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汉法治关中
一 京兆宣抚司的建立
连续十余年的金蒙陕西争夺战在1231年（金正大八年，蒙窝阔台三年）终于降下帷幕。在宋夏、宋金、金夏战争中饱受蹂躏的三秦大地经过这次兵燹，更加千疮百孔，民不聊生。仅以人口而论，在金末拥有居民278626户的京兆府路（大体包括关中中、东部及商洛地区）到蒙古征服后的1252年（蒙哥汗二年）只剩下了33935户，户口损失达88%。而战争最激烈的凤翔府更从62302户锐减为2081户；陕北的鄜延路从205809户锐减为6539户，[1]损失均达97%之多。从陕北高原直到汉江谷地，到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凉景象。
蒙古征服者确立了对关中的统治后，为了将它建成对南方进一步用兵的后方基地，保证军队的供应，便开始经营陕西。
经营陕西的第一步当然是设立治陕的机构。而那时的蒙古国尚处在“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阶段，早期的蒙古治陕官员都是军将，而且多为世袭的万户、千户等等。其中为首者的官职为“镇抚陕西总管京兆等路事”，又作“京兆府（等）路都总管”，汉人多简称为“镇抚”。最有名的镇抚（可能也是首任镇抚）是田雄（1189—1246年）。田雄字毅英，金末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西）人，原为金军都统，1211年（元太祖六年）降蒙，后以汉军千户从木华黎经略汉地，曾被委任为山西隰、吉二州长官，是木华黎改变弃地不守的政策后任命的首批守土官之一。从木华黎时代起，他参加了蒙军在陕西（包括陕南）的历次征战，包括攻占凤翔、兴元。他于1233年（窝阔台五年）即关中战事结束两年后被任命镇抚陕西。“时关中苦于兵革，郡县萧然。雄披荆棘，立官府，开陈祸福，招徕四山堡寨之未降者，获其人，皆慰遣之，由是来附者日众。雄乃教民力田，京兆大治。”[2]那时陕西尚未完全平定，尚有“四山堡寨之未降者”，而田雄则是“披荆棘，立官府”，在陕西建立蒙古国地方机构的第一人。而所谓“京兆大治”云云，则是相对于此前腥风血雨的时代而言的。其实此时的田雄仍然带兵打仗，是多次出征四川的重要战将。治理地方还不是他的主要职责。当时其他的治陕官员大抵亦皆如此。田雄于1246年（贵由汗元年）死后，他的儿子田大明袭父职任京兆等路都总管。[3]大概这也是按当时军将（千户、万户等）的世袭方式办的。镇抚一职后来至少一直保留到至元年间，[4]但其时它已成为纯粹的军职，在地方上的地位已不重要了。
军帅治陕时期在经济、民政方面也有一些作为。主要是在筹集军粮方面，在这几年里，凤翔一带成为一个颇有成就的屯田中心。同时在陕南仍为宋境的情况下，军帅们发展出一种“抢劫经济”，即因粮于敌，抢劫陕南之粮以赡关中之军。在田雄镇陕的头几年中，蒙古军几乎年年到陕南大抢一回，使陕南“关之内外七十余仓”[5]为之一空。其中仅利（今四川广元）、沔（今略阳县）、兴元（今汉中）三仓，“每月各支家粮万石”；而鱼关（今略阳以北虞关）仓“计取财赋，几收十分之四。制司诸庄储积又不与焉”。[6]把陕南弄得满目荒凉，“根本扫地，公私赤立”[7]。
然而1237年（窝阔台九年）以后，这种“抢劫经济”因陕南已被蒙古帝国兼并，无法再因粮于敌而难以为继了。因而只知杀鸡取蛋不知养鸡下蛋的军帅治陕方式，也就遇到了危机。
1240年，即关中战争结束九年之后，蒙古派来了首批文职官员，窝阔台大汗任命梁泰为宣差规措三白渠使，在云阳县（今泾阳县北）设立衙门，着手对战争中被破坏的关中最大灌溉系统三白渠进行修复。由于当时陕西尚无文职行政系统，这个机构直隶于蒙古汗廷，俨然成为蒙古在陕西的行政代表。但它的一切人力物力调拨都只能通过蒙古驻陕军来进行。蒙古将领塔海绀不奉命把“军前所获有妻少壮新民”2000户，木工20人及大量物资拨归梁泰以供修渠之用。经几年施工，部分地恢复了灌渠。金蒙战争以来“渠堰缺坏，土地荒芜”，“虽欲种莳，不获水利，赋税不足，军费乏用”的状况得到了初步改观。[8]
在修渠过程中，规措使逐渐成为一级常设职官，称为“六州规措大使”[9]。六州者，可能是金末京兆府路所辖的商、同、华、虢、耀、乾六州，也可能指蒙元国初京兆府路之六府州（前六州去虢州，加京兆府），总之是个在路一级活动的准政权机关。以后宣抚司、行省相继建立，规措使司仍然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大约直到至元初年为止），其活动范围且扩大到行省所辖全境，活动内容则逐渐转为筹措军需，称为“陕西四川规措军储转运使”[10]。在当时文献中，规措使列衔在“镇抚”“引盐提领”等官之前，地位颇高。
在宣抚司建立前，规措使作为陕西唯一的文职衙门，网罗了一些汉族儒臣，如1244年被聘为议事官的金末进士、奉先（今蒲城县）人李庭[11]，1250年前后任幕僚的王琛等。除了修渠兴农外，他们于兵荒马乱之中还勉强做了一些文治方面的恢复工作，如整修文庙，复立金末动乱中“悉以摧扑”的开成石经（今西安碑林的主要部分）等。[12]
