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代的陕西文化
一 “雅文艺”之衰与俗文艺之兴
宋元时代，陕西由于中枢东移，战祸绵延，政治、经济地位相对衰落，使陕西失去了文化中心的基础，人才结构武盛文衰。而一些陕西头面人物因循保守，面对东南文化的兴起不是反思过去，开拓未来，而是持一种嫉妒、压抑和排斥的态度。北宋头号陕籍政治家寇准在这方面十分典型。
寇准在北宋政坛是卓有贡献的一代名臣，但在文化上却持一种极为偏狭的态度，极力想用权势压抑东南的新兴文化以维持西北的文化优势。南方人晏殊中进士，他反对；南方人萧贯中状元，他攻击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执意予以取消，还洋洋得意地说：“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1]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只能阻碍西北文化的真正复兴。
当时还有许多人主张采用分区取士之制，以回避南方的竞争，扩大北人的进士名额，结果造成这样的状况：“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2]然而采取这样的“保护政策”，只能使西北文化在历史的挑战与机遇面前都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西北的士大夫文化，或者说是“雅文化”，在这方面损失更大。说宋元时代陕西文化的相对衰落，主要就是指雅文化而言。
宋元时代雅文化在陕西的衰落表现在许多方面。陕西文人在汉赋、六朝骈文尤其是唐诗方面的成就是足以骄人的，然而在《全宋词》收录的北宋词作者347人中，只有5名陕西人。当时在全国1454万多户人口中陕西有96万户，占全国人口的6.6%[3]，可是陕西词人只占全国词人的1.4%。
历来有论宋词中所谓豪放派、婉约派之分者，其实这些概念也可以扩大到整个“雅文化”领域。所谓豪放派，即为社会而文化，举凡修齐治平、经国济世、安边裕民、义理事功之类皆是。所谓婉约派，即为文化而文化，举凡文人雅趣、吟风咏月、丽辞美文、田园情趣、闺中意境、世外仙逸之类皆是。而宋元陕西文坛在这两方面都呈衰落之势。像当时思想界张载那样以天地生民往圣万世为意的境界，在文学艺术方面却看不到什么回应。宋元时代陕西的边患在时间上为陕西历史之最，在空间上为全国之首，然而像“塞下秋来风景异”“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之类名篇却皆出自关外文人，边塞文学与爱国文学在这一时期的陕西文坛上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宋元陕西文坛在“美文”方面的成就尚可称道。北宋初新平（今彬县）人陶谷（本姓唐，因避晋讳而改姓陶），字秀实，在晋、汉、周、北宋历任礼、刑、户部尚书。他精通经史，博闻强记，辑唐至五代新颖之话，编写《清异录》，后人多引为辞藻之用。京兆长安人韩溥，为唐宰相韩休之后，当过监察御史、华州知州等官。他是宋初有名气的散文家，文笔潇洒如行云流水，尤善于笔札。他写的尺牍在宋代是文人珍视的收藏品。韩城人张昇，在宋仁宗时为参知政事、枢密使，善词文，所作《离亭燕》为历代词家所重。李廌（1059—1109年）可以说是宋元时代最有才华的陕西文学家。他字方叔，华州人，6岁丧父，家境贫寒，以学问称著乡里。成年后客游四方，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受教于苏东坡。东坡盛称他的诗文“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其才与张耒、秦观相当。事实上他的作品在风格上也受到苏轼的影响。当时人们把他与黄庭坚、秦观、晁无咎、陈师道与张耒并称为“苏门六君子”。但李廌的命运却比其他五人都潦倒得多。他科举不第，苏轼、范祖禹等拟荐举于朝，未来得及就相率下野。李廌于是以布衣浪迹一生，到过黄州、许州、汝州，最后死在河南长社县（今河南许昌）。他原著有《济南集》，已佚，今仅存零星诗文。从时人对他的称誉看，他本应是最能为这一时期陕西文坛增光的，然而在当时的“官本位”文化之中他因为没当过官，于是能留给文坛的遗产竟是如此的少！
此外，邠州人张舜民，字芸叟，是北宋末的著名诗人。他在右谏议大夫任上，曾上书痛陈陕西之弊政及河朔之困苦，于是直言贾祸，被贬谪商州而死，著有《画墁集》。金代的陕西文宗则首推党怀英（1134—1211年），他字世杰，冯翊（今大荔）人，金世宗时进士，曾任国史院编修、翰林待制等官。他是金中叶有名的散文家、书法家与史学家，早年作品超尘脱俗，放浪山水间，书法尤工于篆籀，当时号称第一。他与郝俣同任《辽史》刊修官，以后元代脱脱修成的《辽史》，有相当部分就是以他的成果为基础增修而成的。党怀英的诗文作品大多已经佚失，保存下来的一些诗篇多含有老庄消极遁世的思想。蒙元的陕西文学家则有乾州人杨奂（1186—1255年），他曾任职京兆宣抚司，是忽必烈治陕时的名人与教育家，著有《还山集》60卷，“作文务去陈言，以蹈袭古人为耻”[4]。
