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并未将阿尔及利亚视为一块殖民地。与被作为保护国统治的突尼斯和摩洛哥不同，阿尔及利亚领土已然被并入了法国，并和法国本土其他地区一样被划分为省。多达100万的法国公民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其利益受到法国议会中民选代表的密切保护。无论是对法国政府还是法国人民而言，阿尔及利亚都是法国的。因此，当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正式宣战时，法国人迅速并毫无保留地做出回应。他们派遣部队来“保卫”阿尔及利亚免遭民族主义的威胁；已然因越南的失败而满怀怨恨，这些部队决心不再做出任何让步。
由于在阿尔及利亚面临着一场恶战，为减少损失，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政府采取果断行动，以解决与突尼斯和摩洛哥之间的关系问题。法国总理亲自前往突尼斯，要求当政的贝伊穆罕默德·艾敏八世（Muhammad VIII al-Amin, 1943—1956年在位）任命一个新政府来商谈突尼斯独立事宜。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压倒民族主义者，这位贝伊试图将国内最受欢迎的民族主义政党——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领导的新宪政党排除在新政府之外。然而至1955年3月，贝伊迫于民众要求，不得不邀请布尔吉巴参与谈判。
富有个人魅力的布尔吉巴迅速在突尼斯谈判团队中取得领导地位，并于1955年4月确保达成了自治协议。1956年3月20日，双方签署议定书，法国正式承认突尼斯独立。作为确定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原则的一个步骤，1957年7月布尔吉巴宣布废除突尼斯君主制，后者由于与法国殖民当局的合作已然遭到削弱。突尼斯共和国选举布尔吉巴为其第一任总统，他担任这一职位将达30年之久。
在摩洛哥，法国试图通过允许穆罕默德五世由马达加斯加返回摩洛哥执政来平息摩国内局势。1955年11月16日，素丹降落在摩洛哥之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两天之后，穆罕默德五世借王位节（Fête du Trône）——摩洛哥的国庆节——之机，从位于拉巴特的皇宫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宰哈拉，莱拉·艾布·宰德自传体小说中的民族主义自由斗士回忆道：“用什么语言来描述那一天呢？整个卡萨布兰卡都沉浸在由舞台、扩音器连接起来的巨大的庆典活动中。歌舞表演与演说混合在一起，过道两旁备好了茶水，茶香随风飘溢。”宰哈拉、她的家人和朋友登上了一辆由卡萨布兰卡开往拉巴特的火车，专门去聆听素丹的讲话。她仍记得当穆罕默德和他的两个儿子出现在阳台上时迎接他们的“难以置信的欢呼声”。“那个11月18日发表的就职演说我不知听了多少次！多么精彩的演说啊！我牢牢记住了演说的内容，时至今日还能背诵出来！”
宰哈拉凭记忆复述着素丹的发言：“在这个欢乐的日子，真主给予我们双重的祝福：在漫长而悲伤的离别后再次回到我们最挚爱的祖国的祝福，以及重新与我们如此想念的人民相聚的祝福。对于人民，我们始终忠诚无二，而人民对我们的忠诚也投桃报李。”素丹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摩洛哥正是因为国王与人民相互支持才取得独立。对宰哈拉而言，11月18日事件所揭示的最重要事实，莫过于法国通过流放来离间摩洛哥君民关系的企图失败了。“［素丹］对我们心灵产生的影响是何等美妙！流亡生涯给他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正是为了素丹，摩洛哥人民才加入抵抗运动，好像他已成为一种理想或一个原则。假使法国人没有流放他，他们在摩洛哥的存在将延续更长的时间。我对此确信不疑。”27
1956年3月2日，摩洛哥脱离法国实现独立。
摩洛哥与突尼斯取得独立之际，阿尔及利亚已然陷入一场全面战争。事态起初只不过是一个武器装备不足、组织薄弱的小团体（据1954年11月1日的估计，有900—3000名战士）发起的反叛，但后来却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起义。其间，手无寸铁的平民，既包括定居者，也包括本土阿尔及利亚人，常常成为滥杀滥伤的致命暴力的目标。
1955年8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以其法语首字母缩写FLN（以下简称“民阵”）而闻名——袭击了定居者村庄菲利普维尔，杀害了123名男人、妇女和儿童。作为报复，法国人采取了超乎寻常的残忍手段，杀害了数千名阿尔及利亚人（法国官方数据承认1273人死亡，民阵则宣称多达1.2万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杀）。28
菲利普维尔大屠杀坚定了民阵的决心。法国针对阿尔及利亚公民的不对等的报复措施使得大量愤怒的志愿者加入民阵，反而强化了这一组织的力量。面对着一支拥有一个工业化国家全部资源支持的法国占领军，这次屠杀也鲜明地暴露了民阵的战略弱点。
民阵在开罗的办公室是该运动开展国际行动的重要基地，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事业公开给予全力支持。正是出于孤立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迫使埃及放弃支持民阵的考虑，法国才处处设置障碍，拒绝无条件地向纳赛尔治下的埃及出售任何武器装备。一如既往，纳赛尔并不愿接受这些条件。
*
