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是美国所希望的宣传成果，他们希望看到巴格达发生军事政变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的起义都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里的盟友土耳其，自1984年以来一直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以库尔德语简称PKK闻名）领导的激烈的分裂主义叛乱。土耳其反对任何可能让伊拉克库尔德人在其东部边境建国的举措。美国人自己则担心，什叶派起义成功只会加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地区影响力。
尽管美国人鼓动伊拉克人起来反抗，但他们没有向什叶派或库尔德人提供任何支持。萨达姆·侯赛因集结余部，残酷镇压叛乱，布什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据信，有数万伊拉克什叶派教徒在镇压中丧生，还有数十万库尔德人为躲避报复逃离伊拉克，前往土耳其和伊朗避难。
面对自己造成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做出回应，在伊拉克北部设立了禁飞区。美国军机在北纬36°以北地区巡逻，以保护库尔德人不受萨达姆·侯赛因军队的伤害，而英国飞机在伊拉克南部上空设立禁飞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禁飞区恰恰建立了土耳其最反对的那种库尔德自治区。1992年5月，独立于萨达姆·侯赛因政府的地区议会选举举行，开始推动建立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
布什政府未能通过军事手段和鼓动伊拉克国内起义将侯赛因赶下台，便重返联合国，确保通过一项决议，剥夺伊拉克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确立伊拉克支付战争赔偿的责任，并加强先前各项决议规定的经济制裁。萨达姆·侯赛因认识到，这些措施是为了煽动伊拉克人推翻他，他对此做出了蔑视的回应。他在巴格达的拉希德酒店门口铺上了布什的马赛克肖像，这样一来，所有的住客都会踩踏他对手的脸。1992年11月，侯赛因庆祝布什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布什倒台了，萨达姆仍然掌权。
美国人可以宣称在海湾战争中取得了彻底的军事胜利，但政治上，他们只取得了部分胜利。萨达姆·侯赛因的幸存意味着，在这个高度动荡的地区，伊拉克仍然是一个制造不稳定的源头。而且，同布什政府的期愿相悖的是，在“沙漠风暴”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主导了地区政治。这位伊拉克领导人将伊拉克在科威特的立场，与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相提并论，迫使国际社会去应对中东一些悬而未决的冲突。
*
到20世纪80年代末，黎巴嫩的和平前景似乎从未如此遥远。黎巴嫩90%的领土处于外国占领之下，以色列控制着所谓的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叙利亚军队则控制着余下的所有地方。外国资金涌入黎巴嫩，武装了大批彼此敌对的民兵组织，这些组织间的权力斗争让黎巴嫩各大城镇满目疮痍。整整一代人都是在战争的阴影下长大的，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机会正常谋生。一度繁荣的中东民主的典范已经沦为一个失败的国家，挣扎在叙利亚脆弱的控制下。
在黎巴嫩，国家在派别冲突的胁迫下解体，使1943年《民族宪章》规定的黎巴嫩教派政治制度的根基受到质疑。许多资深政客认为，黎巴嫩宗教与政治变化无常的关系是内战的肇因，并决心推行彻底的改革，将之视作任何和平方案的组成部分。拉希德·卡拉米（Rashid Karami）是一名逊尼派穆斯林，曾10次出任总理，长期以来，他一直呼吁对黎巴嫩政府进行重大改革，以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建立政治平等。1984—1987年，卡拉米再次担任总理，他认为，所有黎巴嫩公民，不论其信仰为何，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去竞选任何职位。内阁中的其他改革派成员也赞同卡拉米的观点。什叶派阿迈勒党主席兼司法部部长纳比赫·贝里（Nabih Berri）对《民族宪章》不屑一顾，称之为“一个不能修改或改进的无结果的制度”。他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28
艾敏·杰马耶勒的6年总统任期（1982—1988）代表了黎巴嫩政治的谷底，他是改革者攻击的焦点。德鲁兹交通部部长瓦利德·琼布拉特（Walid Jumblatt）建议，杰马耶勒应该在枪口下被赶下台。许多部长拒绝出席他主持的内阁会议，卡拉米也加入了抵制的行列。内阁停止开会，政府活动完全停滞。
1987年5月，卡拉米向杰马耶勒提交辞呈，两者的对抗升级。许多观察家认为，卡拉米辞职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1988年大选中竞选总统。这位逊尼派政治家曾在1970年尝试过一次，但被禁止参选，因为总统职位是给马龙派基督徒保留的。卡拉米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公众人物，在改革派中有强大的支持者。鉴于黎巴嫩政治的崩溃，也许相较于1970年，他在1988年的机会更大。然而，他再未能有机会宣布参选。在辞去总理职务4周后，拉希德·卡拉米在他的直升机上遭遇事先安放的炸弹袭击，被暗杀身亡。虽然没有找到卡拉米的暗杀者，但他的被杀背后传递的信息大家都明白：《民族宪章》不允许谈判。
