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政府发现自身的处境异乎寻常地困难：既想安抚阿拉伯世界，又不想以以色列的安全为代价，但这一做法已然违背了美国人对这个犹太国家的承诺。从冷战的角度来看，美国人决心，要保证配备有美国武器的以色列压倒配备苏联武器的阿拉伯人。当以色列向美国提出紧急要求，补充即将耗尽的军火时，尼克松政府于10月18日批准法案，向这个犹太国家提供价值2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
美国对以色列战备工作的公然支持彻底激怒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产油国一个接一个地对美国实行完全禁运。阿拉伯国家石油产量下调了25%，油价突然飙升，最终于1973年12月达到每桶11.65美元的峰值。在6个月的时间内，油价涨至原来的4倍，严重扰乱了西方经济，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随着石油储备的减少，司机们开始在加油站排起长队，被迫接受对稀缺汽油资源的配给。
西方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来自国内民众的压力，要求结束石油禁运，而解决石油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设法解决阿以冲突。萨达特已经达成了其战略目标，迫使美国重新介入（中东）地区外交。考虑到埃及军队仍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固守阵地，国际社会将运河视为埃、以两国实际边界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埃及领导人现在开始寻找合适的时机结束战争，并巩固自己的收益。
战事拖得越长，萨达特的军事处境就越不利。到了10月的第三周，以色列已发起了攻势，以军部队深入到距开罗60英里、距大马士革仅20英里的阿拉伯领土。但以色列人也为这些收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超过2800名以色列人在战斗中死亡、超过8800人受伤——伤亡数占以色列人口的比重远高于敌对的阿拉伯国家，后者在战争中付出了8500名士兵死亡、约2万人受伤的代价。22
以色列的反击引发了超级大国间的新一轮紧张。随着以色列人威胁要包围苏伊士运河西岸的埃及第三军，苏联最高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致信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呼吁双方采取联合外交行动。否则，勃列日涅夫警告说，苏联将可能被迫单方面介入，以便保护埃及军队。面对处于警戒状态的苏联红军和海军，美国情报机构担心苏联人可能会将核威慑引入冲突地区。作为回应，美国安全官员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首次将其军队置于高度核戒备状态。经过几个小时的剑拔弩张，两个超级大国同意，合力寻求通过外交途径来结束十月战争。
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同样迫切地期待早日结束这场毁灭性的武装冲突。经过16天的激烈战斗之后，双方现在都准备放下武器。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开始协调停火事宜。当天，安理会通过了第338号决议，该决议重申了更早的第242号决议的内容，呼吁召开和谈，通过土地换和平的方式解决阿以分歧。同年12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议，将处理1967年以色列占阿拉伯领土问题作为公正、持久地解决阿以冲突的第一步。
1973年12月21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在美、苏两国的联合支持下，来自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由于未能获得归还阿拉伯国家所有被占领土的保证，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拒绝出席会议。与会者中并没有巴勒斯坦代表，以色列人坚决不同意巴解组织参会，约旦人也不乐意有一个竞争对手来代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
日内瓦会议并未取得任何最终的定论。阿拉伯代表在会前并未协调一致，其发言揭示了阿拉伯阵营内部的深刻分歧。埃及人用巴勒斯坦领土来指代约旦河西岸地区，从而削弱了约旦在谈判中的地位，约旦人则感觉埃及人是在惩罚他们未参与1973年战争。约旦外交大臣萨米尔·里法伊（Samir al-Rifaʻi）要求以色列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完全撤军。以色列外交部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则坚持以色列绝不会退回到1967年边境线之内，并宣称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这次会议唯一重要的成果即建立了一个埃、以联合军事工作组，以便就埃、以军队在西奈实现脱离接触而进行谈判。
在这次失败的会议之后，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确保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达成脱离接触协议而开启了多轮密集的穿梭外交。1974年1月18日以及同年5月，埃、以双方及叙、以双方先后达成协议。通过这些协议，埃及重新获得了整个苏伊士运河东岸，在西奈的埃以边界之间则设置了一个联合国控制之下的缓冲区。叙利亚人则同样收回了1967年失去的戈兰高地领土的一小部分，在戈兰高地的叙以边界之间同样有一支联合国缓冲部队。鉴于战争已结束而外交努力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阿拉伯产油国宣布其目标已经实现，并于1974年3月18日结束了石油禁运。
