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战争与清军入陕
一 澄城首义与陕西农民战争的第一次高潮
明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一场农民战争，它从明末到清初延续近40年，席卷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但在它的各个时期与各个地区，起主要作用的始终是一批陕西籍的逃军、失业驿卒与饥民，而这三者实际上都是破产农民所汇成的群体。
早在万历末年，陕西各地就已出现了主要由逃军构成的“流贼”。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四路会攻后金努尔哈赤，在辽东萨尔浒大败，“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1]，因而走上了造反之路。由于明中叶的边患主要是“套寇”问题，因而明朝边军很大一部分屯守于西北，而当“套寇”问题因俺答封贡而缓解，辽东却出现了新兴的女真——满洲势力的威胁时，明朝的边防重心随即东移。在这一过程之初，即萨尔浒会战前，明朝东调的边防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原先的边防重点陕西地区，因而这些由辽东溃回关内的逃军中陕西人也占了很大比例。他们从东北到西北流移数千里，辗转归根，途中又被河南巡抚张我续等明朝官方阻截镇压，回到故里后仍面临当局的刑罚而无法安居，于是“走山西以至于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2]。这些边军受过军事训练，生存能力强，明朝地方镇压机器很难奈何他们，而他们四海为家的逃军性格也使其行为方式不同于占山为王的地头蛇式的“土寇”，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这都给后来正式爆发的农民战争打下了烙印。
在这一时期，起义者人数不多，尚不为明廷所注意。而当时后金兴起，朝廷“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3]。然而正由于辽东军兴，陕西境内“调援不止，逃溃转多”，到天启年间从陕北的延绥到陕南的洋县、西乡，都出现了“流贼”的活动，并进而蔓延到与陕西相邻的山西、四川两省。到天启末年，大起义终于在澄城县爆发了。
天启末、崇祯初，陕西发生持续数年的严重旱灾，赤地千里，饿殍盈野，到处发生吃人惨剧。渭北旱塬上的澄城县“土瘠赋重”，连续多年的干旱使贫瘠的土地收获更减，而变本加厉的“辽饷”和其他加派、横征使沉重的赋敛更加不堪承受。严重的天灾人祸使这个穷县陷入饥荒，草根树皮都被吃尽。然而朝廷的横征暴敛却有增无已。正赋与“辽饷”之外，又有诸种杂派，有分摊的明宗室禄米与庄租籽粒，更有贪官污吏们的法外苛取。农民能逃的都逃了，留下来的不仅得不到救济，反而被官府逼着赔纳逃户的钱粮。天启七年（1627年）任知县的张斗耀，是山西蒲州进士，入仕未久，私囊未满，红了眼地搜括农民，想尽量从濒死的饥民口中多挖一些粮食，以便向上邀赏和中饱私囊。这年二月十五日黄昏，张知县仍未退堂，还在公堂上忙着拷掠农民，逼索钱粮。这时外面由远而近传来了呐喊声，原来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四乡农民闯进了县城。他们各持利器，也不知是谁的号召便一拥而上，从西门冲进县衙大堂。张斗耀见势不好，抱头鼠窜，从大堂逃回私宅。农民郑彦夫等怒火填膺，大呼“我敢杀张知县！”追上张斗耀，把他乱刀砍死。[4]
澄城的抗粮杀官事件具有很浓的自发色彩，以至于谁是这场“民变”的首领一直是个谜，诸书有说是白水王二的，有说是郑彦夫或种光道的。而这几人后来在农民战争中影响都不大，可以说并不是很杰出的领袖。因此这件事本身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必然寓于偶然之中，在明末陕西社会危机已十分尖锐、万历末年以来“流贼”的星火已到处闪烁的情况下，澄城民变首先把广大非军籍民众溶入了反抗的洪流并与逃军的造反相会合。王二、郑彦夫等人后来虽默默无闻，但澄城人民抗粮杀官的消息却不胫而走，迅速传开，已被旱灾、饥荒和横征暴敛逼上绝境的陕北各地农民与军户最先响应，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陕北府谷县农民王嘉胤率杨六、不沾泥等“群掠富家粟”[5]，官府前来追捕。这时澄城事件消息传来，王嘉胤等遂由“劫富”进而抗官，正式举起了反抗朝廷的义旗。崇祯元年（1628年），白水王二的起义军攻下宜君县，安塞县人高迎祥也于是年聚众起义。不久高迎祥、王二皆与王嘉胤会合，有众五六千，占据了延安、庆阳两府间的黄龙山区。
同年，清涧县人王左挂（原名王子顺）在宜川县龙耳嘴起兵，有“骑贼万人”，头目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声势颇大。
