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长安城里的陕西诸路节制使例兼知京兆府，名义上是伪齐陕西地区的最高负责人。但作为一个傀儡政权，它的实际权力当然比当时尚无固定治所的金朝陕西元帅府要小得多。
伪齐政权沿宋制，实行科举，进士三年一科，《宋史》记载有1134年（伪齐阜昌五年）、1137年（阜昌八年）两次“策进士”[35]，但陕西地方志中只有阜昌四年罗诱一榜[36]，另一榜或许因为某种原因未在陕西录取。
伪齐在政治上标榜“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杂用，不限资格”，这无疑是针对北宋末期的一些弊政而言。但实际上连刘豫的儿皇帝都是靠贿赂金朝权贵得来的，其他可想而知。
（3）搜括民脂民膏。伪齐体制既仍北宋之旧，冗官冗兵冗费之弊自然不会稍减于昔，而其“立国”的中原、陕西之地都久经兵燹，凋弊之极，要应付军政费用、满足权贵欲壑、孝敬女真“父皇帝”，只有加紧搜括，以致于“赋敛烦苛，民不聊生”。[37]伪齐不仅继承了北宋种种传统搜括方式，还发展了北宋末变了质的“理财新法”。史载金朝废伪齐后曾宣谕其民曰：“自今不佥汝为军，不取汝免行钱”[38]，可见伪齐实行保甲兵与免行钱等“新法”扰民之状。
如上一章所言，以富国强兵为名强化专制国家人力与产权控制，是新法变质的基本特点。它的典型即陕西的乡兵之制与北宋末河南等地的“西城括田”之制，这一套也在伪齐治下发扬光大了。“籍乡兵十余万为皇子府十三军”[39]“以什一法括民田”，都是这期间陕西的苛法。所以当绍兴九年（1139年）金朝一度归还陕西之地给南宋时，南宋即宣布“给还伪齐所没民间资产”[40]。《金史·张中孚传》谈到当时陕西的情况：“齐国建，以什一法括民田，籍丁壮为乡军。（张）中孚以为泾原地瘠无良田，且保甲之法行之已习，今遽纷更，人必逃徙，只见其害，未见其利也。竟执不行。时齐政甚急，莫敢违，人为中孚惧，而中孚不之顾。未几齐国废，（泾原）一路独免掊克之患。”[41]泾原以外的陕西诸路，当然就饱受“掊克”之苦了。
除了这些聚敛方法外，伪齐还有许多更为令人咋舌的暴政，如专设有盗墓的官，名曰“淘沙官”。他们把“两京冢墓发掘殆尽”，使伪齐的国库与权贵的私囊都充实了不少。在如此横征暴敛之下，陕西人民被逼得纷纷卖儿卖女，然而伪齐当局居然“令民鬻子依商税法，许贯陌而收其算”[42]，堂而皇之地开征起买卖子女税来！
如此残酷的压榨，使得陕西的伪齐当局在南有宋、北有夏，两面用兵还要纳贡于金，境内经济又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府库居然还颇为充盈。以至于后来金人一度打算把陕西归还南宋时，还专门大发夫役，把“陕右系官金银钱谷转易北去”[43]。伪齐被废时，经金朝派员清点，其汴京的库藏尚有“金一百二十余万两、银一千六百余万两，米九十余万斛，绢二百七十万匹，钱九千八百七十余万缗”[44]，甚至比王安石变法前作为太平年月统一王朝的北宋一年的岁入总额（通常为1亿多贯石匹斤两）还要多！
伪齐的倒行逆施使得民怨沸腾，而伪齐在军事上的无能也令金朝不满，女真贵族集团越来越发现立这么个傀儡国并不合算：“先帝立豫者，欲豫辟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进不能取，退不能守，兵连祸结，休息无期。从之则豫收其利而我实受弊，奈何许之！”[45]于是在宋绍兴七年（1137年）十一月，金朝兀朮、挞懒到汴京，用突然袭击的手段绑架了刘豫父子，废掉了伪齐，为时八年的一场傀儡戏就这样收场了。
在这场傀儡戏告终之际，金朝又采取了一个对陕西有重大影响的断然措施：除掉第二号傀儡头目折可求。
