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战争中的陕西
一 李继迁起兵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的李继捧献地，是宋初陕西今境全部统一的标志。而宋元之际陕西的长期战乱竟由此而发其端，这就应探寻一下继捧献地的由来。
陕北的党项人为我国古老民族羌族的一支，唐初分布在今甘、青、川三省边区一带，其中的拓拔部原附吐谷浑，唐朝攻灭吐谷浑后，其首领拓拔赤辞降唐。到8世纪初，党项人在吐蕃扩张的威胁下东迁，包括拓拔氏在内的一部入居夏州，称为“平夏部”，这是党项人后来以“夏”为国名之因，也是党项人影响陕西历史之始。
唐末平夏部头人拓拔思恭出兵助平黄巢立功后，拓拔改唐姓为李，并在夏州建立定难军政权。从此党项人便据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控制了从白玉山经横山山脉与无定河流域直至毛乌素沙漠的陕北大片地区，并开始了封建化的初步进程。这时党项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维持着良好的“羁縻”或藩属关系，由于无论是党项诸部还是内地王朝各自都远未统一，也就顾不上打对方的主意。至于汉、羌人民更是愿意友好相处的。
北宋开国之初20年间，定难军政权与中央的关系曾一度比前代还好。这一方面是由于宋朝统治者在边政方面一直较为保守，缺少开边扩土的“进取心”，而主张“以绥怀为务”[1]、“各从宽宥”[2]“因其贡献，厚加赐赉，以服其心，而羁縻之”[3]。另一方面也由于从李彝兴、李克睿、李继筠到李继捧的历代党项首领对新兴的宋朝较为敬畏。宋太祖“不勤远略，如灵夏、河西，皆因之酋豪”[4]，而宋太宗更认为对诸蕃“以国家兵力雄盛，聊举偏师，便可驱逐数千里外，但念其种类蕃息，安土重迁，傥加攘却，必致杀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论也”[5]。这一时期，宋朝对夏州李氏赏赐颇丰，且隆以恩礼。李彝兴称臣后加授太尉，史称当时职备三公者，惟他与宋开国元勋赵普二人。而李氏也素称忠顺，不仅常常以宋朝急需的战马入贡，而且李克睿与李继筠两代都曾应宋之约，出兵助宋军征讨北汉。为了表示对宋恭顺，李彝兴、李克睿和“克”字辈的许多李氏贵族，都曾避宋讳而改过名。[6]由于双方的理智，陕西边境保持了20余年的和平。
然而在这种平静中却酝酿着危机。首先，陕北诸蕃部当时并未统一，李氏不过是诸部中最强者。而李氏内部也有利害冲突，尤其是处在封建化门槛上、正在经历着剧变与新旧冲突的这个敏感时期。而这些冲突难免要体现在对宋关系上来，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李继筠去世，部分党项贵族认为其子年幼不宜嗣位，李继捧遂以季弟身份接掌了定难军。这种行为违反了党项人传统的承袭制度，一时非议纷起。其叔父李克文[7]上书宋朝，反对继捧承袭；而李克远、李克顺兄弟则起兵讨继捧。眼看夏州政权即将陷入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内乱中。在这种情况下，李继捧一面出兵镇压了克远、克顺兄弟的反叛，一面向宋王朝请求内附。
与此同时，北宋经过20多年统一进程，已经消除了中原与南方的割据，把目光投向了北方，正积极筹备伐辽之役。李继捧在这个时候献土内附，正符合宋廷加强统一的心愿。而献土归附这一统一的模式也已经陈洪进、钱俶等南方割据者实践过，不失为一种代价最小的和平统一途径。因此，宋廷对李继捧献土立即表示了欢迎。而献土内附的主张在党项人内部也是得人心的。不仅拥戴李继捧的党项人赞成，就是反对李继捧取消承袭的李克文，以至反对夏州李氏的银州党项拓拔遇所部，都要求内附。实际上继捧、继筠之父李克睿（当时名光睿）当政时，听到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消息后，就曾主动要求罢镇入朝。[8]只是当时太祖基于种种考虑没有同意罢了。
因此，李继捧献土之事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然而由于北宋政府措置失宜，这件好事却演变成了一场悲剧。
这年五月李继捧献土后被留在京师任职，宋廷派名将曹光实为银、夏、绥、麟、府、丰、宥州都巡检使，作为党项李氏、折氏等部聚居的陕北七州行政长官，率军进入夏州接管了政权。就在曹光实进入夏州的次月，在银州发生了李继迁反宋出逃的事件。
