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战争中的陕西（上）
一 陕军勤王与娄室入陕
正当蜕化了的“变法派”在北宋及陕西境内再度掌权，对内大整“元祐奸党”、大肆聚敛民财，对外与西夏再度发生麻烦的时候，北方的形势发生巨变：东北地区兴起了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并日益强大起来。宋金结成“海上之盟”，联合灭辽。然而不久，在灭辽之役中看透了北宋的腐败与虚弱的女真贵族又大举发动了侵宋战争。辽阔的北方大地，陷入了更为惨烈的兵燹战火中。
拥有全国兵力40%以上的陕西宋军，在北宋王朝危亡之际，几度奉诏东调勤王。
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第一次大举南侵，宋廷于这年冬召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中率部入援。次年五月，姚、种在增援太原途中于寿阳石坑被金军击溃，种师中战死，姚古被宋廷撤职流放。
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一月，宋廷再调种师道率领泾原、秦凤两路宋军赴汴京勤王。种军沿途揭榜，自称“种少保领西兵百万来”。种家将的第三代种师道是种世衡的孙子，此时已76岁，年老多病，已经退休，这时又重被朝廷起用。他以垂暮之年，鞠躬尽瘁，在汴京主持勤王抗金军事，在朝中抗战派李纲等人和汴京军民的支持下，种师道一度稳定了汴京的局势，迫使金军解围。但在朝中投降派的排挤下，种师道已无力回天。这年十月，种师道在金国再度围城前病逝。他与数月前为国捐躯的弟弟种师中都死在抗金前线，“二种”加上哲宗时在熙河前线阵亡的种朴，谱写了种家三代人抗敌报国悲壮历史的最后篇章。种师道死后才两个月，汴京陷落，二帝“蒙尘”，种家军的历史与北宋一起结束了。
与种家将率领陕西宋军主力东出潼关勤王的同时，当时属河东路的麟府宋军也在折家将的率领下直渡黄河增援山西战场。宣和七年冬，西路金军进攻雁门关，河东第二将折可存、河东第一将部将折可与赴援，在崞县（在山西）被围，全军覆没。可存、可与皆被俘，可与不屈牺牲，可存从应州（山西应县）俘虏营中逃回，病死在宋境。
与崞县之败同时，麟府宋军主力2万人由知府州折可求率领，取道岢岚、宪州（今山西静乐县）救援太原。在太原以西的交城与金军大战，宋军远来，劳不敌逸而败。次年正月，折可求与其侄折彦质率部至汴京与种家军会合，共捍京师。金军暂时解围后，勤王军被遣归。七月，折可求率军再解太原之围，屯兵汾州，与金军大战于文水。宋军大败，数万人被歼，可求兵溃子夏山。九月太原陷落，可求率麟府军残部退回河外，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靖康元年十一月，金军再次包围汴京，宋廷又令陕西制置使钱盖、陕西宣抚使范致虚率兵勤王。钱盖勤王兵号称10万，在东进途中接到已向金人投降的宋廷停止进军的命令，遂滞留在颍昌府（今河南许昌），进退失据。次年春汴京城破消息传来，全军不战而溃，钱盖逃走。
钱盖师溃，范致虚仍然进军。他倾全陕宋军的主力号称20万，率环庆经略使王似、熙河经略使王倚，会合西道副总管孙昭远，又令部将杜常、夏俶征发民兵（乡兵）随征。一时浩浩荡荡，水师沿黄河出三门峡，陆军分道出潼关和武关，三路并进，摆出一副收复京师、中兴宋廷的架势。当时在汴京沦陷后潼关已为金河南驻军接管，范致虚夺回潼关后，自潼关跨渭河沿黄河西岸筑起一道“长城”，直达龙门，似乎是进可攻、退可守了。
当时，宋廷的确对陕西寄以厚望。不仅再三再四地调陕军勤王，还多次讨论过迁都关中，至少是“驾幸关中”的问题。靖康元年正月，刚刚“受禅”继位的宋钦宗就想放弃汴京，宣称“朕将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后为李纲所劝止。种师道勤王至汴，也上疏“请幸长安，以避其锋，以守御（汴京）事付将帅”。这年十一月金军再次围城时，宋钦宗又想效法唐玄宗，留太子守汴而自己西逃，“据秦雍，领天下兵亲征，以图复兴”。宋将张叔夜又建议钦宗“暂诣襄阳，以图幸雍”[1]。范致虚及其后任唐重、沿河安抚使郑骧等也曾多次请求宋廷迁秦。从后来金军几次进军陕西都是大掠一番后退走，直至绍兴十年（1140年）才最后定下占有陕西建立持久统治的情况看，女真贵族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内还未决定真正统治陕西。宋廷退缩关中，依靠陕西军队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那样的话，历史上出现的可能就不是北宋、南宋，而是“东宋”“西宋”了。然而一登基就想逃跑的宋钦宗，到了这时甚至连逃跑的勇气也没有了，只能坐在汴京城里束手待毙，让金人弄去“北狩”。
