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多事之秋，阿拉伯世界受到石油力量的形塑。
大自然并没有在阿拉伯国家之间均匀地分配石油资源。在伊拉克，浩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几千年来养育着庞大的农业人口。但除伊拉克以外，阿拉伯世界绝大部分石油储量都分布于人口最稀少的国家：沙特、科威特、其他海湾国家，以及北非的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在埃及、叙利亚、约旦却只有象征性的发现，尚不足以满足本国能源需求。
石油在阿拉伯世界首次被发现，要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随后的40年内，西方石油公司牢牢控制着阿拉伯碳氢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阿拉伯产油国的统治者们逐渐富有起来，在20世纪50—60年代启动了一系列发展计划，以便使国内贫困人口分享到石油财富的利益。
但直至20世纪70年代，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才将石油转变为阿拉伯世界权力的来源。全球范围内对石油依赖的增长，美国石油产量的下降，以及威胁到中东向工业世界出口石油的政治危机，这一系列因素共同造就了70年代史无前例的高油价。在这10年的进程中，阿拉伯国家逐渐从西方石油公司手中夺回了对其国内石油以及伴随而生的权力的控制权。
在现代历史中，石油在阿拉伯人的财富与权力的界定方面超出了任何其他商品的影响力。但石油也象征着某种虚假的权力：石油产出的巨大财富使一个国家更容易遭受外部威胁；石油财富既可用于发展，又可通过军备竞赛和地区冲突而被用于毁灭。石油的作用好坏参半，但最终，在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石油没有给阿拉伯国家带来多少安定，甚至反而让整个地区动荡不宁。
20世纪初起，中东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方兴未艾。当时，石油公司与产油国之间的关系受到政府向公司发放的特许权-许可证的制约；根据这类经营许可，石油公司将向政府支付一定的费用，以换取勘探并开发石油资源的特权。有商业利润可图的石油储量先后在伊朗（1908）和伊拉克（1927）被发现；1931年起，西方石油业人士开始将目光投向波斯湾的阿拉伯海岸。最开始，急需现金的本地统治者将开发权出售给英国和美国公司，后者则需担负石油勘探的全部风险和费用。
对于波斯湾的石油业先驱而言，风险是真实存在的。有一些公司钻探了多年，却没有一丝半点的发现。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石油从业者不断在阿拉伯半岛取得重大发现：1932年，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巴林发现油田；1938年，加德士公司在科威特勘探到巨大的石油储量；同样是在1938年，经过6年令人失望的勘探之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沙特东部省份终于收获了第一个重要发现。
在确实勘探到石油以后，这些公司会向其所在国支付油区土地使用费，然后将剩余的利润据为己有。阿拉伯统治者也没有怨言，因为他们并没有为石油收入付出任何劳动。石油收入很快就超过了（这些国家）国民收入中所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西方石油公司则担负着为全球市场运输并精炼阿拉伯石油的巨额费用。在阿拉伯半岛提取石油是一项耗费巨大的工程，在早年尤其如此：一方面要铺设输油管道，委托油轮来运输石油；另一方面还要建立新的炼油厂，将阿拉伯半岛的原油转化为市场上有销路的产品。在这些石油公司看来，由于是他们独自承担巨大的风险和成本，并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开采这一资源，由他们完全控制其生产（开采多少石油）和销售（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制定价格）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到1950年，产油国开始越来越不满于最初特许经营权的条款。一旦石油开采、运输、精炼的基础设施到位后，石油公司就可从其投资中获得巨额利润。1949年，对沙特石油享有排他性特权的阿美石油公司——一个由4家美国公司（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德士古）组成的财团——收获的利润相当于沙特政府的3倍。更糟糕的是，阿美石油向美国联邦政府缴纳的税款也要比沙特的收入额高出约400万美元，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从沙特石油上赚的钱比沙特人还要多。1
海湾阿拉伯国家要求获得更多的石油利润份额，这一方面是为了支持其越来越宏大的发展计划，一方面也是为石油资源耗尽的那一天未雨绸缪。他们的请求有先例可循：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在1943年成功地实现了与特许权拥有者对石油收益的平分。因而在石油收入的分配方面，阿拉伯国家决心达成同样的份额。1950年12月，沙特与阿美财团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平分石油收益的协议，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很快也都如法炮制。对石油收入的这种整齐划一的分配比例，也反映出双方都可接受的一种平等合作关系。但西方石油公司对任何试图打破五五分成的尝试都采取了抵制立场，担心产油国会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上风。
