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是在巴林起义爆发几天后来到利比亚的。1969年以来，自诩为“兄弟领袖”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他总是拒绝接受“总统”头衔），通过残酷的镇压而非利比亚人民的首肯，长期掌握着权力。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鼓舞下，利比亚人民奋起反抗统治他们41年的独裁者，揭开了2011年阿拉伯觉醒运动的暴力新篇章。
2月15日，东部城市班加西爆发示威，安全人员用武力镇压示威者，打伤数十人。利比亚活动分子效仿埃及和巴林组织者的做法，呼吁在2月17日发动“愤怒日”行动。抗议活动蔓延到全国各地，并波及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政府大楼和警察局。安全部队对示威者使用实弹，打死80多人。卡扎菲的儿子、预计的接班人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在2月20日的一次电视广播中威胁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他轻蔑地对着镜头摇着手指说：“不要为84人的死亡而哭泣，因为你将为数十万人的死亡而哭泣。血流成河将近。”他谈论利比亚，就好像这是他家族的私有财产：“这个国家属于我们。”17
局面迅速脱离了政府的控制。卡扎菲政权的反对者将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作为他们的大本营，并于2月27日在那里成立了执政机构——国家过渡委员会。利比亚东部地区的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成员反抗政府，加入了反叛。反叛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寻求推翻卡扎菲。然而，其余大部分武装部队依然忠于政权。一开始就是武装冲突的利比亚“革命”很快演变成内战。
在反叛初期，反叛分子占了上风。他们巩固了在班加西和利比亚东部沿海地区的地位，重新竖起1969年革命之前的红、黑、绿三色带有白色伊斯兰星与新月的国旗。数以千计的平民志愿者带着与他们的纪律和训练成反比的热情，加入了反叛的军队。他们驾驶配备重型机关枪的改装皮卡车，从班加西的基地出动，占领了重要的沿海城市，包括炼油港口城市布瑞加与拉斯拉努夫。到2月底，叛乱分子已经把控制范围扩大到班加西以东的整个海岸和的黎波里附近的主要城镇，如米苏拉塔。班加西四处都张贴着强硬的标语，用粗体红字书写的“拒绝外国干涉”周围围绕着鲜明的武器图案。“利比亚人民可以自己解决。”然而，事实证明，有关卡扎菲将重蹈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覆辙的预言是不成熟的。
这位利比亚独裁者对他的统治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表现出愤怒，但毫不畏惧。他在的黎波里实施了全面打击。政权在城中心的绿色广场组织了支持卡扎菲的集会，数千名利比亚人在那里高呼口号支持“兄弟领袖”、反抗叛军。卡扎菲仍然控制着他的军队中装备最精良、训练最有素的部队。2月22日，他发表了冗长而杂乱无章的演讲，把叛军斥为“老鼠和蟑螂”，并发誓要“一寸一寸、一屋一屋、一户一户、一巷一巷”地追捕他们。这是卡扎菲扼杀“革命”的开始。
政府军在3月头几周的几个重大战斗中与反叛者交战并击败了他们。当卡扎菲的军队接近叛军在班加西的据点时，国际社会担心大屠杀迫在眉睫。反叛者2月的强硬立场不再，叛军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干预。3月12日，阿拉伯联盟做出一项非同寻常的决定，要求联合国授权在利比亚叛军控制的地区设立禁飞区，以支持反叛者对抗被承认的政府。根据阿盟的决定，联合国安理会于3月17日通过了第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全境设立禁飞区，并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
联合国的决议使利比亚“革命”国际化。北约领导的干预部队几乎即刻袭击了利比亚境内的主要目标，法国、英国和美国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约旦、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拉伯空军部队的支援下，北约战机发动致命空袭，卡扎菲的部队被迫从班加西撤退。行动的主动权已经从利比亚人转移到西方人手中，而任务也从设立禁飞区转向迫使卡扎菲下台。由国际社会来寻求推翻政权，这在“阿拉伯之春”诸起义中是头一次。
2011年春夏期间，尽管北约发动了数千次袭击，但卡扎菲仍控制着政权。反对运动的重大突破出现在8月20日，一次大规模进攻突破了卡扎菲在的黎波里的防线。8月23日，在反叛者庆祝胜利之时，利比亚独裁者和他的儿子们逃离了首都。国家过渡委员会获得国际承认，成为利比亚临时政府，并承诺迅速过渡到立宪政府。烟花四射，利比亚人民公开庆祝的黎波里的解放。
然而，这场战争在攻陷首都后仍在继续。卡扎菲的效忠者继续在这名下台领袖的家乡苏尔特和效忠者的根据地巴尼瓦利德，与国家过渡委员会的部队作战。经过长时间的围困，苏尔特于2011年10月20日落入国家过渡委员会部队之手，卡扎菲和他的儿子穆塔西姆（Mutassim）在那里被捕并被用私刑处死。卡扎菲之死的恐怖视频被上传到互联网，他的尸体在曾遭受政府军数月围困的米苏拉塔被公开示众，以向利比亚人证明，这名暴君真的死了。卡扎菲是这场已导致超过1.5万人丧生的冲突中最新一名死者。