而这时的范致虚虽然摆出一副战守两备、志图中兴的样子，还斩杀了持宋钦宗在金人裹胁下手书止援诏书前来诱“和”的金使，率军继续东进，但他“勇而无谋”，“儒者，不知兵”，[2]又不信任将帅，却把一个叫赵宗印的和尚奉为神明，言听计从。宗印招募一批僧人为军，号“尊胜队”，又招童子为一军，号“净胜队”，装神弄鬼，诸将皆怨。范致虚又遍招陕西沿边五路帅臣，而泾原席贡、秦凤赵点、鄜坊张深三路皆不至[3]，只有环庆王似、熙河王倚如期率部来会。貌似强大的陕西宋军，已经开始解体了。
这年冬，范致虚督军进入河南，金守臣高世由对金帅粘罕说：“遣斥候三千，自足杀之。”果然，范致虚的大军开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千秋镇，被金将娄室以骑兵一冲，即不战而溃，死者过半。范致虚斩了率先逃跑的部将杜常与夏俶，率余军退入潼关，留孙昭远、王似、王倚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次年即南宋开国的建炎元年（1127年），范致虚又与僧宗印领兵出武关，至邓州，金将银朱来攻，范致虚与宗印都不战而逃，军溃。这年冬，金军攻伊阳（今河南汝阳），孙昭远败死。号称20万的陕军最后一次东进，就这样完结了。
种家将、折家将的先后溃败，钱盖、范致虚的一再丧师，使陕西宋军实力丧尽，关中的大门实际上等于向金人打开了。
建炎元年冬，攻占了河南、山西的金军粘罕派遣其悍将娄室从禹门口踏冰渡河，攻入关中，拉开了宋金陕西争夺战的序幕。这时经过连续四次“勤王”之后的陕西几乎已无兵可守，娄室挥军进入韩城、华州，又至同州，宋朝通判以下官员都逃走，只有知同州兼沿河安抚使郑骧不去，城陷，郑骧投井自杀。
金军长驱而至京兆府，继范致虚之后任经略使的唐重先请宋廷迁都关中，继请派宗室重臣入关中统帅诸路帅臣御敌，最后又请宋廷授权自己节制五路兵马，宋廷均置之不理。唐重知道事不可为，致书与父亲诀别。这时城中兵不满千人，唐重遣提举永兴军路军马程迪招民兵入城共守。金军攻城。唐重等以微不足道的兵力，居然坚守古都十余日。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长安地震，金军乘机入城，宋河东经制副使傅亮以精锐数百人夺门而出，向金军投降，唐重与程迪及副总管杨宗闵、转运使桑景询、提点刑狱郭忠孝、判官曾谓、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王尚各率亲兵与金军巷战。程迪“身被创几遍，绝而复苏，犹厉声叱战不已”[4]，唐重的部将请掩护唐突围，唐重说：“死吾职也！”[5]于是唐重与程、杨、桑、郭、曾、王等全部战死。
长安古城陷落了，但唐重等人宁死不屈的精神却永垂青史。唐重之守长安，也与当时的李彦仙守陕州、韩浩守潍州、向子韶守淮宁等一样，成为南宋初官民誓死抗金、与城共存亡的一个千秋典范。
娄室攻陷京兆府后，又分掠关中各地，东起潼关，西至秦、陇相继沦陷，娄室部将斡鲁破宋刘光烈军于冯翊。但是金军在从凤翔西进巩州（今甘肃陇西县）时被宋熙河经略使张深击退，并在新店、熟羊城两度受到宋军袭击，张深的部将张严甚至一直追敌至凤翔境，结果在凤翔城西五里坡遇伏牺牲。宋将刘清臣弃凤翔逃走。娄室遂陷凤翔。
至此，娄室以女真军的一支偏师长驱直入，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起潼关、西至巩州的关中全境。但金军这次用兵纯属击溃陕西勤王宋军之后的“乘胜追击”之举，并未打算久据关中。而且此时关中南北两翼的陕南陕北都还在宋朝手里，关中地区也出现了许多“义军”，娄室无心恋战，遂在大掠之后于三月间退出关中。宋将王择仁尾随其后，“收复”了京兆府，关中暂时又重归宋有。
二 史斌起义与关中再陷
北宋灭亡后的十多年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南宋立足未稳，“偏”而不“安”，金军穷追，苗、刘兵变，人民起义此伏彼起，“军贼”土匪纷如蝟毛，朝中和、战歧议，忠、奸斗争，政治腐败，冤狱屡起。而北方的金朝也是内争纷纭，阋墙时见，新土未定，义军蜂起，对南宋是存还是灭，对中原、陕西是弃，是并还是立为藩属，都还在大政未定之际。陕西更是如此，自北宋灭亡之后，张浚来陕以前，宋朝在陕西实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体制。新立的小朝廷暂时还顾不上西北，诸路将帅各自为政，军政的混乱与人民的苦难都倍于平时。而金朝对陕西也还没有个长远打算，纵兵几进几出，形成拉锯之势。就在这一片混乱中，南宋控制下的地区发生了宋金对峙时期陕西最大的一次人民起义——史斌起义。
史斌原是北宋末著名的农民起义首领宋江的部将，据某些史家考证，他就是传说中宋江麾下的好汉九纹龙史进的原型。[6]宋江受招安后，他成为宋军的下级军官，两宋之际正驻扎于陕南。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夏秋之后，金军攻占了潼关以东地区并准备侵入关中，中原人民大批涌入关中，并汇合关中人民大批逃向陕南，企图入川避难。宋朝兴州（今略阳县）知州向子宠却如临大敌，屯兵把守关隘，不让难民入境。几十万难民被阻于关下，进退无路，饥饿流离，大批死于关前。史斌自随宋江受招安后一直有东山再起、重举义旗的打算，这时见宋朝官吏如此不顾人民死活，遂决意起义。
