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战功显赫之外，种世衡还在民族政策与政治谋略上表现了少有的远见卓识。当时陕北居住着许多内附羌族部落，时称“属羌”，他们“人马精劲，惯习战斗”[40]，是宋、夏都需争取的力量。“安边之利害，大要在属羌难制，惧合夏戎为暴发之患。”然而北宋当局往往以华自居，贱视“夷狄”，对属羌任意苛敛、侵掠甚至杀戮，以致“汉官不能恩信，属羌皆持两端”，[41]成为抗夏战争中的一大难题。种世衡为改善汉羌关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他广泛结交陕甘间诸羌部，与酋长们推诚相见，留下了许多传奇式的故事。如一次，他与牛家族酋长约好到其帐落慰问，不料当晚大雪三尺，险径皆没，左右都说出行危险，但种世衡坚持取信于人，冒险前往。酋长没有想到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如约，深为感动。又一次，一位酋长在种世衡处赴宴，酒醉后调戏种的爱妾，被种世衡抓住。种世衡不但不予惩处，反而以妾相赠。这位酋长于是诚心相附。因此种世衡在属羌中威信极高，他先后联络了陕甘间各羌、蕃部落，共抗西夏，令诸族置烽火，有急则大家赴援。他的军队中更有大量勇敢善战的“羌兵”，每战必捷。
羌部中包括党项人，因而种世衡“抚羌”的成功，还使党项人内部自相猜疑。他乘机施展其政治谋略，派人行反间计，使李元昊杀死了他的悍将西夏贵族野利旺荣、野利遇乞。西夏的实力因内讧而削弱，加上攻宋受阻，迫使李元昊不得不罢兵议和，为抗夏立下汗马功劳的种世衡，就在和议达成不久积劳成疾，病死在他刚刚率部筑成的新据点细腰城。死后不但军中致哀，边民立祠，羌部酋长们也前来吊唁，络绎于途。其深得军心、民心、“羌”心，在有宋一代边将中实属罕有。
种世衡的儿子种古、种谔、种诊都继承父志，成为陕西名将，关中人号为“三种”，他的小儿子种谊后来也在西北立下战功。其中种谔直接承袭父职，继续率领种家军驻守清涧城。李谅祚侵宋，种谔适逢其会，在抗夏战争中立下了收复绥州的大功。
原来，种谔在清涧统兵，继承了种世衡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战略，积极争取分化、诱降党项首领，绥州党项贵族令㖫、夷山先后来降。这时种谔与其上级、鄜延经略安抚司陆诜发生了分歧。种谔守清涧原出陆诜的推荐，但陆保守怕事，不希望种谔“启衅”于西夏，因而令㖫来降时他竟主张拒绝接纳。种谔仍坚持接纳了令㖫。西夏果然前来索要“叛逃”者。陆诜问种谔如何回答。种谔说：“这好办，让他们拿景询（李谅祚的谋士，叛宋投夏的陕西儒生）来换好了。”一句话把西夏顶了回去。
然而种谔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进而让夷山去招降其兄、西夏绥州监军司左厢监军嵬名山。嵬名山部下的汉族属吏李文喜会见了使者，并私自许降，而嵬名山并不知此事。当种谔以此上报朝廷要求受降时，陆诜又“戒谔毋妄动”，双方把分歧捅到了朝中，陕西转运使薛向支持种谔。刚刚即位的宋神宗这时正图有为，也就批准了种谔的提议，并批评陆诜怯懦，把他调任秦凤路。
朝廷的批复尚未传到，种谔已经等不及了。他担心时机不再，毅然“擅自”行动，在李文喜的内应下，突然出兵包围了嵬名山的营地。嵬名山于猝不及防之间已成了瓮中之鳖，由不得他不降了。于是，嵬名山以下酋长300人、民15000户、兵万人全部归宋。
种谔本打算就嵬名山的驻地绥州筑城而守（绥州旧城已为李继迁拆毁），但这时陆诜以其“无诏出师”，责其回防清涧。种谔只好带着降众南返。然而恼羞成怒的西夏人却不放过他。绥州附近的夏军4万余人倾巢出动，在大理河畔的怀远寨追上了种谔。本来就不情愿南返的种谔沉着应战，让嵬名山率新附蕃兵为前锋，部将燕达、刘甫为两翼，自居中军，与夏军在大理河畔大战一场，彻底击溃了夏军。种谔北追20里，又回到了绥州。这时他不管什么“无诏兴师”的罪名了，就在绥州筑城坚守下来。
这就是治平四年（1067年）十月间的绥州之战。在这次战役中，种谔把他父亲擅长的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策略运用得青胜于蓝，无论是诱降、胁降的政治攻势，还是突袭、野战的军事部署，都干得十分出色，从而为宋朝赢得了自宋夏开战以来的一次空前的胜利。
在此以前，党项人投降、内附的事已非新闻，可是像嵬名山这样的西夏皇族豪酋率领上万大军归宋，却是前所未闻的。
在此以前，宋军也曾给过夏军以重创，但那多是据城砦守险制敌而胜，而种谔大理河畔之役，则开创了宋军在野战中击败数万人的西夏大兵团的先例。
在此以前，宋军也曾收复过若干失地，但是唐末以来的党项故地，定难军旧辖的银夏五州，自991年被宋朝放弃给李继迁以来，就再也未能收复，而这次时隔70多年后，宋军又踏上了定难军的故土！