清涧县书生赵胜借助本县山中孤寺，点灯苦读，官府却听信流言，怀疑他在密谋造反，要抓他。赵胜被逼上梁山，遂自号“点灯子”，在解家沟花牙寺聚众起义。
大起义的烈火在这一年（1628年）冬已从陕北烧到了关中与陕南。汉南人王大梁于这年十月聚集成县、两当等县农民3000余人，自称大梁王，举兵起义，攻克略阳，逼进汉中府城。十二月，陕西镇总兵与陕西巡抚治所固原（宁夏今县）发生兵变，起义士兵打开了固原州库，并攻入关中腹地，转战泾阳、富平、三原，俘虏了官军游击李英。
到了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陕西巡抚胡廷宴与延绥巡抚岳和声联名向朝廷告急称：“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州、耀州、静宁、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处，流贼恣掠”[6]。全陕从南到北，绝大部分地区都陷于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了。
这时，明朝财政危机，边患与农民战争同时爆发，形成相互激发、反馈放大之势。对农民军与后金内外用兵使明廷军费开支激增，财政状况迅速恶化。为缓解财政危机，明廷于崇祯二年下令裁撤驿站，削减费用。陕西的驿递系统首当其冲。大批靠在驿站供役为生的驿卒与夫役因裁驿而陷于失业。他们在灾荒遍地、兵祸连绵的黄土高原上无以求生，也纷纷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结果，明廷陷入了因财政危机而裁驿，因裁驿而使农民起义扩大，因镇压日益扩大的农民起义而使军费更增、财政危机更严重的恶性循环之中。
同年，满洲后金军队大举入犯，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崇祯帝措置乖戾，冤杀袁崇焕，使战局更加恶化，于是明廷急调西北边军赴京勤王。边兵们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受军官虐待，又被克扣军饷，饥寒疲困，也纷纷哗变、逃亡。陕北延绥镇的边兵因总兵吴自勉贪污军饷，盗卖军马而哗变，使延绥巡抚张梦鲸忧愤而死。勤王军中途哗变，留守原防的卫军与军户同样也无法生存。崇祯三年（1630年），延绥地区缺饷已达四年之久，饥军不愿饿死，遂在神一元、神一魁兄弟率领下起义。3000多起义边军很快攻下新安边（今吴旗县北）、宁塞营（今吴旗、靖边间）与柳树涧（今定边县东）三堡，杀死明参将陈三槐，占领保安（今志丹）县。
失业驿卒、哗变边兵与起义饥军加入农民造反行列，使陕西农民起义的烽火越烧越旺了。与一般农民相比，驿卒与边军都有组织的传统，边军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而勤王军更是边军的精锐。他们大批加入起义，一方面削弱了统治者的镇压力量，另一方面增强了起义军的作战能力，使明政府越来越难以招架了。
这样，到崇祯三年冬，明末农民战争在陕西境内形成了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起义军蜂起，各自为战，单股义军规模较小，战斗力不强，与官军作战败多胜少，攻取名城重镇的能力尚不具备。起义者由于是死里求生、逼上梁山，因而尚无长远打算。为避免官府株连迫害，他们往往拉家带口甚至举族入伙，其首领则多以浑名、绰号相称，如紫金梁、可天飞、不沾泥、八大王、闯将、点灯子、蝎子块、闯塌天等等，而隐去真名以防官方追查。这一切都表明他们尚处于幼稚时期，还不能很快给明朝统治以致命打击。但是，由于起义遍及各地，几乎州州起火、县县冒烟，官府顾此失彼，已无法维持正常统治秩序。官军对单股义军这时仍具有绝对优势，然而由于官逼民反的大背景，官军虽屡战屡胜，起义者却越杀越多了。这样，到了崇祯四年（1631年）初，明政府便不得不变换手法，改对起义军以“剿”为主为以“抚”为主了。
这一时期陕西起义过程中还发生了暂时尚不引人注目但却对后来的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那就是李自成、张献忠这后来威震天下的两大领袖的参加起义。
李自成（1606—1645年），米脂县双泉里二甲人，其家所在的村子名李继迁寨，据说是宋代党项族领袖西夏创立者李继迁的故里。从史籍所载他的相貌特征看，李自成先世很可能有党项血统。李自成的祖父李海、父亲李守忠都是贫苦农民。后来明官府掘毁自成家坟以泄恨时，发现李海与李守忠墓均无碑，葬制简陋，除一粗瓷黑碗外无任何陪葬品，可见其家境之穷困。
李自成在这样的家境中度过苦难的童年，他曾一度被父母舍入寺庙为僧，后来又给富家放羊。天启六年（1626年），21岁的李自成应募成为米脂县圁川驿（或讹为银川驿，驿址在今米脂县城）的驿卒。他曾多次受到官府、豪绅的欺凌，曾为小事被乡绅艾某捆绑枷打，又曾因驿马死亡而被官府勒索追逼。这一切在他心中积聚起对统治者的仇恨。正如他后来成为大顺皇帝时所颁诏书中说：“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7]
