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花了两年时间才把伊拉克人赶出他们的国土，并转而发动进攻。随着战事向对伊朗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公开支持伊拉克，尽管后者与苏联关系密切。从1982年开始，里根政府开始向萨达姆·侯赛因提供武器、情报和经济援助，支持后者对伊朗的战争。这加剧了伊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人利用一切机会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黎巴嫩很快成为伊美对抗的舞台。
伊朗在黎巴嫩有两个盟友——什叶派和叙利亚。伊朗和叙利亚联盟，这从很多方面看都有悖常理。叙利亚是公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世俗国家，且正与本国的伊斯兰主义运动进行暴力斗争，因此不太可能是这个非阿拉伯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盟友。把两国维系在一起的是现实利益，主要是两国都怀有对伊拉克、以色列和美国的敌意。
20世纪70年代，伊拉克和叙利亚为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两国都实行一党制，执政党分别是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复兴党的两个敌对支派。因此，复兴党实际上破坏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统一行动和共同目标。这两个复兴党国家之间的敌意如此之深，以至于叙利亚在两伊战争期间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分道扬镳，站到伊朗一边。作为回报，伊朗向叙利亚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并在叙以冲突时提供增援。叙利亚和伊朗的联盟构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将叙利亚、伊朗与黎巴嫩的什叶派联系在一起。1982年夏，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成为激活这一将对地区未来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三角关系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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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把黎巴嫩的冲突带入了新阶段，暴力和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入侵黎巴嫩后，以色列开始作为黎巴嫩冲突的直接参与者卷入教派政治。以色列人将在黎巴嫩逗留超过18年，给两国带来持久的后续影响。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是由一次在英国领土进行的袭击引发的。1982年6月3日，激进团体艾布·尼达勒，即1978年杀害巴解组织驻伦敦外交官赛义德·哈马米的团体，企图在伦敦一家酒店外暗杀以色列大使史罗莫·阿尔果夫（Shlomo Argov）。尽管艾布·尼达勒是一个以暴力对抗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叛变团体，且巴解组织已经与以色列停火一年，但以色列政府仍然以这次暗杀企图为理由，对在黎巴嫩的巴解组织发动了战争。
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好战的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将巴解组织和叙利亚赶出黎巴嫩来重塑中东。贝京认为，黎巴嫩的基督徒是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天然盟友。自1977年上台以来，他领导的利库德政府与右翼的马龙派政党建立了日益公开的联盟（可以预想这会给叙利亚和马龙派的关系带来多么不利的影响）。19长枪党的民兵被送到以色列受训，以色列人向基督徒战士们提供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武器、弹药和制服。
贝京相信，如果巴解组织和叙利亚都被赶出黎巴嫩，以色列就能与黎巴嫩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巴希尔·杰马耶勒（Bashir Gemayel）是长枪党创始人皮埃尔·杰马耶勒之子，他将成为黎巴嫩总统。继同埃及缔结和约后，以色列若再与黎巴嫩媾和，将会孤立叙利亚，从而可以自由地吞并在1967年6月战争中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巴勒斯坦领土。利库德政府一直用圣经名称朱迪亚和撒马利亚指称西岸，出于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决心将西岸并入现代以色列国。然而，以色列政府只想要西岸的土地，而不想吸纳西岸的阿拉伯人。沙龙的解决办法是把巴勒斯坦人赶出西岸，鼓励他们推翻侯赛因国王、接管约旦来实现他们的民族愿望，当时巴勒斯坦人已占约旦人口的60%。这体现了沙龙自己津津乐道的“约旦方案”。20
