夫提侯赛尼与阿卜杜拉国王之间的敌意）。
早在20世纪20年代，阿卜杜拉国王就与犹太事务局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期间，这些联系发展为一系列秘密谈判。1947年11月，阿卜杜拉国王与果尔达·梅耶森（Golda Meyerson，后改名为梅厄，并成为以色列总理）举行会谈，并在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之前两周就初步达成了一项初步的互不侵犯协定。（根据这一协定）阿卜杜拉将不会反对在联合国授权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作为交换，外约旦将吞并与其毗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主要是约旦河西岸地区。25
为执行其吞并巴勒斯坦阿拉伯部分的计划，外约旦还需要英国的同意。1948年2月，阿卜杜拉派遣其总理陶菲克·艾布·胡达（Tawfiq Abu al-Huda）前往伦敦，以争取英国人对该计划的认可；同行的还有阿拉伯军团的英国指挥官约翰·巴戈特·格拉布（John Bagot Glubb）将军（以格拉布帕夏而著称）。2月7日，总理艾布·胡达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陈述了外约旦的计划：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之时，外约旦政府将派遣阿拉伯军团跨越边境，占领与外约旦边境相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
“这是显而易见该做的事情，”贝文回答说，“但不要侵入分配给犹太人的区域。”
“即使我们有意向，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军队这样做。”艾布·胡达回答说。贝文感谢外约旦总理，并对其关于巴勒斯坦的计划表示完全同意，实际上这为阿卜杜拉国王入侵并合并约旦河西岸地区开了绿灯。26
正因如此，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外约旦是唯一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何加入巴勒斯坦冲突的乱局、又有何利益诉求的一个。问题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都太清楚阿卜杜拉国王的野心，因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遏制外约旦而非保卫巴勒斯坦之上。为遏制外约旦的野心，叙利亚、埃及、沙特组建了一个未公开的集团，他们的行动明显妨碍了战斗的有效开展。尽管阿盟任命阿卜杜拉国王为阿拉伯军队总司令，但其他独立阿拉伯军队的指挥官却拒绝与他会面，更不用说接受他的任何命令了。阿卜杜拉本人就曾质疑阿盟的意图，在战争前夕向一位埃及军事代表问道：“阿盟指认我来担任阿拉伯军队的总指挥。但这项荣誉难道不应被授予埃及这个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吗？抑或这项任命背后的真正意图乃是在万一失败的情况下，将责任和指责全部推到我们身上？”27
如果说阿拉伯国家对阿卜杜拉的意图都怀有戒心的话，那么鉴于它们对巴勒斯坦领导人哈吉艾敏·侯赛尼的敌意，这些国家也不会更多地同情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因哈吉艾敏支持1941年拉希德·阿里·凯拉尼反哈希姆王室的军事政变而怀恨在心;阿卜杜拉国王和哈吉艾敏则为争夺对阿拉伯巴勒斯坦的统治权而长期不和；埃及和叙利亚仅仅给予哈吉艾敏不温不火的支持，1948年4—5月巴勒斯坦抵抗崩溃之后更是如此。
因此，阿拉伯联军参加巴勒斯坦战争的目的基本上是消极的：防止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个外来的犹太国家，防止外约旦扩张至巴勒斯坦，同时防止穆夫提侯赛尼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家。基于这样的战争目标，阿拉伯军队被决意要建立自己国家的犹太军队完全打垮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于人员、火力等因素，犹太人在战场上的优势更多是意志力的因素。犹太大卫被敌对的阿拉伯的歌利亚所包围的景象，并没有反映在阿拉伯和犹太部队的相对规模上。5月15日，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外约旦、埃及等5个阿拉伯国家全部参战，阿拉伯军队总兵力还不超过2.5万人，而当时犹太国防军（这一新兴国家军队的新称呼）总数已达到3.5万人。在战争期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派遣了增援部队，但阿拉伯人军队的规模从未赶上犹太部队，后者在7月中旬达到6.5万人，至1948年12月则达到其峰值9.6万人。28