受益于其巨大的石油储量，阿拉伯产油国将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在整个20世纪50—60年代，波斯湾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油区。1948—1972年，中东石油日产量由110万桶猛增至1820万桶。2尽管产油国当时在石油收益方面与外国石油公司享有平等的份额，但后者仍控制着有关生产与定价的一切事宜。在石油开采的早期岁月，西方石油商人尚可合理地宣称，相比于阿拉伯谈判方，他们对与石油相关的地质、化学、经济学方面拥有更深入的理解。但到60年代，情况不再如此。阿拉伯产油国正派遣他们最优秀的学生前往西方顶尖大学学习地质学、石油工程和管理学。拥有高级学历的新一代阿拉伯技术官员回到他们的政府工作岗位，对于外国石油公司对其国家自然资源和国民经济所施加的权力表示强烈不满。
阿卜杜拉·图雷基（Abdullah al-Turayqi）属于最早的一批阿拉伯石油专家。图雷基于1920年出生于沙特，纳赛尔统治时期在埃及学习长达12年，在那里接受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教育。随后，他赴奥斯汀大学学习化学和地质学，最终于1948年返回沙特。1955年，他被任命为沙特石油与矿产事务管理局局长，从而成为沙特石油工业中级别最高的沙特官员。凭借这一职务，图雷基有机会接触到其他产油国的政策制定者。他敦促阿拉伯石油商人通过集体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3
其他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中的大多数都不愿破坏现状。由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石油开始大量涌入市场，他们面临着石油过剩的局面。如果阿拉伯国家向外国石油公司提出过多的要求，后者可能会径直选择去其他地方开采石油。毕竟，主要的石油公司都是一些全球性的巨头，在美洲、非洲和中东都握有丰富的储量。考虑到不久前刚刚从外国石油公司手中取得了石油利润的五五分成，大多数阿拉伯产油国对于继续索求更大的份额持谨慎立场。
1959年时，英国石油公司做出了将石油标价下调10%的致命决定，阿拉伯产油国从对现状的自满中惊醒。苏联石油的过剩对国际石油价格产生了真实的压力，因而英国石油公司的这一决定仅仅反映了市场现实。但这一看似理性的决策，其问题在于，英国石油公司并未向产油国预先通知其决定。由于石油公司和产油国双方的收入都基于石油标价，这一单方面的决定就意味着石油公司在未与产油国协商或取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削减了其政府收入，亦即其国家预算。在不经意之间，英国石油公司揭示了石油公司和产油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多么地不平等。
阿拉伯产油国感到无比愤怒。在油价下调事件之后，图雷基发现其他石油部长/大臣对集体行动的想法持更加开放的立场。1959年4月，在首届阿拉伯石油大会会议间歇期间，图雷基在位于开罗市郊麦阿迪区的一个帆船俱乐部，秘密会见了来自科威特、伊朗、伊拉克的政府代表。这些阿拉伯石油从业者达成了一项“君子协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维护油价并创立国有石油公司。他们的目标是打破五五分成的门槛，最终与西方石油公司达成一个六四分成的收益分配方案，从而确立对石油资源的国家主权原则。
1960年8月阿拉伯产油国进一步坚定了意志。当时，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犯了与英国石油公司相同的错误，单方面将石油标价下调了7%。这一举措在产油国中激起了极大愤怒，甚至让最谨慎的人士也确信，只有在确立对本国石油资源控制权的情况下，阿拉伯人才能摆脱西方石油公司的控制。图雷基又出访伊拉克，提议与委内瑞拉联合起来对抗西方石油公司。访问期间，这位沙特石油大臣提议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卡特尔组织，以保护产油国免受西方石油公司的独断行为。时任伊拉克财政部部长穆罕默德·哈迪德（Muhammad Hadid）在回忆图雷基的这次访问时表示：“伊拉克政府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并在巴格达召开了一次产油国会议，其间各国代表就建立该组织达成一致。”1960年9月14日，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委内瑞拉宣布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以欧佩克（OPEC）而闻名。4
至1960年，在北非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阿拉伯产油国：1956年和1959年，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分别发现了可用于商业交易储量的石油。晚进入的优势就在于北非国家可以吸取海湾阿拉伯同胞的经验教训，确保在石油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方面获得最佳的条款。