相对而言，宋金元时代陕西文坛的主流恐怕更多地偏向“婉约”，重视“美文”，然而即使在这方面，衰落之状还是较明显的。这一时期与陕西有关的文学显然以南方作家的旅陕之作为最，如范仲淹的边塞诗词、苏东坡的西府诸记（《喜雨亭记》《凌虚台记》《凤鸣驿记》等），无论其格调与境界之高尚豁达，就是以“美文”的形式化标准而言，也明显地高居于陕西文坛之上。
当时陕西文坛在文风上的缺陷，可以以杨砺为代表。户县人杨砺（931—999年）是宋元陕西文化史上很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是北宋开国第一状元，宋太祖建国的那一年（960年，即建隆元年）进士唱名第一，应当说是关中大才子了。他在宋初官至枢密副使，其为政之清廉实堪称楷模。据说他去世时真宗皇帝“冒雨临其丧，砺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步至其第，嗟悯久之”。身居枢副之尊，却在一条连轿子也进不去的棚户区小巷里租屋居住，这不要说在以官场腐败闻名的宋元，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恐怕也罕有其匹。然而与他为官“介直清苦”的优点不甚相称的，是他“为文尚繁，无师法。每诗一题或数十篇，在翰林，制诰迂怪，见者哂之”[5]。无怪乎以其身居高位，著作甚多而竟不能传世了。
然而士大夫文化或曰雅文化毕竟只是文化财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民间文化或曰俗文化也置于考察的视野之内，那就会发现一片清新的天地。与宋元时代陕西地区雅文化的积弱不振相反，宋元陕西的俗文化却是很有些欣欣向荣的。如果说宋以前陕西的文化生活比较集中于京兆一带，那么从宋代开始，则更多地表现为广阔的乡村地区的秋神报赛。当时陕西各地大都建有城隍庙、土谷神庙、岳庙、娘娘庙、八腊神庙、菩萨庙、财神庙、龙王庙等等，庙会期间，民间各种艺术形式荟集，竞技献艺，进行春祈秋报活动。如蜀伴读黄阳过宜君时作诗《纪宜君》云：“春祈秋有报，年熟岁无凶。”[6]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他路过鄜延时听到“唐羯鼓曲，今惟邠州父老能之，有《大合蝉》《滴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时，尚闻其声”。[7]郑德枢《灵觉寺普渡寺观音泉》诗之四写到关中淳化“春祈秋报馨香荐，时沛甘霖遍大千”。[8]每到秋神报赛之期，“四方辐辏，熙熙攘攘者，盖踵相接也”。[9]宋时陕西地方民间文化是很活跃的。
到金元时代，从这些民间文化活动中逐渐发展形成了陕西的戏曲文化。据说蒙古平陕后，就藩关中的忽必烈就十分爱好民间戏曲，他曾掠关中妇为倡优，在京兆城里建立教坊、行院、勾栏，其建制与规模可与大都及杭州相媲美。当时官家也养有众多的伶人，如贺胜随忽必烈出猎还宫时，竟有许多“伶人道迎”，并有“被色缯缀杂旄象狮子以为戏者”。[10]今户县发掘的贺氏墓葬出土有大批陶俑艺人，足以为史书记载的实证。[11]这种宫廷戏曲无疑是渊源于民间戏曲的。金元之际，整个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民间戏曲活动普遍兴盛。如元好问记述他在京兆以东地区所见：“日暮新丰原上猎，三更歌舞灞桥东。”[12]他在《送秦中诸人引》中，追述自己居陕时所见秦风俗说：“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易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13]
元代陕西有许多民间散曲作家，见于记载的如满道沅（眉县人）、孙周卿（邠州人）、王爱山（长安人）、撖彦举（同州人）、李仲章（冯翊人）、马文璧（扶风人）等等。杂剧艺术也开始在关中兴起。如京兆人红字李二就是长于杂剧演出与创作的演员兼作家，所编传奇行于世的多为水浒戏。著名的元代杂剧作家马致远，青少年时曾随父官居略阳，在陕西生活过多年，他的一些作品如《陈抟高卧》《汉宫秋》等都以陕西为背景并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当时陕西已经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地方戏曲，如秦声歌舞、货郎旦、唱曲、杂剧等，是元代戏曲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其流风遗韵，一直保留到今天的秦腔、眉户诸剧艺术之中。
二 学术与教育
这里讲的学术，系按传统的含义，指人文学科而言。宋金元时代与文学艺术的不景气相比，陕西地区学术事业的成就更为可观。其中属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理学、宗教之学尤为活跃，对后世的影响也大。
宋元时代陕西的史学与舆地之学相对活跃，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边政”的需要有关的。当北宋之时，宋人，尤其是当时陕人最关心的莫过于辽、夏。因而陕人也就承担了辽、夏历史研究的荜路蓝缕之艰辛。