卡拉米遇刺后，被孤立的杰马耶勒总统找不到愿意担任总理的可靠的逊尼派政治家。他任命卡拉米已解散的内阁中的逊尼派教育部部长塞利姆·侯斯（Selim al-Hoss）为代理总理。从1987年6月到1988年9月22日杰马耶勒任期结束，黎巴嫩没有正常运作的政府。1988年，黎巴嫩面临的挑战是，在交战的政治精英们无法就任何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选出一名各方都接受的新总统。
1988年，只有一位候选人竞选总统：前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公众对这位78岁的军阀没有信心。上一届任期（1970—1976）中，他没能有效地防止内战爆发。没有人相信他会在12年后更有效地实现民族和解。
缺少总统候选人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到选举当日，甚至没有足够的投票者来选举新总统。在黎巴嫩，总统是由议会选举产生的，由于内战爆发以来还没有举行过议会选举，8月18日，参加1972年议会的年迈的尚在人世的议员被召集来第三次履行宪法义务。在76名老议员中，许多人已逃离了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在国外过上了更安全的生活。在选举当日，只有38名议员出席。议会因未达到法定人数而无法继续召开，黎巴嫩没有总统了，这是该国历史上的头一遭。
根据黎巴嫩宪法，在没有民选总统的情况下，总理及其内阁有权行使行政权力，直至新总统就职。杰马耶勒的总统任期行将结束，这项宪法规定对那些致力维持政治现状的马龙派人士构成了严重威胁。由于黎巴嫩从来没有缺过总统，逊尼派就从未行使过行政权力。保守的马龙派教徒担心，如果侯斯接管总统职权，他势必将寻求政治体制改革，为实现（穆斯林）多数的统治而废除《民族宪章》。这将意味着，作为中东基督教国家的黎巴嫩就此终结。
随着杰马耶勒的任期接近尾声，9月22日午夜，马龙派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米歇尔·奥恩（Michel Aoun）将军亲自行动。这位53岁的将军是贝鲁特南郊基督教和什叶派混合村哈拉特·胡雷克村人，他要求杰马耶勒在侯斯的看守政府获得行政权力之前解散它。奥恩将军警告杰马耶勒：“总统先生，是否重新组阁，是你的宪法权利，但如果你选择后者［即不重新组阁］，我们将从午夜起认定你为叛徒。”29
奥恩发动政变是为了避免一场危机，但却又制造了另一场危机。作为一名马龙派基督徒，他没有资格担任总理，因为根据《民族宪章》的条款，这一职位是留给逊尼派穆斯林的。这个自称维护《民族宪章》的人实际上是在破坏黎巴嫩教派分权制度的基石。然而，在晚上11点——确切地说，是11点45分，艾敏·杰马耶勒屈服于奥恩的压力，签署了最后两项行政命令。第一项，解散塞利姆·侯斯的看守政府；第二项，任命米歇尔·奥恩将军为临时政府总理。侯斯和他的支持者们拒绝接受杰马耶勒在最后时刻发布的政令，并宣布对黎巴嫩有统治权。
一夜之间，黎巴嫩从没有政府变成了一个有两个彼此不容的政府的国家：侯斯希望在叙利亚的托管下，用有利于该国穆斯林多数群体的开放民主取代教派分权制度；奥恩则希望基于《民族宪章》重建黎巴嫩国，维护基督徒的统治地位，并完全独立于叙利亚。
两个政府相互敌对，将黎巴嫩分裂为基督教和穆斯林两个小政体。几乎没有基督徒愿意为侯斯的政府效力，也没有穆斯林愿意加入奥恩的政府。侯斯统治着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中心地带，奥恩统治着黎巴嫩的基督教区。双方的竞争带有闹剧的色彩，两位领导人都任命了各自的军事、安全机构和公务员系统的负责人。只有黎巴嫩中央银行经受住了压力，没有分化为两套班子，但却得为两个政府的支出提供资金。
真正的危险来自外部的庇护者。侯斯政府公开力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角色，因而得到大马士革的全力支持。奥恩谴责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威胁了黎巴嫩的主权和独立，他得到了伊拉克的全力支持。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中，叙利亚打破了阿拉伯阵营，与伊朗站在一起，巴格达一心要与大马士革算这笔账。黎巴嫩的诸多纷争为伊拉克政府惩罚叙利亚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伊拉克政府拥有大量的武器和弹药，能够向奥恩提供军事援助，支持他反抗叙利亚驻军黎巴嫩。1988年8月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加大了支持力度。
受此鼓舞，奥恩于1989年3月14日向叙利亚宣战，发动解放战争。作为回应，叙利亚军队对奥恩统治下的基督教区实施了全面封锁。双方开始重炮互击，造成黎巴嫩穆斯林区和基督教区大面积毁损，并致数万平民流离失所，这是自1982年以色列围困贝鲁特以来最猛烈的炮击。
两个月的可怖战斗和严重的平民伤亡促使阿拉伯国家采取行动。1989年5月，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召开，以应对黎巴嫩的新危机。会议授权沙特国王法赫德、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和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本·杰迪德这三位阿拉伯国家元首进行斡旋，以结束暴力并着手恢复黎巴嫩的统治稳定。
这三位元首组成“三方最高委员会”，命令叙利亚遵守停火协议，并要求伊拉克停止向奥恩和黎巴嫩武装部队的民兵输送武器。“三方最高委员会”的努力起初收效甚微。叙利亚人无视“三方最高委员会”的要求，加紧轰炸遭围困的基督教区。伊拉克继续通过叙利亚的对手——马龙派控制的港口向其盟友供应军火。
