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感觉，公元第三个千年的最初十几年，已经像是一个世纪。在20世纪，重大的转折，一个人一辈子才经历一次：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奥斯曼时代的结束和欧洲帝国主义之下现代国家体系的引入；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既开启了阿以冲突，也开启了中东的冷战；1991年的海湾战争宣告冷战的终结和一个崭新的美国霸权时代的开始。
而这个新千年已然见证了中东两个重大转变时刻：2001年的“9·11”袭击引发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这两个转折点的到来将决定21世纪中东的面貌。我们依然生活在两者的后续发展之中。在反恐战争和“阿拉伯之春”的压力之下，说2001年9月11日以来的岁月是阿拉伯现代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毫不夸张。
2001年9月11日，周四的早晨，恐怖主义团伙劫持了4架从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和新泽西的纽瓦克出发的喷气式客机。在40分钟内，他们驾驶两架飞机撞向曼哈顿的世贸中心双塔，第三架撞向五角大楼，这是精密计划的自杀式袭击。第四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片田野里坠毁，它的目标被认为是美国国会大厦或白宫。除了19名劫机者，共有约2974人在这4次袭击中丧生：死于世贸中心的2603人，死于五角大楼的125人，以及4架飞机上的24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恐怖分子没有事先警告，也没有提出要求。他们的目标是对美国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以催生改变。尽管没有任何组织对袭击负责，但美国情报机构从一开始就怀疑乌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9·11”过后几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就确定了这19名劫机者的身份。他们都是阿拉伯穆斯林男子——15人来自沙特，两人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人来自埃及，一人来自黎巴嫩，他们都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我们只能从基地组织后来发布的声明推断自杀式劫机者心中想要推动的改变是什么：将美国赶出伊斯兰世界；动摇那里的亲西方政权，并以一个伊斯兰国取而代之。
对于这一次继日本在1941年袭击珍珠港以来美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的袭击，美国的回应是向一个基本上不知身份的敌人宣战。2001年9月20日，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电视演讲，宣布发动“反恐战争”，从打击基地组织开始，“直到每一个全球性的恐怖组织都被发现、遏制和击败”。他让美国人为一场长期的、非传统的冲突做好准备，并向他们承诺，美国最终会胜利。
“9·11”袭击和反恐战争将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引向冲突之路。阿拉伯世界有很多人（当然不是全部，但依然有很多人）乐于见到美国遭难。对阿拉伯观察家而言，美国看上去对阿拉伯人的遭遇——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伊拉克人所经历的十年严酷经济制裁麻木不仁。乌萨马·本·拉登在他的公开声明中利用了这股阿拉伯人的愤怒。2001年10月，他声称：“美国人今天所尝到的滋味，同我们过去几十年所经历的相比，只是九牛一毛。我们的民族已饱尝这样的羞辱和蔑视达80多年。”1
本·拉登从他阿富汗山中的秘密堡垒发出的声明，极大地激化了阿拉伯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对这名基地组织领导人的崇敬之情遍布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美国本土发动这样的致命袭击，基地组织让民众印象深刻。一夜之间，本·拉登成为一个狂热崇拜的符号，他的脸部肖像成为伊斯兰反抗美国霸权的标志。对于本·拉登的观点，美国人认为不可理喻，将他斥之为彻头彻尾的祸害。
“9·11”袭击之后，美国人民惊恐、困惑、极度愤怒，他们感到在国内受到威胁，在国外也不安全。他们要求政府迅速而决定性地回击他们的敌人。布什政府的回应是：采取秘密行动打击“圣战”恐怖网络，并将美国带入两场自己选择发动的战争。这印证了阿拉伯世界的一个看法，即反恐战争就是反伊斯兰战争。
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始于2001年10月7日，后盾是一支联合国授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持的联军。战争的目的是推翻庇护本·拉登及其组织的那个严苛的伊斯兰主义塔利班政权，逮捕基地组织领导人，摧毁其在阿富汗的训练设施。战事进行得很迅速，也基本上取得了成功。2001年11月中旬，阿富汗北方联盟及其美国盟友将塔利班赶出首都喀布尔。12月中旬，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最后的堡垒陷落。整个过程中，美国只使用了最小数量的地面部队。
阿富汗战争的作战过程是成功的，但被一些重大的失败搞砸了，反恐战争也由此升级。最为致命的是，乌萨马·本·拉登和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逃脱了追捕。两人逃离阿富汗，在邻国巴基斯坦重组武装，重启对美国的打击。对本·拉登的支持者来说，在美国人的打击下幸存就是足够大的胜利。
