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穆斯林认为纳赛尔是他们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认为他是一位强大的阿拉伯和穆斯林领导人，他将团结阿拉伯世界，结束黎巴嫩穆斯林在这个基督徒主导的国家中的从属地位。但总统夏蒙却认为纳赛尔对黎巴嫩的独立构成了直接威胁，从而为对抗外部颠覆开始寻求外国保障。
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夏蒙深知他无法依靠法国或英国的支持，因而转向美国。1957年3月，夏蒙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这套信条于1957年1月首次提交给美国国会，后成为冷战在中东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作为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扩张的一套新的政策倡议，该信条呼吁美国向中东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和军事支持，以帮助这些国家维护其民族独立。更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主义授权“部署美国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地区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免遭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之下任何国家的公然武装侵犯”。
考虑到捷克武器交易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苏联与埃及关系的不断深化，在很多人看来，艾森豪威尔主义更像是一项旨在同等地遏制埃及和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政策。与《巴格达条约》一样，埃及再次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这项新政策，将之视为西方大国向阿拉伯世界强加其反苏立场却又无视阿拉伯人针对以色列诉求的又一次尝试。因此，在正式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之后，黎巴嫩总统夏蒙也就走上了一条与纳赛尔政府及其在黎巴嫩众多追随者对抗的道路。
1957年夏举行的黎巴嫩议会选举期间，各种事端开始集中爆发。在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6年。1957年选举产生的议会将在1958年投票选举下一任黎巴嫩总统，因而利益关系重大。
选举前期，夏蒙的反对者成立了一个称为“民族阵线”的竞选集团，穆斯林、德鲁兹人和基督徒都包括在内。该阵线聚集了一批重要的政治家——的黎波里的逊尼派领袖拉希德·卡拉米（Rashid Karami），最强大的德鲁兹政治家卡迈勒·琼布拉特（Kamal Jumblatt），甚至还包括反对卡米勒·夏蒙统治的马龙派基督徒，如比什拉·扈里的宪法集团。民族阵线所代表的黎巴嫩公众的范围，远远广于身处困境的总统夏蒙的支持者。
黎巴嫩成为美国人和纳赛尔主义者争夺的战场，前者试图支持亲西方政权，后者则致力于联合阿拉伯力量反对外部干预。随着议会选举的临近，美国政府担心埃及、叙利亚会支持民族阵线，削弱亲西方的夏蒙的地位。因此，美国人开始插手破坏选举活动。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巨额资金，以担负夏蒙集团内候选人选举攻势的开销。这一行动则由美国驻黎巴嫩大使本人负责，后者决心要赢得“一个99.9%亲美的议会”。身为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威尔伯·克瑞恩·埃夫兰（Wilbur Crane Eveland）曾在其与众不同的克莱斯勒·德·索托敞篷车里亲手将这些资金交付给了夏蒙，而他本人对这次行动也深表疑虑：“［黎巴嫩］总统和总理使用外国资金［贿选］时太过明目张胆，以至于两位被责成监督投票的亲政府部长在选举中途就宣布辞职。”47选举时的紧张局势在黎巴嫩北部引发大规模武斗，在投票期间造成多名平民死伤。
夏蒙最终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一胜利与其说是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支持，毋宁说是更大程度上证明了夏蒙政府的腐败。反对派媒体将选举结果视为夏蒙试图在议会中积聚力量以便修改黎巴嫩宪法，从而允许他本人实现总统连任的一个明证。
在议会中被排挤出去之后，部分反对派领袖开始诉诸武力，以防止夏蒙连任。1958年2—5月，爆炸和暗杀事件在首都贝鲁特和农村地区肆虐。叙、埃合并后，随着亲纳赛尔示威让位于暴力，社会秩序开始加速崩溃。
1958年5月8日，一位亲纳赛尔记者纳希卜·麦特尼遭暗杀身亡。反对派将他的死归咎于政府，民族阵线则要求夏蒙政府对这一暗杀事件负责，呼吁举行全国性的大罢工以示抗议。5月10日，的黎波里首先出现武装冲突。5月12日，多支民兵武装在贝鲁特展开激战，黎巴嫩陷入内战。