这年七月，史斌在兴元府（今汉中）境内号召难民起兵反宋，走投无路的难民一呼百应，纷纷揭竿而起。史斌率领他们一举攻下兴州，并改变宋江不肯建号，为受招安留后路的做法，在兴州建号称帝，以示与宋决裂，一时“诸郡多应者”。史斌在人民支持下攻占凤州、武休（今留坝县），企图进占兴元府，为宋将章知己所扼。又顺嘉陵江南下利州（今四川广元），企图进军四川。宋川陕宣慰副使卢法源慑于义军声势，令诸将坚壁自守，不敢出战。史斌无法攻破剑门天险，便回师北上，进入关中。
这时正值娄室所部金军在大掠关中后暂时退走，关中各州县人民组织义军攻杀金所置守令，纷纷收复州县。史斌也收复了华州，并入据长安。但当地附宋抗金的义军并不同意史斌反宋，企图为宋“平叛”。而史斌却不自知，仍以他们为友军。建炎二年（1128年）四月，义军将领张宗谔到长安，诱使史斌解散部众，史斌居然没有表示异议。正当张宗谔准备为宋“除患”时，曾经在金军入陕之际退到秦岭以南去的宋军却来向义军“收复”失地了。宋泾原军统制曲端遣部将吴玠突袭史斌，史斌猝不及防，逃到长安附近的鸣犊镇，为吴所擒。而曲端则竟然连附宋抗金的张宗谔也不放过，袭而杀之，史斌也被押解到长安杀害。于是曲端等便以“收复”关中之功向朝廷邀赏了。
除了人民起义以外，南宋陕西军政界的内部纷争也持续不断。京兆府第一次沦陷时，陕西漕、宪二司主官均殉难，南宋东京留守宗泽于是承制授鄜延路经略使王庶为权陕西制置使、节制陕西六路军马，以期统一陕西的军政事权。但是王庶与他的两位前任唐重与范致虚一样无法调动诸帅，这时曲端在陕西宋军中开始崭露头角，他是泾原路经略使席贡手下的统制官，金军退出关后他在诸将中抢先进入这片政治真空地带，关中义军无论是反宋的（如史斌）还是附宋的（如张宗谔）都被他一一吃掉，于是羽翼渐丰，不把席贡放在眼里。王庶这时正愁诸帅难制，想笼络曲端为己用，于是奏请授曲端为节制司都统制，在节制使领导下调度六路军队，席贡等反而在实际上成了他的下属。然而诸路将帅既不买他的账，而他也不买王庶的账，王、曲矛盾日深。
就在他们勾心斗角之际，金人又卷土重来了。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下旬，金王朝在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派讹里朵与粘罕率金军主力南征，计划穷追宋高宗，消灭宋王朝。另派娄室仍为偏师，再攻陕西，以牵制川、陕方面的宋军。于是时隔仅四个多月，女真骑兵又一次践踏了关中大地。
八月，娄室入潼关，在华州、同州连败宋军，部将讹特剌破宋军于渭水，攻取下邽（今渭南市北），金监军绳果取蒲城。九月，金军再次攻陷永兴军，宋经略使郭琰弃城退保南山中的义谷。这时王庶想部署反击，召曲端会兵永兴、耀州间，曲端拒不从命，王庶无奈，令席贡另派庞世才来会，而调曲端回泾原，并派节制司部将贺师范会诸军于耀州，企图夺回永兴军。正当王庶准备前往耀州督战时，曲端忽然翻悔，声称自己要指挥这场战役，阻止王庶前来。这时贺师范轻敌冒进，在八公原遇敌败死，诸将溃逃，曲端乘机夺取了泾原军的指挥权，更不把王庶放在眼里了。
金军侦知王、曲不和，十月间乘机出兵进攻鄜延。曲端统帅泾原兵驻淳化，任凭王庶几十次来人来函调他赴援，他一概不理。王庶无奈，远招陕南兴元府的宋军来援，援军刚到甘泉，延安已陷。鄜延一路州郡都陆续失守。王庶丢了地盘，不得已带领节制司诸官属到曲端控制区去“劳军”。曲端对这位落难的上司极尽凌辱，两人为延安失守责任的事吵了起来。曲端一怒之下要杀王庶，幸得南宋朝廷派来的抚谕使谢亮劝阻。王庶好汉不吃眼前亏，向曲端赔了不是，曲端夺了他的节制使印信，扣留了他的官属，才把王庶放走。王庶从此把曲端恨之入骨。而曲端夺了王庶的大印后，俨然以节制使自居，向诸帅发号施令，诸帅不予理睬，陕西宋军内部更加混乱了。
这时金军在攻克延安后继续北进，绥德、清涧相继于十一月间陷落。麟府军统帅折可求自两年前勤王败归后就一直在观望，眼见金军势大，渐怀二心。娄室又捉获其子折彦文，让他作书招降父亲。折可求遂于是月以麟、府、丰三州及九堡寨降金。折家为宋朝世守河外百余年，可求的从兄弟可与、可存都死在抗金战争中，而他本人却终于腆颜事敌，成了金初仅次于刘豫的第二大傀儡头领！
至此，南宋在今陕北的统治大部崩溃，只有一座孤城，这就是黄河边上的晋宁军（今佳县），尚在为宋坚守。晋宁军与其北的麟、府、丰三州当时均归宋河东路管辖，在太原失守后，这里就成了河东路仅存的一块宋土。守将徐徽言英勇善战，曾渡河东收岚（今山西岚县）、石（今山西离石）等州，北复麟、府之地，陕西、河东两路的金人都为之不得安宁。
