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陕西的边政与边患
一 明初对北元的攻防与河套的经略
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后，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及其宫廷相继北逃应昌、开平、和林。作为中央政权的元帝国之历史至此已经结束。但是大元的国号在塞北草原仍然延续了20年，元顺帝及其子、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与其孙脱古思帖木儿先后续用至正年号及改元宣光（1371—1378年）、天元（1379—1388年）。脱古思帖木儿之后，蒙古发生内乱，篡弑纷纭，帝统失序，加上随元廷北迁的那些经受内地农业文化洗礼的旧臣相继故去，残元的社会与文明都发生退化，渐渐回复到部落状态。元朝帝系在漠北五传至坤贴木儿，被其部酋鬼力赤所杀。鬼力赤自立后去帝号而称可汗，去元国号而称鞑靼，元朝的政统才最后终结。这一时期的蒙古政权，史称北元。
北元初期即宣光、天元年间，明王朝先是忙于平定四川、云贵，后又囿于建都江南的地缘政治格局，对北部边防有鞭长莫及之感，无力“肃清沙漠”。而元顺帝及其子孙和南来旧臣更对失国于明，遁入草原心有不甘，他们怨愤地作歌曰：“失我大都兮，冬无宁处；失我上都兮，夏无以逭暑。惟予狂惑兮，招此大侮。堕坏先业兮，获罪二祖。”[1]于是，残元势力不断以漠北为基地，频频袭扰明朝统治区。并且这种袭扰不同于后来蒙古部落贵族单纯劫掠性的进犯，它在初期是以复辟元朝基业，至少是以同明朝分庭抗礼的政治目的为动机的。因而明朝这一时期的北方边政和对北元的攻防，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洪武初年，北元在很大程度上以汉族重臣王保保（扩廓铁木儿）为栋梁。而王保保以宁夏为基地，以西北为用兵重点，因而陕西便构成了明王朝对北元攻防战略的重要一环。这一时期的战事重要的有如下几起：
沈儿峪口之役 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朱元璋“以王保保为西北边患，复命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为左副将军，都督冯胜[2]为右副将军，往征沙漠”[3]。当时诸将军以为王保保以元主犹在故不肯降，只需集师歼灭元廷，王保保自然失势，可无需分兵西北。但朱元璋却认为王保保的威胁不下于元廷，必须二者共图。于是令李文忠为东路，出居庸关入今内蒙古境内追击元主，而令主帅徐达率主力为西路，“自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以求“一举而两得”[4]。于是徐达率大军于四月间进入陕西，以凤翔为大本营，西进至安定车道岘（今甘肃定西县西）与王保保所率北元主力相遇。四月丙寅（1370年5月3日），两军在岘下的沈儿峪口会战，明军顶住了北元军的攻击并发起反攻，“大败王保保兵于川北乱塚间”。俘虏元郯王、文济王、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等高官显贵1865人，北元官兵8.4万多人，获战马1.5万匹及大量军械。王保保几乎全军覆没，逃至黄河边得流木以渡，才幸免被俘。他知大势已去，回宁夏后即放弃了这个经营多年的基地，北奔和林（今蒙古国哈剌和林）元主宫帐。明将郭英进占宁夏。经这场恶战，西北大患王保保的势力基本上被消灭，北元对陕西的威胁也暂告解除。而明朝在西北的统治前沿则从洮、兰一线推进到河州（今甘肃临夏）、宁夏以西以北一带。这年六月，北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也入陕降附，并代表原附属北元的吐蕃各部向明朝表示归顺。于是河州以西朵甘、乌思藏（今西藏）地区也归入了明朝的统治范围。
经略河套 王保保军事力量的溃败消除了陕西西北方的威胁，但正北方的威胁仍然存在。因此沈儿峪口之战后明廷即开始重视河套的经略。明时所谓河套，是指陕北边外以毛乌素沙地与鄂尔多斯草原为中心，由黄河在西、北、东三面围成的广大地区，相当于今榆林以北、内蒙古伊克昭盟与宁夏黄河以东长城以北一带，与今天的河套仅指内蒙古黄河与乌加河之间的水网地带（或者还带上“前套”与“后套”即宁夏平原与土默川平原）完全不同。历史上对陕北的威胁多来自于此，西夏立国与攻宋也以此为基地。为了经略河套，明朝首先加强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防卫，从洪武二年至四年，明朝驻延安军事领导人的级别不断提高：由指挥朱明，而都督同知唐胜宗，而中山侯汤和，驻军兵力也大为增强。
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明大同守将金朝兴在击败来犯的北元军之后进取元朝在河套地区的行政中心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是为明军进据河套之始。次年，明将汤和也从陕北进攻察罕脑儿（今靖边以西红柳河畔），俘获北元猛将虎臣，再次攻取东胜。明朝在此置东胜卫，派军屯守。与此同时，在陕北也设置了延安卫与绥德卫，以后又在河套腹地置五花所。这些卫所的军事影响基本上可幅射整个河套地区。
