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统一陕西和陕西军民的抗蒙斗争
一 蒙夏联军入陕与第一次延安之役
13世纪初，分占今陕西境的宋、夏、金三国都开始走下坡路，国势日衰。而北边又一个新兴少数民族蒙古族，则在其卓越的领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完成了由分裂混战走向统一建国的过程，并随即展开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壮观的大规模对外征服。在几十年时间内，蒙古骑兵如疾风闪电，摧枯拉朽，纵横欧亚大陆，所到之处，一顶顶皇冠落地，一个个王朝覆没，西至多瑙河，东极太平洋，北起冰原，南达爪哇的几乎整个欧亚地区，都先后升起了蒙古人的战旗。分据陕西的夏、金、宋三个王朝，也次第为蒙古所灭。在这期间，蒙古军以20年时间（1216—1236年），从入陕北，到破阳平关，于几进几出之后，最终占有了全陕，从而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开其端而北宋亡后更显然的陕西的分裂局面。
蒙古人对夏、金两国的征服，几乎是平行地进行的。1205年，还在蒙古建国前的部落兼并战争中，孛儿只斤·铁木真（即后来的成吉思汗）便在消灭乃蛮部军队后追击其酋亦剌哈桑昆而侵入西夏境内，攻破夏国的力吉里寨、夏落思城等地。1207—1209年，刚刚建国的蒙古人又向西夏连续发动两次攻势，攻下兀剌海、克夷门等名城，并包围夏都中兴府五个多月，迫使西夏屈服投降，并献公主给成吉思汗以求和。从此西夏实际上已成为蒙古人的附庸。
1210年（金大安二年）[1]成吉思汗征夏得胜一回汗廷，便停止向金朝进贡，拒不奉金诏，从而宣布与金决裂。次年，成吉思汗率众誓师克鲁伦河，大举南下，发动了侵金、灭金之战。从1211—1214年（大安三年至贞祯二年），蒙古军两次纵横金境，从华北到东北，攻破了金西京大同府、东京辽阳府，兵围金中都，蹂躏了除中都、真定等11城之外的金朝华北、山东、辽东全部国土。金朝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并于1214年（贞祐二年）弃中都南迁。
当时，金廷内曾有“徙都长安”之议，并派元帅赤盏以重兵入陕为屏障计，[2]后来虽然决定南迁汴京，但仍然加强了西北的军事力量，西夏因此深为不安。而蒙古在掳掠了金朝东半部之后，又把目标放在了西边。于是蒙古裹胁西夏，联兵侵入陕北，开始了侵陕、并陕的战事。
1216年（贞祐四年）夏，蒙古将军三木合拔都率1万骑兵，督西夏军攻至延安城下。金朝以乌古沦庆寿为元帅左监军兼陕西统军使，在延安抗击蒙夏联军。蒙夏军攻城不下，转攻延属各地。八月，联军中的夏军攻安塞堡（今安塞县北），被乌古沦庆寿击败。又攻鄜州，乌古沦庆寿与战于州境的仓曲谷，州城得以不陷。
三木合拔都以西夏军为饵缠住乌古沦庆寿，自率蒙古军绕鄜、延而南下，继续深入金境，于九月间攻入坊州（今黄陵县），随即进入关中。京兆大震。金廷闻讯，派签枢密院事永锡率军增援陕西。但是金宣宗这时已对守陕毫无信心，对永锡说：如果敌人势大，你就把守潼关，不让敌人过关东进就行。同时下令把驻扎关中东部同、华二州的陕西军队都拨给永锡指挥。这实际上是个主动撤守关中的计划。陕西当局知道后激烈反对。尚书左丞相兼都元帅仆散端这时行省陕西，上奏说：“潼关之西皆陕西地，请此军隶行省，缓急可使。”[3]金宣宗又加以批准。于是，一支军队被派给两家。永锡到河南渑池后即以兵不至，迟迟不西进。正当金廷朝令夕改、指挥失措时，蒙古军已于十月穿过关中，攻至潼关。拨给陕西行省的同、华驻军皆坐视不救，而关东的永锡又无兵可援。潼关守将、金陕州宣抚副使兼西安军节度使泥厐古蒲路虎领兵御敌，被蒙古军击毙，守关金军溃散。蒙古军遂攻入河南。金廷以潼关兵败，把永锡撤职下狱。
此后三木合拔都继续东进，由虢州、陕州、汝州，至十一月初打到开封府杏花营，离金朝刚刚迁至的汴京城只有20里。这次蒙古军只以次要将领，率1万人的小部队，于刚刚攻占中都之后便向金朝的新都汴京发动试探性攻击。这时金朝各地的勤王军纷纷赶至。三木合拔都也无心攻城，在完成探路任务后便经山西一路掳掠退回蒙境去了。而陕西金军这次算是抗蒙胜利，乌古沦庆寿等人皆受升赏。在蒙军打到汴京又撤兵北归后，陕西金军才于十一月中旬“收复”潼关，并于次年大兴土木增修潼关防御体系。显然，金朝已经在作放弃陕西的打算了。