我们今天所见二十四史中的《辽史》题元脱脱修，它是元修三史，也是所有二十四史之中成书最快的一种：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设局开修，次年三月书成，首尾仅11个月。原来它基本上是汇钞编纂耶律俨的《皇朝实录》、陈大任的《辽史》和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等几部书而成的。而其中尤以陈大任《辽史》书稿为全书的基础。陈大任的《辽史》是金代官修的前朝史，成书于1207年（金泰和七年），陈只是领衔者，而全书的撰写以萧贡、党怀英两位陕西学者之功居多。萧贡（1158—1223年），字真卿，京兆咸阳人，大定年间进士，累迁右司郎中，参加修撰《泰和律全》。后迁国子监祭酒兼太常少卿，与陈大任刊修《辽史》，用力甚勤。除辽史外，他也旁及历代通史，曾著有《史记注》100卷、《萧氏公论》20卷、《王声姓谱》5卷、《文集》10卷，可谓著作等身。可惜传世者很少。党怀英，上节已经提到，他与郝俣刊修《辽史》更在陈大任之前。金修《辽史》未及刊刻，金亡之际简册散佚，后来为元朝史官所访得的已非全璧。今可考者，有历朝《本纪》《兵志》《礼仪志》《刑法志》《皇族传》《后妃传》《公主传》《方伎传》等。从可考的内容看，它的修纂水平高于元修《辽史》。萧贡等人的成果未能直接传世，而只能以遗珠转假于仓促成书、疏误百出、贻讥后世的元修“正史”，实在是桩憾事。
在西夏史研究方面，银州（今米脂西北）人罗世昌实有首创之功。罗世昌是今陕北西夏境的汉族文人，在西夏国历仕桓宗、襄宗、神宗、献宗四朝，先后出任宣德郎、观文殿大学士、南院宣徽使。西夏末曾多次肩负联金抗蒙使命出使金廷，虽然订立了平等互助之和约，但眼见金朝国势日衰，因而建言“金援不足恃”。不久上疏辞官，归里。当时他的家乡银州已陷于蒙古，遂流寓于龙州（今靖边县东南杨桥一带），以余生撰成《夏国世次》20卷。此书今已不传，但宋、金二史的《夏国（西夏）传》都深受其影响，明代有记载说庆阳某宦家藏有《西夏实录》，或许就是此书。这部书大约是以本纪体裁编纂的夏国一代的历史，虽不幸亡佚，但我们今日仍可从各种资料中发现它的吉光片羽。
与史学相关而又于现实大有裨益的舆地之学，在宋元时代的陕西也得到发展。现藏于西安碑林的“长安本”刻石《华夷图》和《禹迹图》，上石于伪齐治陕时的阜昌七年（1137年），是我国地图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华夷图》最早创于唐代贾耽，“长安本”是宋人改绘的。图中对宋朝的山川、长城、湖泊、各州的地理位置，标注得相当清楚。从图中黄河入海处位置看，该图绘制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以前。《禹迹图》中的黄河已是1048年改道后的状况，图稿绘制时间当在北宋中晚期。这幅图与《华夷图》相比，绘制技术有明显进步。它使用了类似现代比例尺的计里画方的绘法，每方折地百里，绘制精度也大为提高。所绘河流、海岸的轮廓已很接近现代地图的形状，尤其是山东半岛与雷州半岛的海岸线绘制水平更高，体现出作图者对沿海地区的了解已相当深入。在图中相当于图名与图例之处，刻有“《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和“古今山水地名”等字，估计原图是并列古今（宋）地名而以不同颜色相区分的。上石时无法显示颜色，故只刻了今（宋）名。这两幅地图的作者与成图始末尚待研究，但无论如何，它的绘制、修订、上石、保存至今的全过程，陕人是功不可没的。这两幅图是古地图的珍品，其绘制技术远比同一时期欧洲人所绘的地图为先进。因此，“长安本”不仅是陕人，而且也是国人的骄傲。
与舆地之学关系密切的方志学，在宋元时期的陕西也有可观的成就。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在清代曾与于钦的《齐乘》被并列为硕果仅存于世的两部北方宋元方志。实际上可称之为方志类作品的宋元时代北方著作当然不止这两部，但这两部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除了《长安志》外，宋元陕西的方志类著作还有宋程大昌的《雍录》、元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与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宋敏求的《长安志》实际上是一部关于古长安，主要是唐长安的考史之作，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研究唐长安的经典性文献之一。程大昌的《雍录》性质与宋书相仿，但有人认为它“好发新论，穿凿支离，不及宋氏远矣”[14]。程大昌作此书时当南宋孝宗之世，关中已为金据。而孝宗锐意恢复，故大昌曾有《北边备对》一书以进。《雍录》也具有类似的目的，其第五卷中特创“汉唐用兵攻取守备要地”一图，多举由蜀入秦之史迹，为抗金服务的用意是明显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其学术价值就不免受影响了。