俘获伯颜帖木儿 洪武八年（1375年）王保保病死于漠北，北元悍将伯颜帖木儿继之成为陕北边外的一大威胁。洪武九年（1376年）五月，北元国公九住率军入侵陕北塔滩之地，陕西都指挥使司发兵大败之，追及于赛音布拉克，擒获九住及北元平章不答失里等40人，余众遁去。
但是伯颜帖木儿的为患并未消除。为此，明廷早于这年正月就派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以及蓝玉、王弼、丁玉等一大批元臣宿将率重兵赴延安防边。行前朱元璋特为诏谕说：“延安地控西北，元骑聚散不常，若待其入寇而后防之，则塞上之民必受其害。卿等至边上，当严为之备。虽不见敌，常若临敌。”[5]
三月间，汤和等率军到延安。伯颜帖木儿见明军势大，企图以伪降之计破之，于是派使来延安求降。朱元璋知道后传谕诸将：还没发生战事就来请降，是兵法特别要戒备的，你们要小心敌人的花招！为尽快破敌，明朝决定将计就计，把汤和、蓝玉等诸将调回内地，只留傅友德守延安，故意示以无备，同时却暗中于陕北边地设伏兵以待来犯之敌。伯颜帖木儿果然中计，于四月间乘明“不备”，大举进犯陕北，结果在边境中了傅友德的埋伏，北元军大败，被俘的官兵及所获马畜辎重不计其数。伯颜帖木儿狼狈逃回。北元平章兀纳歹见元军屡败，已有降意，七月，遂逮捕了伯颜帖木儿归顺明朝。于是明朝在西北的又一个劲敌也被消除了。
此后明朝又进一步巩固对河套的控制。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重筑了东胜卫城，并在河套周围陆续设立了宁夏后卫（驻今宁夏盐池县）、镇羌所（驻今神木县）等一批新卫所。
在明初与北元对峙时期，双方都以代表全中国的正统王朝自居，民族矛盾的色彩极为淡漠。北元方面的王保保、贺宗哲、韩札儿等重要将领都是随元廷北迁的内地汉人，而朱元璋在这一时期对北元君臣也待以敌国之礼而罕提华夷之别。他对王保保之忠于其主十分赞赏，誉之为天下第一“奇男子”，以不能招其归附为恨，在三番五次招降失败后，还令秦王朱樉娶其妹为妃，与王保保攀亲家。后来朱樉病故，这位王妃竟甘愿自杀殉夫以示其节，犹如她哥哥身殉元祚、不事二主一般。朱元璋在这一时期的文告里一再肯定元代的合法正统，他在君临天下20余年并且两破漠北之后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致书“故元兀纳失里大王”时仍然说道：“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世祖皇帝混一天下，……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自妥懽帖木尔皇帝即位，政出权臣，法度废弛。是以上天降乱，……草野间豪杰因而并起。朕……纠合士马，不四五年，群雄悉定。……朕今主宰天下，遣使告谕尔兀纳失里大王知之，如有所言，使还其具以闻，朕有以处之。”[6]可见他完全是从王朝更替、天命靡常的角度来看待双方的斗争的。当时明朝对内的文告也称对手为“故元”而不称“伪元”，更不用夷、虏之类称呼。可见这是两个政权而非两个民族的斗争。因此，在王保保这类汉族“故元忠臣”随元廷北迁的同时，大批蒙古人却留在内地臣属于明朝。据说元末“方大乱时，各处转战蒙古人等四十万内，惟脱出六万，其三十四万俱陷于敌”[7]，即留居明地了。其中就有相当部分留在了陕西。
二 河套鞑靼的侵扰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以“削藩”激变，他的叔叔、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向侄子抢夺皇位。在惨烈的数年内战中，原来负有镇守边防之责的燕王朱棣得到沿边一些蒙古部落的支持，剽悍的蒙古骑兵在内战中屡建奇功。为了表示酬谢，同时也为了集中力量南下争位，朱棣对蒙古人采取了更为怀柔的政策，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在河套地区，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年）九月下令移东胜左卫于河北永平府，移东胜右卫于河北遵化县，从而实际上放弃了东胜这个控制河套的重要基地。
然而朱棣毕竟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即位后为巩固边防迁都北京，并在永乐年间多次发动针对蒙古人的漠北远征。而此时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实力尚弱。所以东胜虽撤，蒙古人的势力却暂未能进入河套。而到明英宗朱祁镇时又于正统三年至十四年（1438—1449年）间一度恢复了东胜卫，因此当时的河套地区是比较平静的。