事后看来，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只有通过军事手段和对人生命的漠视才能实现。第一步是摧毁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势力，利库德政府以伦敦未遂的暗杀为由，发动战争。暗杀后第二天，即1982年6月4日，以色列战机和海军舰艇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西部展开猛烈的轰炸。6月6日，以色列地面部队执行“加利利和平行动”，横扫黎巴嫩边境。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在接下来的10周里，以色列的入侵造成超过1.7万名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死亡，3万人受伤，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以色列人将全部军事力量投到黎巴嫩。黎巴嫩城镇和城市遭到空中与海上的轰炸，以色列军队迅速穿过黎巴嫩南部去围攻贝鲁特，巴解组织总部正设在贝鲁特南郊的法哈尼。身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的冲突中，贝鲁特的居民成为无助的受害者。以色列人把巴解组织领导层作为重点目标，希望通过杀害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高级别副手来摧毁该运动。为了避免暗杀，阿拉法特被迫每天更换住所。他藏身的建筑物，一旦有消息流出，很快就成为以色列轰炸机的目标。
1974年，阿拉法特在联大演讲时的助手丽娜·塔巴拉同她的家人一起生活在贝鲁特西部的穆斯林区，他们在黎巴嫩内战的第一阶段幸存下来。但她的婚姻没能持续，于是她恢复了娘家姓，做回了丽娜·米格达迪（Lina Mikdadi）。1982年贝鲁特被围攻期间，米格达迪生活在贝鲁特西部，她亲眼看到了阿拉法特几分钟前刚离开的公寓大楼被夷为平地。“我注意到公园背后的地方，那里曾有一栋大楼……我跑过去，发现八层高的大楼消失了，人们近乎疯狂地四散奔逃，女人们嘶喊着她们孩子的名字。”21根据米格达迪的说法，摧毁这栋阿拉法特避过难的大楼，造成了250名平民死亡。阿拉法特手下的一位指挥官说，这次袭击让阿拉法特悲痛欲绝。阿拉法特质问：“这些被埋在废墟下的孩子犯了什么罪？他们的全部罪过，不过是因为他们在我曾经去过几次的大楼内。”此后，阿拉法特睡在他的车里，远离住宅区。22
围攻持续了10周，满是无法形容的暴力。幸存者称，一天内有数百次袭击。没有避风港，也没有避难所。伤亡人数迅速上升至数万人，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结束对贝鲁特的围攻。1982年8月，暴力达到顶峰。8月12日，以色列人连续进行了11个小时的空袭，向贝鲁特西部投掷了数千吨炮弹。估计有800所房屋被毁，500人伤亡。在华盛顿，罗纳德·里根总统致电以色列总理贝京，说服他停止战斗。米格达迪诘问道：“里根总统，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呢？”23
贝京在美国的压力下让步了，里根政府促成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一项复杂的停火协议。巴解组织的战斗人员将从海上撤出贝鲁特，以军撤出后的阵地，将部署由美国、法国和意大利军人组成的多国部队。
撤军计划的第一阶段进行得非常顺利。8月21日，法国军队抵达并控制贝鲁特国际机场。第二天，巴解组织的第一批部队开始从贝鲁特海港撤出。人们对即将离开的巴勒斯坦人的安全极为关切。许多黎巴嫩人越来越敌视巴勒斯坦运动，指责巴解组织是内战的始作俑者，是他们挑起了1978年和1982年以色列的入侵。然而，当拥有一半巴勒斯坦血统的丽娜·米格达迪来到集合点，向巴勒斯坦男人们告别时，她发现许多贝鲁特西部的市民也来送行。“妇女们从没有玻璃的窗户里探出头来抛洒大米，站在半毁的阳台上挥手。看着卡车经过，她们中许多人哭了。巴勒斯坦人已经在市体育场向他们的孩子、妻子和父母告别了。”24
离去的巴勒斯坦战士将分散到也门、伊拉克、阿尔及利亚、苏丹和突尼斯这些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在突尼斯建立了新总部。巴解组织被逐出贝鲁特标志着一支完整的、成体系的战斗部队瓦解。8月30日，亚西尔·阿拉法特最后一个离开，他的离去意味着对贝鲁特的围攻实际上已经结束。整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原计划驻留30天的多国部队认为任务已经完成，提前10天撤离了。最后一支法国特遣队于9月13日离开黎巴嫩。
撤退的巴勒斯坦战士留下了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这些留下的巴勒斯坦平民全都手无寸铁。多国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保这些巴勒斯坦战斗人员家属的安全，由于生活在一个对他们充满敌意的国家，他们极易受到攻击。多国部队撤走后，没有人能够保护巴勒斯坦难民营免遭各路敌对势力的攻击。
在巴解组织撤出黎巴嫩的同时，黎巴嫩议会定于8月23日举行会议，选举新总统。由于内战，自1972年以来没有举行过议会选举。议员死亡导致议员从99人减少到92人，其中只有45人实际在黎巴嫩。只有一位候选人宣布有意竞选总统：以色列盟友、来自马龙派长枪党的巴希尔·杰马耶勒。黎巴嫩引以为豪的民主被削弱至此。然而，对于饱受战争摧残的务实的黎巴嫩人来说，杰马耶勒是一个公认的候选人。他与以色列和西方的关系可能会为黎巴嫩赢得些许迫切需要的和平。当杰马耶勒确认当选时，全国各地的黎巴嫩人都发自内心地欢欣鼓舞。
事实证明，巴希尔·杰马耶勒的总统任期很短暂，黎巴嫩的和平也是如此。9月14日，一枚炸弹摧毁了位于贝鲁特东部的长枪党总部，杰马耶勒遇害。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巴勒斯坦人；事实上，年轻的马龙派教徒、亲大马士革的叙利亚社会主义民族党党员哈比卜·沙尔图尼（Habib Shartouni）两天后被捕并认罪，谴责杰马耶勒是与以色列打交道的叛徒。然而，7年的内战，让长枪党民兵对巴勒斯坦人怀有深深的仇恨，他们决定去巴勒斯坦难民营为遭到暗杀的领袖复仇。
