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陕西文化
一 雅文艺的俗化与俗文艺的雅化：从古文运动到秦腔之兴
宋元时代陕西文坛的萧条一直延续到明中叶，自此以后，陕西文坛又出现了复兴的迹象。时兴于弘治至嘉靖间的“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曾以诗、文、杂剧而称雄于中国文坛。这七人中以今省境计有两人是陕人，即康海与王九思，以当时省界说就有三个，即还有李梦阳。
位列前七子之首的是李梦阳（1472—1529年），当时是陕西庆阳（今属甘肃）人，弘治六年（1493年）陕西乡试解元。刘瑾专权时，他以户部郎中之职参与了反刘瑾的斗争，曾为韩文等人起草弹劾刘瑾的奏文，以尖锐激烈轰动一时。后来刘瑾挟私报复，将他逮捕入狱，准备处死。经康海极力营救才得幸免。因而刘瑾倒台后他颇为时论所重。李梦阳在文学上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绮丽而萎弱的文风，开前、后七子复古主义潮流之先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际上是想以汉唐文学的豪迈气概来矫正时文中的萎靡习气，有一定进步意义。当时有人说：文章最好的是司马迁，诗最好的是杜甫，而李梦阳则兼得此二人之所长。这虽是过誉之词，但反映了这一流派的努力方向。
然而这一方向在陕西文坛上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就在前七子中另外两个陕西文学家——康海和王九思——身上，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一种转向的苗头。
这首先是与康、王二人的个人经历有关的。康海（1475—1540年），字德涵，号对山，武功人，弘治十五年（1502年）状元。曾任翰林院修撰，与李梦阳相倡和，对台阁体的时文名家很不恭维，因而“忌者颇众”。刘瑾专权时，以同乡关系笼络陕籍大臣，康海初拒不与交，后李梦阳因劾刘瑾被囚，托人捎信给康海：“对山救我。”为救李梦阳，康海只得拜谒刘瑾。然而刘瑾垮台后李梦阳成了英雄，康海却被劾“党附刘瑾”而遭革职。从此他结束了8年京官生涯，在故乡武功度过了30年的后半生。他常常与同乡、前七子中另一人王九思相聚畅饮，抨击时政，抒发胸中郁闷。还制作乐典，自弹琵琶，寄托情思。
王九思（1468—1551年），字敬夫，号渼陂，鄠县（户县）人。正德初年为吏部郎中，也因同乡关系受到刘瑾的笼络，并在刘瑾被杀后被列为瑾党，先遭贬谪，后令退休。康、王二人同乡，同在朝中为官，同以文名而置身前七子之列，又同受刘瑾之累而被罢黜，自然是同病相怜。他们每相聚于户县、武功间，借酒浇愁，放浪形骸，作曲编剧，自比俳优，与乐师歌妓一起演出，苦中作乐，以排遣忧郁之情，豪迈的汉唐雄风随着修齐治平的抱负一起消逝，载道之文变成了俳优之声。于是在他们从前七子的古文运动的著名健将进而成为明代卓有成就的杂剧、散曲作家的同时，也就从雅文艺的大师在向俗文艺的高手转化了。康、王的后期作品具有明显的波普情调，走出大雅之堂而从关中民间文艺中汲取了不少东西。当时王九思曾以重金聘请乐师教其学琵琶，康海尤善此道，在他们的影响下，关中文士转相仿效，使陕西一度成了明中叶曲、剧创作的中心。王九思除了诗文集《渼陂集》外，传世尚有杂剧《沽酒游春》《中山狼》（一折）和散曲集《碧山乐府》等。而康海除了诗文集《对山集》外，也有杂剧《中山狼》（四折）、《王兰卿传》和散曲集《东乐府》等传世。这些作品中有的于放浪形骸之中也流露出对现实的愤懑情绪。如王九思的杂剧《沽酒游春》（又名《杜子美游春》）就借杜甫目睹长安村郭萧条、宫室败坏之状，意含针砭，指斥时弊。