无怪乎此事在西夏引起极大震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夏的全部军事、政治活动，都是以企图收复绥州为中心的。而此役对宋朝军民的鼓舞也是极为重大的。新即位的神宗皇帝更是兴奋，很快便给种谔新筑的绥州城赐名曰“绥德城”，后来，又在此置了绥德军。这是整个宋夏战争中宋朝在夏境收复土地上新设的仅有两个州级政区[42]之一。今天的绥德县就是由此而来的。
然而立下了空前战功的种谔，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是空前的：
陆诜在绥州之役后立即疏劾种谔“擅兴，且不禀节制”[43]，还想逮捕种谔治“罪”，然而还未来得及，宋神宗把他调任秦凤路的诏书已到。陆诜下台了，但陕西与京中的保守派对种谔的指控却变本加厉，“朝廷以其生事，欲诛谔，返故地、归降人”[44]，把收复的国土拱手还敌，并处死抗敌功臣，这出类似后来岳飞的悲剧险些要在陕西提前上演。幸亏宋神宗这个“改革家皇帝”不像宋高宗。然而尽管如此，种谔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处分：贬官四级，撤职“安置”随州（今湖北随州市）。
之所以出现如此荒唐的处分，是因为绥州之役一个月后发生的“杨定事件”成了加罪于种谔的借口。这年十一月，前已向宋请求议和的夏主李谅祚以举行谈判为由，把宋知保安军杨定等骗出城杀害。保守派认为这是种谔贪功启衅招致的报复，甚至说由于种谔闯祸，“西方用兵自此始”，仿佛此前宋夏就没打过仗似的。其实后来议和时夏方讲出了“杨定事件”的真相：原来杨定先前奉使西夏，李谅祚曾托他转达求和之意，并送来一批金银器作为给宋的贡品托他带回。杨定起了贪心，私吞了这批金银器，回报宋神宗说可以派人刺杀李谅祚。这投合了即位之初年轻气盛的宋神宗的心理，神宗当即提升他做了知保安军。夏人丢失绥州后，李谅祚感到杨定骗了他，为了报复，便骗杀了杨定。这本是宋朝贪官与夏国“狂童”之间的恶作剧，却害苦了宋夏两国人民，更使种谔蒙冤。真相大白后，种谔平反、复官，但是他也没有因绥州之捷受到任何奖励。
此后西夏统治者仍耿耿于绥州之失，一再于议和时要求交还绥州。宋朝内部就此展开过辩论。原先攻击种谔的一大批朝臣都认为应当把绥州还夏，只有陕西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赵禼支持种谔。宋神宗征询主陕多年的老资格大臣韩琦的意见。韩琦在“杨定事件”前本来是反对取绥州的，但在这次事件后则认为，在夏人挑衅时放弃绥州未免示弱太甚，因而反对弃绥。当时主持军事的枢密使陈旭力主弃绥，责琦前后两端，韩琦说明自己改变主意的理由。神宗认为有理，遂决策拒绝西夏要求，不弃绥州。熙宁二年（1069年）三月，西夏又要求以其前所攻占的宋塞门（今安塞县北）、安远（今甘肃通渭县东）二寨换回绥州。宋同意，但要西夏先还二寨再交绥州，西夏实无心还二寨，要求“先得绥州”，结果交易没有做成。当年十二月，西夏派军进攻绥德城，又被宋军击退。
软硬两手失败后，西夏想起仿效他们的老对手种氏父子，于是也在绥州一线搞起了“筑城战”。熙宁四年（1071年）正月，西夏在无定河畔抚宁故县北崖上筑啰兀城（今米脂县北），复职不久的种谔率兵来攻。于是宋夏两国在这一线的军事地位与几年前恰好来了个颠倒：西夏筑城，而宋军反筑城。种谔的这次进攻被西夏国相梁乙埋击退。不久种谔再攻，击败夏都枢密使哆腊，进占啰兀。[45]
这时王安石执政，“熙宁变法”已在全国渐成气候，反映在边事上，则是主张抗夏进取的改革派在陕西占据了优势。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自请行边，改革派重臣韩绛认为“朝廷方赖安石，臣宜行”。于是以韩绛为陕西宣抚使，全面支持抗夏军事及陕西诸路政事。他开府于延安，大力支持种谔，任命他为鄜延路兵马钤辖，不仅令陕西诸将皆归其节制，而且把河东路在麟府一线的抗夏军事指挥权也交给了种谔。种谔受到重用后，提出了控制横山山脉，取得俯瞰银、夏的战略优势，打通鄜延至麟府的通道，把河东、陕西两个战场连为一体的设想。朝中与陕西的保守派都对他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大加攻击，说他是“狂生”，“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误大事”[46]。但是韩绛支持他，摈弃了反对意见。于是战事又在绥德城以北展开。种谔把对西夏的反筑城作战又倒了回来，恢复筑城推进战略，加筑了夺自夏的啰兀城，并进而又筑永乐川、赏逋岭二寨，遣部将赵璞、燕达重筑了抚宁故城。这样，种谔便控制了横山山脉跨越无定河谷的冲要之地，在山北建立了据点群，并把城筑到了银州境。韩绛为种谔报功，于是他自取绥州以来第一次受到了朝廷的褒奖。
与此同时，种谔又下令鄜延、麟府的宋军两头对进。河东路的宋军由麟府向南，连续筑成荒泉三堆、吐浑川（今秃尾河）、开光岭（今佳县、神木间）、葭芦川（今佳县）四座城寨，各相距40余里，沿途一路在葭芦川、尚堡岭一带与西夏反筑城的骚扰部队作战，[47]终于打通了两地的联系。麟府折家军的折继世、高永能进驻啰兀城附近的细浮图城。这样，自李继迁反宋之后，宋朝第一次初步开辟了战略通道，把孤悬河西的麟府与陕西其余部分联系起来。