1989年9月，经过6个月的战斗，“三方最高委员会”终于说服各方停火。阿拉伯各国领导人邀请黎巴嫩议员赴沙特的塔伊夫开会，以在确保中立的基础上启动民族和解进程。1972年选举产生的黎巴嫩议会议员中尚在人世者从流亡的法国、瑞士和伊拉克或从黎巴嫩的藏身之处出发，集聚塔伊夫，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未来。62名议员出席了会议，其中一半是基督教徒，另一半是穆斯林，达到了代表黎巴嫩国做决定必需的法定人数。1989年10月1日，沙特外交大臣沙特·费萨尔亲王（Prince Saud al-Faisal）召开开幕会议，他警告说：“不允许失败。”
成功的到来比预期的要晚。原计划3天的会议变成了23天的马拉松大会，其成果是不折不扣的黎巴嫩第二共和国的蓝图。《塔伊夫协定》所载的黎巴嫩政治重建条款保留了《民族宪章》规定的教派分权制度的许多要素，但修改了权力分配结构，以反映黎巴嫩的人口现实。因此，议会中的席位仍然分配给不同的教派，但这种分配已从有利于基督徒的6∶5调整为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席位对等。议会席位从99个增加到108个，这样可以在不减少基督徒席位的情况下扩大穆斯林的席位。
改革者未能实现其首要目标，即不分宗教向所有公民开放政治职位，因为很显然，这种对教派分权制度的攻击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折中的解决办法是保留《民族宪章》规定的职位分配，但重新调整各职位的权力。总统仍由马龙派基督徒担任，但其职责被缩减为更具仪式性的“国家元首和团结象征”的角色。总理和政府（被称为部长会议）是权力重新分配的主要受益者。现在，逊尼派总理将拥有行政权力，他将主持召开政府会议，并负责政策执行。此外，虽然总理仍由总统任命，但只有议会有权罢免总理。议长是分配给什叶派穆斯林的最高职位，塔伊夫的改革也赋予了该职位一些重要的新权力，包括在任命总理方面为总统提供建议的“拥护者”角色。通过这些变化，马龙派可以声称保留了他们的关键职位，穆斯林可以声称拥有了比基督徒更多的权力。即便所有人都对《塔伊夫协定》不甚满意，但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它提供了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
奥恩的支持者试图借助《塔伊夫协定》迫使叙利亚撤出黎巴嫩，但没有成功。“三方最高委员会”发现哈菲兹·阿萨德不愿在叙利亚对黎巴嫩的立场上妥协。他们承认，如果没有叙利亚的支持，协定将毫无意义。《塔伊夫协定》正式感谢叙利亚军队过去提供的服务，承认目前驻扎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部队的合法性，并让黎、叙两国政府自行商定未来何时终止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不规定具体时刻。《塔伊夫协定》还呼吁黎、叙两国政府签署双边条约，将两国在“所有领域的特殊关系”正规化。简而言之，该协定在法律上批准了叙利亚对黎巴嫩的立场，并将两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聚集在沙特的黎巴嫩政客们认识到他们的现实处境，接受了妥协的方案，以期在将来取得进一步的成果。《塔伊夫协定》的最终文本得到塔伊夫的黎巴嫩议员们的赞成，没有遭到反对。
在饱受战争蹂躏的黎巴嫩，《塔伊夫协定》的宣布引发了最后一轮战斗。奥恩将军所在的基督徒区，地处高原，遭受重创，在那里，他坚称自己领导的是黎巴嫩唯一的合法政府。他断然拒绝了这项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驻军提供法律掩护的协定。他发布总统令解散黎巴嫩议会，试图阻止《塔伊夫协定》的执行，但无济于事。奥恩在国内外被孤立，因为黎巴嫩人和国际社会都支持黎巴嫩的民族和解框架。
为了预先阻止奥恩发难，议员们赶回贝鲁特去批准《塔伊夫协定》。11月5日，黎巴嫩议会正式批准了这项协定，并选举64岁的议员、来自兹加尔塔的勒内·穆阿瓦德（René Moawad）为共和国总统。穆阿瓦德是北方一位受人尊敬的马龙派家族的后裔，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候选人，得到了黎巴嫩民族主义者和叙利亚人的支持。然而，穆阿瓦德有危险的敌人。在他执政的第17天，这位黎巴嫩新总统在结束黎巴嫩独立日庆祝活动回家时，被一枚威力巨大的路边炸弹炸死。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和米歇尔·奥恩都被控谋杀，但那些应对穆阿瓦德遇刺负责的人从未被绳之以法。
对穆阿瓦德的残忍谋杀有可能引发塔伊夫进程的崩溃，毫无疑问，这正是暗杀者们的用意所在。暗杀发生后48小时内，黎巴嫩议会再次召开会议，在穆阿瓦德的死亡阻碍到在塔伊夫商定的重建进程之前，选出继任者。叙利亚当局赶在黎巴嫩议员之前寻觅到了穆阿瓦德的替代者。大马士革电台宣布埃利亚斯·赫拉维（Elias Hrawi）为新总统，这发生在黎巴嫩议员对此提名人选进行投票之前。30阿萨德政权有意走漏消息，目的是向世人表明，在塔伊夫时代，对黎巴嫩的最终控制权仍在叙利亚手中。
赫拉维就任总统最先开展的行动之一是对付米歇尔·奥恩，此时，后者被普遍认为是背叛者和黎巴嫩政治和解的障碍。当选后第二天，赫拉维就解除了奥恩的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并命令他在48小时内撤出位于巴卜达的总统府。对赫拉维的命令，奥恩置若罔闻，他向支持他的伊拉克人寻求补给，确保通过贝鲁特附近他自己的港口接受武器、弹药和防空设备，以加固阵地，抵御外来攻击。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数以千计支持奥恩的平民在巴卜达的总统府周围安营扎寨，组成护卫奥恩的人体盾牌，这是赫拉维对付抗命违逆的奥恩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