但是像这样的恢复工作，在蒙古统治陕西的头20年间尚属凤毛麟角，而更多的却是进一步的破坏。游牧出身、惯于劫掠的蒙古部落军事贵族此时尚未学会建立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所谓“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13]。当时的陕西，直接由蒙古驻军将领通过其下的千户、百户等军官实行部落式的统治，人民均被视为“军前所获”的“驱口”，任其蹂躏荼毒。征服者对他们滥施横暴，公行抢劫，杀夫夺妻，无恶不作，还把他们置于军队监押之下，“毋致在逃走逸”[14]。甚至文人儒士也都当作奴隶来役使。这种野蛮落后的压迫和奴隶制式的剥削方式严重地破坏了陕西原有的封建经济，以致于战争结束22年之后杨惟中宣抚关中时，他所看到的仍是“兵火之余，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皆惊忧无聊”[15]，一片凋弊景象。
这种状况直到关中成为忽必烈的封地后才有所改变。
在灭金侵宋的过程中，蒙古贵族对于如何统治中原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是维护部落传统，把游牧民族的宗法奴隶制强加于内地，还是实行“汉法”，继承内地封建制度的遗产？后来成为元世祖的忽必烈，在蒙古贵族中比较有远见。他从青年时代就结识中原文士，倾向于以汉法治汉地。1251年蒙哥大汗即位后，他以拥戴之功受命主管漠南汉地军政诸事，继续搜罗中原人才。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包括赵壁、王鹗、窦默、许衡、姚枢等著名儒士在内的汉人幕僚集团。
1253年，蒙哥大汗把征服得来的土地分封诸王，让忽必烈在南京（指金朝的南京，即开封府及其所在的河南地区）与关中两地自择其一。在常人看来，自唐末以后长期为京畿所在的南京地区比衰落的关中更有吸引力，但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却从河南地近腹里，推行汉法易受掣肘的考虑出发，向忽必烈建议：“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16]身为河南人的姚枢不存衣锦荣归之念，没有鼓动主子选择自己家乡作为“龙兴”之基，却支持他经营关中。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确实是很有眼光的。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意见，从此关中便成为他即位以前推行汉法的试验田，陕西的历史因而揭开了新的一页。
这年春，忽必烈在京兆（即长安）设立临时行政机构——从宜府，开始改变陕西自金末以来有军无政、将校横行的混乱局面。当时蒙古军贵族在京兆广建府第，豪侈相尚，权势烜赫，不把新设立的行政机构放在眼里。为了减少推行汉法的阻碍，忽必烈下令他们离开京兆，移驻陕南的兴元（今汉中）等地。陕西驻军的给养问题是军帅纵兵扰民的借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忽必烈奏请蒙哥把河东解州盐池拨归陕西以供军费，并沿用宋金以来盐政与军需相结合的“入中”之法，招募商民运粮入陕，越秦岭转嘉陵江水路供应四川前线，由官府发给盐引作为报酬，同时在凤翔一带开办屯田以补充军需。这样，最为棘手的军事后勤问题首先通过“汉法”得到了解决，也为其他方面汉法的推行创造了条件。
1253年夏，陕西地区正式的行政机构——京兆宣抚司[17]——在古城长安设立。开明的蒙古贵族孛兰与汉族官僚杨惟中为宣抚使，商挺为郎中，开始全面推行汉法。杨惟中等首先禁止蒙古军事贵族恣意妄为，其中有个最残暴的郭千户，杀人之夫而夺其妻，杨惟中毅然将他逮捕处死，刹住了军帅横行的风气。接着推出一系列措施。政治方面，着手整顿吏治，奖廉惩贪，明确尊卑等级，擢用埋没的人才，制定行政规程和各种册籍，实行俸禄制。经济方面，奖励农桑，减轻关中常赋之半，招商开市，通其有无，设立交钞提举司，发行纸币以补充财政，等等。正如姚枢后来总结的，“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诸路之民望陛下（指忽必烈）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18]
这些汉法很快收到了效果。据说仅一个月工夫“惊忧无聊”的人民便安定下来，当年便实现了“关陇大治”[19]。如此立竿见影，不免有些神乎其神。但无论如何，忽必烈在关中初试汉法是获得了成功的，它使陕西成为蒙古征服区内最早恢复正常封建秩序的地区，也为后来安西路在元朝成为中国西半部政治中心奠定了基础。
二 廉希宪治陕