以色列人需要这种数量优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由5月15日持续至6月11日停火，以色列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外约旦军队即阿拉伯军团，于5月15日凌晨跨越边境进入西岸地区。考虑到耶路撒冷在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被宣布为国际共管区，阿拉伯军团起初并不愿进入耶路撒冷，但为防止以色列人占领整座城市，他们于5月19日迅速占领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街区。同时，伊拉克军队于5月22日控制了约旦河西岸北部一半领土以及纳布卢斯和杰宁的阵地，但也未向以色列军队发动攻势。埃及部队从西奈迅速推进至加沙地带和内盖夫沙漠，并挥师北上，准备与阿拉伯军团会合。叙利亚、黎巴嫩军队则侵入巴勒斯坦北部。在冲突的第一阶段，参战各方都损失惨重，但以色列的阵地也许是最脆弱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同时与多支部队作战。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战争爆发后，联合国迅速召开会议以便恢复地区和平。5月29日，联合国呼吁各方停火，6月11日正式开始生效。瑞典外交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被正式任命为阿以冲突的调解人，受委托在巴勒斯坦恢复和平。第一份停战协定为期28天，规定对整个地区实行完全的武器禁运。阿拉伯国家试图为其消耗殆尽的军队寻找武器来源，但却发现英、法、美等国都严格遵守禁运条款。相比之下，以色列人则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确保了关键的武器运输线路，并将军队规模增至超过6万人。当7月9日停火结束之际，以色列比它的对手做了更充分的重启战事的准备。
战争的第二阶段，以色列人利用兵力和弹药上的优势在各条战线上都扭转了对阿拉伯军队的战况。他们在加利利地区痛击叙利亚军队，将黎巴嫩人赶回到其边境以内。他们从阿拉伯军团手中夺取了吕大和拉马拉，并将兵力主要集中于南部的埃及阵地。联合国为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危机深表忧虑——已有成千上万的难民逃离战场，因而重新开始了紧密的外交活动，以便达成一项新的停火协议。联合国外交官发现阿拉伯国家迫不及待地支持停战，其中几个国家几乎已耗尽了弹药储备。第二轮停火于7月19日正式生效，一直持续到10月14日。
无论5月15日前阿拉伯国家可能怀有怎样的共同理念，但两个月灾难般的战争已将这些理念打得粉碎。战争开始前阿拉伯国家间的分裂已十分严重，而各国军队在前两轮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更大大加剧了已有的分歧。阿拉伯国家非但没能像阿盟策划者所乐观估计的那样取得速战速决，反而发现本国军队被卷入了一场愈发取胜无望的战争之中而无法自拔。也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发现可行的脱身的策略，阿拉伯公众正在震惊而难以置信地观望着他们的正规部队是如何被一支他们蔑称为“犹太团伙”的敌人所制服的。
阿拉伯国家拒不接受对其战备不足、缺乏协调的批评，开始相互指责。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开始攻击外约旦人：阿卜杜拉国王难道没有秘密会见犹太人吗？不正是他的英国指挥官格拉布帕夏履行了英国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承诺吗？在以色列人的坚决反攻下，阿拉伯军团仍控制了西岸和阿拉伯东耶路撒冷这一事实，已然被视为约旦人背叛盟友、勾结犹太复国主义者，而非其骁勇善战的证据。这种相互指责对阿拉伯人的战备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阿拉伯国家之间越是离心离德、单打独斗，犹太军队就越容易将其军队各个击破、逐一消灭。
在3个月的停火期内，贝纳多特伯爵领导着联合国寻求阿以冲突危机解决方案的工作。9月16日，贝纳多特提出一项经过修订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阿拉伯领土将被并入外约旦，其中便包括已被以色列人占领的拉马拉和吕大，以及根据最初联合国分治决议被划分给犹太国家的内盖夫沙漠；以色列国则将包括加利利和沿海平原地带；耶路撒冷仍将处于国际共管之下。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都迅速拒绝了贝纳多特的新方案，而他本人的外交努力也以残酷的方式戛然而止——9月17日，来自莱希团伙的恐怖分子暗杀了这位瑞典外交官。鉴于外交解决无望，10月14日停火结束后战争又重新打响。