政权的垮台并没有带来新的民主秩序，而是造成了权力真空。卡扎菲给他的人民留下了一种特殊的、缺乏制度的统治模式，这种模式使他多年来可以在权力不受制约或制衡的情况下统治。当利比亚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公民结束流亡回来助力重建祖国时，他们见到的是危险的混乱，因为有枪的人比有思想的人更容易填补权力真空。
利比亚向民主的过渡如约开始。2012年7月7日，约280万利比亚公民踊跃投票，选举设有200个席位的国民议会，以取代国家过渡委员会。然而，从一开始，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派别分歧，加上利比亚本土政治中显著的部落和地区分裂，阻碍了议会的工作。的黎波里的民选政客对部落民兵统治的省份没有控制权。到2013年8月，敌对民兵组织之间爆发武装冲突，它们与政府角力，争夺城镇、港口和石油设施。
2014年，受迫于不可调和的政治力量，利比亚一分为二。在国民议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伊斯兰主义派别控制了首都的黎波里和整个利比亚西部。新选出的取代国民议会的国民代表大会和总理阿卜杜拉·萨尼（Abdullah al-Thinni）为首的利比亚政府被迫流亡到利比亚东部。利比亚国民军由一名前卡扎菲麾下的将军哈利法·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领导，支持利比亚东部的国民代表大会，而强大的民兵组织则力挺利比亚西部伊斯兰主义者主导的国民议会。
利比亚的战争给这个国家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据估计，2011—2015年间，有2.5万人死于这场冲突，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就百姓的苦难和政治的分裂而言，利比亚“革命”与也门2011年以来的经历最为相似。
卡扎菲死后一个月，2011年11月23日，执政33年的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成为第四位倒台的阿拉伯统治者。
也门的“革命”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陷入僵局。这个国家按照先前南北分立（1990年统一）的模式呈现出内部分化，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一较为活跃的基地组织分支的根据地，并深陷也门-沙特边境什叶派胡塞社群的武装叛乱。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总统于1978—1990年统治北也门，并于1990年成为也门联合共和国总统。同阿拉伯专制统治的做法一样，他正在培养他的儿子艾哈迈德（Ahmed）来接替他。在阿拉伯世界中处于人类发展水平最低的情况下，也门人民对父子继承的前景深感忧虑，认为这会使萨利赫的蠹政永久化。因此，也门人民采纳了2011年阿拉伯“革命”的口号，希望推翻他们的政权。
2011年2月，萨那、亚丁和塔伊兹爆发数万人之众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分子在萨那大学附近搭建了一个帐篷城，效仿开罗解放广场，称之为“变革广场”。《纽约时报》记者罗伯特·沃思（Robert Worth）回忆，变革广场上的横幅上醒目地写着“反对腐败，反对暴政，人民要求推翻政权”，广场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也门风格。“它可能是受到开罗解放广场的启发，但它显然不同：更大、更脏、更狂野。它向不同方向延伸了好几个街区，在人行道上搭起了一大堆帆布帐篷，中间还有一个大舞台，供演讲用。”18
随着主要军事和部落领导人加入反对派行列，对总统的支持开始瓦解。然而，也门这场以和平抗议开始的运动变得越来越暴力。3月18日，军中忠于总统的部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50多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许多支持总统的人辞去了职务，加入了反对派。也门军中整支整支的部队倒戈支持示威者。国际社会也呼吁也门总统下台，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变得更加孤立。
在经历了10个月的政治动荡之后，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终于在海合会的斡旋及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支持下签署了一项协议：放弃权力并即时生效，以免于被起诉。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萨利赫于11月23日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Abed Rabbo Mansour al-Hadi）。然而，该协议远远没有满足抗议者改变政权的要求，也没有解决也门政治精英在“革命”过程中的派系分歧。活动分子希望看到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对示威者的死亡（总计近2000人）负责，他们认为，萨利赫不应该获得法律豁免。当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下台时，也门几乎没有庆祝，因为也门人依然不相信他真的放弃了权力。