然而，并非所有的阿拉伯分析家都将1973年的一系列事件视为完美无缺的胜利，穆罕默德·海卡尔就认为埃及和阿拉伯产油国让步得太多且太早。阿拉伯人在施加石油禁运时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以色列撤出1967年6月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但他们却在未实现任何一项目标的情况下就结束了禁运。海卡尔总结道：“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值得一提的只有：全世界终于看到阿拉伯人协调行动了一次，且石油——即便是笨拙地——被用作了政治武器。”23
尽管如此，阿拉伯世界在1973年依然取得了重要收获。阿拉伯人所展现的纪律性和目标的一致性令国际社会印象深刻，也迫使超级大国更严肃地看待阿拉伯世界。在经济层面上，1973年诸多事件使阿拉伯人完全独立于西方石油公司。用谢赫也门尼的话来说，阿拉伯产油国确立了对自己商品的控制权，在石油危机结束后迅速走向暴富——1973年危机之前油价还不到每桶3美元，而危机后的整个70年代都稳定在每桶11—13美元。西方漫画家将阿拉伯石油长老丑化为长着鹰钩鼻子、向全世界勒索钱财的贪婪形象，但西方商人们却迅速涌入了这个看似有无限资源的新兴市场。受益于油价的飙升，西方石油公司因其巨大的石油库存也从危机中牟取了巨额利润。但1973年10月的事件对规制西方石油公司与阿拉伯产油国之间关系的石油特许经营权给予了最后一击。继伊拉克和利比亚之后，科威特和沙特也收购了其国内西方石油公司的全部资产，以用于发展本国的石油工业。1976年，西方对阿拉伯石油施加影响的时代最终落下了帷幕。
十月战争同样是一场外交胜利。萨达特通过战争成功地打破了与以色列之间的僵局，阿拉伯人协调一致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战争还加剧了美、苏之间危险的紧张关系。现在，国际社会开始高度重视在联合国安理会第242、第338号决议的基础上，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阿以冲突。
通过1973年大胆的积极行动，萨达特确保了埃及的利益，却也使得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诉求濒临绝境。尽管联合国决议支持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但这些决议在提及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时仅仅是保证“公正地解决难民问题”。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实际的流亡政府，巴解组织面临一个严峻的选择——或者参与新的外交方案，或者眼睁睁地看着约旦和埃及通过一个全面和平协议收回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这样一个协议也将意味着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愿望的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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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直升机迅速地滑过黎明前的夜空，沿纽约东河飞向位于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1974年11月13日凌晨4点，这架直升机成功着陆，随后紧张的安保人员迅速将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拥入联合国大楼内的一个安全套间。由于是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到来，阿拉法特也就免除了被示威者人群围堵的烦恼。而就在同一天清晨稍晚些时候，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联合国大厦门前，高举着写有“巴解组织是国际暗杀组织”“联合国成了恐怖主义论坛”等标语的横幅，抗议阿拉法特的出现。当然，这样做也使他免受暗杀者的袭击。
阿拉法特的联合国之行是巴勒斯坦政治史上达个非同寻常的年份的高潮。苏联、东方集团国家、不结盟运动国家、阿拉伯世界合力确保了巴解组织主席获邀为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发表开幕词。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向世界各国陈述巴勒斯坦人诉求的重要机会。
在联合国的亮相，同样标志着阿拉法特从游击队首领向政治家的转型，对于后一角色他的准备尚不充分。“你为什么不去？”他曾这样问作为巴勒斯坦流亡议会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主席哈立德·哈桑（Khalid al-Hasan），后者则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提议，坚称只有阿拉法特能够代表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发声。“你是我们的主席，是我们的象征。你是巴勒斯坦先生（Mr. Palestine）。要么你去，要么就干脆不去。”24
这场大戏在1974年一年中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