所谓“汉法治陕”，实际上就是以儒家之法治陕。而儒家之治是人治而非法治，因此汉法的推行，仰赖于忽必烈所任用的一大批儒臣者居多。如僧子聪（刘秉忠）、王鹗、姚枢、许衡等等，都对忽必烈行汉法多所裨益。然而具体在陕西推行汉法政治的臣僚中最有代表性的，却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廉希宪。1254年夏，忽必烈征大理后凯旋北归，还驻六盘山，改京兆宣抚司为关西道宣抚司，任命他的亲信廉希宪代杨惟中为宣抚使，名儒姚枢为劝农使，商挺为宣抚副使，进一步在关中推行汉法。从这时起直至元中统四年（1263年），廉希宪是元朝统治陕西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他精明能干，孜孜求治，使陕西的汉法政治更加完善。
元初名臣廉希宪（1231—1280年），字善甫，是汉化的畏吾儿（即维吾尔）人，其父布鲁海牙喜汉学，窝阔台时官拜廉使，因仿以官为姓的华夏古风，令子孙皆姓廉氏。廉希宪幼习汉儒经史，19岁入侍忽必烈王府，常向忽必烈宣传《孟子》的性善义利之学。忽必烈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廉孟子”，可见他从文化上及政见上说完全是汉族儒臣的代表，但在种族上他又属比汉人高一等的所谓“色目人”，有一般汉臣所没有的种族特权，因此在汉法的推行中他便起到了一般汉臣所难以起到的作用。
廉希宪到关中，头一件事就是大兴儒学。除了随他同来关中任劝农使的名儒姚枢外，他又请求以当时北方最负盛名的理学家许衡为京兆提学使。这样，“元初三大儒”（姚、许和窦默）就有两人在陕西任职。廉希宪日与许、姚咨访治道，商讨济世安民之术，并下令各郡县都建立学校，“教育人才，为根本计”[20]。一时关中士风振奋，读书进取蔚成风气。蒙古军人横行时期那种斯文扫地，以目不识丁为荣的时尚为之一变。后来许衡离任，关中士子群起挽留，一直送至临潼而别。在许衡讲学的基础上出现的鲁斋书院，历元、明而负盛名，成为后来明清陕西书院教育之先河。
廉希宪不仅从外省请来许、姚，而且尤重视在陕西招揽人才。他曾几度登门延请关中名儒萧入府。萧（1230—1307年）字惟斗，是金、元之际陕西最大的理学家。军帅横行时代他在终南山中隐居读书30年，博学多识，除儒家典籍外，对天文、地理、律历、算术之学都深有造诣。后人有谓“元有天下百年，惟萧惟斗为识字人”[21]。这除了反映知识分子对蒙元统治的不满外，也可见他在士林中声望之高。但在廉希宪入陕前他却只是个默默无闻的隐君子。廉希宪对他极为推崇，先是向忽必烈推荐，征召他入藩府为幕客，萧称病不去，后来廉希宪又几度要他出山任陕西儒学提举或荐至朝廷任国子监司业，都被他婉言谢绝。但萧虽未出山，廉希宪的连续延请却使他名满天下，而崇文重儒，尊敬学者的影响也及于社会。据说当时有人夜行城郊，遇强盗，欲加害。这人诡称：“我就是萧先生”，强盗居然也肃然起敬，不敢相犯。[22]
儒家思想发展至宋代，已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一种精神桎梏，而在元代那种“九儒十丐”的大气候下，廉希宪所推崇的那些文人也不可能对儒学思想体系有多少发展。但在蒙元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儒学事业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在思想史上能提供多少东西，而在于它对封建传统与部落传统、汉法政治与蒙古贵族旧习惯势力的斗争所起到的作用。蒙元统治者中保留的浓厚部落传统具有强烈的奴隶制残余色彩，它是比理学更为落后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廉希宪崇文重儒，奖学尊道的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
与崇文重儒相适应，廉希宪在政治上继续实行抑制军帅豪强的政策。他入陕后力主“抑强扶弱”[23]。所谓“强”，指的是军帅、贵族及其狐假虎威的走狗；所谓“弱”，则主要针对处于“九儒十丐”地位的知识分子而言。杨惟中宣抚陕西后，军帅公然为非作歹、无法无天的气焰被基本刹住了。但他们把被征服者视为“驱口”的状况并未改变。早在窝阔台时，蒙古最高当局就曾下令不得俘掠儒生为奴，并在汉人俘户中进行考试，中试者均释放为儒户。但这项规定长期被关中的蒙古豪帅们置若罔闻。廉希宪上任后才在忽必烈支持下严令把俘掠的儒士一律释免，编入儒籍。此举不但有利于兴儒学，也是对军事贵族权势的一种遏制。对于军帅们俘虏一般民户为“驱口”的现象，由于是蒙古统治者的成规，廉希宪当然无力制止，但他曾一再强调不能把“降民”当成俘户，禁止俘掠，违者，千户以下与犯人同罪，并取缔奴隶市场，“禁诸人无贩易生口”。[24]这样，就尽可能地减轻了军帅们及其所带来的奴隶制残余的危害。