崇祯二年，明朝裁减驿站后，李自成陷入了失业的绝境。当时米脂一带连年饥荒，居民十之七八为生存而参加了农民起义。李自成也于崇祯三年带领侄儿李过等一批青年投奔义军首领不沾泥张存孟，成为其下的第八队队长。不久张存孟败俘被斩，李自成率领以他的“老八队”为骨干的部分义军，成为独树一帜的首领。
李自成后来因亲自率部攻下北京，埋葬了明王朝而被公认为明末农民战争中第一号农民领袖。但论参加起义的资历以及在战争初期的影响，张献忠却在李自成之上。张献忠（1606—1646年）于万历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出生于延安卫柳树涧堡（今属定边县）一个军户——军事农奴家庭中，父亲做过手工业者，经营过小买卖，家境比李自成略好一些。他幼年读过一些书，粗通文字，曾自称“斯文一气，学而未成”[8]。成年后他在衙门当过捕役，但仍然属于受欺凌受压迫的下层。崇祯初年他在陕北聚众参加起义，一开始便出手不凡，“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9]。当李自成投奔张存孟而加入义军时，张献忠已成为一支义军的首领而自立山头了。当时他号称“西营八大王”，并据有米脂县18寨。此后一直到1640年以前，他在农民军中的实力、战绩、声望与地位均在李自成之上。
张、李举义，陕西义军真可谓藏龙卧虎。然而此后的漫长征途中还免不了有龙游浅水、虎落平阳之时，陕西农民起义不久就面临了一段艰难岁月。
二 洪承畴治陕与农民战争的低潮
眼看农民起义的声势越来越大，明朝官府慌了手脚，急忙施展软硬两手，或“抚”或“剿”，千方百计要把起义镇压下去。
崇祯四年（1631年）初起，明陕西三边总督杨鹤见前两年的军事镇压成效甚微，而且当时西北驻军主力调京勤王未归，继续镇压的军事实力也不足，于是经奏请崇祯帝同意，改而采取以“抚”为主的方针，对农民军大力诱降。同时明廷还派御史吴携带白银10万两，前往陕西放赈，企图诱使造反的饥民放下武器，回乡领取官府的救济，并防止受“抚”还乡的起义者因求生无计而再度造反。
明廷的这一新招很快取得了暂时的效果。崇祯四年三月，留在陕西境内的最大一股义军、有众六七万人的神一魁部在宁州（今甘肃宁县）接受招安，并放回了此前俘虏的明朝官吏与夺获的明朝官印。此后不久，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郝临庵、刘六等起义军首领也相继率部受抚。而流离在外的陕西饥民（起义军兵源的主要补充者）也纷纷回籍领取救济。
但这种效果很快灰飞烟灭了。因为这时官府议抚，主要是由于边军勤王后陕西官军没有足够的“剿贼”兵力，然而兵力不足，也使官府难以对已受招安的义军实施有效监督，更难以将其真正解除武装，遣散归农，以至于“招安贼首，给札予官，占据要村，纵其党众，‘剽掠’四乡，谓之打粮”[10]，出现了“阳顺阴叛”、“抚”局有名无实的状况。地方官绅与富室对此怨气冲天，把这种受了招安仍“劫掠”如故的义军呼为“官贼”，他们对“抚议”的攻击使代表他们利益的当局无法再把抚议进行下去。
其次，陕西农民本来是因活不下去才被迫铤而走险的，明廷虽然宣布了招抚政策，但并不能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饥民饥军既然无以为生，“旋抚旋叛”就势成必然。对此，官方本来心中有数，因此才有吴赈陕之举。然而由于以崇祯帝为首的明廷鼠目寸光，贪吝过分，所拨的区区10万两赈银只是杯水车薪，虽经朝中一些有识之士多方吁请，终不肯再出一钱。这就使抚局难以持久，陕人“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11]。抚局的败坏也就难免了。
最后，一些明朝官员背信弃义，违诺杀降，贪鄙将士杀降冒功，主剿派人士更往往故意杀降，存心破坏抚局，这就使官府的信用完全丧失，导致招抚政策破产。起义农民受抚后竟被官府设计诱杀的事，在当时的陕西不胜枚举。如王左挂在清涧受抚后，陕西巡按李应期、延绥巡抚洪承畴等密谋策划，于崇祯三年八月预伏刀斧手把王左挂及其伙伴苗登云等98名受抚首领全部杀害。崇祯四年四月，洪承畴授意部将贺人龙诈称宴请降众，降众入席后伏兵齐出，一次便杀害了320人。起义者一再受骗上当后，已经无法相信官府的招抚诚意，而只有鱼死网破，舍命相拼了。
于是，明朝的招抚政策不久便宣告失败。崇祯四年九月，崇祯帝下令把杨鹤撤职查办，陕西巡抚练国事降官三级，起用了主剿的强硬派官员洪承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再度对起义农民举起了屠刀。
这时，陕西的军事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首先由于陕西饥荒严重，从崇祯三年起大批农民军便陆续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就粮，并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到崇祯四年时，包括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在内的陕西义军主力都已转战河东。明末农民战争的中心至此已从陕西移至山西。义军在山西无论在规模、战绩还是在组织形式上都大有发展，形成了一批骨干力量即所谓“三十六营”，各部开始出现协同与联合作战的趋势，其中最强者如王嘉胤等已逐渐具有诸家盟主的地位，如此等等。然而义军的大批东渡却使得陕西境内的义军兵力大减，因此虽然就全国看来崇祯四年后农民战争仍处在第一高潮的上升势头上，但陕西农民起义的第一个高潮却已经过去了。