今陕西米脂、横山两县间有个李继迁寨，据说就是李继迁的出生地。北宋立国后第四年（建隆四年，963年），他出生在无定河畔银州党项一个中层酋长的家庭里。他的高祖拓拔思忠是拓拔思恭的族弟，从曾祖以下世居银州境。显然，他的家族并不属于夏州政权的核心集团，甚至也不是定难军始祖（拓拔思恭）的后裔。他本人起兵时年仅二十，宋朝按党项内部的宗族亲疏授他以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这一小官。本来他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即使党项内部对李继捧承袭不服，也轮不到他出头。但是他这一家却有较强的民族自尊心与政治抱负。他父亲李光俨就不买宋朝的账，没有改“光”为“克”，成为这一辈份的李氏贵族中很少的几个拒不避宋讳者。他本人不仅继承了这种反宋情绪，而且性格坚毅，百折不挠，又长于谋略。因此在李继捧献地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他便很自然地成为不愿附宋的那部分党项人的一面旗帜，从无定河畔的部落中崛起而成为新一代党项人的民族领袖。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六月，李继迁在宋军进入银州时诈称其乳母死，要出城送葬，遂率领数十人出逃。这些人中有李继迁的族人继冲、继瑗等，有与李家联姻的几个党项大族成员，也有以张浦为代表的不满宋朝统治的一些银州汉人。张浦后来并成了李继迁的主要谋士。李继迁对他们说：“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9]号召他们为恢复“雄视一方”的李氏政权而奋斗。然而以这几十个人与宋军抗衡是不可能的，于是李继迁接受了张浦的献计，率众逃进了北方数百里外大漠中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西南），开始了长期的反宋战争。
宋廷最初对这股小小的反叛势力并未予以重视，而李继迁起兵后的头几年内也连遭失利。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李继迁先后进攻葭芦川与夏州三岔口，都被宋军击败。张浦建议进攻宥州，认为那里的宋军兵力薄弱，有机可乘，结果李继迁倾其众2万人往攻，又被宋宥州巡检使李询打败。李继迁狼狈退回地斤泽，这年冬（984年初），宋将曹光实与知夏州尹宪出兵反攻，牛刀小试，便乘夜打入地斤泽，歼继迁军500余，焚毁400余帐，李继迁母、妻均被俘虏，仅他与弟继冲率少数人逃到更为僻远的黄羊平（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北）。
然而，这个血气方刚的贵族青年没有为接二连三的失败所屈服，他到黄羊平后，通过联姻取得了当地党项部落野利氏的支持，又站稳了脚跟。他招集诸酋长聚会，拿出李彝兴的画像号召说：“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于是党项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归之”。[10]
其实，李彝兴真正的后裔是李继捧而不是李继迁。然而宋廷自大轻敌，又不理解党项人的民族心理，不仅让李继迁夺去了定难军前辈这一面号召族众的旗帜，而且以其对党项人的猜忌与歧视，把许多原来存有附宋之心的党项人也赶到了对立面。李继迁的成功，与宋廷这种为渊驱鱼的失策有很大关系。李继捧入朝后，宋廷表面上礼遇极隆，实际上暗中防范，使继捧“常怏怏不自得”。继迁起兵后，宋朝官吏更“有言继迁悉知朝廷事，盖继捧泄之”。[11]宋廷遂使李继捧迁出朝廷，任有职无权的崇信军节度使，并把李克宪、李克文等分派到内地的道州、博州任闲职，而以各该州的汉人通判“专郡政”。这不仅挫伤了他们的忠顺之心，而且使他们失去了对故土党项人的号召力。加之宋军在镇压李继迁的过程中不分皂白，焚烧帐落，强迫迁徙，更严重伤害了党项人民，甚至原来不满于夏州李氏率先要求内附的一些党项人如银州拓拔遇等，也悔而生叛宋之心，成了李继迁的内应。
与此相反，李继迁不仅以民族复兴号召党项人，而且善于以联姻等手段笼络各部落酋长，“连娶豪族，转迁无常，渐以强大”。同时，李继迁与其谋士张浦等人又施展谋略，利用宋朝君臣既虚骄自大又避劳而贪功的心理，多次以伪降愚弄对手。一次李继迁遣张浦向宋朝进贡马匹与骆驼，宋太宗挑选了一批身材魁梧的卫士舞弄强弓重槊于后园，向张浦炫耀。并问张浦：“羌人敢敌否？”张浦心里好笑，嘴上却装作惶恐地说：“羌部弓弱矢短，但见此长大人，则已遁矣，况敢敌乎？”哄得皇帝得意洋洋。然而就在这得意忘形之中宋朝连连吃大亏，而李继迁则踣而复起，日渐势大了。
雍熙二年（985年）二月，原先内附的银州党项拓拔遇暗与李继迁通书，约为内应。张浦又向李继迁献计，向曹光实伪降说：“我数奔北，势窘不能自存矣，公许我降乎？”并约某日在葭芦川（今佳县境）举行投降仪式。曹光实居然受骗，并想独居其功，秘不与人商量。到期李继迁设伏于川谷，令人前往银州城迎接曹光实。曹只带了数百骑兵，由李继迁引路北行。一入川谷，李继迁“举手麾鞭而伏兵应之”，把曹光实一行全部杀害。然后回到银州，在拓拔遇的内应下袭据州城，自称权知定难军留后（定难军临时统帅），恢复了定难军政权，取得了起兵三年来的首次胜利。
宋廷如梦初醒，震惊于名将被杀、州城被陷，连忙派田仁朗与李继隆率军讨伐。三月间，李继迁攻破宋会州，焚城而去。田、李所部宋军展开攻势。四月，李继迁弃银州城退走。宋军扫荡叛宋的党项诸部，从四月到六月，先后在银州城北、杏子坪、浊轮川、盐城等处击溃党项军，李继迁任命的代州刺史、党项酋长折罗遇及其弟折乞埋败死，酋长折遇也被俘。党项部落银三族、吴移族等纷纷降宋内附。李继迁连续受到沉重打击。当田仁朗军初到陕北时，李继迁正进攻抚宁寨。田仁朗认为党项军逐水草，就地利，出没无常，难以聚歼，而今李继迁倾其人屯兵坚寨之下，正好可以包围消灭。于是故意不理军事，日饮酒赌博，想诱使李继迁滞留抚宁。然而正当他部署已定之时，宋太宗忽然派来钦差把他撤职查办，押解回京。原来他的副将王侁向朝廷密报，指控他“不恤军政”；宋太宗也怒其不按出师时皇帝面授的方略行事而另出新招。田仁朗的谋略就这样在宋朝的内耗中付之东流。李继迁也幸而得免于被歼的命运，但他的实力在宋军攻击下一时大为削弱。