黎巴嫩政府军总司令福阿德·谢哈卜（Fuad Shihab）将军拒绝部署军队以支持声名扫地的夏蒙政府。随着局势的恶化，亲西方的夏蒙政府似乎有被纳赛尔主义者击败的危险，美国人开始准备介入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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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混战的高潮时期，伊拉克记者优尼斯·白哈里（Yunis Bahri）向妻子提议，离开混乱的贝鲁特，前往相对平静的巴格达。白哈里出生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一直是对英国在中东地区帝国主义行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也是为希特勒德国所吸引的众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中的一员。二战期间，他以柏林电台阿拉伯频道播音员的身份而在阿拉伯世界闻名。“你们好，阿拉伯同胞们，这里是柏林”是他著名的电台呼号。二战结束后，他往返于贝鲁特与巴格达之间，为重要的阿拉伯报纸撰稿并担任广播播音员。如同宿命一般，1958年他接受了伊拉克总理努里·赛义德的委托，播出了一系列批评纳赛尔的报道。战乱在黎巴嫩爆发后，白哈里在贝鲁特的住宅被民众抵抗力量接管，于是他告诉妻子说，为了逃避（贝鲁特的）轰炸和交火，他们应暂时返回巴格达。
“可夏天这个时候的巴格达热得像燃烧的地狱啊！”他的妻子回答说。
“巴格达的热焰总好过贝鲁特的子弹。”他坚持说。48但很多情况他并不了解。
1958年7月13日，白哈里和他的妻子到达巴格达并受到热烈欢迎。当地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归来，他们在巴格达的第一晚都忙于为向他们表示敬意而举行的一系列应酬之中。第二天他们醒来，迎来的却是一场革命。
1956年以来，以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Abd al-Karim Qasim）准将和阿卜杜·萨拉姆·阿里夫（Abd al-Salam ʻArif）上校为首的一群军官就密谋策划推翻伊拉克君主政体，建立一个军人领导的共和国。受埃及的纳赛尔及其同僚的启发，他们也自称为“自由军官”。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激励，伊拉克自由军官谴责哈希姆王室和努里·赛义德政府过于亲英——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这是一项相当严重的指控。他们试图彻底清除英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旧秩序，创立一个伊拉克人民自己指定的新政府。他们相信只有通过一次革命性的暴力行动才能推翻现有的君主体制。
自由军官终于等到了机会。7月13日至14日的那个晚上，伊拉克政府将部分军队部署到约旦边界地区，以便增援其阿拉伯联盟的伙伴国家免遭叙利亚和埃及的威胁。从军队基地前往约旦边界的路线使得反叛军官有机会经过首都巴格达。密谋者决定当晚即调遣军队绕道前往巴格达市中心并夺取政权。
自由军官下达指令，命令那些忠诚可靠的士兵将车辆从高速公路调往首都，反叛士兵随即占领了巴格达的核心区域。一个分遣队赶往皇宫，去处决费萨尔二世以及当政的哈希姆家族的所有成员，其他人则直取高级政府官员的住宅。士兵们收到命令，可立即处决总理努里·赛义德。阿卜杜·萨拉姆·阿里夫带领一个分遣队去占领广播电台，以便公布革命的消息并确认自由军官对伊拉克的控制。
“这里是巴格达，”1958年7月14日凌晨时分，阿里夫在电波里拖长了声音说道，“伊拉克共和国的广播服务。”对于正在收听的伊拉克民众而言，这是君主政体倒台的第一个信号。激动不安的阿里夫在广播间踱来踱去，焦急地等待着同谋者传来革命成功的消息。大约早上7点钟，一位身着染血的制服的军官冲进了房间，右手还拿着一把冲锋枪，他确认国王和王室已经被处决。阿里夫开始用最大的声音高喊：“真主至大！真主至大！”随后他坐在一张桌子前，写下了几行文字，之后走进电台直播间，自言自语地重复道：“真主至大，革命取得了胜利！”49
优尼斯·白哈里正是通过阿里夫的广播关注着关于革命的最初报道。白哈里回忆说：“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无论是在首都之内还是首都之外，巴格达人蹲在自己家里，被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突发事件弄糊涂了。”随后，阿里夫号召民众走上街头支持革命，追剿革命的敌人。
尽管知道王室成员已经被杀，阿里夫仍然号召伊拉克人向王宫发动袭击，似乎他想让伊拉克人民也卷入弑君的罪行。此外，他还悬赏1万伊拉克第纳尔追捕努里·赛义德，后者在黎明时成功逃脱了袭击者的围捕，待到第二天被捕并被私刑处死时才发现，他化装成了一个女人。白哈里回忆道：“当巴格达人听到煽动他们去袭击王宫和努里·赛义德的官邸时，他们怀着杀戮和劫掠的欲望走出了家门。”机会来了，去洗劫传说中巴格达宫殿的惊人财富，去杀死任何挡路的人，城市贫民对此蠢蠢欲动。
白哈里走上街头，目睹了伊拉克革命。迎接他的残杀让他感到震惊：“沿着拉希德大街，血水汇成了一股急流。人们看到有人被拖在汽车尾部拖曳至死时都欢呼雀跃。我看到一群暴民在拿阿卜杜·伊拉以儆效尤。在满足了他们复仇的愿望后，他们拖着他的遗体，将之悬挂在国防部的大门之上。”群氓们拆毁了费萨尔一世以及1917年英国人首次占领巴格达时的指挥官莫德将军（General Maude）的雕像，并将英国驻巴格达使馆付诸一炬。
在集体性歇斯底里的氛围之中，任何人都可能被误认为旧政权的一分子并被私刑处死。“任何人只需要用手指一指，说‘那是［内阁部长］法迪勒·哲马利（Fadhil al-Jamali）’，群氓就会抓住这个人，绑住他的双腿，然后毫不犹豫地、残忍地将其拖曳至死，任凭这个人徒劳地嘶喊，呼求着真主、众先知乃至所有天使和魔鬼的名字来辩解［自己被误解的身份］。”巴格达已然变得让人难以识别，“一片火光冲天、血流成河，受害者的尸首散落在大街小巷”。50