也门于2012年2月举行了选举，但许多也门人质疑投票的意义，因为选票上只有一个名字：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然而，65%的选民最终还是授权哈迪总统改革也门政府，让该国各派实现和解。哈迪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2014年1月，全国对话会议就也门新的联邦结构和新宪法的条款达成了协议。然而，政治过渡也带来了不稳定。胡塞部落在以前忠于被推翻的总统萨利赫的军队的支持下，在北部重启叛乱。许多人公开推断，萨利赫正与他担任总统时试图镇压的胡塞武装分子勾结在一起。
2014年9月，胡塞武装未经抵抗进入也门首都萨那。胡塞人对这座城市并不陌生。他们属于宰德派，是什叶派的一支，其领袖或伊玛目以萨那为基地，统治也门达数个世纪，直到1962年共和革命为止。从历史上看，宰德人与伊朗的主流什叶派几乎没有接触。尽管在阿拉伯半岛，宰德人是少数教派，但他们从未在也门经历过教派冲突。然而，这些历史上的区分在21世纪困扰阿拉伯世界的恶性教派主义中很容易被忽视。
在几个月不愉快的共处之后，胡塞人在2015年2月任命了一个执政委员会来接替哈迪总统，后者带着政府主要成员逃往他的家乡亚丁。哈迪不愿将权力移交给胡塞人，他仍然是国际公认的也门领导人。胡塞人向亚丁挺进，打压这位流亡的总统，但哈迪逃到沙特阿拉伯，为他倒台的政府谋求支持。沙特人对也门的危机越来越担忧，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伊朗人幕后操纵、旨在破坏阿拉伯半岛南部稳定的什叶派运动。他们决心像对待巴林那样，采取果断行动，防止伊朗在阿拉伯半岛立足。
2015年3月，沙特领导的十国联军对也门胡塞叛军发动了战争。19沙特海军对沿海地区实施严格海禁，防止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海上补给。与利比亚和巴林一样，最初的国内起义已演变成一场国际冲突。到2015年9月，也门政府军在其阿拉伯盟友空中力量的支持下，成功收复了亚丁。哈迪总统回到这座南部港口城市，领导一个无力的政府，这也确认了也门分为胡塞武装控制的北部和哈迪统治的南部。与此同时，阿拉伯联盟发起了毁灭性的空袭，将这个阿拉伯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大量居民楼和基础设施夷为平地。
2011年之后的几年里，“革命”、战争和海上禁运加在一起，造成了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到2015年底，战争使约250万也门人在境内流离失所；到2017年，战争估计已造成1万人死亡，4万人受伤。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面临着饥荒的爆发，因为海上封锁关闭了也门的国际货运渠道，而也门90%的粮食依赖进口。比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更糟糕的是，也门退化成了两个失败国家，彼此间争斗不休。20
尽管事实证明，利比亚和也门的事态发展是可怖的，但“阿拉伯之春”历史上最悲惨的一章是在叙利亚展开的。
叙利亚是2011年最后爆发民众起义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当脸书活动分子首次试图在大马士革发动大规模抗议时，安全部队的人数远远超过示威者，以至于他们被吓得不敢坚持推进他们的行动。此外，2000年接替父亲哈菲兹·阿萨德担任总统的巴沙尔·阿萨德，享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公众的支持，这让他有别于其他阿拉伯统治者。他掌权了11年，相对还是一个新人，而且他仍然享有改革者的名声——尽管这并不符实。2011年春，叙利亚政权在叙利亚和约旦边境的农业城镇德拉对一群青少年的抓捕与折磨，打破了这一形象。
3月的一天，一群叛逆的年轻人在德拉的墙上写上了2011年阿拉伯“革命”的标语：“人民想要推翻政权”。这一小小的挑衅行为，在当年春天的阿拉伯世界显得平淡无奇，但叙利亚政权对它的反应，将引发一场“革命”。
对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局势发展忧虑不安的阿萨德政权，拒绝容忍最低限度的异见表达。秘密警察逮捕了15名10—15岁之间的男孩，罪名是制作异见涂鸦。他们绝望的父母向政府请愿，要求释放他们，随后发展为公开游行抗议。安全部队以实弹回应，在德拉枪杀示威者，最后同意释放被拘留的青少年以平息事态。被释放后，这些男孩身上带有明显的酷刑痕迹，他们大部分的指甲都被拔掉了。
释放德拉的受虐儿童非但没有平息局势，反而激起了愤怒。在叙利亚近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中，成千上万的市民起来反抗，推翻了所有与阿萨德政权有关的象征物。作为回应，军队加大了镇压力度，袭击了市中心一座被抗议者用作基地的清真寺，造成5人死亡。人群聚集起来埋葬死者，抗议的规模成倍增加。3月的最后一周，超过55名德拉市民死亡。
叙利亚各地的人们都密切关注着德拉事件。在许多像德拉那样经济不景气的小镇，市民们感觉被政府遗忘了，但却因害怕遭到报复而不敢抗议。在2011年春的“革命”氛围下，叙利亚人民鼓起勇气表达他们的异见并要求变革。他们开始组织抗议活动，给每一天都起不同的名字。萨玛尔·亚兹贝克是大马士革的一位单身母亲，她从2011年3月25日“尊严的星期五”开始写关于叙利亚“革命”的日记，从一开始就记录了伴随起义而来的激烈暴力：
