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混乱走向灭亡
一 接二连三的寺僧起事
元代陕西社会，既有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一般性积弊，又有蒙古统治者民族压迫政策和蒙古传统部落奴隶制因素导致的苛政；既有“恶制度”的沉疴，又有“无制度”的混乱，社会的黑暗是严重的。尤其是天历之乱以后，元朝统治进入了后期，贪官污吏，暴敛横征，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因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十分频繁。早在忽必烈时代，陕西就已是“盗贼滋横”，统治者惊呼：“若不显戮，无以威众”。[1]然而起义者却是越“戮”越“众”了。
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凤翔府龙泉寺僧超过等谋乱，官府派员镇压。遇赦后，没收其财，羁管在京兆僧司。
延祐七年（1320年），盩厔县发生圆明和尚起义。圆明和尚（1294—1320年）本姓白，名唐兀台，原为耀州美原县（今耀县东）的探马赤军。这年四月，他在周至终南小高山湫池边建禅庵诵经，县人来烧香者受戒牒。六月十六日，他到扶风县境内集合苏子荣等50余人，祀星斗，自称皇帝，订于七月五日举兵攻奉元路。其徒声言：“普觉长老和尚上元甲子合坐大位。”[2]但在六月二十九日为人告发，官军来捕，他与官军周旋一天。七月一日陕西行省参政朵里只八又派兵来，圆明不支而走。官军四出追捕，八月九日，圆明在白杨坪河被元奉元路达鲁花赤伯颜擒杀，起义失败。当时这次小规模的造反，竟然惊动元廷，“遣枢密院判官章台督兵捕之”。[3]可见统治者的紧张心理。
约在同一时期，又有“妖僧作乱奉先（凤翔府）属邑”，报至奉元，“省台聚议，计无所出”，后来奉元路总管文如玉“召募丁壮，据守要害”。又亲自率兵出凤翔、周至，分道讨捕，终于把起事镇压下去。[4]
至治元年（1321年）七月，郃阳县又有道士刘志先“以妖术谋乱”，元廷又派枢密院判官章台率兵捕杀。[5]仅仅几个月后，至治二年（1322年）三月，凤翔又发生了道士王道明“作乱”的事，当然，王道明也很快死在陕西官府的屠刀下。[6]
约当此同时，陕西又发生了金花娘子起义。这金花娘子大约也是个宗教职业者。
接二连三的起事使统治者惶惶不安，至治三年（1323年）三月，元廷以圆明、王道明之乱，禁僧、道度牒、符箓，对一切宗教活动都实行了限制措施。
这一时期的造反的确也有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几乎全为宗教职业者“作乱”。就像两宋时代陕西的人民起义几乎全为“叛卒”“军士”发难一样。而与其他地方如南方诸省相比，陕西这一时期的起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记载上看不出有什么倡导“复宋”或“复金”的起义活动，而这种活动在南方从元初到元末就未曾中断过。
后一点比较容易理解。由于陕西（陕南除外）在入元以前已有过长达一个世纪的金朝统治，而且由于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一些原因，即使在金朝，复宋的“义军”运动在陕西也没有什么发展，这与关东各地的忠义社、抗金山寨形成了对比。到元代，陕西上距宋亡已经间隔了有金一朝，就更难以复宋相号召了，这与南宋故地的南方各省是不同的。而金、元对于陕西以汉族为主体的人民来说都是民族征服者的政权，不会有人为“复金”而反元。蒙古征金时曾遇到关中人民的坚决抵抗，但其原因主要在于蒙古军当时的残暴野蛮，而不在于蒙古人作为“异族”与金人有什么不同。这种反抗也很难说是一种民族间冲突。