战争的第三阶段由1948年10月15日持续至11月5日。其间，以色列人完全征服了加利利地区，将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阿拉伯解放军全部驱逐至叙、黎领土，随后则集中全部精力打击埃及部队。以色列军队包围了被孤立的埃及部队，其空军在3周的时间内针对埃及阵地目标狂轰滥炸。
埃及在巴勒斯坦的失利将在国内产生深刻的政治影响。埃及军队中一支较大的分遣队在巴勒斯坦南部、加沙东北部约20英里的费卢杰村遭到围困。在数周的时间内，既无法脱身又未得到任何援兵的救援，埃及士兵感到自己被彻底出卖了。之前他们正是在训练和武器弹药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派往前线的。更具政治头脑的军官们有大量的机会来思考政治上推翻埃及王室和政府的问题。在费卢杰被围困的军官中就包括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札卡里亚·穆希丁（Zakaria Mohi El Din）和萨拉赫·塞利姆（Salah Salem），3位后来密谋推翻埃及君主制的自由军官。纳赛尔写道：“我们身在巴勒斯坦作战，但我们的梦想却在埃及。”29由于他们在阿以战争中的经历，这些自由军官将最终把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转变为在埃及的胜利，推翻那个曾经背叛他们的政府。
阿拉伯国家继续徒劳无益地举行会谈，尝试采取一致行动来扭转败局。10月23日，阿拉伯国家首脑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集会，谈论缓解埃及军队压力的方案，但叙利亚、外约旦、伊拉克之间的相互猜忌使得会谈未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合作。埃及人则不愿向其阿拉伯兄弟承认自己的败局，拒绝与各方协调军事行动——即便这样做本可缓解自己被围困的部队。
阿拉伯人的分裂显然对以色列人有利。12月，以色列人不仅成功地迫使埃及人全部撤出巴勒斯坦——被围困在费卢杰的埃及部队除外，实际上还侵入了埃及在西奈的领土。法鲁克国王政府别无选择，不得不援引1936年《英埃协议》——这项因延续了英国在埃及影响力而饱受民族主义者鄙视的协议，请求英国介入以迫使以色列从西奈撤军。1949年1月7日，埃及与以色列达成休战协议。以色列人在内盖夫沙漠发起了最后一波攻势，夺取了南至亚喀巴湾沿海乌姆·拉什拉什的领土，后来则将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埃拉特港。
在完成对内盖夫的征服后，全新的以色列国家最终成型，占据了原巴勒斯坦托管国全部领土的78%。外约旦仍控制着西岸地区，埃及控制着加沙地带。这两个地区也成为保留在阿拉伯人手中的最后的巴勒斯坦领土。在击败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军队，成功遏制阿拉伯军团和伊拉克军队之后，以色列人在1948年取得了一场全面胜利，也获得了向阿拉伯国家强加其条款的资本。联合国提出了一项新的停火协议，并在地中海的罗德岛上开启了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间的停战谈判。以色列与埃及（2月）、黎巴嫩（3月）、外约旦（4月）和叙利亚（7月）分别达成双边停战协定。第一次阿以战争正式结束。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1948年将以“奈克白”（al-Nakba，灾难）的名字被永久铭记。在巴勒斯坦内战和第一次阿以战争期间，约75万名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他们涌入了黎巴嫩、叙利亚、外约旦、埃及等国以及巴勒斯坦剩余的阿拉伯领土。仅有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还保留在阿拉伯人手中。加沙地带名义上是一块自治领土，但实际上处于埃及的托管之下；约旦河西岸地区则被并入外约旦，后者现今已横跨约旦河两岸，因而更名为约旦。
第一次阿以战争结束后，巴勒斯坦这个地区在地图上已不复存在，所剩的只有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民，或生活在外国占领之下，或处于流散之中。在之后的历史中，他们将为自身民族权利获得认可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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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为巴勒斯坦灾难的深重性所震惊。在这个危机的时刻，阿拉伯知识分子对于失去巴勒斯坦的原因和后果都还保持着清醒的判断。