其他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俘获的基地组织成员被指认为“敌方战斗人员”，被剥夺了《日内瓦公约》和美国法律系统下战俘所享有的权利。他们被关押在美国位于古巴的一个叫作关塔那摩监狱的海外军事设施中。从2001年10月开始，有近800名囚犯被送往关塔那摩，他们全都是穆斯林。这些年来大部分被关押者被释放并免遭起诉——到2017年1月，被关押者人数下降到42人。这些人被释放后回到家中，讲述他们的经历。从羞辱到折磨，关塔那摩的虐囚行为激起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和阿拉伯世界的愤怒。
在阿富汗，美国人同地方首领合作，为这个饱经战事摧残的国家建立新的政治结构；自1979年苏联入侵以来，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超过20年的战乱。然而，美国人需要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上进行大量投入，以保证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新政府的稳定。但布什政府并没有这么做，到2002年，它已将精力和资源转向策划伊拉克战争，脆弱的阿富汗国无力抵挡塔利班的卷土重来。结果最初始于2001年10月的只有一小股外国地面部队参与的战争扩大为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在2011年的巅峰期，超过12万人的西方部队在打击塔利班。美国人和他的盟友们直到2014年12月才宣布结束作战，那时已有超过10万平民在战斗中丧生，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同基地组织的罪行毫无干系的阿富汗人民为“9·11”袭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不断扩大军事势力，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感到不安。它们对美国反恐战争不冷不热的支持让美国对一些长期的地区盟友心生疑虑，特别是沙特。本·拉登和参与“9·11”袭击的15名自杀劫机者都是沙特公民，且沙特的私人资金曾资助基地组织，这两个事实恶化了沙美关系。其他国家也被重新审视。华盛顿认为埃及对恐怖主义心慈手软，给伊朗和伊拉克贴上了“邪恶轴心”的标签，并将叙利亚挪至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榜单的首位。
“9·11”之后，阿拉伯各国发现自己深陷不可化解的重压之中。如果他们反对美国的反恐战争，那将招致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制裁：从经济孤立到直接鼓动政权更迭。如果他们站在美国这边，他们的领土将会面临效仿本·拉登的本地“圣战”组织的攻击。2003年5—11月间，本地的伊斯兰主义者在沙特、摩洛哥和土耳其的城市中发动多起炸弹袭击，致125人死亡，近1000人受伤。2005年11月，协同炸弹袭击摧毁了约旦安曼的3座宾馆，5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大部分伤亡者是约旦人。阿拉伯世界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时举步维艰。
同样的压力，让美国与阿拉伯人疏远，却让以色列与美国走得更近。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说服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美、以两国正在面对一场共同的反恐战争。2000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其暴力程度到“9·11”袭击时已不断升级。伊斯兰主义组织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以色列平民，让布什总统相信美国和这个犹太国家正在打击共同的敌人。于是美国放任以色列采取行动，既打击它的伊斯兰主义敌手——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的真主党，也打击得到国际承认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以色列充分利用美国的默许，对巴勒斯坦政府和社会发动了远超既定规模的袭击，大幅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紧张局势。
2002年6月，以色列总理沙龙下令重新占领约旦河西岸。他的理由是确保以色列的安全、避免恐怖袭击，但他显然想要孤立亚西尔·阿拉法特，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当以色列部队占领了《奥斯陆协议》以来自治的巴勒斯坦城市——伯利恒、杰宁、拉马拉、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和盖勒吉利耶，他们的攻击早已不再限于打击巴勒斯坦人的抵抗。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2000年9月至2005年2月）共有约3200名巴勒斯坦人和950名以色列人悲惨地死去。2
在以色列军队竭力镇压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之际，沙龙政府采取了旨在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更多土地的方式，从而加剧了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扩建定居点。2002年6月，以色列政府开始建设一座长720千米（约450英里）的高墙，显然是为了将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的恐怖袭击隔绝开来。这座分隔屏障（巴勒斯坦人称之为隔离墙）深深切入约旦河西岸，实际吞并了约旦河西岸近9%的巴勒斯坦领土，对近50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生计产生了负面影响。3