而康海根据他老师马中锡的《中山狼传》改编的《中山狼》（四折）一剧，则揭露了中山狼阴险残暴的本性，批判了迂腐懦弱的东郭先生不辨贤奸“无所不爱”的“仁心”。有人推测此剧为谴责李梦阳的负恩而作，因而曾轰动文坛。不过平心而论，如果康海确是以中山狼指斥李梦阳，则未免太过分了。纵使李梦阳有负恩之瑕，毕竟不能否定他斥瑾之举。如把李比作中山狼，不是把刘瑾当成赵简子了吗？这里显然有一种消极的心理。总的来看，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们对世态炎凉、人情险恶的感慨，其语言风格继承了元代戏曲的大众化色彩，然而比起元曲名家的现实主义精神来，康、王的境界是有明显差距的。
李梦阳、康海、王九思之后，前七子的文风在关中的传人是同在关中大地震中遇难的王维桢与韩邦奇。王维桢字允宁，华州人，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他与前七子一样，既傲世，又有不得志的郁愤感，“自负经世才，职文墨，不得少效于世，使酒谩骂，人多畏而远之”[1]。其诗文的风格多效法李梦阳。韩邦奇（1479—1556年），字汝节，号苑洛，朝邑（今属大荔）人，与其弟韩邦靖于正德三年（1508年）同榜中进士，号为“朝邑二韩”。韩邦奇是少有的全才，他不仅“自诸经、子、史及天文、地理、乐律、术数、兵法之书，无不通究，著述甚富”[2]，是明中叶卓越的学者、作家与音乐理论家，而且官至山西巡抚，是当时政界与宦官集团作斗争的著名正直人士之一。他的诗文汇为《苑洛集》22卷，其中不乏大雅之音。但他流传最广的作品却是一首未收进集子的民歌《富春谣》。这是他在任浙江按察司佥事期间，愤恨于镇守太监王堂等人强征富春江的渔产与富阳一带的茶叶，目睹其虐民之惨状后所作的。其中写到：
富春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何不仁，此地一何辜！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于戏！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这首民歌把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敲诈勒索者的愤怒表达得淋漓尽致。王堂等闻之恨入骨，遂上奏指控韩邦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谤”[3]。于是皇帝大发雷霆，把韩邦奇逮捕下狱，后又革职为民，赶回朝邑老家。直到明武宗去世，明世宗继立，他才又被起用。
从《富春谣》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前七子之后陕西作家中把雅文艺“俗化”的时风。所不同者，康、王的由雅入俗具有玩世的颓废色彩，而韩邦奇的由雅入俗则具有愤世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这种雅文艺的俗化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并不只是康、王的个人遭遇造成的。事实上，正德、嘉靖年间是陕西文坛在明代最繁荣的时期，此后文坛又有渐趋冷落之势，而以冯少墟为代表的理学思辨精神取代了文学家的浪漫精神，成为陕西士大夫的心理趋向。体现这一过渡的是文学与理学兼重的韩邦奇，他以《性理三解》《易学疏原》《易占经纬》等经学、理学著作成为明中期到晚期陕西士大夫文化从文学繁荣到理学昌盛的转向期代表人物。而这种转向显然与明代陕西社会的矛盾与危机的深化有关。