折可求降金后，晋宁军陷入金军的包围。折可求与徐徽言是儿女亲家，娄室便派折可求来劝降。徐徽言登城痛斥其降敌罪行。折可求说：你为何对我无情？徐徽言张弓骂道：你对国家无情，我还对你有何情？休说我无情，此箭更无情！说罢一箭而中，可求负伤逃去。徐徽言以大义激励将士死守，从这年十一月一直坚持到次年（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当是时，环河东皆已陷，独晋宁屹然孤墉，横当强敌，势相百不抗。”黄河对岸山西境内山谷中百姓为徐徽言忠义所感，组成义军增援晋宁，“浮筏西渡，与金人鏖河上，大小数十战”[7]。最后，孤城粮尽矢绝，水源被切断，徐徽言把守城器械聚而焚之，以免资敌。金军攻入城内，徐徽言仍据守衙城坚持了一昼夜。最后聚家眷纵火自焚，被部下救免，遂被俘。
娄室亲自劝徐徽言投降说：二帝已北去，你为谁而守呢？徐答：我只愿以死报太祖太宗于地下，不知其他！娄室又称：若肯屈就，可委任你世守延安，甚至把整个陕西封给你也行。徐大骂道：此膝岂能向你们这些鼠辈而屈？娄室以刃相向，想逼其退避，徐徽言挺胸迎刃不为动。又劝饮酒，徐徽言又举杯向娄室砸去。折可求再来劝降，更被他骂得狼狈而出。娄室计穷，终于将徐徽言杀害。后来粘罕闻知，大为感叹，并斥责娄室擅自杀害“义人”而予以处分。
徐徽言守晋宁，比上次金军入陕时唐重之守西安，尤为英勇悲壮。娄室两度入陕，都是在旬月间横扫关中，没想到在这小小孤城之下竟然受阻三个月之久！晋宁的坚守不仅在精神上对陕西军民的抗金斗争是很大的激励，在军事上也是很有价值的：当娄室被阻挡在晋宁城下的那三个月里，宋军得以乘金军主力滞留陕北，连续收复了鄜、坊（今黄陵县）、华诸州及京兆府。
娄室平定了陕北，留降将折可求守绥德，部将婆卢火守延安，自率军又从陕北南下重新收拾被南宋夺去的关中州县，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再取鄜、坊二州，十月，京兆府、巩州皆降。娄室第三次夺得了关中，但仍未能稳定占领。不久因李彦仙为宋据守潼关以东的陕解诸州，威胁到娄室军与中原金朝后方的联系，娄室遂移兵出关去围攻陕州。关中各地又陆续重归于宋。
总之在建炎元年冬至三年冬的这两年间，宋金双方在陕西反复拉锯，却都没有一个稳定的战略思想与长远打算。娄室就像猴子掰苞谷，每攻必克，却又旋克旋弃，宋军则敌来我避，敌弃我取，而且常常为取敌之所弃而自相火并。王择仁“复”长安，而郭琰逐走之，张宗谔入京兆，而曲端剿杀之。长安城在这两年之内不仅三陷于金，而且在为宋所有时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唐重、王择仁、郭琰、张宗谔、史斌、曲端、王庶与吴玠都曾成为它的主人。这就是宋金陕西战争第一阶段（1127—1129年）的特点。
三 张浚入陕与富平之败
建炎四年（1130年）起，宋金陕西战争进入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双方的对陕政策都比前一阶段大不相同了。
金朝方面，这时对陕西的屡取屡弃已感到不耐烦。“先遣娄室经略陕西，所下城邑叛服不常，其监战阿卢补请益兵。帅府会诸将议曰：兵威非不足，绥怀之道有所未尽。诚得位望隆重、恩威兼济者以往，可指日而定。若以皇子右副元帅宗辅往，为宜。以闻。诏曰：‘娄室往者所向辄克，今使专征陕西，淹延未定，岂倦于兵而自爱耶？关陕重地，卿等其戮力焉。’”[8]这表明：金朝经过对前一阶段战事的反省，已决定：（1）不能继续容忍“关陕重地”“淹延未定”，“叛服不常”，而要稳固地据有关中。（2）之所以陕西至今“淹延未定”，主要不是金军兵力不强，而是由于金朝未尽“绥怀之道”，为此，就要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3）金朝已认定娄室不足以治陕，遂派女真宗室中位最高权最重的讹里朵（完颜宗辅）与最善战的兀朮（完颜宗弼）主持陕政，以期“恩威兼济”，平定关陕。娄室原来独力征陕，这时已仅仅是金朝征陕大军中的一部，可见金朝已把陕西看成了征宋战争的主战场。
南宋方面，于建炎三年五月任命当时朝中最有威望的重臣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认为“中兴当自关陕始”，把陕西看作是扭转全国战局的关键。当时宋朝还有人提出：天下大势犹如常山大蛇，“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张浚甚至有一次建议宋高宗“驾幸”陕西，并得到高宗原则上的同意，派出吕颐浩到武昌设立中间站“为趋陕之计”。宋金双方都把陕西视为根本。
这年十月，张浚来到陕西，坐镇陕南兴元府，开始调兵遣将。张浚的威望远非王庶、唐重所能望其项背，陕西诸帅群龙无首的状况消失了。张浚以刘子羽参议军事，作为主要谋士，以赵开为随军转运使，负责后勤补给。两人皆为出色的人选。只有在处置使之下统领各路军马的宣抚处置司都统制一职颇令他费踌躇。当时陕西宋军中论战绩要算曲端为最，可是自他要杀王庶之事传到朝廷后，很多人便疑心他谋反。张浚考虑再三，还是保荐他担任了此职，同时又把他的部将吴玠由都监升为统制，使其独当一面。