在封伪齐时金朝把河外三州一军合为新置的麟府路，使折可求从宋朝的知州升为统辖一路的经略使，而且这麟府路也与他路不同，其下属各州、军以至城寨多由折氏族人掌权。如折可求之子折彦文为晋宁军知军、折可求之侄折彦若为吴堡寨寨主兼将等等。这与北宋时除府州外折氏并不直接管理其他河外州军不同，也与伪齐境内流官治理的其他各路相异。显然，当时金军与伪齐军主要用于与南宋作战，陕北的驻守与对西夏的防御在很大程度上要借重折可求。因此当刘豫失宠以后，折可求便再度为取而代之进行活动。陕西金帅撒离喝原来就支持他，这时更明确表示金朝在废刘豫之后将立折可求为新的代理人。当时手握重兵的元勋挞懒与折氏关系密切。他坐镇西京大同府，直接控制河东一路，并在朝中势倾群臣。同时挞懒素来对主要依靠粘罕的刘豫不满，是废刘豫的决策者之一。因而折可求又想走他的门子。在刘豫被废后，绍兴八年九月，折可求便跑到大同谒见挞懒去了。
然而折可求没想到，这时金朝已打算用伪齐旧地同南宋作一笔“归地”的交易了。因而并不想在刘豫之后另立新的傀儡。但老奸巨猾的挞懒又考虑到撒离喝已许诺于折氏，怕此时变卦，折可求会心怀怨恨，于是便与撒离喝密计，在酒里下了毒，折可求在归途的半路毒发而死。[46]
十年来，折可求为虎作伥，背弃了折氏为宋世守边疆的初志，为投靠新主不惜出卖亲家徐徽言，结果却落得个兔未死而狗先烹的下场。
为“儿皇帝”之梦，折可求不仅自己死于非命，也断送了折氏的祖业。宋绍兴九年（1139年），西夏乘麟府军群龙无首之机攻入河外，陷府州。为泄百余年来折氏代代与西夏为仇之恨，“夏人夷折氏坟垅而戳其尸”[47]，其破坏之惨状至今在府谷县天平山折氏陵园区内仍历历可睹。[48]折氏遭此铲平祖坟的大辱，“怨入骨髓而不得报”，驻守晋宁军的折可求之子折家嫡传继承人折彦文便时时图谋向西夏复仇，夺回府州，因而与西夏屡开边衅。这时，曾为与南宋议和断送了折可求性命的金朝统治者，此时又出于联夏侵宋的大计而拿折氏的利益作牺牲了。金朝决定把折氏旧地送给西夏，金夏以黄河为界结为盟好。为防折氏捣乱，金廷下令迁折彦文到山东守青州。彦文只得服从，举族东迁。至此，自唐末以来世守今陕西东北一隅数百年之久的折氏势力便不复存在了。
六 “归地”风波与李世辅归宋
刘豫被废黜，原伪齐治下的陕西之地如何处置，又成了问题。
宋、金战争进行到绍兴七年（1137年）时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宋朝在十年战争中已逐渐锻炼出东线的岳家军、西线的吴家军（吴玠、吴璘兄弟）等几支劲旅，金人虽然仍据有军事优势，但已不能视侵宋为探囊了。“始金人犯中原，有掳掠，无战斗，计其从军之费，及回日所获数倍。自立刘豫后，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而得不偿费，人始患之。”[49]从1114年阿骨打起兵反辽以来连续打了20多年仗的女真人，开始琢磨这仗是否还值得没完没了地打下去。
同时，伪齐的先立后废，表明扶植傀儡与宋为敌的政策是不成功的。废齐之后如果再立新的傀儡（如折可求之类），则其人是否比刘豫有能耐姑且不说，首先刘豫那兔死狗烹的结局就会令人心寒，“后者必鉴豫之得失，不无二心”[50]。
然而让金人直接统治伪齐的旧地，也有诸多难处。当时女真贵族集团封建化程度还不高，其中许多保守的部落酋长们对治理汉地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与其费那个精神，还不如归地于宋，而狠狠敲诈一笔赎价和“岁贡”，若这还不够享受之需，以后还可以再去抢一回嘛！
即便那些想治理汉地的金人，也还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对于河南来说，主要是凋弊过甚，赤地千里，得之不仅无油水，还要花钱屯守。这一点甚至连南宋都不无顾虑。后来金人“归地”时，前主政陕西的王庶就认为花巨额代价去从金人那里接过这个包袱“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51]。而对陕西来说，除了经济凋弊之外还有西夏问题，当年就是这个问题几乎把偌大个北宋拖垮，而此时的西夏比北宋时还难对付。金朝如果接管陕西，就有御夏之累，因此也不能不有所顾虑。