至1955年，纳赛尔已经结交了一些有重要影响力的朋友。他得到不结盟运动多位领袖的尊重，包括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中国总理周恩来。考虑到埃及对外部强权的深恶痛绝，不结盟运动是埃及所能采取的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与该运动的其他成员国相似，埃及政府希望保留与美国和苏联同时保持友好关系的自由，而不愿在冷战中选边站队。该组织也为亚非国家提供了一个推进去殖民化进程的平台。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该组织的成立大会上，纳赛尔就提出了一项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决议。令法国伤心的是，这项决议获得了大会的一致通过。
看到他们年轻的总统被承认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位领袖，埃及人民欣喜万分。美国人却远没有这么高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结盟政治，他的政府相信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没有什么中间立场，即在最终意义上，一个国家与美国为敌为友只能二选其一。纳赛尔拒绝加入一个反苏地区同盟的决定令美国人怒火中烧，但美国政府中仍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说服纳赛尔回心转意。不久他们就会感到失望。
西方拒绝提供纳赛尔所需的武器，这使他最终投入了共产主义阵营。他就确保军队现代武器供应的问题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进行了讨论，后者表示愿代表埃及向苏联提出这一问题。1955年5月，苏联驻开罗大使请求纳赛尔接见，从而开启了两国间持续了一整个夏天的谈判。
即便已转向苏联人寻求军事援助，纳赛尔仍试图维持美国人对他的支持。这位埃及总统向美国人通报了其与苏联人会谈的情况，向美国驻埃大使表示苏联人已明确表示愿意向他提供武器，但他仍然倾向于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在穆罕默德·海卡尔看来，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开始还认为纳赛尔在虚张声势。直到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纳赛尔即将与苏联人达成一项协议，杜勒斯才派遣使者竭力阻挠协议的达成。
1955年9月，纳赛尔宣布埃及将从苏联的卫星国捷克斯洛伐克获取武器，从而将一个既成事实摆在美国人面前。29埃及获得了275辆现代的T-34坦克以及包含有米格-15、米格-17、伊尔-28在内的200架战机，这一武器交易急剧地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势力均衡。30
在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个行动之后，1956年5月，埃及政府与中国正式建交，进一步疏远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考虑到埃及已经严重削弱了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在中东地区传播的努力，美国决心迫使埃及改变政策。
英国人、法国人和以色列人则野心更大，想一劳永逸地推翻埃及政府。他们将纳赛尔视为一支危险的新生力量——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拥护者，深信他可能动员这一力量损害他们在中东的关键利益。本-古里安担心纳赛尔可能召集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发起致命一击，英国首相艾登深信纳赛尔将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剥夺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法国人则认为纳赛尔正鼓动阿尔及利亚人加紧其反法战争。为了提升本国的利益，上述每一个国家都有充分的动机来寻求推翻纳赛尔政府。
整个1956年，这三个国家都在酝酿向埃及发动战争，即那场被称为“苏伊士运河危机”（在西方）或“三方侵略”（被阿拉伯人）的惨败。
通往苏伊士运河危机之路始于阿斯旺。土地改革计划之外，阿斯旺水坝仍是自由军官的国内发展议程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因为根据预期，水坝一方面将为整个国家提供工业化所需的能源，另一方面也会大大提高灌溉农业的种植面积。
然而，埃及政府无力独立资助水坝的建设。该项目是全球最大的民事工程项目之一，其耗资可谓天文数字——估计达10亿美元，其中4亿美元必须以外汇的形式支付。1955年末，埃及政府与世界银行商谈了一个财务方案，由后者提供2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和英国则承诺提供剩余的2亿美元。
英、美两国政府希望利用阿斯旺水坝计划，对纳赛尔治下埃及的政治施加一定的控制。根据海卡尔的说法，美国和英国从未考虑给予埃及所需要的全部款项，仅承诺提供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这不足以保证水坝的完工，但恰好足以在工程建设期间对埃及施加影响。海卡尔说，据称，杜勒斯曾于1957年1月向沙特国王沙特表示，“他决定帮助［埃及］建设水坝，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项目”。“未来10年内，该计划将把埃及与美国绑定在一起，在此期间，纳赛尔或者已然体会到与苏联合作的危险性，或者已然倒台。”31