如果美、法、意多国部队能够完整履行30天的使命，他们也许能够为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必要的保护。相反，保护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是以色列军队，他们在杰马耶勒死讯宣布后立即重新占领贝鲁特。9月16日晚，以色列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和参谋长拉斐尔·埃坦（Raphael Eitan）授权长枪党民兵进驻巴勒斯坦难民营。随之而来的是对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屠杀。
虽然这场在萨布拉和沙蒂拉进行的屠杀是马龙派民兵执行的，但把守该地区所有入口的以色列部队为他们进入难民营大开绿灯。以色列人非常了解他们的马龙派盟友，十分清楚他们将对巴勒斯坦人构成什么样的危险。即使不确定马龙派的真实动机，但当以色列军官监听到长枪党人进入巴勒斯坦难民营后的无线电交流后，一切犹疑都消散了。一名以色列中尉听到了一名长枪党民兵和马龙派指挥官埃利·霍贝卡（Elie Hobeika）的对话。1976年1月，在巴勒斯坦人围攻基督徒要塞达穆尔时，霍贝卡失去了他的未婚妻和许多家人，他对巴勒斯坦人的仇恨众所周知。民兵用阿拉伯语向霍贝卡报告说，他发现了50名妇女和儿童，请示该如何处置。以色列中尉回忆说，霍贝卡在无线电里的回答是：“这是你最后一次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完全知道该怎么做。”话音刚落，无线电里就传来长枪党民兵们爆发出的刺耳笑声。这位以色列中尉证实，他“明白这些妇女和儿童将被杀害”。25因包庇马龙派对萨布拉和沙蒂拉的巴勒斯坦人犯下的谋杀罪行，以色列武装部队，特别是阿里埃勒·沙龙，蒙上了污点。
36小时内，在萨布拉和沙蒂拉的难民营里，长枪党人有计划地杀害了数百名巴勒斯坦人。马龙派民兵穿行于营地里恶臭的小巷，杀害他们发现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28岁的贾迈勒是阿拉法特法塔赫运动的成员，巴解组织撤离后他一直留在贝鲁特，是屠杀的目击者。“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营地上空开始出现照明弹……也有飞机投下曳光弹。暗夜如白昼。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怖极了。我看到人们惊慌失措地跑向小小的沙蒂拉清真寺。他们在那里避难，它不仅是圣所，更是坚固的钢结构建筑。清真寺里有26名妇女和儿童，其中一些人受了重伤。”他们很可能是被霍贝卡在无线电里定下灾难命运的难民。
杀戮进行期间，长枪党人开始用推土机夷平难民营，并不时杀害躲在营地里的人。贾迈勒说：“每一个他们找到的人，都被杀害了，但更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杀人的方式。”老人被砍倒，年轻人被强奸并杀害，家人被迫目睹他们的挚爱被杀。以色列人估计此次屠杀有800人死亡，但巴勒斯坦红十字会报告说，有2000多人遇害。贾迈勒总结道：“他们一定是疯了，只有疯子才会做那样的事情。”谈论这次事件时，他带着些许超然的中立，把屠杀看作是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他说：“他们对我们所行之事，其心理动机很清楚。我们像动物一样被困在那个营地里，我们这个样子是他们一直试图向世界展示的，也是他们想让我们自己接受的。”26
萨布拉和沙蒂拉难民营的大屠杀招致全世界的广泛谴责，尤其是在以色列。那年夏天，以色列内部反对黎巴嫩战争的声音越来越大。9月25日，占总人口10%的约30万以色列人，聚集在特拉维夫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以色列在这起暴行中扮演的角色。作为回应，利库德政府被迫成立了一个官方调查委员会——卡汉委员会。1983年，该委员会认定以色列最有权势的官员——总理贝京、外交部部长伊扎克·沙米尔和参谋长埃坦将军对大屠杀负责。委员会还要求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辞职。
更为直接的反应是，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促使多国部队返回黎巴嫩，美国也再次介入来解决黎巴嫩危机。9月2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法国伞兵和意大利士兵返回贝鲁特，这对于他们所承诺的保障被驱逐的巴解组织战士家属的安全来说，为时已晚。
上一次，多国部队被派去送走巴勒斯坦战士;这一次，他们被派去充当以色列从贝鲁特撤军后的缓冲。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不愿在与黎巴嫩缔结政治协定之前撤军。但首先，必须选举一位黎巴嫩新总统。在原计划巴希尔·杰马耶勒的就职日——9月23日，黎巴嫩议会重新召开会议，选举他的哥哥艾敏·杰马耶勒（Amin Gemayel）任总统。虽然巴希尔曾与以色列人密切合作，但艾敏同大马士革的关系更好，没有表现出他弟弟那样与特拉维夫密切合作的热情。然而，由于他的国家近一半被以色列占领，新总统杰马耶勒别无选择，只能与贝京政府谈判。1982年12月28日，谈判开始，谈判地点在黎巴嫩以色列占领区的卡勒德和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城之间转换。接下来的5个月里，在美国官员的协助下，双方进行了35轮紧张的谈判。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chultz）花了10天时间进行穿梭外交，终于促成双方于1983年5月17日达成协议。