最后，金朝最高决策集团内部的个人利害关系，也使得一些人倾向于归地。当时“归地派”的代表人物挞懒本与粘罕有隙，而伪齐以粘罕为主要靠山，对挞懒不大买账。伪齐治下的山东久为挞懒垂涎，在他这里“回易、屯田，遍于诸郡，每认山东为己有”。粘罕一死，“挞懒专权，遂力主议取山东，诸将恐（刘）豫生心，不若废豫以取之。挞懒止有意于山东，河南只得归之于宋”[52]，而陕西同样也是挞懒抢自伪齐以取所欲之后，剩下的余物，自然也就宜还宋为便了。
因此，金朝在废刘豫、杀折可求之后，经过激烈的争论，“归地”派暂时取得了优势。而在南宋方面，由于“归地”是以南宋称臣纳贡为条件的，抗战派自然不愿接受。但当时宋朝真要只凭军事手段恢复中原也非易事，而以宋高宗为代表的投降派本来就是畏金如虎，即使金朝不“归地”，他们也愿意纳贡称臣以求“和”，何况现在还有归地之报。
于是宋金双方的主战派都暂时被压制下去，双方的主和派则开始了讨价还价。伪齐被废后只有一个多月，金朝就放回宋使王伦，提出愿以归还“梓宫”（已死去的宋徽宗的棺木）、太后和河南诸州，换取南宋称臣纳贡。宋高宗也投桃报李，双方信使往来，从绍兴七年（1137年）十二月到九年（1139年）正月进行了一年多秘密谈判。金朝最初提出的只是归还河南，但谈判期间陕西形势发生剧变，使金方主动把归还陕西提上议事日程了。
这个戏剧性的变化起源于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李世辅。李世辅（归宋后受赐名曰李显忠，1109—1177年）恐怕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先后在北宋、金、齐、西夏、南宋五个政权中带过兵的名将，但他之所以有如此的经历，并不是看风使舵的结果。他出身于种世衡所筑的清涧城里一个宋军将门之家，其先世是银州羌人，由唐以来世袭苏尾九族巡检，久已汉化。他的父亲李永奇是鄜延宋军的一名副将。他17岁随父从军，正值娄室侵陕，遂在王庶帐下参加抗金作战。一次外出侦察时他发现17名金军夜宿陶窑，他钻进去一举将17人全部杀死，其战马除带回二匹作为战利品外，全部折断马足，俾不为敌所用。王庶得知，大为惊叹。从此他便以“年小胆气不小”闻名，并被提升为副将。
北宋灭亡，关中沦陷后，李永奇一家被隔在陕北不及南迁，不得已于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降金，并参加过金军攻打庆阳的战斗。[53]但他们父子一直心怀故国，隐忍待机而报之。伪齐治陕，授他们父子以军职，不久刘豫调李世辅率骑兵赴东京，行前父亲密嘱他寻机归宋，不要顾及家人性命。他到东京后即遣人以蜡丸密书与宋联系。
这时李世辅的武艺受到刘麟（刘豫子）的赏识，被提拔为南路钤辖。兀朮前来视察，伪齐令他陪兀朮出猎淮滨，[54]他便派人探寻淮河可以渡马处，打算劫持兀朮，过淮投宋。后因故未能动手。
回陕后，他出任伪齐同州（今大荔县）知州。李永奇又教他找机会抓一敌酋，过秦岭投宋，并相约到时李永奇在延安起兵响应。绍兴七年（1137年）十月，金元帅撒离喝到同州视察，李世辅果然设计将他劫持，南奔至洛河边，预先安排的渡船却未能赶到。这时金军追来，李世辅见无法渡河，便与撒离喝折箭为誓：李放撒一命，撒不得报复李家亲属。旋即把撒离喝释放，并派人通知李永奇率家人出走。李永奇闻讯出延安城，金军追及马趐谷口，并违约背信，把李永奇全家200口人全部杀害。[55]
李世辅悲愤至极，与金兵死战，仅余26人逃到西夏境内，在夏廷作秦庭之哭，要求西夏借兵复仇，发誓要生擒撒离喝，取陕西五路归夏。夏崇宗犹豫不决。这时夏国有豪酋叛乱多年，久为夏国患，于是便请李世辅去征讨。世辅率3000骑兵，突入叛军营垒，一举擒获叛首。夏崇宗不由得刮目相看。
李世辅入夏一年多，逐渐取得了夏人的信任。这时恰值伪齐被废，辖境内人心浮动，夏崇宗感到时机可乘，真的希望李世辅能为西夏夺得陕西。于是发兵号称20万，任命李世辅为静难军承宣使，鄜、延、岐、雍等路经略安抚使，[56]以文臣王枢、武臣讹为陕西招抚使相随之，于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57]大举攻入陕北。