巴格达街头暴力横行的同时，阿里夫上校在一整天里继续通过国家广播电台发布各种声明和命令。他下令逮捕前伊拉克内阁的所有成员，以及（伊-约）阿拉伯联盟的所有部长/大臣——无论伊拉克人还是约旦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低级别的官员也遭到指认和逮捕，从巴格达市长到警察局局长。到当天下午，他们开始传唤被怀疑同情王室的记者和播音员。优尼斯·白哈里过去曾协助过努里·赛义德，自然被列为前政府的一名同情者，在第二天也遭到逮捕。他到达国防部时，赛义德血肉模糊的尸体正好被装在一辆吉普车的后备厢里运到。
旧政权的成员像绵羊一样被集结在一起，随后被运往一座新的监狱。这座监狱位于巴格达市郊一个称为艾布·格莱布的地方，由一座旧医院改造而成。后来，艾布·格莱布监狱将作为萨达姆的酷刑室和美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的酷刑室而臭名昭著。白哈里在艾布·格莱布被囚禁了7个月，随后被无指控释放。1959年初，他和他的妻子回到贝鲁特，发现一个新政府已然建立，内战也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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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巴嫩，反对派势力因伊拉克王室的倒台而欢欣鼓舞。他们相信哈希姆王室不过是英国人的傀儡，伊拉克自由军官则是纳赛尔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为伊拉克亲西方政府的倒台而深感欣慰，在国内也加强了反对夏蒙政府的活动。正如夏蒙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反叛的街区，男男女女都走上街头，涌入了咖啡馆和公共场所，发狂式地载歌载舞，以伊拉克领导人的命运来威胁黎巴嫩的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在那些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独立的黎巴嫩的公民中间，一种极大的恐惧正在蔓延。”51
黎巴嫩国家的根基已然被内战所动摇，现在则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听到伊拉克暴力革命的消息之后仅两个小时，夏蒙就援引艾森豪威尔主义（黎巴嫩是唯一援引该信条的国家）。鉴于美国第六舰队就停驻在东地中海区域，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二天就在贝鲁特登陆。
美国介入黎巴嫩是为了防止一个亲西方政府倒向纳赛尔主义势力。美国代表盟友黎巴嫩而展示的武力包括一支1.5万人的登陆部队、数十艘离岸海军舰艇，以及海军舰载飞机多达1.1万架次的飞行任务。这些军机经常在贝鲁特上空进行低空作业，恫吓交战中的黎巴嫩人。美军在贝鲁特仅停留了3个月（最后一支美国部队于10月25日撤离），未开一枪一炮就撤离了黎巴嫩。
短暂的美国占领时期，黎巴嫩恢复了政治稳定。1958年7月31日，黎巴嫩政府军总司令福阿德·谢哈卜将军当选为总统，从而平息了反对派对于夏蒙违宪延长其任期的忧虑。9月22日，夏蒙总统的任期按程序正常结束。10月，谢哈卜总统主持建立了一个囊括忠诚派与反对派成员的联合政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曾希望黎巴嫩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从而与埃及、叙利亚相绑定。但随着黎巴嫩新政府在“既无胜者，也无败者”的口号下呼吁民族和解，他们的这一幻想也彻底破灭了。
伊拉克革命使约旦完全陷入孤立，暴露在那些推翻了巴格达那远为强大的君主政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威胁之下。侯赛因国王的第一反应是派遣军队赴伊拉克镇压革命，恢复其家族在伊拉克的统治。但这只是一时的情感冲动而非理性的考量。即使他那战线过长、武器装备又不足的军队能够压倒更为强大的伊拉克军队，在伊拉克也找不到任何幸存的哈希姆人可以恢复王位［唯一幸存的哈希姆家族成员宰德亲王时任伊拉克驻英大使，当时与家人居住在伦敦］。
侯赛因很快就意识到其自身地位的岌岌可危——在失去了伊拉克支持的情况下，他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敌人们现在很容易就能推翻他。在召回自己部队——这些部队已然深入伊拉克境内150英里——的同时，他于7月16日向英、美发出军事援助的请求。与在黎巴嫩的情况相似，外国部队被视为防止外部干预的关键。对侯赛因而言，求助于前帝国强权显然风险巨大，毕竟后者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已然声名扫地，但孤军作战的风险更大。7月17日，英国伞兵部队和军机开始到达约旦，以遏制伊拉克革命的破坏性影响。
在冷战的高潮期，政治分析家将世界上的所有地区视为随时可能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因而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也都相信伊拉克革命将触发一场阿拉伯民族主义风暴。他们也都深信伊拉克政变是纳赛尔一手策划的，后者执意要将整个新月地带纳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版图。这一想法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何美、英两国如此迅速地介入黎巴嫩和约旦来支持两国的亲西方政府。