建炎四年四月，金军娄室部在攻陷陕州之后，又一次长驱入潼关，先后攻陷三原、淳化、乾州、邠州等地。吴玠在彭原阻击金军，先得小胜，后来金军大至，吴玠向曲端求援，曲端却不肯发兵，致使吴玠兵败。而娄室也旋即退走。这时，张浚与曲端也发生了分歧。张浚从全国战局出发，鉴于当时兀朮所领金军主力仍在两淮，随时有可能再次过江南侵，因而主张提前在西北战场发动攻势，以牵制金军西顾，减轻东南战场对宋的压力。而曲端却认为“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一战”[9]。张浚对他的这种态度很不满意，加上吴玠等人诉说曲端不援彭原之过，张浚遂下决心罢免了曲端的都统制一职，由他自己亲任指挥之责。其实，如果仅就陕西战场的局部形势看，曲端的分析并非全无道理，当时西北宋军远未作好大规模进攻的军事准备，野战更非宋军所长。虽然未必要十年后方可一战，但马上就大举进攻，确有孤注一掷之虞。因此，当时张浚身边的人大都不赞成发动进攻。八字军名将王彦认为“陕西兵将，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则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阆、兴、洋（今川北陕南一带），以固根本。敌入境，则檄五路之兵来援，万一不捷，未大失也。”[10]吴玠则主张宋军“宜各守要害，须其弊而乘之”，而不宜匆忙进攻。[11]张浚最信任的谋臣刘子羽也力争不可战。但张浚回答说：“吾宁不知此？顾今东南之事急，不得不为是耳！”[12]为了全国抗金的大局，即使是孤注，张浚也决心一掷了。
这年七月，金军主力中最慓悍的兀朮一军终于从东南远调西北，会合娄室一军，在讹里朵的指挥下投入陕西会战。张浚则派吴玠于八月间再占京兆，接着又收复了鄜延诸军。九月间，张浚在邠州设立前敌指挥所，调集熙河路刘锡、秦凤路孙偓、泾原路刘锜、环庆路赵哲四经略使，以及临时受命统带鄜延路军的吴玠，其陕西五路骑兵六七万，步兵十余万，号称40万之众，向东挺进，九月二十四日，与讹里朵、兀朮、娄室率领的金军主力相会于富平，展开了宋金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战。会战的双方可以说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宋军兵力“数倍于敌”，但军事素质则金军占优势；战区地势金高宋低，于宋不利，但“前阻苇泽，敌有骑不得施”[13]，金军也有他的困难。而陕西人民则给予宋军以全力支持，“诸路乡民运刍粟者，络绎未已。至军，则每州县自为小寨，以车马为卫，相连不绝。”[14]
开战之初，娄室率金军人人背负柴捆土袋，很快填平了阻碍金骑的沼泽地带，向宋营发动冲锋。刘锡、刘锜率领熙河、泾原宋军则从左翼杀入敌阵，把兀朮的左翼金军重重包围，兀朮几不能支，悍将韩常被一箭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创，跃马奋战，遂解围，与宗弼（兀朮）俱出”。[15]
就在金军左翼告急的时刻，娄室率领的右翼金军突入了赵哲的环庆军军营，贪生怕死的赵哲立即丢下部队逃窜，环庆军失去主将，首先崩溃，其他各路宋军见右翼已失，也惊恐败退，于是宋军兵败如山倒，金军则转危为安，大获全胜。张浚从邠州一直败退数百里，到秦州（今甘肃天水）才站住脚。宋军人马军资损失不计其数。金军乘胜四出追击，攻势持续了数月之久。十月，耀州、凤翔府相继降金。十一月，讹里朵攻下泾州。渭州、原州宋军败降。宋泾原路统制张中孚等一大批将领降金。十二月，熙河路路治熙州投降，熙河宋军全部崩溃。这时娄室病死，讹里朵以阿卢补继之为左翼都统，兀朮为右翼都统，分头招降各地。到次年春，巩、洮、河、乐、兰、廓、西宁、积石等州和定远等城寨，先后降金。陕西五路大部沦陷，秦岭以北的今陕西大部分省境都为金军所征服。张浚从秦州败退到兴州，“簿书辎重，悉皆焚弃”，[16]又再退入川北的阆州（今四川苍溪县境）。当时甚至有人主张把制置司迁到远离秦岭千里、长江三峡边上的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一场大战遂以宋朝的惨败而结束。[17]
富平之战可以说是整个宋元时期今陕西境内发生的最大一次战役。此前虽然也有过所谓“五路伐夏”这类大举，但那是大范围的战略行动，从未有过像富平之战那样五路十几万兵马都投入一次大规模战斗的。就一次战斗而言，富平之战恐怕是陕西有史以来最大的恶战之一。它的直接结果对南宋可以说是一场灾难：损兵折将之外，秦岭以北的国土全部丧失。此后虽然宋军北入关中或金军南下陕南的事屡次发生，但从总体上来说，宋、金隔秦岭对峙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历史时代从此开始。
然而从全国的大局看，富平之战对南宋方面也有积极的影响。首先它是宋金开战以来第一次由南宋方面主动进攻的大规模作战，这对此前宋朝在金军攻击面前难有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的状况而言堪称一次转折。从这一点看，无论富平之战的结局怎样，仅它能够发动这一点就是有重要意义的。