以色列对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镇压明显拖累了美国的反恐战争。巴勒斯坦人受难的场面，经阿拉伯卫星电视实时播出后，在中东各处激起广泛愤慨。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和美国的不作为给基地组织与其他恐怖组织招兵买马创造了难得的条件。布什政府认识到，若要平息地区争端，必须促进巴以和平。
乔治·沃克·布什成为第一个支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的美国总统。2002年6月24日，布什在一次重要的白宫演讲中展望了一个同以色列“和平相处、相安无事”的巴勒斯坦国的图景。然而，布什的图景要求巴勒斯坦人选举“不沾染恐怖主义的新领导人”，这是对民主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故意打击。
为了实现解决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的目标，布什政府与俄罗斯、欧盟和联合国合作。这个新的集团称作中东问题四方，就解决巴以冲突寻求国际共识。特别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认为，中东问题四方有利于平衡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因为它包含历史上更同情巴勒斯坦人愿望的国家和组织，特别是俄罗斯和联合国。
2003年4月，中东问题四方发布“中东和平路线图”，给布什的两国方案提供了方向。路线图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三阶段方案：首先呼吁巴以结束暴力冲突；然后在临时疆域内建立一个临时的巴勒斯坦国；最后，在第三阶段，巴以双方将解决边界、耶路撒冷的未来、难民地位、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定居点的未来等复杂的问题。到2005年底，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将相互承认，并宣告彼此间冲突结束。
对于美国的用意和路线图能否实现巴以之间公正和持久的和平，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表示怀疑。这是因为在布什的演讲和路线图发布之间的几个月内，美国于2003年3月入侵了伊拉克。
美国是基于全球反恐战争提出反对伊拉克的。布什政府称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集聚了一大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生化战剂和核武器的前身。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回应布什的担忧，将英国对伊拉克的立场同美国保持一致。白宫同时指出，侯赛因的政府同乌萨马·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存在联系，因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可能转移到该恐怖组织。布什政府提出对伊拉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防止最危险的武器落入最危险的恐怖分子手中。4
对于布什政府的指控，阿拉伯世界并不信服。但阿拉伯各国政府错误地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可能确实拥有一个生化战剂库。毕竟，在20世纪80年代，他确实使用了化学武器对付伊朗人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甚至联合国首席武器核查员汉斯·布利克斯博士也相信伊拉克确实拥有这样的武器。然而，阿拉伯各国知道伊拉克并没有参与“9·11”袭击，也高度怀疑伊斯兰主义的基地组织运动与世俗主义的伊拉克复兴党之间存在关联。萨达姆·侯赛因所领导的那类政府恰恰是乌萨马·本·拉登想要推翻的。阿拉伯世界确实不接受布什政府所说的，也怀疑美国的隐秘动机是贪图伊拉克的石油和试图控制石油资源丰富的波斯湾。
对伊拉克的入侵始于2003年3月20日，入侵遭到了国际社会和阿拉伯世界的广泛谴责。美国和紧随其后的英国在没有遭到挑衅，也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入侵了一个阿拉伯国家。面对强大的西方军队，萨达姆·侯赛因依然保持藐视的姿态。同1991年的海湾战争一样，这一姿态赢得了阿拉伯公众的广泛支持。所有22个阿盟成员国，除科威特外，都支持谴责入侵的决议，认为入侵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要求美英联军于3月23日完全撤出伊拉克领土。但是没人真的指望布什政府会理睬联合国的关切，更不用说是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了。
尽管伊拉克人发起了顽强的反抗，但未经抵抗便控制了伊拉克领空的美英联军完全压制了他们。4月9日，美国人控制了巴格达，标志着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在战争开始的三周内倒台。伊拉克人民感情复杂，他们一边庆祝推翻了遭人痛恨的独裁者，一边又怨恨美英侵略他们的国家。
推翻侯赛因的政府，让美国得以控制伊拉克。布什政府建立了一个叫作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CPA）的统治机构。临时管理当局在2003年5月做出的两个初期决定，将战后伊拉克的混乱局面转变为反抗美国统治的武装起义。第一个决定宣布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复兴党非法，禁止前复兴党成员担任公职。第二个决定解散了50万之众的伊拉克军队和情报机构。这两项举措合在一起，被称为“去复兴党化”。