在经济上，廉希宪支持姚枢为劝农使，“教民耕植”[25]，同时进一步扩大在凤翔等地的屯田规模，还在陕北绥德等地开辟了新的屯田区。这一时期在陕北建立了比较正规的田赋制度，对当时繁重的军事供应负担也设法有所减轻。1256年，蒙古最高当局为筹备伐宋之役，下令京兆路征发军需布万匹、米3000石、帛3000段及大量兵器，并运至平凉军事集结地。宣抚副使商挺认为：“运米千里，妨我蚕麦”，决定不征发人民，而让在关中任职的平凉籍官吏组织其私属承运，宣抚司付给报酬，以省民力。有时军需急如星火，宣抚司不得不“借民钱给军”[26]，但一般也采用抵充次年赋税的办法予以弥补。由于廉希宪及其领导的陕西地方当局比较爱惜民力，所以尽管这期间蒙、元军队几次以陕西为基地从事大规模征伐，陕西的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仍能维持，乃至有所恢复和发展。
对蒙古征服带来的许多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方面的落后因素，廉希宪等人都予以限制，并力图消除。除了如前述对豪强军帅俘占“驱口”的风气加以遏制外，廉希宪还于元中统元年（1260年）奏请释免了被括为解州盐户的军役奴。蒙军入陕后曾把大批关中人民遣戍灵州（今宁夏灵武县），作为农奴役使于屯田，廉希宪也说服忽必烈，把他们全部释放回陕为民。蒙古征服后从西域引进了“斡脱钱”，即具有浓厚敲诈勒索性质的强制性官高利贷，不少蒙古及色目贵族以此为聚敛之道，成为元初扰民的弊政之一，素为崇尚汉法的人士所厌恶。蒙哥在位时曾派守旧派蒙古贵族阿兰答儿等来陕，在大兴“钩考”之狱，陷害宣抚司官员的同时，又大放斡脱钱，肆意搜刮。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二年（1261年）派爱亦伯等会同陕西宣抚司“检覆不鲁欢、阿兰答儿所贷官银”[27]。虽未废止这项弊政，但通过整顿，也使其危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轻。
陕西在南宋灭亡前，一直是蒙元同临安小朝廷控制下的四川对峙的前线。作为蒙元大臣，廉希宪对伐宋、灭宋事业是竭尽心力的。但作为倾慕中原文化的有识之士，他对南宋人民以及官员并不存歧视与偏狭之见，并在战事间隔期内尽力维持双方的正常交往。他曾致书南宋四川制置使余玠，相约互不轻启边衅。据说，余玠“得书，愧感自守，不敢复轻动”[28]。陕西元军俘获宋臣张炳震、王政，廉希宪以二人母老，把他们释放回川。同时廉希宪对被南北分割的家庭也表现得十分宽厚。宋将家属有在陕西的，廉希宪都以礼相待，并岁给其粮以资赡养，陕西人有在南宋为官的，允许其子弟越界前往探亲。这自然造成了不少“叛逃”现象。但后来南宋四川守将刘整降元，把以前自陕叛元投宋入川的人士数百名尽行逮捕解送元朝，廉希宪仍把他们全部释放。这种怀柔政策一方面赢得了不少南宋军民的好感，减轻了元军南下的阻力，另一方面也使陕川间在20余年对峙状态下得以保持一定的社会联系，有利于陕西经济的恢复。
总之，廉希宪以一个年仅23岁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来到陕西，在满目疮痍、百废待举而各种社会矛盾又十分尖锐复杂的环境下，显示了卓越的才能。他先后任关西道宣抚使、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京兆等路宣抚使、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右丞等职，在忽必烈的信任与汉族儒臣及陕西地主阶级士大夫的支持下，推行汉法，在文化、政治、经济乃至南北关系等方面都颇有作为。这期间，作为汉法试验田的陕西成为蒙元境内治理得最好的地区之一，从而也为汉法在全国的推行创造了条件。
三 “钩考”风波
汉法在关中的推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蒙哥时代，守旧派蒙古贵族仍有很大势力，他们对汉法极为不满，力图恢复“祖制”。而蒙元时期位居蒙古人之下，汉人之上的色目贵族也力图在蒙古统治者的庇护下以西域商人集团的“回回法”来与汉法相抗衡。这种文化上、制度上的冲突与各族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争斗相交错，使得元初陕西政坛风波迭起。其中，蒙哥时代的“钩考”事件与忽必烈即位之初陕西阿里不哥党羽谋叛事件，是对汉法的前途乃至蒙元统治的前途都有重大影响的两次较量。
忽必烈受封关中后，以此为基地，南掠四川，灭大理，西入吐蕃，略鄯善，势力大增。同时他又以延揽儒士、推行汉法而得到北方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这一切引起了远在漠北的蒙哥大汗的疑忌，惟恐他尾大不掉，危及自己的地位。蒙哥身边一些不满汉法的守旧派贵族乘机进谗，煽动蒙哥翦除忽必烈的势力，其中以深得蒙哥信任的当朝重臣、中书省左丞相阿兰答儿和参知政事刘太平二人最为活跃。于是，蒙哥于1257年命阿兰答儿行中书省事于陕西，[29]让他与刘太平等对忽必烈任用的官吏进行审查。
这时忽必烈尚在南征途中，阿兰答儿、刘太平等拿了蒙哥的尚方宝剑闯入关中，来势汹汹。他们在京兆设立了整人的机关——钩考局，任用大批酷吏分领其事，借检查陕西及河南的钱粮赋税征输情况为名，对京兆宣抚司的官员进行别有用心的“钩考”。他们捕风捉影，大开告讦，罗织罪状达142条之多，包括“专擅不法”，侵吞钱粮等等。受牵连者上至宣抚司主官，下及与宣抚司有来往的民间商人。钩考局滥兴大狱，严刑逼供，“恣为威酷，盛暑械人炽日中，顷刻即死”[30]，几天就打死20多人，还声称到结案时除刘黑马、史天泽二人要请示朝廷外，其余人都将一律处死。关中一片恐怖。