正统末年的“土木堡之变”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这次事变后明王朝再次罢废了东胜卫，从此无力恢复，而蒙古部落贵族对内地的侵扰也日益严重起来。当时北元已经解体，蒙古部落中逐渐崛起了鞑靼与瓦剌两大势力。其中在陕西边外活动的主要是鞑靼部。这时的鞑靼部已失去了北元那种多民族国家中被推翻的前王朝流亡政权的地位，而退化为单纯的蒙古部落联盟。它对明朝发动的侵扰也已不再是元明两个王朝政权的斗争，而成为多民族国家内周边游牧民族军事贵族集团对内地农业文明的进犯，其目的已从复辟元朝变为单纯的劫掠。因此民族斗争的性质便大大地突出起来。抵抗鞑靼入侵已不仅仅是明王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军事行动，而且是内地人民的强烈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由于鞑靼部对陕西的侵扰主要是以河套为基地进行的，因此史籍中对这一时期边患的提法便由“故元遗兵”变成了“套寇”入侵。
正统末年东胜卫撤废后，即不断有蒙古游骑进入河套，明朝边将王骥、王祯等在陕北沿边一带建筑了一批营堡、墩台，陆续设置24所，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官军分屯戍守，又在绥德以北增筑榆林城（今榆林市）作为边防枢纽。因此在景泰年间（1450—1456年）蒙古游骑虽也多次入犯延安、庆阳等地，但尚未在河套立足，因而“不敢深入”。
明英宗天顺六年（1462年）春，蒙古鞑靼部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部“掠边人以为向导，因知河套所在”[8]，遂自漠北举部南迁，入据河套。这片三面阻河、水草丰茂、可耕可牧并有盐池之利的地区从此成为鞑靼诸部侵扰内地的主要基地。在此之前，蒙古人从漠北远道南下，“去来无常，为患不久”，自入据河套之后，蒙古人临边而居，进犯内地的能力大大加强，而明朝方面失去黄河之险和一大片缓冲地带，受到严重威胁，尤其是直接与河套相邻的陕西地区更是深受其害了。
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十月，毛里孩部入寇陕西，揭开了“套寇”大举入侵的序幕。明都御史项忠、彰武伯杨信出兵抵御，逐走毛里孩。但鞑靼人自此“无岁不深入，杀掠人畜至数千百万”。成化六年（1470年），索罗忽取代毛里孩据有河套，“边人大扰”，延安、绥德、宁夏、平凉、巩昌、固原处处告警。鞑靼军甚至由河套东击大同，逼近万全（今张家口市附近），威胁到首都北京。明廷三次派大将抚宁伯朱永、武定侯赵辅、都督刘聚率军征讨，均无功而还。当时明朝统治已到中期，边政日趋腐败，“边将拥兵，莫敢谁何，徼所遗老弱及杀平民以上功，冒升赏”，以至于鞑靼“益横，内地且危”。[9]
成化九年（1473年），明廷以都御史王越总督关中军务，王越是明中叶御鞑名将，熟知边情，敢作敢为。这年套寇酋长满都鲁、孛罗忽进犯秦州（今甘肃天水），王越侦知其家口都留在榆林边外的红盐池（今神木县北红碱淖），遂乘其主力外出之机，率1万骑兵出榆林，两昼夜急驰800里，突然袭击“套寇”后方巢穴，杀敌350余名，尽获其家口畜产而归。鞑靼主力闻讯赶回，巢穴已成一片灰烬。于是“相顾痛哭，自是远徙北去，不敢复居河套”[10]。陕西边防得以喘息数年。这就是号称明中叶边功第一的红盐池之役。然而此役歼敌不多，实际上并未与“套寇”主力交手，只是趁其远出闯入人家家里放了把火，给“套寇”的打击主要是心理上的。这样的战斗也算是空前大捷，可见当时明边防军的战绩实在不怎么样。而这样的胜利所起到的威慑作用也难以持久。到成化十六年（1480年）时鞑靼就又出现在延绥一带。于是，“寇每入，小击辄去，军罢即复来，率一岁数入。将士益玩寇，而寇势转炽”[11]。到弘治八年（1495年）时，河套又成了鞑靼长年盘踞的基地，陕北益发不得安宁了。
弘治末年在明朝史上号称“中兴”的时期。这一时期“朝廷清明，诸大臣协和，尽心体国”，边政也一时稍有起色。当时名臣杨一清为三边总督，他积极筹备收复河套以永绝边患。然而尚未有眉目，“中兴”气象已经消逝。到正德年间（1506—1521年），刘瑾专政，武宗胡为，杨一清也得罪离任。于是陕北又处于“边圉日减，敌日进”[12]的危机状态了。
15世纪末，蒙古小王子崛起，统一蒙古各部，“自称大元大可汗”，明称之为达延汗。他封其次子于河套，自此更加强了对内地的侵扰，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鞑靼之祸终于发展到空前程度。这一年鞑靼以骑兵3万大举南下，进攻延安，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打到三原、泾阳，饮马渭河，西安大震。陕西三边数十万官军无所作为，一任鞑靼大掠关中，杀掳人畜不计其数，然后扬长而去。次年，明陕西三边总督曾铣率兵出塞反击，获得小胜。曾铣因此上书明世宗，要求全面筹划，大举出兵，收复河套，驱逐鞑靼势力。但不久又发生曾铣、夏言的冤狱，主张收复河套的大臣都受到明世宗与严嵩的残酷迫害，这个计划也终成泡影。
此后达延汗的孙子俺答继续踞河套而遥控蒙古各部，连年对明朝发动侵掠。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与三十五年（1556年），鞑靼又两次攻入陕北，进犯延绥一带，明朝苦心经营的秦塞长城并没有能够阻挡住鞑靼的入侵。