今天，在尊严的星期五，叙利亚各大城市都爆发了示威。超过20万名示威者悼念德拉的死难者。德拉城外的全部村民都向南部的墓地行进。15人被杀。在霍姆斯有3人被杀。在拉塔基亚，有人被杀害，有人受伤……军队包围德拉，并向任何移动的生物开火。在塞奈迈因，安全部队实施大屠杀，杀了20人。21
事后看来，亚兹贝克对起义的支持似乎很令人惊讶，因为她是阿萨德总统所属阿拉维教派的一员。然而，在“革命”的头几个月，包括穆斯林、基督徒、阿拉维派和德鲁兹人在内的所有教派的叙利亚人共同行动要求改革。只有当“革命”演变成内战时，教派主义才开始起作用。
在叙利亚“革命”的第一阶段，抗议者是非暴力的。他们呼吁废除1963年以来实施的“紧急状态法”，以恢复他们的政治权利和人权。他们在反对法国委任统治时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使用的旗帜下集会，该旗由绿、白、红三道横条构成，中间有三颗红星（叙利亚的官方国旗同1958—1961年间与埃及联合时使用的旗帜保持一致，由红、白、黑三道横条构成，中间是两颗绿色的星）。他们开始从小城镇发动，也呼吁大城市的同胞们高举横幅，提出改革诉求。
无论示威者多么平和，政权从一开始就开枪还击。与其他经历反“革命”的国家（巴林、利比亚和也门）一样，很大一部分军队仍然忠于总统，并被证明愿意向同胞开火。越来越多的持不同政见的士兵脱离部队，以抗议指挥官命令他们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火。2011年7月，一群变节的军人组建叙利亚自由军，领导反政权的武装叛乱。从非暴力到武装抗议的转变，把“革命”变成了全面的内战。
叙利亚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充分反映了这一转变意味着什么。在战争的第一年结束时，联合国已经报告有5000多人在叙利亚死亡。到2012年底，这一数字上升到4万人。联合国估计，到2014年夏季，死亡人数为19.1万。而在2016年，经过5年战争之后，死亡人数已超过40万。虽然死亡人数令人震惊，但它只反映了叙利亚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中的一小部分。到2016年，冲突已使叙利亚一半以上的人口背井离乡。大约有610万叙利亚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另有480万人去境外的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欧盟国家寻求避难。22叙利亚人民和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解释，为什么“阿拉伯之春”会走上如此严重的错误道路。
示威者和国际社会忽视了阻碍叙利亚政权倒台的一些国内制约因素。无论反对者如何辱骂，巴沙尔·阿萨德在叙利亚一直享有较大的支持。叙利亚的少数群体——阿拉维派、德鲁兹人、伊斯玛仪派和基督教徒，约占2200万总人口的25%。绝大多数叙利亚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估计占总人口的75%。少数群体中的许多人认为，巴沙尔·阿萨德和他的阿拉维派主导的政府是对抗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秩序的堡垒，在这种秩序下，少数群体会遭到歧视。阿萨德还得到了更多持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立场的逊尼派穆斯林的大力支持，他们是执政的复兴党成员。支持者中还得算上为政权奋战的所有军队和安全部队人员。考虑到叙利亚出现的内部分歧比许多外国分析人士所承认的要严重得多，阿萨德的支持基础就显得更大了。
此外，与反对派相比，叙利亚政权的团结程度更高。在叙利亚战争期间，出现了数十个反对派民兵组织向政权发起挑战，从呼吁民主改革的公民团体，到以建立伊斯兰政权为目标的强硬派萨拉菲。这些反叛团体往往各有各的目标，为争夺地盘而相互战斗。另一方面，政权的凝聚力远超反对势力。政权受到的威胁越大，其核心就越强大。对于阿萨德政权及其支持者来说，胜利关乎生存。这场冲突已经恶化到不仅赢家通吃而且输家必亡的境地。这种对阿拉维派和复兴党人以及阿萨德政权其他关联群体进行种族灭绝式报复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阿萨德政权为何在保持权力上下了如此坚定的决心，为何宁可整个国家沦为废墟也不愿投降。
最后，随着地区和全球大国为保护自身利益进行干预，叙利亚冲突迅速国际化。自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叙利亚政权与阿拉伯国家分道扬镳去支持伊朗以来，伊朗一直与叙利亚保持着特殊关系。德黑兰从一开始就给予阿萨德政权无条件支持，这一立场得到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的力挺。在叙利亚这场多战线的冲突中，伊朗革命卫队和真主党战士支持疲于作战的叙利亚正规军。为削弱伊朗的影响力，沙特及其海湾盟国在背后支持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民兵组织，向他们提供武器和弹药。土耳其为叙利亚自由军和致力于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政治派别提供了一个基地，同时派军队跨境进入叙利亚，以阻止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组织在对抗阿萨德政权过程中获益。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向一些特定的反对派别和民兵组织提供了有限的支持，或多或少与土耳其和海湾国家保持一致。