京兆宣抚司的官员对阿兰答儿的迫害做了各种形式的抗争。京兆榷课所长官马亨，金末为吏，窝阔台时曾助耶律楚材行汉法，此时调任京兆，为宣抚司主管财政税课，他督运岁办课银500铤到忽必烈藩府交纳，适与阿兰答儿相遇于途。马亨如果前往拜见，这笔课银必然被专找茬子的阿兰答儿没收；如果避而不见，则他本人必被治罪。马亨认为：“与其银弗达王府，宁获罪焉。”于是绕道避过了钩考大员，把银子运到王府。阿兰答儿闻知果然大怒，派人闯入王府把马亨抓了起来，刑讯逼供。马亨坚不屈服，抗辩不已。钩考局“穷治百端，竟无所得”。毕竟是从王府里抓的人，无端打死了也不好交代，于是只好给他安了个账目不清的罪名，“以支竹课分例钱充公用及僦公廨辇运脚价为不应”，罚了他一笔款后释放了。[31]
宣抚司的主官更不好对付。廉希宪以色目贵族、汗廷亲信的身份对抗钩考局，抗辩说：“宣抚司事由己出，有罪固当独任，僚属何预？”[32]而宣抚司参议、汉人赵良弼[33]则千方周旋，“力陈大义，词气恳款”[34]。他们一硬一软，互相配合，弄得阿兰答儿等人既不好逞威蛮干，又不愿善罢甘休，“钩考”便陷于停顿。
这时，忽必烈已从南方回来，知道了钩考的事，十分气愤。他不能容忍阿兰答儿在他的封地上整他所信用的人，削弱他的势力。但跟随他的姚枢却冷静地看到阿兰答儿背后有蒙哥的支持，而以忽必烈当时的地位，与蒙哥对抗是不利的。于是他劝忽必烈以妥协来求得解决。他说：大汗是君，是兄长，大王虽贵为皇弟，毕竟是臣，这事难与计较，否则会遭祸的。不如让王府的妃主们自回朝廷，准备久居，大汗自然会消除疑忌的。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尽量对蒙哥表示尊重。他把妻子儿女都送到和林作为人质，并授意属下尽可能做好陕西等地钱粮赋税的征输，甚至对“其贫不能输者，帝（忽必烈）为代偿之”[35]，使阿兰答儿等找不到岔子。这年十二月，忽必烈亲自前往漠北朝见蒙哥。蒙哥对忽必烈的政策并无多大意见，只是担心他势大逼主，于己不利。如今见忽必烈如此恭顺，也就不再猜疑。两人相抱而泣。不待忽必烈解释，蒙哥便自己撤销了钩考局。阿兰答儿本想借题发挥，铲除汉法支持者，但蒙哥既已作罢，只得悻悻而归。这场风波暂时被化解了。
四 阿里不哥党羽的败亡
1260年蒙哥汗去世，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不久又立国号，蒙古国成为元帝国。就在这开国之际，守旧派贵族与代表汉法的势力在陕西再度爆发了冲突。但此时形势已不同往日，汉法已经成了气候，守旧派贵族则日趋没落，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钩考”风波中，忽必烈一方只能用软的一手来求得妥协，那么这一次就是以铁腕手段来对付了。
蒙哥死后，漠北一部分守旧派蒙古宗王反对忽必烈在汉地继位，拥立蒙哥的另一弟弟、留守和林的宗王阿里不哥为汗。阿兰答儿、刘太平等都成了阿里不哥的党羽。阿里不哥一派本以漠北为基地，但要与忽必烈较量，就非伸张势力于汉地不可，于是他们又盯住了陕西。
这时正值忽必烈即位，廉希宪等一批建藩关中时的能臣都因辅佐开国事宜而去了开平，陕西的汉法势力一时群龙无首。而蒙哥原先统率的蒙古军队主力在蒙哥死后由四川撤回到陕西六盘山（今宁夏境）休整驻防。这支军队的统帅哈剌不花、浑都海等也都是阿里不哥的人。于是，阿里不哥便派刘太平与他的另一亲信霍鲁怀以行尚书省事的身份来到京兆府，声言备办粮饷，企图控制关中，然后与六盘山蒙古劲旅会合，盘踞秦、蜀。如果这一企图得逞，他们便可据陕西而以兵东下，同自漠北南下的阿里不哥夹击忽必烈。
忽必烈与廉希宪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在开平研究对策。1260年（中统元年）四月一日，忽必烈在即位七天后即下令以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赵良弼参议司事。这是中统初年汉地一级行政区“十路宣抚司”中最先落实任命的一路，显示出忽必烈解决陕西问题的决心。接着，忽必烈与廉希宪立即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对付漠北的阿里不哥军；另一方面迅速派赵良弼回京兆监视刘太平等人的动静，并严禁其离开关中到六盘山活动；同时遣使安谕六盘山蒙军，力图暂时稳住哈剌不花、浑都海等人。商挺对廉希宪分析六盘山方面有三种可能的动向：对他们来说全力东进、占领关中是上策；屯兵六盘，待机发难，是中策；北归和林与阿里不哥会合，是下策。商挺并断定他们会取下策的。[36]果然，哈剌不花、浑都海所部蒙古将士思归漠北，迟迟不愿东进；而刘太平则在动身前往六盘山途中被严令阻止。这样，忽必烈方面便赢得了平叛的时机。