十月战争之后，这位游击队领袖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放弃武装斗争以及与之相关的激进策略，围绕旨在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举行谈判。在过去的25年中，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在寻求解放历史上完整的巴勒斯坦领土、摧毁以色列国家等立场上几乎始终保持一致。十月战争后，阿拉法特意识到，这个已经成立25年的犹太国家不仅是中东地区的军事超级大国，而且享有美国的全力支持以及几乎整个国际社会的承认。以色列将继续在中东存在下去。
在十月战争后的外交中，阿拉法特很正确地预见到其阿拉伯邻国将最终接受这一现实，并基于第242号决议，在美、苏的支持下与以色列展开和平协议的谈判，巴勒斯坦人则将被边缘化。阿拉法特曾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问一位英国记者：“第242号决议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什么？对难民的些许补偿，以及可能——我只是说可能——有少数一部分难民回归巴勒斯坦的家园。但除此之外呢？什么也没有。我们将彻底完蛋。我们巴勒斯坦人重新成为一个国家——哪怕是在我们祖国小部分的领土上——的机会将彻底失去，彻底完蛋。不再有什么巴勒斯坦民族。故事结束了。”25
阿拉法特的方案是勉强接受一个以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为基础的微型国家。然而，在能够期待为巴勒斯坦人实现这样一个微型国家之前，阿拉法特还有众多的障碍需要克服。
首要一个障碍就是巴勒斯坦公众的意见。阿拉法特也承认，他需要说服巴勒斯坦民众放弃他们对1948年失去的78%的巴勒斯坦国土的要求。阿拉法特解释说：“当一个民族要求收回其全部土地时，领导人很难说：‘不，你们只能收回30%。’”26
即便是阿拉法特对巴勒斯坦30%领土的要求，也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从1948年到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一直处于埃及政府的控制之下；约旦河西岸则在1950年被正式并入了约旦哈希姆王国的版图。尽管埃及人对于吞并加沙地带并没有兴趣，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却决心要恢复约旦对约旦河西岸以及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城耶路撒冷东部阿拉伯区的统治。阿拉法特需要从侯赛因国王手中夺回约旦河西岸的控制权。
巴解组织内部的强硬派系同样不愿承认以色列，这也意味着阿拉法特将不得不克服他们对两国方案的反对。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和人民阵线仍然致力于以解放全巴勒斯坦为目标的武装斗争，而正是后一组织臭名昭著的劫机事件触发了1970年约旦的“黑九月”战争。如果当初阿拉法特公开承认他愿意做出妥协，以实现巴勒斯坦人有限的国家地位，那些更为激进的巴勒斯坦派别早就向他发出死亡威胁了。
最后，阿拉法特还不得不克服国际社会对于作为团体的巴解组织以及他本人作为该组织领导人的厌恶。那种炸毁飞机但安全释放人质的“仁慈”激进主义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至1974年，巴解组织早已与一系列针对欧洲和以色列平民的滔天罪行联系在一起：1969年11月一次针对以色列航空公司职员的袭击，造成1名儿童死亡、31人受伤；1970年2月，一枚空中炸弹摧毁了一架瑞士航空的客机，机上47人全部遇难；当然还有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臭名昭著的袭击事件，造成11名以色列运动员死亡。以色列及其西方支持者将巴解视为一个“恐怖组织”，拒绝与其领导人会面。阿拉法特需要说服西方政策制定者，为实现巴勒斯坦民族自决，巴解组织可以放弃暴力，遵循外交途径。
阿拉法特为自己在1974年设定了很高的目标：确保巴勒斯坦民众对两国方案的支持，限制巴解组织内部的强硬派，挫败侯赛因国王对约旦河西岸的领土要求，赢得国际认可。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上述所有目标显然绝非易事。
考虑到种种限制，阿拉法特不得不缓慢推进，确保为其政策变化争取到支持者。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公开宣扬两国方案的构想，因为这牵涉到结束在巴勒斯坦民众中受到广泛支持的武装斗争。就两国方案举行谈判将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以色列，而这是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无法接受的。相反，阿拉法特在1974年2月发布的一份工作报告中，首次以“在能够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下夺回的任何土地上”建立一个“民族权力机构”的措辞，曲折地表达了其新政策。
接下来，他还必须获得作为流亡议会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对其新政策的支持。1974年6月在开罗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大会上，阿拉法特提交了一份旨在将巴解组织限定在“民族权力机构”框架内的十点方案。然而，为了确保不受巴解内部强硬派的阻挠，该方案又重新确认了武装斗争的作用以及民族自决的权利，同时排除了对以色列任何形式的承认。大会采纳了阿拉法特的纲领，但巴勒斯坦人很清楚变化正在酝酿之中；但对其他国家而言，巴解组织看起来依然是一个致力于武装斗争的游击队组织。