二 木华黎经略陕西
三木合拔都侵陕后次年，成吉思汗以主力西征中亚，南方夏、金之事尽委悍将木华黎。木华黎（1170—1223年）是蒙古元勋、军事家，自幼为铁木真家奴，深受宠信，与博尔术等三个亲将号为成吉思汗帐下的“四杰”。成吉思汗西行后，他受封为太师、国王，承制行事，全权经略南方。此后六年间，蒙古帝国在汉地的军政事务，都由木华黎代管。
1221年（金兴定五年）冬，木华黎把经略重点放在了陕西，引大军由东胜州渡黄河南下，途经西夏时，又征夏军塔哥甘普部5万余人相属，联军而进。这次蒙军动用了主力，有据地之意，已非前次三木合拔都以轻骑探路者可比。而金朝方面，这时也全面检讨了国防政策，改变了准备弃陕而守潼关的战略，在兵力部置上由“重东轻西”转而为“重西轻东”，把河北、山东地区委任给当地汉族地主武装如武仙、张柔等部，而把金军主力二三十万用于西线。木华黎也把他麾下的南方集团军蒙古军1.4万人，蒙古探马赤军1万多，契丹、女真、汉军8万多共计10万以上的绝大部分[4]投入陕西。于是三秦大地一变而为金蒙战争的主战场，战事之激烈，与上次大不相同了。
这年十月，木华黎率军由夏境攻入葭州，金将王公佐弃城逃走。葭州是金夏接壤的要冲，陕北与河东联络的咽喉。木华黎采纳了汉将石天应的建策，令石权行台事，以兵5000留葭州，造舟建浮桥联络河东以资饷，作驻守之计。这是蒙古对陕用兵史上的一大转折，那种一路掳掠、得地不守的老办法被放弃了。
木华黎率军由葭州南下，攻绥德，破马蹄、克戎两寨，在绥德与夏军会合后于十一月间再次进军延安。金元帅知延安府完颜合达与金将纳合买住统兵据守。这时绥、鄜等数十城相继陷落，延安已成孤城。完颜合达是金朝抗蒙名将，很有魄力而且长于谋略。他看准围城联军中的夏军是个薄弱环节，就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率军袭击西夏军营。夏军大败，被金军追杀40里，溃不成军。完颜合达乘胜反攻蒙古军，以兵3万出城东。木华黎先命蒙军衔枚潜进，埋伏在城东西谷中，次日，派部将蒙古不花以骑兵3000人攻金营，金军迎战，蒙骑丢弃旗鼓佯败而走，完颜合达中计，率兵追入山谷，这时伏兵齐发，鼓声震天，金兵大乱，被杀7000多人。完颜合达苦战破围而出，率残部逃回延安城内，鼓励军民继续坚守。蒙军围攻延安两个月之久，多次猛攻均被击败，诱敌又坚壁不出，木华黎只好留军围之，自率军继续南下。
十二月间，蒙军由鄜州攻入关中，攻占京兆，京兆府官民百万之众由同知府事完颜霆率领，退入南山诸谷避兵。蒙军旋又退出，准备取道陕北进取山西。闰十二月，蒙军再破鄜州，金权元帅右都监蒲察娄室战死，保大军节度使完颜六斤战败，投崖自杀。鄜州行元帅府事纥石烈鹤寿突围出城，被蒙军追及。纥石烈鹤寿据土山力战，兵败而死，其部下骁将张铁枪被俘。木华黎劝他投降，张铁枪厉声说“事已至此，惟求一死”，不屈被杀。蒙军由鄜州经丹州（今宜川县境）渡黄河攻入山西。
1222年（金元光元年），木华黎在山西相继攻陷太原等地后，又于十月间从禹门口渡河再次进入关中。这时，金升河防重镇韩城县为桢州，知州女奚烈斡出按行省部署，弃州城而率军民据金胜、青龙、周安诸堡扼险抵抗。蒙军进攻金胜堡，女奚烈斡出率金军以及金朝民兵“花帽军”出堡抵抗，中箭负重伤，卧床不起。花帽军提控张某主张投降，女奚烈斡出说：我们既食官禄，岂可负国！只有力战至死而已。夜间张某执刃入室，再次威胁知州投降。女奚烈斡出伤重无法反抗，但仍坚拒说，你可自便，我终不屈，结果被杀。张某遂以堡降蒙。桢州军事判官王谨率部分军民守周安堡，与蒙军激战十多天，兵败被俘，也不屈而死。桢州各堡于是全部陷落。[5]
十一月，蒙军又分头进攻同州、蒲城。金定国军节度使李复亨、同知定国军节度使事讹可兵败，皆自杀身亡。关中东部重镇同州失守。蒙军乘胜又破蒲城，转而南下，向陕西诸路的首府京兆发动进攻。
这时，完颜合达已因上年守卫延安之功升任参知政事，行省于京兆，集结西北金军主力20万固守古城，并受命统一指挥陕西全境战事。木华黎遂分派部将兀胡乃、太不花统兵6000屯守京兆城郊，牵制金20万大军，又派部将按赤统兵3000截断京兆至潼关的交通，自率蒙军主力西攻凤翔。[6]