然而士大夫疏远文坛并不能减少俗文艺的影响。明代陕西的俗文艺尤其是戏曲是颇有发展的。早在明初，秦王朱樉父子就笃好戏曲，在王府内设教坊，演戏作乐，并把关中民间戏班征选入宫，供其娱乐。名将常遇春屯田于同州，因军中多秦人，所以以同州梆子为军乐，经常演出。秦王府也常用这些戏班来招待客人。如明中叶著名边帅王越在西安谒见秦王时，便受到这种款待。万历年间袁宏道、朱一冯来陕主持乡试时，也由秦王府乐人演出了乐舞、杂剧及地方戏。权阉刘瑾是陕人，入宫后主管教坊司，陕西乐户颇受优待。当时陕西各县多有世袭乐户。如武功县只1978户人家，就有9户乐户。其他如户县、周至、朝邑、大荔、三原、高陵、凤翔、乾州等地也有。西安、汉中等地更有大批乐户专供秦王府役使。
康海、王九思下野后由文转艺、化雅为俗之举，却给民间戏曲化俗为雅提供了契机。康、王挖掘民间乐曲，共同创作了一种“康王腔”，对陕西地方戏曲发展大有裨益。朝邑二韩（邦奇、邦靖兄弟）家居时，也曾潜心于秦声的创作、演出实践。此后，又有明中后期重要传奇作家，郃阳县王异、王元寿兄弟，著传奇24种，蒲城人魏秉、长安人董旭兆、凤翔人程云翼、韩城人卫先范、郃阳人范垣等，都善于鼓琴啸歌，对陕西地方戏曲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特别是渭南人李十三家族更对秦腔的形成贡献巨大。李十三原籍华县大张社村，逃荒到渭南北原上的小钟村落户，后来成为明代有名的世代相传的民间剧作家。他们祖孙19代，共同创作了秦腔剧目数十本，影响了有明一代的陕西戏剧，并遗泽于后世。
明中期以后，陕西各地农村的秋神报赛演戏风气更为兴盛，嘉靖《略阳县志》说：“春祈秋报，有古之遗响。”《洛川县志》记载说：“秋赛多用伶人演戏。”明王三聘在其所作《周至县志》卷9中也提到：“（城隍）庙内演戏赛神。”《鄠县志·周仪传》中也记录了：“邑民有事于城隍，声传繁艳，观者塞途。”周仪是弘治年间鄠县的教谕，所记不虚。其盛况有如各地方志所言：“半夜空堡而出，举国若狂”；“人物杂众，士女云屯，经月不息”。清人邹均礼所撰的《重修盘古庙碑序》也说：有明一代“每岁四月八日，七月望日，为附近居民酬神赛会。演戏数日，四方商贾辐辏，士女云集，……颇称盛会”。陕西地方戏风之盛可见一斑。
入清之后，陕西戏曲的发展又汲收了新的营养。郃阳县学者李灌，字向若，又字莲璧，20岁名驰三辅。明亡后他“披剃为僧”，拒绝清廷征召，为明末关中八遗之一。他在清初隐居乡里时，除创作了许多充满反清思明情绪的诗词外，也编写了许多说唱剧本，多体现了浓厚的民族思想与不可屈服的反抗精神。李十三家的戏班入清后仍演出于同州府属各县，艺术上更趋成熟，其代表作《白玉钿》《火焰驹》等秦腔名剧，把青年男女争取爱情和婚姻自由的斗争与反抗宗法愚昧和封建专制的思想联系起来，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清代女剧作家王筠，字松坪，号绿窗女史，长安县人，人称“长安才女”，她的大型剧本《繁华梦》《全福记》《会仙记》等，都以女子的奋斗为主题，反映了作者追求男女平等，要求妇女解放的思想，可同《牡丹亭》《桃花扇》等名剧相媲美。此外佚名作者的《铡美案》《打渔杀家》（又名《庆顶珠》）《反徐州》（又名《串龙珠》）《法门寺》（又名《宋巧姣告御状》）《打銮驾》《打金枝》等，题材之广泛，内容之新颖，寓意之深刻，艺术之高超，都是前所少有的。
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陕西地方戏曲已经由俗而雅，从乡村社戏、教坊家班而登上了大雅之堂，并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学士投身于民间艺术的提高，清代三原的张鼎望、周元鼎、蒲城的崔向余，晚清宜川的张梓、城固的何炯若、渭南的张元中、郭安康等，都是诗词、戏剧并作，雅俗相长，互相促进，深受群众喜爱。他们的创作实践不仅丰富了民间文化，而且促进了俗文艺的雅化。