石油被首次发现时，利比亚还是一个贫穷的欠发达王国。截至1943年，利比亚领土一直处于意大利的殖民统治之下。盟军占领意大利后，控制权又转移至英、法两国手中。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块领土被联合为利比亚王国，并于1951年获得独立。鉴于战争期间在反对轴心国势力方面提供的服务，英国把利比亚王位奖赏给了强大的赛努西教团的首领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赛努西（Sayyid Muhammad Idris al-Sanussi, 1889—1983）。1951—1969年，赛义德穆罕默德以伊德里斯一世国王的身份统治着利比亚，并见证了其国家如何通过发现石油，由贫穷走向富有。
早在石油发现前的勘探阶段，利比亚人就急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石油资源。与那些将广袤领土的特许开发权出售给国际石油巨头的阿拉伯国家不同，伊德里斯国王的政府决定，一方面将目标勘探区分割为众多较小的特许开发区，另一方面有意倾向于独立的石油公司。利比亚人的理由是独立公司可用于供油的替代性来源相对较少，因而与那些在全世界作业的石油巨头相比，将有更多的动力开发利比亚原油并将之带入国际市场。他们的策略是成功的：至1965年即发现石油后仅6年，利比亚已经一跃成为非苏联世界的第六大石油出口国，占该地区全部石油出口量的10%；1969年，利比亚的石油出口量已经与沙特持平。5
尽管统治着一个新兴的繁荣国家，伊德里斯国王在国内却被批评为一个亲西方的保守君主。利比亚军队中一群年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军官将国王视为一名英国间谍，其首领是一位名叫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年轻上尉（1942年出生）。这些军官认为，为了使利比亚摆脱外国控制、实现完全独立，必须推翻伊德里斯国王。1969年9月1日凌晨，他们在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中推翻了利比亚王室，当时年迈的国王正在国外接受治疗。
当天早晨6点30分，在通过广播向利比亚人民发布的第一份公报中，卡扎菲正式宣布了王室的倒台以及利比亚阿拉伯共和国的建立，他的话里满是历史性的暗示：“利比亚人民！你们的武装部队已经推翻了这个臭名昭著的腐朽政权，一下子就点亮了漫长的黑夜。漫漫长夜中，先是意大利取代了土耳其人的统治，接着就是这个反动、腐朽的政权，这个政权不过是一张滋生勒索、分裂与阴谋的温床。”他向利比亚人民许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新时代中，所有人都将是自由的，都将成为兄弟；在真主的佑助下，繁荣和平等将眷顾我们所有人”。6
利比亚的新领导人是纳赛尔的狂热崇拜者。夺取政权伊始，卡扎菲就晋升至上校军衔（1952年埃及革命时纳赛尔的军衔），并且仿照埃及模式建立了一个“革命指导委员会”来监督新的利比亚共和国政府。“告诉纳赛尔总统，我们是为了他才发动了这场革命。”政变刚一结束卡扎菲曾这样对穆罕默德·海卡尔说道。7
1970年9月纳赛尔去世后，卡扎菲自封为纳赛尔的意识形态继承人。自此以后，反殖民主义和阿拉伯统一将成为利比亚外交政策的特征。利比亚新政府开始推广阿拉伯语（外语的街道名称被阿拉伯化）、强加伊斯兰教的种种限制（禁止酒精，关闭教堂），以利比亚人民的名义没收外国人所有的财产，从而推进国家经济的“利比亚化”。英国、美国军事基地被关闭，所有外国部队都被驱逐出境。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利比亚新政权接管了西方石油公司，深信后者对石油生产和销售的控制代表着对利比亚国家主权和独立的最大威胁。
石油政策方面，卡扎菲上校转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石油专家阿卜杜拉·图雷基（1962年费萨尔国王即位后，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宰基·也门尼的年轻技术官员取代图雷基，出任沙特石油大臣）。1967年，图雷基曾表示：“只有那些将石油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的产油国，才有权为其主要自然资源设定公平的价格。”卡扎菲有决心打破西方石油公司对阿拉伯产油国的控制，在这方面两人可谓志同道合。81970年，卡扎菲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确立利比亚对其石油资源完整主权的政策，西方石油公司则成为主要的利益受损者。
1970年1月，卡扎菲召集在利比亚作业的全部21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举行会议，以重新商定双方合同的条款。西方石油商人不安地坐在他们的椅子上。他们正在努力适应利比亚新的军人统治者。公司主管们宣布抵制对其在利比亚经营方式的任何改动，这时卡扎菲突然对这些石油商人大发雷霆，表明他宁愿完全中断利比亚的石油生产，也不愿让其国家遭受西方利益的剥削。他警告说：“人民在没有石油的情况下生活了5000年，为了争取其合法权利，他们有能力再次在缺少石油的情况下生活几年。”在卡扎菲严厉目光的注视之下，西方石油商人坐立不安。9
卡扎菲强迫西方石油公司立即做出决定，并将他的价格强加给这些公司。当年4月，利比亚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幅度要求每桶石油价格上调20%（0.43美元），而当时的交易价仅为每桶2.20美元。作为答复，石油巨头埃索（埃克森公司在欧洲的隶属企业）提出每桶石油仅涨价5美分，且坚持自己的方案。考虑到其可替代的石油来源，埃索和埃克森并不受卡扎菲威胁的影响。