其次，这一时期满洲军已退回关外，辽东边患有所缓解，勤王军因而得以回防原地，陕西官军的镇压力量由此得到了增强，军事形势已对留陕义军不利。
再次，天启至崇祯初年陕西的连年干旱到崇祯五年（1632年）结束，此后几年里陕西境内降雨较多，农业有所恢复，多年的饥荒也得以缓和，死里求生的饥民群即起义军的后备兵源也减少了。
这些都促使陕西的起义逐渐转入低潮，然而这一时期受命治陕的总督洪承畴在统治者阵营中比较精明干练，“平乱”有方，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洪承畴（1593—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他于明末农民起义在陕北爆发的那一年即1627年到陕西任布政使司右参政，此后随着农民起义的蔓延与官府剿抚两败的困境，陕西的总督、巡抚及其以下官员走马灯般地易人，一顶顶乌纱落地，而洪承畴却“业绩”不凡，接连升官。崇祯三年升任延绥巡抚，四年再升为陕西三边总督，七年（1634年）更被授予了前所未有的重任：兵部尚书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保定、真定等处军务。职权所及几达半个中国，成为明朝镇压农民起义的总指挥官，同时他仍保留陕西三边总督之职，坐镇西安，指挥对农民军的围剿。
在这一时期，虽然大部分农民军已转战山西，但陕西的义军活动仍相当活跃，并与洪承畴指挥下的官军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崇祯四年九月，一度受抚的神一魁重举义旗，攻占了宁塞营，控制了战略意义重要的白于山区。然而这时义军发生内乱，神一魁为部将黄友才等所杀，部众分裂。同年十一月，义军谭雄部攻占安塞县城。洪承畴闻讯向义军发起两路反扑：以副总兵曹文诏围攻黄友才等据守的宁塞营，而自领副总兵李卑会合总兵王承恩进攻安塞。在优势官军的进攻下，义军损失惨重，两塞俱失，黄友才退走，谭雄等被诱杀。在此以前，“抚而复叛”的点灯子赵胜也受到洪承畴派遣的官军连续攻击，迭遭重创，被迫从陕西渡河入晋。洪承畴和部将曹文诏、艾万年追过黄河，于九月十八日在晋西石楼县将该部义军击溃，点灯子阵亡。
然而义军一部受挫一部又起。十一月间义军一座城、一朵云、薛红旗等部3000余人从鱼河川（今榆林市南）突袭安定县城（今子长县西），“城中贫民恨富人”[12]，起而响应，一举攻克了安定。与此同时，义军混天猴部攻克甘泉，夺得饷银10.8万两，杀死知县郭永图及明河西兵备道张允登。接着该部又克葭州（今佳县），杀死明兵备道郭景嵩。崇祯五年正月，混天猴派人伪装米商混入宜君县城，乘夜里应外合夺取了该城。随即又分兵攻占了保安、合水二县。这样，仅这一部义军就已连破五个州县，杀死两位道员。
这时，原属神一魁部下的郝临庵、刘六、可天飞等部也在子午岭山区重新起义，很快使这一山区成为义军的一大根据地，起义农民由此四出攻击。崇祯四年十二月，黄友才、郝临庵、可天飞等围攻环县，署县事赵应兰自杀。次年二月，可天飞与郝临庵又围攻庆阳府城。一时从黄河西岸到子午岭的广大地区又出现了义军纵横、战旗飞舞的局面。
对此洪承畴再度运筹帷幄，调集官军进行镇压。他先令王承恩进攻安定，赶走了一座城等部，又调曹文诏、张全昌合力进剿混天猴，调甘肃总兵杨嘉谟、宁夏总兵贺虎臣会攻子午岭西侧的神一魁诸旧部。崇祯四年年底，官军在环县城外大败义军，黄友才被官军火铳击中身亡，可天飞、郝临庵退入今陕、甘、宁三省交界处的东、西川深山区。次年二月，曹文诏解庆阳之围，再次击败义军。三月十三日曹文诏与杨嘉谟又合击义军于西壕，义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东、西川的铁角城一带深山根据地，无力复出了。
遏制住子午岭地区神一魁旧部系统诸义军的发展后，洪承畴再度注目于陕北东北部地区，向集结在那里的义军集群猛烈反扑。崇祯五年四月，陕北东路最大的义军不沾泥张存孟部在西川设立17哨64寨，向米脂、葭州发起进攻。洪承畴令延绥巡抚张福臻、陕西总兵王承恩率部与自己亲统的大军会合，对义军进行围歼战，一举得逞。张存孟大败后，与另一首领刘民悦均被俘斩于绥德。这年七月，一度横行陕北、连陷名城的义军混天猴部也在延川县被官军消灭，混天猴被明将马科击杀于延水关（今延川县东黄河岸）。于是东路义军诸部大体上均被镇压了。