但是，种谔指挥下的宋军总共不过2万人，事实上是很难达到既控制横山冲要又维持绥、麟间数百里通道这样两个战略任务的。点距20余公里的寨堡线也过于稀疏，难以互为声援。而种谔过分急于求成，引起了疲劳已极的部队的不满，甚至发生哗变现象。西夏更不会坐视宋朝控制横山进窥银夏。三月间，西夏国相梁乙埋率大军来夺横山，围攻抚宁堡。宋军各点不能相援，抚宁堡失守。朝廷这时又下令放弃啰兀。燕达于五月间自啰兀南撤时受到夏军袭击，损失不小。其他新筑诸堡都不战而弃。横山冲要复为西夏控制，而绥、麟通道也再度中断。种谔的计划失败了。
在这次战役中，西夏以国相、都枢密使之尊亲统大军对付宋朝的2万人马，种谔不敌在所难免。世间没有常胜不败之将，而此役的损失不过“将士千余人皆没”[48]。无论是与宋夏战争中宋军屡次重大失利相比，还是与种谔绥州之役克敌5万、扩地百里、收复重镇、逼降巨酋的战功相比，都说不上重大。比前不久宋军在西线的失利损失也小得多。但是保守派却借题发挥，又一次掀起了参劾之潮。种谔连续受重大处分：先贬为汝州团练副使，再贬为贺州（今广西贺县）别驾，支持他的韩绛也被罢职，贬知邓州。干事的因小过而被整，不干事的安坐而整人，“熙宁新政”之时尚且如此，宋朝边政之弊可想而知。
同一时期，在西线的秦凤、环庆二路也发生了战事。西夏于熙宁二年（1069年）四月攻秦州，破刘沟堡，又于九月，次年五月、八月三次出兵环庆，“兵多者号二十万，少者不下一二万”[49]。宋军多次失利，钤辖郭庆、高敏、魏庆宗、秦勃均败死。但是与东线宋军未能控制横山一样，西线夏军也未能控制子午岭。双方都已倦于战事，于是在熙宁四年（1071年）五月又开和谈。西夏仍以绥州是求，于这年九月遣使到延安，再次提出以塞门等二寨换绥州。宋朝仍不许。至次年七月，西夏失绥州已将五年，和、战均无望收复，只得作罢。是月达成的妥协议定以绥德城外10公里为宋夏分界，各立封堠。这一阶段的宋夏战争，终以西夏被迫承认绥州归宋而暂落帷幕。
四 五路伐夏与永乐城之败
以熙宁五年（1072年）的绥州划界开始的宋夏战争第三个间歇期（1072—1081年）只有短短九年。但这九年对宋夏两国来说都非同寻常：这一时期西夏国内政局动荡，汉化与蕃化、皇族与后族的斗争以及贵族间的内讧连续不断，而宋朝则恰处在熙宁变法的高峰期，出现了某些新气象，因此边防形势也向有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经过变法实力有所增强的宋朝打败亲西夏的吐蕃势力，取得“断西夏右臂”的熙河之捷，从东南两面形成了对西夏的弧形包围。熙宁变法本为的“富国强兵”，而富国也是为着强兵，改变在强邻面前长期积弱、被动挨打的局面，实是熙宁君臣最为迫切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又首先要在宋夏关系上表现出来。
两宋时期在人们心目中，金、辽、夏三国与宋的关系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尽管在今人看来它们都是一方之“国”，宋朝对它们都软弱受欺，败多胜少，岁输银帛，忍气吞声。但在极重体统的古人看来，宋朝称臣于金，所输为“岁贡”，是藩属对宗主上贡；宋朝与辽为对等的“兄弟之国”，所输为“岁币”，名义上算是朋友之间馈赠礼品[50]；而宋于夏则受其称臣，所输为“岁赐”，是宗主对藩属的恩赏。因此，宋朝一旦“强兵”有成，就不能不首先考虑西夏问题，因为宗主怎能在藩属面前示弱？
熙宁年间，宋神宗、王安石君臣关注于内部的改革，大量的变法措施纷纷出台，那时对外尚无暇旁顾。而到元丰年间，新法易行者皆已推行，难行者受到重重阻挠，扭曲百出。王安石罢相，改革派内讧，对内的变法运动处于停滞状态。神宗要想有所作为，就只能更多地表现在对外方面。对西夏用兵便成为必然之势。
而宋夏间这种名为宗蕃实为敌国的关系，从形式上说也是很不稳定的。夏强宋弱时，宋朝面对西夏的侵扰凌辱可以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架子，从西夏名义上的称臣上寻找心理上的平衡，把这都看作是对藩属的“绥怀”，而不像对辽妥协、对金称臣那样招致强烈的屈辱感。宋强夏弱时，宋朝又可以以大人教训孩子的架式，以宗主身份强行干预藩属的内部事务，而不像对辽、对金那样还需考虑一些实力之外的因素。因而神宗一朝对辽不仅仍取守势不变，甚至还由王安石主持“以河东边界七百里地与辽人”。而对西夏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时西夏内部恰又发生政变。宋元丰四年（1081年）三月，西夏汉将李清向倾向汉化的夏主李秉常建言以黄河以南地归宋，秉常母梁太后杀李清，秉常被囚，后族梁氏掌权，人心不服，保泰军司统军禹藏花麻请宋出兵讨伐梁氏。陕西边臣上奏时说是“秉常遇弑”，宋朝作为宗主“义当有征”，以为夏国平定内乱为由，一举解决西北边患，“此千载一时之会也”。[51]于是宋神宗决策，发动了北宋一朝对西夏的最大一次全面进攻。这次攻势共出动了陕西、河东、畿内诸路宋军36万余人，还有吐蕃酋长董毡兵3万作为盟军，民夫、后勤人员犹不在内。兵势盛大，为北宋开国以来所未有。