第一次阿以战争刚刚结束，两部奠定阿拉伯人自我批判与改革基调的重要著作就已问世。第一部作品的作者康斯坦丁·祖雷克（Constantine Zurayk）于1909年生于大马士革，是20世纪最伟大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之一。祖雷克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完成本科教育，在年仅21岁时就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他一生都任职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学术与公共服务机构，就阿拉伯民族主义撰写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著作。正是在其1948年8月即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发表于贝鲁特的著名短论《灾难的意义》（Maʻnat al-Nakba）之中，祖雷克首次将1948年战争命名为“奈克白”，即阿拉伯语中的灾难。30
第二部里程碑式著作的作者穆萨·阿莱米（Musa Alami）是一位巴勒斯坦显贵。阿莱米的父亲曾担任耶路撒冷市长，他本人在剑桥大学学习法律，随后进入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任职。1937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大起义高潮期间，阿莱米毅然辞职，之前他已升至英国高级专员阿拉伯秘书及检察官的职位。辞职后，他开始私人执业，积极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阿莱米曾带着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参与1939年和1946—1947年在伦敦举行的多次会议，此外他还是阿盟成立大会上的巴勒斯坦代表。在其发表于1949年3月的文章《巴勒斯坦的教训》（ʻIbrat Filastin）中，阿莱米反思了阿拉伯人整体失败的原因，并指出了通往民族复兴之路。31
两位作者都承认巴勒斯坦的丢失和以色列的建立，开启了阿拉伯历史中一个危险的新篇章。“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失败，”祖雷克警告说，“绝不是简单的挫败或者暂时的、无关痛痒的灾祸。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是阿拉伯人在其漫长历史中所经受的最严酷的考验和苦难之一，是一段以无数磨难和苦难为标志的历史。”32阿拉伯人应对这一新威胁的失败，将使他们在未来陷入分而治之的不幸境地，这一境遇与他们刚刚从中摆脱进而获得独立的殖民时期不无相似之处。
考虑到两人对阿拉伯人病症诊断的相似性，阿莱米和祖雷克开出相似的治疗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阿拉伯分裂的场景使两人都深刻意识到阿拉伯统一的必要性。一战后的解决方案以及英、法对阿拉伯世界的瓜分，导致阿拉伯民族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他们都强调，阿拉伯人只有通过阿拉伯的团结来挽救帝国秩序下四分五裂的局面，才能实现其作为一个民族的潜力。他们也认识到狭隘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比如埃及人或叙利亚人独立的民族主义）与他们所渴求的更广阔的阿拉伯民族间的矛盾。祖雷克承认正式的统一在短期内尚不现实，尤其考虑到新独立的各阿拉伯国家内部根深蒂固的国家利益。因此，在实现阿拉伯统一的长期目标之前，祖雷克首先呼吁在现有的阿拉伯国家内实现“广泛而全面的变革”。33阿莱米则寄希望于一个能通过武力实现统一目标的“阿拉伯普鲁士”。34随着巴勒斯坦灾难后军人为登上政治舞台做好了准备，“阿拉伯普鲁士”的理想也将启发阿拉伯军队上层中的一批民族主义者。
在对巴勒斯坦灾难的回应中，阿莱米和祖雷克的呼声几乎等同于将一场阿拉伯复兴作为实现阿拉伯统一的序曲，作为在一个现代世界中赎回巴勒斯坦、实现阿拉伯人尊严的自我救赎的先决条件。他们的著作之所以在读者中产生广泛而巨大的影响，正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反映了时代精神。阿拉伯民众越来越对他们的统治者感到幻灭。老一代政治精英过去曾领导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但他们在与其帝国主人的联系中也受到了污染。他们在欧洲大学接受教育，讲欧洲人的语言，穿西方服饰，在殖民主义强加的机构内工作——总之，他们散发着勾结外敌的气息。他们为小得小失而争论不休，其狭隘的世界观仅局限在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他们的国家边界之内。