李继迁见宋军势大，决定附辽抗宋以图存。雍熙三年（986年）李继迁对辽称臣。这时正值北宋“雍熙伐辽”之役，辽国正需要党项军队在西边牵制宋军，遂以宗室女义成公主嫁给李继迁，并封李为定难军节度使。李继迁在辽的支援下兵势复振，于次年在夏州王亭镇（今横山县西）击溃宋知州安守忠的3万之众，追至夏州城下。
这时，宋廷才想起起用内附党项贵族，实行以蕃制蕃的办法。端拱元年（988年），宋太宗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赐李继捧赵姓，更名保忠，派他回夏州任定难军节度使据守故土，次年又授予赵保忠（李继捧）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朝宰相的正式称呼）的崇衔。辽朝针锋相对，也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于是，两兄弟分别以宋辽双方的节度使名义，都打出了定难军旗号，一个真“国王”，一个假“宰相”，在陕北高原上进行了你死我活的厮杀。
赵保忠的实力本在李继迁之上，又得到宋军的支援，因而多次击败他那桀骜不驯的族弟。端拱二年（989年）四月，赵保忠击败拥护李继迁的宥州党项御泥、布啰树两部。次年，又在安庆泽（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大败李继迁本人，继迁中箭带伤而逃。但是，李继迁这时已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日益得到党项人的支持，每次失败都得以恢复元气。而宋朝对赵保忠却不能充分信任与配合，使李继迁得以施计于其间。每次失败后李继迁都传言给赵保忠转达宋廷，表示“悔过归款”。无法得到宋廷充分信任的赵保忠不希望自己的实力在同族相煎的战争中耗尽，每次都一厢情愿地为族弟说情。而李继迁一旦复叛，宋朝便自然要归怨于赵保忠，从而使双方隔阂更深，李继迁也就更便于从中施计。如此没有几年，形势便急转直下了。
早在赵保忠刚回夏州不久，李继迁便托他上言请降，宋廷授继迁银州刺史，令未到而继迁复叛。安庆泽之战后，李继迁又派部将破丑重遇贵到夏州诈降。不久李继迁来攻，破丑重遇贵在城中内应，大败赵保忠。次年，李继迁再攻夏州，赵保忠请宋廷派商州团练使翟守素率兵来援。援军刚到，李继迁又“奉表归款”。宋廷授予他银州观察使，赐名赵保吉，并听任其占领了银、绥二州。淳化四年（993年），宋廷采纳转运副使郑文宝建议，禁止党项地区的池盐入境，想以此给李继迁造成财政困难，以施加压力。李继迁反而纵容属部借口因盐禁受困，大掠边境。宋朝只好又把盐禁解除。就这样，李继迁软硬兼施，忽“降”忽叛，耍赖要挟，反复无常，把宋王朝的谦谦君子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并使附宋的族兄赵保忠夹在中间两头受气，而他在军事与政治两方面都渐渐取得了主动。
淳化五年（994年），李继迁在夏州边外的平夏（今横山县北长城外）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并强迁绥州兵民于平夏，不愿背井离乡的绥州兵民在定难军下层军官高文岯率领下附宋反抗李继迁。李继迁镇压了这次反抗后，又以此为借口再度叛宋，焚劫诸堡寨，并兴兵攻打夏州。[12]宋廷派大将李继隆带兵征讨。当时朝中已纷传赵保忠与李继迁有勾结，因而李继隆此行实际上还负有监督赵保忠的使命，然而赵保忠本人却还蒙在鼓里。这时赵保忠已经对他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厌倦，竟想在宋王朝与李继迁之间进行调停。为了表示诚意，他把母亲、妻子都带出夏州城外来见李继迁，并上书宋廷与李继迁解怨，求罢兵，想以此感化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然而本已对赵保忠起疑心的宋太宗看了他的奏报后，反而遣使督催李继隆进军。这时，李继迁也突然反目，夜袭赵保忠营帐。赵保忠从梦中惊醒，单骑逃回夏州城，其辎重尽为李继迁所得。赵保忠入城后惊魂未定，又被早就受命监视他的部将赵光嗣拘禁了起来。这时李继隆的大军开进了夏州城，李继迁早已远遁，赵保忠有口难辩。宋将侯延广等欲杀保忠，李继隆认为：“保忠机上肉耳，当请于天子。”保忠才幸免于死。不久李继隆押着赵保忠班师回京，垂头丧气的赵保忠在东京崇政殿里向皇帝请罪。幸好宋太宗对他的忠顺还是相信的，只“诘责数四，释之”，并给他封了个“宥罪侯”，留在京都闲住。[13]就这样，宋王朝以蕃制蕃的计划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以后数年，李继迁继续以平夏为基地，在陕北与宋军周旋。先后进攻夏州、绥州等地，并在浦洛河（今宁夏灵武南）一次劫夺宋朝军粮40万石。至道二年（996年）九月，宋朝发动了对李继迁的最大一次攻势。宋太宗亲自调度，派李继隆出环州（今甘肃环县），丁罕出庆州（今甘肃庆阳），范廷召出延州（今延安市），王超出夏州，张守恩出麟州，向平夏发动五路围攻。然而李、丁二部进军20余日，竟“一无所见”，无功而还；张守恩部遇敌，“不战而遁”；只有王超、范廷召两军在乌白池（今定边与宁夏盐池间）与党项军交手，“大小数十战，不利”。退兵时又受到党项军的阻击。[14]于是这场由皇帝在千里之外纸上谈兵瞎指挥的“五路围攻”，便以“诸将失期，士卒困乏”而告失败，并且开创了这种作战方式在此后一系列惨败的先例。