美国政府还试图将提供贷款与埃及政府承诺不再从苏联购买更多武器一事相关联。美国政府虚伪地论证说，军费开支将削弱埃及支付部分水坝建设费用的能力。纳赛尔无意与苏联决裂，后者是愿意向其提供军事援助而又不预设前提条件的唯一大国。
纳赛尔已经认识到，冷战的规则排除了与苏联和美国同时保持合作的可能性。至1956年4月，他已怀疑美国将撤销对阿斯旺水坝的支持。3个月后的7月19日，艾森豪威尔果然宣布，他将撤销美国对该项目的全部资金支持。
听到美国的声明时，纳赛尔刚结束在南斯拉夫的一次会议，正在返回开罗的途中。他被彻底激怒了。艾森豪威尔径直宣布了撤销对水坝的资金支持，连向埃及提出事先警告的基本礼节都没有，更毋庸说给出解释了。纳赛尔对海卡尔说：“这不是一次撤资，这是针对政权发起的一次进攻，是号召埃及人推翻这个政权的一次邀请。”32
纳赛尔认为他必须快速地做出果断回应。在24小时之内，他制订了一项计划，但只有6天时间来完成他迄今为止最为雄心勃勃的壮举。
为纪念革命胜利4周年，根据日程安排，纳赛尔将于7月26日在亚历山大发表一次重要演讲。他的主题将是阿斯旺水坝。如果西方列强拒绝帮助埃及人，他计划争辩道，埃及将自己为水坝买单，方式便是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并调用运河收入来支付水坝建设的开支。
法理上来说，只要能向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东们提供公正的补偿，埃及政府就有充分的理由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然而，考虑到该公司在法国是一家上市公司，且英国政府是其最大股东，纳赛尔深知运河的国有化将引发一场国际危机。特别是英国决心维护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因而会将国有化方案解读为埃及政府的又一个敌对措施。纳赛尔估计出现外部干预的概率高达80%。
假设英、法选择发动战争，纳赛尔估算，两国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集结干预所需要的军事力量。两个月的时间将给予他一个关键的缓冲期，来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外交解决方案。整个计划听起来很像一场赌博，但纳赛尔相信，为了维护埃及独立并免遭外部势力控制，他必须孤注一掷。
纳赛尔责成一位年轻的工程师马哈穆德·优努斯上校（Colonel Mahmoud Younes）来完成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办公区的实际接管。7月26日当晚，优努斯将通过广播收听纳赛尔的演讲。如果听到纳赛尔提到行动的代码“费迪南·德·莱塞普”——苏伊士运河的设计者——之时，就立即采取行动。如果纳赛尔在演讲期间没有提到这个名字，优努斯就什么也不要做，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纳赛尔一如既往，参照提纲要点即兴发表演说，开始追溯阿斯旺水坝危机的背景。他回顾了埃及遭受帝国主义势力剥削的历史，援引苏伊士运河作为例子，还多次提到了费迪南·德·莱塞普的名字。海卡尔回忆道：“总统先生是如此担心［马哈穆德·优努斯］会听漏了，以至于他不断地重复费迪南的名字。德·莱塞普这般，德·莱塞普又那般，直到他重复了大概有10遍之久。人们也开始感到奇怪总统为何对德·莱塞普这么小题大做，因为埃及人对后者并没有什么好感。”
其实纳赛尔并没有必要担忧，因为专注的优努斯上校在听到这个名字被提起的第一时间，就关闭了收音机并开始行动。他之后曾对纳赛尔坦白说：“我很抱歉，我错过了您演讲的剩余部分。”
马哈穆德·优努斯的团队确保了对苏伊士运河公司在开罗、赛德港和苏伊士的分支办公室的控制，他本人则亲自领导了对位于伊斯梅利亚的公司总部的接管。一位陪同优努斯参与行动的同伴后来回忆说：“我们大约在晚上7点时进入伊斯梅利亚的办公区，当时办公区内除了夜班工人外并没有职员。我们叫来了高层职员——当然是外国人，因为公司决策层中并没有埃及人……他们都感到意外。”33一支仅仅由30位军官和民事工程师组成的队伍就完成了对公司全部3个办公区的占领。
当纳赛尔的演讲达到高潮时，苏伊士运河已然牢牢地处于埃及人的控制之下。纳赛尔对狂喜的听众说：“我们不会允许苏伊士运河成为国中之国，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是一家埃及的公司。”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后，纳赛尔又承诺说运河3500万英镑的收入自此以后将用于阿斯旺水坝工程的建设。“人们因激动而陷入了疯狂。”海卡尔回忆说。34
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本-古里安的第一反应是这一事件为推翻纳赛尔提供了机会。他主动向美国提出倡议，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却不置可否。本-古里安在其日记中透露道：“西方大国都感到愤怒……但恐怕他们不会做出任何回应。法国不敢单独行事，［英国首相］艾登并不是一个实干家，华盛顿将避免做出任何回应。”35然而，本-古里安低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对纳赛尔上述举措的愤怒程度。
