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立德当时刚刚加入“人阵”不久。她志愿提出加入特别行动小组，随后被派往安曼接受训练。1969年8月，哈立德接到了她的第一次任务。“莱拉，”她的上司们对她说，“你要去劫持一架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她因这项任务而兴奋不已，将之视为一次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使命。47她坚定地认为劫持以色列和美国飞机的策略推动了解放巴勒斯坦运动的战略目标。哈立德写道：“总体而言，我们行动的目标并非要重创敌人——因为我们缺乏做到这一点的能力，而是为了传播革命话语、恫吓敌人、动员我方群众、将巴勒斯坦议题国际化、团结进步力量，并在西方公共舆论面前凸显我们的不满，因为西方舆论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引导下（对巴勒斯坦人的不满）始终无动于衷。”48劫持这架客机的日期将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举办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年会上发表讲话的日期一致，即1969年8月29日。
考虑到今天机场内所采取的严密安保措施，莱拉·哈立德及其同伴在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竟能如此轻易地将手枪和手榴弹偷运上环球840航班，似乎让人难以置信。起飞后不久，她的同谋者强行进入驾驶舱，并宣布飞机处于一位“新机长”的指挥之下，随后莱拉便接管了飞机的指挥权。“为了展现我的可信度，我立即把手榴弹的安全扣作为纪念品送给了［飞行员］卡特机长。他礼貌地拒绝了我的礼物。我把它扔在他的脚下，开始了我的演说：‘如果你服从我的命令，一切都会平安；如果你拒不合作，你要为乘客和飞机的安全负责。’”49
确保了对飞机的控制之后，哈立德开始充分享受她的指挥权。她命令飞行员飞往以色列；直接与航线中的飞行交通管制员进行对话；还强迫以色列当局以“人民阵线，自由的阿拉伯巴的勒斯坦”取代“TWA840”，作为对该航班的称呼。在3架以色列战斗机的影随之下，她迫使飞行员在她的出生地海法上空盘旋，这也是自1948年以来她首次看到这座城市。最后，她命令飞行员在大马士革降落，最终所有的乘客都被安全释放。莱拉及其同伙被叙利亚政府软禁长达45天，随后才被允许返回黎巴嫩。他们的任务取得了完满的成功，且全身而退。
20世纪60年代末是巴勒斯坦突击行动的全盛时期。法塔赫在以色列境内的活动以及人民阵线的劫机行动，引发了全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也使全球范围内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心生希望。然而，巴勒斯坦革命与其客居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却迅速恶化。这种紧张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黎巴嫩和约旦。
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在黎巴嫩享有相当高的公众支持率，那些不满于马龙派主导下保守政治秩序的左翼和穆斯林群体尤其如此。但黎巴嫩政府却将巴勒斯坦运动视为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一个直接威胁。1968年以色列突击队员突袭贝鲁特机场之后，黎巴嫩政府试图对巴勒斯坦人采取严厉措施。1969年，黎巴嫩安全部队与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爆发冲突。埃及总统纳赛尔介入，最终在黎巴嫩政府与巴勒斯坦各派系之间达成一个和解方案。1969年11月的《开罗协议》为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领土内开展行动设定了基本规则，允许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黎巴嫩领土内开展活动，并承认了巴各派系对生活在黎巴嫩境内难民营的超过30万巴勒斯坦人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开罗协议》仅在黎巴嫩政府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之间提供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停战协议，在未来的6年内，该协议将逐渐趋近于崩溃的临界点。
与约旦王国的关系甚至更加不稳定。一些巴勒斯坦派系公开呼吁推翻“反动的”哈希姆王室，以便通过社会革命来动员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民众。在他们看来，这样一场社会革命是解放巴勒斯坦必要的第一步。萨拉赫·赫莱夫承认游击队员应部分地为双方关系的崩溃而负责。“的确我们自己的行为并非完全一致，”他写道，“出于对自身力量和冒险行为的自豪，突击队员（fedayeen）常常表现出一种优越感，有时甚至是傲慢，同时并没有考虑到约旦本地人的感受和利益。更严重的是他们对约旦军队的立场。他们对待后者好像对待敌人，而非潜在的盟友。”50巴勒斯坦各派系都深信，侯赛因国王对他们阳奉阴违，在反对巴勒斯坦事业方面与美国人甚至以色列人站在了同一边。