“以蕃制蕃”失败，“五路围攻”不果，宋朝至此已计穷，失去了平定夏州的决心，转而寻求妥协。至道三年十二月（998年元月），宋真宗即位后不久，李继迁又“复表归顺”，宋廷就势封他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并放还使宋被扣的张浦，把定难军旧辖的夏、银、宥、绥、静五州之地交给李继迁统治。至此，李继迁经过15年奋斗，终于收复了党项故地。
在抗宋自立的同时，李继迁还对不服从他的党项部落进行兼并战争，终于把银夏五州的蕃汉人民全部纳入了他的治下。就在他与宋妥协，受职定难军节度使之后，还于咸平二年（999年）出兵麟、府，企图吞并由汉化蕃族折氏统治的这块土地。结果折家将折海超、折惟信战死松花寨，李继迁也损失惨重，不克而还。[15]陕北两大党项势力，一抗宋立国，一归宋汉化，终于成为不共戴天的世仇。
李继捧献土而演成为悲剧，使陕北丧失了一次与中原和平统一的历史机会。由此绵延的战祸，使两边的蕃汉各族人民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此，李继迁的野心勃勃和背信弃义，宋王朝的优柔寡断、自大轻敌、疑善养奸、为丛驱雀、和战失宜，都应负历史责任。不过从党项民族与西夏王朝的发展来看，李继迁又有着不朽之功。他以其屡踣屡起、百折不回的努力，铸就了党项人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他通过大小50余战，把原来散居在陕西塞外互不统属的党项诸部凝聚成一个整体，为党项人为主体的西夏奠定了立国之基。他因此也堪称为党项民族的民族英雄。
二 保安、三川口之役
宋朝承认李继迁据有银夏五州之后，他的侵扰仍未停止。但陕北已不是冲突的重点。咸平四年（1001年）李继迁转旌西向，开始以无定河流域为基地向今宁夏、甘肃地区扩张。1002年，李继迁攻陷宋朝在宁夏平原的统治中心——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控制了远比银夏五州更为富饶的黄河前套地区。次年改灵州为西平府，并把党项族的统治中心由夏州移到这里。这一年他继续进攻河西地区的回鹘与吐蕃部落，被吐蕃酋长潘罗支用诈降之计打得大败。李继迁一生惯以诈降致敌，至此却被人请入瓮中，吃了大亏。他负伤逃回西平府，次年正月死去。临终前他遗嘱其继承人李德明向宋朝进表归附。李德明在位时期（1004—1031年），专心向河西用兵，对宋朝则保持藩属地位，割据自守，因而在陕西边境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北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年）李德明死，子元昊继位。李元昊勇悍好战，在对河西回鹘与吐蕃的战争中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早在继位前，他就力劝父亲李德明不要称臣于宋，德明说：“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李元昊却大不以为然，声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16]雄才大略而又野心勃勃的李元昊继承了党项最高统治权，与宋朝的交恶势不可免。
1031—1038年间，李元昊采取一系列步骤废除与宋朝的藩属关系。1032年，他借口避李德明讳，把宋朝年号明道元年改称“显道元年”。（在此以前定难军辖境一直用宋年号）1034年以后，他干脆改元开运（后改广运），正式废除了宋朝年号。同时，他废弃唐宋赐姓李、赵，甚至连旧姓拓拔也不要，而另改党项姓“嵬名”，并废去宋朝西平王的封号，自称“吾祖”（党项语：天子）。1038年（宋宝元元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并致书宋廷，要求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与宋朝公然分庭抗礼了。
这一时期陕西边地的形势也日趋紧张。李元昊厉兵秣马，整顿军制，在全境置12监军司（军区），其中面向今陕北一线的军司就有4个，即驻宥州的嘉宁军司、驻石州（今横山县境）的祥佑军司、驻盐州（今定边县境）的白马强镇军司和驻弥陀洞（今榆林市东南）的左厢神勇军司。此外还设置了几支强大的野战军，其中“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是专门用于陕西方面的。同时，李元昊还专门从陕北党项故地征募了一支精锐的敢死队，名“山讹”，意为“横山羌”，用于主要突击方向。“山讹”特别能苦战，连身经百战的定难军老兵即“平夏兵”也望尘莫及。