随着这种俗文艺的高雅化进程的发展，陕西地方戏曲的创作实践已上升为理论，出现了一批戏曲理论家与理论著作。如张鼎望的《秦腔论》、周元鼎的《影戏论》、陈伯澜的《群儿赞》等。这既是对当时戏曲活动的艺术总结，又对此后的陕西文艺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清代陕西地方戏曲与民间艺术的发展，还表现在秦腔各流派的分化与秦腔以外其他剧种的成熟。由于传播地域的关系，陕西地方戏曲与民间文艺形成了鲜明的地方色彩，在同一剧种或同一声腔系统中，又形成了充满泥土芳香的不同流派。如秦腔已有东路、西路、南路、北路之分。曲子戏中分化出了西府曲子、二华曲子、陕南曲子、陕北曲子。道情这一艺术形式也出现了关中道情、安康道情、商洛道情、陕北道情等地方流派。碗碗腔中产生了东府碗碗腔、西府碗碗腔、陕北碗碗腔、洋县碗碗腔。秧歌之中也分出了陕北秧歌、韩城秧歌、渭华秧歌等，各自成立为一个剧种。即使发源于西安附近的汉调二黄，也因流布地区不同而有了关中派、洛镇派、汉中派与安康派之别。这些不同流派的出现，表明陕西地方戏曲与民间艺术的高度发展与臻于成熟。
陕西戏曲班社组织与演出形式在清代也有了长足发展，清代中叶开始出现了营业性演出，陕西民间班社由自乐性的搭班演出、承当“庙貌会事”而发展为营业剧团。大批商人组建的班社，虽有招徕观众以利贸易的初衷，但后来也都成为独立的商业性演出。晚清时，很多班社都是地主兼工商业者领班。如当时同州梆子的四大班（大荔潘驿潘汉龙的潘家班、羌白梁光的梁家班、朝邑齐士唐的齐家班、城关许建仁的许家班）被称为“四大财主班”。不少县商人会馆的戏班子也属于这种性质，成为商人的雇佣演员了。随着商业性经营的扩大与发展，表演艺术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插科打诨增加，行头日趋艳美，而且吸收了其他许多艺术营养，如西府的小红拳、东府的真刀真枪，都吸收了武术的成果。这些变化都是当时商品经济与市场机制的发展对文艺发生影响的标志。
除戏曲以外，清代陕西的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也有发展，如清初宝鸡人党崇雅，曾先后仕明与大顺，后投清，官至大学士，他的诗词成就很高，著有《图南草》《忘先草》《焚焚草》《鹃失啼》等。淳化人宋振麟，著有《中岩集》等。
总之，明清两代，陕西的文学艺术出现了雅文艺的俗化与俗文艺的雅化这两股互为因果、交融反馈的潮流，专供统治者享用的庙堂艺术衰微了，立意深高但缺少内涵的古文运动退潮了，而以里巷民谣与旷野山歌为基础的地方戏曲与民间文艺则日益兴旺发达，并成长为新兴的高雅艺术。
二 明代“关中八志”与清代关中方志、金石之学
在文史方面，明清时代陕西学者的突出贡献主要集中在方志学领域。宋元时代陕西在方志纂修方面是十分落后的，其成就远不足以与南方相比。然而到明代便大有不同，关中方志之学不仅为陕人所引为自豪，外省学者也多有公论。如清初的文史大家、山东人王士祯便有“关中名志甲天下”[4]和“明代名志多出于秦”[5]之说。但哪些关中方志可称“名志”则诸说不一，有谓“哙人口者约十种”者，[6]有谓“关中称名志者七”[7]者。较为得到公认的名志是明代的“关中八志”。所谓关中八志，即康海撰《武功县志》，正德十四年（1519年）初刻；吕柟撰《高陵县志》，嘉靖二十年（1541年）初刻；韩邦靖撰《朝邑县志》，正德十四年（1519年）初刻；孙丕扬撰《富平县志》，万历十二年（1584年）初刻；乔世宁撰《耀州志》，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初刻；刘九经撰《郿志》，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初刻；王九思撰《鄠志》，嘉靖十二年（1533年）初刻；张光孝撰《华州志》，隆庆六年（1572年）初刻。这八部“名志”目前除了王九思的《鄠志》已经失传外，其余都流传至今。这几部地方志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如：