与宋、程二书为关中以外的学者考史之作不同，李、骆二书都成于关中。山东东明人李好文元末任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他作《长安志图》虽说是因宋敏求之书，“以《图》为《志》设也”[15]，但实际上更着眼于现实。尤其是其下卷全部讲的是引泾灌溉与屯田问题，“皆为一方民生国计立论，非专为考古而设，故于宋氏《志》不必相应”[16]。长安人骆天骧是“宋元四志”作者中唯一的陕西人，元前期任京兆儒学教授，他自言此书是因赵炳修建安西王府，需要考订“周秦汉唐故宫废苑、遗踪故迹”而作的。其主要价值在于它比宋志“稍增金元间沿革故事”[17]，因而对于研究金元时期的长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以上四志虽然各有价值，但作为方志却都不是很名符其实的。宋元时代陕西也还产生过不少其他的方志著作，诸如宋阎苍舒的《兴元志》20卷、郑埙的《洋州古今志》16卷、张士佺的《凤州图经》、知金州家子钦的《安康志》、张的《甘泉志》15卷、知麟州王庆民的《麟府二州图》、元程瑁的《云阳志》2卷等等。这些著作今均已散佚，不过从其篇幅和他书披露的一鳞半爪看，其中可能不乏真正按方志体例编纂的著作。同时，隋唐以来盛行的作为方志雏形的“图经”，宋元时的陕西也编纂了不少，其中有的堪称鸿篇巨制，如85卷的《陕西路图经》（郑樵《通志·艺文略》卷4存目）等。
总的来看，宋元时期陕西的方志学无疑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不仅符合方志学发展的一般趋势，也与宋元陕西对这门学问的特殊需要（例如军事方面的需要）有关。不过，如果不是作为考史著作，而是仅就方志本身而言，那么，应当承认，以《长安志》为代表的宋元陕西方志，同同一时期的南方方志相比，其发展水平是有一定差距的。
此外，宋元以前周秦汉唐陕西的灿烂文明，也使得宋元陕西的金石、考古之学得以发达。金石、考古从文人玩赏古董的一种闲情雅趣，发展为一门需认真研究的学问，正是从北宋的陕西开始的。咸平三年（1000年），陕西乾州发现古铜鼎一个，方形四足，上有古文21字，宋真宗命儒臣详加考证，终于弄清楚该器为“史信父甗”。仁宗以后，陕西学者和任职于陕的儒臣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兴趣更浓，并且迭有发现。
嘉祐六年（1061年），刘敞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他在任内对长安出土古物发生兴趣，先后搜集了先秦青铜器十多件，考订铭文，请工匠摹勒刻石、绘像，于嘉祐八年（1063年）撰成《先秦古器记》一书，包括图录、铭文、说及赞。这本书也已失传，但其成果大部已收入欧阳修的《集古录》一书中，至今可考其大概。
宋代陕西金石考古之学的代表人物是吕大临。今蓝田县三里镇桥村，在北宋曾有吕姓一门六兄弟、五进士、四人成大家的佳话，这就是北宋中后期的“蓝田四吕”，四吕中的吕大防主要是个政治家，前文曾讲到过他在熙丰改革中的反对派立场。吕大钧是张载的高足，主要是个理学家。吕大忠对“碑林”的创建有大功。而吕大临作为二程（程颐、程颢）的弟子，也有理学之名，但他更主要的贡献是在金石、考古之学上。他于元祐七年（1092年）出版《考古图》10卷、《考古图释文》1卷，这是我国传世的最早著录、考释青铜器的著作。其中，《考古图》收录了当时朝廷秘阁、太常、内藏等宫廷机关和民间所收藏的青铜器224件，以及玉器、石器多件。每件器物都先摹画图像，定以器名，然后记述器物的尺寸大小、装饰花纹、重量容积，再以短文叙述其出土时间、地点、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考古图释文》则对《考古图》中收录的96件有铭青铜器的铭文进行了考释。这两部著作为奠定我国金石学、古文字学和文博学的基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说到金石学，当然不能忽略了西安碑林。宋元陕西在文化方面的一大成就就是著名的西安碑林的创建，以及它所推动的我国书法、碑铭之学的发展。韩建缩城后，古长安大量珍贵的碑石，包括著名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等都被弃置于缩小了的“新城”之外。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经“蓝田四吕”中的吕大忠（时任转运使）的倡议，这两部石经及其他重要碑石被集中移置于京兆府府学之北新建的碑廊内，妥善加以保护。这就是碑林的由来。
总而言之，在宋元这样一个动乱不宁的时期，陕西的学者（包括旅陕学者和研究陕西的学者）仍然在许多人文科学学术领域内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我国学术文化遗产的积累作出了贡献，这是令人自豪的。
宋元时代陕西学术的发展，受困于战乱与社会积弊，但也得益于另一些条件，其中主要的就是印刷术的推广与教育事业的进步。