其次，从全国战局看，富平之战也确实如张浚原先所考虑的那样，把金军主力吸引到了西北，从而缓和了南宋心脏地带东南诸路的压力。金军主力兀朮部自此役后就长期留在西北战场，东南只有挞懒一军，难有大的作为。因此清代史家曾评论富平之役的得失说：“川陕虽挫，而东南遂高枕无事矣。”[18]
四 蜀口三战
富平之战后，南宋政府摆脱了女真铁骑再次渡江的威胁，有了喘息之机。临安小朝廷利用这个机会大力“安内”，在从建炎四年秋到绍兴四年秋（1130—1134年）的四年间，不断派出包括岳飞、韩世忠等名将在内的大军，到处征讨“群盗”，结果，除了洞庭湖区的杨么一军外，到这个时期结束时，其他较大的农民起义军都已相继被镇压。
而金朝方面，自建炎三、四年的大规模南侵以后，女真贵族已感到仅用“兵威”不可能解决南方问题，因而逐渐改取“和战并用，东守西攻”的战略，在中原地区主要利用刘豫伪齐政权作为屏蕃，支持它对抗南宋并为金朝火中取栗。同时放回秦桧，利用投降派来牵制南宋抗战力量。而在西北，则集中主要军事力量与南宋争夺“蜀口”（秦岭战略通道），力图从秦陇攻入四川，控制长江上游，扼住南宋的咽喉而制其死命。
这样，陕西战场便在一段时间内成了宋金战争的核心战场。
富平兵败后，陕西六路中只有阶、成、岷、凤、洮五州，以及凤翔的和尚原、陇州的方山原两个军事据点仍为宋军控制。张浚退入阆州时，诸将不知宣司所在，一时茫然无措。张浚立即派刘子羽回陕联络，很快恢复了指挥系统，诸路宋军尚有十余万，集结在三个地区：关师古的熙河兵在岷州大潭（今甘肃岷县境），孙偓、贾世方的泾原、凤翔兵在阶、成、凤三州，吴玠所部在凤翔大散关东的和尚原。虽经大败，但陕西宋军并未回到张浚入陕前那种群龙无首的状态。张浚想尽一切办法维持制置司的权威。富平之战刚结束，就在秦州召集诸将，斩了率先逃跑的赵哲，罢斥了指挥无方的刘锡。绍兴元年（1131年）六月，张浚任命吴玠为陕西诸路都统制，又把原来担任此职的骄将曲端处死。曲端虽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但他跋扈过甚，吴玠、王庶等人都一致要求处置他。于是张浚抓住据说是曲端所写的两句诗：“不向关中兴帝业，却来江上泛渔舟”[19]，指控他攻击皇帝，再加上其他一些罪名，遂将他置于死地。其实从这两句诗看来，它与张浚本人“中兴必自关陕始”的思想是相通的。杀曲端完全是出于制置司“立威”的需要，时人多以为是个冤狱。不过从客观效果看，它对稳定大败之后的军政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
于是，绍兴元年春以后，南宋方面大崩溃的趋势得到遏制，到这年初冬，遂有了和尚原之捷。
和尚原之捷的功臣是南宋陕西抗金名将吴玠，并由此而开创了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吴家将”主持川陕抗金大业的局面。吴玠（1093—1139年），陕西德顺军陇干县（今甘肃静宁县）人，十余岁时入宋泾原军，抗夏有功，到北宋灭亡的那一年，已从行伍升至泾原路军第三副将。南宋建炎二年春娄室首次入陕，分其部谋侵泾原，吴玠在青溪岭（今甘肃泾川县西南）击败之，追击30里，“金人始有惮意”[20]。建炎四年的彭原之役，吴玠虽因曲端不援而最终受挫，但也给金军很沉重的打击，金将“撒离喝惧而泣，金军中目为‘啼哭郎君’”[21]。有趣的是，吴玠作为曲端的部将，正如曲端作为席贡的部将、席贡作为范致虚的部将一样，对其上司是很不买账的，而这几个部将的才能，也的确是一个超过一个。张浚入陕后，才把他荐拔为独当一面的大将，所以后人有认为此一荐拔之功即足以当其富平战败之过了。
富平败后，吴玠收集散卒，来到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和尚原在今宝鸡市南，扼秦岭故道北口，“最为要冲，自原以南，则入川路散；失此原，是无蜀也”[22]。当时在宋军尚存的五州二原之地中，和尚原最为孤悬。有人劝吴玠退守汉中，他说：“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23]因为孤悬，后勤保障困难，但附近沦陷区凤翔府一带的百姓感其孤军抗敌之志，“相与夜输刍粟助之。玠偿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杀之，且令保伍连坐。民冒禁如故”[24]。在人民的支持下，和尚原得以粮足栅固。
金军为了打开入汉中的门户，于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由金将没立（金主完颜晟侄）从凤翔、乌鲁折合从阶（今甘肃武都县）、成（今甘肃成县）两路合击和尚原。当时，吴玠的数千“散卒”驻守原上，朝问隔绝，许多将士的家属留在金占区，人心动摇，甚至有人密谋劫持吴玠投降敌人。吴玠侦知，即召集将士勉以忠义，当场与众将士歃血为盟，誓死抗敌。在稳定了军心之后，吴玠出兵邀击没立，不让两敌会合。没立受阻，绕道攻箭筈关（今岐山县东），也被吴玠的部将杨政击退。于是只有乌鲁折合一军抵原下，吴玠乘其布阵未成，俯冲下原，乌鲁折合大溃而逃。