作为回应，利比亚人有意挤压那些稍小的独立石油公司。正如利比亚石油专家阿里·阿提嘉（Ali Attiga）所回忆的，“利比亚政府学会了利用独立公司来提高油价，而且利用得很好”。利比亚人在选择他们的目标时是非常仔细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之前完全默默无闻；依靠在利比亚沙漠中的发现，该公司竟一跃成为西方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缺少利比亚之外的其他石油来源，因而完全依赖利比亚石油来履行合同。在这一背景下，利比亚政府强令该石油公司大规模减产。随着政府强加的减产开始生效，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开始匆忙地寻找其他石油来源，以便履行其对欧洲消费者的承诺。但鉴于其日产量被利比亚政府由84.5万桶骤减至46.5万桶，西方石油巨头无一愿向这家脆弱的独立公司施以援手。其他石油公司同样被勒令减产，但没有一家所受的负面影响像美国西方石油公司那么严重。阿提嘉宣称：“现在，减产促成了两件事：一方面迫使独立公司接受涨价，因为这些公司并没有履行其合同所需的其他供应来源；另一方面则推动开启了一个石油供应短缺时期。”供应短缺则将向上拉动油价。10
利比亚的政策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年轻的卡扎菲政权也战胜了各石油公司。最后，在1970年9月签订的一份标志性的协议中，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主席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被迫接受了利比亚政府的条款，同意将利比亚石油的标价史无前例地提高30美分，达到每桶2.53美元。更重要的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同意将石油利润中的多数让给利比亚政府，在产油国和石油公司之间引入了一个55%对45%的全新利润分配比率，从而打破了在过去20年内得到普遍奉行的五五分成协议。在石油（开发）历史上，首次有一个产油国获得了其石油收入的多数。
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先例很快被施加到在利比亚作业的所有石油公司身上，而利比亚的先例很快被伊朗和阿拉伯产油国模仿。1971年2月，伊朗、伊拉克、沙特签订了《德黑兰协议》（Tehran Agreement），规定产油国收益的最低比率为55%，并将石油标价进一步提高了0.35美元/桶。《德黑兰协议》之后不久，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又于1971年4月进一步将地中海市场中的油价提升了0.9美元/桶。这些协议开启了两个趋势：一是产油国有规律地提高石油标价，二是石油公司所享受利润份额有规律地减少。这既标志着西方石油大亨时代的终结，也象征着阿拉伯石油酋长时代的开端。
1971年，最后一批海湾国家脱离英国保护，实现完全独立。在去殖民化和阿拉伯民族主义风云激荡的整个时期，停战诸国仍与英国保持着特殊的协约关系。巴林、卡塔尔的独立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成立，标志着大英帝国在中东地区的终结。1820年，英国在波斯湾开始其在中东的帝国扩张，一个半世纪后，这一帝国也在同一地区寿终正寝。
严格来说，海湾诸酋长国并非英国殖民地，而是通过19世纪签订的一系列协议而与英国保持着特殊关系的独立微型国家。这些酋长国长期将外交关系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作为交换，英国保护其免受外部势力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威胁。19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开始寻求拓展其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
1968年时仍有9个海湾国家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即自1946年起就作为英国驻海湾政治代理处驻地的巴林，以及卡塔尔、阿布扎比、迪拜、沙迦、哈伊马角、乌姆盖万、富查伊拉和阿治曼。英国长期利用其在海湾的特殊地位来确保英国公司取得丰厚的石油特许权，特别是在阿布扎比和迪拜，且试图继续对该地区施加超出其不断下滑的国际地位的影响力。海湾国家统治者则完全满足于现状，因为这一安排能够保护这些微型国家的生存，使其免遭沙特、伊朗等觊觎其富含石油领土的强大邻国的威胁。
有鉴于此，实际上是英国人而非停战诸国当政的酋长们开启了海湾地区去殖民化的进程。1968年1月，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政府突然宣布将于1971年底之前放弃对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承诺的义务，这一表态让海湾统治者完全措手不及。英国撤出波斯湾的决定是由其国内经济困境促成的。1967年11月，为扭转贸易和国际收支逆差，威尔逊被迫将英镑贬值。在类似紧缩措施的背景下，英国政府无法再为维持其在波斯湾军事基地的开支辩护。此外，执政的工党遵照其政党文化，公开反对在撤出印度20年后仍然维持帝国的运转，这更凸显了上述经济问题。
酋长们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放走英国人——准确地说，是拒绝英国人背离协议中对保护其地区免遭外部侵略的承诺。他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沙特宣布对盛产石油的阿布扎比的绝大部分领土拥有主权，伊朗则宣布对岛国巴林以及横跨几个重要近海油田的较小岛屿拥有主权。在之后的3年中，巴林将所有的外交智慧都投入到海湾领土所有权分歧的解决之中，并大力鼓动停战诸国合并，认为这一尝试将赋予这些国家足够的体量以应付波斯湾凶险的政治风浪。