美国政府推行“去复兴党化”，以清除萨达姆·侯赛因对伊拉克的有害影响，这受到了二战之后盟军驻德国占领当局的“去纳粹化”政策的启发。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措施，能够自由地建立一个尊重人权的新的、民主的伊拉克国家。事实上，临时管理当局让大批全副武装的人失业，也剥夺了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政治精英同美国的新的、民主的伊拉克合作的意愿，这个国家越来越被占据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把控。反对美军占领的反叛和伊拉克社群之间的教派冲突随即到来。
伊拉克很快成为反美和反西方活动分子的征募地。新的组织出现了，比如伊拉克基地组织。这是一个同本·拉登的组织只保持名义联系的“圣战”团体，部署针对外国和本土目标的自杀式炸弹袭击。2003年8月19日，伊拉克基地组织发动针对性的炸弹袭击，致联合国驻伊拉克高级特使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和20多名下属身亡，迫使联合国关闭了驻巴格达办公室。西方人被扣为人质，并有多人惨遭杀害。军事巡逻队成为攻击的目标，攻击的方式日益复杂。一场英美鲜有人伤亡的战争变成了盟军伤亡惨重的占领。到2011年美军最终撤出为止，反叛者已经杀害了近4500名美国人和170多名英国人，并致3.2万余名外国士兵受伤。5
传播民主是美国反恐战争中常见的主题。布什总统和他的新保守主义顾问们认为，民主价值观和参与型政治与恐怖主义不相容。这类观点的主要倡导者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2002年5月，他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外交政策论坛上发表讲话时称：“要赢得反恐战争……我们必须与伊斯兰世界数亿温和与宽容的人们对话……他们渴望享受自由、民主和自由从业的福祉。”62002年12月，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发起了他自己提出、后来早夭的中东伙伴关系计划，旨在将“民主和自由市场”带给中东。7布什政府认为，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将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灯塔，并将掀起一股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浪潮。
2005年1月，当伊拉克公民投票选举国民议会以起草新宪法时，伊拉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占伊拉克总人口50%—60%的什叶派是新民主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他们中参与投票的人数众多，据报道，什叶派地区的投票率高达80%。库尔德人是一个非阿拉伯民族，在全伊拉克境内是少数群体，但在自己的省份他们占据绝对多数。他们是伊拉克新民主制度更热情的支持者，投票率高达90%。逊尼派阿拉伯人是“去复兴党化”的首要对象，他们基本上抵制了选举。逊尼派在摩苏尔的投票率低至10%。8
2005年12月，根据新宪法举行的选举验证了伊拉克的新政治现实。领头的什叶派集团伊拉克团结联盟获得了国民议会275个席位中的128个。库尔德联盟成为第二大集团，获得了53个席位。由逊尼派政客组成的联盟伊拉克和谐阵线以44席名列第三。库尔德领导人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被任命为伊拉克总统，什叶派政治家努里·马利基（Nouri al-Maliki）被任命为总理。逊尼派阿拉伯精英们在统治了伊拉克政坛几个世纪之后失去了权力，鉴于他们的相对人口比重，他们再也不能通过票箱重掌权力。在无法通过民主手段取胜的地区，逊尼派武装分子诉诸暴力。反叛团体将目标从占领军转向他们的什叶派同胞，伊拉克陷入毁灭性的教派冲突之中。
伊拉克安全部队和美军无力遏制派别暴力。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每日在伊拉克城市的市场和清真寺发动屠杀。卫星电视将死亡与破坏的现场图像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尽管入侵以来伊拉克平民的伤亡数字存在广泛争议，但伊拉克政府估计，2003—2011年间，有10万至15万平民丧生。同阿富汗一样，在伊拉克，平民承担了反恐战争的真正代价。入侵及其后续的暴力摧毁了他们的安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9
萨达姆倒台后，什叶派崛起掌握了伊拉克的权力，这也改变了阿拉伯世界的地区力量平衡。2003年之前，伊拉克一直是最强大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之一，也是遏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威胁的缓冲。2005年后，什叶派领导的伊拉克被视为伊朗的盟友。以沙特和约旦为首的逊尼派邻国忧心忡忡地谈论从伊朗穿过伊拉克到叙利亚（1980年以来就是伊朗的盟友）和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地带”。在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阿迈勒和真主党在国家政局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出现了新的紧张局势，这一局势的发展将进一步破坏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稳定。