宋朝方面这时也加紧备战，宝元元年（1038年）任命知永兴军夏竦兼泾原、秦凤路安抚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环庆路安抚使，沿边加修寨堡，部署军队。然而，宋朝不仅军事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兵政民政腐败日深，而且这时从上到下都对与党项人进行国对国的全面战争缺乏思想准备。宋朝虽然过去同李继迁打过20多年仗，但那时从政治上来说，是中央在对付一个叛服不常的“藩镇”，而不是两国交兵。从军事上来说，李继迁的武装都是临时从各部落征集的亦兵亦民的游牧战士，虽其慓悍，但与李元昊那久历沙场的正规军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从战法上来说，李继迁与宋朝打的基本上是以诈取胜的“游击战”，“乌合寇边，胜则进，败则走，不可穷其巢穴”[17]，虽然令宋朝吃了不少苦头，毕竟不伤全局。银夏五州最后也是宋朝不胜其扰而主动放弃，并非为李继迁所攻陷。后期的灵州虽然是李继迁攻下的，但该城远在银夏之北，那时已“居绝域之外”，“孤城必难固守”，[18]并不能证明李继迁的攻坚能力。而像李元昊以后那动辄十万、数十万人的大规模野战、攻坚战，几万、十几万地歼敌，也是这时的北宋朝野料想不到的。
更何况在李德明时代，陕西边境已相对平静了20多年，因此北宋上下都有些麻痹。虽然人们知道李元昊比乃父好战，但总认为至多不过是又一李继迁而已。所以当元昊继位之初熟知“蕃情”的边吏告诉宋仁宗来者不善时，仁宗并未在意。更有甚者，当时李元昊的叔父山遇多次劝元昊不要攻宋，元昊不听，山遇遂挈妻子降宋。而宋知延州郭劝怕生事，竟然把山遇逮捕，送归李元昊。元昊杀了山遇，便马上发兵侵宋了。
实际上，从景祐元年（1034年）起，陕西沿边就开始出现战事。这年党项军进攻环庆路，杀掠人口，而宋朝只是“下诏约束之”[19]。不久，宋朝庆州柔远寨巡检嵬逋（内附党项人）攻破李元昊控制下的后桥诸堡。于是李元昊称兵报仇，出兵与宋军都巡检杨遵、柔远寨监押卢训战于龙马岭，击败宋军。环庆路都监齐宗矩、宁州都监王文来援，在节义峰中了李元昊的埋伏，齐宗矩被俘。在这几次前哨战性质的接触中，宋军的弱点已经暴露出来。宝元元年，李元昊还上表宋朝，遣使到山西五台山供佛宝，实际是想以使为谍，探测进犯河东的道路。后来经过研究，又决定先攻打鄜延路，并制定了由德靖、塞门砦、赤城路“三道并入”的作战计划，与诸豪歃血为盟，约期出兵。
宝元元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并要求宋朝承认的表文传到东京后，宋朝大为震惊。按当时的价值观念，王朝的“面子”重于一切。宋朝可以把银夏五州之地割让给党项首领，可以听任他武力侵占宋朝并未割让的并非定难军旧辖的灵、盐、会、胜诸州领土，可以容忍他据地自专，扩地自雄，侵扰边郡，掳掠焚戮，甚至陷城杀官，歼师斩将，只要他名义上仍然“奉宋正朔”，这一切都可被看作是“绥怀为务”。然而李元昊如今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党项人400年臣属于中朝，定难军11代受藩于天子，如今李元昊要改换这段历史了，如何容得！于是宋廷下诏，削夺原授与李元昊的官爵，停止互市，并在陕西沿边张贴榜文，宣布有人能擒获李元昊或斩首献者，即封其为定难军节度使。又遣贺永年为使，给李元昊送去一封“嫚书”（辱骂性的文书）。贺永年不敢至夏廷，把这封辱骂信与他的“旌节及所授敕告”（出使证明及护照）都装进一个匣子，留在边境夏属蕃部归娘族处并托族人转交，便打马回朝了。[20]
宋廷的这些举动实际是对夏宣战。李元昊蓄谋既久，这时便先发制人，于宋宝元二年（1039年）挑起了全面的侵宋战争。
这年十一月，夏军从宥州大举进犯宋保安军（今志丹县）。延州宋军统帅卢守勤派部将狄青率部抵御。狄青是陕西宋军中少有的人才，他在行伍中从普通士兵累积战功，最后一直升到枢密使（宋朝最高军职，类同于今之总参谋长），其传奇式的经历在宋朝堪称独一无二。当元昊入犯时，他还是一名中级军官。保安一战，他身先士卒披散着长发，头戴形状狰狞的铜面具，挺枪冲入敌阵。党项军从未见过这种似神似鬼的装束，更慑于其势不可当的勇气，纷纷掉头逃窜。宋军获得初战的胜利。李元昊损失2000余帐，狼狈退走。保安军之役使狄青名声大噪，宋朝军界开始对这个像普通士兵一样脸上刺着字的青年军官刮目相看。在此后的四年中，狄青在陕西抗夏战场上前后大小25战，常为先锋，负伤8次。当宋军主力后来在三川口等役一再大败之时，狄青率领一支宋军小部队深入敌后，破金汤城（今吴旗县金汤），潜入定难军故地宥州，击溃咩、岁香等十余个党项部落，烧毁所积粮草数万，收降众2300余帐。并在要害处筑成招安、丰林、新砦、大郎诸堡（均在今志丹、子长县境）及桥子谷城。狄青的战绩，是这一阶段陕西宋军屡战屡败的历史上唯一光彩的一页。