1970年，伊朗国王放弃了对巴林的领土要求。巴林的统治者谢赫伊萨·本·萨勒曼（ʻIsa bin Salman）也便退出了与其他休战国家的合并谈判，并于1971年8月14日宣布其国家独立。巴林的邻国、同时也是长期对手的半岛国家卡塔尔，很快于1971年9月3日宣布独立。剩余7个国家间分歧依旧显著，但却并非是不可跨越的。随着英国撤离截止日期的临近，其中6个国家达成一致，于1971年11月25日建立阿拉伯酋长国联盟（后来改称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国家是哈伊马角，该国为抗议伊朗对其两个岛屿——大小通布岛的领土要求而拒绝加入联盟。哈伊马角认定自己对争议岛屿拥有主权，认为英国有责任维护这块主权领土。英国人则认为伊朗的善意对于保全海湾国家的领土完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而为维护联盟整体的独立，情愿牺牲哈伊马角两个较小的岛屿。在英国人的协调下，沙迦和伊朗就另一个争议岛屿艾布·穆萨岛的领土划分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在英国人看来，类似的让步是为避免伊朗国王兴风作浪而做出的必要妥协。最终，哈伊马角也加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后者在1971年12月6日被承认为阿盟成员，3天后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撤出海湾地区的做法，却使其与两个最热衷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反帝主义理想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趋紧。伊拉克宣布与英国断交，以抗议后者包庇伊朗占领阿拉伯领土——艾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利比亚则更进一步，于12月7日宣布将英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国有化，作为英国将阿拉伯领土拱手送给伊朗的惩罚。对阿拉伯石油依赖的增长使得西方很容易受到此类惩罚措施的影响，阿拉伯人也开始将石油视为达成政治目标的武器。很快，阿拉伯世界就开始考虑如何在与以色列及其西方盟友的斗争中运用石油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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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上校的石油顾问阿卜杜拉·图雷基，很早就预见到石油可能成为重塑地缘政治的有力工具。1967年6月战争后几个月，他在位于贝鲁特的巴解组织研究中心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将阿拉伯石油形容为“战场上的武器”。在给出战略性地运用石油对抗以色列盟友的合理依据后，图雷基论证说：“每个国家都有权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向敌人施压，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阿拉伯国家则拥有可用来对抗敌人的最强大经济武器之一。”他指出，阿拉伯人拥有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的58.5%以上，工业化世界在能源供应方面对阿拉伯国家的依赖不断加深。在美、英、德、意、荷支持对手以色列的情况下，阿拉伯人为何还要继续向西方供油呢？图雷基在结论中写道：“阿拉伯人民呼吁动用石油武器，每一个阿拉伯政府都有责任满足人民的意愿。”11
运用石油武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图雷基比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在1967年6月战争中石油武器的效果是多么地微弱。6月6日即战争爆发当天，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举行会议，一致同意禁止向支持以色列的美、英及联邦德国三国供油。在48小时之内，沙特和利比亚完全中止了石油生产。阿拉伯石油产量锐减60%，从而向西方市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工业化世界经受住了对石油武器的第一次使用。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后，追踪石油的目的地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就使得被禁运的国家能够通过从不受禁运影响的中间商购油，绕开对直接购买的禁令。美国和其他非阿拉伯产油国扩大了产油量来弥补短缺，日本人则动用了新的“超级油轮”舰队来向全球市场运送石油。1个月之内，各工业国完全恢复了石油供应，也表明阿拉伯产油国这一姿态无效，而同时，禁运措施却使这些国家失去了关键的收入来源。至1967年8月底，战败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呼吁其产油兄弟国恢复生产，以便帮助他们担负战后重建的重担。
石油武器不仅在1967年战争中被证明是无效的，而且在战争结束后还长期损害了阿拉伯经济。阿拉伯石油重返国际市场使得市场供过于求，导致油价下跌，这样石油武器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对阿拉伯国家的伤害远甚于对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然而在1967年战败后，阿拉伯军队的士气是如此低迷，以至于很多政策制定者仍相信阿拉伯世界更有可能通过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实现其反抗以色列的目标。