由于宋金长时期在秦岭西段对峙，西府重镇凤翔在有金一代备受重视，城郭屡加增筑，常年驻屯大军，储存的给养远供西北诸战场，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超过京兆府，为金朝在西北的第一要塞。凤翔若失，西北皆不可保。因此金蒙双方集结兵力数十万，在此后的九年间连续在凤翔进行了三次大战，其激烈程度为整个金蒙战争中所罕见。木华黎此次攻城为第一次凤翔之战，蒙古倾南线之军而攻之，金朝则以完颜合达坐镇京兆，指挥西府战事。他以汉人将领完颜仲元与蒙古汪古部人马庆祥领兵守卫凤翔。完颜仲元本名郭中元，金中都人，以起义兵抗蒙有功，赐姓完颜，所部是以民间抗蒙武装的精锐整编而成的花帽军，勇敢善战。十一月间木华黎遣蒙军先锋蒙古不花部挺进凤翔，马庆祥与部将胥谦受命出城抵御，行前命画工为他先绘好遗像，以示必死的决心。金蒙在浍水交战，马庆祥失利，蒙古军以骑兵包抄，截断了他们回城的退路，并四面围攻。马庆祥、胥谦鼓励将士为国尽忠，力战到最后，弓矢用尽，已失去作战能力。蒙古军包围数重，令其投降，马庆祥、胥谦与众将士无一屈服，全部壮烈殉国。[7]
蒙古军乘胜，由木华黎亲自率领把凤翔围得水泄不通。到1223年（元光二年）初，西夏也派步骑10万助蒙，蒙夏联军数十万，合围凤翔，东至扶风、岐山，西至汧阳、陇州，数百里间营栅相连。金廷也视凤翔为必争之地，派左监军赤盏合喜率军增援。完颜仲元让赤盏合喜主城守，自己亲冒矢石。为激励将士，又宣布凡立功者都破格升官。于是在蒙军攻城最急时，几位有功将士都被授予四品以下官，其中颜盏虾麻被授予通远军节度使。将士见状，人人鼓勇。围解后合喜、仲元向金廷请擅自封官之罪，金宣宗嘉其战功，一律都予追认。[8]
面对拼死相拒的凤翔军民，蒙古军百计皆穷，攻城月余，徒劳无功。西夏军见蒙古人受阻，知道没有便宜可占，也自行撤军。木华黎无可奈何，叹道：“吾奉命专征，不数年取辽西、辽东、山东、河北，不劳余力。而前攻天平、延安，今攻凤翔皆不下，岂吾命将尽耶？”[9]于是退驻渭水之南，遣部将蒙古不花越秦岭攻破南宋的凤州为掳掠计。到这年二月，蒙古军终于全师撤退，凤翔围解。木华黎东归至山西闻喜，病死军中。
木华黎作为蒙古侵金前期的统帅，勇悍绝伦，几乎攻无不克，然而在陕西战场却迭挫于延安、凤翔两城之下，大大挫伤了蒙军锐气。而金朝则深受鼓舞，金廷把凤翔之捷通报全国，完颜合达、完颜仲元声名大振。不久，陕西金军乘木华黎之死而发动反攻，收复了关中各地和山西南部，金朝又获得了一个喘息时期。
三 凤翔失守与关中沦陷
1227年（金正大四年）四月，成吉思汗亲统大军灭亡西夏，在夏境全陷、仅余首都中兴府孤城苟延旦夕之际，成吉思汗留下部分兵力围城，自率主力再次南下进攻陕西。凤翔“义兵”将领马肩龙率领民间武装战死德顺州。蒙军又攻临洮府，金临洮府总管陀满胡土门兵败被俘，不屈而死。金朝末主哀宗大惧，召集众官商议对策。陕西行省奏上三策：上策是哀宗亲征陕西，督主力与蒙军决战；中策是哀宗驻陕州，派军援关中；下策是弃陕西，保潼关。金廷商议后只取了半个中策：援助陕西金军固守，但金哀宗不出京。不久，哀宗又派使向成吉思汗乞和，被成吉思汗拒绝。
六月，成吉思汗挥军经清水县，再次进攻凤翔。在凤翔城下，已患重病的成吉思汗叹道：“使木华黎在，朕不亲至此矣！”[10]然而他亲至此也没有用，凤翔还是久攻不下。成吉思汗又遣军兵逼京兆。这时，屯兵于泾、邠、陇三州间的金节度使杨沃衍与凤翔义军将领汉族人刘兴哥以兵出邠、陇，威胁蒙古军的侧后方，屡次获胜，声势大振。这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在清水县军中，蒙军被迫撤退。第二次凤翔之战又以金军获胜而告终。
1228年（正大五年），蒙古军再度进犯。完颜合达遣部将完颜陈和尚以骑兵400人，在大昌原（今长武县以北）大破8000蒙古军，获得金朝抗蒙战争中前所未有的全胜，使金国军民大为振奋。金哀宗下诏奖励，授陈和尚定远大将军。