在阿拉伯世界，“5·17协议”被谴责为是对正义的嘲弄，在这一协议中，超级大国美国迫使弱小的黎巴嫩对入侵并破坏其国家的盟友以色列予以奖励。尽管该协议并不是以色列人最初希望的全面和平条约，但协议所体现的同以色列占领者的关系正常化依然超过了大多数黎巴嫩人所能接受的程度。协议结束了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状态，要求黎巴嫩政府确保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安全，确保这个犹太国家免受各路敌人侵扰，这将黎巴嫩政府推向了一个艰难境地。黎巴嫩将在南部部署军队，以建立一个涵盖约占三分之一黎巴嫩领土的“安全区”，从赛达向南延伸至以色列边境。黎巴嫩政府还同意将南黎巴嫩军队纳入黎巴嫩军队。南黎巴嫩军队是以色列资助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因同入侵者勾结而声名狼藉。用一位什叶派官员的话说，这是一项“在以色列刺刀下”达成的“羞辱性协议”。27
叙利亚政府对“5·17协议”的条款尤为愤慨，该协议只会孤立叙利亚，改变地区的力量平衡，使之向有利于以色列的方向发展。在谈判过程中，美国故意绕过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因为美国知道，他会阻碍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谈判。“5·17协议”没有给叙利亚人任何特权，协议第六条要求叙利亚部队全部撤出黎巴嫩，并将之作为以色列撤军的先决条件。自首次介入黎巴嫩内战起6年内，叙利亚已在黎巴嫩投入太多的政治资本，让黎巴嫩在美国的支持下进入以色列的势力范围是叙利亚不可接受的。
叙利亚迅速动员其在黎巴嫩的盟友拒绝“5·17协议”。反对势力开始炮击贝鲁特的基督教区，战事重启，杰马耶勒政府的软弱显露无遗。反对势力还向多国部队中的美军开火，后者所扮演的中立维和人员的角色因美国的地区政策而受到致命损害。美军还击的主要形式是美国军舰的猛烈炮火，就这样，他们从黎巴嫩冲突的局外调停人转变成深陷其中的参与者。
美国虽然是个超级大国，但在黎巴嫩却处于劣势。美国的当地盟友——被孤立的艾敏·杰马耶勒政府和以色列占领军，较之他们的敌人——苏联支持的叙利亚、伊朗和什叶派伊斯兰抵抗运动，更为脆弱。和以色列人一样，美国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使用压倒性的武力在黎巴嫩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在黎巴嫩的军事部署如何使这个超级大国暴露在它众多的区域敌人面前而易受攻击。
以色列的入侵，相较于那些年的其他冲突，有一突出特征，那就是它将伊斯兰主义运动带入了黎巴嫩。在埃及和叙利亚，伊斯兰主义政党因其反政府、反社会的行径受到孤立和谴责。然而，黎巴嫩冲突给伊斯兰主义运动带来了外部敌人。无论是谁，只要能将痛苦和羞辱施于美国与以色列，都将在黎巴嫩和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中获得大规模的支持。这为一个新的什叶派伊斯兰运动——一个自称为真主党的民兵组织的出现创造了完美的条件，这个运动将发展成以色列和美国的祸患。
真主党诞生于伊朗革命卫队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贝卡谷地中部城市巴勒贝克设立的训练营。数百名黎巴嫩什叶派青年涌向巴勒贝克接受宗教和政治教育以及高级军事训练。他们开始认同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并开始憎恨伊朗的敌人，视其为自己的敌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主党的创立既归功于伊朗，也归功于以色列。1982年6月，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并不特别敌视以色列。1969年以来，巴解组织抗击以色列的行动给南部居民带来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因此，1982年，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乐见巴解组织战士被赶走，对入侵的以色列部队，他们一开始也视作解放者。真主党二号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Naim Qassem）回忆说：“黎巴嫩南部的居民对巴勒斯坦人怀有敌意，他们对此的回应，就是用欢呼和撒米来欢迎［以色列］入侵者。”28
然而，贝鲁特被围困、惨重的伤亡以及以色列占领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傲慢行径，激起了什叶派对以色列的反感。伊朗的宣传更是加深了这新生的敌意，滋长了对以色列、美国和两国在黎巴嫩的共同谋划——“5·17协议”的愤怒情绪。
真主党从一开始就以勇于践行信念著称。其成员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相信伊斯兰教的要旨，并愿意为在人世践行真主的意志做出任何牺牲。他们的榜样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孙伊玛目侯赛因。公元680年，侯赛因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卡尔巴拉与伍麦叶王朝统治者交战，对什叶派穆斯林来说，这依然是为反抗暴政而殉难的终极典范。伊玛目侯赛因的范例在真主党内部形成了一种殉难文化，成为对付敌人的致命武器。真主党大量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让许多分析人士试图将声称对美军和法军营地自杀式爆炸事件负责的伊斯兰“圣战”组织，与1982—1985年形成的萌芽阶段的真主党运动联系起来。不过，真主党自己一直否认参与了这些袭击。