直到隆庆年间（1567—1572年），明朝开始改革活动，边防有所加强。鞑靼入边往往受到强有力的反击。1567年后的五年间，陕西四镇军民共歼灭鞑靼3000余人，“套寇之披靡已甚”。连年战争使双方都蒙受重大损失，“在虏既未遂安生，在我亦无时解备，华夷交困，兵连祸结”，双方都产生了和平的愿望。[13]隆庆五年（1571年），在著名蒙古族女政治家三娘子的劝说下，俺答汗与明朝达成妥协，双方通商和好，史称“俺答封贡”。至此河套蒙古对陕西的入侵活动才渐趋平息。
三 秦塞长城
在明前、中期与北元及河套蒙古长期对峙的过程中，陕西的边防经历了由点式防御演变为带状防御，由一条防线演变为几条防线的重大发展。由此留下的一组至今遗迹尚存的庞大防御工事体系，构成了今日我国著名的万里长城的中腰部，史籍多称之为秦塞长城。
明代前期，陕北边防主要是沿袭宋代防御西夏的办法，采用点式防御。即在沿边地带择冲要之处建立一系列城、寨、营、堡，中间设立烽堠以传递消息，组成一个防御体系。明王朝对陕西各处的筑城工作一直十分重视，早在明初三秦底定不久，朱元璋便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派冯胜（即冯宗异）往陕西沿边一带“缮治城池”[14]。此后从沿边至纵深地区屡兴筑城之役，大者如榆林城之新创、东胜城之重筑，小者如怀远堡（今横山县城）、定边营（今定边县城）、镇靖堡（今靖边县南）等等。明代沿边诸城修筑水平远超宋代，许多宋代要塞城池明初均经扩展增高，更加险固。如宋种世衡创修的清涧城在明洪武年间增筑为周3里、高3丈、池深2丈的重镇；绥德城在洪武年间经指挥严渊扩建后面积扩大3倍，成了周8里半、高3丈的大城；葭州城洪武初年由千户王纲扩建，从宋代小小的葭芦寨变成了一座大型要塞等等。
但是，北宋对付西夏行之有效的“筑城战”用在明代却在很大程度上失灵了。这主要是由于西夏与河套蒙古民族特性上有很大区别。西夏党项人是农牧兼营民族，而且立国之后农业地位日渐重要，因而夏对宋的战争虽然也具有游牧民族入塞劫掠的成分，但扩展耕殖空间的意义也起着很大作用。因此宋夏双方逐渐都在边境上采取了筑城护耕、逐城推进、扩张边界、占夺地盘的堡垒战术。北宋这种战法也算是棋逢对手，妙奕不绝。然而，河套蒙古在明代却处于纯游牧状态，农业的意义极小。它对陕西内地的侵扰纯属劫掠性质，并不带有扩展边界、抢夺地盘的目的，因而完全可以绕过明军的设防据点而长驱深入，忽来忽去，使明军的点式防御体系陷于无用。在整个宋夏战争期间，夏兵深入最远不过到邠、鄜一线，而北元、鞑靼的骑兵以比西夏弱小得多的实力，却能深入到凤翔、三原、泾阳一线，威胁关中的心脏地带，可见点式防御已不足恃。
同时，陕北沿边地段大部分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荒漠草原地带，地势相对平缓。不像山西、畿辅等地的边塞多有险要山川可恃，因而点式防御难以有效防止北骑南下的弱点尤为突出。因此，自明初以来就不断有人主张改善这种防御态势。
永乐十二年（1414年）七月，明廷下令陕西沿边诸城增设烽堠以备御敌。[15]初步萌生了把各防御点连为一体的设想。
正统年间（1436—1449年），宁夏副总兵官黄鉴奏请：从偏头关东胜州黄河西岸的一颗树（今府谷县黄甫川以北）到宁夏黑山建立边墙，东西长700余里，沿线共计划建立13个城堡，72个墩台。这是明代关于秦塞长城的第一个详细规划。但上报朝廷后，却以“地土平漫难据”为由将此方案搁置了。稍后，总兵石亨又提出另一方案，即延绥一路沿当时所称的直道（横山山脊一线）重新修建营堡。但陕西当局以“徒置烦劳”为由，未从其议。[16]最后只是在正统七年（1442年）由总兵与巡抚会商，派军役依界石一带山势，随其曲折而把北坡的一面铲削成25尺高的人造悬崖，起到“城”的作用，而在无山的川道口左右俱建筑大墩，调军防守。实际上，沿边哪里会处处都有可供铲削成崖的山坡？因此这一举措的意义也就很有限了。
到了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河套鞑靼的威胁日益严重，吏部侍郎叶盛又提出了个防御计划，他认为：铁鞭镇、黑城子、银州关，都是宋时为防御西夏而筑，山势最险，水泉甚近便，应当修补以为防御之用。这实际上又回到点式防御的路子上去了。然而，在当时边政废弛、得过且过的风气之下，就连这个算不得大举动的建议也无人理睬，终于“不果行”。
次年，鞑靼大举入塞，一直闯到渭河边的秦州。明王朝感到事态严重，在王越取得红盐池之捷，战事告一段落后，即批准建筑秦塞长城。当时著名边臣、后来的陕西父母官余子俊时任延绥巡抚，负责组织实施这一工程。在他的精心组织下，沿边军民利用红盐池之役后鞑靼一度远遁的时机，很快筑起了这道长达1770里又123步的边墙。它东至清水营紫城砦黄河西岸，与对岸的山西偏头关长城遥遥相对，西至宁夏花马池（今盐池县），与宁夏镇长城相衔接于营界牌。全线共修建城堡12座：榆林城除正统年间已建成的南城外，又创修了北城，并新筑成安边营、建安、常乐、把都河、永济、安边、新兴、石涝池、三山、马驼泉等10座城堡。此外，还将响水、镇靖两座旧有堡寨移置边墙附近重建。与这些重兵把守的要塞相配套的，还有守护壕墙崖寨819座、小墩78座、边墩15座，构成一条完备的防御带。工程完成后，沿线配以重兵，边墙之外实行坚壁清野，禁止边民出塞耕种。