至于前一特点就比较耐人寻味。元朝的宗教宽容与诸教并蓄的政策在历史上是比较突出的，因而上述起义难以被看成是反抗异端迫害的宗教运动。而且陕西人，尤其是关中汉族人民相对而言其文化形态是十分世俗化的，从太平道到拜上帝教的中国历史上很多次宗教风潮有的就发生在关中附近，但关中人都未被卷入其中。而发生在关中、陕北的农民起义（典型的如明末农民战争）就汉族人民而言，则绝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宗教背景的纯世俗反抗运动。就是在宋代，“食菜事魔教”或摩尼教等都曾成为方腊、钟相等起义的宗教背景，而在陕西发生的士兵、农民起义，除了南宋末陕南含义不明的“红巾队”不知是否与宗教有关外，也都是世俗的。然而元代陕西却出现了频繁的宗教起事。这在陕西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现象。这其中除了元代由于一些新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引入陕西，使宗教观念与超越性神秘观念在这一时期确实呈现出相对活跃以外，值得注意的一个原因是在这时的陕西社会中某些通常很重要的造反“口号”社会基础相对减弱，因而宗教色彩便显得相对突出了。
还有一个原因，即在民间社会组织资源极为贫乏的关中，宗教结社可能是这一时期民间惟一可行的结社方式，正如北宋时极为发达的乡兵组织造成了北宋陕西农民起义几乎都表现为士卒起义一样，元代在实行民族压迫的情况下，汉人不得“私藏”武器，陕西原有的乡兵组织当不可能再存在，因此民间反抗活动的组织形式也就有所变化了。
以上那些小规模反抗只是社会总危机爆发前的先声，元代陕西社会终于卷入了大规模的反抗风暴之中。
二 “火飞华岳三关破”——红巾军入陕
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杜遵道等率白莲教徒数千起兵于颍州（安徽阜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元末农民战争。白莲教起义军头扎红巾，被称为红巾军。红巾军提出要改变“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黑暗现实，把贫富的对立与南北（汉蒙）的民族矛盾结合起来，号召人民奋起抗元。并打出复宋的旗号，“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7]，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在亳州建立了“大宋”政权。以白莲教主韩山童子韩林儿为帝，称其为宋徽宗九世嫡孙，并按白莲教教义号为“小明王”，建元龙凤。当时群雄并立，光是以白莲教为基础的政权就好几个，但一开始就提出要“直抵幽燕”、北伐灭元的，只有大宋政权，因此它很自然地成了全国反元大起义中的主角。
至正十六年（1356年），大宋政权为了打破元军的围攻，发动外线作战，派遣大军分三路大举北伐。其中西路军分两个梯队直指陕西，在此后的五年间，多次向元朝在西北的统治发起了英勇的冲击。
这年秋，西征红巾军第一梯队在李武、崔德的统帅下自安丰长驱西进，穿过河南，于八月间从豫西攻入商州。元丰元路判官王渊等率地主武装反扑，红巾军退入河南，再向潼关发起猛烈进攻。九月三日，红巾军攻占关城，杀死元军主将参知政事述律杰。义军乘胜入华阴，同州元守弃城而逃。“红巾一二马，邀数千人驱而前。……有司官挈家而走，殊不见为国为民者。”当时人作诗云：“九月潼关有‘贼’兵，渭南、渭北震惊腾。愚民走马弄弓箭，野老临渊怀战兢。”[8]
次日，元军由豫王阿剌忒纳失里与同知枢密院事定住率兵反扑，经激烈战斗后于五日夺回潼关。但红巾军退出关外稍作休整后又发动猛攻，到十九日再次攻克潼关。元河南行省平章伯家奴溃不成军。然而农民军在两次攻坚中损失也很大。两天以后，河南元军察罕帖木耳从关外增援陕西，阿剌忒纳失里也从关内再次反扑，红巾军在夹击之下被迫退走。这次潼关战役，二十天内关门四次易手，打得非常激烈。“十月三日天地昏，将军拒战死辕门。火飞华岳三关破，血浸秦川万马奔。”[9]元末文人张翥的这首诗描绘的就是这次惊心动魄的大战。战役的结果，元朝集中所有中央政府在西北的驻军拼命堵御，于损兵折将之后，总算暂时保住了关中。
李武、崔德总结了强攻潼关不克的教训，在河南境内重整旗鼓后，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二月再次率红巾军进攻陕西。这次他们绕过潼关，从南面攻占商州，突入武关、七盘关，进据蓝田。元军大败。红巾军直逼奉元路城长安，屯兵灞上，并分兵围攻同州与华州。一时三辅震恐，陕西省、台向朝廷告急。关中东部各地官僚不是逃走，就是被杀。陕西行省军连遭重创之后，眼见得正无法守住关中了。