这位黎巴嫩总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89年12月，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萨米尔·贾贾（Samir Geagea）宣布支持《塔伊夫协定》，奥恩和黎巴嫩武装部队的马龙派民兵之间的对抗演变为公开冲突。同奥恩一样，贾贾的军火也是由伊拉克人补给的。1990年1月，这两个派别之间爆发了内战开始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两派在人口密集的居民区部署伊拉克的火箭弹、坦克和重型火炮，完全无视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战斗持续了5个月，直到1990年5月，这两个敌对的基督教派别才在梵蒂冈的调解下实现了停火。
尽管米歇尔·奥恩面临着孤立和越来越多的反对，但他知道，至少在眼下，他与黎巴嫩武装部队的战斗阻挠了《塔伊夫协定》的进程，对此他多少有些满意。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黎巴嫩冲突的分水岭。在战争中，伊拉克再也无力武装其在黎巴嫩的支持对象。此外，萨达姆·侯赛因试图将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与地区问题的总体解决联系起来，这些问题就包括叙利亚对黎巴嫩的“占领”。侯赛因毫不掩饰他的企图，即将国际社会的压力转到迫使叙利亚撤出黎巴嫩这一问题上来。
叙利亚人非常擅长地区政治，不会被萨达姆·侯赛因的伎俩牵着鼻子走。哈菲兹·阿萨德利用科威特危机改善叙利亚与美国的关系，华盛顿全力支持《塔伊夫协定》。因此，阿萨德决定全力支持落实《塔伊夫协定》框架，并将伊拉克的盟友米歇尔·奥恩视为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进行了磋商，10月11日，赫拉维总统根据《塔伊夫协定》的条款正式请求叙利亚提供军事援助，以推翻奥恩将军。两天后，叙利亚飞机开始轰炸奥恩的营地，同时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的坦克进入奥恩的部队控制的领土。不到3小时，奥恩将军投降，前往法国大使馆寻求庇护，而他的党羽则继续战斗。激烈的战斗在8小时内结束了。10月13日，巴卜达空荡荡的总统府上空的硝烟散去，黎巴嫩人民第一次看到了战后的世界，即便它依然处于叙利亚的占领之下。
在米歇尔·奥恩败北之后，《塔伊夫协定》所设想的战后重建才真正开始。1990年11月，政府命令所有民兵组织离开首都贝鲁特。12月，军队清除了将穆斯林所在的西贝鲁特与基督徒所在的东贝鲁特分开的路障，自1984年以来，首次将这座城市统一起来。
1990年平安夜，被暗杀的改革派总理拉希德·卡拉米的弟弟欧麦尔·卡拉米（Omar Karami）宣布新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新政府有30位部长，是黎巴嫩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阁政府，囊括了黎巴嫩几乎所有主要民兵组织的首领。这些是对冲突中最严重的暴行负有责任的军阀，但由他们来组成政府是有好处的，这很快就在政府根据《塔伊夫协定》下令解除民兵武装时显现出来。政府要求各民兵组织在1991年4月底前解散并交出武器；作为回报，政府承诺将整编那些希望在黎巴嫩军队服役的民兵。无论民兵组织的首领如何反对这一举措，他们都没有反对政府，也没有从内阁辞职。31
只有一支民兵获准继续其军事行动，那就是真主党。在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下，真主党保留了武器，以便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反抗以色列的占领。这个什叶派民兵组织同意将其行动限制在那部分属于以色列所称的南黎巴嫩“安全区”的地区，这一地区无论如何都不属于黎巴嫩政府的管辖范围。真主党将继续其对以色列占领者的“圣战”，其手段越来越老练，破坏性也越来越大。
战争终于结束了，黎巴嫩在经历了15年的内战之后，面临着几乎难以完成的重建任务。1975—1990年，估计有10万至20万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残疾，还有数十万人被迫流亡。没有一座城市幸免于难，整块整块的街区都变成了寂静的街道，到处都是破碎的建筑物。后一波战争的难民占据了前一波战争中被遗弃的居民楼。全国许多地方的公用设施已完全瘫痪。电力供应得靠私人发电机，自来水时有时无且不健康，未经处理的污水流淌在街道上，滋养着在战争废墟中繁茂生长的植物。
黎巴嫩的社会结构也受到了同样程度的破坏。对暴行的记忆，对那些永远不能纠正的不公的记忆，在和平宣布之后很久依然割裂着黎巴嫩的许多社群。和解、健忘和对过上正常生活的强烈驱动力结合在一起，使黎巴嫩人能够再次像一个国家一样行事。结果，有些人认为，黎巴嫩人对他们的国家的责任感变得更强了。32然而，黎巴嫩仍然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冲突再次爆发的威胁始终存于人们的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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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以及美国领导解放科威特的战争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迫使美国去处理长期悬而未决的巴以冲突。美国政府承认，科威特危机给美国的阿拉伯盟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萨达姆·侯赛因频繁提到解放巴勒斯坦，虽然这很不现实，但这使他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并使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遭受公众的谴责。阿拉伯各国公民认为，他们的政府已经糊涂了：他们应该为了解放巴勒斯坦去同以色列作战，而不应该为了解放科威特的财富和石油而去代表美国同伊拉克作战。