反以和反美斗争只是实现更大目标的手段。真主党的最终目标是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然而，该党始终不愿意违背多元的黎巴嫩人民的意愿，强加这样一个政府。真主党的领导人们在1985年2月宣布建党的公开信中宣称：“我们不希望伊斯兰教像政治马龙主义现在所做的那样，靠武力统治黎巴嫩。但我们强调，我们相信伊斯兰教是一种信仰、制度、思想和统治模式，我们敦促所有人承认它，诉诸它的法律。”29就像埃及和叙利亚的穆兄会一样，真主党希望用真主的法取代人类的法。真主党领导人们深信，一旦伊斯兰的统治制度证明比世俗民族主义优越，绝大多数黎巴嫩人民，甚至是数量庞大的基督徒社群，都会愿意选择更为公正的真主之法。真主党领导层认为，没有什么比战胜以色列和美国更能证明伊斯兰统治的优越性了。年轻的什叶派男子愿意像他们的榜样伊玛目侯赛因那样，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实现这一目标。
1982年11月，真主党的前身伊斯兰抵抗组织在黎巴嫩组织了什叶派第一次自杀式爆炸。一名叫艾哈迈德·卡西尔（Ahmad Qasir）的年轻人发动了第一次“殉难行动”，他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撞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以军总部，造成75名以色列人死亡，多人受伤。记者罗伯特·菲斯克前往提尔调查爆炸事件。他对从这栋八层大楼的废墟中拖拽出的以色列伤亡者的人数感到震惊，但他最难以接受的是炸弹袭击的方式：“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个想法似乎难以想象。”30以军总部爆炸后发生的一系列袭击证实，自杀式爆炸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敌人的武器库中一种危险的新武器：1983年4月美国大使馆爆炸，1983年10月对美国和法国兵营的袭击，以及1983年11月对提尔以军总部的第二次袭击，这次又有60名以色列人遇难。
以色列情报部门很快就认识到伊斯兰抵抗组织的威胁，并立即反击，对什叶派宗教人士展开定点暗杀。但暗杀非但没有压制什叶派的抵抗，反而使暴力升级。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到1984年，［什叶派］袭击的频次如此之高，以至于每三天就有一名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遇害。”31在那一年，什叶派民兵也采取了多种策略，开始绑架西方人，企图把外国人赶出黎巴嫩。到1985年真主党出现时，他们的敌人已经在撤退了。
什叶派起义对以色列的第一次胜利是破坏“5·17协议”。被围困的艾敏·杰马耶勒政府没能执行该协议的任何条款，签署后一年，黎巴嫩部长会议废除了这份同以色列的协议。伊斯兰抵抗组织的下一个胜利是将美国和欧洲军队赶出黎巴嫩。随着美军在黎巴嫩伤亡人数的增加，里根总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撤军压力。1984年2月，意大利和美国军队撤离黎巴嫩，最后一批法国士兵也在3月底撤离。以色列人发现他们在黎巴嫩也越来越站不住脚，1985年1月，总理伊扎克·沙米尔的内阁同意从黎巴嫩南部各中心城市撤到他们称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地方，这是沿以色列和黎巴嫩边界的狭长地带，纵深5—25千米（3—15英里）。
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最为持久的遗产。建立安全区的目的是形成一个缓冲区，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免受攻击。但恰恰相反，安全区为真主党和其他黎巴嫩民兵组织提供了一个射击场，用来继续打击以色列占领者。在接下来的15年里，真主党获得了来自黎巴嫩所有教派的支持。即便未必支持他们建立一个伊斯兰国，也至少支持他们的民族抵抗运动，抗击那让人深恶痛绝的占领。
对以色列来说，1982年入侵的最终结果是换来了一个比巴解组织这个敌人更为坚定的对手。与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战士不同，真主党和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而战。
从冷战的角度来看，黎巴嫩冲突是美国在与苏联对抗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败。然而，苏联人也没有资格庆祝。他们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叛乱，吸引了越来越多虔诚的穆斯林加入阿富汗“圣战者”的行列，通过战斗来驱逐“不信神的共产主义者”。如果说黎巴嫩是什叶派的“圣战”学校，那么阿富汗则是新一代逊尼派穆斯林武装分子的训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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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4岁的阿尔及利亚人阿卜杜拉·阿纳斯（Abdullah Anas）从他的家乡本巴迪斯村乘公共汽车前往市集城镇西迪贝勒阿巴斯，那里有一个报摊，可让他了解世界大事。32阿纳斯是阿尔及利亚西部伊斯兰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怀着极大的热情，持续关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