当时计划是以李宪率熙河、秦凤宋军7万，连同董毡的蕃兵3万出熙河；高遵裕率环庆宋军8.7万，会同刘昌祚率泾原宋军5万出庆州；种谔率鄜延宋军及畿内禁军共9.3万人出绥德城；王中正率河东及泾原宋军6万出麟州，向西夏首都兴庆府（宋称兴州，今宁夏银川）作向心攻势。五路（连吐蕃军为六路）兵马又分东西二线：西线泾原、环庆、熙河三路会攻灵州，东线麟府、鄜延二路兵会攻夏州，而后东西两线宋军再会攻兴州，以图一举灭夏。当时，宋朝君臣皆踌躇满志，有灭此而朝食之心。神宗曾认为，“夏有衅，不取，则为辽人所有”。种谔更认为，“夏国无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来耳”。[52]
但是这次“大举”从开始计划时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抛开宋朝军政上一贯的积弊不谈，仅以下几个方面就显得十分失算：
宋廷对西夏内部矛盾的估计过分。当时认为宋以讨伐“弑君”的西夏外戚梁氏为由，可利用夏人皇族与后族之争而火中取栗。因而出兵时曾传檄夏境，号召夏皇族“嵬名诸部首领”与宋合作“共诛国仇”[53]。然而西夏皇族与后族尽管内争激烈，但在抗宋自立这点上并无分歧。整个战争期间并没有发生宋君臣所盼望的夏人大规模内乱。
用兵计划欠周，后勤问题尤多。而且从地理上看，灵州与夏都近在咫尺，夏州与夏都却相距遥远且中隔瀚海。因而攻灵犹如攻兴庆，要求宋军在东西两线分取灵、夏后再由灵夏会攻兴庆，是不现实的。这一部署恐怕更多地是从政治上着眼（因灵、夏二州是夏人历史上的前后两个统治中心，此时也犹如西夏的两个陪都，政治上有特殊地位）。以后的事实果然是：西线宋军孤悬夏国腹地而在全力反扑下致败，东线宋军轻取银夏却困于瀚海，遥不能应。
更重要的，是如此重大的战役竟没有一个前敌总指挥，五路宋军实际上是各行其是。宋臣孙固当时就指出：“今五路进师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宋神宗竟答以“无其人”可任。吕公著认为“问罪之师，当先择帅，苟未得人，不如勿举”[54]。这是有道理的。当时在五路宋将中，兵力最强，以往战功最著，而在此役中战绩也最佳的是鄜延路的种谔，但他生性刚猛，不善与同僚及上司相处，在当时军界和官场都不得势。而宋神宗想寄以帅任的，却是宦官李宪。
这就是“熙宁新政”的一大消极影响了。熙宁改革虽以将兵、保马等法革除了军制上的不少积弊，但整个变法的指导思想却是强化集权，“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取与皆自我”[55]。因而在军事上一方面纠正了宋初将权太轻之弊，另一方面却又发展了以宫中亲信太监来监军、统军的劣政。宋末童贯为帅即其流弊之余。当时的五路宋将中，就有李宪、王中正两个宦官，高遵裕一个外戚，其表现都很糟糕。而神宗以李宪为总帅的设想由于多人反对又未能定下，所以五路宋军实际上是在没有总指挥的情况下投入战役的。
尽管如此，宋军在战役中仍然表现出英勇顽强的精神，今陕西省境内的东路宋军在种谔等率领下战绩尤为卓著。
这年七月，种谔在五路宋军中首先出师，率军9万由绥德城北攻米脂寨。米脂是熙宁年间横山之战后西夏合啰兀、抚宁诸城之兵而集中守御的横山冲要上的战略据点，因此米脂之战实际上也是种谔第二次兵取横山。西夏在米脂的守军与援军兵力超过种谔，仅援军就达8万人，又是守险而御，种谔进攻之难可以想见。在初攻受挫后，他改取围城打援之策，围困米脂70天，并于九月间连续两次击败西夏援军。尤其是第二次他设伏于无定河，向行进中的西夏援军突然袭击，“断其首尾，大破之”。夏8万援军溃散，米脂守将令介讹遇见待援无望，于十月初被迫投降。与此同时宋军还取得浮图、葭芦等砦，恢复了熙宁横山之役时曾达到的地盘。
但是，由麟州出发的东线另一路宋军却未获任何战果，其将王中正以内监“自言代皇帝亲征，提兵六万，才行数里，即奏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进”[56]。然而宋神宗却任命他为东线两路总指挥，“以（种）谔先期轻出，使听令于王中正”[57]。
十月间，种谔留千人守米脂，率主力进入银、石（今横山县东北，西夏所置）、夏三州；王中正循无定河而上，也进入宥州，于是定难军旧地全部被宋军占领，西夏势力被完全逐出今陕西省境，这是自宋初李继捧献地以来从未有过的。
由于夏军把东线主力放在米脂，而在全局上又集重兵于西线的灵州，因此米脂之战后宋军两路在银、夏、石、宥四州境内竟“不见敌”，宛如武装游行一般。然而这一带已处毛乌素沙漠，“地皆沙湿，士马多陷没”[58]。事前考虑不周的后勤问题终于成了致命的大患！王中正军在宥州奈王井，士兵已饿死达2万人，甚至发生“军夫冻馁，僵卧于道路未死，众已剐其肉食之”[59]的惨剧。王中正只得下令全军撤退。其中张世距、折克行所部在撤退途中受到夏军游击部队的追击。宋军以折克行作后卫，且战且退。夏军追至俄枝盘堆，克行返军回击，大败夏军，杀夏将咩保吴良。遂奔袭宥州，在该城发掘到夏人窖藏的糜谷，又击败了护粮的夏军小部队千余人。于是宋军才得以幸免于全部饿死，总算退回到宋境。[60]