美国也受到阿拉伯媒体和舆论的广泛谴责。多年来，美国一直支持以色列，而后者却在要求其归还所占阿拉伯领土的联合国决议面前耀武扬威。1990年，以色列继续占领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然而，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美国却援引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似乎这些决议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占领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联合国的决议有的具有约束力，有的不具有约束力。对同为占领者的伊拉克和以色列实施了双重标准，这是不言而喻的。
萨达姆·侯赛因试图将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与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相关联，对此，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予以拒绝，但他无法否认伊拉克所提要求的逻辑性。1991年3月，伊拉克冲突刚结束，布什政府就宣布了一项新的阿以和平倡议。这是一次毫不遮掩的尝试，目的是重新掌握主动权，并表明，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美国都一样可以有效地使用其权力。
美国有意重启和平进程的消息传来，巴勒斯坦人感到些许宽慰。他们支持萨达姆·侯赛因，支持其占领科威特，但这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际社会刻意回避巴解组织，阿拉伯海湾国家切断了所有对巴勒斯坦人的资助。尽管布什政府明确表示，对于巴解组织在科威特冲突中采取的立场，他们无意奖惩，但新的和平倡议只会帮助巴勒斯坦人走出孤立。
巴勒斯坦活动家萨利·努赛贝赫在拉马拉监狱的牢房里庆祝布什的倡议。努赛贝赫因指引伊拉克飞毛腿攻击以色列目标这一表面上的指控被判入狱3个月，当1991年3月布什宣布其倡议时，他的刑期将满。美国的倡议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老乔治·布什突然发表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政策声明：‘全面和平必须以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以及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为基础。’”布什接着把以色列的安全与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宣布，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是和平的最大障碍。努赛贝赫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道：“听到这些后，我在我狭小的牢房里跳起舞来。”33
一些巴勒斯坦人对美国的意图持怀疑态度。努赛贝赫在比尔宰特大学的同事、巴勒斯坦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哈南·阿什拉维（Hanan Ashrawi）剖析了布什声明的语言：“［布什］称将‘投入美国在战争中获得的信誉给该地区带来和平’，我们认为这是在宣扬所得到的战利品。”阿什拉维认为，整个和平倡议是美国为使中东服从其统治而做出的努力。她说：“声明称，随着冷战的结束，‘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而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这是根据美国的蓝图对我们的世界进行重新组织。声明称，中东和解的机会之窗正在打开。我们认为这窗户是窥视孔、长隧道或陷阱。”34
美国人向巴勒斯坦人表明的第一件事是，他们不会允许巴解组织在谈判中发挥任何作用。以色列政府断然拒绝参加与巴解组织的任何会晤，而美国人则有意排挤亚西尔·阿拉法特，以报复他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
1991年3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前往耶路撒冷，邀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参加和平会议，代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巴勒斯坦人认为，贝克的倡议公然企图建立另一个巴勒斯坦领导层。他们不想被牵扯进来，去破坏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国际公认地位。这些“内部”政治活动人士在同意3月13日与贝克会面之前，给突尼斯的巴解组织领导层写信，以获得阿拉法特的正式批准。
11名巴勒斯坦人出席了第一次会议，领头的是耶路撒冷人费萨尔·侯赛尼（Faisal al-Husseini）。他是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的儿子，后者在1948年的盖斯塔勒战役中战死，这次战役标志着巴勒斯坦抵抗犹太复国主义的失败。费萨尔·侯赛尼是耶路撒冷最古老和最受尊敬的家族之一的后人。他也是一名忠诚的法塔赫成员，与亚西尔·阿拉法特关系密切。
侯赛尼开始发言：“我们是奉巴解组织的命令来到这里的，这是我们唯一合法的领导。”