接着洪承畴便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已退入深山的子午岭义军作最后的清剿。子午岭北端与白于山形成的山结地区有铁角城，这里山高沟深，形势险峻，自大起义爆发以来就成为义军经营的据点，神氏兄弟及其后的郝临庵、可天飞等部都曾长期在此“分地耕牧”[13]，为持久计。几年来他们虽屡次在山外战败，却一直没有官军能攻到这里。崇祯五年八月，洪承畴一面调大军四面进逼，一面派出间谍，拉拢义军叛徒，实行反间计，“与以重赏”，“令其以‘贼’杀‘贼’”[14]。这一毒辣的诡计果然奏效，在严峻的形势与官府的利诱下，义军很快从内部瓦解。一些人一变而为当局的鹰犬，成为义军致命的敌人。如原义军将领白广恩叛变后，立即带领官军直袭可天飞何崇渭的大本营“何家老寨”，可天飞措手不及，兵败身亡。十月间，官军王承恩部也击败了义军一座城、薛红旗等部，一座城死于叛徒乔六郎之手，薛红旗与一字王也在骨都寺为明靖边兵备道戴君恩所杀。郝临庵等部在铁角城根据地失陷后，循子午岭南逃入关中。十一月间被官军追击于耀州锥子山，义军再败，撤入凤凰山。官军见山险难攻，遂重施故伎，再派间谍进行策反，结果郝临庵、独行狼等义军首领又被内部的叛徒所杀害，首级被献给了官军。
至此，洪承畴经过一年半的残酷镇压，终于基本上把在陕西坚持斗争的各支义军逐一扫平。这时他自以为大势已定，又再次食言背信，在投降义军中挑出400名所谓“狰狞剽悍者”加以惨杀。[15]这些心存幻想的动摇分子又一次成了统治者骗局的可悲牺牲品。
在这一时期的镇压中，洪承畴充分显示出凶恶的屠夫面目。据明巡按范复粹于崇祯六年（1633年）奏报，官军仅在作战中杀死的义军将士就有36600多人，至于战场外所杀的以及因官军烧杀蹂躏而死的平民百姓就无法计数了。
当然，洪承畴的一度成功也不能仅仅用他的残暴来解释，他的政治、军事才干也是当时明朝官场中比较难得的。他在政治上始终坚持强硬立场，坚决主“剿”，反对“抚”议，即使在主“抚”派得势时他也不易其说，这在当时官场那种怯于负责、遇事推诿、随波逐流、了无定见、敷衍塞责、首鼠两端的风气中，堪称是鹤立鸡群，因此他能作为主“剿”派的公认代表凝聚一批同仁进行苦心经营。
洪承畴有较高的谋略水平，惯于用诡计，行反间，以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双管齐下来对付农民军，因而屡屡奏效，为一味逞勇者所不及。洪承畴的多次背信杀降不仅当时破坏了“抚局”，也为后世史家所不齿。但他也并不只是一味残杀，对那些真正可用的鹰犬之才他不仅不杀，还往往不吝恩宠，提拔重用。如前面提到的义军降将白广恩在铁角城立“功”后，便深受他的赏识，后来一直升到总兵之位。也正因为如此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有人上当。
在军事上洪承畴熟悉兵情地理，善于当机立断，抓住战机。他也比较知人善任，所重用的将领如曹文诏、贺人龙等都是明军中不可多得的猛将。洪承畴的善于驾驭部属在当时也是有名的。别人奈何不得的骄兵悍将，他却往往能调度得宜，臂指如意。所有这些长处，加上有利的形势与农民军在战争初期的许多弱点，便使他能得志于一时。
三 李自成等部途经陕西的长距离运动战
崇祯六年后，以陕西（包括当时属陕西布政使司的今陇东地区）为基地的各支义军都被洪承畴一一翦除。但陕西的明朝统治并没有因此而太平无事。明末农民战争至此已发展为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以自陕西转移出去的义军为骨干，以跨省区的长距离流动作战为特色的中期阶段，而作为农民军骨干的桑梓之邦，陕西地区是他们这一时期戎马往来的屡经之地。
崇祯六年十一月间，大批农民军发动了著名的“渑池渡”，越黄河而进入千里中原，在这里的饥民群中如鱼得水，很快发展起来，并开始向四周省区作长距离进军。这年年底，义军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满天星等8营10余万众由河南西入武关，一日间同时攻陷山阳、镇安、商南三县城，随即北上洛南，逼近西安。洪承畴大为震惊，遂急调渭北诸军向南阻击，而避实就虚的义军却已调头南下，于崇祯七年（1634年）正月间连续攻克洵阳、紫阳、平利、白河四县，陕南大震。洪承畴派遣的大军闻讯赶来时，义军又已南走四川。
这年春，明廷以延绥巡抚陈奇瑜为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总督，统一指挥各省驻军堵御到处流动的农民军。包括李自成、张献忠在内的农民军主力4万余人，受官军的压迫，从鄂西北退入陕南，走到汉中、洋县间离栈道不远的车箱峡，误入险境。这个峡谷山高路陡，居民稀少，出口又被明军严密封锁。又值连阴雨持续70多天，义军弓弩脱胶，刀枪锈蚀，衣甲湿透，人困马乏，断粮数日，濒临绝境。
但是义军在如此严重的局势面前没有灰心丧气。他们决定利用陈奇瑜的麻痹心理，伪降出险。于是义军把历年所获金银财宝凑到一块，派人假借联系投降，进入陈奇瑜大营，贿赂了他的左右。这些人本来就害怕与农民军决战，收了贿赂后更极力主张招抚。陈奇瑜觉得义军已经走投无路，与其冒险逼他们作困兽之斗，不如招抚，可以轻而易举地立下大功。
于是，陈奇瑜上报朝廷，得到兵部的支持和皇帝的允准，与义军进行谈判，双方达成招安协议：官方根据义军人数，每百人派一名安抚官，负责监视降众并把他们遣返原籍；一路上所过之处由当局供给粮草；官军停止进军以免发生冲突。骄傲轻敌而又急于建功的陈奇瑜竟然没有要求农民军解除武装和拆散建制。