1229年（正大六年）八月，蒙古诸部贵族在克鲁伦河畔举行“库里尔台”大会，推举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继承了汗位。雄心勃勃的窝阔台统率蒙军主力，开始了灭亡金朝的最后攻势。攻势开始前，窝阔台派使臣斡骨栾到陕西行省来招降。金枢密院副使、陕西行省移剌蒲阿怕他泄露行省的机密，迟迟不肯遣归。这时蒙军再次兵入大昌原，又被金军击败，蒙将朵忽鲁败逃，庆阳围解。移剌蒲阿小获胜利，志骄意满，对蒙古使臣说：“我已准备军马，能战则来！”[11]使臣回报，窝阔台闻言大怒，与其弟拖雷率众大军入侵，一军攻山西，一军入关中。蒙古军纵横于京兆、同、华之间，连续攻破金军据守的诸山寨栅60多座，并于1231年（正大八年）正月第三次包围了凤翔。
这时关中经蒙古军往来蹂躏，已残破不堪。完颜合达、移剌蒲阿都退屯潼关之外的阌乡（今河南灵宝县西），已难以顾及凤翔守军了。蒙古军一面围攻凤翔，一面出兵频频进攻潼关、蓝关（今蓝田县境），正月间蒙军速不台部还攻破小关，进攻河南的卢氏、朱阳等县。金潼关总帅纳合买住向陕西行省求援，行省派完颜陈和尚、夹谷浑两军来援，才把蒙军赶回陕西境内。但是金军的大军都在关东作战，凤翔守军的处境日益艰难了。
这年四月，金哀宗屡遣使催促完颜合达、移剌蒲阿解凤翔之围。完颜合达遂率军自潼关进攻渭北，企图诱蒙军来援，以减轻凤翔的压力。这时正值窝阔台亲统大军由山西入陕，完颜合达不敢硬碰，刚进至华阴便乘夜退出潼关。援救凤翔的最后努力终告失败。当月，蒙古军攻陷凤翔。这座西府重镇，前后坚守九年之久，历经三次大规模围攻，木华黎、成吉思汗、窝阔台等蒙古汗、王亲临城下，至此终于不守。凤翔一陷，全陕尽没，完颜合达等尽迁京兆之民于河南，陕西从此并入了蒙（元）版图。
延安、凤翔军民在蒙古军肆虐华北、国土残破的情况下长期坚持抗蒙，成为金朝的西北支柱。在这里抗蒙有功的完颜合达、移剌蒲阿、赤盏合喜、杨沃衍、完颜陈和尚等人后来都成为金朝的最后栋梁。凤翔沦陷后，蒙古军迅速由宝鸡越秦岭入汉江，从南面包抄金境。凤翔失守后11个月，完颜合达等人和他们统帅的长期转战西北的金军精锐在河南钧州三峰山之役全军覆没，两年后金朝便告灭亡了。
金朝侵入陕西前后刚好一个世纪，其直接统治陕西则有91年。金朝的统治是残暴的，但与成吉思汗、窝阔台两代的蒙古军队相比，金朝毕竟已是个封建化了的中原王朝，人民还是愿意支持它抗御蒙古奴隶主贵族的。而金朝的女真、汉等各族将士守土卫国，体现了中华各族人民不畏强暴，反抗压迫的传统，他们的业绩与宋朝军民抗夏、抗金的事迹一样，值得陕人骄傲。
四 丁亥之变与蒙军假道陕南
1223年（宋嘉定十六年）初，秦岭以南的宋朝军民第一次看到矫健的蒙古战马在栈道上驰过。正在围攻凤翔的蒙古国王木华黎，派部将“顺便”翻越秦岭牛岭关，闯进凤州城里大掠一番而去。人们当时还没想到，一个比女真人更严重的威胁，已经在秦岭上出现了。
不久，成吉思汗率军灭夏，又从宋夏交界处逼近了“四川”。当时蒙军绕经黄河上游，攻陷西夏河外的积石州（今青海贵德县西），并由此沿南宋边境入金界。这次“破西夏，逾积石，践蜀地”[12]之举，曾引起当时任南宋参知政事的蜀人李鸣复的警觉。
不久，蒙古军的入侵便开始了。1227年（宝庆元年），二月八日，一支蒙古骑兵借口“取金夏”[13]，越过铎龙桥进入宋境，攻陷阶州（今甘肃武都），包围西和州；另一支仅50余骑的蒙古兵则南攻文州（今甘肃文县）石靴关，城内军民皆“空城而出”。这就是所谓的“丁亥之变”。
边报传到设在沔州（今略阳县）的南宋四川制置司，官员们竟然不知来犯者究竟是谁家的人马，“或云女真诈，颇讶叠州族”。后来打听出一些眉目了，又皆传“蒙古不可与战，以此官军望风不出”。西和被围困一月之久，制置司也不派兵援救。待阶州蒙军稍有退意，宋将程信即“以捷音报”，南宋陕南最高大员四川安抚制置使郑损闻报大喜，即下令所部由沔州前进至七方关（今略阳以北与甘肃徽县交界处），但刚走到石门（略阳县西）便听到败报：蒙古军回师一击，大败程信于阶州东部的皋兰城，南宋“西边良将”麻仲、马翼、王平俱败死。郑损闻讯大惊，失措之中竟下令放弃五州，退保三关。所谓五州，当时是指南宋秦岭外围防线的阶、成、西和、凤四州与天水军（州级行政区），三关是兴元府武休关（今留坝县南）、沔州仙人关与七方关，为五州之后南宋重兵屯守的第二道防线，也是和尚原、大散关等地不守之后陕南最主要的屏障。郑损之令一下，关外五州宋军全部撤退，地方上则下令“坚壁清野”，焚城毁寨，徙民入关。甚至远离蒙骑300里外的凤州、河池，也因退保武休、仙人两关而“遂委焚荡，为祸最惨”。五州之民流离关前，“怨声盈路”。而武休关守将李大亨、仙人关守将程信和七方关守将吴桂，在接到封锁三关之命后也竞相“闭原”“护谷”“对垒”，置关外人民于不顾。郑损本人更自陕南逃到川北，三月十八日，制置司机构、眷属都由沔州南迁至利州（四川广元），一路大摆威风，“大帅行司随帐以一万人计，旌旗鼓吹，蜀人前所未见”[14]。利州之民惊恐四散，一时“十室空五六”。[15]