北宋时代我国活字印刷开始出现，而雕版印刷则进入盛世，全国出现了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与山西平水等刻书中心。其中平水（今临汾）距陕西仅一河之隔，陕西的刻书业也因而兴起。现今所知陕西最早的印刷书籍是12世纪即金朝中叶在华阴刊行的《西岳华山志》。更早的11世纪，北宋陕西也已有以雕版印制的纸币。考虑到西夏这一时期也有印书发现，所以雕版印书业在陕西的兴起应不晚于北宋晚期。而元代的京兆府，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宋元时代陕西的教育也相当发达。关中地区各路、府、州、县，早在宋以前已普遍设有儒学。陕北、陕南的边远州县，最晚到元代也都有了儒学之设。这些府学、州学与县学都是所谓的官学，是与科举制度相配套的，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较严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陕西也开始兴起了书院教育。这是一种以学者为中心的教育制度，往往由学者私人招徒授业发展而来，因而思想比较活跃，可能成为学派的发源地。陕西书院教育兴起于关中，但地方志中有确切开办记录的最早一个书院却是在陕北，这就是范仲淹经略陕西时在延州（今延安）开办的嘉岭书院，时在北宋庆历年间。除此之外，宋元时期陕西有确切开办记录的书院都集中在关中，其中有：眉县的横渠书院，由张载讲学而发展起来[18]；蓝田县的芸阁书院，吕大临创办，时当元丰、元祐间；京兆府的鲁斋书院，由蒙元初许衡讲学发展而来，元成宗时萧㪺曾为山长，一说到元中叶延祐年间（1314—1320年）才形成书院；三原县的学古书院，元延祐七年（1320年）由邑人李子敬建；高陵县的渭上书院，创建年代一说为宋元祐间（1086—1094年），一说为元延祐间；乾州紫阳书院，金元之际杨奂建，等等。
书院教育虽然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但在体制上有其优越于府州县学之处，因而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宋元时期是陕西书院教育的早期阶段，到了明清时代，书院在陕西已是遍地开花，但除了几所较有质量的以外，其余一般都已趋于官学化了。
三 独树一帜的造型艺术
广义的造型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等。在人类文化史上，造型艺术的发展往往与文明的其他领域间形成一种异步现象。例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造型艺术以逼真的写实倾向居统治地位，然而那时人们在文学、科学等领域尚处在意象与激情的强烈影响下；等到现实主义成为文学主流，实证科学趋于全盛的时候，造型艺术的主流却已变成抽象的、随意的和非写实的了。而经济繁荣时期造型艺术平淡无奇，经济萧条甚至灾难时期造型艺术却异军突起，已是习见之事。
宋元时期的陕西也是这样，经济不甚景气，文学（指雅文学）萎靡不振，而造型艺术在这一时期却独树一帜，令人瞩目。
在绘画方面，我国宋代山水画崛起，人物牛马画衰落，陕西画家在这一时代潮流中高标新帜。宋初丹青高手李成，是唐朝宗室后裔，世居长安，善画山水，好用淡墨，自成一家。他尤善于以直擦的皴法，描绘“平远寒林”之景。《宣和画谱》说：“于是凡称山水者，必以成为古今第一”。
然而在代出才人的关中画坛，李成那“古今第一”的荣誉并不能为其独享。不久，关中又一个平民出身的山水画大师范宽（950—1027年）就青胜于蓝，大显身手了。
范宽是耀州华原（今耀县城关镇）人，本名中正，字中立。因其性格宽厚豪放，乡友呼为“范宽”，其正名反而少见提起了。他初学时曾师法李成，后来认为：“与其师人，不若师造化”，决心在大自然中寻求更高的艺术境界。自此他“搜尽奇峰打草稿”，大笔浓墨写江山，常年深居终南、太华之名山间，“览其云烟惨淡，风月阴霁难状之景，默与神遇，一寄于笔端”。他对景写生，自树一帜，山石用“雨点皴”，山顶好作密林；水边喜作突兀大石，屋宇笼染墨色，凝重如铁，世称“铁屋”。其画的整体构图浩莽博大，画出了关陕群山峰峦浑厚、挺拔雄峻的磅礴气势，被公认为“得山之骨”“与山传神”。在北宋画坛上引起了轰动。时人称范宽、李成这两位来自关中的大师为画坛上的“一文一武”，评画名著《图画见闻志》把范、李与五代的关仝并称为：“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而北宋后期的书画大师米芾更认为范宽独踞群雄之上，“本朝自无一人出其右”。
范宽存世的作品有今藏于天津市博物馆的《雪景寒林图》、今藏于台湾阳明山故宫博物院的《溪山行旅图》，均为各馆的镇馆之宝。
范宽之后，关中山水画的大师应推长安人许道宁，时人称“李成谢世范宽死，唯有长安许道宁”。李、范、许一脉相承，其流风遗泽至今涵育着画坛英才。
陕北石窟艺术是宋元时代陕西文化的又一朵奇葩。石窟艺术，融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古老传统为一体，兼绘画、石刻、雕塑、建筑众艺之妙，在我国以敦煌、云冈、龙门等为最著名。但这些石窟群大都属宋以前之作，宋元时代的石窟，在黄河流域并不多见，在别处只有四川大足、安岳等几处较为出色。而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群山间，宋元石窟群竟发现有数十处之多，不能不说是个奇观。