金帅兀朮得报大怒，十月间亲自上阵，“会诸道兵10余万，造浮桥跨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与宋军对垒。吴玠命宋军以劲弓强弩，轮番迭射，号曰“驻队矢”，金军在密集的箭雨下伤亡惨重，不得不撤退。这时吴玠军伏兵齐发，绝其粮道。金军且战且走，行30里而至山口，又遇上宋军的伏击。金军大败。“俘䤋首领及甲兵以万计。宗弼（兀朮）中流矢二，仅以身免，得其麾盖。自入中原，其败衄未尝如此也。”[25]
和尚原之战是宋军在陕西战场上的第一次大捷，也是整个宋金战争中有数的大捷之一。经过几年侵宋战争消耗的兀朮军遭此重创，“其徒销折，十存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归。至于兀朮，尚以箭疮，帛攀其臂。兀朮之众，自此不振”[26]。因此，爱国诗人陆游把它与东线战场的黄天荡战役相提并论，写下了“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著名诗句。
和尚原之战后，金朝以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取代兀朮，屯兵凤翔，伺机南侵。南宋方面以吴玠弟吴璘代守和尚原，吴玠改屯河池（今甘肃徽县），王彦驻金州（今安康市），另有关师古一军在熙河。绍兴二年（1132年）冬，金军再夺蜀口，是为饶风关之战。
这次撒离喝记取了兀朮的教训，避开和尚原正面，而出奇兵从秦岭东段迂回。撒离喝让降将李彦琪驻秦州牵制吴玠，自率主力绕商於（今河南淅川县西）、上津（今湖北陨阳县境）而偷袭金州。王彦军寡不敌众，金军遂长驱直逼汉中。刘子羽急令宋将田晟守饶风关（今石泉、西乡两县间）以阻击之，并急招玠入援。当时有人劝吴玠说：金军势众，饶风关又地属汉中，不是你的防区，你无守土之责，何苦远驱赴敌，代人受祸？万一不胜怎么办？吴玠说：“既为国家，何分防地！”遂亲率精锐，以急行军由河池一日夜飞兵300余里，于绍兴三年（1133年）二月初五赶到饶风关，比撒里喝早到仅半天！吴玠旋即派人给撒离喝送去一筐柑子，并附书曰：“大军远来，聊奉止渴，今日决战，各忠所事。”撒离喝大惊，“以杖击地曰：尔来何速耶？”[27]
次日，金军开始强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吴玠军矢石俱下，金军“死者山积，而敌不退”，一连攻了六昼夜。这时宋军内一小校因犯纪律受过责罚，怀恨降敌，引金军由小道抄到关后高地，居高而袭击守关宋军。吴玠被迫弃关西撤。金军遂进占了陕南宋军的大本营兴元府城。
兴元守将刘子羽焚城而走，与不到300个士卒上了险峻的潭毒山（今宁强县境）据守。金军在兴元无所食，后勤又不继，发生饥荒，甚至杀战马及“签军”（强征的汉军）为食。遂不得不撤退。刘子羽、吴玠乘机出兵邀击，金军丢盔卸甲，越秦岭而逃。到五月间，王彦收复金州，金军全部被赶出陕南。饶风关之战于是以金军“虽入三郡，而失不偿得”[28]告终。
饶风关之役，金军虽胜犹败，很不甘心。于是又把兀朮调回。绍兴三年（1133年）十一月，兀朮夺取了宋军因粮尽而弃守的和尚原，吴玠退守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并在关东北10里筑垒，号曰杀金平，与仙人关犄角相恃，阻敌南下。绍兴四年（1134年）二月，金帅兀朮率撒离喝、韩常及伪齐刘夔部共10万人来攻，自元帅以下都携家眷前往，以示破釜沉舟，必胜乃已。金军自铁山（甘肃徽县南30里）凿山开道，循秦岭东下，直扑关前。吴璘闻报，也由防地七方关（今略阳县西）赶来支援，途中遇金军，转战七昼夜，终于与吴玠会合。
金军至关下，兀朮列阵于东，韩常列阵于西，撒离喝与刘夔居中策应，并力进攻。首扑吴玠营垒，不胜，又用云梯攻打吴玠部将杨政的营垒。杨政用撞竿捣碎云梯，并以长矛刺杀，将敌击退。敌又分兵两股合攻吴璘。吴璘苦战多时，士卒疲惫，退守第二隘。敌人随至，人披重甲，铁钩相连，鱼贯而上。宋军势危，吴璘拔刀画地，厉声大呼：“死则死此，退者斩！”[29]将士闻言，人人感奋。吴璘又运用宋军的长技“驻队矢”密集射敌。金军死者层积，敌人又践尸而登，但终于未能得逞。次日，敌人又拼力攻吴璘营垒的西北楼，统领官姚仲登楼死战。楼已倾斜，姚仲以帛为绳，拽使复正；敌又用火烧楼，姚仲用酒扑灭。
这时，吴玠部将杨政、田晟来援，用强刀大斧夹击左右，敌人不支而退。入夜，吴玠令人四下放火，擂鼓助威，派王庆、王武二将，分紫白旗冲入金营。金兵惊溃，韩常中箭，遂全军北遁。吴玠先已派部将张彦袭击敌后方的横山寨，又派部将王俊设伏河池，邀敌归路，又大败之。
金军这次败后，退回凤翔，终于放弃了南进四川的企图，“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轻动矣”。