阿拉伯世界的政客们完全忽视了那个仍启发着如此众多民众的更广大的阿拉伯民族。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灾难性的表现已然揭示了他们政治的破产。也正因如此，阿莱米和祖雷克提出的补救方案，即一个由被解放的公民所组成、以统一的力量来面对现代世界诸多挑战的更广阔的阿拉伯民族，才会打动许多的阿拉伯人，成为他们解决积弱现状的主要方案。巴勒斯坦的教训表明，在分裂的状况下阿拉伯人必将衰落，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希望承受现代世界的挑战。
时代在变化之中。阿拉伯统治者们因其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而受到了严重削弱。新的一代正伴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呼声而崛起，并将本国政府作为自己的首要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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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惨败和以色列国的建立，彻底动摇了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稳定性。在紧接着巴勒斯坦灾难之后的数月内，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都被政治暗杀和政变的阴影所笼罩。
巴勒斯坦灾难之后，埃及国内陷入政治混乱。对一个新兴的宗教政党而言，在丢失的穆斯林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无异于对伊斯兰教的背叛。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3月，其创始人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是一位来自苏伊士运河城市伊斯梅利亚的小学教师。班纳是一位致力于与西方影响作斗争而又富有个人魅力的改革家，他坚信西方影响正在削弱埃及的伊斯兰价值观念，强调埃及人民徘徊于欧洲启发的改革与英帝国主义之间，已然“偏离了他们信仰的目标”。35一场起初旨在埃及社会中复兴伊斯兰信仰的社会运动迅速发展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穆兄会的势力已足以比肩埃及国内的主要政党乃至华夫脱党。
穆兄会宣称巴勒斯坦战争为一场“圣战”，派遣了大批的志愿者营队赶赴巴勒斯坦以阻止犹太国家的建立。与阿拉伯解放军中的其他阿拉伯志愿者相似，穆兄会成员低估了犹太人的力量和组织性。备战不足的同时，他们同样没有为失败做好准备。他们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视为对伊斯兰教的背叛，并将责任归咎于阿拉伯政府，特别是埃及政府。回到埃及后，他们开始组织示威游行，指责政府，认为政府应对巴勒斯坦的失利负责。
埃及政府迅速采取行动镇压穆兄会。在1948年的最后几个月内，穆兄会被指控煽动骚乱、阴谋推翻埃及政府。总理马哈穆德·法赫米·努格拉希（Mahmud Fahmi al-Nuqrashi）宣布实行戒严法，并于1948年12月8日颁布政令宣布取缔穆兄会。该组织的资产遭到冻结，文件被查封，很多领导人也被捕入狱。
穆兄会领导人哈桑·班纳仍保持着行动自由。他试图调解自己组织中的极端分子与埃及政府间的矛盾，但种种努力都因双方固执己见而以失败告终。总理努格拉希拒绝会见班纳或对穆兄会做出任何让步。极端分子最终诉诸暴力。12月28日，这位埃及总理在进入内政部的途中遭到近距离枪杀，行凶者是一位1944年加入穆兄会的兽医学专业学生。努格拉希也成为紧接着巴勒斯坦灾难后第一位倒下的阿拉伯领导人。
埃及政府并未因努格拉希暗杀事件而逮捕哈桑·班纳。但这位穆兄会领导人并未因自己的自由而感到宽慰：他深知只要还保持着行动自由，自己就随时有遭到报复性暗杀的危险。班纳尝试与努格拉希的继任者进行谈判，但却发现所有的政府大门都向他紧闭着。他反复申明穆兄会与试图推翻现有政治系统的一切尝试都无关，但却无济于事。