（1）与宋元方志（如实际上只是考史著作的宋敏求《长安志》等）相比，“明八志”的体例要完备得多，大致已经奠定了后世方志的成熟模式。但它的修撰过程与清代方志相比，又具有更多的“个人著述”性质。虽然当时外省籍主官监修、本地名流学者主纂的修纂制度已经建立，但撰写班子比清修方志要简单得多，基本上是成于一人之手，此人即对全书负有文责。不像清修方志那样写作班子庞大、审订程序严格、作品往往一副“官修”的派头，文责虚置，个性全无。这种带有一定程度的个人著述性质的方志，虽然在资料搜集等方面往往不如“官修”之书完备，但在成一家之言方面却具有“官书”所难以具有的优点。
（2）“八志”的撰写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名人，大多是在京师或外地任过要职后返乡著述的。作为本地学者，他们有眼见耳闻亲身经历之长，而作为资深位重的前官员，他们又比当地父母官即方志的监修者地位更高，比起清代方志的纂者往往地位低于监修者，以至于只能仰其鼻息写出官样文章的情况来，他们的作品显然可能写得更好。
因此，“关中八志”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这八部方志中，又以康海的《武功县志》与韩邦靖的《朝邑县志》名气最大。《武功县志》记载本县的山川城郭、津梁市集、祠庙寺观、户口物产等情况，体例得当，内容全面。王士祯对它有过“文简事赅，训词古雅”的高度评价。该志初刻后曾多散佚，清乾隆年间，武功知县玛星阿得一钞本，由朴学名家孙景烈加以评注后翻刻流行，后收入《四库全书》。《朝邑县志》为“朝邑二韩”中的韩邦靖所撰。韩邦靖（1488—1523年），字汝度，号五泉，他与其兄同年中进士，在武宗朝同被下过诏狱，同被革职为民，世宗朝又同时获平反并再度起用，其文章与才气也与其兄相类。但以36岁早夭，不如其兄那样著述宏富，《朝邑县志》便成为他最有名的著作，也收入了《四库全书》。
康、韩二志都属方志学中的简约派，“盖明代方志多失芜滥，故康、韩矫之以峻挈”[8]。不过它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过分简约而失去了许多信息。清人洪亮吉曾指出：“《武功志》虽絜，而典章制度率多遗漏”。[9]《朝邑县志》也有这个问题，这无疑是个遗憾。
除了“关中八志”外，明修陕西方志可观者还有不少，特别是三原人马理主纂的《陕西通志》是陕西省志中现存最早的一部，具有很大意义。
清代陕西的方志学继续得到了发展，尤其是乾隆年间著名文化事业组织家毕沅任陕西巡抚时，曾有来自各省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一大批乾嘉朴学大师、文史名人聚居其幕府，如洪亮吉、刘长明、孙星衍以及陕西武功人孙景烈等，他们都对陕西方志的修纂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些学者“敷政之暇，授碑碣以订金石，稽掌故以续文献，故关辅志乘，多成于斯时”。他们亲自主纂的一批方志，如孙星衍所纂的《礼泉县志》《邠州志》《三水县志》，洪亮吉所纂的《长武县志》《淳化县志》，孙、洪合纂的《澄城县志》，孙景烈纂的《鄠县志》《郃阳县志》等等，都是陕西清修方志中的上乘之作。这些学者对方志学理论也多有贡献。
与明代陕西几部名志都属于简约派相反，“清自屡开鸿博，崇尚考据，故诸作多趋于博丽”。尤其是以上这些朴学名家主纂的方志，更是以博见长。然而它们在体例上也相当严谨，可以说是博而不乱，繁而有序，信息丰富，查找方便，比明代方志明显丰富得多了。不过“官修”的色彩也浓得多了。