若想作为流亡政府而获得承认，巴解组织显然需要以一个新的面孔出现在国际社会面前。1973年，阿拉法特任命赛义德·哈马米（Said Hammami）担任巴解驻伦敦代表。哈马米出生于港口城市雅法，1948年随家人一起被逐出巴勒斯坦，后在叙利亚长大，并在大马士革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学位。作为一名坚定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和政治温和派，哈马米很快便与英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建立了良好关系。
1973年11月，哈马米在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他写道：“很多巴勒斯坦人相信，一个位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国……在任何一揽子和平计划中，都是必要的一部分。”他也成为首位提出这一方案的巴勒斯坦代表。“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民族而言，迈出走向和解的第一步绝非小事，而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满足各方诉求的公正和平”——这里的各方显然暗示包括以色列。该报编辑特别为这篇文章添加了一个注释，强调哈马米“与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关系非常密切”，而哈马米公开发表上述观点的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27阿拉法特通过其驻伦敦代表，已成功地开启了一条通向西方甚至以色列的渠道。
一位名叫尤里·阿弗纳瑞（Uri Avnery）的以色列记者与和平活动家在读到哈马米的文章后感到极为振奋。阿弗纳瑞在委任统治时期移民到巴勒斯坦，20世纪30年代末期，当他还是一个青年时，曾加入伊尔贡。后来，当有人指责他和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行联络时，他就会用这样的话让后者闭嘴：“你没有资格和我谈论恐怖主义，我曾经是一名恐怖分子。”阿弗纳瑞曾在1948年战争中负伤，随后作为独立人士三次入选以色列议会。尽管是一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阿弗纳瑞却一直倡导两国方案，远早于阿拉伯世界任何支持这一设想的人。梅纳赫姆·贝京曾在议会辩论中这样嘲笑他说：“阿拉伯的阿弗纳瑞们在哪儿呢？”28读过哈马米的文章之后，尤里·阿弗纳瑞马上意识到他找到了自己的巴勒斯坦战友。
1973年12月，哈马米为《泰晤士报》撰写了第二篇专栏文章，这一次公开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实现相互承认。“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应承认彼此为两个民族，享有一个民族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紧随这一承认之后的应是一个巴勒斯坦国、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联合国成员国……的建立。”29基于第二篇文章，阿弗纳瑞断定哈马米的观点肯定反映了巴解组织内部某种有意识的政策调整。一位外交官可能会发表一次轻率言论但却保全了职务，但屡犯者几乎肯定会遭到解职。只有在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支持下，哈马米才有可能提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相互承认对方地位之类的提议。
阿弗纳瑞决心要与赛义德·哈马米取得联系。1973年12月参加日内瓦和平会议期间，阿弗纳瑞会见了一位《泰晤士报》记者，请求后者安排一次与巴解组织代表的会面。会面对双方而言都具有巨大的风险：在20世纪70年代激进主义暴力肆虐的大气候下，无论是巴勒斯坦派系还是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都在积极地针对敌人开展暗杀活动。但哈马米和阿弗纳瑞都愿意承担会面的风险，因为两人都确信两国方案中承载着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唯一希望。
1974年1月27日，两人在阿弗纳瑞位于伦敦的酒店中举行了第一次会面。会面中哈马米陈述了他的观点，阿弗纳瑞将其总结如下：
两个民族，即巴勒斯坦民族和以色列民族，都存在。
他不喜欢新的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建立的方式。他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但他接受以色列国家存在的事实。
既然以色列国存在，它就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正如巴勒斯坦人拥有这一权利一样。当前，唯一现实的解决方案是让两国人民都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他不喜欢伊扎克·拉宾，也理解以色列人没有必要喜欢亚西尔·阿拉法特。每个民族必须接受另一方选择的领导人。
我们必须在不受超级大国中任何一方干预的情况下达成和平。和平必须源于这一地区本身的人民。30
阿弗纳瑞则向哈马米强调以色列是其犹太公民拥有的民主政体，要想改变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他们就必须改变以色列公众的意见。日后，他回忆自己是这样同哈马米说的：“一个人是无法通过文字、声明、外交准则来改变公众意见的，一个人是通过那些可以直接向每个人内心发出呼声的戏剧性事件来改变公众意见的，人们可以亲自在电视上看到、在广播中听到、在报纸标题上读到这些事件。”31