1967年战争的创伤带来的痼疾，对埃及的影响比对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都要严重。埃及军队的惨败以及整个西奈半岛的丢失，又与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混合在一起。埃及面临一张庞大的战后重建账单，这一点又因苏伊士运河的关闭、旅游业的崩溃而雪上加霜，而后两者是埃及最重要的两大外汇来源。
1967年战争后，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前景比以色列建国以来的任何时刻都要渺茫。国际社会在埃、以两国间协调一个解决方案的努力，因双方敌对的立场而搁浅。以色列方面希望保留全部西奈半岛，将之作为迫使埃及签订一项完全的和平协议的谈判筹码。埃及政府则将收回西奈半岛作为任何和谈的先决条件。
对埃及而言，以色列在西奈半岛停留的时间越久，国际社会承认以色列对埃及领土占领的可能性就越大。纳赛尔总统决心要防止以色列人将苏伊士运河转变为埃、以两国间的实际边境线，因此在1969年3月至1970年8月之间对以色列展开了一场未正式公布的消耗战。埃及人通过突击行动、密集炮火打击、空袭等方式，试图摧毁以色列人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阵地。作为回应，以色列人在运河沿岸修建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即巴列夫防线——以时任以军总参谋长哈伊姆·巴列夫（Chaim Bar-Lev）将军的名字命名，并发起了一系列深入埃及国土的空袭。
在消耗战几个月的时间里，以色列人继续证明着他们对埃及人的军事优势。埃及人缺乏有效的防空系统，使得以色列人得以自由地攻击开罗市郊以及尼罗河三角洲的城市。阿卜杜·加尼·盖迈西（Abd al-Ghani El-Gamasy）将军分析道：“（敌人的）目标是迫使埃及人民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从表面上凸显政治领导层的弱势，最终迫使后者停止消耗战。这些空袭隐藏的信息是，既然埃及军队始终无法认识到战斗是徒劳无益的，就用空袭向埃及人民直接揭示这一点。”12
尽管以色列空袭并未推动埃及民众反对其政府，但消耗战对埃及的伤害要远大于以色列。纳赛尔逐渐对美国的调解表现出开放立场。1970年8月，作为由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推动但最终夭折的和平计划的一部分，纳赛尔同意与以色列人实现停火。但纳赛尔在次月就与世长辞，这也使得埃、以在解决分歧方面依旧前路漫漫。
纳赛尔的继任者是他的副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尽管同样身为自由军官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参与了1952年革命，而且是革命指导委员会最初的成员之一，但萨达特在埃及国内外始终默默无闻。他不具备纳赛尔的个人魅力或公众吸引力，因此为了保住权力就必须证明自己。
上任伊始，萨达特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乐观。尼克松政府正在谋求与埃及的盟友苏联缓和关系。而随着超级大国间紧张关系的趋缓，诸如阿以冲突之类的地区争端在莫斯科和华盛顿议程上的紧迫性便有所下降。为此，在冲突双方为解决分歧而展现出更务实的态度之前，苏联人和美国人情愿维持现状，即阿以之间“不战不和”的政策。萨达特深知维持现状对以色列人有利。每过一年，国际社会就更加接受以色列对1967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控制。
为打破这一僵局，萨达特必须采取主动。他需要迫使美国人重新介入阿以冲突，敦促苏联人向埃及军队提供高科技武器，同时向以色列人发出收复西奈的真实威胁。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他不得不走向战争，但仅仅是一场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而发起的有限战争。
作为走向战争的第一步，1972年7月，萨达特将埃及国内全部2.1万名苏联军事顾问驱逐出境。这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举动，但目的是迫使美、苏两国重新介入阿以冲突。美国人开始质疑埃及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考虑将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策反至亲西方阵营的可能性。正是这一威胁刺激了苏联人，改变他们对庇护国埃及的懈怠。萨达特之前曾催促苏联领导人重新武装在“六日战争”和消耗战的几年内遭受重创的埃及军队，莫斯科却一直推诿搪塞，推迟交付武器的时间，同时拒绝提供尖端苏联武器，那是对抗美国提供给以色列的高科技武器所必需的。尽管驱逐了苏联军事顾问，萨达特却有意避免切断与苏联的关系。相反，他保留了埃及与苏联的友好协议，延续了苏联部队在埃及基地的特权，从而展现了其盟友立场。事实证明，萨达特的策略极为成功。苏联在1972年12月至1973年6月期间向埃及出口的先进武器，比之前两年的总量还要多。
萨达特的下一个目标是敦促军队备战。1972年10月24日，他召集埃及武装部队的将领们在他家中开会，向他们通报了他准备向以色列发动战争的决定。他警告这些埃军最高将领说：“这件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将军们惊骇万分，因为他们相信，以色列对战争的准备情况比阿拉伯国家要好得多，且埃及完全依赖苏联来获得先进武器，而在向阿以冲突中的盟友提供武器方面，苏联完全落后于美国。对这些将军而言，现在完全不是谈论战争的时候。盖迈西将军也参与了这次会议，根据他的描述，随着萨达特对将军们的抗辩越来越恼怒，会议的气氛也变得“超乎寻常地激烈和不安”。“显然，会议最后，萨达特总统对于发生的一切——递交的报告、表达的观点或预测的结果都深感不快。”13但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这次会议后，萨达特重组了其军队领导层，解除了持怀疑态度者的领导职务。盖迈西被任命为作战负责人，负责制订作战计划。
