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运动初始时期，瓦哈比派被外界广泛误解。他们被描述为一个新的教派，并被指控持有非正统的信仰。恰恰相反，他们的信仰是极端正统的，呼吁回归先知和他的继任哈里发们的原初伊斯兰教。瓦哈比派试图以《古兰经》降示后的第三世纪为界，认定之后伊斯兰教的发展是“有害的标新立异”并明令禁止。
瓦哈比主义最重要的信条是真主独一无二的属性，也即他们所说的“认主独一”。用任何其他低于真主的生命体同真主匹配，都被谴责为多神崇拜（阿拉伯语为“shirk”）。这是因为，一旦有人相信真主有伙伴或代理，那他信仰的就不止一个神。同许多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一些重大变化。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中形成了许多与瓦哈比主义所奉行的绝对的认主独一论相悖的制度。
例如，在阿拉伯世界，圣人崇拜很普遍，从先知穆罕默德的门徒到身份更低的本地村庄的圣人，都有自己的圣墓或圣树。（这些圣地至今仍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得到保存和维护。）瓦哈比派反对穆斯林向圣人祈祷以代替他们向真主说情，因为这损害了真主的独一性。他们认为，向杰出的穆斯林表达敬意，应该以他们为楷模行事而不应敬拜他们的坟墓。因此，圣墓和纪念圣人诞辰的年度朝圣活动成为瓦哈比派早期的攻击目标。伊本·阿卜杜·瓦哈卜曾亲手砍倒圣树，推倒圣墓。摧毁圣墓这种对伊斯兰教中最受尊崇的人物的大不敬行为，让主流的逊尼派穆斯林社会震惊万分。
除了憎恶圣人崇拜外，伊本·阿卜杜·瓦哈卜特别不能容忍与苏非主义有关的神秘主义做法和信仰。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有很多种形式，从行乞苦修到著名的德尔维希旋转舞。从把斋到吟诵、从舞蹈到自焚，苏非派使用多种技巧来达到同造物主神秘结合的狂喜。苏非主义是奥斯曼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各苏非教团定期举行礼拜仪式。一些教团建造精美的道堂，吸引社会精英，另一些教团则呼吁彻底禁欲，抛弃世俗的一切。某些行业和职业与特定的苏非教团相关联。很难想象还有哪个宗教制度会与奥斯曼社会有更密切的联系。然而，瓦哈比派认为，所有参与苏非主义活动的人都是多神崇拜者，因为他们渴望与造物主建立神秘的联合。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
瓦哈比派将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的很大一块视为多神崇拜，从而使自己走上了与帝国冲突的道路。尽管正统伊斯兰教规定容忍犹太教和基督教等其他一神信仰，但却绝对不能容忍多神崇拜或多神信仰。事实上，所有优秀的穆斯林都有责任让多神崇拜者认识到他们信仰的错误，并将他们带上伊斯兰教的正道。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穆斯林就有责任参加“圣战”打击和消灭多神崇拜。瓦哈比主义将苏非主义和圣人崇拜等主流宗教行为定性为多神崇拜，这直接挑战了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合法性。
只要瓦哈比运动局限在奥斯曼帝国边界之外的阿拉伯半岛中部纳季德地区，奥斯曼人就不会重视它带来的挑战。从1744年到1765年穆罕默德·本·沙特去世期间，瓦哈比运动的扩张仅限于纳季德中部的绿洲城镇。直到18世纪80年代末，瓦哈比主义才扩散到伊拉克南部和希贾兹的奥斯曼帝国边境。
在18世纪90年代，奥斯曼人注意到阿拉伯行省面临的新威胁，并敦促巴格达总督采取行动。巴格达的帕夏尽可能地推迟派他的军队进入阿拉伯半岛的敌对地区。1798年，他终于召集了一支1万人的军队与瓦哈比派作战。奥斯曼军队在瓦哈比地区表现不佳，他们很快被包围，被迫与沙特将领沙特·本·阿卜杜·阿齐兹（Saʻud ibn ʻAbd al- ʻAziz）进行停火谈判。瓦哈比派同意停火，但不承诺今后会一直认可奥斯曼伊拉克的城镇和村庄。巴格达的帕夏对此感到忧虑重重。
1802年，瓦哈比派第一次将他们的“圣战”推进到奥斯曼领土，他们袭击了伊拉克南部圣地卡尔巴拉。卡尔巴拉在什叶派伊斯兰教中占有特殊地位，因为公元680年，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侯赛因·本·阿里（Husayn ibn ʻAli）就是在这里被伍麦叶哈里发的军队杀害的。殉难的侯赛因被尊为什叶派伊斯兰教12位永无过失的领袖（即伊玛目）中的第三位，而建在他陵墓遗址上的清真寺装有镀金圆顶，十分奢华。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来到这位伊玛目的陵墓献礼敬拜，而这恰恰是瓦哈比派最厌恶的圣人崇拜。
瓦哈比派对卡尔巴拉的袭击非常残酷，令人胆寒。编年史家伊本·比什尔（Ibn Bishr）给出了同时代人对这场大屠杀的描述：
穆斯林［即瓦哈比派］包围并突袭了卡尔巴拉。他们杀害了市场和房子里的大部分人。他们摧毁了侯赛因陵墓上的圆顶。他们把在陵墓内部和周边看到的东西都拿走了，包括饰有绿宝石、蓝宝石和珍珠的墓罩。他们洗劫了城里所有的东西——财物、武器、衣服、布料、黄金、白银和珍贵的书籍。他们的战利品不计其数。他们在那里只待了一个上午，午后就带着所有的战利品离开了。在卡尔巴拉有近2000人被杀。24