法国人首先做出回应。国有化事件后第二天，法国国防部部长莫里斯·布尔热-莫努里（Maurice Bourgès-Maunoury）就致电时任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的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询问以色列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占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佩雷斯做了一个粗略的猜测：两周。随后法国部长单刀直入地问道：以色列是否愿意加入一场针对埃及的三方攻击，其中以色列的工作是夺取西奈，英、法联军将负责占领苏伊士运河区？佩雷斯本人并无权承诺以色列加入某一战争联盟，但他仍给予了法国人一个积极的答复，从而开启了将最终导致第二次阿以战争的三方共谋。
随后，法国人又向安东尼·艾登爵士提出了这一方案。根据该方案，以色列人在西奈向埃及人发动袭击，为一场旨在运河区“恢复秩序”的英、法联合军事干预提供借口。整个疯狂的方案都建立在纳赛尔政府无力挺过这样一场攻击、以色列将确保对埃以边境的控制、英法将通过这样荒谬的途径重新确立对运河的控制等一系列预设之上，因而最集中地揭示了（三方）集体性的判断失误。
为达成这个看起来不太真实的三方联盟，三国在巴黎市郊的色佛尔举行了一次会议，参会代表包括法国外交部部长克里斯蒂安·皮诺（Christian Pineau）、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文·劳埃德（Selwyn Lloyd）和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这是一场令人不安的会谈，以色列人与英国人之间严重缺乏信任也反映出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后遗留的仇怨。然而，对纳赛尔的共同仇恨以及彻底毁灭他的决心，却将这些合谋者团结在一起。
经过48小时的激烈谈判，三方终于在1956年10月24日达成一项秘密协议。首先，以色列将入侵埃及并挑起阿以冲突，从而使经由苏伊士运河的海路交通面临瘫痪。英、法会坚决要求停火，这一要求显然不会得到回应。这时英法联盟就会出动部队进行军事干预，占领运河区。以色列外交人员对其英、法同事是如此不信任，以至于坚决要求各方签署一项书面协议，唯恐欧洲人在以色列入侵后打退堂鼓。
英国和法国都有足够的理由重新考虑它们与以色列之间的共谋。由于1948年后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拒绝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要求，法国已然招致了广泛敌视。帝国过往的历史继续困扰着英国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这些昔日帝国强权与以色列并肩作战的选择，必然会毒害欧洲国家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而且，想让这样一个阴谋长期维持保密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的计划却变为了现实。10月29日，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在西奈展开战斗并迅速向苏伊士运河进军。次日，英、法两国向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发布了事先议定的最后通牒，要求双方停止敌对行为，并将军队撤出距离苏伊士运河两岸10英里的区域。由于对发布声明时间的误判，法国人和英国人暴露了其插手危机的内幕——当英、法要求所有参战人员都撤出运河区之时，以色列距离运河还有数英里之遥。正如纳赛尔的密友穆罕默德·海卡尔推理的那样：“当以色列人只有一个装备有轻型武器的伞兵营进入西奈且距离运河尚有40英里之时，有什么理由要求双方都撤离至距运河10英里以外的区域呢？”英、法能够预测以色列人到达运河区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也参与了袭击的策划。
随着英国与以色列合谋参与袭击的证据不断浮现——英国侦察机被发现出没在西奈上空，埃及人被迫接受了难以置信的事实。海卡尔回忆说：“纳赛尔就是无法让自己相信，像艾登这么一个自诩对中东十分了解的人，会通过与以色列一起向一个阿拉伯国家宣战，来危及英国在阿拉伯世界所有盟友的安全，以及英国自身在这一地区的地位。”36
眼见着苏伊士运河危机迅速展开，美国同样感到难以置信。当然，美国人并不反对类似的策略：中央情报局本身已经策划了一场推翻叙利亚政府的政变，恰恰在以色列人发动进攻的同一天执行。37叙利亚已接受了苏联的经济援助，而美国希望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在1956年，这样一次行动与美国的世界观完全一致。
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感到苏伊士冲突难以理解，是因为在冷战的高峰期，英、法却还像帝国强权一样行事。对美国人来说，遏制苏联扩张是唯一重要的地缘战略博弈，就像在世界其他关键地区一样，在中东也是如此。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的北约盟友英国和法国，会为了一条通向他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业已解体的帝国、曾经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而发动战争。艾森豪威尔同样为他的欧洲盟友在未咨询美国的情况下就发动这样一场重大军事行动而感到愤怒。假如受到咨询，美国人当然会反对发动苏伊士战争。英、法两国政府非常清楚美国人会如何回应，因而选择让华盛顿蒙在鼓里。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当时，虽然美国在叙利亚的秘密行动中断了，但匈牙利正在发生的事件让这一挫败显得无足轻重。10月23日，即以色列对埃及发动进攻前6天，匈牙利爆发革命。学生举行示威活动反对布达佩斯的斯大林主义政权，并演化为全国性的抗议。几天内，受苏联支持的旧政府倒台，改革派的伊姆雷·纳吉（Imre Nagy）领导下的一个新内阁上台，并迅速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从而实际上结束了与苏联及其盟友的军事合作。这一事件成为分隔苏联控制下东欧与西方之间铁幕的第一个裂缝，也是冷战开始以来最重要的发展。