至1970年，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已经走上了对抗的道路。6月，“人阵”将美国驻约旦使馆第一秘书劫为人质，还劫持了安曼市内两个最大的酒店——洲际酒店和费城酒店，绑架了80多名房客。作为回应，侯赛因国王命令军队袭击了安曼多个难民营内的巴勒斯坦阵地。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周之久，直至双方达成休战，所有人质才被释放。莱拉·哈立德很后悔“人阵”没有坚持继续战斗，她在日后的回忆中表示：“我们错过了推翻侯赛因的机会，当时我们既享有民众的信任，也具备实力击败他那支四分五裂的部队。”51
1970年9月，“人阵”再次发难，劫持了另一架飞往雅典的飞机，并要求释放马哈穆德·伊萨。1968年袭击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民航客机的事件之后，伊萨就被关押在雅典的一间肮脏的牢房之内，完全被世人遗忘。他曾幻想的旨在让国际社会聚焦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审，在希腊从未变为现实。由于这一大胆且成功的劫持行动，“人阵”登上媒体头条，并成功迫使希腊政府释放了伊萨。
伊萨回到约旦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不到两个月，他就接到了另一项任务——他将为“人阵”的一项重大行动准备一条飞机起落跑道，这一行动计划同时劫持3架以色列和西方飞机，并将这些飞机停落在约旦荒漠地区。“人阵”希望通过上述方式占据世界媒体的头版头条，同时确立巴勒斯坦革命对约旦的权威。这是一次有意的挑衅，也是对侯赛因国王及其军队的公然挑战。伊萨开始在约旦首都安曼以东的一条被称为道森机场的废弃跑道上开展工作，该机场也因这一行动而被重新命名为“革命机场”。
1970年9月6日，“人阵”突击队员登上了美国环球航空一架由法兰克福飞往纽约的客机，以及瑞士航空一架由苏黎世飞往纽约的客机，迫使两架飞机在约旦降落。
同一天，“人阵”还指派了4名突击队员去劫持一架以色列客机，但以色列国家航空的地勤人员拒绝让两名准劫机者登机。后者转而选择劫持一家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泛美航空的飞行员以跑道长度不足以容纳体型庞大的波音747客机为由，拒绝在道森机场降落。他驾驶飞机飞往了贝鲁特，在那里“人阵”爆破小组在该机头等舱上安装了爆炸引线，随后命飞机继续飞往开罗。劫机者向乘客和机组人员声称在飞机着陆后，他们只有8分钟时间用于撤离飞机。事实上炸药在飞机着陆仅3分钟后随即引爆。值得庆幸的是，机上全部17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飞机爆炸前全部安全撤离。
另外两名“人阵”任务执行者成功地登上了以色列航空一架由阿姆斯特丹飞往纽约的航班，为首者正是环球840客机的劫机者莱拉·哈立德。鉴于自1968年起受到一系列攻击，以色列航空强化了安全措施——驾驶舱门得到加固，且每架航班都配备了空中警察。起飞后不久，莱拉和她的同伴试图控制飞机，但遭遇了空中警察和机组人员的顽强抵抗。双方共发射了14发子弹，造成一名以色列机组人员重伤、劫机者帕特里克·阿奎罗死亡（莱拉·哈立德称后者在飞机上被当场处决）。哈立德最终被制伏并解除了武器。为了输送受伤的机组人员，飞行员在伦敦紧急迫降。英国政府将阿奎罗的尸体运下飞机，并逮捕了莱拉·哈立德。“人阵”迅速做出回应，于9月9日在巴林劫持了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机，随后该客机在约旦“革命机场”与瑞士航空和泛美航空两架客机完成会合。
这一连环劫机案，加之在开罗被炸毁的泛美航空客机，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在空中劫持方面，1970年9月连环劫机事件直至2001年9月才被超越。考虑到约旦境内3架飞机在其掌控之下，“人阵”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释放莱拉·哈立德、被拘押在联邦德国的3名游击队员、在瑞士遭到扣押的另外3名游击队员，以及被以色列囚禁的数量不明的巴勒斯坦人。如果其要求在3天内未得到满足，被劫持的客机——机上共载有31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将全部被摧毁。事实上，由于不愿因杀害人质而疏远国际公众舆论，“人阵”不久就开始释放妇女和儿童。人质亲身经历的描述垄断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9月12日，剩余的乘客被“人阵”武装人员带下飞机，作为人质被扣押在“人阵”控制下的一所位于安曼市中心的酒店。空飞机上被安置了炸药，在一系列巨大的爆炸声中化为乌有，而这一切都被全世界媒体的电视镜头捕捉下来。
5天后，随着约旦军队向巴勒斯坦革命正式宣战，一场更大的爆炸也接踵而至。对侯赛因国王和他的军队而言，巴勒斯坦各派系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东道国的容忍范围。卡拉迈的兴奋已经让位于“黑九月”（这场将巴勒斯坦革命逐出约旦领土的战争后来被这样称呼）。“人阵”毫不掩饰其推翻约旦王室、将约旦转变为解放巴勒斯坦的发射台的意愿，而在约旦领土上发动劫机暴行的决定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塔赫谴责“人阵”的所作所为，但约旦人已不再区别对待不同的巴勒斯坦派系。在约旦已没有巴勒斯坦革命与哈希姆王室共存的空间。
“人阵”在约旦领土上开展激进暴力活动的大胆行为，彻底激怒了侯赛因国王和他的军队。约旦军队中有些部门试图介入道森机场的劫机事件，但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却以杀害人质相威胁。约旦士兵被迫撤退并避免开火，等待人质危机解决后再采取行动。这种面对巴勒斯坦人威胁而毫无作为的表现让约旦士兵雄风扫地，几乎逼得他们发动一场反对国王的哗变。当时一则广为流传的趣闻称，在国王检阅装甲部队时，士兵们将女性内衣挂在他们的天线上以示抗议。“现在是我们成为女人了。”一位坦克指挥官对国王说道。52