1949年2月12日，哈桑·班纳在青年穆斯林协会总部外遭枪击身亡。人们普遍认为暗杀行动是受到埃及政府的指使，且背后有王室的支持。6周之内的两起政治谋杀案将埃及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灾难引发了一次军事政变。长期以来，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就担心军队会推翻自己的统治。1949年3月30日，他的担忧终于转变为现实——军队总参谋长侯斯尼·宰伊姆上校（Colonel Husni al-Zaʻim）领导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这次政变也被叙利亚资深政治家阿迪勒·艾尔斯兰（Adil Arslan）描述为“叙利亚近期历史中最重要也最奇怪的事件”。艾尔斯兰在其日记中进一步解释道：“普通公众欢欣鼓舞，大多数学生抓住机会上街举行示威游行，但政治精英却陷入沉默，对国家的命运走向深感焦虑。”36叙利亚政治精英们急切地想维护叙利亚共和国青年的民主体制，担心叙利亚滑向军人独裁。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尽管宰伊姆政府仅持续了不到150天，但这次政变却标志着军人开始登上叙利亚的政治舞台。除去几次短暂的间断时期，叙利亚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军人的控制之下。
根据叙利亚外交部部长阿迪勒·艾尔斯兰的说法，宰伊姆统治最奇怪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在叙利亚战败后极短的时间内，就愿意与以色列达成和解。1949年7月20日，侯斯尼·宰伊姆政府与以色列签订了停战协议。但在幕后，宰伊姆却希望比停战协议走得更远，即寻求与以色列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协议。在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宰伊姆通过叙利亚停战谈判团队向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传达了一系列提议。宰伊姆提出叙利亚与以色列关系全面正常化，包括互换大使、开放边境以及与以色列的全面经济关系。
宰伊姆关于在叙利亚安置30万名巴勒斯坦难民的提议，引起了美国和联合国官员的重视。难民问题即将成为最大的人道主义问题，同时也是解决阿以冲突中的一个关键症结，这一点已确然无疑。宰伊姆请求美国帮助开发位于幼发拉底河北部的哲齐赖地区，因而提议在这一地区安置巴勒斯坦难民。他相信巴勒斯坦劳动力和美国资金的注入将推动其国家的现代化与经济的发展。37
以色列总理对宰伊姆的提议却不感兴趣。尽管受到杜鲁门政府、联合国调解人拉尔夫·邦奇博士（Dr. Ralph Bunche）以及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的大力推动，本-古里安仍拒绝会见宰伊姆或讨论后者的提议。本-古里安坚持要求叙利亚人首先签署一份停战协议。他深知宰伊姆意在调整叙利亚的边界，在叙、以两国间分割太巴列湖，对此本-古里安断然拒绝。这位以色列总理并不急于与其阿拉伯邻居达成和平协议，当然更不希望设立以土地换和平的先例。如果说本-古里安有什么担心的，那就是反映在与阿拉伯邻国停战协议中的以色列边界，无法满足这个犹太国家的需求。
由于本-古里安拒绝会见宰伊姆，美国政府便提议叙利亚、以色列两国外交部部长举行一次会谈。美国驻叙利亚大使詹姆斯·基利（James Keeley）私下向宰伊姆的外交部部长阿迪勒·艾尔斯兰提出会谈的设想。艾尔斯兰是一个拥有埃米尔称号的德鲁兹显贵家族中的标志性人物。他虽然加入了宰伊姆政府，但心中却怀有一些疑虑。在他日记的描述中，这位上校既是一位朋友，也是一个疯子。然而，他在1949年6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的基利的提议，却使他确信宰伊姆已经迷失了方向。
“为什么你想让我同意与［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摩西·］谢尔托克(1)举行一次会谈，”艾尔斯兰向这位美国大使问道，“既然你知道我从未被犹太人的虚张声势所哄骗，也决不会向他们做出任何让步。”
“你的问题迫使我必须给你一个坦率的答复，”基利回答说，“尽管我不能随便讨论这件事，因为它还是个秘密。但我知道您是一位高贵的人，所以我也请求您守口如瓶。”
艾尔斯兰承诺保密。基利便继续说道：“是宰伊姆提出要会见本-古里安……但后者拒绝了他。所以我们（即美国政府）认为可以在叙、以两国外交部部长之间举行一次会谈。夏里特同意了，便提出了这项你刚刚拒绝的提议。”
当基利透露宰伊姆与以色列人间的秘密外交之时，震惊的艾尔斯兰竭力掩饰自己的感情，并将这一主动示好行为解读为叙利亚总统所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美国人并没有强加自己的观点，而是起身告辞，让艾尔斯兰自己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38