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在西方媒体上呼吁两国方案之外，无论是阿拉法特还是哈马米，都并没有其他办法来进一步赢取以色列公众的支持。然而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这一表态实际上象征着巴解组织政策一次重要的转向，其激进程度要比巴解组织领导层敢于公开表达的大得多。尽管阿弗纳瑞与巴解组织驻伦敦代表之间的会面继续被维持在最高机密状态，但在阿拉法特受邀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一事上，哈马米的温和信号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哈马米向西方世界展示巴解组织已经做好了与以色列人谈判以达成和解的准备。阿拉法特的联大讲话则提供了阿弗纳瑞认为的推动以色列政策转变所必需的某种“戏剧性事件”。
对阿拉法特而言，1974年的另一项重大突破发生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在拉巴特阿拉伯首脑峰会上，阿拉法特击败了其老对手约旦国王侯赛因，确保了阿拉伯世界对于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身份的认可。1974年10月29日，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对巴解组织给予了一致支持，并确认了巴勒斯坦人民在巴解组织领导下，在“任何被解放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利。这一决议，对侯赛因国王声称代表巴勒斯坦人以及约旦对约旦河西岸地区领土主权的要求，构成了沉重打击。阿拉法特离开拉巴特时，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流亡政府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巩固。
在拉巴特大获全胜15天之后，阿拉法特为确保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利的支持而空降联合国。拥有一半巴勒斯坦血统的丽娜·塔巴拉（Lina Tabbara）是阿拉法特的随行人员之一，负责协助将他的讲话翻译为英语和法语。塔巴拉完全被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震慑了，她回忆说：“我就紧随在亚西尔·阿拉法特后，进入了这幢玻璃建筑物的正门。除了少数礼仪上的细节之外，阿拉法特受到了国家元首级别的接待。这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顶峰、一个被剥夺了合法权利者的胜利时刻，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亲眼看到阿拉法特登上联大讲台，接受来自联合国大会长时间的起立鼓掌，这一场景激发了塔巴拉内心深处“对于拥有巴勒斯坦血统的自豪感”。32
阿拉法特发表了一次很长的演讲，总共101分钟。哈立德·哈桑日后回忆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团体合作——草稿，草稿，然后是更多的草稿。在确定我们已经做到万无一失之后，我们又邀请我们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对发言稿进行了最后的审阅。”33这是一份激动人心的演讲，一次对正义的呼声，最终意义上也是一次面向巴勒斯坦听众以及那些巴勒斯坦革命斗争支持者的演讲。演讲的宗旨并非要引导巴勒斯坦公众，或推动以色列政府改变其政策。阿拉法特在其运动内部并不享有足够的支持来暗示任何对以色列的妥协，以色列人也没有在听——为抗议巴解组织主席的出席，以色列代表抵制了阿拉法特的演讲。
在演讲中，阿拉法特并没有进一步深化哈马米关于两国方案的呼声，而是回归了其长期的“革命理想”，即在全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能够公正、平等、友爱、进步地生活在一起的民主国家”。对以色列人及其美国支持者来说，这听起来与要求毁灭犹太国家的传统呼声大同小异。更糟糕的是，阿拉法特并没有利用联合国讲台向以色列人伸出和平之手，而是以一个夸张的威胁结束了他的讲话：“今天，我来到这里，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我再说一遍：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滑落。”34
阿拉法特在离开大厅时又受到了一次长时间的起立鼓掌。巴解组织要求给予巴勒斯坦人民公正与国家的呼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然而，阿拉法特更需要的是支持者，而非勇敢的姿态。仅仅两年后，当丽娜·塔巴拉再次见到阿拉法特时，这位巴解组织主席将在黎巴嫩内战中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战。
1974年，巴勒斯坦运动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立德·哈桑宣称，1974年是“如此重要的一年”，当时巴解组织领导层正“致力于与以色列达成某种和解”。然而，在阿拉法特的联合国演说之后，巴以谈判却未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哈马米和阿弗纳瑞继续在伦敦举行秘密会谈，两人会定期地在报告或会面中向其领导人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汇报双方谈话的内容。哈立德·哈桑坚持说：“无论怎样夸大哈马米工作的重要性也不过分，如果伊扎克·拉宾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对我们发出的信号做出回应，我们可能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能实现公正的和平。”35但阿拉法特不敢向以色列人做出任何让步，而拉宾也不可能推动建立一个他本人坚决反对的巴勒斯坦国。