正当美国忙于在联合国框架内保护匈牙利的运动免遭苏联报复之际，美国愤怒地发现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对埃及展开军事行动。英、法干预为苏联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移视线的绝佳机遇。在10月31日对埃及空军基地实行闪电袭击之后，11月初英、法开始向运河区空降伞兵部队。苏联外交官在抓住了维护纳赛尔的埃及反抗西方侵略的道德制高点的同时，迅速在匈牙利部署部队以恢复其在东欧地区的权威。在西方最需要呈现出一个坚实的阵线来遏制苏联扩张之时，北约内部的团结却遭到削弱。艾森豪威尔将失去匈牙利的责任完全推给了英国和法国。
在埃及，面对3个装备占优的敌人，纳赛尔发现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取胜无望的战斗。在战斗开始的头几天里，他就命令部队撤出加沙和西奈，以便集中力量保卫运河区；这两个地区很快便被以色列人占领。当时，纳瓦勒·萨阿达维正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一个乡村诊所里行医。她还清楚地记得纳赛尔的讲话：“在家里和街道上成千上万的收音机里回响：‘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侵略者离开为止。我们绝不会投降。’”纳赛尔在面对优势兵力突如其来的袭击时表现出的不屈，再一次感染了埃及人民，人们成群结队，志愿为国效力。萨阿达维回忆说：“我脱下了白大褂，穿上了军装。”
像很多埃及人一样，萨阿达维准备前往交战区去协助战备工作，然而在随后的混乱时期她并没有得到征召。因此，她只是从位于三角洲的村庄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当英、法伞兵部队于11月6日包围赛德港时，她和所有埃及人一样被吓坏了。“成千的火箭和炸弹从飞机上扔下，军舰从海面上炮击着这座城市，坦克在街道上横冲直撞，狙击手被空降到屋顶之上。”萨阿达维写道。埃及平民与他们的军队一道发起了平民的抵抗。“游击战士——大多数还非常年轻——的队伍组建成立，开始用步枪、手榴弹、燃烧弹发起战斗。”38共计1100名平民在运河区的战斗中死亡。
为了迫使英、法停战并撤出其部队，美国向两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然而，美国在安理会的努力却遭到英、法的阻挠，两国通过行使否决权阻碍任何限制它们苏伊士行动的决议通过。随着苏联及其盟友威胁要站在埃及一方介入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对英、法采取公然的威胁，以迫使二者接受立即停火的要求。两国受到被开除出北约的威胁，且美国财政部警告说，将出售部分美国持有的英镑债券，迫使英国货币贬值，这一做法显然将对英国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上述威胁产生了效力。11月7日，英国和法国接受了一项联合国停火协议。至1956年12月22日，所有的英、法部队都已撤出埃及。最后的以色列部队则在1957年3月撤离埃及，并被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所取代。
对埃及而言，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军事失败转变为政治胜利的经典案例。与他勇敢的言辞和反抗相比，纳赛尔并未取得任何可与之匹配的军事成就。生存下来本身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胜利，埃及人以及纳赛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广大追随者大肆庆祝，就好像纳赛尔确实击败了埃及的敌人们一样。纳赛尔知道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不再会遭遇任何挑战，埃及已经对其全部领土和资源取得了完全的主权。
对以色列人来说，苏伊士运河战争代表一次出色的军事胜利和一个政治挫败。尽管本-古里安在困窘中被迫撤出了以色列国防军通过武力占领的土地，但他再一次向阿拉伯邻国展示了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然而，以色列参与三方侵略这一事实再次强化了一个在阿拉伯世界广为传播的观点，即以色列是帝国主义政策在中东地区的延伸。
以色列与帝国主义间的联系只能使阿拉伯国家更难接受这个犹太国家，更不用说承认其合法性或与其缔结和平协议。相应地，击败以色列不仅关乎解放巴勒斯坦，更关乎中东地区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在20世纪50年代，这两个观念成为阻碍任何和平进程的强大意识形态障碍。
法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损失惨重，它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受到打击，在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影响力遭到削弱。在20世纪50年代剩余的岁月中，法国放弃了阿拉伯世界，开始全力支持以色列。事实上，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伊始，法国就开始给以色列人提供武器，并帮助后者建立了核项目。1957年，法国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座两倍于其原先承诺容量的反应堆。