陕北石窟艺术的兴盛，与当时战祸绵延、社会动荡不安、苦难深重的人民只好在关于西方净土的宗教意境中寻求精神寄托，祈望能脱离苦海、重享太平的社会心态背景密切相关。而陕北民间的许多石刻艺术大师们，如在黄陵千佛洞留下题记的介端、介政一家以及更多没有留下姓名的能工巧匠，则以他们的幸勤劳动把人们的精神寄托变成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陕北宋元石窟中，艺术价值较高的有子长钟山（建于北宋中后期即治平至靖康年间）、黄陵双龙千佛洞（建于宋绍圣二年至政和五年，即1095—1115年）、富县石泓寺（始于北朝，盛于金皇统年间）、延安清凉山万佛洞（宋前以迄金元）、富县阁子头（凿于北宋政和二年即1112年）诸处。其中不乏艺术价值极高的佳作。如子长钟山石窟佛坛上的无量寿佛、胁侍菩萨，延安清凉山万佛洞一号窟的净水观音，黄陵双龙千佛洞石窟的日光菩萨与月光菩萨，都是神态优美，充满生气。在无名匠师的手下，佛与菩萨们都冲破了天界的神的藩篱，而成为生活中美的典型。
罗汉造型在陕北石窟艺术中占有突出地位。宋代及其以后的全国各地寺庙中，泥彩塑罗汉像十分常见，但以石雕出现的，却以子长钟山石窟中的罗汉雕像最为出色。由于在佛教造像仪轨中，罗汉像没有什么固定形式的局限，因而常被表现得千姿百态、表情生动、富有生活气息。我国古代人物画论中强调的“传神写照”或“以形写神”的创作手法，在钟山石窟的罗汉雕像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佛教传说是石窟造型的重要题材。佛本生故事图像，也被陕北民间艺术大师们赋予了浓厚的生活情趣。如黄陵县双龙千佛洞的佛涅槃图、佛说法图，富县阁子头石窟的佛涅槃浮雕、子长钟山石窟的佛涅槃和其他故事人物造型，都被刻划得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其制作手法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
中国石窟造像的时代风格，到了宋代已明显倾向于写实的手法，这在陕北石窟中尤为明显，所有的佛、菩萨和护法神王、金刚、罗汉、天人、比丘以至供养人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人间生活面貌。尤其是不少佛、菩萨的手、脚，经雕刻家出神入化的艺术加工，显得肌肉柔软，圆润而富有质感。这种高超的写实雕技，在国内石窟艺术中也是突出的范例。
陕北宋元石窟不仅在造像上风格趋于写实，而且石窟的形制也向木构建筑殿宇形式发展。黄陵双龙千佛洞石窟，窟开凿成三开间的檐廊，柱头上施四铺作斗拱，上横素枋一层，枋上雕出两个敬斗，华拱、令拱皆刻出一道拱瓣。这种石雕的仿木结构檐廊，在古代土木建筑很少保存下来的今天，为我们再现了宋元建筑艺术的神韵。从南北朝兴起的一种传自印度的“塔庙”形制，在陕北宋元石窟中逐渐演变为竖有2柱、4柱或8柱的佛坛。延安清凉山万佛洞1号窟建成左右两侧有接顶石壁的佛坛，黄陵双龙千佛洞石窟佛坛的左、右、后三面均凿成石壁，连接窟顶。这种佛坛形制较之南北朝以来的中心塔窟，无疑是石窟建筑的一种进步。
总之，陕北宋元石窟艺术以其浓厚的生活气息、精湛的写实技巧与新颖的建窟形制，在中国的石窟艺术之林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并且至今在研究与旅游等方面造福于世人。
建筑艺术的精华在宋元时期的陕西应首推安西王宫，可惜如今它只剩下一个土台子，我们只能从马可·波罗、李好文、骆天骧等中外作家的笔下去想象它的宏伟壮观了。存于世的陕西宋元建筑包括石窟、佛塔与城垣三类。石窟已如前述。宋元佛塔在陕西留存至今的，有富县直罗镇古塔（一说此系明塔）、邠州大塔、旬邑泰塔、周至大秦寺塔与永寿永平古塔（一说此为唐塔）等。
陕西宋元诸塔同以大、小雁塔等为代表的隋唐诸塔以及华北一带的许多辽金砖塔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陕西隋唐诸塔截面大都是四方形，没有或很少腰檐，形制较为古拙，而宋元塔一律平面八角形，各层有平座、腰檐，有的还有栏杆，形制玲珑巧丽，而且一律中空可登，与辽金的实心塔大异其趣。这种建筑风格迥异于前代而却延续于近古，为明清诸塔如著名的泾阳崇文塔所继承，因此宋元陕西诸塔在佛塔建筑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宋元陕西诸塔中最高、维修得最好的是旬邑县的泰塔。该塔平面八角形，7层，通高53米，直径12米，各层的平座、腰檐建筑巧丽，座上用砖砌栏杆。尤其为此塔特色的，是它每层每个转角上都伸出一个石雕龙头，悬挂铜铃，每至风吹，铃声叮咚，十分悦耳动听。顶部有铁人对面相跪，手拉铁链，为游人最感兴趣之所在。该塔第七层有旧碑，记载此塔为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至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间建造，前后历时五年多。这是陕西宋元诸塔中唯一可考知确切建塔年份的一座。
富县直罗镇塔位于直罗镇北。其地原为宋柏山寺，如今寺毁而塔存。塔为八角，11层，高43米，在陕西宋元诸塔中仅次于泰塔。塔身每层外部均雕有假门窗。这座塔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内部每层有龛，供置佛教造像，如今大部分造像已无存，仅第三层的7尊罗汉、1尊天王尚为劫后之余。然而就是这几尊雕像也足以让人称羡不已。它们个个口含情、目传神，比例适度，姿态自然，堪称稀世佳作，实为宋元石刻艺术中的佼佼者。