1974年后，随着巴以双方各自强化其立场，哈马米和阿弗纳瑞也开始面临其社会内部极端分子越来越大的威胁。1975年12月，一个疯狂的以色列人在阿弗纳瑞位于特拉维夫的住宅附近持刀袭击了他，导致他严重受伤。1978年1月，哈马米因与以色列人的会面在其伦敦办公室内被枪杀，背后指使者是巴勒斯坦拒绝派的艾布·尼达勒组织（Abu Nidal Group）。杀手只在哈马米头上开了一枪，向他吐了一口唾沫，大声咒骂他为叛徒，随后就溜入伦敦的街道中逍遥法外。36
巴以和平的机遇期现在已经结束。1975年4月13日，基督徒民兵在贝鲁特市郊的艾因·鲁曼尼伏击了一辆满载着巴勒斯坦人的大巴，车上28人全部罹难。该事件也成为一场长达15年的内战的开端，这场内战将使黎巴嫩化为一片废墟，也将巴勒斯坦运动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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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的政治稳定随着国内人口平衡的变化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当初，法国人从其叙利亚托管国中划出了一个尽可能大的国家，以便使受其保护的基督徒能在其中构成人口多数。然而，黎巴嫩的穆斯林群体（包括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的人口增长率更高，至20世纪50年代在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基督徒（包括占主导地位的马龙派，以及希腊东正教派、亚美尼亚人、新教徒和一些更小的教派）。1932年人口普查显示，基督徒人口略多于穆斯林，而这也成为黎巴嫩最后一次官方人口统计——直至今日，黎巴嫩国内仍缺乏关于其人口构成的准确数据。
1943年黎巴嫩独立时，穆斯林人口愿意将政治主导权让给基督徒，以换取基督徒将黎巴嫩融入阿拉伯世界、远离其前殖民宗主和保护国法国的承诺。双方于1943年达成的权力分配方案是一种“社群性”或教派性的体制，其中政府最高职位被分配给黎巴嫩各个社群，如马龙派的总统、逊尼派的总理、什叶派的议长。议会席位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以6∶5的比例进行分配，稍有利于基督徒。
这一权力分配方案在1958年内战中首次受到挑战。美国的干预以及1958年9月改革派总统福阿德·谢哈卜（Fuad Chehab）的当选恢复了黎巴嫩的现状，使得这一教派政治体制又维持了10年。60年代末期巴勒斯坦革命在黎巴嫩的兴起，催化了对教派体制的又一轮攻击。
巴勒斯坦人以特殊的方式打破了黎巴嫩的政治和人口平衡。1950—1975年，黎巴嫩国内登记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已由12.76万人增至19.7万人，然而1975年黎境内巴勒斯坦实际人口已接近35万人。37绝大多数巴勒斯坦难民是穆斯林。尽管他们从未被正式计入黎巴嫩人口或被给予公民权，但其在黎巴嫩境内的存在仍然意味着穆斯林人口的显著增长。1969年之前，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人长期处于政治沉寂状态。1969年，埃及总统纳赛尔代表巴勒斯坦游击队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协议，允许巴勒斯坦游击队从黎境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黑九月”事件后，巴勒斯坦民兵被驱逐出约旦领土，黎巴嫩自此成为巴解组织活动的总部。巴勒斯坦难民营变得越来越军事化，政治上则趋于激进化。巴勒斯坦人对黎巴嫩政府的主权构成了如此大的挑战，以至于有人指责巴勒斯坦革命在黎巴嫩制造了一个国中之国。
在黎巴嫩，有很多人将1975年内战爆发的原因完全归结到巴勒斯坦人的身上。前总统卡米勒·夏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是最具影响力的马龙派领袖之一，在他看来，这场冲突从来就不是一场内战，“从开始到现在它都是一场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战争”，而且被黎巴嫩穆斯林加以利用，以帮助他们“夺取对整个国家的最高统治权”。38夏蒙略去了好多事实——实际上，黎巴嫩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巴勒斯坦人不过是一场旨在重新界定黎巴嫩政治的冲突中的催化剂。
20世纪70年代初期，黎巴嫩穆斯林、德鲁兹人、泛阿拉伯主义者及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的左翼组织联合组建了一个名为“民族运动”的政治联盟，其目标即推翻黎巴嫩陈旧的教派政体，以一人一票的世俗民主政体取而代之。该联盟的首领是黎巴嫩德鲁兹领袖卡迈勒·琼布拉特。琼布拉特1917年出生于其家族的势力中心穆赫塔拉村，早年曾在巴黎和贝鲁特耶稣会大学学习法律与哲学，1946年在其29岁时第一次进入黎巴嫩议会。他曾这样表示：“只有一个世俗的、进步的、摆脱了教派主义的黎巴嫩才有希望存在下去。”39在他的批评者看来，琼布拉特呼吁建立一个世俗的黎巴嫩，无非是为了争取穆斯林占多数的统治（据估计，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黎巴嫩的穆斯林、基督徒人口比例已达到55∶45），并终结黎巴嫩作为中东地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对琼布拉特而言，巴勒斯坦人只是一场本质上发生在黎巴嫩人之间的战争的一个推动因素。他分析道：“如果黎巴嫩人并没有为爆发做好准备，那就不会有任何爆发。”关于黎巴嫩的属性，夏蒙和琼布拉特的分歧难以逾越。马龙派领袖夏蒙执意于要维护《民族宪章》中的权力分配方案，亦即基督徒在黎巴嫩的特权地位。琼布拉特和民族运动则要求建立一套基于平等公民权的全新秩序，而这一新秩序将有利于占黎巴嫩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围绕黎巴嫩的统治权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争夺双方都自称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一位同时代的作者将夏蒙和琼布拉特描述为“其支持者眼中的完人、反对者眼中的恶魔”“彼此之间深恶痛绝、不屑一顾，且都深深扎根于自己的官邸和执念之中”。40