盖迈西将军决心要避免重蹈“六日战争”的覆辙。基于一手经验，他深知1967年埃及军队对战争的准备是多么地不足，而阿拉伯军队在战事中的协调工作又是多么地匮乏。埃及战争策划者的首要任务是与叙利亚人达成协议，从两条战线向以色列人发动进攻。与埃及人在西奈的情况一样，叙利亚人决心要夺回其在戈兰高地失去的领土。为此，1973年1月他们与埃及人达成了一项绝密协议，以统一两国军队的指挥权。
接下来，战争策划者必须要确定一个发动袭击的理想日期，以便保证最大程度上的突然性。为了寻找理想的月色和潮汐条件来横渡苏伊士运河，盖迈西和他的同僚们翻遍了历书。他们考虑过犹太宗教节日以及政治日程，试图寻找一个以色列军人和公众可能有所松懈的时机。“我们发现赎罪日正好是周六；更重要的是，作为这一节日的宗教传统和惯例，赎罪日是整个一年里广播、电视停止播放节目的唯一一天。换句话说，无法通过公共渠道快速召回预备役部队。”14综合上述所有因素，盖迈西和他的军官们提议在1973年10月6日周六开始行动。
在盖迈西将军督促埃及军队备战的同时，萨达特访问了利雅得，试图说服沙特人动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武器——石油。萨达特于1973年8月底秘密访问沙特，向费萨尔国王简要介绍了其秘密战争计划，寻求沙特的支持与合作。萨达特必须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自1967年灾难性的经历以来，沙特人一直拒绝阿拉伯人动用石油武器的请求。
对萨达特而言，幸运的是，1973年整个世界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1967年。美国石油产量在1970年达到峰值，其后每年都在递减。沙特则取代得克萨斯成为全球石油生产的调节者，通过简单的增产就可弥补石油供应的亏空。因此，美国和其他工业大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受到石油武器的冲击。据阿拉伯分析家估计，1973年时美国、日本和欧洲从阿拉伯世界进口的石油占其石油进口总量的比重分别高达约28%、44%和70%—75%。15作为一位坚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沙特国王费萨尔相信其国家可以有效地运用石油资源，许诺在埃及向以色列发动战争的情况下支持萨达特。据称费萨尔对萨达特这样说道：“但要给我们时间，我们不想在一场只有两三天的战斗中把我们的石油当作武器，然后就不了了之，我们想看到的是一场时间长到足够动员起世界舆论的战斗。”16在战争结束后再动用石油武器是毫无意义的，这是沙特人在1967年学到的。沙特国王希望确保下一场战争能够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便石油武器发挥效力。
1973年10月6日周六下午2点，随着叙利亚和埃及军队同时从北部和南部向以色列发动进攻，赎罪日战争正式爆发。尽管埃及人为保密已采取防御措施，以色列情报机构还是确信一场进攻已迫在眉睫。但他们误以为这会是一场规模有限的攻势，且将发生在日落前后。对以色列军方而言，一场全面的、两条战线的战争还只是第一个意外。
盖迈西称，在战争打响后的最初几分钟内，埃及发射了超过1万枚炮弹。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埃及突击队高喊着“真主至大”，乘小艇横渡苏伊士运河，向沙土筑成的巴列夫防线发起了猛攻。在攻克一度被视为坚不可摧的以色列阵地的过程中，埃及军队的伤亡极其微小。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回忆道：“两点零五分，关于战况的第一波消息已经传回了十号中心［中央指挥部］，萨达特总统和［总司令］艾哈迈德·伊斯玛仪（Ahmad Ismail）吃惊地听着，仿佛他们正在观看一场军事演习：‘任务完成……任务完成。’一切都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17
当以色列的指挥官们听到巴列夫工事内的士兵拉响警报，宣称面对兵力占优的敌军其阵地即将失守的时候，他们同样难以置信。在赎罪日斋戒期间，这些士兵普遍放松了警惕。同时，叙利亚坦克攻克了以色列阵地，深入戈兰高地腹地。埃及和叙利亚空军也都深入以色列领空，对以境内重要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
以色列人紧急调动空军，但其战机刚一到达边境地区就遭到苏制萨姆-6导弹的拦截，以军在1967年战争中的空中霸权已一去不复返。在战争打响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以色列仅在埃及边境就损失了27架飞机，被迫将其战机控制在运河区以外15英里的区域。被派往巴列夫防线救援本方部队的以色列坦克也遭遇了类似的打击，装备有苏制有线制导反坦克导弹的埃及步兵击毁了多辆以色列战车。
在以色列陆、空两军都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埃及军事工程师架起了高压水泵，在真正意义上冲毁了沙筑的巴列夫防线，从而为埃及军队突破以色列防线进入西奈半岛铺平了道路。很快，运河水面上便搭建起浮桥，以便埃及部队和战车跨越运河进入苏伊士运河东岸及西奈半岛。