于是，这场在蒙古灭金过程中由于一小股游骑阑入宋境而造成的“丁亥之变”，竟然几乎使得陕南大局不可收拾。这与秦岭以北，正在与成十万的蒙古大军艰苦抗争、死守凤翔的金朝形成了对比。同是濒临末世的腐朽王朝，南宋的衰朽程度实甚于金。只是由于成吉思汗于当年七月死于清水，蒙军自撤，才未造成更大的灾难。
成吉思汗临终前，曾对诸将提出了“假道于宋”以灭金的方略：“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16]于是他死后，其继承人便一面加紧攻取关中，一面逼宋“假道”。
蒙宋间几次通使，“假道”计划确定后，蒙古更以“四川”为主要和议对象，一再遣使入蜀。1230年（绍定三年）十月，蒙使至凤州，“遣嫚书城下”，书中提出了“借师”“贷粮”“假道”的要求。次年正月，蒙使速不罕、裴回兴与赵原再至，“往武休议和，事甚秘”。“又出嫚书索粮二十万斛”。[17]
与速不罕到武休关“议和”的同时，蒙军“别大赤辈已纵骑焚掠，出没自如”[18]。就在凤翔的战火还未熄灭之际，蒙古军已于1231年（绍定四年）三月十三日乘宋军无备入兴元府境。宋将田燧战死。蒙军肆无忌惮，四月二十七日陷凤州，五月六日破武休关，进逼兴元，宋利州东路安抚使、知兴元府郭正孙战死。又一路蒙军则在元帅按竺迩率领下由凤翔攻陷西和州，活捉守将强俊，宋军败退仇池（今甘肃成县西）。
对蒙古“假道”的要求，南宋朝廷并无拒意，只是一来公文旅行，程序繁复，二来宋廷仍坚持其打肿脸充胖子的“面子”外交，州郡可弃，字句必争，以为蒙使来书中的“讲和”一词不好，“欲正其名曰‘通好’”[19]。于是协议一时尚未达成。但是继郑损而任四川制帅的桂如渊早已知道宋廷之意，因而一切“惧拂虏意”。他拒绝了郭正孙提出的“饬将练兵，以备不虞”的意见，下令“诸将毋得擅出兵沮和好”，并在协议未成的情况下就再次撤回关外宋军“入保七方”，还“督汉中趣办牛羊酒”，[20]提前为引狼入室作好准备。
蒙古人已不耐烦于公文旅行，于这年八月由拖雷率3万骑兵从宝鸡越大散关，强行假道汉中，十四日破西和，杀知州陈寅。到月底，武休、仙人、七方三关全部被攻破，蒙军首次进入了陕南及全川的战时首府兴元府。
三关既破，蒙古人再次派速不罕到陕南，正式向南宋提出“假道，且约合兵”的要求[21]。南宋军民对蒙军一再入境焚掠早已恨之入骨，于是不顾当局的禁令，在十月十七日诱杀蒙使速不罕于青野原。
拖雷闻讯大怒，指控南宋“食言背盟”，挥军猛攻，于是局势急转直下，蒙古大军涌进陕南，分兵攻宋诸城堡，长驱入汉中，进袭川北。宋军望风崩溃，沔州、大安军（今宁强县）失守。蒙古兵沿嘉陵江而下，川北利（四川广元）、阆（今四川阆中）、果（今四川南充）三州140余处城寨相继破陷。连云危栈，剑门天险，都被蒙古铁骑“长驱深入，若蹂无人之境”[22]。
不久蒙使向宋要粮，元帅按竺迩面见桂如渊，强硬地声称：“我欲假南郑道”，“师压君境，势不徒还，谓君不得不吾假也”。[23]桂如渊只有唯唯诺诺，一口应承“输刍粮”饷军，并“使百人导之”，使蒙古大军得以穿过陕南而出现在金人南面腹背的豫南地区，与西、北、东三面的蒙军一起，聚歼金军，会师汴京，实现了假道伐金的战略计划。
而南宋的川陕封疆大吏桂如渊，比他的前任郑损跑得更快，这时早已由陕南入四川，由嘉陵入长江，“浮家之巨舰，先下三峡”[24]了。直到蒙军越境远去，他才又溜了回来，而陕南经此浩劫，已是满目疮痍，不可收拾了。
五 陕南易主，全陕统一
“丁亥之变”与“辛卯假道”，虽然没有立即导致蒙古久占陕南，但留给南宋的，已经是个困于“关险之失”“仓廪之失”“将士之失”和“民人之失”的烂摊子。南宋朝廷只沉溺于联蒙灭金、“端平入洛”的虚假胜利之中，视陕南“如破釜坏甑，任其残缺而莫之省”。[25]继桂如渊之后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的李、黄伯固、赵彦呐，曾采取过一些收拾之策，如李任用程公许“节浮费，疏利原”[26]，赵彦呐擢拔高稼“葺理创残，招集流散”，“缮营垒，峙刍粮，比器甲，开泉源”，[27]等等。但是，历史不会再给南宋以更多的时间了。