1975年春，现状的维护者与社会革命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达到高潮。1975年3月，黎巴嫩南部城市赛达的穆斯林渔民举行罢工，抗议一项在他们看来可能毁掉生计的新渔业垄断。获得垄断特权的财团恰好是在卡米勒·夏蒙和其他几位马龙派商人运作之下，从而使得这个本质上来说属于企业行为的事件转变为一个教派议题。渔民发动示威游行，由马龙派主导的黎巴嫩军队奉命来镇压，民族运动则将军队的介入谴责为一支“马龙派军队”对马龙派大资本利益的保护。3月6日，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了一个左翼纳赛尔主义政党的逊尼派领袖马阿鲁夫·萨阿德（Maʻruf Saʻd）。萨阿德之死在赛达引发了民众暴动，巴勒斯坦突击队员和黎巴嫩左翼民兵成员联手，与黎巴嫩政府军发生激烈冲突。
冲突很快便由赛达蔓延到了贝鲁特。4月13日周日，一车武装人员突然袭击了马龙派领袖皮埃尔·杰马耶勒（Pierre Gemayel），当时后者正准备离开教堂。杰马耶勒是黎巴嫩最大的民兵组织、右翼的马龙派长枪党的创始人，据估计该组织拥有约1.5万名武装人员。枪手当场打死三人，包括杰马耶勒的一位保镖。一心要复仇、愤怒的长枪党成员当天便伏击了一辆满载着巴勒斯坦人的巴士，当时这辆车正好路过基督徒郊区艾因·鲁曼尼，车上28名乘客全部被杀害。大屠杀的消息一传开，黎巴嫩人立刻就意识到暴力的突然升级预示着战争。第二天，没有一个人去上班，学校停课，街上也空无一人，贝鲁特人都躲在家里急切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或者读报，或者听收音机，或者在间断的枪声中电话交流本地的消息。
内战爆发时，丽娜·塔巴拉正在贝鲁特工作。1974年，她曾协助亚西尔·阿拉法特翻译其讲话。在完成了联合国的任务后，塔巴拉回到黎巴嫩，继续在黎巴嫩外交部工作。在很多方面，她代表了富有而国际化的黎巴嫩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住在贝鲁特市中心最优雅的街区之一。内战爆发之际，她只有34岁，是2个女儿的母亲，一个2岁，另一个4岁。
长着一头红褐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塔巴拉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名基督徒，实际上她是一位有着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混合血统的穆斯林。她为自己的混血身份感到自豪，在内战刚开始的几个月中拒绝选边站队。这一立场并不好维持。从一开始，黎巴嫩内战就伴随着教派谋杀和野蛮的复仇杀戮。
5月31日，经过民兵组织间7周的战斗后，贝鲁特见证了其第一次教派大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仅因宗教身份的原因就遭到杀害。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丽娜·塔巴拉，称穆斯林正在贝鲁特西区的巴舒拉街区围捕基督徒。塔巴拉的朋友称：“有一个路障和一个身份检查站，基督徒必须下车，然后直接被拖进墓地。”当天有10位基督徒在贝鲁特被杀害，新闻媒体称这一天为“黑色星期五”，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41
整个1975年夏天，随着居民们适应了战争强加的种种限制，贝鲁特的生活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常态。一档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定期向听众提供安全和危险路线的实时更新。节目中，听上去可靠的播音员会宣布：“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建议您绕开这个区域，选择另一条路线。”随着1975年夏秋之交冲突的加剧，主持人的语调也变得更加急切：“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今天是10月20日星期日，你们都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不是吗？现在你们必须赶快回家，赶快！”42广播警报标志着贝鲁特市中心一场新的战役的开始，敌对的民兵把该区域内两座最高的建筑物作为观测和轰炸敌人的平台：一座名为穆尔塔的未完成的摩天大厦俯视着贝鲁特的商业中心，这座建筑也成为逊尼派左翼民兵组织穆拉比吞（Murabitun）的大本营；而位于贝鲁特酒店区中心的高层建筑假日酒店则处于马龙派长枪党民兵的控制之下。
在整夜的战斗中，敌对双方从两座高楼上互射导弹和弹药，对周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1975年10月，民族运动武装——塔巴拉称之为“伊斯兰进步分子”——包围了酒店区并成功围困了马龙派军事力量。基督徒民兵最后得到了卡米勒·夏蒙的救援，后者利用其作为内政部部长的权限，在酒店区四周部署了2000人的黎巴嫩政府军，作为敌对双方之间的缓冲带。双方在11月又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但没有人对战争就此结束存在幻想。