2015年9月，俄罗斯部署战机支持阿萨德政权，这突破了西方干预叙利亚冲突的限度。俄罗斯在叙利亚有明确的利益，因此果断采取行动保护叙利亚。叙利亚向俄罗斯提供了在地中海东部唯一的海军基地，以及一个监测中东情报的平台。叙利亚也是俄罗斯在阿拉伯世界中最后一个盟友。一旦阿萨德倒台，俄罗斯将失去对叙利亚所有影响力，这将大大削弱它在该地区的地位。
俄罗斯对反对派阵地的空袭为叙利亚军队提供了战略和道义上的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政府表示不会允许阿萨德政权倒台。西方列强谴责俄罗斯干预，但美国和欧洲大国都不愿意直接对抗俄罗斯，也不会把自己的军队投入叙利亚冲突之中。因此，西方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相形见绌，阿萨德政权奉行与俄罗斯和伊朗联合对抗国内反对派的战略，并让美国及其盟国应对另一个争夺对叙控制权的势力——“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产生于2003年之后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组织抗击美国占领的过程中，特别是伊拉克基地组织。在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的领导下，伊拉克基地组织因对西方人和什叶派教徒使用极端暴力而出名。2006年扎卡维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将该组织重塑为“伊拉克伊斯兰国”。伊拉克深陷逊尼派对什叶派掌控的政府的反抗之中，叙利亚处于困境的阿萨德政权正在努力维护其控制下的核心领土，“伊斯兰国”利用两国政府控制力的崩溃，给地区的国家体系带来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挑战。23
2011年起，“伊拉克伊斯兰国”与一支在叙利亚内战中作战的基地组织分支——2012年1月出现的努斯拉阵线结成联盟。2013年，基地组织领导人拒绝了“伊斯兰国”对努斯拉阵线的恶意收编。“伊斯兰国”运动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名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 ISIS）。阿拉伯语词“沙姆”既指大马士革，也指伊斯兰早期大马士革控制的大叙利亚（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些现代国家合在一起的地区）。242014年6月29日，在占领伊拉克的逊尼派核心地区安巴尔省的主要城市和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后，“伊斯兰国”领导人艾布·伯克尔·巴格达迪宣布自己为哈里发，即全球逊尼派穆斯林社群的精神领袖。随后，巴格达迪的部队驾着推土机推倒了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的边界，宣布他们的哈里发国不再承认国家间的边界。“伊斯兰国”定都叙利亚东部城市拉卡，控制了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广阔而人烟稀少的区域。
“伊斯兰国”的出现进一步使叙利亚内战国际化。这场运动迅速以对敌人和它认定的异教徒实施极端暴力而出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斩首外国俘虏视频录像以及施于少数群体雅兹迪人的种族灭绝措施震惊了全球公众。“伊斯兰国”还成功地招募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引发了从华盛顿到北京的安全忧虑。“伊斯兰国”开始宣称对欧洲和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负责。“伊斯兰国”在亚洲和非洲的特许分支开始宣布效忠于这个自封的哈里发国。西方国家遏制“伊斯兰国”的斗争开启了反恐战争的全新篇章，这回的焦点是叙利亚和伊拉克。
叙利亚领土支离破碎，控制方有阿萨德政权、各反对派运动、东北部的库尔德人以及“伊斯兰国”。新出现的敌人分裂了交战各方：美国及其欧洲盟国集中精力打击“伊斯兰国”，土耳其越发注重遏制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而俄罗斯和伊朗则与叙利亚政权合作挫败反对派势力。多股力量的交汇解释了为什么叙利亚经受了反“革命”过程中最为暴力的冲突。
反“阿拉伯之春”的决定性篇章出现在埃及。
“1·25运动”成功推翻了执政30年的穆巴拉克，在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燃起了希望：一个公民权利和问责政府的新时代将要到来。穆巴拉克一下台，埃及就进入了狂热的政治发展时期。埃及军方对政府实行托管，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6个月时间表来起草宪法修正案，作为选举新政府的指导。