位于今彬县城内的邠州大塔，也是八角，七层，通高28米，在宋元诸塔中排第三。然而其知名度却比前二塔都更高些。它以其独一无二的风格称著：自第二层开始，全部模仿木结构式样，层层都做斗拱、平座、栏杆，每层隔面开一券门，左右为直棂窗，倚柱八角形，檐子用斗拱，叠涩出檐共同承担。它的设计、施工、制作、雕刻、磨砖均极尽功力，因此虽不算很高大，但却是西北地区宋代建筑的重要代表。
此外，周至大秦塔与永寿永平塔也各具特色。其中的永平塔因其风格与旬邑泰塔与彬县大塔相似，又被人合称为三“兄弟塔”。
宋元时代陕西的造型艺术，不管是关中山水画派的超尘脱俗，还是石窟艺术的追求净土，佛塔建筑的寄思苍穹，都显示了当时陕西各族人民于苦难中对幸福的渺茫期冀，这里头的一种“乱世美学”，是太平盛世中人所难以发明的。这就是这些艺术之花能盛开于当时的奥秘所在。
四 技术科学的进步
宋元时代，陕西的科学发展是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分不开的。陕人在外而成为科学俊才的，有杨恭懿，外省人在陕而获得科学成果的，有沈括。
沈括是我国北宋最著名的科学巨匠，他对天文、历法、数学、音乐、地理、医药、物理、金石考古、生物乃至文史、方志、民俗等等学问皆有所论证，是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有“中国的狄德罗”之称。他的名作《梦溪笔谈》，被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称为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这部著作的成书，与他在陕西的活动有很大关系。从元丰元年至元丰五年（1078—1082年）间，沈括任知延州、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在陕北经营边防。他除了边政上功绩蜚然外，还对陕西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进行了认真的考察。《梦溪笔谈》里的许多内容，如对陕北石油的出产与开发利用的研究，对陕北民俗中的古代文化遗存的研究以及对古器物的研究等等，都与他在陕西的科学考察有关。沈括观察事物匠心独具，如在对古器物进行考察时，他不仅像一般金石考古家那样记录这些古物的形状与款式，而且进一步从科学角度研究这些器物的制作方法与原理。如从冶金学的角度来解释古剑，从光学的角度解释古镜，从几何学的角度来解释弩机上“望山”的用法等等，都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杨恭懿（1225—1294年）[19]是宋元时期陕西人中的科学家，字元甫，高陵人，生活在元代前中期。他与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是从理学而转向自然科学的。早年的杨恭懿潜心于《易》《礼》《春秋》，后研读朱熹的《四书集注》。不久他又以为要经国济世，需“从事实学”，于是迷上了天文历算。他“遍考自汉以来历书四十余家，精思推算”，颇有心得，因而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被元廷召入太史院，与郭守敬、王恂、许衡等共同主持改历工作。他看到元朝司天机构“旧仪难用”，便改进了新的测量仪器，昼夜测验，终于与郭守敬等一起，完成了《授时历》的制定。又著《合朔议》以阐明其原理，为天文历算之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宋元陕西的特定环境下，人们对“技术”的需求比科学更为强烈，尤其是与军事和农业有关的应用技术，在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并且为粮食不足所苦的陕西受到了重视。
石油、煤炭的运用是这一时期陕西人民的一大贡献。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而陕北又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地方。早在东汉班固所写的《汉书·地理志》中，就记载着上郡高奴县（今延长）“有洧水，肥，可㸐（燃）”。说明公元1世纪时，延长的石油已为人所知。以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代的《元和郡县志》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等书也记载了陕北石油，其中段成式还提到当地人民已把石油用于润滑车辆及点灯。但是，关于石油性状、用途、产地的较详细的记载，石油的较大规模的加工与使用，乃至“石油”这一名词的出现，都是宋代的事。因此宋代可以说是石油开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对陕北石油进行了详细考察的首推沈括。沈括在经营陕北边防期间特地研究了延长县境内石油的性状与用途，并在文献中首先使用“石油”一词。他在《梦溪笔谈》中写道：“鄜延境内有石油，……生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采入缶中，颇似淳漆。”沈括还富有预见性地断定：“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此物后必大行于世”。[20]今天生活在“石油时代”的人们看到这些论断，不能不钦佩沈括的科学洞察力。