这时，陕西省、台及军将在安西故宫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策。行台侍御史王思诚提出请河南军阀察罕帖木儿进驻陕西，但与会者都很不情愿。因为元朝的行省集权制发展到这时，已形成各省自专军政的半割据状态，陕、豫两省军自元中叶以来更曾几度交战。而察罕帖木儿又不同于一般行省军，他原是河南沈丘县土豪，在元朝旧有军队在农民军打击下趋于瓦解的情况下自行招募了一支地主武装，以宗法关系为纽带，具有部曲私兵的色彩，其军阀性质更比一般政府军为明显。在元政府军日渐不支之际，他屡胜红巾军而崛起为一方之雄，此前虽在潼关战役中支援过陕军，但只是从关外与陕军作夹攻之势，未曾进驻过陕西。如今在陕军溃败的形势下让他进来，只怕请神容易送神难哪！于是在安西故宫会议上“戍将嫉客兵轧己，论久不决”。然而王思诚指出：“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将安归？”到了这种地步，也就顾不得许多了。这样会议终于决定向察罕帖木儿求援。早就想扩充地盘的察罕帖木儿得书大喜道：“吾宁负越境擅发之罪”[10]，于是便提兵入潼关。
这时红巾军已兵临奉元城下，城中官僚纷纷“潜送妻子过渭北”，“欲图苟免”。然而，入据关中东部的红巾军却未能抓住战机，消灭奉元的敌军，结果在察罕帖木儿入关后便处于潼关的察罕军与长安城里的阿剌忒纳失里军的东西夹攻之中。红巾军苦战累月，终于不支，退入了秦岭山区。九月，他们与西征红巾军第二梯队白不信等部在陕南会师。
原来，正当李武、崔德在关中失利时，大宋政权派出的第二梯队西征军已在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率领下于这年秋沿汉江谷地攻入陕南。在汇合了由关中撤下来的李武、崔德部后军声大振，于十月间攻占陕南首邑兴元府。随即兵分两路，一路出大散关第三次攻入关中，包围凤翔；一路继续西进，连克秦州（今甘肃天水）、巩昌（今甘肃陇西）、宁夏、灵武等地，一时间农民战争的风暴有席卷大西北之势。
这时候，元朝政府军已经捉襟见肘，无法阻止农民军的攻势，但汉族以及汉化的蒙古土豪组织的地方军阀武装面对农民军的威胁，却纷纷缓和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与政府军合作，围攻西征红巾军。敌人的力量加强了，而红巾军却未能巩固地占领一块地区作为根据地，长期无后方作战，实力损耗严重，战局于是逐渐向不利于红巾军的方向逆转了。
至正十七年（1357年）底，西征红巾军东路白不信部大举围攻凤翔，环城立营“厚凡数十重”。察罕帖木儿亲率精锐骑兵一日夜驰200里赴援，分军为左右翼包围红巾军。城内守军也开门出击，内外夹攻。红巾军遭到惨重失败，伏尸百余里，余部退回陕南。
红巾军入陕路线图（张慎亮绘）
次年四月，进军宁夏的西征红巾军西路李喜喜部还军巩昌，元政府军定住、拜帖木耳与军阀李思齐、张良弼、郭择善、汪长生奴以及察罕帖木儿等西北元军几乎所有部队都会兵巩昌，围攻李喜喜，红巾军寡不敌众，战败突围，也辗转退入陕南。元军追踪而至，红巾军无法立足，只好放弃陕南，再分为李武、崔德和白不信、李喜喜两支部队，分别退入大巴山区，在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到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李武、崔德向元军投降，被军阀李思齐收编。白不信等退入四川，其中一部分人投奔了明玉珍的夏政权，其余自行溃散。西征红巾军最后失败了。
红巾军虽然未能占有陕西，但他们的数年苦战，消灭或牵制了元军大批有生力量。潼关、武关、大散关等雄关险隘与陕南、关中的大批城市先后被攻占，元朝在西北的统治受到致命的打击。红巾军失败后，元朝廷实际上也已失去了对陕西的控制，陕西为战争中兴起的军阀们所割据了。
三 军阀混战与元朝在陕西统治的崩溃
正如1357年安西故宫会议上许多陕西官员所担心的那样，察罕帖木儿入陕后很快反客为主，凭借自己在镇压红巾军过程中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成了西北的土皇帝，元朝在陕西的军政势力不久就沦为他的附庸了。李武、崔德败走陕南后不久，元朝廷便承认了察罕帖木儿“越境擅发”造成的既成事实，命察罕帖木儿专守关陕，仍令便宜行事。察罕成了陕西最有势力的人。