埃及历史最悠久的反对派别穆斯林兄弟会已是该国最强大的政治组织。那些青年组织者，尽管十分高效地发动了民众抗议，但他们缺乏体制基础，也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创立了几十个政党，没有一个达到足够多的党员人数，这让更有组织的各伊斯兰主义政党主导了过渡时期的政治。那些较为世俗的埃及人怀疑穆兄会是一个秘密阴谋集团，企图将埃及变成一个伊斯兰国。为了不激起这些埃及人的警觉，穆兄会领导层承诺不寻求议会多数席位，不派候选人竞选总统。在此基础上，解放广场上的其他运动派别接纳穆兄会为埃及政治改革的建设性伙伴。
事实上，2011年11月埃及人投完票后，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了40%的议会席位，居各派之首，获得第二多席位的是更为保守的伊斯兰萨拉菲主义政党光明党（Hizb al-Nur）。鉴于这个民选机构中的大多数席位都被伊斯兰主义者获得，世俗的埃及人开始担心，他们将迎来的不是一部自由主义宪法，而是一部用伊斯兰法取代埃及民法的伊斯兰主义宪章。
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竞选总统，这让穆兄会违背了早先的承诺，也让民众加深了对穆兄会真实意图的怀疑。穆尔西是受过美国教育的工程师，也是资深的穆兄会成员。他的竞争对手是同穆巴拉克有密切关联的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Ahmed Shafik）。对于埃及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必须在一个穆兄会成员和一个旧政权成员间做出选择，简直糟糕透顶。他们最终选择了变革而非世俗主义。2012年6月30日，穆罕默德·穆尔西宣誓就任埃及第五任总统，这是埃及第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
穆尔西的总统任期仅维持了1年。他日益专制的倾向疏远了大批埃及选民。2012年11月，穆尔西发布总统令，授权自己凌驾于法院之上，自封为埃及“革命”的监护人。在他的监督下，制宪会议召开了，但科普特基督徒和世俗的埃及自由主义者退出，抗议专制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制宪会议余下的成员几乎完全是男性伊斯兰主义者，他们于2012年11月30日批准了宪法草案，并急着在12月15—22日间对草案进行全民公投。埃及自由主义者呼吁抵制公投，结果只有33%的人参与投票。占投票者64%的多数人赞成宪法草案。12月26日，穆尔西签署总统令，宣布新宪法生效，他证实了自由主义改革者们对穆兄会劫持“革命”的担心。
2013年头几个月，反对穆尔西总统的声势越来越强。一个自称“反叛”（Tamarod）的运动发起全国范围的请愿，呼吁穆尔西下台。该运动自设目标，要在穆尔西就职一周年之际确保收到1500万个签名，但据报道，到6月29日，已有超过2200万人签名，一致要求穆尔西辞职，这已超出了既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这一数字从未得到证实，新闻报道援引了一些人，他们吹嘘自己已经签了20次请愿书甚至更多。不管是否存在潜在弄虚作假，请愿运动将自由主义者发动了起来，他们走上解放广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推翻穆尔西政权。
埃及军方抓住“反叛”运动带来的机会，干预埃及的政治动乱。许多分析者认为军队积极煽动请愿活动。从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到穆尔西当选总统，埃及一直由一个军事政权统治，每一位总统都曾经是军人：来自陆军的贾马勒·阿卜杜·纳赛尔、安瓦尔·萨达特与来自空军的穆巴拉克。60年来，军队加深了对埃及政治和经济的控制。穆尔西政府及其穆兄会支持者对军方的利益构成了真正威胁，在埃及民主实验的乱局中，最高层军官迅速采取行动，重新控制局面并维护自身的利益。
埃及军方向穆尔西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48小时内处理埃及人民的合法关切，不然将进行军事干预。这是一个不可能得到响应的请求，穆尔西拒绝了。7月3日晚，国防部部长阿卜杜·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通过电视直播宣布解除穆尔西总统职权，由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阿兹利·曼苏尔（Adly Mansour）临时接替。穆尔西和他的几名主要官员被逮捕并秘密关押。这是一场典型的军事政变，尽管武装部队及其支持者愤怒地否定了这个说法。在开罗和全国其他地方，埃及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颂扬军队的行动尊重了人民的合法要求，是第二次“革命”。
7月3日的政变实际上是埃及暴力反“革命”的开始。一夜之间，穆兄会从执政党变成了违禁组织，其领导人被捕或在逃。穆兄会在埃及拥有广大的支持基础，其支持者被激怒了，因为他们认为，军队违宪，非法从民主选出的总统手中夺取权力。他们聚集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的清真寺示威，采用“阿拉伯之春”的模式，即占据一个中心地点，直到人民的意愿得到尊重，可惜徒劳无获。
军队及其支持者的人数比穆兄会更多。大多数埃及人都对穆兄会未能恪守其选举前的承诺感到失望，并对穆尔西拙劣的威权主义感到惊恐。此外，埃及人普遍厌倦了“革命”的混乱。人们希望恢复正常秩序，希望经济复苏，希望回归工作岗位谋取生计——这些都是被两年“革命”的动荡打乱的生活常态。人们信任军队，因为他们相信军队能够做到令行禁止、雷厉风行。