阿纳斯记得，那天他买了一本科威特杂志，其中有一则宗教学者们联署的法特瓦（伊斯兰学者的法律意见）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则法特瓦宣称，支持阿富汗的“圣战”是所有穆斯林的个人责任。阿纳斯去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坐下来细细读了这则法特瓦。那一长串联署名单让他印象深刻，他们都是著名的宗教人士，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埃及的主要穆夫提们。有一个名字特别突出：谢赫阿卜杜拉·阿扎姆（Shaykh Abdullah ʻAzzam），他的作品和布道录音带在伊斯兰主义者的圈子内流传甚广。
1941年，阿卜杜拉·阿扎姆出生于巴勒斯坦杰宁附近农村一个保守的宗教家庭。20世纪50年代中期，尚值青春期的阿扎姆就加入了穆兄会。33完成高中学业后，他赴大马士革大学学习伊斯兰法。1967年6月战争后的一年半内，阿扎姆在约旦河西岸反抗以色列的占领，他称之为“巴勒斯坦圣战”。随后他前往开罗，在爱资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埃及期间，他结识了穆罕默德·库特卜（Muhammad Qutb）和艾米娜·库特卜（Amina Qutb），他们是1966年被纳赛尔政府处决的赛义德·库特卜的弟弟和妹妹。阿扎姆深受库特卜著作的影响。
阿扎姆凭借自己的学术资历，加入了位于安曼的约旦大学的伊斯兰研究系，在那里执教7年，直到他的煽动性出版物和布道让他与约旦当局发生冲突。1980年，他离开约旦前往沙特，在吉达的阿卜杜·阿齐兹国王大学任教。
就在阿扎姆迁去吉达之前，苏联入侵了阿富汗。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府及其苏联盟友表现出对伊斯兰的敌意，阿富汗人正“在真主的道路上”战斗。阿扎姆全力支持后者的事业，相信在阿富汗的胜利将重振伊斯兰的“圣战”精神。
正如他后来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阿扎姆认为，在阿富汗取得胜利能发动穆斯林在其他冲突地区采取行动。他是巴勒斯坦人，他认为阿富汗是未来抗击以色列的训练场。他写道：
别以为我们忘记了巴勒斯坦，解放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宗教信仰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存在于我们的血液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巴勒斯坦。但我确信，在阿富汗的工作，无论会带来多大的牺牲，都将重振“圣战”精神和对真主的忠诚。边界、制约与牢狱让我们无法在巴勒斯坦发动“圣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圣战”，也不意味着我们忘记了祖国。无论我们处于何处，我们都必须竭尽所能，准备“圣战”。34
阿扎姆关于“圣战”和牺牲的理念通过他的著作与他激情四溢的布道录音广泛传播。他唤起了世界各地穆斯林男子的“圣战”精神，甚至传到了如阿尔及利亚市集城镇西迪贝勒阿巴斯那样的偏远角落。
越读阿扎姆签署的法特瓦文本并权衡其论点，阿纳斯就越相信，阿富汗人反对苏联占领的斗争是所有穆斯林的责任。法特瓦中强调：“若一处穆斯林领土遇袭，‘圣战’乃居于其间与相邻地区者之个人责任。若其人数不众或缄默不为，则该责任由临近地区之人担负，如此延扩，至世界各处。”35鉴于阿富汗局势的严重性，阿纳斯认为，“圣战”的责任已经落到了身处阿尔及利亚农村的他本人身上。这种想法非同寻常，因为正如阿纳斯承认的那样，他当时对阿富汗一无所知，甚至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它。
阿纳斯很快就会了解到，阿富汗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悲惨的现代历史的国家。阿富汗的人口由7个主要族群构成，其中最大的是普什图人（约占总人口的40%）和塔吉克人（30%）；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什叶派大多是少数族裔；官方语言有两种（波斯语和普什图语）。这个国家的多样性是它所处地理位置的反映，西边是伊朗，南边和东边是巴基斯坦，北边是中国和（当时属于苏联的）中亚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如此的多样性与地理位置难以给内陆国阿富汗带来多少稳定。1973年以来，这个国家一直饱受政治动乱和战争的蹂躏。
苏联与阿富汗的战争源自1973年的军事政变，其间国王查希尔沙（Zahir Shah）的君主制被推翻，左倾政府掌权。1978年4月，总统穆罕默德·达乌德·汗（Mohammed Daoud Khan）的共和政权又被一场暴力的共产主义政变推翻。共产主义者宣布建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这是一个与苏联结盟的一党制国家，决心推行快速的社会和经济改革。阿富汗新政府公然敌视伊斯兰教，宣扬国家无神论，这在大多数具有宗教信仰的阿富汗民众间激起了广泛反对。
在苏联的支持下，共产主义政权对所有反对势力实行集权统治，逮捕并处决了数千名政治犯。然而，执政的共产主义者自己却经历派系分裂，忙于内斗。在一连串的暗杀之后，苏联在1979年平安夜干预阿富汗，派出了一支2.5万人的入侵部队，以确保首都喀布尔的安全，并立其阿富汗盟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Babrak Karmal）为总统。