9月17日，侯赛因命令他的部队采取行动。“黑九月”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战争，在10天的时间里，巴勒斯坦游击队与约旦军队激烈交火，双方冲突险些扩大为一场地区战争。作为四分五裂的中东地区一个保守君主国的首脑，侯赛因受到“进步”阿拉伯邻国的威胁，这些邻国希望站在巴勒斯坦一方介入冲突。侯赛因面对着来自伊拉克部队的严重威胁，这些军队自“六日战争”起就被部署到约旦，他的北部省份还遭到了打着巴勒斯坦解放军旗号的叙利亚坦克的实际入侵。
现在，侯赛因的军队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要同时对抗巴勒斯坦人和入侵的叙利亚军队。考虑到军队战线拉得过长，侯赛因用上了他与美国和英国的友谊，甚至寻求以色列人的援助，以保护约旦领空免遭外部袭击。但西方军事介入又可能引发苏联的回应来保护其地区盟友。纳赛尔呼吁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冲突彻底失控之前，协调出一个解决方案。
最后是纳赛尔凭借其威信才于9月28日将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国王聚集在开罗，来解决两人之间的分歧。基于阿拉伯国家首脑协商而达成的一份协议，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同意完全停火。劫机戏码中剩余的西方人质被从酒店和“人阵”控制下的不同扣留场所释放。英国政府悄悄释放了莱拉·哈立德和多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但已造成的损失已然无法弥补——即便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也无力回天。在“黑九月”战争中，约3000名巴勒斯坦战士和平民被杀，约旦方面也遭遇了数百人的伤亡。安曼市在10天的战斗之后满目疮痍，市内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则被夷为平地。
连续多日紧张的谈判让埃及总统付出了代价。1970年9月28日，在送别了侯赛因和阿拉法特之后，纳赛尔回到家中，突发严重心脏病，于当天下午5点去世。
当夜，开罗广播中断了常规节目的播放，诵读了一段庄严的《古兰经》经文。在适当的停顿之后，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宣布了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的死讯。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说：
（这一消息）瞬间引发极大的反应。人们在深夜涌出家门，走向尼罗河岸边的广播站，只是为了探清他们刚刚听到的消息是否属实。……开始街上只能看到小股的人群，随后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涌上街头，再后来整个街道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没有人能挪动哪怕一步。广播站外一群妇女在尖叫，她们哭喊着说：“狮子死了！狮子死了！”这声哭喊在整个开罗激起了回响，随后又传遍千村万落，直到传遍整个埃及。在那一夜和随后的几天里，人们哀悼他的离世，悲痛欲绝。很快，人们开始从埃及的各个角落涌入开罗，直到整座城市人口达到1000万。政府暂时停运了火车，因为开罗已没有供人住宿的空间，食物供给也趋于短缺。但人们还是从四方赶来，无论是驾车、骑驴，还是徒步。
悲伤的情绪溢出了埃及的边境，传播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主要城市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纳赛尔身上寄托着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希望和诉求，这一点超出了其生前或身后的任何领导人。然而在纳赛尔去世之前，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然寿终正寝：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发生的阿拉伯国家内战、1967年战争的惨败以及整个巴勒斯坦土地的沦陷，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诉求构成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最终使之一蹶不振。“黑九月”事件尖锐地反映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深刻分歧。沿着冷战的阵营分野，阿拉伯国家逐渐分裂为美国盟友和苏联支持者两大阵营，似乎只有纳赛尔能超越这些国家之间不断加深的分歧。
至1970年，阿拉伯世界彻底分裂为众多维护自身利益的独立国家。1970年之后，阿拉伯国家之间还会有一些高调的统一方案，但没有一个方案对所涉国家的完整性构成挑战，而且没有一个持续下来。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阿拉伯统一方案，仅是一些旨在赋予阿拉伯政府合法性的公共关系活动，因为这些政府深知阿拉伯民族主义仍对公民保有强烈的吸引力。各国政府继续对抗击犹太复国主义敌人、解放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共同议题施以口头支持，但却无不聚焦于自身利益。而随着该地区的石油资源开始产出巨大的财富，并给予阿拉伯人影响世界经济的能力，一股新的力量正逐渐控制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