英国原本希望在阿拉伯世界维持重要的影响力，但无疑却成为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最大的输家。发动战争的决定在英国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导致英国政府和外交部多名高层官员辞职。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安东尼·艾登遭受重大打击，并于1957年1月辞去了首相职务。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英国在中东地区地位的影响更是毁灭性的，正如海卡尔所判断的：“苏伊士之后，阿拉伯领导人都不可能成为英国的朋友、纳赛尔的敌人。苏伊士让英国人丢掉了阿拉伯世界。”39
*
纳赛尔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把他推上了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他的反帝资历以及对阿拉伯团结的呼吁，使他成为整个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领袖。纳赛尔是通过电波向阿拉伯民众传达信息的，20世纪50年代长距离无线电广播技术与廉价的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正好相得益彰。在一个成人文盲率较高的时代，纳赛尔通过收音机可接触到相比报纸而言更为广泛的听众群体。
当时，阿拉伯世界听众最广泛、最有影响的电台是总部位于开罗的“阿拉伯人之声”。1953年建立之时，该电台主要是为了推进埃及革命的思想，后来则结合了新闻、政治和娱乐内容。通过一种共同的语言，“阿拉伯人之声”将跨越国境的阿拉伯语母语者连接在一起，推进了泛阿拉伯行动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听众们深受感染，一位同时代的人回忆道：“过去人民的耳朵就像粘在了收音机上，特别是当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歌曲在广播中响起，号召阿拉伯人抬起头来保卫他们的尊严和土地免遭侵犯之时。”40
通过收音机，纳赛尔征服了阿拉伯世界。借助“阿拉伯人之声”电台，他得以向其他阿拉伯统治者施压，以迫使后者遵从他的规则，同时绕过阿拉伯政府首脑们直接向其公民们讲话。在一份关于1957年黎巴嫩国内局势的政治报告中，黎情报机构主管埃米尔法里德·谢哈卜（Amir Farid Chehab）写道：“亲纳赛尔的政治宣传最能占据穆斯林民众的心灵，他们将他视为阿拉伯人的唯一领袖，除了他以外不在乎任何领导人，而这一切都受惠于埃及和叙利亚广播电台的影响以及纳赛尔在埃及取得的成就。”41
相比这位埃及总统本人的意图，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开始更多地从字面意义上接受纳赛尔关于阿拉伯统一的口号，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国家比叙利亚更加明显。
1949年侯斯尼·宰伊姆（Husni al-Zaim）推翻总统舒克里·古瓦特里以来，叙利亚政治就陷入长期的脆弱局面。自1949年古瓦特里下台直至1955年他再次掌权，叙利亚经历了5次领导人更迭。至1957年夏末，这个国家已在政治全面解体的边缘。在一个革命动荡的年代，被夹在苏联和美国（1956年美国正策划推翻古瓦特里政府）以及阿拉伯内部争斗之间，这个国家内部也因深刻的政治分歧而发生撕裂。42
20世纪50年代末期，叙利亚影响力最大的两个政党是共产党和阿拉伯复兴党——更多以复兴党（Baʻth，字面义为“复兴”）而闻名。作为一个世俗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复兴党于20世纪40年代初由米歇尔·阿弗莱克和萨拉丁·比塔尔建立，其口号是“同一个阿拉伯民族，肩负同一个永恒使命”。复兴党避而不谈单一国家内范围较小的民族国家式的民族主义，而是支持一种团结了所有阿拉伯民众的大阿拉伯民族主义。复兴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认为，阿拉伯人只有通过完全的阿拉伯统一（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设想，成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国家，从1919年凡尔赛方案所强加的帝国边界中解放出来），才能摆脱外部统治，从而实现完全独立，并在国内实现社会公正。40年代末期，该党的分支在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伊拉克等地迅速发展起来。
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复兴主义将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50年代该党在叙利亚力量仍很薄弱。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复兴党缺乏民众支持基础。1955年叙利亚议会选举中，该党仅赢得了叙议会不足15%的席位。因此，复兴党非常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其成员在埃及的纳赛尔身上看到了希望。他们全心全意地支持纳赛尔，一方面是出于信念上的认同——后者的反帝、泛阿拉伯宣传与他们自身的话语是如此地紧密协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利用纳赛尔在叙利亚的巨大影响力来助力他们自身的事业。