王中正退军时，种谔军犹驻营麻家平待粮，粮终不至，结果军队因饥而溃，部将刘归仁擅自南返。种谔无奈，只好回师。这时已入严冬，途中遇大风雪袭击，士卒民夫多冻饿而死，回到宋境的仅剩3万人。
这时西线宋军也在灵州城下大败。原先宋军入境时，梁太后召集西夏将领会议，“诸将少者尽请战，一老将独曰：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可不战而困也”。梁氏采纳了这个计划。集12监军司10万精兵于兴、灵地区。宋军高遵裕、刘昌祚两部围攻灵州18日不能下，西夏决黄河水灌宋营，高、刘大败而退，余部仅剩1.3万。而那个宋神宗曾想委以五路总帅之任的宦官李宪，根本就未到灵州前线：“始议五路入讨，会于灵州，李宪独不赴”！[61]
宋朝伐夏的最大攻势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宋军损兵20万人，但由于多为非战斗损失，所以基本未曾“折将”，这是与历次战败不同的。
遭此失败之后，宋神宗犹不甘心。但他已察觉长驱直入的战法失策，于是又想采用“筑城战”的办法，逐步推进，并以所筑城寨巩固占领地区。陕北的鄜延一路又被当作这一战略的重点方向。五路伐夏之役时，银、夏、宥诸州都曾为宋军占领，却未能守住，所以要先在这里筑城。元丰五年（1082年），宋神宗派给事中徐禧作为钦差大臣到陕北，主持其事。徐禧是个纸上谈兵、自以为是的文人，常大言：“西北可唾手取，恨将帅怯耳！”[62]当时对筑城御敌这一战略，众人并无异议。但在哪里筑城却是众说纷纭。种谔以其父子两代从事筑城战的经验，主张筑银州城，并把它看作是自己“据横山之志”的核心。他说：“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控险，足以守御。今之兴功，当自银州始。”他并提出了一个先复筑银州，后移筑宥州，再筑夏州、盐州的系统计划。[63]知延州沈括则主张先筑夏州石堡城。
但徐禧却认为“银州虽据明堂川（今榆溪河）、无定河之会，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堑，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厄”。他还认为修筑几个州城太费事，不如在三州之界筑一大城，“名虽非州，实有其地”[64]，因而执意坚持筑永乐城。因为他是钦差大臣，沈括等也就依了他，惟有种谔仍激烈反对。徐禧大怒说：“君独不畏死乎？敢误成事！”种谔抗言：“城之必败，败则死，拒节制亦死。死于此，犹愈于丧国师而沦异域也！”徐禧遂上告说种谔不听令。宋廷令种谔留守延州，让徐禧去实行他的计划。[65]
徐禧在八月间用14天就筑成了永乐城（今米脂县西北马胡峪）。[66]永乐城位于无定河与支流永乐川会合处，三面阻崖，形势险要，控制着无定河河谷西去夏、宥诸州的大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是城中无水，徐禧在山下河畔加筑了水寨，保护汲水通道，以为万无一失，便与监军宦官李舜举、陕西转运使李稷回驻米脂，留部将曲珍守永乐城。
这时，夏军在保卫灵州胜利后正集主力六监军司兵30万屯泾原北，得知宋筑永乐城，即由统军叶悖麻、咩讹埋率领迅速移兵东线，来攻永乐，并派兵南下绥德以阻止宋军增援。徐禧闻讯，大言道：“彼若大来，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部将高永亨提醒他城无水，不可守，他竟以动摇军心罪要把高永亨处斩，经人劝解才改为逮送延州狱。刚愎自用的徐禧就这样与李舜举、李稷等到永乐城督战。
夏军蜂涌而至，部将高永能建议乘其尚未列阵而袭之，徐禧又斥责他无知，说是“王师不鼓不成列”。待夏军部署完毕开始进攻，他才拔刀督军出城迎战。曲珍见夏军势大，宋军已不支，要求收军入城固守，又被徐禧斥下。结果，夏军骑兵涉水冲锋，宋军即全线崩溃，败军不及入城，多半被歼。曲珍率领的骑兵因入城之路为悬崖小径，都弃马攀崖而上，8000匹战马全部丧失。夏军乘胜进夺水寨，把宋军团团围困在无水的山城内。宋军掘井不成，数日后渴死大半。南边沈括率领的宋军又被进攻绥德城的西夏军牵制住而无法来援。徐禧等遂陷入绝境。这时可能他已感到失策丧师罪大，拒绝了左右要他突围的建议，决心死守。九月的一个大雨之夜，被围11天的永乐城陷落。徐禧、李舜举、李稷以及宋将高永能、寇伟、景思谊、张禹勤等官吏将领数百人皆战死，只有曲珍等四将逃脱，士兵与民夫20万人全军覆没。