然而像这样的战绩在当时毕竟是凤毛麟角，官职尚微的狄青更不可能独挽狂澜。就在保安军之捷后不数月，宋军便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败。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西夏军再度由夏州南下，宋安抚使范雍坐镇延州，惊惧不敢战。李元昊派牙校诈降，范雍轻信而不设备，夏军乘机袭占保安军，并自土门路进攻延州北面的门户金明寨，俘虏守寨宋将都监李士彬父子，歼灭了宋守军。旋即攻占了延州附近的安远、塞门、永平诸寨，兵临延州城下。
陕北宋军的指挥中枢所在鄜延路治所延州城，本来是宋朝备战的重点。然而由于宋朝当局的无能和效率低下，当李元昊大军进犯时这里却仍然是“地阔而寨栅疏远，土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21]。宋军统帅范雍惊慌失措，一面闭门坚守，一面急调远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县）的鄜延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所部赶来援救。刘平与鄜延路副都总管石元孙合兵行军数百里赶到土门，寨已失陷。范雍又要他们救延州城。当时宋军远道而来，敌情、地形均不明，正好给李元昊提供了围城打援的战机。轻敌而且救援心切的刘平率骑兵连夜行军，赶到延州城西的三川口，石元孙与原屯驻延州附近的宋军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也奉范雍之令来会合，全军步骑1万多人，天明时与埋伏在川口以逸待劳的西夏军主力相遇。刘平指挥宋军奋勇杀敌，苦战一日，虽杀敌数千，却未能冲破西夏军阵地。刘平左耳、右颈均中箭负伤，仍力战不退。宋将郭遵更是骁勇异常，“期必死，独出入行间，军稍却，即复马以殿，又持大矟横突之。敌知不可敌，使人持大絭索立高处迎遵马，辄为遵所断。因纵遵使深入，攒兵注射之，中马，马踠仆地，被杀”[22]。
战至下午，宋军渐渐不支。西夏军在上午的战斗中故意“解马休劲兵，驱老弱对敌”。宋军以强击弱，拼尽全力。至夜，夏军“老弱略尽”，而宋军“争获过当，悉已疲”。这时西夏军始擂鼓揭旗，派出精锐部队居高呐喊：“汉兵来斗！”而宋军已精疲力竭，士气难振了。西夏军乘机发起总攻击。这时宋将黄德和在阵后胆怯，率先逃跑，于是全军大溃。刘平仗剑遮留溃军，得千余人，且战且退，转斗三日，终被西夏军包围在川口西南的山头上。
刘平率余部在山上立七栅坚守，西夏军派人化装成宋军混入栅内，向刘平致书招降，刘平杀掉来使，决心殉国。深夜时西夏兵在宋营四周齐呼：“如许残兵，不降何待！”宋军仍未为所动，然而此时他们已是四面楚歌，濒临绝境。次日黎明，西夏军四面合击，把残余宋军截为两段，分割歼灭。刘平、石元孙力竭被俘。陕北宋军的一个主力兵团就这样全军覆没了。这时大雪封山，夏军也打得疲惫不堪，遂撤军北还，延州城得以免于陷落。
三川口之役是西夏军对宋军主力的第一个大规模歼灭战。夏军以10万之众消灭宋军精锐1万多人，北宋朝野为之震动。宋仁宗把范雍降官，贬知安州，任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并下令总结兵败教训。一时众说纷纭，而以鄜延路兵马钤辖张亢所总结的最详。他认为刘平等之所以兵败，一因令出多门：“旧制，诸路总管、钤辖、都监各不过三两员，余官虽高，止不过一路。总管、钤辖不预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员，少亦不减十员，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统制。凡有论议，互报不同。”二因“主将与军伍移易不定”。三因胸无全局，“昨延州之败，盖由诸将自守，不相应援”。四因战情不通，“昨刘平救延州，前锋陷贼者已二千骑，平犹不知”。五因自大轻敌。“兵官务张边事，以媒进邀赏，刘平之败，正由贪功轻进”。六因“国家承平日久，失于训练，今每指挥艺精者不过百余人，余皆瘦弱不可用”。总而言之，宋军“节制不立，号令不明，训练不至，器械不精”，因而“每出不利”，“此皆将不知兵之弊也”。[23]
然而这些体制性的问题根深蒂固，根本不是张亢等人所能解决的，因而宋军还是一败再败。这年五月，西夏军再度攻陷塞门寨（今安塞县北），宋兵马监押于继元败死，延州再次告警。此后西夏把主攻方向由鄜延路移向泾原路，宋军又连续受到沉重的打击。康定二年（1041年），西夏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宋将任福率军出击，在好水川全军覆没，任福本人与宋将王珪、赵津等均战死。庆历二年（1042年），西夏军又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在定川寨再次给宋军以歼灭性打击，宋军主将葛怀敏等兵败殉国。三年之内，宋军连续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败，精锐主力成建制被歼，统兵主将连续被俘被杀。夏军趾高气昂，作诗嘲笑宋朝陕西战事的主持者：“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指战死宋军），犹自说兵机。”[24]李元昊踌躇满志，企图乘胜进窥关中，三川口之役后，夏军一度打到鄜州（今富县）城下，叩响了关中的北大门。定川寨之役后，夏军更大举东下，叩响了关中的西大门。一时“自泾、邠以东，皆闭垒自守”[25]。