苏联入侵阿富汗激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干预，迫使苏联撤出。阿富汗抵抗运动得依靠自身力量击退红军，伊斯兰主义派别领导了这场战斗。他们得到了来自美国的大量秘密援助。美国严格地从冷战的角度看待这场冲突，将反共的伊斯兰主义战士视为他们打击苏联的天然盟友。美国经由巴基斯坦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军事物资和先进的手射防空导弹。在卡特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了大约2亿美元的援助。罗纳德·里根进一步加大了支持力度，仅在1985年就提供了2.5亿美元的援助。36
巴基斯坦政府充当了美国人和阿富汗抵抗运动之间的中间人，并为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游击队）提供情报和训练设施。伊斯兰世界给予了大量财政援助，并从1983年开始招募志愿者参加阿富汗“圣战”。
在阿卜杜拉·阿扎姆领头发出招募阿拉伯志愿者赴阿富汗作战的号召时，阿卜杜拉·阿纳斯是最先回应的人之一。1983年，两人在麦加朝圣时偶然相遇。在数百万聚集在一起参加朝圣仪式的人中，阿纳斯认出了阿卜杜拉·阿扎姆独特的面孔，后者有着长长的胡须和宽大的面庞。阿纳斯走上前去介绍自己。
阿纳斯说：“我读了你和一群宗教人士发布的有关在阿富汗履行‘圣战’责任的法特瓦，我对此深信不疑，但我不知道如何去阿富汗。”
阿扎姆回答道：“这很简单。这是我在伊斯兰堡的电话号码，我将在朝觐结束后返回巴基斯坦。你到了那里之后，打电话给我，我会带你去找白沙瓦的阿富汗同事。”37
不到两周，阿纳斯就登上了飞往伊斯兰堡的飞机。这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从未离开过阿拉伯世界，他在巴基斯坦迷路了。他直奔公用电话，阿扎姆接听了，并请他过去吃晚饭，他松了一口气。他后来回忆道：“他用一种人性的温暖来迎接我，这种温暖触动了我。”阿扎姆欢迎阿纳斯来到他的家中，并把他介绍给参加晚餐的其他客人。“他的房子里挤满了他在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大学指导的学生。他让我和他待在一起，直到他去白沙瓦，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去白沙瓦，我没法见到阿富汗的同事。”
阿纳斯在阿扎姆的家做客3天。两人间的深厚友谊和政治伙伴关系就此开始，并在阿纳斯娶了阿扎姆的女儿后达到圆满。在阿扎姆的家中，阿纳斯见到了第一批响应阿扎姆号召参加阿富汗“圣战”的阿拉伯男子。1983年阿纳斯抵达时，参加阿富汗“圣战”的阿拉伯志愿者不过十几人。在他们出发前去白沙瓦之前，阿扎姆把阿纳斯介绍给了另一位阿拉伯志愿者。
阿扎姆介绍道：“我给你介绍乌萨马·本·拉登兄弟，他是一个热爱阿富汗‘圣战’的沙特青年。”
阿纳斯回忆道：“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话不多。谢赫阿卜杜拉解释说，乌萨马经常来伊斯兰堡拜访他。”阿纳斯并没有深入了解本·拉登，因为他们在阿富汗的不同地区活动，但他从未忘记他们的初次相见。38
在巴基斯坦，阿纳斯和另外两位阿拉伯志愿者一起被送入训练营。他在阿尔及利亚服过兵役，已经能熟练使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两个月后，志愿者第一次有机会进入阿富汗。
在他们离开巴基斯坦的营地加入阿富汗“圣战者”行列之前，阿扎姆向他的阿拉伯门徒们解释说，阿富汗的抵抗运动分为7个派别，其中最大的是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以普什图人为主的伊斯兰党和塔吉克人布尔汉努丁·拉巴尼领导的伊斯兰促进会。阿扎姆警告阿拉伯志愿者避免在阿富汗的派系斗争中站队，并将自己视为“全体阿富汗人民的客人”。
然而，阿拉伯志愿者在阿富汗不同省份服务，接受特定党派的指挥，不可避免地效忠于他们所服务的人。阿纳斯自愿在北部的马扎里沙里夫省服务，受拉巴尼的伊斯兰促进会的成员指挥。这一小股阿拉伯志愿者加入了300人的武装队伍，同他们的阿富汗指挥官一起在严冬出发，步行穿越苏联控制的地盘。这段危险的旅程持续了40天。
到达马扎里沙里夫后，阿纳斯对他参与阿富汗“圣战”的初次经历感到沮丧。马扎里当地的指挥官刚刚在一次针对苏联人的自杀式行动中丧生，他的3个下属正在争夺对这个战略要镇抵抗力量的控制权。阿纳斯认识到，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在提到自己以及与他一同踏上这段征途的另两个阿拉伯人时写道：“我们是年轻人，没有消息，没有培训，也没有钱。我意识到参加‘圣战’需要做好比我们已经做好的更高程度［的准备］。”
抵达马扎尔后不到一个月，阿纳斯就决定远离这个“爆炸性的局势”，尽快返回白沙瓦。他对阿富汗的第一印象是，阿富汗的问题太大，是一小批善意的志愿者所无法解决的。“伊斯兰世界势必将被动员起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阿富汗的问题比5个阿拉伯人、25个阿拉伯人或50个阿拉伯人要大得多。”他认为有必要向阿卜杜拉·阿扎姆汇报阿富汗境内的政治局势，“以便他能够向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陈述这一局势，并为解决阿富汗问题寻求更多的援助”。39
阿纳斯在阿富汗度过的几个月间，边境城镇白沙瓦发生了重大变化。阿拉伯志愿者数量大增，从阿纳斯初到时的十几人增加到1985年初的七八十人。阿卜杜拉·阿扎姆建立了一个接待机构，来迎接响应他的号召而纷至沓来的阿拉伯人。阿扎姆对阿纳斯解释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乌萨马·本·拉登和兄弟们一起建立了服务办公室。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组织阿拉伯人参加阿富汗‘圣战’。”40阿扎姆认为，服务办公室是一个独立的中心，阿拉伯志愿者可以在那里见面并接受训练，而不会被卷入阿富汗人的政治分歧之中。服务办公室有3个目标：提供援助、协助改革和推广伊斯兰教。该办公室开始在阿富汗境内和巴基斯坦不断扩大的阿富汗难民营中开办学校与机构。它向因冲突而成为孤儿和寡妇的人提供援助。与此同时，它积极开展宣传，吸引新成员加入阿富汗“圣战”。