贝克回答说：“你选择谁做你的领导是你自己的事。我正在寻找来自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不是巴解组织成员，愿意在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以及土地换和平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直接的双边、两阶段谈判，并愿意与以色列和平相处。这个房间里有吗？”贝克看着那11个巴勒斯坦人，但并不逼迫他们。
萨伊布·阿里卡特（Saeb Erakat）说：“国务卿先生，我们必须提醒你，我们是一个有尊严和自豪的民族。我们没有被打败，这也不是萨夫万帐篷。”他指的是美国人在海湾战争结束时为伊拉克投降的条件谈判而搭建的帐篷。身材魁梧的阿里卡特是英国大学培养的、纳布卢斯纳贾赫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贝克反驳道：“你们支持失败的一方不是我的错，你应该告诉你的领导不要下错赌注，这太愚蠢了，这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海达尔·阿卜杜·沙菲（Haidar Abdel Shafi）说：“我同意来参加这次会议只为了谈一件事：以色列在被占领土建定居点的行动必须停止。只要定居点继续建设下去，就不会有和平进程。你可以一直从我这里听到这个观点。”阿卜杜·沙菲是加沙医学协会的医生和主席，他是被占领土的资深政治家，曾在1948—1967年加沙被埃及统治期间担任巴勒斯坦议会议长。
贝克回应说：“开始谈判，定居点行动就会停止。”
巴勒斯坦活动家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他们必须先停止行动，否则我们不能进入谈判进程。”
国务卿贝克注意到，会谈的主题正在转向谈判，他已找到了一群可靠的人来代表巴勒斯坦出席和平会议。带着些许满足感，他说：“现在你们在谈正事了。”35
第一次交流开启了美国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为期6个月的谈判，最终确定了1992年10月在马德里举行的和平会议的议程。美国人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奔走，试图调和几乎不可调和的立场，以确保会议的成功。
事实证明，与巴勒斯坦人相比，以色列政府对美国和平计划的阻碍要大得多。伊扎克·沙米尔总理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致力于保留所有占领的土地，特别是东耶路撒冷。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犹太人得到了移居以色列的自由，以色列政府决心保留对其控制的所有土地的选择权，以应对新的移民潮。以色列正在加紧建设定居点，将其领土诉求扩大到约旦河西岸，并为俄罗斯移民提供新的住处。
对巴勒斯坦谈判者来说，东耶路撒冷和定居点是红线问题：如果以色列人保留整个耶路撒冷，并允许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继续建造定居点，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巴勒斯坦人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密不可分的。萨利·努赛贝赫分析道：“以色列人想把定居点和东耶路撒冷问题排除在外，这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在这两个问题中，我最担心东耶路撒冷问题。围绕耶路撒冷的战斗是关乎生存的战斗，这不是因为它是一座神奇的城市，而是因为它曾经是、现在也是我们文化、民族认同和记忆的中心——这一切，如果以色列人要想在他们所谓的朱迪亚和撒马利亚［即西岸］任意妄为，就必须加以铲除。”努赛贝赫总结道：“我确信，只要我们坚守耶路撒冷，我们就可以在任何其他地方抵抗住他们。”36
布什政府对巴勒斯坦人的立场表示同情，并显然对沙米尔和他的利库德政府在马德里会议之前的顽固立场感到愤怒。尽管如此，在许多方面，美国继续优先考虑以色列的要求，而非巴勒斯坦人的关切。以色列人坚持将巴解组织完全排除在谈判进程之外，只允许巴勒斯坦人作为约旦-巴勒斯坦联合代表团的低级别合作方出席会议，东耶路撒冷的居民不得被委任参加谈判。这意味着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人，如费萨尔·侯赛尼、哈南·阿什拉维和萨利·努赛贝赫，被禁止在马德里谈判中扮演任何官方角色。作为应对，在阿拉法特的建议下，侯赛尼和阿什拉维以非正式的“指导委员会”成员的身份陪同阿卜杜·沙菲率领的巴勒斯坦官方代表团。
尽管有种种限制，陪同约旦人前往马德里的巴勒斯坦代表团是国际舞台上最擅言辞、最具说服力的巴勒斯坦民族愿望的代言人。哈南·阿什拉维被指定为巴勒斯坦代表团的官方发言人。阿什拉维先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学习，又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了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其后回到约旦河西岸，在比尔宰特大学任教。阿什拉维是一位来自基督教家庭的杰出女性，有着出色的口才。在西方，许多人将巴勒斯坦事业同一种模式化的恐怖分子形象联系在一起，而她则完全不同。
在马德里，阿什拉维全力争取媒体的支持，让新闻报道的调子向有利于巴勒斯坦人的方向倾斜。从战略上考虑，她知道巴勒斯坦代表团通过赢得国际新闻界的支持来弥补在谈判桌上的弱势是多么重要。阿什拉维用她的足智多谋，在马德里向世人传递了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当被拒绝进入官方新闻中心时，她在公共场所召开临时新闻发布会，吸引了比参加马德里会议的任何一家代表团都多的记者，造成一片混乱。为了规避西班牙极度严格的安全措施，她占据了一个市政公园，在那里，摄像团队可以跳脱安全部队的限制而摆设机位。仅在一天之内，她就接受了国际各大电视网络的27次长篇采访。以色列代表团发言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努力追赶这位魅力非凡的巴勒斯坦妇女，后者正持续不断地抢以色列人的风头。