就这样，4万多义军绝处逢生，整军走出栈道。一路上与陈奇瑜的部下“揖让酣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16]。没有衣甲的义军装束整齐了，弓朽箭尽的义军重新装备起来，断粮数日的义军吃饱了肚子。等到出了栈道，在一个夜晚，一声令下，400名安抚官全被义军逮捕，或杀，或杖责，或捆绑起来弃于路旁。数万义军如虎出笼，进攻宝鸡、麟游等地，又纵横驰骋在关中平原与陇东一带，西安附近及庆阳、平凉、巩昌等地处处告急。陈奇瑜这才知道自己被义军捉弄，上了大当。
消息传来，统治者中乱成一团。陈奇瑜把责任推给陕西地方当局，说宝鸡知县李嘉彦杀降激变，又怪陕西巡抚练国事措置不当。而陕西地方官绅与朝中言官则纷纷攻击陈奇瑜主抚纵敌，坏了大事。最后崇祯皇帝大怒，把李嘉彦、练国事与陈奇瑜都逮捕下狱。
车箱突围是义军的一大胜利，实力最强的一股义军以此摆脱了危局，而明廷镇压起义的企图又一次破产了。
到了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关东的义军一举攻克明朝的中都、朱家皇帝祖坟所在的凤阳，取得了重大胜利。崇祯帝气急败坏，急调洪承畴率陕西兵出关，汇合各省官军进剿关东义军，陕西的防务便相对薄弱了。义军乘势又纷纷经潼关、武关等路“尽数归秦”[17]，陕西人民“从贼者如归市”，卷入起义的人数竟达200万之多。[18]
洪承畴在河南闻知后方大乱，又不得不下令所部由河南、湖北回救陕西。然而，这时的义军已远非他们当初渡河入晋离开陕西时可比，其组织性与战斗力都大大加强了。以前在“剿贼”中几乎百战百胜的洪承畴，这时一回陕就挨了当头数棒。
崇祯八年六月，李自成部围攻宁州（今甘肃宁县），明副总兵艾万年、柳国镇率兵3000往援，却在宁州襄乐镇陷入包围。经过激战后官军大部被歼，艾、柳均败亡。
洪承畴手下最剽悍的一员战将曹文诏长期与艾万年搭帮任正副总兵，闻知老搭档被杀，气急败坏，立即率部前来报仇。农民军诱敌深入，又在真宁（今甘肃正宁）县湫头镇将他包围。官军遭到了更惨重的失败，一军尽歼，曹文诏自杀。洪承畴得报大哭，明军诸部听说这个悍将竟如此下场，无不胆战心惊。
宁州、真宁两战，显示出军事形势已发生了不利于明朝的变化。农民军不再是一群见了官军精锐就跑的“游击队”，而已经能够在正规作战中斩将歼师，争城夺地了。
然而，当时的陕西经天灾人祸之后，十分破败凋弊，义军百万之众聚集于此，给养无着。何况这时他们仍以运动战见长，也不能长期株守一地。于是到这年秋季，入陕义军的大部分如闯王高迎祥、老回回马守应、八大王、张献忠、一字王、撞天王等共几十万人又出潼关东去，只有闯将李自成与过天星张天琳[19]等数部留在陕西与洪承畴周旋。
这时，明廷眼见洪承畴一人已无法兼顾关东西的数千里战场、几百万“流寇”，于是在他这个五省军务总督之外，又任命卢象升为五省军务总理。为避免“总督”“总理”叠床架屋，又划分了职权范围：洪管西北，卢管东南。这样，洪承畴就一心盯住了李自成等几支留陕义军。
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和满天星、六队、争功王四家义军数万骑自西安附近经同官（今铜川市）、宜君、宜川至韩城，拟待黄河封冻后过河入晋。然而一直在韩城等了40来天，由于当年冬暖，河水竟未封冻，官军防河又紧，义军渡河不成，又分两路西走。李自成、混天星经宜川、鄜州（今富县）、延安越黄龙山与子午岭进入陇东，过天星、满天星则进入关中腹地的高陵、三原一带。洪承畴率官军分头追击，义军一路流动，到崇祯九年（1636年）二月间官军才在干盐池（今宁夏海原县境）与义军打了一仗，击败了义军。过天星张天琳“请降”。然而明廷将其安置延安后不久，他又复“反”而去。这时，宁夏官军因欠饷而兵变，杀死巡抚王楫，义军乘官军内乱之机摆脱纠缠，又由陇东返陕，进攻榆林、绥德。五月间，李自成、张天琳合作，又一次在安定（今子长县）大败官军，俘斩总兵俞冲宵，阵杀副总兵李成。于是洪承畴在宁州、真宁之后，又在安定挨了义军的迎头第三棒。
然而这一时期战场形势很不稳定，官军既已不复每战必胜，义军也不像后来那样遇敌必克。忽胜忽败是常有的事。安定大捷后没几天，李自成就在自己的家乡米脂县中了明将贺人龙的埋伏而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他本人与刘宗敏、张能等数百骑脱险。正当狼狈之时，李自成的妻弟高一功率众万余从固原到陕北来“合队”。义军声势复振，于是连续攻克延川、绥德、米脂。自崇祯三年自成投身起义后，时隔六年他又回到了米脂家乡，“其亲故从乱如归”[20]。
正当李自成在陕北发展时，闯王高迎祥、闯塌天刘国能、蝎子块拓养坤等几支农民军也从关东再次流动到陕西，在陕南兴安（今安康）、汉中一带活动。崇祯九年七月十五日，高迎祥率部越秦岭出周至黑水峪（今黑河谷口）进入关中，洪承畴、孙传庭亲率官军蜂拥而至，双方大战两日，义军中的叛徒干公鸡张二与一斗谷黄龙偷偷把高迎祥的战马与部众拉走，致使高迎祥战败被俘，并被押解至北京杀害。高迎祥在王嘉胤、王自用死后，张献忠、李自成崛起前，是起义军诸部中最强的一支，在众义军联合作战时常居于盟主地位。当时明廷也认为：“贼渠九十人，闯王为最强，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部伍不乱，非他鼠窃比。宜合天下之力，悬重赏必得其首。第获闯，余贼不足平。”[21]因此，高迎祥的失败与牺牲，对明朝官府与义军双方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官府自然弹冠相庆，镇压者的气焰一时大为嚣张；义军方面则受到沉重打击，实力消减，士气下降，“受抚”之风又变本加厉地刮了起来。