12月，路障重新归位，对无辜者的无谓杀戮也再度重启：4名长枪党成员遭到绑架，之后发现被杀；作为报复，长枪党民兵杀害了300—400名平民，身份证显示受害者全部为穆斯林；穆斯林民兵则以牙还牙，杀害了数百名基督徒。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六”。对丽娜·塔巴拉来说，她正是在这一天最终选择了自己的立场。“无视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横亘的鸿沟已经不再可能；在‘黑色星期六’之后，一切都走得太远了。”自此，丽娜开始认同于穆斯林的事业。“我感觉仇恨的种子和复仇的欲望已经在我内心深处扎根。在那一瞬间，我真的希望穆拉比吞或者其他任何人双倍地报复长枪党人。”43
到1976年初，外部势力开始在黎巴嫩人的战争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数月的激烈交火消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吉普车、制服、火箭弹和炮弹，而所有这一切都相当昂贵。为此，黎巴嫩各民兵组织从武器泛滥的邻国获取武器。石油繁荣的结果之一即中东地区军售的快速增长；诸邻国正是抓住黎巴嫩内战升级的时机，通过武装不同的民兵组织向黎巴嫩施加影响。
长期以来，苏联人和美国人一直向其地区盟友提供武器系统，很快，其他国家也进入了这一利润丰厚的市场，欧洲制造商与美国人展开竞争，向亲西方的“温和”阿拉伯国家出售重型武器。举例来说，1968—1978年沙特的国防开支由1.71亿美元猛增至超过130亿美元。44随着地区大国试图影响黎巴嫩国内局势的发展，过剩的武器开始被用来补给交战中的黎巴嫩各民兵组织。丽娜·塔巴拉报道了关于沙特支持基督徒民兵组织的传闻，“因为利雅德政权出于对假想的共产党人夺权的恐惧，宁可支持伊斯兰的敌人”。45马龙派基督徒还从以色列人手中获取了武器弹药，以便帮助后者打击巴勒斯坦民兵组织。左倾的民族运动从苏联或伊拉克、利比亚等苏联附庸国获取武器。黎巴嫩人间的内部冲突被拖入了冷战、阿以冲突以及阿拉伯世界革命与保守政权之间对抗的泥潭。
1976年，黎巴嫩内战退化为一场种族灭绝性质的冲突，每一场屠杀都会招致报复性的残杀。1976年1月，基督徒武装占领了穆斯林棚户区卡兰提那，杀害了数百人，并用推土机将这一贫民区从地面上永久地抹去。作为报复，民族运动和巴勒斯坦武装包围了夏蒙的重要据点、贝鲁特南部沿海的基督徒城镇达穆尔。1月20日巴勒斯坦和穆斯林民兵攻陷达穆尔后，500名马龙派基督徒被杀。5个月后，马龙派武装包围了坐落于多个基督徒社区之间、遭到孤立的巴勒斯坦台勒·扎塔尔难民营。该难民营的3万名居民在经历了53天无情暴力后最终投降，其间没有任何医疗救援、饮用水，食品供应也不断减少。关于这次围攻缺乏可靠的伤亡数字，据估计约3000人死于台勒·扎塔尔。46总体而言，从1975年4月战争爆发到1976年10月全面敌对行动停止为止，约3万人在内战中被杀、近7万人受伤。对一个总人口只有325万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伤亡数字。47
黎巴嫩内战的第一阶段于1976年10月结束，其结束乃是源于一次政治危机。1976年3月，黎巴嫩议会通过了一次针对共和国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Suleiman Franjieh）的不信任投票，并要求后者辞职。弗朗吉亚表示拒绝后，卡迈勒·琼布拉特威胁发动全面战争，军队中的异见分子开始炮轰位于贝鲁特郊区的总统府。为了保护弗朗吉亚并促成停火，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派部队进入黎巴嫩。
在叙利亚军队的保护之下，黎巴嫩议会再次举行会议，同意为解决当前政治僵局而提前举行选举。一直以来，黎巴嫩总统都是由议会成员选举产生。1976年5月，黎议员举行集会投票选举新总统。当时有两位候选人：伊利亚斯·萨尔基斯（Elias Sarkis），受到保守的基督徒和马龙派民兵组织的支持；雷蒙德·埃迪（Raymond Eddé），改革派和民族运动倾向的人选。大大出乎黎巴嫩国内穆斯林力量意料的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全力支持伊利亚斯·萨尔基斯，并确保后者战胜了埃迪。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叙利亚开始直接介入黎巴嫩政治，并通过在贝鲁特以及黎巴嫩全国战略要地部署军队来确保对该国的影响力。
通过对伊利亚斯·萨尔基斯的支持，叙利亚人实际上站在了巴勒斯坦人以及琼布拉特的民族运动的对立面。这一立场的反转着实让人感到震惊：叙利亚人一贯标榜对泛阿拉伯主义和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而在黎巴嫩他们却维护亲西方、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马龙派基督徒。对丽娜·塔巴拉来说，当她看到叙利亚军队在贝鲁特机场，“使用在苏联帮助下购买的苏制‘冰雹’地对地导弹，炮击巴勒斯坦难民营以及［穆斯林］进步力量控制下的贝鲁特区域”之时，事实真相已经再清楚不过了。48丽娜很快就认识到叙利亚人并不是为了支持马龙派基督徒而支持他们，而更多地是想利用他们来加大对黎巴嫩的控制。
叙利亚介入黎巴嫩引发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切，这些国家并不希望看到大马士革利用黎巴嫩国内冲突来吞并其一度繁荣的邻国。沙特国王哈立德（King Khalid，1975—1982年在位）在利雅德召开了阿拉伯国家首脑小型峰会，参会者包括黎巴嫩总统萨尔基斯、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以及来自科威特、埃及、叙利亚的代表。
1976年10月18日，阿拉伯首脑们公布了黎巴嫩危机解决方案，呼吁黎巴嫩国内所有武装力量完全脱离接触，并在10天的时间内实现永久停火。阿拉伯国家将建立一支由3万人组成的维和部队，由黎巴嫩总统直接指挥。维和部队士兵将有权解除所有违反停火协议的战斗人员的武装，并没收其武器。利雅德峰会还呼吁巴解组织尊重黎巴嫩主权，撤回到1969年《开罗协议》中划归巴勒斯坦战士活动的区域。在结尾处，峰会决议呼吁黎巴嫩所有党派为实现民族和解而举行政治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