屠杀、亵渎侯赛因的陵墓和清真寺以及劫掠城镇，塑造了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公众口中的暴力名声。残暴袭击圣地并杀害那么多手无寸铁的男女和儿童在奥斯曼世界引起了广泛的憎恶。伊拉克南部、叙利亚东部及希贾兹地区城镇和乡村的居民向奥斯曼政府求助，以抵御这一严重威胁。
面对瓦哈比派的挑战，奥斯曼人困难重重。这场改革运动的根据地在阿拉伯半岛中部，位于奥斯曼帝国最偏远的阿拉伯行省之外。奥斯曼军队须从安纳托利亚行军数月，才能到达纳季德的边境。正如巴格达总督所发现的那样，在瓦哈比派自己的地盘上同他们作战非常困难。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仅仅保证庞大军队的食物和水供给，对奥斯曼人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奥斯曼政府发现自己无力遏制瓦哈比派的威胁。
接下来，瓦哈比派袭击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给奥斯曼帝国合法性的核心以重重一击。1803年3月，沙特将领沙特·本·阿布杜·阿齐兹向希贾兹进发，于4月进入麦加城。他的军队没有遇到抵抗，也保证不使用暴力。他们先向麦加的居民解释了他们的信仰，然后实施了他们的新法：禁止穿丝绸衣服和吸烟，摧毁圣墓，拆毁建筑上的圆顶。在占领两大圣城几个月后，瓦哈比派退回纳季德。直到1806年，瓦哈比派才决定将希贾兹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中剥离出来，并入他们迅速扩张的国家。
一旦瓦哈比派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朝觐者就不再被允许进入伊斯兰教的圣城来完成朝觐功课。来自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奥斯曼帝国官方朝觐团中都有一顶由骆驼负载的驮轿（mahmal），装饰华美，里面安放着覆盖克尔白(Kaʻba)天房的幔帐。天房位于麦加清真寺的中央，内有神圣的宝石。驮轿中还有《古兰经》抄本和大量珠宝。敲鼓吹号的乐手们围绕着驮轿。使用音乐、装饰克尔白天房以及以奢华敬神都触犯了瓦哈比派的禁令，他们拒绝驮轿进入麦加，破坏了几个世纪以来逊尼派穆斯林对麦加最神圣圣地的礼敬。
一名曾在1806年陪同埃及朝觐团的军官，把他同瓦哈比派接触的经历告诉了编年史家哲拜尔提：
瓦哈比人指着驮轿问他：“你们带来了什么礼物，需要你们如此崇敬？”
他回答说：“这是一个自古以来被遵循的习俗。这是一个象征，也是朝觐者聚集的标志。”
瓦哈比人说：“以后不要这样做了，也别带这些东西来了。如果你再带来，我就把它砸碎。”25
1807年，一支不带驮轿和乐师的叙利亚朝觐团试图进入麦加，但仍遭到拒绝。不管有没有驮轿，瓦哈比派都认为奥斯曼穆斯林不比多神教徒好多少，因此拒绝他们进入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
素丹帝王头衔中最重要的部分，强调他是信仰的捍卫者和希贾兹圣城的守护者。瓦哈比派吞并希贾兹并禁止奥斯曼朝觐团进入，蔑视了奥斯曼政府守护其领土的世俗权力和素丹作为伊斯兰教最神圣城市守护者的宗教合法性。威胁已严重到无以复加。若奥斯曼人无法应对这一挑战并重申其权威，他们将无法生存。
尽管奥斯曼人很快就将瓦哈比派贬斥为沙漠中野蛮的贝都因人，但他们知道挫败这场运动将非常困难。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现代战争表明，大国在阿拉伯半岛征战会面临巨大的后勤问题。部队不得不用舰船运送，并在酷热的陆地上长途跋涉，补给线长而脆弱。他们被迫在瓦哈比派的地盘上作战。瓦哈比派是狂热的，深信他们是在践行真主的意志。因此，总会有奥斯曼士兵被瓦哈比派强有力的宣教感染而投入敌方阵营的风险。
从伊斯坦布尔向希贾兹派远征军不太可能。对于这样的远征，奥斯曼人缺乏财力和军事资源。他们转而一再要求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的总督出兵。巴格达总督正在他的南部地区继续抵御瓦哈比派的袭击，尚未能成功击退袭击者。大马士革的总督库尔德人坎吉·优素福帕夏（Kanj Yusuf Pasha）向伊斯坦布尔承诺重新打通朝觐路线，但他没有资源去兑现这一承诺。正如叙利亚编年史家米哈伊勒·米舍卡（Mikhayil Mishaqa）所言，坎吉·优素福帕夏“既无法派出足够的士兵，也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弹药，以将瓦哈比派赶出希贾兹，因为［从大马士革出发］，这将是一场40天行程的远征，将穿过炙热的沙地，沿途也没有食物和水补给他们及其坐骑”。26
只有一个人能够调动必要的军力，并证明有足够的能力击败瓦哈比派，为奥斯曼帝国收复希贾兹。1805年以来，埃及一直由一位能力非凡的总督统治。然而，天赋和雄心可以让他应对瓦哈比派的挑战，但很快又会让他转而对抗奥斯曼政府。确实，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ʻAli Pasha）将行省领导人挑战伊斯坦布尔对阿拉伯行省统治的危险趋势带向顶峰。事实证明，穆罕默德·阿里强大到足以威胁奥斯曼王朝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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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使用的“阿门”同源，源自阿拉米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