这一事态的发展大大加快了陕西“归地”的进程，史称：“达赉（挞懒）元帅同四太子（兀朮）提重兵来废刘豫，未取明言割地事，尚称欲自有之，……先次计置般运帑藏尽数过河，次遣张通古、肖哲来，皆是元议定事。初约俟肖、张奉使回，见得可否，方于河南出示割界文字。忽于今年（1139年）正月间，陕西帅司申报夏国大军压境，并密封夏国榜来。时四太子方在东京，虑腹背受敌，几乎失措，大急，先发割界文字前往陕西，方解其事。”[58]于是，陕西归地很快成为定议。对南宋来说，本来即使不归地或只归河南地，宋高宗也愿意求和，现在岂不更喜出望外！对金朝来说，本来弃陕已是准备付出的代价，如今正好把西夏入侵之棘手的事推给南宋，又何乐不为！
而久怀故国的陕西人民，以及伪齐废后尚惶惶然不知前途如何的地方官吏，对此就更为积极，不等宋金间办完具体交割手续，许多地方就已闻风而动，易帜归宋。因此当李世辅率军于二月十四日来到延安城下时，鄜延路总管赵惟清便在城头告诉他：“鄜延路今复归宋矣，已有赦书。”李世辅见到南宋的赦书，想到自己一家为归宋而遭到的艰险与不幸，百感交集，与众大哭跪拜。于是他以旧部800余骑来见随行的夏将讹，说明自己已与延安军民归宋，请夏军回归本国。讹恼怒说：当初你求我国来取陕西，今日到此，又打发我们回去吗？世辅见他不肯罢休，抽刀便砍。讹逃走，调来所部夏军进攻李世辅。李世辅率旧部大战，一举击败夏军。于是在延安张榜招兵，用宋年号，进军关中，到鄜州时已有部众4万余。李家的仇人撒离喝在耀州闻讯，连夜逃之夭夭。
这时南宋四川宣抚使吴玠派人告诉李世辅：宋金已达成和议，不可生事（指进攻关中），请你率旧部过来。于是李世辅遣散了新兵，率旧部3000余众经凤翔南下，在五月间到达宣抚司驻地河池（今甘肃徽县）。吴玠感叹地对他说：“忠义归朝，惟君第一！”[59]
至此，李世辅历尽艰辛，终于回到宋朝怀抱。不久他来到临安，宋高宗对他大加褒奖，赐名显忠。从此李世辅——李显忠便作为南宋军中的陕籍将帅、后起之秀而崭露头角，成为一代抗金名将。
像李世辅那样由宋而金而齐而夏又复归宋的经历，的确是十分特殊的。但他以及他一家人心怀故国的精神，却代表了当时陕西人民的普遍愿望。也正是这种民心向背，促使金人同意归陕于宋。所以尽管南宋朝廷在绍兴九年（1139年）的和议中接受了纳贡称臣的屈辱条件，而使该和议见讥于时论，蒙羞于史册，但对陕西人民来说，和议满足了他们回归故国的愿望，因而是受到他们欢迎的。
七 庚申之役与陕西分裂局面的形成
绍兴九年正月初五日，宋金双方同时向自己的臣民宣布和议告成。南宋方面显得更为高兴，宣布大赦，大封功臣。而金朝方面则反应较为冷淡，只向河南、陕西发布了诏谕申明“割地归宋之意”。二月间，南宋任命朝官聿周、楼炤与地方官知金州（今安康市）郭浩为接收大员——陕西宣谕使。三月，宋使王伦与金朝的代表兀朮在开封办理了“归地”的交接手续，并议定了“官守随例当留关中”的原则。[60]宋方根据这个原则宣布：“新复州军官吏并不易置，蠲其民租税三年，徭役五年。”于是，陕西各地的金、齐原任地方官员纷纷向宋廷递呈检讨书，然后由宋廷一一原职留用：金鄜延路经略使关师古上表待罪，宋廷命他知延安府；金秦凤经略使张中彦上表待罪，宋廷命他知渭州；金陕西诸路节制使张中孚上表待罪，宋廷命他知永兴军，节制陕西诸路军马。[61]六月，宋廷“以新复州县官吏怀不自安，降诏开谕”，七月又“命详验刘豫伪官，换给告身”换发一张委任状之后，陕西各地的“伪官”便纷纷变成大宋的朝廷命官了！