作为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服务办公室出版了一份在阿拉伯世界广为流传的刊物——《圣战》（al-Jihad）。《圣战》的字里行间满是英雄主义和牺牲的故事，旨在激励不同年龄的穆斯林。重要的伊斯兰思想家在该刊物上撰写文章。因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伊斯兰主义活动而被纳赛尔监禁的宰奈卜·安萨里，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接受了《圣战》的专访。尽管已经70多岁了，安萨里一点都没有失去对伊斯兰主义事业的热情。她对采访者说：“我在监狱中度过的整个时光都比不上阿富汗‘圣战’战场上的一刻。我希望我能与阿富汗的女战士生活在一起。我请求真主赋予‘圣战者’以胜利，并宽恕我们［即国际伊斯兰社群］在为阿富汗伸张正义时的不足之处。”41安萨里将阿富汗“圣战”理想化为“回归先知门人的时代，愿和平降临在他身上，回归正统哈里发的时代”。
《圣战》加强了对阿富汗反苏斗争的英雄主义叙述，所刊登的关于各类奇迹的报道让人们联想起先知穆罕默德的时代。其中有文章描述一群“圣战者”杀了700名苏联人，而己方只有7人殉难；有文章描述一名年轻人单枪匹马击落了5架苏联飞机；甚至还有文章描述来自天堂的鸟群搭起鸟幕，为“圣战者”抵御敌人的攻击。这本刊物试图向读者证明，神的干预确实存在——真主用绝境下的胜利来回报信仰。
然而，阿卜杜拉·阿纳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也亲身经历了阿富汗战争。在他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枯燥无味的叙述中，没有什么奇迹。1985年，他返回马扎里沙里夫，在那里，他在北部潘杰希尔谷地伊斯兰促进会武装的指挥官艾哈迈德·沙·马苏德手下效力。马苏德是一位天生的领袖，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游击队指挥官，就像切·格瓦拉那样。他经常带着他的部队撤退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兴都库什一带，在深山的洞穴里建立基地。在其中躲避数周的惩罚性轰炸后，又从瓦砾中冒出来，重创苏军。但他的手下也遭受了苦难。有一次，马苏德带着一支队伍从一个狭窄的山谷撤退，突然遭到苏军的火箭弹袭击。阿纳斯回忆道：“不到5分钟，我们就殉难了10多人，当时的场面难以想象。”42阿纳斯还描述了另一场战斗，其间马苏德率领300名士兵（包括15名阿拉伯志愿者）战胜了苏联人。双方交战整整一天一夜，马苏德手下有18人丧生（包括4个阿拉伯人），另有多人受伤。43
阿富汗“圣战者”和阿拉伯支持者进行了一场孤注一掷的反抗超级大国的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10年的占领使苏联在人员和物资上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少有1.5万名苏联红军士兵在阿富汗阵亡，5万人在战斗中受伤。阿富汗抵抗运动用美国提供的防空导弹击落了100多架飞机和300多架直升机。到1988年底，苏联人认识到，他们无法凭借一支10万人的入侵部队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阿富汗。克里姆林宫决定止损、撤军。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支苏联部队撤出阿富汗。然而，穆斯林武装对核超级大国的这一伟大胜利，最终却令那些在阿富汗作战的志愿者感到失望。
阿富汗抵抗运动战胜了苏联，但并没有实现最终的伊斯兰主义目标，即建立一个伊斯兰国。敌人苏联刚撤出阿富汗的疆界，阿富汗各派就在权斗中相互对抗，并很快演变为内战。尽管阿卜杜拉·阿扎姆尽了最大努力，但许多阿拉伯志愿者还是循着阿富汗的派系分野站队，支持他们各自熟悉的派别。其他人则选择离开阿富汗。对立军阀之间激烈的地盘争夺并不构成“圣战”，选择离去的人也不想与穆斯林同胞作战。
阿拉伯志愿者在阿富汗反抗苏联的战争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事后，阿卜杜拉·阿纳斯称，阿拉伯人对阿富汗战争的贡献不过是“沧海一粟”。这群被称为“阿富汗阿拉伯人”的志愿者可能从未超过2000人，其中，阿纳斯称，“只有很小一部分人进入了阿富汗并同‘圣战者’并肩作战”。其余的留在了白沙瓦，以“医生、司机、厨师、会计和工程师”的身份进行志愿服务。44
然而，阿富汗“圣战”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许多响应“圣战”号召的人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一心要实现他们在阿富汗未能实现的理想的伊斯兰秩序。阿纳斯估计约有300名阿尔及利亚志愿者在阿富汗效力，其中许多人将返回家园，在一个新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以法语缩写FIS而为人所知）中发挥积极作用。其他人则聚集在乌萨马·本·拉登周围，后者建立了一个组织，同阿卜杜拉·阿扎姆服务办公室竞争。本·拉登称他的新组织为“基地”，其阿拉伯语名称“al-Qaida”更为人所知。一些在潘杰希尔山谷与阿纳斯一起效力的阿拉伯人选择留在巴基斯坦，成为基地组织的创始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