永乐城之役是宋夏战争史上宋朝空前的大失败。创下了兵、将、民夫与军资损失的纪录。由转运使李稷集中到永乐城的金银粮草军用器械，凝聚着熙宁“富国”新政的成果，而今尽为西夏所有；宋军民被俘之多，以至于此后几次宋夏议和时永乐战俘都成了重要的谈判筹码。宋神宗听到败报后放声大哭，从此再不言开边进取之事了。
永乐城之役后，种谔等在五路伐夏过程中所攻占的葭芦、吴堡（今吴堡县）、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城仍在宋的手里。夏军在东线不能扩大战果，于是又移兵西线，同时向宋朝提出议和。梁氏又于元丰六年（1083年）放出夏主秉常并让其恢复皇位，给了宋朝一个台阶，早已厌战的宋神宗立即同意谈判。但是，西夏要求宋朝退回五路伐夏之前的边界，放弃东线六寨，为宋朝所拒绝。
于是，西夏又在西线发动攻势，元丰七年（1084年），夏军进攻兰州、安远寨、静边寨，均未得手。夏将仁多㖫丁败死，永乐城之役的夏军主将叶悖麻与咩讹埋也在安远寨被宋军击毙。宋军算是报了永乐城的仇。[67]至此，宋夏双方谁也奈何对方不得，战事在未达成和议的情况下停止。
总之，宋夏战争的这一阶段（1081—1084年）虽只有短短五年，却是整个宋夏战争的最高潮。宋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攻势，却遭到了灵州、永乐城两次空前的大败。但是宋朝并未被打回战前边界。宋军以“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战将损失数百人、物资损失不可胜计的巨大代价，换来了今陕西境内米脂、佳县、吴堡、横山一带的六城之地。“帝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68]。
五 麟府军独抗辽、夏
在宋、夏、辽三足鼎立于北方的100多年历史中，位于今陕西省最北部地区的麟、府二州地位特殊。这块地区恰位于宋、夏、辽三国接壤的地带，是今陕西境内惟一卷入了宋辽战争的地区，并同时经历了宋夏战争的洗礼。它与其北面的丰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与陕西府谷县交界处）、南面北宋末新设的晋宁军（今佳县）一起，隶于当时的河东路，是该路孤悬于黄河以西的一块飞地。自李继迁据有银、绥诸州之后，迄北宋末麟、绥通道被开辟以前，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处于辽、夏的三面包围之中，东与河东路主要地区隔着天堑黄河，南与宋陕西路隔着数百里西夏控制区。由于它军事地位特殊，北宋常在军事上把它从河东路其他地方分出来称之为“麟府路”，自成一条战线。当其他战场处于战争间歇期时，这里往往仍然充满刀光剑影。
麟府路的政治体制是较为复杂的。从各种记载看，在这孤悬河外、中央政权鞭长难及（不是鞭长莫及）、居民汉少羌多的地区，“土豪”对地方政治有着极大的影响。丰州是羌人藏才族首领王氏世守的地盘，麟州在唐末五代时“杨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69]，五代时“麟州土豪”杨信[70]曾为州刺史，麟州故城在神木县至今仍被称为“杨家城”。府州则从唐末直到北宋、伪齐时均为土豪折氏世守。这三家既共处河外，唇齿相依，彼此关系也很密切。折、杨两家的关系从关于杨家将与佘（折）太君的故事中即可看出，而折、王两家也有联姻关系。[71]因此三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整体。当然这也仅仅是一定程度上。三州在政治上取不同立场的情况也曾发生过。五代末，麟州杨氏与府州折氏就曾分事二主：杨氏附北汉而抗后周，折氏附后周而抗北汉。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麟府双方也没有直接打过仗。
然而，这三州又不是完全为“土豪”所割据的“羁縻之地”，这恐怕主要不是由于中央政权强大到足以控御“土豪”，而是因为在强敌环伺的环境中“土豪”们没有中央的支持就难以在这蕞尔之地生存。这种状况又依三州民族成分的不同而从南到北有所差异：三州之地皆汉蕃杂居，但麟州汉人相对较多，府州较少，丰州则基本上已是蕃部聚居区。[72]与此相应的麟州杨氏是汉人（至少从已知的世系看是如此），府州折氏则是因汉化而族系已有些模糊的蕃人，而丰州王氏则是分明的羌人藏才部。他们与朝廷的关系也因此而不同：麟州杨氏在宋以前已非世袭州政，刺史常为朝廷所派。[73]宋以后更基本上为朝廷流官而非杨氏族人出任知州。与此相反，丰州王氏一直世领其职，朝廷过问甚少，也很少调王氏到外地任官。而府州则居二者之间：一方面折氏世任知州、节镇，朝廷准其世袭，另一方面朝廷仍保有对州职的任免权，可以在折氏族人中撤换、选择州职的继承人选，可以调折氏到外地任官，也可以在府州派驻流官以担任知州以外的重要职务，包括军职。因此朝廷对府州是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非一般羁縻州县可比。由于府州在河外三州中最重要，因而朝廷对整个麟府路也实行着有效的控制。另外，麟府路虽在行政上隶属河东，而且至宋末以前一直与宋之陕西路不接壤，但由于抗夏军政所关，也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与陕西诸路，尤其是鄜延路一直有特殊关系。其境内诸如新秦县、通秦寨之类的地名就是证明。