因此，如果说崇祯四年洪承畴扑灭陕西义军造成了明末农民战争在陕西境内的第一次低潮的话，那么以高迎祥的黑水峪之败为起点，农民战争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始了第一次低潮，陕西境内的各支过境义军都面临了更严峻的考验，进入了明末农民战争中期最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崇祯九年八月—十二年五月）。
高迎祥死难不久，在陕义军中的悲观情绪即蔓延起来，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张妙手（张文耀）、蝎子块（拓养坤）这两支义军的首领率部由陕南与陇东到凤翔，向官府投降。李自成部在当年占领米脂、绥德后再次计划渡河入晋，却再次受挫，不得已又向甘、宁地区流动。次年（崇祯十年即1637年）秋，李自成、过天星、混天星等集中兵力从陇东进入陕南，九月二十六日进攻汉中，被明总兵曹变蛟（曹文诏之侄）击败，损失惨重，不得不南走四川。洪承畴率军入川追击，义军在四川转战至次年正月，未能打开局面，遂又分路北上。过天星等部由陇东回到陕北，受到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围追堵截，后来或散或降。
而李自成出川后即遭到洪承畴属下诸总兵曹变蛟、左光先、祖大弼、贺人龙的集中攻击，很快陷入了危险境地。由于大量官军堵住东进之路，他不得不西奔今甘肃西南部的临夏、甘南地区。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李自成在河州（今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附近连续两次遇伏大败，只剩数千残军西逃，欲往甘、青交界的土司地区补充马匹，略作休整。然而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却不容他喘息，派兵穷追不舍。眼看李自成就要被逼入西陲不毛之地，不得已他只好将残部化整为零，从明军战线的缝隙中渗过，掉头东奔，再回陕南，于八月间企图入川，被四川巡抚傅宗龙大败于川陕边的南江县，北奔城固，在渡汉水时又遭官军截击。李自成一败再败，其部下六队祁总管等许多将士灰心丧气，出山投降。自成本人只带一小部分人“夜则山林藏身，不敢入窝铺宿歇”[22]，辗转逃出官军的包围圈，沿着莽莽巴山向东转入了陕西、湖广、四川三省交界的深山老林中，偃旗息鼓达两年之久。
这样，到崇祯十一年冬，陕西境内似乎已恢复了宁静。以陕西为基地的义军既已被洪承畴基本消灭，过境义军也大半败降或被歼，只有李自成如疾风中之劲草，“始终不受抚”[23]，但他已陷于几乎全军覆灭的境地，一时难有作为。当这年冬洪承畴因清军入关奉命入卫京师而离陕时，他似乎可以为自己在陕西为维持摇摇欲坠的明王朝而苦心经营的12年感到得意。
然而，他这一去便再也未能复返，不久就在关外的宁锦战役中一败涂地，当了满洲人的俘虏。而陕西的“宁静”也只是暴风雨的前夜，当几年以后农民军卷土重来时，形势便急转直下了。
四 陕西农民战争的二度高潮与大顺农民政权
崇祯十一年李自成兵败后，陕西境内的农民战争一直沉寂了五年。这一时期陕西的气候相对较好，经济与社会因而保持了相对的稳定。而继洪承畴之后经营陕西的某些官僚如孙传庭等，也还算是有为之人。在他们的经营下，陕西一时间从农民战争的策源地变成了似乎是明王朝仅有的稳定后方，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后，明王朝在关东的统治全面鱼烂，陕西更成了明廷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镇压农民战争的用兵基地，所谓“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24]。
然而明廷还是愚不可及地“轻动”，并把这副“家当”丢了个一干二净。原来，在陕西的农民战争多年沉寂之际，关东的农民战争低潮却没有维持多久。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在一年半期间里打破了明朝督师杨嗣昌精心部署的有明一代内战中最大的一次围剿，即所谓“四正、六隅、十面网”。随即，李自成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走出深山，进入河南，饥民纷起相从，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发展，两年之内兵至百万，攻克洛阳，三围开封，五败明军，并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在襄阳建立政权，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至此他已成为明末农民军群雄中之魁首，承担起最后推翻明王朝的重任了。