不久，元廷正式任察罕帖木儿为陕西行省左丞，他的部将李思齐为四川行省左丞。两人分屯奉元与凤翔，把关中牢牢置于自己控制之下。1358年巩昌之役西征红巾军最后一支主力李喜喜被打垮后，元廷又加任察罕帖木儿为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在陕西行省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由一个人兼任行省与行台两个机构的首脑，而且还加上他对河南的控制以及因之而来的行枢密院衔，于是他便成了元朝第一个同时掌握行中书省、行御史台与行枢密院的“三行”重臣，把陕西的政权、军权与监察权都控制在手中。
不过这个时候，察罕的一些部将也已经在战争中丰满了自己的羽翼，而元朝廷和陕西的一些官僚也有意扶植他们与察罕帖木儿平起平坐，以分散察罕的权势。1357年同时任命李思齐与察罕分任川、陕二行省左丞的举动就反映了元廷的这种意图。因此在察罕帖木儿形式上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对自己原来部将的控制能力却在趋于减弱。与此同时，陕西行省、行台或其他机构的一些官员眼见天下正分崩离析，也就不安于仅仅食王禄任王事，充当中央政权在陕西的代表，而也开始扩充自己的势力，走上了军阀化的道路。因此在察罕帖木儿集“三行”权力于一身之时，陕西实际上的地盘与权力划分格局反而复杂化了。
巩昌之役后，察罕帖木儿驻兵清湫，李思齐驻兵斜坡，察罕原部将、宣慰使张良弼驻兵秦州，郎中郭择善驻崇信，宣慰同知拜帖木儿驻通渭，陕西行省平章定住驻临洮，总帅汪长生奴驻巩昌，各自除路府州县官，征纳军需，已经成了土围子林立的局面。在红巾军的威胁消失后，他们立即开始了彼此间的兼并战争。至正十八年（1358年）四月，李思齐、张良弼合兵袭杀拜帖木儿，瓜分了其军队；五月，李思齐又杀同佥枢密院事郭择善，兼并其部。不久，元廷调察罕帖木儿出潼关镇压河南、山东等地的红巾军，又把他的权力扩大到守御关、陕、晋、冀，镇抚汉、沔、荆、襄。察罕既不专管陕西，他的部将和其他拥兵者更是据地自雄了。
这时，元朝北方逐渐形成了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耳两大军阀势力，两家势同水火。而陕西各将基本上依附于察罕，陕北的绥德等地则为土豪高庆所据有。至正二十年（1360年）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耳在山西火并，察罕从陕西延安等地调兵入晋攻孛罗，又调张良弼出南山义谷，驻蓝田，随时听察罕节制。而张良弼却私下与陕西行省平章定住、行省丞相帖里木儿拉关系，并接受后者的调令移驻渭北的鹿台。察罕于是对张良弼心生憎恶，唆使李思齐进攻张良弼，从此李、张交恶。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察罕帖木儿在山东被红巾军降将所刺杀，元廷以其外甥、义子王保保（蒙名扩廓帖木耳）继承他的地位，而关中诸将自恃与其父同起兵，不愿听命于他，于是据地自雄、互相攻伐、不听调遣的混乱局面更加不可收拾了。这年三月，李思齐再次向张良弼进攻，被张良弼在武功设伏打得大败。李思齐转而围攻兴平，遂据周至。
这时，王保保继察罕帖木儿之后继续与孛罗帖木耳在整个北方的土地上争雄。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陕西行省右丞答失帖木耳与行台诸官交恶，双方各依孛罗与王保保为援。这年五月，王保保的部将歹驴驻兵蓝田、七盘关，答失帖木耳害怕王保保的势力控制陕西，遂密邀孛罗帖木耳入陕。孛罗派其部将竹贞于六月进占奉元城，劫夺了行台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儿、监察御史张可遵等的官印，并将二人拘留。元廷诏完者帖木儿入京，竹贞却不放人。于是王保保便以此为理由，遣其部将貊高与李思齐合兵攻奉元城。竹贞兵败，转而叛孛罗降于王保保。于是整个陕西落到王保保手里。元廷又承认既成事实，命王保保总制关陕诸道军事，陟黜予夺悉听便宜而行。[11]王保保于是把行省变成了他的办事处，“分省以自随，官属之盛，几与朝廷等”。[12]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王保保与孛罗帖木耳在中原大战。王下令调貊高、竹贞出陕攻孛罗，陕西便落入李思齐等的手里。