秦塞长城修成后，延绥镇治所也从绥德城北迁到边墙上的榆林，推进250余里。从此榆林便成为全国的“九边重镇”之一、长城中段最大的防御枢纽。
由于余子俊所修的长城以因山为险为原则，大片屯田被隔在边外成了耕作禁区，损失巨大。于是到弘治年间（1488—1505年）延绥巡抚文贵又在其外修了一道边墙，用以防护屯田。这道新工事名曰“大边”，而称余子俊所修的长城为“二边”。长城防御的重心随即向大边转移。但是，文贵所修的大边只是一道辅助工事，不仅多建于平地，而且筑墙高厚不过1丈，很容易被突破。因此到嘉靖年间明廷又决定扩建大边，“必使岸堑深险，墙垣高厚”。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宁塞至定边二堡间的边墙首先添修，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主持的大边扩建工程全面兴工。此后三年间，西段440里、中段490里及东段590里的边墙以每年一段的速度全部完成。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曾铣遇害时，秦塞新长城已经全线巍然屹立。它西起定边营（今定边县），东至黄甫川，全长1521里，除夹墙不计则为920余里。比余子俊所修旧墙平均北移数十里，最远处（石涝池堡至砖井堡间）北移百里以上，从而保护了大片屯田。新墙沿线共设城堡34座、墩台170座。“墩堡勾连，横截河套之口”，其城墙高厚与墩堡据点密度均大大超过了旧墙。
新墙（大边）经此次加固后便成为秦塞长城的主体部分，而同时，余子俊所修的旧墙（二边）也仍然予以利用，“堑山湮谷，另为一边，名曰夹道，地利亦险矣”[17]。
至此，明朝费时70余年，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建成了包括两道边墙在内，总长达3300里、城堡46座、墩台260多个、哨寨800余个的气势恢宏的防御体系——秦塞长城。陕北边防由点式防御，到带式防御，到多层带式防御的演变，至此达到极点。在明长城全线中，只有秦塞长城这一段采用了两墙夹道的结构，[18]可见明廷对河套防御的用心。
秦塞长城的大部分地段均用土夯筑而成，由于塞外风沙的侵蚀，毁损较快。早在它完工后不久的隆庆三年（1569年），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风口的常乐堡至波罗堡地段就已“沿边积沙高与城等，铲去复满”。另一些地段由于军屯密集，过度耕牧，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如保宁堡（今榆林市西）一带在上述短短时间内便由优质草原变成了不毛之地，“昔多水泽，今潴渐涸，马无所饮”，以致屯军不得不另择据点。[19]实际上，两道长城建立后，“套寇”入塞的事仍时有发生，再坚固的城墙也不能保护一个已经腐朽了的封建王朝不受侵犯。只是由于明后期蒙古势力本身的分裂、衰落以及它被新兴的满洲人征服，陕北的边患才没有再度严重起来。如今，秦塞长城的大部分地段已被毁圮，或被流沙埋没。而秦塞长城沿线保留下来的一些古城堡，如著名的榆林古城，则作为旅游胜地与历史古迹受到保护，并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出当年它的建设者们想象不到的作用。
四 复套之议与曾、夏冤狱
在长期的边防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鞑靼的连年侵掠之所以难于制止，关键在于有河套为其巢穴。在蒙古部落依托河套临边而踞的情况下，点式防御固然不能阻其从诸点之间渗入，带状防御也难以阻止它去而复来。只有收复河套，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陕西的边患。于是历朝都有不少有识之士力倡复套之议。尤其是身任陕西边防之责者，更不乏热心于收复河套的人才。
早在成化二年（1466年），延绥镇纪功兵部郎中杨琚，便根据一个“自幼熟游河套”的70余岁边军百户朱长的建言，极力主张进取。他认为：“套内地广田腴，亦有盐池海子，葭州（今佳县）等民多墩外种食”，倘若听任鞑靼在这里盘踞，将来必成大患。不久，总督关中军务的名臣王越也提出了收复河套的建议，他指出：“河套水草甘肥，易于驻扎，腹里之地，道路旷远，难于守御。陕西孛罗忽、癿加思兰等纠率丑类，居套分掠，出入数年，虽尝阻于我师，然未经挫衄，终不肯退”，必须选名将，统大军“往图大举”，才能解决河套问题。但是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20]
弘治年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杨一清，也是“复套”的热心人。他认为唐之受降城（东、中、西受降城，皆在今内蒙古境内黄河北岸）据有三面之险，明初退居东胜卫，已失一面之险。而正统以后又弃东胜而守延绥，“则以一面而遮千余里之冲，遂使河套沃壤为寇巢穴”，而“宁夏外险反南备河。此边患所以相寻而不可解也”。他认为，只有夺回河套，“复守东胜，因河为固”，才能根本改变边防的被动局面，同时还可以在河套开“屯田数百万亩”以解决军需问题。[21]杨一清的建议曾得到孝宗的赞赏，明朝也为此作了一些准备工作。但不久孝宗去世，武宗继立后刘瑾专权，杨一清被排挤退休，群臣“遂无敢言及河套者”[22]。