至此，富平之战后沦陷了九年的秦岭以北陕西地区，包括关中与陕北在内，一度又重归宋的版图。通过这个“己未和议”，金朝得到了“面子”和钱帛，宋朝得到了土地和人民。过去的正统史家从朝廷的“面子”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念出发，对这一和议是讥贬备至的。这种讥贬正如当时南宋抗战派对它的抨击一样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并不全面——至少从陕西人民的角度看是如此。从“面子”上说，己未和议对南宋诚然是个不平等的屈辱和约，但若说这个和约使南宋沦落到伪齐那样的地步则未免太过甚其词了。除了“称臣”“册封”这些名义之外，我们至少要看到伪齐境内驻满了金军，而己未和议后的南宋境内，包括南宋新获得的陕西、河南等地都已没有金军一兵一卒，首先这一区别就具有实质意义。伪齐完全是个废立由人的傀儡政权，而南宋则是“面子”有亏，主权无损的。如果抛开正统观念，那么南宋在己未和议中以“面子”换土地的做法与西夏当年以向宋“称臣”来换取宋朝默认它蚕食鲸吞宋朝州县的做法并无实质区别。为什么西夏这样做被认为是占了大便宜而南宋这样则是吃了亏，北宋当年如此待夏被认为是屈辱而金国如此待南宋却被认为是在耀武扬威呢？
有人说陕西等“归地”残破凋弊，金朝是故意给南宋扔包袱。这种说法若能成立，那么任何收复失地的打算都将成为一种罪过了。还有人说金朝归地是为了诱使宋军离开秦岭、淮河之险而部署到北方平原，便于金军骑兵聚而歼之。这种说法之不符合史实[62]姑且不论，就算事实如此，也不能说和议本身有什么问题。和议只能解决领土归属之类的问题，与军队究竟应该部署在何处更适宜的军事问题是两码事。反过来说，假如和议规定宋军不许部署在秦岭、淮河以北，这种和议反而更好一些吗？
还有人说和议中“官守随例当留”的谅解有问题，并认为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次年金朝毁约后陕西州县纷纷投降的恶果。这种说法有部分道理，允许金、齐官员留任无疑是南宋为了使和议易于达成、达成后也易于实施而作出的让步。但第一，这种让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姿态，事实上南宋不仅在“归地”上立即任命了一批来自南方的官员占据要害，如以杨政为熙河经略使，吴璘为秦凤经略使，郭浩为鄜延经略使，田晟为泾原经略使等等，而且金、齐旧官虽然多留原地、原官品级，但事权已大减，像关师古、张中孚、张中彦等的帅司职衔都已被免去。而且，由于各地都派遣了南宋将军统率的军队，这些人实际上都处在受监视的状态。其实，对南宋的这种姿态并不需要给予多么重视，那些“伪官”是不受信任的，只要时局稍稳，他们就难免要面临秋后算账。像关师古和张家兄弟到这年八月至次年三月间就都被免去原职，召回临安，改充闲散（张中孚为醴泉观使，中彦提举祐圣观等），如果不是后来金军获胜，迫使南宋把二张等人放回金朝，他们恐怕难免于张邦昌的下场。
实际上，南宋一面作出留用旧官的姿态，一面早在宣谕使刚到陕西的绍兴九年四月就已“诏新复诸路监司、帅臣按劾官吏之残民者”[63]，为以后的清洗作准备。而后来那些留用官之所以在金军毁约入侵时又纷纷降金，恐怕正是与他们在归宋后“怀不自安”的惶惑心理有关。不过，南宋再失陕西主要还是宋军顶不住金军攻势的结果，并不是那些文官们纷纷降金就把陕西又丢给了金人的。
对己未和议，当时在宋、金双方内部都存在着分歧，而金朝内部斗争尤剧。这是因为金朝当时正值走向封建化的关键时期，当太宗、熙宗嬗递之际，皇权继承制度尚未完善，新派与旧派的矛盾、中央集权与贵族会议制的矛盾、封建化与部落传统的矛盾，和太祖与太宗两系子孙争权夺位、贵族之间的个人利害冲突混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金朝政局动荡，政策也因而显得多变。在“归地”问题上，以挞懒、宗隽、宗磐为首的一派认为：“我以地与宋，宋必德我。”而以宗干、宗宪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复资以土地，是助仇也，何德之有？”[64]但是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也没有提出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诡计，更谈不上诱宋军北上而歼之的阴谋。