毕沅之后，道光、咸丰间朴学大师蒋湘南主持关中讲席，对陕西方志也多有贡献。他先后修纂了《同州府志》《泾阳县志》《三原县志》与《留坝厅志》，“考核详审，世推佳制”。[10]
明清陕西文史领域又一成就是金石学的进展。万历年间的周至县学者赵崡，字子函，一生钻研金石考古，著有《石墨镌华》6卷，收录碑刻253种，多为前人所未收。其中关于昭陵等处的碑文尤多，是研究陕西金石文字的重要成果。清前期万年县（今西安市）人褚峻，善书法，精刻碑，以贩卖碑帖为业，所著《金石图》《金石经眼录》，为乾嘉时期有名的金石之作。
毕沅治陕时期陕西的金石博物之学的进展尤其巨大。毕沅其人不仅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无所不通，而且手下人才济济，特别积极于利用手中权力组织研究工作。他不仅主持了陕西一大批方志的编写，而且着力收藏、悉心研究金石书画，踏勘、修缮陕西境内的名胜古迹。其中，他整修西安碑林的功绩尤大。北宋建立的碑林，到清初已破败不堪。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毕沅亲访碑林，见房屋倒塌，碑石卧倒在乱草瓦砾之间，遂决心予以重建。经过多年努力，碑林修整一新，复原前后堂庑，全部重加油饰；几十块巨大刻石从瓦砾中挖掘出来，洗刷文字，组织石刻陈列。唐碑的布置仍按北宋吕大忠的排列形式，并加收宋元及以前石刻，编排为甲、乙两部分，以栏栅围之，置专职人员管理养护。现在西安碑林的规模就是毕沅整修后奠定的。在重建碑林的过程中，毕沅组织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碑刻著录及考释工作，著成《关中金石记》《关中胜迹图志》等书，把陕西的金石文物之学大大推进了一步。
三 书院教育与书籍刊行
陕西的官府之学渊源久远，而以学者为中心的书院教育则始于北宋，明朝大盛。其中尤以关学巨子冯从吾创办的首善书院最为著名。
冯从吾（1556—1624年），字仲好，号少墟，长安县人。他是明代关学的集大成者，也是明末东林党一派士大夫在西北的首领。万历年间，他受朝中恶势力的排挤，罢官归陕。回西安后闭门谢客，专心致力于学术活动。为了宣传他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他在从事著述之余，又借用西安城南门内的宝庆寺（今西安市书院门小学）作为讲学场所，听众踊跃，很快便多达数千人，连陕西布政使汪可授、按察使李天麟也慕名前来听讲。他们看到几千人挤在狭小的宝庆寺院内不是办法，便以地方官府名义作主，把宝庆寺东的小悉园（今西安市师范学校校址）拨给冯从吾建立学校。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冯从吾主持下的首善书院应运而生。
首善书院由冯从吾亲任主讲，并延请一些学富德高的关学名儒共执教席。由于“少墟先生”的学识、情操声蜚远近，使它很快成为一所影响巨大的学术文化机构。它与设在附近的西安府学、长安县学、咸宁县学一起构成了当时西安乃至西北诸省的文化中心，即今天所谓“书院门”地区。而首善书院的名声更在那几所官学之上，不仅西北各地，甚至四川、湖北、河南等地也有学生来此就读，于是这里又成为全国闻名的学府之一。当时它不仅是关学思想与学术的最大基地，弘扬着主敬穷理、体验身心、崇实重道、经世致用的关中学风，而且也是正直士大夫的清议论坛，因此为日渐得势的恶势力所忌。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当权，大肆镇压知识分子，身为东林一派士大夫的冯从吾与他主持的书院自然在劫难逃。天启四年（1624年）首善书院终于被魏忠贤的爪牙所查禁，冯从吾也于当年郁愤成疾，饮恨辞世。