同伊拉克一样，布什政府提出的促进民主的倡议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没能取得多少成功。民众对其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不满，使得主张抵制美国的伊斯兰政党，比寻求与西方和解的温和派更具吸引力。2005年在黎巴嫩和2006年在巴勒斯坦领土举行的选举，呈现了一个有关阿拉伯世界民主的令人不安的事实：在任何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中，最有可能获胜的是那些最敌视美国的政党。
2004年11月11日，亚西尔·阿拉法特，这位巴勒斯坦民族斗争的历史性的领袖，这位被围困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因并发症在巴黎一家医院逝世。布什政府坚称，尽管巴勒斯坦人哀悼阿拉法特，但他的离世为他们选举“不沾染恐怖主义”的新领导人提供了机会。2005年1月9日，巴勒斯坦人选举新总统。法塔赫领导人马哈穆德·阿巴斯以63％的绝对多数获胜，接替阿拉法特。布什政府称赞这一结果，宣布阿巴斯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则拒绝与他打交道。
2005年，沙龙宣布打算从加沙地带撤出所有的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以色列在加沙的位置非常不稳固，为保障身处140万敌对的巴勒斯坦人中8000名定居者的安全，以色列派出了数千名士兵。从加沙撤军，受到以色列军队和选民的欢迎。这也使沙龙有更大的自由去忽视路线图，并声称推进他自己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计划。但沙龙拒绝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谈判，以确保加沙顺利交接。结果当以色列人于2005年8月完成撤军时，他们造成了加沙地带危险的权力真空，给哈马斯带来了一场重要的胜利。这个伊斯兰政党自然将以色列撤军归功于自身，是他们多年的抵抗将以色列赶出了加沙。
哈马斯的实际所得之大，直到2006年1月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才体现出来。参选的两个主要政党是阿拉法特的法塔赫，由马哈穆德·阿巴斯领导，以及哈马斯，由伊斯玛仪·哈尼亚（Ismail Haniya）领导。西方的媒体和政策制定者都预计哈马斯将获得强有力支持，而法塔赫在立法委员会中的多数席位将有所减少。然而，哈马斯成功之巨震惊了巴勒斯坦人和外国观察者。哈马斯赢得了绝对多数，获得了立法委员会132个席位中的74个，法塔赫仅保住了45个席位。巴勒斯坦领土被分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其统治机构也分裂为法塔赫控制的行政机构和哈马斯控制的议会。让局势更为复杂的是，一个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而予以正式抵制的政党，赢得了一场国际观察者眼中自由而公正的选举，组建了巴勒斯坦的下一届政府。对于美国的反恐战争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逆转。巴勒斯坦人民将为此付出代价。
哈尼亚总理领导的哈马斯新政府公开拒绝中东问题四方的政策。哈尼亚拒绝承认以色列，拒绝接受武装抵抗，拒绝接受路线图的条款。因此，四方切断了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一切援助。在哈马斯证明愿意以西方的方式“放弃恐怖”之前，欧盟和美国都不会支持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即使这一机构是民主选举产生的。
在黎巴嫩，伊斯兰真主党因其反抗以色列和美国的政策而吸引了选民。真主党的强势让布什政府惊讶，布什政府坚持认为黎巴嫩公民在叙利亚的压迫下成功地维护了他们的民主权利，是一个典范。
2005年2月14日，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k Hariri）遇刺，引发了黎巴嫩的民主运动。哈里里是一个引人瞩目的人，就在4个月前，他辞职抗议叙利亚干涉黎巴嫩政治。对他的谋杀，其暴力程度甚至震惊了饱经战火的黎巴嫩人。哈里里的车队按照每日例行的路线从议会回家，在经过海滨酒店区时，刺客引爆了1吨重的汽车炸弹。有21人与哈里里同归于尽，包括政客、保镖、司机和无辜的路人。
哈里里的儿子萨阿德（Saad）领导全国哀悼，并明确表示叙利亚是他父亲遭受暴力死亡的罪魁祸首。暗杀事件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示威，使黎巴嫩政治陷入停滞。3月14日，100万黎巴嫩人涌向贝鲁特市中心，要求叙利亚完全撤出黎巴嫩。这是第一起将同6年后的“阿拉伯之春”联系在一起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这场运动得到了美国的全力支持，后者指责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下，叙利亚政府同意将其士兵和情报部门撤出黎巴嫩，此前叙利亚已占领黎巴嫩近30年。最后一批叙利亚军队于4月26日从黎巴嫩撤出。
2005年5月和6月，黎巴嫩公众投票选举新议会。布什政府称赞这次选举证明了美国促进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政策是正确的。以萨阿德·哈里里为首的反叙利亚联盟赢得了议会128个席位中的72个。然而，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的政治派别赢得了14个议会席位，形成了一个稳固集团，并与一群亲叙利亚政党一起，成为黎巴嫩政治中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即使在黎巴嫩，明显敌视美国的政党在投票中也表现良好。