这时，明朝在中原战场的主力经迭次战败之后已丧失殆尽，不得不动用陕军这最后“一副家当”了。就当时形势而言，李自成虽已横行中原无敌手，但当时的中原已是赤地千里，一片废墟荆莽，不足以为立国之基。而李自成要从中原北上京师或南取江浙，陕西明军都可能出关抄其后方。若李自成先取陕西，则陕西明军据潼关而守险，以逸待劳，在军事上也要有利得多。所以不到万不得已，陕军的确是不宜“轻动”的。然而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在李自成的胜利面前恼羞成怒，一心要找李自成算账，遂不听劝谏，丧失理智地一再严令孙传庭出关作战，甚至以杀头相威胁。孙传庭被逼无奈，只得于崇祯十六年八月率兵出关。结果，李自成以诱敌深入之计在九月十四日于河南郏县一战，大败孙传庭，并乘胜穷追400里，于十月初兵临潼关。孙传庭几乎全军覆没，他本人从河南渡黄河逃到山西才摆脱了义军的追兵。而当他从山西再渡黄河回到陕西匆匆布防潼关时，已经只剩下4万残兵败将。明朝最后一副“家当”就这样丢在关外了。
十月初，李自成部署两路攻陕，他自与刘宗敏等大将率主力由洛阳西攻潼关，而派袁宗第、刘体纯率义军右营10万人为偏师，从河南邓州进攻武关，取道商洛地区入关中，与主力会师西安。
十月六日，义军主力发起潼关战役，当天就打开了这座关中门户。新败之后已成惊弓之鸟的陕西明军一触即溃，高杰、白广恩逃跑，孙传庭与监军副使乔元柱死于乱军之中。义军既歼明军，关中几乎已呈不设防状态。李自成遂得以凯歌行进，连克渭南、临潼，十一日即兵临长安古城。这时陕军尽溃，官府留下途经西安的5000名四川兵守城。时值天寒，来自南方的川兵衣衫单薄，官员们劝西安城里的首富——秦王朱存枢拿出点钱为士兵置棉衣，聊以鼓舞士气。不料要钱不要命的朱存枢在如此关头还一毛不拔，拒绝出钱。守城明将王根子一气之下，开东门献城投降。于是，这座以城高壕深、设防坚固而称绝于当时并至今仍以其明城墙为国内一绝的西北重镇、千年古都，竟在几小时之内便落到了农民军的手中。守财奴秦王朱存枢被活捉，陕西巡抚冯师孔、按察使黄炯被杀，布政使陆之祺投降。义军出榜安民，很快稳定了人心。
由武关西进的义军右营也进展顺利。十月十五日克商州，十七日克洛南，遂与主力会师于古都了。
占领西安后，李自成即着手分兵三路，略定三秦：
李自成亲统以李过为制将军的义军后营和以刘芳亮为制将军的义军左营进军陕北，十一月初进占延安，明军高杰部渡黄河逃入山西。绥德、米脂一路皆下，只是在榆林遇到了明延绥边军将领王世钦、侯世禄、尤世威等的抵抗，经过12天激烈的攻城战，十一月二十七日义军攻占榆林，处死了顽抗的敌将，陕北遂告底定。
权将军田见秀下陕南，一路州县望风归附，只在城固小遇抵抗，城陷后明总兵高汝利企图逃往四川，结果被义军追及迫降。于是汉中、兴安均为李自成所有。
袁宗第、贺珍率义军右营及其他军队西进，一路未遇抵抗，十月二十八日到达西府重镇凤翔。后继续向甘肃进军。
这样，到十一月底，今陕西省境全部为李自成政权控制，时踞进攻潼关仅一月有余，比明初徐达等克陕或历史上的多次平陕之役都顺利。这说明明朝在陕西的统治已经虚弱已极，一推即倒了。全陕平定后，义军进一步向甘、宁、青地区推进，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初，义军已控制了整个大西北。
这年正月初一，李自成正式建国，他改西安为长安，号为西京，作为临时首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以原秦王府（今新城广场一带）为宫殿。李自成在这里颁布了一系列建国大政：
更定官制，封官授爵 大顺军将领刘宗敏、田见秀、谷英、李过、刘芳亮、张鼐、袁宗第、刘国昌、刘世俊封侯爵，其下还有伯、子、男等爵，封为伯爵的可考者有刘体纯、吴汝义、马世耀、李友、刘忠、陈永福、白广恩、王良智（即王根子）、陈荩等，封为子爵的有田虎等30人，男爵则有高一功等55人。与其他王朝开国封爵多至王、公相比，大顺的封爵级别较低，这可能有为激励诸臣立功而暂虚高爵之位以待的意思。
大顺以农民战争起家，政制上“右武轻文”，以刘宗敏为文武百官之首，握有实权。在文职方面，改内阁为天佑殿，以牛金星为大学士（丞相），居文臣之首。行政机构设六政府，即旧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改称，六政府各设尚书一人，侍郎若干。并改翰林院为弘文院，给事中为谏议大夫，御史为直指使等。在地方上，省级首官为节度使，相当于明之巡抚，另设巡按直指使以行监察之职，类似于明之巡按。省以下，道设防御使，府设尹（相当于明之知府），州设牧（知州），县设令（知县），首都市长称京兆尹。总的看来，大顺政权几乎更换了明朝所有各级官职的名称，以示与民更始。然而这一套官僚制度却基本上是沿袭历代封建王朝，包括明朝的成例，很多官职名称来自唐朝。这可能因为大顺政权的开国勋臣多是陕西人，又以长安为都，因而体现出对陕西历史上盛唐气象的倾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