这年五月，赵良弼自陕西来报，探得刘太平等谋反。不久在六盘山的蒙古断事官阔阔出也遣人来告：浑都海杀害了忽必烈派去的安谕使朵罗台，决心为逆，并派人通知其在留川蒙军中的死党、成都守将密里火者和青居守将乞台不花，要他们各起兵来援，同时约刘太平、霍鲁怀同日在关中动手。忽必烈立即令廉希宪、商挺再以陕西四川宣抚司正、副使的身份赶回关中处置。廉、商到达京兆时，刘太平与霍鲁怀在与六盘山方面定约后已先三日回到城里策划叛乱。当时陕西军事力量的对比极不利于忽必烈一方，要想取胜只有抢先动手，可是廉、商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授权。这时廉希宪感到情势危急，便当机立断，不待忽必烈批准，便先发制人，派万户刘黑马、京兆治中高鹏宵、华州尹史广率兵逮捕刘太平与霍鲁怀，并将其在京兆的余党一网打尽。报到开平，忽必烈考虑到刘太平等是先朝元老，下诏赦免。廉希宪看到京兆西面的六盘山、南面的四川遍布其党羽，担心留下后患，便抢在赦诏公布之前把刘太平、霍鲁怀处死于狱中，造成了既成事实。随即又“矫诏”派刘黑马到成都捕杀密里火者，汪惟正到青居捕杀乞台不花。就这样，廉希宪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依靠以汉人为主的一批文武，接连“擅杀”了几名蒙古大帅，一举消除了响应叛乱的隐患，六盘山孤掌难鸣了。[37]
然而六盘山叛军毕竟是曾由蒙哥亲率、横行四川、所向无敌的蒙古精锐，即使没有响应者，也还是个重大威胁。这时叛军开始东进，而关中此前并无兵备，宣抚司处境仍然危急。此刻廉希宪再次显示了随机应变、先斩后奏的果断精神。他采取非常措施，不待朝廷下旨，便擅自封驻扎在巩昌（今甘肃陇西）的汉军将领汪惟良为统帅，授予虎符银印，命其率部御敌。在民族偏见极深的蒙元时代，由主要是汉人主持的宣抚司在未经蒙古最高当局许可的情况下任命汉将率汉军去与拥戴蒙古宗王的蒙帅及蒙军主力对阵，这确实是需要极大胆略的冒险行为。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一决策，挽救了忽必烈在陕西的统治——实际上也就是挽救了忽必烈政权本身。
在调动汪惟良部的同时，廉希宪还紧急征发准备更戍四川的役卒以及“在家余丁”，并动用府库资财赶制军衣，组成一支军队，命蒙古将领八春率领。廉希宪交代他：你率领的是未经训练的新军，而六盘山敌军是精锐，不能与他们硬拼。你们只需虚张声势，使他们不敢东下，大事就成功了！八春依计而行，六盘山叛军果然不敢轻进。
驻四川蒙军将领纽邻，与六盘山叛军浑都海等原来同属蒙哥统帅的蒙军嫡系，此时也企图起兵响应浑都海，结果为八春所逮捕。八春把这伙党羽共50余人监禁于乾州（今乾县），而押送纽邻等为首二人至京兆，请宣抚司处死。廉希宪这时却没有像对待刘太平等那样断然无情，他对僚属说：如今浑都海已不能乘势东来，用不着那么慌张了。而现在众心不一，情绪混乱，潜藏着不满，如军人见他们的将校被执被囚，可能会惊惧生变，为害不浅。不如因其惧死，把他们宽大释放，使他们感恩效力，把这支部队拨归八春属下，才是上策。果然，在纽邻被捕后处于惊恐不安中的蒙军将士听说他们的首领已被释放，一片欣慰，军心顿时安定，而纽邻也表示愿意立功赎罪。于是宣抚司又得到数千精锐骑兵，实力更强了。
六盘山叛军既不敢全力东进，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后终于撤往西北，以图与阿里不哥会合。这年九月，阿里不哥派阿兰答儿领兵南下，在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与浑都海军合兵一处，再次大举东犯。元军抵抗失利，陕甘大震，忽必烈一方的西土亲王执毕帖木儿辎重尽失，逃到关中。形势再度严重起来。许多人提议放弃关中及四川，退守陕南，廉希宪坚决反对。这时忽必烈派遣诸王合丹、合必赤率大军前来征讨，陕西军队八春、汪惟良部与之配合，分三路发起反攻。次月，元军在删丹（今甘肃山丹）与阿里不哥军会战，将其歼灭。阿兰答儿与浑都海都被俘，在京兆枭首示众。
陕西阿里不哥党羽叛乱的被平定，对忽必烈与保守的蒙古宗王的斗争全局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此反忽必烈的势力被全部逐出汉地，只能成为漠北的游魂，难以有大的作为了。到1264年（至元元年），阿里不哥终于势穷请降，忽必烈的统治巩固下来，实行汉法的趋势从此成了蒙元统治的主流。以廉希宪为首的宣抚司官员在这场斗争中表现突出，特别是年仅29岁的廉希宪本人几次先斩后奏的决策都显示了卓越的魄力与远见。事态平息后，廉希宪曾上疏“自劾停赦行刑（不顾忽必烈的赦诏而处死刘太平等）、征调诸军、擅以（汪）惟良为帅等罪”，请求处分。忽必烈不但未予责备，还极力称赞说：经书上说的“行权”，正是这样的啊！并赐与金虎符，使节制诸军，下诏称：“朕委卿以方面之权，事当从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机。”[38]这充分显示了这位开国君主的知人之明。
五 马可·波罗眼中的陕西