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了埃及和伊拉克，一方面要试探纳赛尔对近期事件的立场，另一方面想弄清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准将究竟意欲何为。纳赛尔是否会将伊拉克与叙利亚、埃及合并，建立一个阿拉伯超级大国，以重新调整中东地区的势力平衡？抑或开罗和巴格达之间的传统竞争关系，将延续到共和国时期？
根据纳赛尔的亲信穆罕默德·海卡尔的说法，这位埃及总统从一开始就对伊拉克革命怀有某些疑虑。考虑到1958年时阿拉伯世界的极端不稳定，以及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的地区动荡对埃及而言只能是一个包袱。
得知巴格达发生政变时，纳赛尔正在南斯拉夫与铁托举行会谈。7月17日，他直接飞往莫斯科去会见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苏联人确信是纳赛尔精心策划了整个事件，对美国可能做出的反应感到忧虑。赫鲁晓夫温和地责备纳赛尔说：“坦率地讲，我们还没做好冲突的准备，我们还没有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好准备。”52
纳赛尔试图让苏联盟友相信，他没有插手巴格达的事件，并试图确保苏联保证（帮助埃及）抵御美国的报复。然而，赫鲁晓夫最多愿意提供的也只是联合保加利亚在土耳其边境进行军演，以期劝阻美国向叙利亚和伊拉克部署土耳其部队。“但我要明确地告诉你，不要指望更多的东西了。”赫鲁晓夫警告埃及总统说。纳赛尔则向赫鲁晓夫保证，他无意谋求将伊拉克并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关于是寻求与纳赛尔合并还是继续维持伊拉克的独立，伊拉克新政府自身也发生了分裂。伊拉克新的领导人阿卜杜·卡里姆·卡西姆准将决心统治一个独立的国家，无意将国家拱手让给纳赛尔统治。他与伊拉克共产党密切合作，寻求与苏联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对于大力镇压埃及共产党的开罗政权态度冷淡。卡西姆的副手阿里夫上校则尽力迎合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伊拉克追随埃及、叙利亚而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卡西姆最终逮捕了阿里夫，将他的这位同谋送进了监狱，判处死刑但缓期执行（1963年阿里夫将发动政变，推翻并处决卡西姆）。
之后的5年中，卡西姆将领导伊拉克走上一条与埃及相互竞争而非团结一致的道路，伊拉克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在相互指责中不断恶化。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言，伊拉克未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令他们大失所望。在血腥的革命中，他们一度以为自己已经看到了将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这三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伟大中心联合起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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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革命的推动下，阿拉伯世界经历了彻底的转型。20世纪50年代，埃及已跃居为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纳赛尔则成为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
随着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的权力也达到顶峰。合并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引发冲击波，几乎推翻了邻近的黎巴嫩和约旦两国脆弱的政府。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则翘首期盼着约旦哈希姆王室以及黎巴嫩亲西方的基督徒政府的倒台，期待两国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伊拉克革命推翻了巴格达的哈希姆王室，似乎预示着一个全新的阿拉伯秩序的到来——将埃及与新月地区联合起来，在一个团结、进步的阿拉伯超级大国中实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愿望。在一个短暂、兴奋的时刻，似乎阿拉伯世界将打破那种作为奥斯曼、殖民帝国和冷战时期标志的外部统治的循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伊拉克置身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外的决定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缺少伊拉克甚至约旦或黎巴嫩并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可能带来的兴奋与动力的情况下，埃及和叙利亚被迫独立面对一项枯燥的工作，即让它们的混合国家运转起来。他们将不会取得成功。阿拉伯民族主义将发生偏转：在20世纪50年代到达成功的顶点后，纳赛尔将经历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将20世纪60年代转变为挫败的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