而蒙古在秦岭以北的统治却日渐稳固，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蒙古“科民牛具”，大规模“开耕凤翔荒田”，更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凤翔正当“征蜀所涂”，其“师旅去来，馆馈之须”，无不仰给凤翔屯田。在蒙古的管理下，凤翔很快便成了征蜀蒙军的供给基地。[28]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蒙古用于川陕战场的军队也大为增强，除了蒙古骑兵外，还汇集了降蒙的“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军”[29]。尤其是巩昌汪民一军，对南宋威胁最大。“秦、巩之豪”汪世显是汪古部人，原依金朝秦巩总帅完颜仲德。完颜仲德金末败死后，汪世显据有了他苦心经营“以图巴蜀”[30]的秦巩24城版图，“据高制远，统郡县数十，胜兵数万”[31]，而且还联络着“回回、西夏十八族”[32]。金亡之际，汪氏曾投靠南宋四川当局，对川地极为熟悉，加上从完颜仲德时代起长期就以四川为意，因而他的降蒙，使蒙古入川军如虎添翼，而使南宋的川陕边事雪上加霜。
蒙、宋联手灭金的当年，两国便反目成仇。窝阔台宣布要兴兵灭宋，“躬行天讨”[33]，当年（1234年）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派悍将塔海绀卜征蜀。次年，即1235年（宋端平二年），窝阔台的次子阔端更率大军大举攻入陕南。宋蒙（元）战争的主战场四川战场，便以陕南争夺战而开始了。
阔端率军于这年八月大致沿着今宝成线所经，越大散关由凤州进入河池，进逼陕南第二大城、南宋利州西路治所、四川制司行辕所在的沔州。当时沔州虽号称四川的“门户”，却“既无城郭可以保民，又无财赋可以募士；布米之政不足以赡众，丁夫之脆不足以抗敌”[34]。但知州兼利州西路提点刑狱高稼却决心死守。高稼是当时陕南少有的廉洁而干练的官员，曾为稳定“假道”之后陕南破败之局作过不小贡献。当时许多人都劝他退保内地，或移守山寨，但他一概拒绝说：“稼必坚守沔，无沔则无蜀矣，自谓此举可以无负知己。”[35]蒙古军至，沔州无城墙，高稼遂依山为阻，升高鼓噪，盛旗鼓为疑兵，居然击退了蒙军第一次攻势。九月间，蒙军再度攻城，沔州军溃，高稼拒绝了僚属保其突围的请求，壮烈殉国。
蒙古军攻下沔州后，又把四川安抚制置使赵彦呐包围在青野原。赵彦呐是个“大言亡实”、好说空话的人。[36]当高稼决心守沔时，他说这是“吾志也”，表示与高稼共患难，蒙军攻城时，他却跑掉了。蒙古军把他包围后，南宋因“制置使未知存亡，诸军无主”[37]，相率溃退。只有七方关守将、利州都统制曹友闻与其弟曹万前来救援，二曹夜半率军衔枚疾进，夜袭蒙营，经过拼死搏战，终于救赵彦呐出险。
阔端率蒙军由沔州入川大掠后，这年冬退兵回陕，但“尚留哨骑出没并边，或伏草间以待麦熟”。在蒙军小部队骚扰下，不到三个月，号称“西陲才勇之人”的南宋三个太守董鹏飞、时当可、陈瑀相继被蒙古活捉。[38]到次年即1236年（端平三年）三月，利州西路阶、岷、叠、宕等州18族之众一起投降蒙古，陕南边防已土崩瓦解了。
这年八月，阔端以塔海为元帅，汪世显为先锋，率蒙古及各族精兵号称50万大军，开始了对陕南的最后扫荡。蒙军经今川陕公路一线，由大散关入凤州，经凤州东南35里的土关隘，攻破武休关，大败宋都统李显忠军，再度攻陷了兴元府城，又攻陕南最后一个州城大安军。