那一夜，艾尔斯兰在他的办公室里待到很晚。他召见了一位叙利亚停战协议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后者则确信宰伊姆有意会见谢尔托克本人。他曾考虑提出辞职，但最终决定坚守岗位，以便阻止以色列人实现其通过单独的和平协议离间叙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目标。他开始联络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府，警告说“一个大危险”已迫在眉睫，但又小心翼翼地避免透露事实真相。
艾尔斯兰的反应足以说明宰伊姆与叙利亚民众及政治精英的观点已然脱节到何种程度。刚刚经历一场惨痛的失败，叙利亚人绝对没有心情与以色列和解，军队尤其如此。假使宰伊姆公开他的和平计划，他在国内必将遭遇难以逾越的阻力。即便如此，今日我们也很难断然否定宰伊姆计划的价值，毕竟如此多重要的国际人物，包括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联合国调解人拉尔夫·邦奇以及很多以色列政治和情报人士，当时都为这一方案的种种优点所折服。事实上，这一故事告诉我们，正是本-古里安否决了第一次阿拉伯和平倡议。面对一个曾受到美国和联合国支持的和平方案，本-古里安却说了不。
宰伊姆在叙利亚执政的时间过于短暂，不足以将和平转化为现实。他的改革（面向以色列的和平姿态只代表其中很小一部分）疏远了原本支持他夺取权力的不同社会群体，使得他孤立无援。部分曾支持宰伊姆政变的军官现在开始预谋反对他。1949年8月14日，他们重演了3月政变中采取的措施，逮捕了政府重要领导人，控制了广播电台。6辆装甲车包围了宰伊姆的住宅，经过短暂的交火后，逮捕了这位已被废黜的总统。宰伊姆和他的总理被带到一个看守所，随后立即被处决。
逮捕并处决宰伊姆的是安东·萨阿代（Antun Saʻada）的一名追随者。萨阿代（1904—1949）是一名基督徒知识分子，也是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1932年，萨阿代从巴西返回他的出生地黎巴嫩，并创立了叙利亚民族社会党。作为贝鲁特美国大学的一名讲师，他公开反对法国委任统治及其分裂大叙利亚的企图，呼吁大叙利亚地区不同国家的合并。他的政治观点为泛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他呼吁将宗教与政治分离，因此吸引了一大批对逊尼派穆斯林主导下的泛阿拉伯国家心怀疑惧的少数族裔群体。
1949年7月，安东·萨阿代发动了一场旨在推翻黎巴嫩政府的游击战，但其反叛为时甚短。发起战役后仅几天内，他就被叙利亚人抓获并移交给黎巴嫩政府，后者立即对萨阿代进行了审判，并于7月8日处决了这位革命未竟者。
萨阿代狂热的追随者们迅速开始谋划复仇。1951年7月16日，一名萨阿代的支持者在黎巴嫩前总理里亚德·苏勒哈（Riyad al-Sulh，他的政府处决了萨阿代）出访约旦首都安曼期间刺杀了他。
随着政变、处决、暗杀在阿拉伯国家领导层更迭中成为家常便饭，阿拉伯政治也变得越来越暴力。里亚德·苏勒哈被暗杀后仅4天，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就遇刺身亡。当时他正准备进入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参加周五聚礼，而当他遇刺时，他15岁的孙子亦即约旦未来的侯赛因国王就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之后再回顾，”侯赛因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现在怀疑祖父是否对即将到来的悲剧有某种内在的直觉。”侯赛因还记得阿卜杜拉国王在遇刺当天早晨与他的一段对话。老国王的话是“如此的充满预言性，要不是今天很多健在的人都听到过这些话，我再提起它们时都会犹豫再三”。侯赛因在自传中这样记录道：“‘如果哪天我要死了，我宁可被一个无名之辈一枪射在头上，’他说，‘这才是最简单的死去的方式。我宁愿这样死去，也不愿变老，成为一个负担。’”老国王将发现这一愿望实现的时间比他自己设想的还要快。
阿卜杜拉国王很清楚自己的人身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在最新纳入其王国版图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他被敌人包围着。很多巴勒斯坦人指控阿卜杜拉为扩张自己的版图而与犹太人进行交易，哈吉艾敏·侯赛尼则指责他出卖了巴勒斯坦。然而，谁也没有意料到阿拉伯政治暴力的新文化竟然触及了穆斯林最神圣的礼拜场所之一。