抵抗以色列给伊斯兰主义政党带来了政治利益。事实上，只要他们坚持大胆打击犹太国家，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就可以指望得到广泛的政治支持。他们还认为，反抗以色列、解放穆斯林土地是一项宗教义务。2006年夏天，双方对以色列的袭击都升级了，给加沙地带和黎巴嫩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2006年6月25日，一群哈马斯活动分子通过埃及边境附近的一条隧道，从加沙地带进入以色列，袭击了以色列军队的一个哨所。他们打死了2名士兵，打伤4人，俘虏了一名叫吉拉德·沙利特的年轻士兵，并带着他逃回加沙。6月28日，以色列士兵进入加沙，并于第二天逮捕了64名哈马斯官员，其中包括8名巴勒斯坦内阁成员和20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哈马斯的回应是向以色列发射自制火箭，以色列人则部署空军轰炸巴勒斯坦目标。11名以色列人和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2006年11月的停火前死亡。
真主党同以色列的交战引发了后者针对黎巴嫩的极其过度的回应。2006年7月12日，一群真主党战士越境进入以色列，袭击了2辆在黎以边界巡逻的吉普车。他们打死了3名士兵，打伤了2人，并俘虏了2人。这次无端的袭击引发了为期34天的冲突，其间以色列地面部队入侵了黎巴嫩南部，以色列空军轰炸了关键的基础设施，并夷平了贝鲁特南郊整个什叶派街区，导致约100万平民流离失所。真主党战士在黎巴嫩南部山区与以色列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并持续不断地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迫使数千名以色列人撤离冲突地区。
黎巴嫩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毕竟，布什政府把民主的黎巴嫩吹捧为中东的榜样，并在2005年黎巴嫩要求叙利亚撤军一事上给予了全力支持。然而，在2006年，美国不愿对以色列进行干预，甚至不愿呼吁停火。由于以色列正在打击的是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布什政府拒绝对该盟友加以限制。事实上，当对黎巴嫩的轰炸行动耗尽了以色列的军火库时，美国政府向以色列人提供了激光制导武器和集束炸弹。到8月14日34天的冲突结束时，已有1100多名黎巴嫩人和43名以色列平民在空袭中丧生。在战斗人员中，联合国估计有500名真主党民兵被打死，以色列军队报告有117名士兵死亡。
2006年夏季的冲突表明，美国对阿拉伯民主的支持是有限的，对以色列的支持是无限的。实际上，布什政府只会承认亲西方政党掌权的选举结果。美国会支持以色列对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各方采取的任何行动，无论这种行动多么过度。美国与以色列谴责哈马斯和真主党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强了后两者在国内的地位。伊斯兰抵抗运动非但没有因为挑起与以色列的毁灭性战争而受到谴责，反而因为反对布什、以色列和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在国内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中赢得了更大的支持。
2008年11月，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美国进入了一个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新时代。在上任的头100天里，这位新总统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旨在缓和7年反恐战争所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他开始裁减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并放出信号表示，巴以和平进程是第一要务。他恢复接触叙利亚和伊朗等布什政府回避的国家。
对这一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新政策的最为清晰的表述，出现在2009年6月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美国和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一个新开端，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新开端，”奥巴马对专心听他演讲的听众们说，“必须不断努力地相互倾听、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寻求共同点。”尽管阿拉伯世界的许多人保留自己的判断，等着看奥巴马是否言行一致，但他所传递的信息，对于这个因多年来处于反恐战争核心区而不堪重负的地区而言，是令人欣喜的宽慰。
尽管奥巴马在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在8年任期内一直与伊斯兰世界保持战争状态。在减少驻伊美军人数的同时（2011年12月，美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巴格达），他将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增加到10万人，直到2014年才宣布结束在那里的军事行动，使阿富汗战争（2001—2014）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最具争议的是，奥巴马加大了在巴基斯坦、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使用无人机发动致命袭击的力度。布什总统授权了大约50次无人机袭击，造成296名战斗人员和195名平民死亡，而奥巴马则批准了500多次无人机袭击，夺去了3040名战斗人员和数百名平民的生命。10奥巴马的白宫授权的最重要的定点清除行动发生在2011年5月2日，美国突击队员在乌萨马·本·拉登位于巴基斯坦阿博塔巴德的秘密营地枪杀了他，并将他海葬。“9·11”袭击后，布什总统援引了蛮荒西部（Wild West）的正义，称要缉拿本·拉登，无论他“是死是活”。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奥巴马成功做到了这位反恐战争设计师的未竟之事。