当时陕南宋军中能战的只有名将曹友闻一军。曹友闻根据敌众我寡的形势，认为大安军城附近地势平坦，正适于蒙骑发挥特长，不利于宋军步战，建议赵彦呐据守沔阳（今勉县东）。然而自以为是的赵彦呐拒不听劝，反而以上级身份，一天发来七道令牌，催促曹友闻退保大安。曹友闻不得已，只好与弟曹万引兵上鸡冠隘（今勉县西南龙门山），决定以阳平关为战场，采取深入敌后设伏，乘夜出奇，内外夹击的战术迎战蒙军。九月二十一日，蒙古将八都鲁与塔海率大军压来。曹友闻令曹万据鸡冠隘多张旗帜以示坚守，自选精锐万人潜入敌阵后，奋入阳平关，于二十七日乘敌军攻隘时杀出，曹万也率鸡关隘守军出堡夹击，“内外两军皆殊死战，血流二十里”。苦战至次日，汪世显军在击溃了宋大安城的守军之后与阔端会师，蒙军益众。而时降大雨，宋军绵甲经水湿后活动不便，势渐不支。到黎明时曹氏兄弟残军会合，为蒙军“以铁骑四面围绕”，曹友闻知不免，一剑刺死战马，以示决不逃生，随即与敌血战。曹氏兄弟与全军将士都壮烈牺牲。[39]陕南宋军最后一支精锐覆灭了。
阳平关之战结束了蒙宋在陕南的10年（1227—1236年）角逐，南宋陕南驻军被消灭，通向四川内郡的“蜀口”完全被蒙古军打开。正如汪世显在这次战役之后所说：“吾已撤彼之藩篱，行寝其堂奥矣。”[40]阳平关之役20多天后，蒙古军便长驱入川，占领了成都，从此宋蒙之战就转而在四川盆地内展开了。
宋蒙陕南之战，应该说宋朝方面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是陕南蜀道天险，蒙古骑兵本来不易施展其技。宋金战争中，宋朝在关中平原敌不过金骑，然而金骑却难以驰骋于秦巴群山，蜀口以此得保百年。而蒙古入陕后，在关中平原对金作战尚需时15年（1216—1231年），在陕南却如同摧枯拉朽，“昔人所谓天狱，所谓天险，所谓大小漫天寨，肆行如履平地”[41]。关中平原上的凤翔，陕北川道上的延安，金人都坚守了数年之久，然而陕南宋朝却几无坚城，雄关峻垒也都一攻即破。这其中原因很复杂，但南宋的腐败是主要的。
南宋陕南当局与人民为敌，整个战争期间多次发生“拒民”现象。“丁亥之变”时，郑损弃五州而锁三关，“三关以外并无官军，民皆流徙。有老小入关，而关兵不纳，怨声盈路”。在忍无可忍之际，关外百姓激于义愤“皆聚为盗贼，有所谓括地风、穆黑子之类”[42]。蒙军“假道”时，有大批为蒙古所驱赶的中原民投奔南宋，当时兴元知府郭正孙认为“不纳，必反为虏导”。陕南宋军也同情这些民户，“阴给资粮”，以待桂如渊决定，而桂如渊竟下令驱赶。这些投奔故国的中原之民大失所望，遂附蒙为乱，“三关之外，生聚一空”[43]。当时，知沔州高稼曾提出要建立“官军守原堡，民丁保山寨，义兵为游击”[44]的抗敌体制，但在“群盗沸如鼎，流民凑如幅”[45]，官民尖锐对立的条件下，他的主张根本不可能被采纳。而那种“拒民激变”的现象几乎成为一种模式，从南宋初的史斌一直到此时都相沿不改，使得陕南宋朝统治在其最后关头从人民那里获得的支援，甚至还不如秦岭以北的金朝抗蒙当局。
其次，陕南宋朝当局在战略上消极防御，动辄逃跑，在军事体制上僵硬死板，多所掣肘。陕南当局“立为纵敌深入，然后邀击之说”，实则只纵不击，使敌步步深入，雄关失险。“外三关不守，而保内三关；内三关不守，而保汉、沔；汉、沔不守，而保三泉”，终至断送全局。[46]而在作战指挥乃至后勤补给上又沿宋之故弊，“一兵之遣，一镪之支，皆仰朝廷”[47]。制置司首脑类多刚愎自用，对将领瞎指挥乱干涉，调度无方，措置乖戾。像曹友闻那样的将领，有勇有谋，“敌甚畏之”，就因制置的七道令牌把他置于被动。而当他浴血苦战时，“制司远遁，竟不遣援”，以致他兵败牺牲。曹友闻生前仿佛预感到自己的命运，他曾叹息道：制帅“掣肘，以此误蜀，蜀必亡，吾与俱亡矣！”[48]
陕南的刀光剑影消失了，它不仅意味着宋朝对今陕西省境的统治最终结束，意味着蒙古帝国对陕西的统一最终完成，而且意味着自唐末战乱以来陕西一个战祸频繁的时代基本结束。
* * *
[1]本章起用公元纪年，并附各被兵诸国纪年。至忽必烈建年号后统一附蒙元纪年。
[2]《宋史》卷486《夏国传》。
[3]《金史》卷101《仆散端传》。
[4]黄时鉴：《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见《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71页。
[5]《金史》卷122《女奚烈斡出传》。
[6]《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7]《元史》卷124《马庆祥传》。
[8]《金史》卷103《完颜仲元传》；卷113《赤盏合喜传》。