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七月，孛罗帖木耳被杀，元廷令王保保“总天下兵”去征讨南方的朱元璋等反元势力。王保保调李思齐等出陕，李思齐等得到调令，大为恼火，说我们与你父是朋友辈，你晚辈小子怎敢向我们长辈发号施令？于是李思齐下令部下一戈一甲不得出武关，张良弼则倡议反王保保，并主动派子弟为质于李思齐，与李思齐和解。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王保保派部将关保入陕进攻张良弼，李思齐则站在张良弼一边参战。双方大战于鹿台（今泾、渭会合处附近）。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等又在长安含元殿盟会，推李思齐为盟主，共同对王保保作战。军阀混战进一步扩大了。
元廷原来就对察罕、王保保父子的势力不放心，现在见王保保号令不灵，乘机于这年十月削夺王保保兵权，并令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讨伐王保保。王保保部下的貊高、关保也倒戈反攻王军。于是战火又蔓延到中原地区。而这时李思齐、张良弼之间又各怀异志，冲突不断。中央的权威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
到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陕西诸将与王保保的战争相持经年，数百战未解决。李思齐为保存实力，退出战争，貊高、关保为王保保所杀。这时，李思齐与张良弼分据关中西部与东部，孔兴与脱列伯分据陕北，元廷也与王保保和解，再次任命他统率天下兵马与朱元璋作战。但这时朱元璋已大举北伐，一盘散沙式的军阀们纷纷被各个击破。明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遣的北伐大军徐达、常遇春部在攻占大都、覆灭元廷后移师西北，从四月到九月，仅半年时间就略定三秦，李思齐投降，脱列伯被俘，孔兴被杀，张良弼被王保保火并，而王保保战败之后远遁漠北。至此，元朝陕西诸将的割据势力与元王朝一样，土崩瓦解了。
元末陕西军阀混战十年（1358—1368年），给陕西及北方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却使元朝统治力量在内耗中衰竭，极大地减轻了朱元璋北伐的阻力，使统一大业得以顺利实现，而陕西也就告别了在战争风云中艰难发展的宋元时代，迈入了停滞中有所前进的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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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碑》，载苏天爵：《元文类》卷24，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01页。
[2]苏天爵：《元文类》卷41《招捕》，第590页。
[3]《元史》卷27《英宗本纪一》。
[4]宋褧：《燕石集》卷10《奉元路总管致仕文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元史》卷27《英宗本纪一》。
[6]《元史》卷27《英宗本纪二》。
[7]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7，中华书局，1959年，第342页。
[8]刘尚质：《吉州诗》，载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卷39，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
[9]张翥：《张蜕庵诗集》卷4《潼关失守哭参政述律杰存道》，四部丛刊本续编景明本。
[10]《元史》卷183《王思诚传》。
[11]《元史》卷47《顺帝本纪九》。
[12]《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儿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