实际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主要还是皇权之争，对宋政策只是他们互相攻击的口实之一。在绍兴八年前后，挞懒、宗磐一派得势，于是便有割地之议。然而，在和议达成后，金朝政局发生变化。绍兴九年七、八月间，金廷中原先掌权的挞懒一派成员先后在宫廷政变中被杀，其罪名原来只说是宗磐等“谓为先帝之元子，常蓄无君之祸心”，“煽为奸党，坐图问鼎”。[65]后来才提出他们里通南宋、割地资敌的指控。[66]但显然，真正导致他们被杀的原因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挞懒等既被诛锄，金朝对宋政策随即发生剧变。如果抛开政坛风云变幻的偶然因素，那么这种剧变的基础在于当时金强宋弱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变。己未和议无可厚非，但己未和议也是不足恃的。南宋小朝廷不图改革自强，只知苟且偷安，军政不修，腐败日深，这样任何和议也不能使它免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当时南宋陕西的负责官员对金军毁约是有预感的。和议达成时，宋廷派来的陕西宣抚使楼炤曾认为关中、陕北已归我有，秦岭设防当无必要，因而主张撤守仙人关，移蜀口诸军去镇守关中、陕北。吴璘对此持异议，他指出：“金人反复难信，惧有他变。今我移军陕右，蜀口空虚。敌若自南山要我陕右军，直捣蜀口，我不战自屈矣。”“金大兵屯河中府（今山西永济），止隔大庆（指大庆关，今大荔县黄河畔）一桥尔。骑兵疾驰，不五日至川口。吾军远在陕西，缓急不可追集，关隘不葺；粮运断绝，此存亡之秋也。”[67]楼炤与接替吴玠任宣抚使的胡世将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仍采取重蜀口而轻“陕西”（指关中与陕北）的态势，以4万人出屯熙、秦，6000人守鄜延，其余重兵包括吴家军主力都仍部署在陕南与秦岭诸口。
事实上，当时宋朝出于对金人的不信任，许多人都怀疑金人有诱宋军北上而歼之的用心，因而无论在陕西还是在河南，宋军部署于新收复地区的兵力都是很薄弱的。从积极方面说，这使得后来金军再犯时宋军都保有退路，免遭截割与围歼，但从消极方面说，这样的部署实际上不可能有效地保卫新区，因而一旦战端再起，这些地方便望风而陷了。
绍兴九年末，挞懒集团败亡后，宋方陕西当局已预感到战争再次迫近。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胡世将多次报告宋廷，“屡言金人必渝盟，宜为备”。当月宋廷免去张中孚等留用官员之职，把他们调赴临安，并任命郭浩接管知永兴军、陕西诸路节制使之职，还授权川、陕当局“军事不及待报者，听随宜措置”。[68]陕西实际上已处于临战体制。
这年五月，金朝毁约南侵，向南宋夺回“旧疆”，再次挑起了宋金战争，这就是庚申之役。金军此次兵分两路，兀朮取河南，撒离喝取陕西。在陕西战场，撒离喝采取的正是南宋方面已有所料的战略，即横切关中，把陕西宋军隔在渭北而求围歼之。但宋军却无力阻止敌人实现这一并不出乎意料的计划。撒离喝从河中府渡河，铁骑长驱而进，不几天便连克同州、京兆，陷凤翔，从东到西扫过关中平原，把南宋川陕守军拦腰截断。于是庚申之役便围绕渭北宋军全师南撤这一战略意图展开。
五月下旬，金军前锋珠赫贝勒部到达凤翔石壁寨，遭到吴璘部将姚仲的反击，金军败退武功。六月上旬，吴璘、杨政致书撒离喝，约日会战。会战开始，撒离喝派骑兵3000人直冲宋营，宋将李师颜以骑制骑，将敌击败。金军退守扶风。李师颜等乘胜追击，撒离喝亲自出战于扶风西南的百通坊，再次被姚仲等部宋军击败。
与此同时，被隔在渭北的鄜延宋军在郭浩指挥下解耀州之围。郭浩又派郑建充调集渭北其他宋军攻下醴州（今礼泉县），与渭南的吴璘形成呼应之势。