[9]《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10]《金史》卷112《移剌蒲阿传》。
[11]《金史》卷112《移剌蒲阿传》。
[12]李鸣复《乞严为广西之备疏》，载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82，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02页。
[13]李曾伯：《可斋杂稿》卷25《丁亥纪蜀百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李曾伯：《可斋杂稿》卷25《丁亥纪蜀百韵》。
[15]李曾伯：《可斋杂稿》卷25《丁亥纪蜀百韵》。
[16]《元史》卷1《太祖纪》。
[17]魏了翁：《鹤山集》卷82《郭公墓志铭》，四部丛刊景宋本。
[18]魏了翁：《鹤山集》卷82《郭公墓志铭》。
[19]李鸣复：《轮对状》，载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80，第2665页。
[20]魏了翁：《鹤山集》卷82《郭公墓志铭》。
[21]《元史》卷115《睿宗传》。
[22]李鸣复：《策全蜀安危疏》，载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80，第2663页。
[23]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铭》，《全元文》第24册，卷762，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91页。原载《永乐大典》卷10889。
[24]李鸣复：《策全蜀安危疏》，载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80，第2663页。
[25]吴泳：《鹤林集》卷18《论蜀事四失三忧及保蜀三策札子》。
[26]《宋史》卷415《程公许传》。
[27]《宋史》卷449《高稼传》。
[28]姚燧：《武略将军知弘州程公神道碑》，《全元文》第9册，卷322，第704页；魏了翁：《鹤山集》卷16《奏论蜀边垦田事》。
[29]《宋史》卷449《曹友闻传》。
[30]姚燧：《牧庵集》卷21《李公神道碑》。
[31]虞集《汪氏勋德录序》，载苏天爵编：《元文类》卷35，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67页。
[32]佚名：《昭忠录·曹友闻》，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33]《元史》卷119《塔思传》。
[34]吴泳：《鹤林集》卷37《西陲八议》。
[35]《宋史》卷449《高稼传》。
[36]《宋史》卷413《赵彦呐传》。
[37]《宋史》卷409《高定子传》。
[38]吴昌裔：《论三边防秋状》，载傅增湘原辑、吴洪泽补辑：《宋代蜀文辑存校补》卷85，第2790页。
[39]《宋史》卷449《曹友闻传》。
[40]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6《总帅汪义武王》，姚景安点校，中华书局版，1996年，第89页。
[41]吴泳：《鹤林集》卷18《论蜀事四失三忧及保蜀三策札子》。
[42]李曾伯：《可斋杂稿》卷25《丁亥纪蜀百韵》。
[43]魏了翁：《鹤山集》卷82《郭公墓志铭》。
[44]《宋史》卷449《高稼传》。
[45]李曾伯：《可斋杂稿》卷25《丁亥纪蜀百韵》。
[46]吴泳：《鹤林集》卷20《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
[47]度正：《性善堂稿》卷6《条奏便民五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8]佚名：《昭忠录·曹友闻》，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