阿里不哥党羽的叛乱平息后，陕西社会进入了元初的恢复与发展时期。至元年间（1264—1294年）设立了陕西屯田府，在京兆以西展开大规模屯田。继窝阔台时期部分修复了三白渠之后，此时又修复了陕西第二大灌溉系统——丰利渠（即今泾惠渠）。随着农业与人口的恢复，城市与手工业、商业也重新活跃起来。作为陕西政治经济中心的京兆府（1279年改称安西路）城也重修了城垣，并把城垣的四角改成了向外突出的圆形墩台，具有蒙古人带来的西域文化色彩。其中的一处即西南城角一直保存至今，成为古城的特色之一。此外，还在古城东北修建了宏伟的安西王府宫城。
随着元朝大一统局面的实现，通往西域的交通又活跃起来。古长安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与欧亚大陆商道上的枢纽的地位部分地得到了恢复。当时的陕西，各国、各族的居民、商旅杂居，各种文化和宗教并存，各地的商人云集。这时的京兆府城当然已无法恢复以往帝国首都的宏伟气势，但隋唐时代妨碍经济生活的封闭式的坊市制已不复存在，城里出现了沿街开店的商业街区如“药市街”等等。[39]它体现了一种新的、活跃的气氛，比起此前坊墙夹道，街无店铺，恢宏有余而繁华不足的长安来，显然热闹多了。
这一时期来到陕西的众多外国人中，最著名的便是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了。他于1275年到1278年间的某个时候[40]从大都前往西南途经陕西，在其《游记》里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陕西社会的风貌。
马可·波罗从河津[41]渡黄河进入陕西，三天后到达澄城[42]。他对该地有如下记载：
这里的居民都是佛教徒。他们经营的贸易相当广泛，并从事各种制造业。这一带盛产丝、生姜和许多药材。这些药材是我们所在的那个世界几乎不知道的。他们也编织金线织物和各种丝绸织品。[43]
由澄城到京兆府城行程八天，途中“继续遇到许多城市和商业城镇，并且路过许多果园和耕地。那里有大量的桑树，促进了丝的生产。居民大都信奉佛教，但也有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徒、突厥族人与撒拉逊人”[44]。
八天后，就到了“王国内宏伟著名的京兆府[45]城”。马可·波罗说：
在古代，这是个幅员辽阔、非常强盛的王国的首府，是许多世袭君王的长驻之所，并且以制造兵器著名。现在这座城市是在大汗的儿子忙哥剌管辖之下。他的父亲已经把这座城市的统治权交给了他。
这是一个大商业区，工商繁盛，其制造业闻名遐迩。这里盛产生丝、种种金锦丝绢，其他品种的丝绸这里也都有生产。这里照样还能制造各种军需品。各类食品也很丰富，凡人生必需之物，城里都有，并且售价适中。居民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一些基督教徒、突厥族人和撒拉逊人。[46]
马可·波罗尤其对当时刚建成不久的安西王宫惊羡不已，称赞其“构造整齐匀称，堂皇华丽的程度，简直无以复加！”
越京兆府西行，“一路上有许多美丽的城镇和城堡。那里的居民以经营工商业为生，也生产大量的丝”。三天后到达虢县（今宝鸡县）[47]境内，开始进入“山巅和峡谷地带”，即秦岭山区。就连这片当时开发程度很低的地区，在马可·波罗看来似乎也并不荒凉：
这地带并不缺少人烟，人们信奉佛教，从事农业。由于森林密布，所以这里的人也以打猎为生。林中有许多野兽，如虎、熊、山猫、黄鹿、羚羊、赤鹿以及其他各种动物，可以获得很好的收入。穿越这个地带要走20天的路程，道路蜿蜒盘旋在群山、峡谷和密林之中。但是，也有许多城镇，能够为旅客提供便利的膳宿之所。[48]
在秦岭山中穿行20天后，马可·波罗进入汉中盆地，他谓之曰：“蛮子境内的利州”[49]。所谓“蛮子”是蒙古当局对南宋的蔑称，利州则是南宋在陕南设的路名，马可·波罗经此地时这一名称尚未撤销。在马可·波罗眼里，“这里土地平坦，人口稠密，居民依靠商业和手工业为生。这里盛产生姜，商人们将生姜行销到契丹省内的各地，牟取暴利。这地区的小麦、稻米和其他谷物也十分丰富，并且价格合宜。”[50]马可·波罗接着记载：
这片人烟稠密的平原，一直延伸至两个驿站远的地方。接着，又是高山、峡谷和森林。再朝西径直骑行20天，继续发现这一地区仍有人烟。他们也是信奉佛教，他们依靠地里的庄稼和山上的猎物过活。这地方除有上述的各种野生动物外，还有大量的麝这类的动物。[51]
这里谈的是汉江盆地及其以南的大巴山区的情况。显然，在他看来，大巴山区与秦岭山区一样，也是个充满生气的地方。至于汉中平原就更不用说了。