阿什拉维对马德里会议最持久的贡献，是她为海达尔·阿卜杜·沙菲起草的在1991年10月31日代表巴勒斯坦代表团发表的讲话稿。阿卜杜·沙菲举止庄重，嗓音丰富而深沉，他用尊严感满满的演讲，完美匹配了阿什拉维那文采飞扬的讲稿。他首先向与会的政要们问好，然后开始进入讲稿的核心部分，一边演说，一边用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着全球的观众。面对济济一堂的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和国际社会成员，他缓慢而庄重地说道：“我们在马德里这座有着丰富历史脉络的城市开会，把我们的过去和未来编织在一起。又一次，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面临挑战，去迎接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为民主、人权、自由、正义和安全等全球价值观所保护的新时代。我们从马德里开始追寻和平，把人类生命的神圣置于我们世界的中心，把我们的精力和资源从追求相互毁灭转向追求共同的繁荣、进步和幸福。”37阿卜杜·沙菲时刻注意着去代表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发言，无论处于流亡，还是居于被占领土。他说：“我们在这里共同寻求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其基石是巴勒斯坦的自由、巴勒斯坦人的正义和结束对所有巴勒斯坦与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共同享受和平的成果：繁荣、安全以及人的尊严和自由。”巴勒斯坦代表团开场表现十分精彩，这是他们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首次亮相。
阿卜杜·沙菲的讲话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伊斯兰主义的哈马斯运动，拒绝向两国方案妥协，它们从一开始就宣布反对参加会议。世俗的巴勒斯坦人则担心，他们的代表团可能会迫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做出与巴勒斯坦民族愿望不相符的让步。在巴勒斯坦大起义进行了4年后，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希望看到他们多年的斗争和牺牲能换来一些具体的成果。
由于巴勒斯坦人能从马德里和平会议得到的好处最多，他们的发言大多面向未来向前看。其他代表团口头上承认会议的历史意义，但实际上却借机申诉过往的冤屈。黎巴嫩代表团关注的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持续占领，以色列总理列举了阿拉伯人意图摧毁这个犹太国家的种种努力，叙利亚外交部部长罗列了“以色列的不人道行为”，以表明他对必须同以色列人会谈感到厌恶。
共处3天后，代表们开始剑拔弩张，闭幕发言时发生了公开争吵。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定下了辱骂的基调，他狠批叙利亚人，称自己可以“不停不歇地陈述各种事实来证明叙利亚在多大程度上理应被怀疑是世界上最暴虐、最专制的政权之一”。对于巴勒斯坦人，他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称阿卜杜·沙菲“付出了勇敢的努力去讲述他人民的苦难”，但他指责巴勒斯坦人“歪曲历史，歪曲事实”。发言结束时，沙米尔和他的代表团一起冲出会议厅，表面上的理由是需要过犹太安息日。
阿卜杜·沙菲愤怒地回应，他对以色列代表团留下的空座说道：“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拥有合法民族权利的民族。我们不是‘领土上的居民’，不是历史的偶然产物，不是以色列扩张主义计划的障碍，不是抽象的人口问题。沙米尔先生，对这个事实，你也许想闭上眼睛，但我们就在这里，在全世界的面前，在你眼前，我们的存在是不会被否认的。”
当愤怒的叙利亚外交部部长法鲁克·沙雷（Farouk al-Sharaʻa）拿出一张英国通缉伊扎克·沙米尔的告示时，会场上的相互辱骂达到了高潮。这张告示可以追溯到他加入斯特恩团伙在巴勒斯坦与英国斗争的日子。沙雷一边说，一边气势汹汹地挥舞着告示：“让我给你们看一张沙米尔的老照片，那时他32岁。”他注意到沙米尔矮小的身材，停下来讥笑着说：“165厘米。”沙雷越说越来劲，继续说道：“这张相片被四处分发是因为他被通缉了。他自己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据我所知，他承认他……在1948年参与谋杀了联合国调解人贝纳多特伯爵。他杀害了和平的调解人，却还在谈论叙利亚、黎巴嫩和恐怖主义。”38
沙雷冗长而激烈的批评让场面很难看，也预示着阿以和平的不祥前景。马德里会议在这不和谐的音符中结束。尽管会议正式结束了，但阿以和平谈判在美国的支持下进入了新的阶段：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分歧，以及通过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多边谈判来解决水、环境、军备控制、难民和经济发展等全球关切的问题。马德里进程虽然最终并没有成功，但却开启了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40多年冲突以来最大范围的和平谈判。