战斗第一天结束时，已有约8万名埃及士兵跨越了巴列夫防线，在西奈半岛内4千米（约2.5英里）的范围内挖建了阵地。在北方战线，叙利亚军队突破了以色列人在戈兰高地的防线，在一波向太巴列湖推进的协调一致的攻势中重创了以色列坦克和战机。受益于攻其不备的效果，在战争最初的几个小时内，埃及和叙利亚几乎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以色列人则在慌乱中应对这个犹太国家建立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
以色列军队重整旗帜，开始发动反攻。在48小时之内，以色列召唤和部署了预备役，一方面防卫位于西奈的阵地，另一方面则集中兵力在戈兰高地发动攻势，希望在集中军力对付规模更大的埃及军队前，首先击败叙利亚军队。作为回应，伊拉克、沙特和约旦步兵与装甲部队被派往叙利亚，以抵御以色列人在戈兰高地的反攻。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都遭遇了重大伤亡，在阿以冲突迄今为止最激烈的战斗中，双方几乎耗尽了武器和弹药储备。
战争第一周接近尾声时，阿以双方都急需补给。1810月10日，苏联人开始向叙利亚和埃及空运武器。10月14日，美国人也开始秘密向以色列人空运武器弹药。在装备了全新的美国坦克和火炮之后，以色列人开启了一波成功的反攻，至10月16日在叙利亚战线已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则包围了埃及军队。随着以色列人不断巩固对阿拉伯敌军的优势，战事开始陷入僵局。
正是在这一时刻，阿拉伯国家决定动用石油武器。10月16日，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在科威特举行集会。鉴于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在战争最初几天的收获，他们有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自尊感。工业世界对其能源供给的依赖同样令阿拉伯供油国的领导人感到振奋，因为这意味着一旦阿拉伯人提高油价，他们就可以对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工业国施加立竿见影的惩罚。
在科威特会议的第一天，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们宣布将油价提高17%，他们甚至没有打个电话通知那些无助的西方石油公司。沙特石油大臣谢赫艾哈迈德·宰基·也门尼对一位与会代表说道：“这一刻我已经等待了太久，现在这一时刻终于来临，我们是自己商品的主人了。”19这一举措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也激起了广泛的恐慌。当日结束时，石油商人已将每桶石油的标价提升至5.11美元，相比1973年6月的交易价格（2.90美元）足足上涨了70%以上。
油价飙升还只是为赢得全世界注目而打响的第一枪。次日，阿拉伯石油部长/大臣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概述了一系列减产和禁运的计划，以迫使工业大国修正其对阿以冲突的政策。公报写道：“所有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即刻起将分别削减其石油产量，削减比例不得低于其9月份产量的5%，在之后的每个月将维持相同的减产比例，直至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其在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且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20
石油部长/大臣们还向友好国家确认他们将不会受到上述措施的影响。他们解释说，只有“那些向敌人以色列提供道义与物质支持的国家，会面临严厉、渐进的阿拉伯石油供应削减，直至最终完全停止供应”。考虑到美国、荷兰与以色列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两国被威胁将面临完全的禁运，“直到诸如美国、荷兰或其他任何积极支持以色列侵略者的国家改弦易辙，接受国际社会关于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占领、完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所达成的共识”。
在战场和石油市场中展现其实力之后，阿拉伯国家开辟了一条外交战线。阿拉伯产油国公布上述联合公报的当天，沙特、科威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四国外交部部长/大臣就在白宫与尼克松总统及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举行了会谈。阿拉伯部长/大臣们发现，美国政府似乎愿意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该决议呼吁以色列撤出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以换取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完全和平。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部长质问，为何第242号决议之前从未得到过执行。“基辛格非常坦诚地回答说，原因在于以色列在军事层面的绝对优势。他表示弱者没有资本进行谈判。过去阿拉伯人是弱势的一方，现在他们变得强大了。阿拉伯人取得了超出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认为有可能取得的成就。”21对阿拉伯人来说，似乎美国人只讲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