撒离喝在南线未得手，又转旗北向，尽发凤翔金军北攻泾州，遇到宋将田晟的顽强反击。金军迂回至田晟军后进行夹击，田晟军一部分惊溃而败，但其中坚右护军万余人仍力战不馁，终于杀退金军。撒离喝只得又退回凤翔，不再出战。宋军也无心久留渭北，遂乘机经宝鸡退入仙人关。战争至此告一段落。庚申之役从军事角度看，双方都达到了原先的有限目标：金军夺回了“旧疆”，而宋军得以全师而退，保存了有生力量。战役的结果是双方又回到己未割地之前隔秦岭对峙的局面。但从政治角度看它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富平之战到庚申之役（1130—1140年）逐渐形成了陕西的南北分治之势，庚申之役后这种分裂的大势就被稳定下来。金军从富平之战前的劫掠与惩罚式作战，经过富平之战后举棋不定（委之于齐，归之于宋还是自据而有之）的时期，到这时终于定下了金朝直接治理陕西的大计；而南宋则从富平之战时保卫全陕的决心，演变为己未和议时对陕西欲取还却、似守非守的状况，到这时终于基本上放弃了收复陕西（秦岭以北地区）的努力，转而确保“四川”（秦岭以南地区）。南宋设在汉中地区的战时军事行政机构，几经易名，也从叫“四川陕西宣抚司”为主，变成叫“四川宣抚司”为主了。
* * *
[1]《宋史》卷353《张叔夜传》。
[2]《宋史》卷362《范致虚传》。
[3]《宋史》卷453《孙昭远传》。
[4]《宋史》卷447《程迪传》。
[5]《宋史》卷447《唐重传》。
[6]参看华山：《〈水浒传〉与〈宋史〉》，《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137—155页。
[7]《宋史》卷447《徐徽言传》。
[8]《金史》卷3《太宗纪》。
[9]《宋史》卷369《曲端传》。
[10]《宋史》卷368《王彦传》。
[11]《宋史》卷366《吴玠传》。
[12]《宋史》卷370《刘子羽传》。
[13]《宋史》卷366《吴玠传》。
[1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癸亥条，中华书局，2013年，第838页。
[15]《金史》卷77《宗弼传》。
[1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9，建炎四年十一月纪事，第875页。
[17]周密：《齐东野语》卷2《富平之战》，齐鲁书社，2007年，第15页。
[18]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37《曲端论》。
[1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绍兴元年三月丁亥，第930页。
[20]《宋史》卷366《吴玠传》。
[21]《宋史》卷366《吴玠传》。
[2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4，绍兴十年三月丙戌，第2508页。
[23]《宋史》卷366《吴玠传》。
[24]《宋史》卷366《吴玠传》。
[2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绍兴元年十月乙亥，第1008页。
[2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7，崔文印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第114页。
[2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绍兴三年二月辛卯日纪事，第1237—1238页。
[28]《宋史》卷366《吴玠传》。
[29]《宋史》卷336《吴玠传》。
[30]《金史》卷77《刘豫传》。
[31]《金史》卷77《刘豫传》。
[32]《宋史》卷475《刘豫传》。
[33]参见《金史》卷3《太宗纪》；卷4《熙宗纪》；卷77《刘豫传》，卷79《张中孚传》《张中彦传》；《宋史》卷26至29《高宗纪》；卷486《外国传·西夏》；卷367《李显忠传》及卷475《刘豫传》。
[34]《金史》卷26《地理志》。