埃及政治历史上最暴力的篇章接踵而至。2013年8月14日，在6周的抗议活动之后，军方袭击了开罗的两处穆兄会的抗议据点：拉拜阿·阿达维亚和复兴广场。安全部队用实弹攻击平民示威者，一天之内屠杀了多达1000名被废总统的支持者。25军方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实行宵禁，法律便因此暂时失去了效力。当局更猛烈地镇压穆兄会，逮捕了数千人。9月，政府宣布穆兄会非法，冻结了其资产，12月，政府宣布穆兄会是恐怖组织。法院判处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穆兄会最高精神领袖穆罕默德·巴迪阿（Mohamed Badie）和数百名级别略低的骨干人员死刑。此外，还有2万多名伊斯兰主义者被捕入狱。26
埃及军队清洗穆兄会势力的过程中，军队总司令阿卜杜·法塔赫·塞西将军的声望急剧上升。他的崇拜者们把他和纳赛尔相提并论，并鼓励他实现政治抱负。2014年3月，塞西辞去军中职务，得以不受限制地竞选总统。他只有一名竞争对手——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的反对派活动家哈姆丁·萨巴希（Hamdeen Sabahi）。2014年5月，塞西以96%的多数票赢得了总统选举。卸下军装的塞西无疑代表了军队重新掌控埃及政治。
埃及的反“革命”完成了。对许多人来说，2011年的“1·25运动”似乎从未发生过。阿拉伯人民不再要求公民权利和问责政府，他们放弃了对政治自由的希冀，不顾一切地寻求稳定。“革命”造成埃及和巴林的政治动荡，在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升级为内战。事实证明，“革命”式变革的代价超出了阿拉伯人民的承受能力——除了突尼斯，那里上演着“阿拉伯之春”仅存的成功故事。
突尼斯是唯一一个在“阿拉伯之春”后通过谈判实现向新宪政秩序平稳政治过渡的阿拉伯国家。反对派成员与本·阿里时代官员联合组建团结政府执掌权力。2011年10月，突尼斯人涌向投票站选举制宪会议来修订突尼斯宪法。本·阿里治下非法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复兴党（Ennahda）赢得了最多选票，达41%。同埃及穆兄会不同，突尼斯复兴党并没有试图利用从选举中获得的权力来主宰突尼斯政治。在突尼斯，伊斯兰主义者选择与两个中间派世俗政党合作，维持了较高程度的民族团结。起草新宪法的进程很漫长，但这是为了建立共识而不是实行胁迫。2014年1月通过的新宪法庄严载入了“革命”运动在公民权利和法治方面取得的成就。
2014年10—12月，突尼斯选民根据新的治国规则投票选举议会和总统，突尼斯向新宪政时代的过渡告一段落。这些规则是突尼斯人经过反复讨论和投票确认之后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外国势力强加的，达到了几个世纪以来围绕限制统治者专制权力而进行的斗争的目标。2014年的选举结果十分乐观。世俗派呼声党（Nidaa Tounes）赢得相对多数席位，伊斯兰主义的复兴党获得第二多席位，两党同意组建联合政府，呼声党主席贝吉·凯德·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当选总统。
然而，突尼斯所取得的成就还很不稳固。突尼斯遭受了恐怖袭击，严重破坏了作为经济支柱的旅游业，而外国投资者尚未给予突尼斯足够的信任。在恐怖主义威胁得到遏制和经济增长得以恢复之前，突尼斯“革命”取得的成果仍将面临风险。然而，突尼斯脆弱的民主实验所取得的成功，符合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经历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暴力和破坏之后，阿拉伯人民势必将重申对问责政府的合法要求。对于阿拉伯人民在21世纪的希冀而言，突尼斯将成为一座灯塔。
致谢
在撰写这部阿拉伯世界的近现代史时，我有幸已成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
已故的阿尔伯特·侯拉尼是研究阿拉伯世界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聚集了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使中东研究中心成为欧洲领先的研究现代中东的大学研究所。从我1991年成为中心成员起，已经退休的同事穆斯塔法·巴达维、德里克·霍普伍德、罗伯特·马布罗和罗杰·欧文一直是我的导师。我充分仰仗了他们对中东的深刻了解，与他们讨论了本书的论点，并硬是将各章草稿发给他们以征求意见。他们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励和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中东研究中心目前的研究团队在各方面都保留了阿尔伯特·侯拉尼最初团队的魔力。在艾哈迈德·沙希、沃尔特·安布拉斯特、拉斐拉·德尔·萨托、荷马·卡忒泽安、西莉亚·克斯莱克、菲利普·罗宾斯和迈克尔·威利斯等人中，我有慷慨的朋友和同事每天都为这个项目做出贡献——每天早上在中心边喝咖啡边闲聊，推荐阅读文献和评论章节草稿。我特别感谢阿维·施莱姆，他是一位研究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波折历史的杰出而富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学家。阿维阅读了每一章，并在大学的午餐时间与我会面，给我最详细和最有建设性的反馈。他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对本书的每一部分都有影响。