嘉靖年间，鞑靼的侵掠更加严重，明臣关于收复河套的主张也又一次占了上风。嘉靖十七年（1538年）巡按何赞上疏，二十四年（1545年）御史陈豪又上疏，要求朝廷下定决心，“期于必战，尽复套地，庶可弥其内扰之患”。而主张收复河套最力，并为此做了许多实际部署的，则是这一时期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曾铣。然而在当时昏暗的朝政下，他壮志未酬，却与支持他的首辅夏言一起遭奸臣严嵩陷害，蒙冤被杀。
曾铣（？—1548年），字子重，扬州江都人。嘉靖年间曾巡按辽东，巡抚山东、山西，是那时最有才干的边臣。当时正是俺答率蒙古鞑靼军连年入侵之际，他巡抚山西三年，悉力设御，“经岁寇不犯边”[23]。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他调任陕西三边总督，正碰上套寇十余万自宁塞营（今靖边、吴旗二县间）入边，大掠延安、庆阳境。曾铣仅率部数千人驻防塞门（今安塞、靖边二县间），而派参将李珍袭击鞑靼的后方巢穴马梁山，斩首百余。鞑靼闻讯，狼狈退走。不久鞑靼又复大举南下，明军游击高极战死，副总兵肖汉败绩。曾铣整顿军纪，处治怯懦将领，把鞑靼驱赶出边，并追出塞外很远。套寇被迫远徙，一时不敢再犯陕西。
在统兵参加御寇战争的同时，曾铣为秦塞长城的建筑也花费了不少心血。他在余子俊、文贵所修长城的基础上继续增高加固，作为边防屏障。秦塞长城两墙并峙、互为表里的防御格局就是在他的手里最后奠定的。
然而，曾铣深知仅靠长城是无法解除鞑靼威胁的。因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收复河套的战略研究上。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鞑靼大掠关中被击退后，他向朝廷呈上一万多字的《复套八议》：“一曰定庙谟，二曰立纲纪，三曰审机宜，四曰选将材，五曰任贤能，六曰足刍饷，七曰明赏罚，八曰修长技”[24]，系统地论述了用兵河套的原则。他指出：“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25]，“套贼不除，中国之祸未可量也”[26]。他建议组建一支6万人的精锐突击部队，每年夏秋之交乘鞑靼人息兵牧马时入套“直捣巢穴”，得手后即退回，以免陷入敌围。次年再如法炮制，“岁岁为之，每出益励，彼势必折，将遯而出套之恐后矣”。换句话说，他要变被动为主动，变套寇连年侵扰内地为明军连年进袭河套，变彼之去而复来为我之退而复进，使敌人不胜其扰，最后用军事压力将其挤出河套。然后明朝“因祖宗之故疆，并河为塞，修筑墩隍，建置卫所，处分戎卒，讲求屯政”，达致边境的清宁。
曾铣还认为，“复套”与“筑边（修筑长城）”不可偏废。但修筑长城以御套寇只能收效一时，只有收复河套，才是“国家万年久远之计”。
曾铣不只是说说而已，他还付诸实施。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他亲自率军出塞袭击套部，获得胜利。套寇受此打击，一度“远遁，不敢近塞”。受此役鼓励，他于这年十一月会同下属陕西、延绥、宁夏三巡抚谢兰、杨守谦和王邦瑞，以及三镇总兵官，联名向朝廷提出了《复套方略》共18条，又进上《营阵八图》，从战略到战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用兵方案。
当时明世宗对曾铣的复套之议一度十分欣赏，并曾斥责兵部对此犹豫不定，没有积极响应。然而对曾铣的计划与才略最欣赏的还是当时的首辅夏言。夏言（1482—1548年），字公谨，江西贵溪人，他在嘉靖朝的首辅中是较有抱负的，因而对曾铣收复河套的主张极为支持。夏言的岳父与曾铣同乡，所以两人私交也很好。但是，夏言在一些问题上与明世宗意见相左，这时已渐渐为皇帝所忌。而他的政敌严嵩这时正觊觎首辅之位，妒恨夏言，遂乘机在世宗面前进谗言，攻击曾铣开边启衅，而夏言则与曾铣结党营私。反复无常的明世宗受到挑唆，立即翻脸，不顾自己此前不久曾对复套之议大加称赞，反过来斥责曾铣贪功误国，并下令将他逮捕。
严嵩进一步落井下石，指使曾因怯懦惧战而被曾铣劾奏得罪的原甘肃总兵仇鸾诬告曾铣掩败不奏，克扣军饷，并造谣说夏言受了曾铣的贿赂。严嵩甚至声称：俺答入侵延绥、宁夏，也是曾铣贪功生事惹下的祸。昏庸的明世宗于是不问青红皂白，竟下令把曾铣处死。一代御鞑名将没有捐躯于疆场，却这样冤死在昏君奸相之手！
明朝这样自毁长城，更助长了鞑靼的侵犯气焰。曾铣死后不久，俺答军又大举进攻宣府，明世宗不因此而反省自己的乖戾蠢举并亟思抗敌之策，反说这都是夏言、曾铣议复河套招来的报复，遂连夏言也一并处斩。随即开始了一场对陕西抗敌有功将士的大迫害。曾铣的部将、名震三边的李珍、田世威等都被诬为曾铣的爪牙，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杀的杀，流放的流放。曾经赞同过曾铣主张的大臣，如陕西巡抚谢兰、延馁巡抚张问行、指挥郭震、御史盛唐、副总兵李琦等也都受到严厉处分。而那个畏敌逃遁、违犯军律的怯将仇鸾却因诬告曾铣有“功”而被释放、平反并重掌兵权。如此倒行逆施，令陕西军民无不愤叹。