《马可·波罗游记》和古代的许多其他同类作品一样，常常包含某些过分的渲染与不可信的奇闻轶事，但总的来看还是真实可贵的。在金蒙陕西之战的战火熄灭40多年后，经过了20多年汉法治陕的实践，在马可·波罗的笔下，我们已看不到那哀鸿遍野、满目废墟的战争创伤。《游记》中的陕西，社会经济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和过境贸易的活跃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这个来自欧洲当时最发达的商业中心威尼斯的旅行家也对陕西的“工商繁盛”啧啧称羡。而且经济活动已不限于关中、汉中这样的平原地区而向秦巴山地渗透。马可·波罗还真实地记载了元朝实现大一统后民族融合与各种文化的交流在陕西的发展。在他的笔下，关中的汉、蒙乃至中亚（所谓“突厥”）、西亚（所谓“撒拉逊”）迁徙来华的色目人各民族相处得很好，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元代所称的“也里可温”与“答失蛮”）也和平共存。这个行色匆匆的西方来客没有发现其中存在着的民族矛盾、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但元代的宗教宽容政策与诸文化交融的现实却反映得十分真实。毫无疑问，这一切都与汉法治陕的成功是分开不的。
六 汉法治陕的局限性
元初治陕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本来，在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中，元朝是汉化程度最浅、游牧部落传统保留得最多的一朝。这从忽必烈迄元末的统治者都不起汉名、不用汉语就可见一斑——这种对汉文化的抵制是从北魏直至辽、金、夏、清都没有的。在制度方面，有元一代始终都杂用汉法、“祖制”和“回回法”（色目人传入的西域制度），因而所谓汉法的胜利都只是相对而言的。忽必烈的汉法治陕也不例外。作为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忽必烈对汉文化的开明态度不仅远胜乃兄及其父祖，也超过他的一些后世子孙，但他推行的汉法仍有很大的保留，而且前后曾几度摇摆。中统初年，他主要依靠汉地建基立业，对汉臣与汉法较为倚重；中统三年（1262年）李璮叛乱后，他对汉臣的猜疑渐增，诛王文统，任用阿合马，逐渐转向倚重色目人，“回回法”的比重也有所增加。这样，汉法在陕西的推行就不可能彻底，不可能完全回到中原传统体制的轨道上，而仍然保留着民族征服带来的某些野蛮色彩。
在财政经济方面，元初陕西由蒙古军帅任意掳掠变为实行赋税制，自是一大进步。但这时实行的仍是带有游牧部落人头税特点的丁税，而排斥晚唐以来中国长期推行的以土地、资产为征课重点的税制。这自然使陕西人民的人身束缚状态远较唐宋时代为严重。其中在窝阔台时代首先行之于陕西、河南2地的“五户丝户”制是一种分民不分地的人身隶属制度。通过这一制度，陕西人民大都被分配给蒙古诸王、公主、驸马及功臣作为私属。忽必烈时代这一制度不仅保留下来，还由陕、豫推行于北方各地。它与斡脱钱制、包银制等源于“回回法”的种种苛敛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深为主张中原传统制度的士大夫所诟病。
元初陕西的农业中，屯田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元政府不断扩大屯田管理机构，至元十一年（1274年）设立陕西河渠营田使司，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又设立屯田总管府，以后又设置了“管理甘陕等处屯田户达鲁花赤”官职，并以色目官员充任。到至元末年，屯田已遍布关中，仅长安四周就达48屯之多。其中渭南16屯，屯田1222顷有余，屯户811户；临潼（或作栎阳）9屯，屯田1020顷有余，屯户786户；泾阳9屯，屯田1021顷，屯户696户；周至（或作终南）9屯，屯田943顷，屯户771户。[52]元初这里户口、田亩不多，以上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关中屯田的发展一方面显示出农业经济的恢复，另一方面相对自由的民田减少而受到管束的屯田屯户的增多，也是陕人的人身地位下降的一个表现。与以后的明屯田不同，元代陕西屯田并不与军制紧密联系，屯户主要也不是军户，而是“安西王府所管编民”“安西王府协济户”，以及部分“南征新军不能自赡者”；屯田目的主要也不是解决军需，而是为“岁可得谷，给王府之需”，[53]实际上是一种半农奴制的王府庄园。
蒙古军事贵族掳掠人口而形成的“驱口”制，在汉法治陕的过程中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并未消失。元初关中的人口及劳动力中驱口及其他形式的奴隶或准奴隶仍占一定比重。但同时元朝大一统与和平的实现也消除了诸多壁垒，促进了自由人口的流动与劳务市场的形成。因此元代关中出现了雇佣劳动、徭役劳动与奴隶劳动并兴不悖的现象。不但官方、王府与军队广泛地使用这各种劳动形式，私人与民间也如此。如至元年间由制车匠起家的商人刘斌在著名的灞桥兴建工程中，就同时使用了“二三百”受雇的“募工”“役夫二百”和“驱男四百指（即40人）”。官府还为他“发新收南口（新近被掳的南方人）长充役作”，一些地方大员也“遍谕所属”依附民，“乘彼农隙”到工地服役。[54]当时的许多兴造都是这样由募工、役夫与驱口共同承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