我要感谢中东研究中心的档案管理员黛比·阿瑟，她慷慨地支持我对档案中丰富的私人文件和历史照片的研究。我非常感谢中东研究中心图书管理员马斯坦·埃布泰哈伊和中心管理员朱丽亚·库克。
我在牛津大学的阿拉伯近现代史课程中使用了本书稿，非常感谢机敏的学生们的反馈。我要感谢丽姆·艾布·法得勒、尼克·卡尔达赫吉和纳迪亚·奥维达特对本书研究的帮助。
在写本书的这几年里，我一直依靠家人和朋友，无论他们是否为专业人士，都来阅读并评论章节草稿。他们的鼓励和批评对本书的完成起到了比他们所想的更大的作用。我要感谢彼得·艾雷、图伊·克拉克、我的伊拉克历史导师福拉斯·哈迪德、蒂姆·肯尼迪、迪娜·扈利、约书亚·兰迪斯、罗纳德·奈特勒、汤姆·奥尔德、最先鼓励我写作这本阿拉伯人史的托马斯·菲利普、加比·皮特伯格、塔里克·拉马丹、我的兄弟格兰特·罗根、凯文·沃特金斯和我才华横溢的妻子恩盖尔·伍兹。
我要特别感谢我最执着的读者——我的母亲玛格丽特·罗根。她一生都在研究中东，她从头到尾阅读了本书的每一章，挑出错误，没有让母爱蒙蔽她。
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多位读者来信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更正，其中许多已被这一版本采纳。我要感谢阿里·阿拉维、马克·艾伦爵士、穆扎法·H.巴拉齐、赛斯·弗兰茨曼、艾弗·卢卡斯、米歇尔·吕特法拉、弗朗西斯·罗宾森、阿扎姆·萨阿德和理查德·昂德兰。
我要感谢布洛涅-比扬古的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的塞尔日·富沙尔，他制作了阿尔伯特·卡恩收藏中卓越的早期彩色相片的副本以供出版。我也非常感谢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的维多利亚·霍格思和哈佛美术图书馆的杰夫·斯珀尔，他们为本书收录的图像提供了帮助。
如果没有我的文学经纪人费利西蒂·布莱恩的卓越才干，本书就不会问世。我特别感谢费利西蒂打破自己不为朋友代理的规矩。我将永远感激乔治·卢卡斯同意在纽约代表我，并以令人难忘的方式把我介绍给纽约的出版界。他们两人一起为本书找到了最好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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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本书的每一刻，我的家人都是我的力量和灵感。我疯狂地承担了这个写作项目，但恩盖尔以及我俩的儿子理查德和女儿伊莎贝尔十分通情达理，谢谢你们！
图片版权许可
1.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 Christie's Images/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2. Private collection. Photo © Christie's Images/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3. Photograph by Bonfils.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ine Arts Library, HSM
4. Chateau de Versailles, France/ Giraudon/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5. Private collection/ © The Fine Art Society, London, UK/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ine Arts Library, HSM 620
7. Chateau de Versailles, France/ Lauros/ Giraudon/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8. Musée Condé, Chantilly, France/ Giraudon/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9.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15488
10.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15562
11. Musée Albert-Kahn-Département des Hauts-de-Seine, A51046
12. Private Collection/Archives Charmet/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All bes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contact the copyright holder of this anonymous Moroccan 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