叙利亚共产党并不那么需要纳赛尔，因为其地位随苏联在叙利亚影响力的扩大而提升。叙利亚共产党人也因纳赛尔对埃及共产党的镇压而对后者心怀警觉。但他们同样试图受益于纳赛尔在叙利亚的广泛吸引力。
至1957年，复兴党和共产党都向纳赛尔提出叙、埃合并的提议，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都不惜开出更高的价码来争夺纳赛尔的支持：复兴党提出一种联邦式的合并方案，共产党则加大赌注，提议两国完全合并为一个单一国家——因为后者确信，纳赛尔将拒绝这一请求。这些提议某些程度上都具有游戏的性质，因为无论复兴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权力达成与埃及的合并。
然而，当叙利亚军队卷入合并议题后，原来的游戏开始变得严肃起来。军队此前已发动了三次推翻叙利亚政府的政变，其中很多军官都是公开的复兴党人。他们被埃及军人领导下的纳赛尔政府所吸引，相信叙、埃合并将使他们成为叙利亚政治中的主导力量。1958年1月12日，在未事先告知本国政府的情况下，叙利亚总参谋长和其他13位高层军官飞往开罗与纳赛尔商讨合并事宜。在总参谋长一行前往开罗后，一位叙利亚高层军官才拜访了包括财政部部长哈立德·阿兹姆在内的内阁部长们，向他们通报了军队的行动。阿兹姆问这位军官：“如果能在前往开罗之前告知政府，并与政府讨论你们的决定，不是更好吗？”
“已经发生的就无法更改了。”军官这样回答，随后便告辞离去。
作为一名出身显贵的民族主义政治家，阿兹姆曾为叙利亚摆脱法国委任统治实现独立而斗争，也经历了1945年法国人对大马士革的疯狂轰炸。他深信军队将把叙利亚带入灾难之中。他在日记中反思：“如果阿卜杜·纳赛尔接受了这个提议，叙利亚将会完全消失；如果他拒绝了，军队就会占领国家机关，推翻政府和议会。”43
叙利亚政府决定派遣外交部部长萨拉丁·比塔尔——复兴党的两位创始人之一——前往开罗，以试探纳赛尔的想法并向内阁汇报情况。到了开罗之后，比塔尔却被卷入片刻的兴奋之中，以自封的谈判者取代了原本的观察员身份。作为叙利亚政府的官方代表，他与纳赛尔直接进行了讨论。
看到源源不断的叙利亚政客和军人飞来开罗，急于将自己的国家掷于他的脚下，纳赛尔也感到茫然不解。尽管一直提倡阿拉伯统一，但纳赛尔本人将这个词理解为阿拉伯团结，即在宗旨和目标上的统一。他从未奢望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实现正式的合并，他也承认埃及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有一段非常独特的历史——早在革命之前，多数埃及人不会将自身界定为阿拉伯人，而是用这一术语来指代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或者沙漠贝都因人。考虑到埃及和叙利亚并无共享的边界，而是被以色列竖起的铜墙铁壁所隔离，这一提案更是显得不太可能实现。
然而，纳赛尔也看到了与叙利亚合并将如何提升他本人的利益。作为两个主要阿拉伯国家合并后的领导人，他可以确保自身作为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领导人的地位。合并将受到埃及和叙利亚之外阿拉伯民众的巨大支持，从而强化他们对纳赛尔而非其本国领导人的忠诚。合并同样有助于向大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显示中东地区新的政治秩序正在由埃及塑造。战胜了帝国主义之后，纳赛尔现在正在设法绕开冷战。
纳赛尔接见了叙利亚来客并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完全合并，叙利亚受开罗统治，采用与埃及完全相同的统治机构；叙利亚军队将受埃及人的指挥，回归军营并完全退出政治；所有的政党都将被解散，代之以一个名为“民族联盟”（National Union）的单一国家政党，政党多元化将被等同于制造分裂的派系主义。
纳赛尔的条件对叙利亚来客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复兴党的代表们对解散政党的前景感到惊恐不已，但纳赛尔保证他们将主导民族联盟，而后者将被证明为他们塑造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新国家将如此称呼——政治文化的工具。新国家的称呼有意被设计为开放式的，因为叙、埃合并将只是迈向更为广阔的阿拉伯统一——以及复兴党所渴望的阿拉伯复兴——的第一步。尽管纳赛尔设定的条件剥夺了复兴党和军队的政治权利，但这两个群体在结束开罗会谈时却仍都幻想通过与埃及的合并，对叙利亚施加主导性的影响。
经过10天的讨论，比塔尔和军官们从开罗返回叙利亚，就他们与纳赛尔达成的合并计划向叙利亚内阁做了简要介绍。哈立德·阿兹姆毫无保留地表示反对相关提议，但却发现他本人属于少数派。阿兹姆沮丧地看着叙利亚的民选领导们，仅仅出于在他看来的一阵阿拉伯民族主义冲动，就欢天喜地地将其国家来之不易的独立地位拱手送人。他嘲讽总统古瓦特里在其开场白中，用“‘阿拉伯性’‘阿拉伯人’‘荣耀’等词语来填充一次原本空洞无物的演说”。随后古瓦特里又邀请外交部部长发言。比塔尔告诉他的同事们，他本人和纳赛尔已经同意将叙利亚和埃及完全合并为一个国家，并且提议在两国将这一议题诉诸全民公决——双方都很清楚合并在叙、埃两国都将得到公众的大力支持。
比塔尔讲完后，他的很多内阁同事都确认支持合并。“当他们都发言完毕后，”阿兹姆继续讲述道，“我提出休会，以便给在场与会者详细研究提案的机会。听到这一建议后，他们所有人看起来都很震惊。这次轮到我感到惊奇了。我无法相信，在提交给内阁这样一份几乎关涉叙利亚政治实体存亡的重要提议后，却不给予部长们充分的时间来研究相关事宜，并咨询其政党、议员和国内决策者的意见。”44他仅成功争取到24小时的休会时间。