北宋统治者在这次战争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其腐朽的本质。一方面，朝中大臣开始都“务夸敢勇，耻言畏怯”[26]，“群臣争言：‘小丑可即诛灭！’”[27]竞相提出种种不切实际的计划，强令前线部队实行。一方面战事失利时又惊慌失措。当时宋廷甚至一度“疑其（西夏）有吞噬关中之意，由是献议者请修潼关以拒之”。宝元二年（1039年）二月、康定二年二月，宋朝两次加修潼关，“置楼橹战具”，作放弃全陕、退守关东的准备。这种“无益于备而徒失民心”之举在关中各地造成极大恐慌，“回关门而反阖之，关中士民嗟怨，谓：朝廷弃之矣”。[28]只是在范仲淹等人的一再反对下，潼关防御才被撤销。范仲淹等又积极部署兵力，于庆历二年在潘原击败企图窜入关中的西夏军，迫其退回夏境，关中才转危为安。
面对严重的局势，宋廷在1040—1042年间多次走马换将，调整陕西军政领导层。继撤换了“为治尚恕，好谋而少成”的范雍之后，又接连撤换了“庸怯，寡方略”的夏守赟、“依违顾避”的夏竦、无所作为的陈执中。撤回了以都钤辖等名义充任监军太监的宦官卢守勤、王守忠。并在朝中罢免了口出大言而无实策的宰相张士逊、尸位素餐不谙军事的枢密使王鬷。到庆历二年十月，初步形成了新的领导体制，以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分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兼知秦、渭、庆、延四州，使他们“各当一道，庶务必亲，训兵屯，选将佐，堡寨之守御，山川之险易，耳目所经，巨细得以周悉”[29]。这几个人尤其是范、韩二人都堪称干练有为，治军治民均为一时之选。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陕西得以度过了危局。
而这时西夏国内也遇到了麻烦。夏军虽连获大胜，但并没有能在宋境站住脚跟、开拓疆土，因而也无法弥补战争的消耗。加之宋朝因开战而停止互市，并实行经济封锁，夏国人民“饮无茶，衣帛贵”，生活日艰，民心思和。夏境内流行“十不如之谣”，[30]表达了对李元昊侵略政策的不满。西夏上层蕃汉统治者中也有休兵息战的呼声。到了庆历年间，西夏境内“鼠食稼，且旱”[31]，李元昊已无力再战。因而改变政策，力图以军事上的胜利向宋讨价还价，逼宋妥协。庆历三年（1043年）初，李元昊致书宋廷要求谈判，并请辽国出面斡旋。宋仁宗这时也急于求和，遂授意庞籍与夏交涉。从这时至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双方在宋境延州与夏境夏州两地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谈判，终于达成“庆历和议”。李元昊用名义上的对宋称臣换得宋朝对西夏立国的承认，受宋册封为夏国主。宋朝每年给西夏“岁赐”银、绮、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32]并开保安军与高平寨（今宁夏固原县西北）为榷场进行互市。延续七年的宋夏战争第二阶段至此结束。陕北地区又恢复了相对和平、间有局部冲突的状态，但个别地方（如麟、府二州）的战事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北宋与西夏在陕北地区对峙形势图（采自史念海《河山集·四集》）
三 种家将与绥州争夺战
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死，英宗即位。1064年西夏毅宗李谅祚（元昊子，1048年即位）派使臣吴宗入朝致贺。吴宗不遵宋朝宫廷礼仪，与宋引伴使（陪同团长）高宜发生争吵，高宜一怒之下，把吴宗关进马厩里“绝其供馈”，饿了一夜。吴宗被放出来后大骂，宋廷认为他无礼取闹，诏告李谅祚惩戒之。李谅祚认为这是对夏国的侮辱。结果“朝贺”变成了交恶，宋夏双方再度像他们两位国君的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因体统问题而兵戎相见，从而结束了宋夏陕北战争20年的第二间歇期（1044—1064年），开始了这场战争的第三阶段（1064—1072年）。
这一阶段西夏的攻势集中于陕西诸路的西线，而在东线即今陕西省境内的鄜延、麟府战场基本取守势，麟府一隅在第二间歇期内多次受到西夏发动的局部进攻，但在这一阶段大战开始后而成为相对平静的一角。西夏在西线用兵的目的，是控制绾毂东西线，俯瞰环庆、鄜延二路的战略高地子午岭地区。从上一阶段战争时起，宋夏双方就开始刻意经营这一地区，在这位于今陕、甘交界处，原本十分荒僻的地区修筑了一系列军事据点。其中以庆历元年（1041年）范仲淹修建的大顺城与稍后由蔡挺修建的荔原堡最为重要。它们高踞子午岭山口，与邻近的白豹城、柔远寨等城寨构成了一个战略据点群。[33]早在这些据点修筑时，宋夏双方就以抢筑与平毁、掩护筑城与骚扰筑城的方式不断发生冲突，即使在间隙期也未完全停止。