宋代陕北的石油已被广泛地使用。庆历年间范仲淹经略西北时，已经以石油作军中照明与燃料之用。沈括又亲自试验以石油燃烧产生的烟黑制墨，获得成功。制成的墨“光如漆，松墨不及也”。沈括遂把此法加以推广，“大为之”，进行批量生产，产品墨号为“延川石液”。他在书中自豪地说，规模性地使用石油“自予始为之”。[21]
宋人不仅知道使用原油，也已开始规模性地用原油来提炼成品油了。据载当时东京由政府主办的军器作坊中已有专制“猛火油”供军用的作坊。[22]这种作坊在陕北可能也已设立，且产量可观。据宋人康与之《昨梦录》所载，当时“西北边城防城库，皆掘地作大池，纵横丈余，以蓄猛火油。不阅月，池上皆赤黄，又别为池而徙焉”。[23]这样纵横丈余的大油池，贮油多达10吨，不太可能来自东京的作坊，很可能是在陕北就地生产的。
到了元代，陕北石油的开发与利用又有了新的发展，除延长外，在延川县永平村与宜君县姚曲村也开采了石油。除收集渗露地面的油外，当时已在延川、延长凿井采油，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油井。石油除用以照明、制墨、军用之外，这时又用以治疗牲畜疥癣等皮肤病。政府已把石油纳入正式贡赋之中，岁有定额：延长岁纳110斤，延川岁纳400斤，并在路城（即延安路）延丰库设专仓贮之。
除石油外，宋元时陕西军民还相当大规模地使用了煤炭。史载北宋庆历年间西夏军围攻府州（今府谷县）时，城内水源、蔬菜、燃料皆无法供给，守将张亢“以州东焦山有石炭穴，为筑东胜堡；下城旁有菜畦，为筑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为筑安定堡，置兵守之”，城遂得以长期坚持。[24]显然，这时整个府州城都仰赖“石炭穴”供燃料，其于城防的重要性竟与水源、蔬菜相等。这座专为开采煤炭而修筑的“东胜堡”可算得上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煤矿业城镇！
这样我们知道现今陕北的两大能源基地：延长油田与神府煤田，早在宋代就已有颇大规模的利用，这应当说是了不起的。
宋元时陕西石油、煤炭的使用都与军事有关，同样地，其他与军事有关的技术如筑城术、打井术等，也得到了发展。北宋时常有仅用十余日甚至更少的时间就筑成一座可容数万乃至数十万军人的大城的记载。我们现在常把某些不现实的做法形容为“在沙滩上搞建筑”，然而北宋抗夏战争中，人们真的发明了在沙地上筑城的技术：“麟州无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围城，人皆忧渴死。（吕）公弼用其僚邓子乔计，仿古拔轴法，去其沙，实以末炭，墐土于其上，版筑立，遂包泉于中，自是城坚不陷，而州得以守。”[25]
与筑城相关的找水技术，当时也颇有发展。种世衡、种谔父子是这方面的专家。筑清涧城时打井打到50米深仍无水时，水工都认为该井位不可能有水了，然而种世衡却肯定“过石数重”必有水，并力排众议，以重赏雇人，“屑石一畚，定偿百钱”，果然穿石见泉。宋朝当局知道后下令沿边各地派人来学习此术，“自兹西陲堡障患无泉者悉仿此，大蒙利焉”。[26]而40年后，徐禧筑永乐城，种世衡之子种谔看了城址后断定此地无水，徐禧不信，结果果然打不出水，刚愎自用的徐禧悔之晚矣。
其他军事技术在这一时期的陕西也颇有发展，如宋金战争期间，秦岭战线的宋军由于装备了新式兵器“驻队矢”，逐渐发展出一套以弩制骑的成熟战术，屡试皆验，遂得以保境百年而金骑无所逞其技。当时吴璘曾说：“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如果没有这一“长技”，“至决机于两阵之间，则璘有不能言者”。[27]可见当时的宋军几乎把宝全押在这一“长技”上了。的确，能在数百步之外穿透“重甲”的“长技”，恐怕已经是冷兵器所能达到的极限了吧。
战争决胜，不外靠兵、食两条，因而宋元陕西当局对农业技术抓得也很紧。当时渭北引泾水利技术一度居全国领先地位。“耀州之云阳、三原、富平及京兆之泾阳、高陵、栎阳六县，沿渠皆立斗门，多者置四十余所，以分水势。其下别开细渠。则水有所分，民无奔注之患。”于是宋政府专门组织河北等地的水工不远千里前往渭北参观学习，“就摹古人作堰决渠之法”，“观今人置斗门溉田之方”。同时下令，今后渭北灌区之民犯罪当流放的，就“令皆徙相州（今河南安阳市）教百姓”治水。[28]陕西的流放犯到关东居然成了水利专家。
水利事业不仅涉及诸如“斗门分水”这样的工程技术，也仰赖于一定的管理技术。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对此作了高水平的叙述。他提出的泾渠灌溉用水管理和分配的原则是：以渠水所能灌田的面积为总数，分配到每年参加维修渠道的丁夫户田。为做到分配合理，他实际上已提出了计算流量的概念：“水头深、广方一尺谓之一激。假定渠道上广一丈四尺，下广一丈，上下相折则为一丈三尺，水深一丈，计积一百二十激。”这里“水头”即过水断面积，“水激”为计量单位，指1平方尺，再与时间、流速相联系，便可求出流量。这反映了当时关中水利技术不仅在工程方面，而且在管理方面，也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