[35]《宋史》卷475《刘豫传》。
[36]（乾隆）《西安府志》卷42《选举》。
[37]《宋史》卷475《刘豫传》。
[38]《宋史》卷475《刘豫传》。
[39]《宋史》卷475《刘豫传》。
[40]《宋史》卷29《高宗纪》。
[41]《金史》卷79《张中孚传》。
[42]《宋史》卷475《刘豫传》。
[4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绍兴八年秋纪事，第2276页。
[44]《宋史》卷475《刘豫传》。
[45]《宋史》卷475《刘豫传》。
[46]可求之死，《西夏书事》卷35系于1139年（绍兴九年），挞懒主之。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从其说（见31页）。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引张汇《节要》及《两国编年》，系此事于绍兴八年九月，主之者萨里干（即撒里喝）。考诸情势，应以《系年要录》为是。
[47]《金史》卷128《张奕传》。
[48]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第49—52页。
[4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3，绍兴元年春纪事，第924页。
[50]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97炎兴下帙之9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21页。
[5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条。
[52]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10，第149页。
[53]《宋史》卷26《高宗纪》绍兴元年二月丁丑：“鄜延将李永琦叛，犯庆阳府”。
[54]《宋史》本传说此事在兀朮废齐之后，考李世辅起兵时在绍兴七年十月，时齐尚未被废，且其时他的身份尚是“伪齐知同州”（《宋史·夏国传》），他出猎淮滨更在此前。
[55]《宋史》卷367《李显忠传》。
[56]《宋史》本传谓李世辅为“延安招抚使”，今从《宋史》卷486《夏国传》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9。
[57]李世辅伐金，《宋史》本传系于二月十四日，《系年要录》卷125引《金中杂书》系于正月间，卷129又系于六月壬申。考《宋史》本纪及夏国传均以李世辅至宋境在五月丙午，其发兵必前于此。又归地和议成于正月，诸书所载无异。则李世辅起兵对金急弃陕西构成影响，必在此以前。疑李世辅传檄讨金当在正月前，发兵在正月，而二月十四为其到延安之日。
[5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5，绍兴九年正月丙申引《金中杂书》，第2369页。
[59]《宋史》卷367《李显忠传》。
[60]《金史》卷79《张中彦传》。
[61]《宋史》卷29《高宗纪》。
[62]参见张星久：《试论绍兴九年金人归还陕西、河南的原因》，《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7—407页。
[63]《宋史》卷29《高宗纪》。
[64]《金史》卷74《宗翰传》。
[65]洪皓：《松漠纪闻》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7页。
[66]《金史》卷77《宗弼传》。
[67]《宋史》卷366《吴璘传》。
[68]《宋史》卷29《高宗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