同这名基地组织头目在与西方的冲突中所获得的突出地位相比，阿拉伯世界对本·拉登被杀缄默无声。2011年，整个地区发生的事件盖过了这场冲突，也盖过了西方的光芒。因为，随着突尼斯总统宰因·阿比丁·本·阿里和埃及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的倒台，阿拉伯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希望和危险的变革时刻，这一时刻在西方被称为“阿拉伯之春”。
2011年1月的突尼斯“革命”和2月的埃及“革命”促成了“阿拉伯之春”。它们提供了一种民众反抗的语言和策略，阿拉伯世界各处纷纷效仿。最先在突尼斯出现的口号在埃及被重复使用，接着又被用于利比亚、巴林、也门和叙利亚：对那些已经失去其统治效力的强人们用命令式的口吻喊道“滚！”，以及那响彻各处的“人民想要推翻政权！”。战略上，通过社交网站进行大规模动员，让组织者绕开安全部队，让示威者占据市中心的公共空间，比如突尼斯布尔吉巴大道和开罗的解放广场，并昼夜不停地举行抗议活动，直到统治者倒台。示威的规模使阿拉伯公民有信心坚持挑战专制的统治者。阿拉伯世界各国首都的抗议者坚称，他们不再害怕他们的政府。当时的假设是，每一个发动“阿拉伯之春”起义的国家都可以重复突尼斯和埃及抗议者所取得的成功。
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是同质的，普适于同一个“革命”范式，这个观点被证明是“阿拉伯之春”的谬误。很快人们就发现，穆阿迈尔·卡扎菲统治下几乎完全没有国家机构的利比亚，同受逊尼派和什叶派间教派冲突困扰的巴林完全不同，巴林又同拥有悠久地方主义历史的也门不同，而也门又同阿拉维派少数族裔统治下的叙利亚毫无相似之处。2011年经历了“革命”的6个国家，在国内的限制因素和地区大国干预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极为不同的结果：反“革命”、内战、地区冲突和跨境哈里发政权兴起。一开始的解放运动迅速恶化成困扰现代中东的最严重的政治和人道主义危机。
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成功之后的几周内，反“革命”的力量在巴林扭转了“阿拉伯之春”的走向。
巴林的年轻人关注着突尼斯和埃及的事态发展，愈来愈兴奋。他们在“巴林在线”（Bahrain Online）上进行互动，这是一个社交媒体网站，为安全、匿名地交换政治观点提供了一个虚拟的聚会场所。到2011年，“巴林在线”已经拥有数十万用户。2011年1月26日，也就是埃及人聚集在解放广场的第二天，一位发帖人在“巴林在线”上建议：“让我们选择一个特定的日子，开始巴林的民众‘革命’。”读者们一致认为，2月14日是不二之选，因为这一天关联着这个岛国一度被拉高却又破灭的期望。11
10年前，即2001年2月14日，巴林政府就《国家行动宪章》举行全民公投，以改革的承诺平息多年来的政治抗议。该宪章承诺恢复选举产生的议会，强化1973年的宪法，并基于君主立宪制赋予巴林更大程度的民主。大量巴林民众支持宪章，公投结果显示，支持率达98.4%，彰显了王国内什叶派和逊尼派社群的高度团结。
《国家行动宪章》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在一年后破灭了。2002年2月14日，统治者谢赫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Shaykh Hamad bin Isa Al Khalifa，1999年起在位）发布命令，批准了一部专制的新宪法，该宪法设立了通过任命产生的上议院和几乎没有权力的民选议院。新宪法把巴林国变成了君主制，国家的统治者成了国王。反对派谴责这一举动是宪法政变，将执政的哈利法家族的意志强加于人民。
2002—2011年间，巴林局势紧张。虽然没有该岛国官方的教派人口数据，但普遍认为什叶派是绝对多数。在该国60万公民中，什叶派占60%甚至更高，余下的是逊尼派（巴林130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国人）。巴林的许多人认为新的宪法秩序给执政的逊尼派少数带来了超过他们人口占比的收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使得对新君主制政权的反对愈演愈烈。
到2011年1月，巴林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满清单很长：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利用教派主义分裂巴林人；腐败，统治精英掠夺国家财富，征敛土地；残酷镇压异见、审查制度；使用外国安全部队打压公民（没有什叶派在安全部队服役）。一位网友在“巴林在线”的一篇帖子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愤怒和沮丧。”2月14日被宣布为民众反抗政权弊病的“愤怒日”，组织者自称“2·14青年运动”。
就在侯斯尼·穆巴拉克下台两天后，巴林抗议者在“愤怒日”走上街头。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和实弹驱散人群，造成一名示威者死亡，多人受伤。第二天为倒下的示威者举行的葬礼引发了新一轮的抗议，并导致另一人死亡。人群开始从城郊和村庄向首都麦纳麦行进，前往“巴林在线”网友们指定的地点，那里是巴林版“解放广场”的理想位置：珍珠广场。