曾铣是个有勇有谋的边帅。一年除夕，塞上无警，他突然命诸将出征，将领们正张罗酒席，不愿走，便贿赂其亲兵向他求免。曾铣断然将亲兵斩首，诸将只得听命，连夜出兵，果然遇敌，大获全胜。次日诸将问其缘故，曾铣笑道：听见乌鸦叫得蹊跷，所以料知必有敌至。于是诸将皆服。曾铣还是个当时官场中难得见到的廉洁奉公的清官，他被冤杀后抄家时发现，这个久历宦途的人却“家无余资”[27]。曾铣、夏言罹祸，人莫不为之寒心，从此无人再敢提及收复河套的事了。而明朝边备也就更加废弛，边患更加严重，两年后便导致了鞑靼军围攻北京的“庚戌之变”。
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是无私的。曾铣身后，陕西人民为之建祠致祭。明世宗死后，穆宗即位，朝中纷纷为曾、夏讼冤，明穆宗随即宣布为曾铣等平反昭雪，追赠官谥。然而他的复套之志却再也不可能实现了。
五 清朝势力下的鄂尔多斯蒙古对陕西的威胁
俺答封贡之后，河套蒙古对陕西的侵扰大减，秦塞长城内外出现了难得的安定祥和之局。但到明代晚期，陕西塞外又出现了新的边情。
万历末年，满洲的后金国（后来的清国）在东北地区崛起，它在南下扰明的同时也向西扩张，于天启至崇祯初年与蒙古察哈尔部发生长期战争。当时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继承俺答的政策，控制漠南蒙古大部分地区，“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皆受插（察哈尔）要约，威行河套以西矣”[28]。他实行附明抗清的政策，因而其控制下的河套（当时已称鄂尔多斯）诸部并未再向陕西塞内发动大规模侵扰。而软弱的明王朝这时实际上并不能在林丹汗抗清的斗争中给他以有效的军事支持，为了笼络他以分清之势，遂对他属下的鄂尔多斯蒙古实行优容迁就的政策，对其从河套向陕北的小规模骚扰开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这一时期正逢明末农民战争的烈火在陕北到处燃烧，明朝驻陕的边防部队或用于镇压农民起义尚且力有不足，或者其本身在哗变后即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三大来源（驿卒、边兵与饥民）之一。因此这一时期陕西的边防实际上如同虚设，鄂尔多斯蒙古人小规模入塞的事几乎已成家常便饭了。只是在当时明、蒙联手抗清的宏观背景下它不可能发展为大型冲突。
到了崇祯初年，陕西边外形势又为之一变。崇祯元年（1628年），清太宗皇太极亲率大军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击败林丹汗，察哈尔部势力开始衰败，并在清朝压力下将部落的活动中心从西辽河上游及坝上高原逐渐西移到了鄂尔多斯地区，“纠合套虏，屡犯延（安）、宁（夏）、甘肃间”，从而对陕西边地的骚扰又有所加剧，形成所谓“插汉寇边”的局面。[29]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再率清军主力亲征察哈尔，林丹汗遭到决定性失败，向西经河套直奔青海。其部分部属到陕北定边投奔明将曹文诏，并帮助曹镇压山西境内的农民起义。然而不久，他们见明境内战不已，朝廷势弱，又思混水摸鱼，于是复叛去，并攻打定边城。崇祯六年（1633年）五月，林丹汗率“套骑五万余”大举进攻宁夏，接着又攻入延绥地区，“连营数十里，杀戮甚惨”。陕北已受招安的一些民变武装如王成功等部也乘势再反，与察哈尔军相合。明将王承恩将其击败，王成功被杀，察哈尔军退走。[30]然而边境依然多事。这年七月，延绥、靖边、宁夏又一次受到“插、套合兵”的进攻。
次年三月、八月，“插、套合兵”又连续进扰延绥，明总督洪承畴不得不分镇压农民军之兵来把守秦塞，于八月间获得“斩四百余级”的小胜。这时，林丹汗在青海病死，“子幼，妻益衰弱，不能自立”，对明朝的威胁才渐渐减轻。
崇祯八年（1635年），清军对林丹汗残部发动了最后进攻，号称十万的八旗军由辽东横扫漠南，进占河套，“收插汉虎墩免妻及陕西土霸、土囊等部万余人”，察哈尔残余势力全部降清。新兴的满洲贵族至此把领土从东北延伸至西北，“东降朝鲜，西收插汉，自鸭绿江北抵贺兰塞外，皆隶其版”，[31]鄂尔多斯蒙古从此成为清的属部。
这样，河套蒙古对陕西侵扰的性质与规模都发生了变化，它已不再是明朝周边游牧部落对边地的劫掠性骚扰，而成了明清战争的组成部分即这一战争的西线战场，而侵扰的规模也明显扩大了。崇祯八年（1635年）以后，河套蒙古又曾几次打到延安城下，而明朝也被迫在榆林屯驻重兵以防御鄂尔多斯蒙古人。
这一时期鄂尔多斯蒙古对陕西的侵扰，与当时在陕北开展的明末农民战争也搅到了一块。当农民军初起时，一些义军战败后往往北越秦塞逃入河套地区，而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起义军略定三秦，进军陕北时，榆林的明朝守将王定、尤世威等也曾企图招河套蒙古入塞来对付农民军，重演唐朝借沙陀兵镇压黄巢的故事，同时也预演一年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戏。[32]