枪杀阿卜杜拉国王的这位“无名之辈”是一名来自耶路撒冷的裁缝学徒，名叫穆斯塔法·埃舒（Mustafa ʻAshu）。埃舒本人更多是作为一名受雇的枪手，而非拥有政治动机的党徒，当下即被国王的警卫击毙。一系列抓捕行动随即展开，10人被指控合谋参与了暗杀行动，尽管审判并未能揭示出幕后指使者的身份。这10人当中，4人被宣判无罪，2人在缺席情况下（都已叛逃至埃及）被判处死刑，另外4人因参与暗杀而被处以绞刑。被处决的4人中，3人都是身有犯罪记录的普通商人——一名牲畜代理人，一名屠夫，还有一名咖啡店主；第四位，穆萨·侯赛尼（Musa al-Husayni），则是穆夫提艾敏·侯赛尼的一位远房亲戚。39穆夫提艾敏以及埃及国王法鲁克都被怀疑资助了这次暗杀行动，但时至今日事实真相肯定已经石沉大海。最终，阿卜杜拉国王也成为巴勒斯坦灾难的另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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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后对中东的分割之后，巴勒斯坦灾难成为20世纪阿拉伯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们至今仍生活在其阴影之下。
1948年战争最持久的遗产之一就是今天仍在持续中的阿以冲突。一方面，阿拉伯人拒绝接受失去巴勒斯坦的现实;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则渴望得到更多的领土。后续的阿以战争也因而变得不可避免，在过去60年内以致命的频率反复上演。
这场冲突造成的人员损失是灾难性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至今悬而未决。作为1967年进一步的领土流失以及过去60年内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在联合国登记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数量已由原来的75万增至现在的430万以上。在其间的几十年内，巴勒斯坦人为实现建国目标已建立了多个代表性机构，但为了追求自身目标也不惜诉诸武装斗争——从针对以色列的边境袭击，到针对以色列海外利益的恐怖袭击，从被占领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上的民众暴动与抵抗，到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尽管采取了上述策略——有人会说，正是因为采取了上述策略，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诉求至今尚未实现。
巴勒斯坦灾难对阿拉伯政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48年的失败，给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希冀和渴望蒙上了一层阴影。巴勒斯坦战败后，阿拉伯世界经历了剧烈的政治波动，与巴勒斯坦托管国接壤的四个国家深受政治暗杀、政变、革命的困扰。旧政治精英被年轻一代军人推翻，也标志着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的到来。与两次大战之间那些接受外国教育的政治精英相比，这些军人很多来自农村，与大众政治保持着更为密切的接触。元老派政治家们在本国既有的边界内为实现民族独立而奋斗，自由军官煽动家们则是促进泛阿拉伯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旧政权说欧洲语言，新的先锋队则说普通民众的语言。
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巴勒斯坦灾难标志着欧洲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终结。巴勒斯坦问题是欧洲制造的，欧洲解决这一问题之无力反映出二战结束后欧洲自身的衰落。 二战结束后，英、法沦为二等强国：经过多年的战争，英国经济已疲弱不堪，法国的士气在德国占领的几年内受到致命打击。两国在国内所需的重建资金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根本无暇外顾。帝国已处于衰退之中，新的势力主导了整个国际秩序。
分别于1949年、1952年、1958年在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上台的年轻军官们与英国或法国并没有联系，相反他们转向了新的世界强权——美国及其超级大国对手苏联。这是帝国时代的结束，也是冷战新时代的开端。阿拉伯人不得不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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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摩西·谢尔托克是摩西·夏里特的曾用名，此处引文中用的是曾用名。——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