“朝贺事件”发生后，年仅17岁，有“狂童”之称的夏主李谅祚便于当年七月派遣7万大军侵入泾原，分掠诸州，掳掠熟户（汉化党项人）80余族，杀死蕃族弓箭手数千，掳掠人畜数以万计。治平二年（1065年）初，西夏军又以万人攻庆州王官城，当年十一月，又攻掠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县）境内附宋党项聚居的同家堡，杀害蕃户数千，掳掠牛羊数万。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李谅祚更亲自出马，率领西夏大军从盐州（今定边县）、宥州两路进兵，大举入侵宋朝的庆州，在荔原堡、大顺城（均在今志丹县与甘肃华池边界一带）与宋军激战，李谅祚在大顺城下督促进攻，中箭负伤而逃。西夏军对泾原、环庆两路的进攻于是都以失败告终。
这个时期的宋夏形势，都与李元昊时期有了很大不同。如韩琦所言：“谅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计；而边备过当时远甚。”[34]李谅祚不仅军事才能不及其父，而且这时国内形势也远不如李元昊时稳定，外戚野利氏、没藏氏先后被诛，宫廷政变频仍，因而李元昊时代少见的党项权贵投宋事件在陕西多次发生。而在宋朝方面，虽然体制上的根本弊端难以改变，积贫积弱的危机仍在深化，但在陕西边防事务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涌现出不少人才，寨堡防御体系初具规模，特别是范仲淹等人治陕期间对兵政民政都进行了局部的改革，这一切都使宋朝的抗夏能力有所增强。因而宋朝能在西线击退西夏对子午岭地区的进攻，而在东线取得收复绥州的重大战果。
种氏与折氏是北宋陕西两大将门之家，[35]但两者背景大有不同。折氏是“土豪”，即世居府州称雄一方的地方势力，且有少数民族的根源，入宋后虽常奉调南征北战，却始终有麟府这块地盘作根基；而种氏则是中原汉族士人，客居陕西，属朝廷任命的流官。两家在卫国守边的斗争中都各有建树。
种家将的第一代种世衡（985—1045年），原籍洛阳，其叔父便是向周敦颐传授《太极图》而对理学的产生颇有贡献的终南隐士种放。种世衡自幼丧父，随种放隐居于终南山，后进入仕途，历任武功、泾阳知县，凤州、同州（今大荔县）、鄜州通判等职，以刚直著名。在凤州时，州将王蒙正为章献皇后姻亲，横行不法，行贿于世衡，遭拒绝后怀恨在心，设计诬陷，使世衡蒙冤被流放边州，后来才获得平反。李元昊入犯时，种世衡弃文从武，在延州投身于抗夏战争。当时正值三川口之败，延州所辖的安远、金明、塞门、永平诸寨相继被攻陷，这本是宋朝军政废弛、指挥失当的结果，可是宋廷在总结经验时却认为是沿边堡寨太多，“有分兵之患，其间远不足守者，即命罢去”[36]。然而在陕北当时无长城，没有线式防御体系的情况下，如果再削弱点式防御体系，无异于自撤藩篱。种世衡这时经过对沿边地形、民情、军务的考察，提出了相反的建议：择要地兴复废垒，加筑新城，强化点式防御，并且逐点向前推进，逼夏人后退。这个战略得到主持陕北军事的范仲淹及其继任者庞籍的肯定，并在抗夏前线推广，逐渐形成了宋夏战争中后期行之有效的守中有攻、积极防御的“筑城战”模式。
种世衡不仅是“筑城战”的倡导者，也是最成功的实践者。他于康定元年（1040年）选定延安东北100公里故宽州废城为试点，认为该地“当贼冲，左可致河东（今山西省）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势，北可图银、夏之旧”[37]。当时宋朝的防御前沿在塞门寨（今安塞县北）至永平寨（今延川县永坪镇）一线，那里离宋军控制今陕西境内最北部的据点麟府地区中间尚隔着西夏占领的银、绥二州数百里地，互相不能联络。种世衡之计若能实现，不仅宋朝防御前沿能推进一步，而且拥有了一个可以联络河东和麟府地区的军事基地。西夏果然很快察觉到这一据点的战略价值，多次出兵来攻。种世衡“且战且城”，终于在矢石之下抢在夏人前头将城筑成。城成后“处险无水”，打井至50米深仍无涓滴，水工们均以为失败了。种世衡根据他积累的水文地形经验坚持认为石下有泉，“过石数重，泉果沛发”。万人欢呼曰：“神乎！虽虏兵重围，吾无渴之患矣！”[38]消息传到京城，宋仁宗很高兴，嘉奖之外，特赐城名为“清涧城”。这就是今天清涧县的由来。
为了使清涧城成为拥有后勤保障的坚强堡垒，种世衡开营田2000顷，招募商贾，贷以本钱。不仅减少了对后方供应的依赖，而且促进了边地经济的繁荣，清涧这个军事据点也同时成了新兴的经济中心。种世衡与其子种谔世守清涧，屡败西夏军，并在战火中形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清涧城成后不仅从未被西夏攻破过，而且实现了种世衡以城护城、逐城推进的设想，使清涧城成为后来宋军收复银绥的前进基地。在种世衡身后的数十年中，宋军由清涧城而绥德城，而米脂寨，而永乐城，且筑且进，深入夏境数百里，收复大片国土。虽然后来由于永乐城之败失去部分成果，但直到宋夏战争结束，清涧以北一路仍然是宋夏对峙全线上宋朝边境向前推进得最远的地方。[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