因此，这一时期鄂尔多斯蒙古对秦边的明朝官方与农民军之间形成的三角关系，实际上是全国范围内明、清、顺（李自成大顺政权）三方关系在西北的体现。作为清朝属部的鄂尔多斯蒙古这时所采取的政策是受盛京（今沈阳市）的清国中央制约的。而清朝当时主要想笼络农民军对付明朝，或是利用农民军吸引明军兵力的机会加紧攻明，因此鄂尔多斯蒙古便按这一战略行事，没有接受榆林明军的招诱而介入战争。大顺军攻占榆林后，派权将军王良智与李自成内弟高一功领重兵驻守，并接管了秦边防务。这时的顺、套关系，已是山海关战役前顺、清关系的一部分。清廷当时曾通过河套蒙古派遣使者迟启龙到榆林，向大顺军守将递送《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声称“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33]，企图拉拢李自成合力灭明。
但很快清朝便改变了主意。因为这时李自成已率部渡河直取北京，清廷通过鄂尔多斯蒙古转送榆林的信他甚至可能并未看到，更重要的是随着明朝的灭亡，明清对立已为顺清对立所取代，清顺“同力”灭明“并取中原”已成滑稽的想法，而“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朝（清）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34]已成为清朝的当务之急。河套蒙古与清廷配合，对陕北大顺政权也转而采取了敌对的姿态，使大顺军不得不把最精锐的部队用来加强陕北防务，从而影响了其在全国战场上机动兵力的能力。最后，清军于顺治二年（1645年）入陕镇压大顺政权时，其主力阿济格部也是假道河套进入陕北的，并得到了河套蒙古的积极支援。清朝统一后，长城内外又处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下，河套蒙古的侵扰问题才最终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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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七《妥懽帖睦尔本纪》。
[2]冯胜即冯宗异，洪武二年平陕后改名。
[3]《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洪武三年正月癸巳。
[4]《明史纪事本末》卷一〇《故元遗兵》。
[5]《明史稿·太祖纪》。
[6]《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八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甲子。
[7]《蒙古源流》卷五。
[8]《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9]《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10]《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11]《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
[1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13]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七。
[14]《明太祖实录》卷六〇洪武四年正月戊子。
[15]（雍正）《陕西通志》卷一六《关梁》。
[16]（雍正）《陕西通志》卷一六《关梁》。
[17]（雍正）《陕西通志》卷三五《兵防二》。
[18]甘肃兰州、靖远一线及山西、畿辅两省雁门关、太行山一线的内长城相隔若干府州县，与外长城距离很远，已不属夹墙性质。
[19]（雍正）《陕西通志》卷三五《兵防二》。
[20]《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21]《明史》卷一九八《杨一清传》。
[2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23]《明史》卷二〇四《曾铣传》。
[24]《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25]《明史》卷二〇四《曾铣传》。
[26]《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27]《明史》卷二〇四《曾铣传》。
[28]彭孙贻：《山中闻见录·西人志》。
[29]《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三《插汉寇边》。按明称插汉，清称察哈尔；明称虎墩免，清称林丹汗，均同名异译。
[30]《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三《插汉寇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