和尚原、饶风关、仙人关三役，史称“蜀口三战”。当时的陕南在地理上属于四川（蜀），因而通往陕南的秦岭诸隘是为“蜀口”。蜀口保卫战的胜利，最终确立了宋、金隔秦岭而治的形势。而吴玠、吴璘兄弟也因此名声大振。仙人关之役后，南宋即升吴玠为川陕宣抚副使。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又升为四川宣抚使。就在这年六月，吴玠积劳成疾，在仙人关防地病逝，年仅47岁。此后吴玠、吴璘之子吴挺、孙吴曦也先后担任四川宣抚使或类似职务，开府兴州，形成了又一个世守边地的将门之家。
五 伪齐治陕始末
金初屡次对宋用兵，夺得了北起燕云南至淮汉的宋朝半壁江山。直到海陵王迁都之前，女真贵族统治集团对于如何处理这一大片土地始终是有争议的。大体而言，河北、河东之地在北宋亡时已从法理上割让给了金朝，金初对这片土地的争论只在于用什么制度来治理，以及这片土地在金国应处于什么地位（是否应迁都于此）。而山东、河南、陕西之地则不同，金初对这些地区用兵，名义上是对“背盟”的宋朝的惩罚而不是兼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部落传统与奴隶制遗风的女真贵族这时多还只知掠夺而不知经营，不想也无力直接统治这一大片地区。因此倾向于扶植代理人建立傀儡政权，进行间接统治，政治上为其附庸，经济上供其掠夺，军事上为其仆从。北宋灭亡时，金朝扶植了张邦昌的伪楚政权，建炎年间金军再度南下后，虽然穷追宋帝，必欲亡之，但还是打算“俟宋平，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30]。
那么谁来作这个“藩辅”呢？原宋朝的一班降臣展开了竞争。当时女真统治者看好的两个人选，一是山东的前宋知济南府刘豫，一是陕西的前宋知府州折可求。折可求得到陕西金军统帅撒离喝的支持，而刘豫则极力巴结金朝宗室重臣挞懒与粘罕，以金银财宝买通了他们周围的人为之说项。金朝的汉族重臣高庆裔也支持刘豫。于是折可求成为这场争当傀儡的角逐中的失败者，金朝为了安抚他，升麟府为路，以折可求为经略使。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金朝册封刘豫为“子皇帝”，国号大齐，建都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仍因宋之称呼为北京。这个政权对金称子称臣，奉之为父为主，用金朝年号（后经金朝批准，建元阜昌），境内遍驻金军，是个名副其实的儿皇帝、傀儡政权。然而当时急于对金求和的南宋却仰承金人之意，一度承认了这个伪政权：“宋人畏之，待以敌国礼，国书称大齐皇帝。”[31]
伪齐一成立，就派遣它的“伪军”参加各个战场的金军攻宋之役。为了酬答它的“忠顺”，金朝于宋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正式以陕西六路之地“赐”齐。次年十二月，刘豫派其子刘夔“宣抚”陕西，并率军随金帅撒离喝参加蜀口争夺战。刘夔招降纳叛，设官置署，在陕西建立了“齐”的统治，直到绍兴七年（1137年）十一月金人废掉刘豫为止，伪齐在陕西的主要作为如下：
（1）侵宋扩地。在陕西战场上，大抵争夺蜀口是以金军为主，伪齐军辅之。而在其他方向则以伪齐军为主，尤其是对西部熙河路。在经过多次反复后，伪齐军于绍兴四年（1134年）四月在左要岭一役中最后击溃了熙河宋军，宋熙河路兵马总管关师古投降，伪齐授予鄜延路经略使，当时与李成、孔彦舟号称伪齐的三大将。关师古降后，“洮岷之地尽尽归（刘）豫”[32]。金、齐消除了来自西界的宋军威胁。在此前后，伪齐还收降并录用了一大批陕西六路前宋军将帅、官守。如：宋泾原路统制、权安抚使事张中孚以原州降，伪齐用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后升陕西诸路节制使；泾原路副将张中彦（中孚弟）以德顺军降，伪齐用为泾原路都总管，旋即先后升秦凤、泾原路经略使；泾原经略司干办赵彬在泾州降，伪齐用为泾原、环庆帅；泾原路都监李彦琪叛宋降齐，伪齐用为秦凤路经略使；宋知商州董先降，伪齐用为统制；鄜延路副将李永奇降，伪齐用为庆阳将，并授其子世辅知同州，等等。[33]
（2）设官守，开科举。伪齐的政治制度一沿北宋成例。陕西六路各设经略安抚使，而于京兆府设陕西诸路节制使以统之。与宋制不同的是原属河东路的麟、府诸州与晋宁军似乎已经作为一个新的路而与河东脱钩，加入了陕西诸路的行列。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吴堡摩崖刻石》纪年是伪齐的“阜昌八年”。而金朝直接统治的河东路是不使用这种纪年的。这无疑是宋朝称为“河外”的这一地区逐渐“陕西化”的历史进程的重要一步。伪齐消失后麟府路不再存在，但其中的葭州（原晋宁军，今佳县）在重归河东一段时间后终于在金末的兴定二年（1218年）划属延安府[34]，体现了对“陕西化”进程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