双边谈判的目的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第338号决议，以归还被占领土换取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阿以冲突。但是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对这些决议的不同解释从一开始就困扰着谈判。阿拉伯国家抓住决议序言中提出的“不允许通过战争获取领土”的原则，主张以色列完全撤出1967年6月战争期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将之作为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相反，以色列人声称，该决议只要求以色列军队从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领土撤出——并非所有领土，只是“领土”，并坚称，以色列在与埃及签订和平条约后，从西奈半岛撤出，这便已经履行了对第242号决议的承诺。以色列人提出，阿拉伯各方必须为了自己而谋求和平，并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以协商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解决领土问题。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之间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双方同意就巴勒斯坦获得5年自治过渡期的条件进行谈判，过渡期结束后双方将进行最后谈判，以结束巴以冲突。但是，谈判开始后，沙米尔政府竭尽全力阻止巴勒斯坦人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并加紧建造定居点，以加强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控制。沙米尔在1992年选举失败后接受采访时证实，他的政府阻碍了谈判，旨在阻止巴勒斯坦人建国并保留约旦河西岸作为以色列定居点。“我可以进行10年的自治谈判，到时候，我们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的人口将达到50万。”39
沙米尔政府在选举中落败，他对谈判的阻挠也走到了尽头。1992年以色列大选，左倾的工党领袖伊扎克·拉宾上台。在巴勒斯坦大起义中，拉宾授权对示威者实施身体暴力，这样的名声几乎没有理由使巴勒斯坦谈判代表相信“断骨者拉宾”能够成为“和平缔造者拉宾”。40
在拉宾上任的头几个月里，对于陷入僵局的双边谈判，他延续前任的做法，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1992年12月，哈马斯活动分子绑架并杀害了一名以色列边防警卫。作为报复，拉宾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下令逮捕416名嫌疑人并将他们驱逐到黎巴嫩。所有阿拉伯代表团都暂停了谈判以示抗议。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拉宾看起来比沙米尔更强硬。
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这引起了阿拉伯谈判团队的担忧。在总统竞选期间，克林顿曾明确表示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因此，阿拉伯各国代表团不认为美国总统更迭对他们来说是个好兆头。虽然谈判于1993年4月恢复，但克林顿政府对谈判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在缺少美国强有力领导的情况下，马德里会议发起的框架走进了死胡同。
巴以谈判的突破来自以色列政策的改变。以色列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尤西·贝林（Yossi Beilin）确信，与巴勒斯坦人和解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他们还认识到，只有与巴解组织的直接谈判才能达成和解。然而，自1986年以来，法律禁止以色列人会见巴解组织成员。到1992年，违反禁令的以色列记者和政客的人数越来越多，使得该项法律失去了意义。然而，以色列政府不能故意违反以色列的法律。拉宾对与巴解组织打交道并不抱太大热情，但他同意于1992年12月撤销禁止以色列公民与巴解组织接触的法律。
尤西·贝林给两名以色列学者耶伊尔·希尔施费尔德和罗恩·蓬达克在挪威奥斯陆与巴解组织财务主管艾哈迈德·库赖秘密会面开了绿灯。这是在挪威外交部的主持下紧张和富有成果的谈判的开始，一共进行了14次会谈。
作为调解方，挪威人不偏不倚，他们提供了中立和自由决断的土壤，把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干涉降到最小，以让双方解决分歧。挪威派出泰耶·勒厄德·拉森协助谈判，他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开始第一轮秘密外交谈判时，解释了挪威的角色。拉森强调：“如果你们想和平共处，就必须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这是你们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为你们提供可能需要的帮助，如场地和事务性工作等。我们可以从旁协助……但仅限于此。我会在外面等待，不会干涉。只有当你们打起来了，我才会进来干涉。”拉森的幽默打破了两国代表团之间的僵局。巴解组织官员艾哈迈德·库赖回忆说：“正如所预期的那样，他这话让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