阿兹姆准备了一份全面的答复，提出了一个基于两国联邦体制的妥协性合并计划。他的提案在叙利亚内阁内获得了足够的支持而被提交给开罗，然而纳赛尔并不接受任何妥协：要不就完全合并，要不就干脆作罢。这时叙利亚军队再次介入，备好了一架飞机准备护送内阁成员前往开罗签订协议。总参谋长为犹豫不定的政治家们澄清了这个问题，据说他是这样说的：“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麦宰［大马士革城外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狱］，另一条通往开罗。”45叙利亚政府选择了通往开罗之路，终于在1958年2月1日与埃及签订了合并协议。
这仅仅是一个革命年份的开端。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预示着一个阿拉伯统一的新时代，在整个阿拉伯世界激起了强烈的公众支持。纳赛尔的地位也达到新的高度，这一点也引发了其他阿拉伯国家元首的惊恐。
1958年时地位最不稳固的阿拉伯领导人也许要数年轻的约旦国王侯赛因了，到当年11月，他刚刚年满23岁。考虑到约旦与英国长期联系的历史，侯赛因一直是纳赛尔主义宣传机器一个特别的目标。“阿拉伯人之声”传播着对侯赛因毁灭性的批评声音，鼓动约旦人民推翻君主政体，加入现代的阿拉伯共和国的进步阵营。
为了回应上述外部压力，侯赛因国王尽其所能地与英国保持距离。他顶住了英国的压力，拒绝加入《巴格达条约》。1956年3月，他宣布将一直负责其军队运转的英国军官免职，其中就包括有重要影响力的指挥官格拉布帕夏。1957年3月，他甚至就终止《英约协议》展开谈判，很可能在实际上终结英国对约旦哈希姆王国的影响。伴随上述措施的还有一系列与埃及和叙利亚和解的姿态，以及展示约旦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忠诚的努力。
侯赛因所做出的最勇敢的让步，是向纳赛尔主义力量开放他的政府。1956年11月，侯赛因举行了约旦历史上首次自由、公开的选举，从而使得左倾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议会中获得了明显多数。侯赛因甘冒风险，邀请最大政党的领袖苏莱曼·纳布勒希（Sulayman al-Nabulsi）组建了一个忠于王室的反对派政府。但这个实验只持续了不到6个月。
具有改革思想的纳布勒希政府在调和忠诚与反对之间矛盾的过程中处境艰难。此外，相比国王而言，纳布勒希得到了来自约旦军队中的纳赛尔主义“自由军官”更多的忠诚和公开支持。侯赛因开始确信纳布勒希政府执政越久，他的王位就越危险，因而决定采取行动。1957年4月，侯赛因孤注一掷，以政府同情共产主义为由要求纳布勒希辞职。纳布勒希被解职后，侯赛因迅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重新确立他对国家和武装部队的控制。至4月中旬，侯赛因国王经过精心策划逮捕或流放了约旦最重要的自由军官，确保部队向他宣誓效忠。
1958年叙、埃合并后，约旦所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增大。46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高了他们的呼声，呼吁哈希姆政府下台，要求约旦通过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合并加入进步的阿拉伯阵营。但侯赛因本人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理解更多是王朝式的，而非意识形态性的。为了缓解约旦脆弱的处境，侯赛因转向了其表兄弟费萨尔二世统治下的伊拉克。两周之内，他便与伊拉克签署了一项称为“阿拉伯联盟”的合并计划，并于1958年2月14日在安曼正式启动。
阿拉伯联盟是一个联邦式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保留了每一成员独立的国家地位，同时呼吁建立联合的军事指挥权和外交政策。这一新国家的首都每6个月将在安曼和巴格达之间轮换一次。这两个哈希姆王国由血缘纽带、经历过英国托管的共同历史联系在一起，甚至共享着一段边境线。
然而，阿拉伯联盟无法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相比。伊拉克和约旦的合并被视为针对纳赛尔主义威胁的一种防御性策略。考虑到伊拉克是《巴格达条约》的发起国，总理努里·赛义德（Nuri al-Saʻid）被痛斥为当时最亲英的阿拉伯政治家，侯赛因将自身命运与伊拉克相绑定的做法，无疑使其王国面临着来自纳赛尔主义者更大的压力。
黎巴嫩是另一个在叙、埃合并后经历巨大压力的亲西方国家，1943年《民族宪章》中达成的教派分权格局开始松动。黎巴嫩穆斯林（这一类别中包括了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尤其感到愤愤不平。他们不赞成基督教马龙派总统卡米勒·夏蒙（Camille Chamoun）所奉行的亲西方政策，希望黎巴嫩更明确地向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策看齐。1958年，黎巴嫩穆斯林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基督徒。但自1932年以来，黎政府就再未批准过任何新的人口普查，这一事实也证实了穆斯林的疑虑，即基督徒拒绝承认新的人口现实。黎巴嫩穆斯林也开始质疑现有的权力分配格局，因为这一格局赋予他们的政治话语权太少了。在一个更加尊重人口比例的体系中，他们的人口规模将会赋予他们更大的话语权。他们深知，在真正的多数统治下，黎巴嫩所奉行的政策将与主导这一时代的纳赛尔主义政策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