麟府军民抗击契丹贵族的斗争早在五代时已经开始。后晋石敬塘充当契丹人的儿皇帝，把燕云十六州之地割让给契丹，府州即在这16州之境内[74]，当时的刺史折从阮因而一度臣属于契丹。不久契丹要强迁河西人民以充实辽东，引起州民反抗，折从阮顺应人心，据险拒辽，并于后晋天福八年（943年）攻入契丹境，连下十余寨。从此府州开始了与辽（契丹）的长期对抗。后周立国时，升府州为永安军，以折德扆为节度使，当时北汉附辽反周，麟府于是也与北汉为敌，曾多次渡黄河进入今山西境内对北汉发动攻击。
折德扆归宋之后，麟府军更加积极地投入抗辽、征北汉的战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征北汉，知府州折御卿奉命出兵，攻占北汉的岢岚军（今山西岢岚县）与岚州（今山西岚县），俘北汉岢岚军使折令图，杀北汉宪州刺史霍翊，夔州刺史马延忠也被擒。麟府军为宋的统一立了功。
至道元年（995年）正月，契丹大将韩德威领兵万人，乘折御卿出巡之机，自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由峡谷小路偷袭府州，想拔掉这个宋朝在河外的“钉子”。不料折御卿已侦知其谋，预先派归化契丹人埋伏于子河汊，断其归路，自率军奋击。契丹军败退遇伏，被歼500余人，将领突厥太尉、司徒舍利等20余人被杀，吐谷浑首领被俘，失战马千匹，韩德威单骑逃脱。这是今陕西境内宋辽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同年十二月，韩德威率军再次入侵，欲报子河汊之仇。折御卿带病出战，击退辽军，自己也病逝在军中。
真宗即位后，麟府军在抗辽战争中不仅守卫本土，还开始支援外郡和进扰辽境。咸平二年（999年）十一月，知府州折惟昌与宋思恭、刘文质三将领兵攻入契丹五合川，破附辽的兀泥族拨黄寨（一名黄太尉寨），焚其族帐1500所，获战马牛羊万计。
景德元年（1004年）秋，辽军入犯河东，围攻岢岚军。折惟昌率麟府军前往增援，入朔州界，前锋破大狼水寨，俘辽军400人，获大量军资。辽军腹背受敌，被迫解岢岚之围而去。不久，宋辽订立“澶渊之盟”。麟府军与其他地区的军民一起，为击退契丹贵族南侵，迫其议和作出了贡献。
此后直到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年），麟府路都巡检使折惟忠还在府州北境抗击过辽、夏的联合进犯，但总的来说，澶渊之盟后的宋、辽关系远较宋夏关系为稳定，麟府军民在抗夏斗争中的作用更为突出了。
麟府永安军与银夏定难军原来都是陕北以党项羌为主体的两大地方政权，在李继迁起兵前两者的性质十分类似。后来李氏叛宋而折氏始终效忠宋廷，两者遂成为不共戴天之仇。对宋朝而言，折氏不但作为一支军事力量有其重要作用，而且作为内附蕃族、汉化羌人的榜样，更有其巨大的感召力。反之，对李继迁及后来的西夏统治者来说，折氏不但是一股敌对军事力量，更从精神上对其在蕃众中的凝聚力构成不小的威胁。李继迁起兵后不久，在淳化四年（993年），就有银夏诸州原属定难军治下的蕃汉族8000余帐，驱牛羊数万来投奔府州。淳化五年（994年），在宋朝利用赵保忠以蕃制蕃的计划失败后，折御卿即被授予永安军节度使，麟州兵马都总管，夏、银、府、绥诸州都巡检使之职。[75]这后一个头衔是李继捧献地时宋廷曾授予接管定难军政权的曹光实的。显然，宋廷此举含有以银夏之地委于折氏，以折氏取代赵保忠执行以蕃制蕃之使命的意思。这当然是李继迁与后来的西夏政权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宋朝与李氏政权之间还可以讨价还价，而李氏政权与府州折氏之间却是你死我活；宋夏实际上是对头，表面上却还是宗主—藩臣关系；而西夏与府州政权则从名到实都是冤家。麟府人与西夏之间的势不两立，使他们成为北宋抗夏态度最激进的势力。甚至对于在李继迁以下党项诸首领中最为亲宋的李德明，麟府方面也全无好感。当时的折氏当家人折惟昌，就曾向宋廷揭发李德明伪装恭顺而暗图不轨，建议宋朝提防。[76]
因此，麟府地区也就成了宋夏战争最激烈的战区之一。即使在宋夏之间达成并维持着和议的战争间歇期内，西夏与麟府军的战斗也常常很频繁。在整个宋夏战争期间，根据显然是不完全的统计，宋朝的沿边诸州中，环州被围攻过6次，庆州4次，延州2次，绥州（绥德城）5次，而麟州竟被围攻过14次之多！[77]
麟府军民抗夏的主要战役有以下几次：