珍珠广场上竖立着为纪念1982年巴林主办的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而建造的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由6张弧形风帆组成，每张风帆代表一个海合会成员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每个桅杆上都悬挂着一颗巨大的珍珠，追溯前石油时代巴林的采珠经济。珍珠广场交通便利，位置居于中心且邻近麦纳麦附近的村庄，自然成为巴林抗议者的汇聚点。
2月15日，示威者涌入珍珠广场，高喊“和平！和平！”以劝阻警察不要向他们开枪。他们呼喊口号：“人民和土地都很愤怒，我们的要求就是有约束力的宪法。”12他们在珍珠广场扎营了两天，直到2月17日安全部队介入强行驱赶示威者，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进一步激起了抗议者的怒火，2月19日安全部队撤离后，抗议者立即涌回珍珠广场。他们了解，突尼斯和埃及的运动是在分别死了几十人和几百人之后才成功的。他们相信，他们也能通过牺牲获得合法的政治权利。政府的镇压使得抗议者的要求更加强硬。人民不再满足于改革，转而要求国王退位，即推翻政权。
3个多星期内，珍珠广场一直是巴林人民起义的神经中枢。抗议者们搭起了帐篷、屏风、临时厨房、医疗中心和演讲台，还为满足国际媒体报道“阿拉伯之春”的不竭需求开设了一个媒体办公室。人群持续在珍珠广场集聚，男男女女、逊尼派和什叶派、资深反对派政客和“2·14青年运动”参与者。狂欢的气氛毫不掩饰对王权的挑战。根据“阿拉伯之春”的脚本，这种对中心广场的公开占领直到政权倒台时才会结束。
哈马德国王和他的政府在如何应对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由首相哈利法·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亲王（Prince Khalifa bin Salman Al Khalifa，他自1970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一职务，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非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领导的强硬派想要镇压。王储萨勒曼·本·哈马德·阿勒·哈利法（Salman bin Hamad Al Khalifa）与7个公认的反对运动进行了秘密谈判，提出了有可能让抗议者满意并解决危机的宪政改革方案。13巴林的海湾邻国站在了首相一边。对沙特领导人来说，巴林的起义对他们自己的统治秩序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他们认为，保守的海湾君主国中，任何一个国家发生“革命”都会威胁到所有国家的政治稳定。他们认为，在这场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抗议运动中，伊朗施加了恶性影响。沙特人推断，如果伊朗在巴林取得成功，他们将势必鼓动石油资源丰富的沙特阿拉伯东部省的什叶派居民发起叛乱。沙特决心在巴林“革命”和伊朗在巴林的渗透这双重威胁生根蔓延之前遏制并消除它们。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牵头进行干预，以打压珍珠广场的“革命”。3月14日，海湾国家以驻扎在沙特的海合会“半岛之盾”联合部队的名义，调动2000人的部队和150辆装甲车穿过连接沙特和巴林的25千米（15英里）长的堤道。沙特及其盟友为干预辩护，称要维护巴林主权免受伊朗威胁，这个理由也反映了这些国家自己的忧虑。哈马德国王宣布巴林进入“国家安全状态”，授权巴林政府“清空或隔离某些区域以维持安全和公共秩序”，赋予其搜查权、逮捕权以及撤销（相关人士）公民身份和驱逐威胁公共安全的外国人的权力。14
在海湾盟国的支持下，巴林安全部队开始清除珍珠广场的示威者营地。政府不仅推倒了珍珠广场的临时建筑，还拆除了纪念碑，风帆和混凝土塑成的珍珠被夷为瓦砾，用卡车运走。巴林外交大臣哈立德·本·艾哈迈德·阿勒·哈利法（Khalid bin Ahmad Al Khalifa）将此次行动形容为“消除糟糕的记忆”。15之后，政府镇压了所有与抗议运动有关联的人士，包括大规模逮捕、涉嫌使用酷刑、组建特别安全法庭进行审判和判处重刑。巴林政权充分利用了在进入“国家安全状态”后可采取的措施。
国际社会对镇压的批评迫使哈马德国王做出让步，授权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巴林的起义和对起义的镇压。在杰出的美籍埃及裔法学教授谢里夫·巴斯尤尼（Cherif Bassiouni）领导下，该委员会对这个海湾国家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法律审查，于2011年11月发布了长达500页的详细报告。该报告记录了数百起不公正的定罪和过度的判决、多起对被拘留者数周内不得与家人或律师见面这样的“强迫失踪”控诉、60起酷刑以及5名被拘留者死于酷刑。16国王承诺惩罚那些虐待行为的责任人，实施改革，并努力在经历2011年严重分裂事件后实现民族和解。但是最终，巴斯尤尼报告提出的建议没有得到落实，巴林政权诉诸镇压以规避改革。
巴林政府战胜了珍珠广场的抗议者，这标志着突尼斯和埃及模式的“阿拉伯之春”终结。靠聚集足够多的人已不再能确保政权垮台。这个海湾小国向世人展示，如果一国武装部队一直忠于统治者并愿意向示威者开火，政权就能够挺过“革命”。对“革命”的逆转于2011年3月在巴林开始，于2013年7月在埃及达到高潮。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是关于公民不再恐惧他们的政府，那么反“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来恢复恐惧。反“革命”将把随后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发生的所有起义变成流血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