（1）咸平二年（999年）秋，李继迁在与宋廷达成和议并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后，停止了对陕西诸路的大规模骚扰，移兵河东。党项黄女族首领蒙异保与府州属羌啜讹引继迁军侵入麟州万户谷（今神木县万镇）。知府州折惟昌与巡检使折海超、供奉官折惟信等御敌于松花寨（今神木县花石崖），因众寡不敌而兵败，海超、惟信战死，惟昌负伤突围走。折家军损失严重。宋廷派宋思恭、刘文质二将率军来援，九月，李继迁部将万保移埋没由麟州进掠府州，惟昌与宋、刘二将合兵将其击败于横阳川（今神木县黄羊河），斩俘及缴获甚多。李继迁军退出府州，再攻麟州，州将韩崇训将其击败于州城之下。不久党项军又一次攻城，也被钤辖张佶击败，其攻城将领被射死。此役最终以双方都遭重大伤亡而结束。
（2）李元昊侵宋，宋夏第二阶段战事展开。当夏军歼灭刘平等部、兵围延州时，知府州折继闵率军自府州进扰敌后，于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六月及九月三次攻入夏境。有力地牵制了夏军，减轻了泾原、鄜延等方向宋军的压力。次年，府州军又与夏军在横阳川发生遭遇战，并获得胜利。
李元昊感到府州军威胁其侧后方，决心消除这块心病。庆历元年（1041年）夏，李元昊在西线获得好水川之捷后，避过宋军增援集群，亲率主力，悄悄移兵东线，以叛宋投夏的原府州蕃官乜啰为向导，自后河川（今府谷县孤山川）扑向府州城，“数十万”党项军把小城围得水泄不通。河东宋军王元、杨怀忠和宋廷设在府州的监司、并代兵马钤辖兼管勾麟府路军马事康德舆吓得不敢来援。折继闵率6000多守军顽强坚守，并积薪于宅前，表示一旦城破必举族自焚。于是人人怀必死决心，斗志愈旺。府州城中无井，饮水汲自黄河。夏军截断汲道，城中水荒，“黄金一两易水一杯”。折继闵率精兵以劲弩射退敌军，又夺回汲道。从七月二十三至二十九日连续苦战七昼夜，李元昊亲自督战，而城终不能破，只好撤军。[78]
接着党项军又攻麟州，从七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九日，麟州被围40天。知州苗继宣募人赴府州求援，州民王吉挺身而出，伪装为夏兵突围到府州，后又从小道返城，告知府州救兵将到，城中军心大振。这时麟州城里也发生了水荒，有奸细报告李元昊说三日后守军将渴死。苗继宣得知这个情况，便令人取沟中湿泥修补城墙，以示用水不乏。李元昊看见，以为奸细谎骗，杀奸细，解围而去。
麟、府两城守住了，但丰州、宁远寨与建宁寨却被李元昊分兵一一攻陷。知丰州王余庆、兵马监押孙吉等战死。至此，夏军这次攻势几乎席卷了河外的所有州城与寨堡，给麟府路带来一场浩劫。丰州陷落后，全州人口“尽为所掳，扫地无遗”[79]，沦为一片荒烟蔓草之区。麟州虽然未陷，但“自经贼马，后来人户，才有三二百家”[80]。然而西夏军伤亡也极为惨重。连获金明寨、三川口、好水川三次大捷的李元昊，却对蕞尔小邑的麟、府二州一筹莫展，夏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
（3）打通麟、府通道。麟府保卫战之后，李元昊仍然指挥夏军盘踞路境不退。他屯兵于琉璃堡，派骑兵巡掠麟、府间，两城闭门而守，交通断绝。朝中有人提议尽弃河外诸州，退守黄河与保德军（今山西保德）。有人则提议放弃麟州城，把州治移到黄河东岸的合河津（今山西兴县西），河外只留府州一城。但麟府军民与以张亢、欧阳修为首的朝中大臣都反对这种畏敌退缩的主张。于是宋廷派张亢为并、代都钤辖，管勾麟府路军马事，取代庸懦无能的康德舆，指挥麟、府的反封锁作战。张亢单骑至府州，城门紧闭，出示了朝廷敕文后才放他进城。张亢立即开门让州民出城砍柴、汲水、割草。同时他在城东焦山上发现石炭（煤）穴，即围筑东胜堡；城下不远有菜地，他又筑金城堡以护之；城北沙坑有泉，筑安定堡以护之。这样，府州城内的基本生活供应便恢复了，他又派军驱逐夏人，夺回琉璃堡，解除了对府州的封锁。
麟州的情况更严峻，府州临黄河，尚可由河东接济，麟州当时则有如孤岛。在以后的两年内，宋军为打通麟、府间交通，接济麟州守军，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庆历元年九月，康德舆、王元督民夫由府州向麟州运粮草，在府州城外被截，失粮9000石，草56000束与大批民夫。十月，折继闵押运军衣去麟州，在中堠寨（今神木县东北）又被夏军伏击，人、物尽失，折继闵由小道逃回。次年春，府州军将张岊押军衣赴麟，都巡检王凯与张岊押粮赴麟，折继闵与张亢运粮赴麟，都在青眉浪、柏子寨等险隘处受到西夏的截劫，付出沉重的牺牲后才运抵目的地。于是，张亢、折继闵决定构筑寨堡交通线，并进行了掩护筑城的作战。这年三月，宋军重筑上年为西夏攻破并摧毁的建宁寨，与西夏反筑城军队发生激战。张、折设计把宋军精锐虎翼军与较羸弱的万胜军军旗互易，引诱夏军扑向打着弱军旗帜的强军阵地，予以迎头痛击。斩首2000，余众溃逃。于是宋军得以在麟、府两城间70公里路上筑起清寨堡、百胜寨、中堠寨、建宁寨、镇川堡五城，间距不过10—12公里，互相呼应，终于形成了一条武装屏护的交通走廊，对麟、府的封锁都被粉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