除首善书院外，明代陕西各地都创办了不少这类学者讲坛。如蓝田县的芸阁书院、瀛州书院，三原县的弘道书院、学古书院，西安城内的正学书院，周至县的集贤书院，渭南县的五凤书院、正学书院，礼泉县的星聚书院，商州的商山书院，白水县的明德书院，华州的华山书院，华阴县的四知书院，耀州的文正书院，同官县（今铜川市）的问以书院，武功县的绿竹书院，三水县（今旬邑）的乐育书院，潼关卫的明新书院，富平县的新城书院，陇州的汧山书院，等等。甚至在贫瘠而屡经边患的陕北，明代书院教育也有长足发展。如仅延安一城，就不仅有据传始创于范仲淹而复建于明弘治年间的嘉岭书院，还有龙溪书院、云梦书院、云岩书院、育英书院、杨公书院、赵公书院之设。此外，安定县有敬学书院，宜川县有正学书院，鄜州有两山书院、丽泽书院，洛川县有泰征书院等。书院教育在这里远比未经边患的陕南为发达。
明代陕西书院中除首善书院外，另一所颇有特色并享有盛名的是三原的弘道书院。三原在明清时代是文化、教育名城，以至于主管陕西全省教育的政府机关陕西学政与陕西督学使署常设在三原，而不是在省会西安。弘道书院开设得也比首善书院更早，明弘治九年（1496年）由县人王天宇创建。它也具有跨省的声誉，主要录取陕、甘两地的士子入学。与其他书院不同的是它的民办色彩更浓厚，主要是由富户、商贾集资创办与经营的，在明代，官方只给予少量财政资助。弘道书院虽系民办，其宗旨却十分正统，以“明纲常之道，知修齐之理”为办学方针。士子主要学习程朱理学，涉猎史志知识。它的《学规》规定：“一曰明德：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为学习之目的也。”
到了清代，陕西的书院教育开始走向衰落。所谓衰落并不是指书院办得少了或规模小了，相反地，清代陕西书院的数量与规模都超过明代。然而清代陕西的这些书院却出现了明显的“官学化”趋势。以学者为中心，弘扬富有个性的学派与学风，既是授业的讲席，又是清议的论坛等等书院不同于官学的传统特点，在清代陕西各书院中都已大为淡化。在清前期以文字狱为典型的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下，明末蓬勃兴起的各种启蒙思潮渐归沉寂，像东林书院那样的清议讲坛已无法存在。
清初康熙二年（1663年）陕西巡抚贾汉复建立关中书院，并在清代屡经修葺与扩建，成为当时陕西最大的书院。它虽然号称是继承了冯少墟的讲坛，但当年首善书院的清议传统已基本消失。清代的关中书院先后曾由王宏撰、李颙、柏景伟、孙景烈与蒋湘南等名儒主讲，在陕西省内外都有很高声誉，并跨省区招收陕甘两省士子。但政府对它的控制远比明代严密，院务由陕西巡抚兼管，山长的聘任、经费及学生录取都由巡抚决定。开设的课程主要是“正学”，即程朱理学。书院名义上是以提倡教化、移风易俗为办学目的，实际上却与府州县学一样，成了以考课为主的科举预备机关。“关中乡、会试中或膺馆选者，大半皆书院之士”。原由民间集资兴办的三原弘道（乾隆年后为避清高宗弘历讳而改为宏道）书院，入清后也更多地接受官方资助，并直接受置署三原城内的陕西学政管辖，已基本上成了官办学府。陕西境内的大小书院，也大都按关中、宏道两大书院的模式走上了官学化之路。
直到晚清时代，国难日深，新政之议起，洋务、维新、变法图强之说大倡，陕西的书院教育才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晚清诸新政的潮流中，教授新学、西学、实学的新型书院开始在陕西出现，其代表是设在泾阳县城的味经书院与崇实书院。
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洋务运动中，由陕西督学使许振祎奏请在泾阳设立了味经书院。其经费由许振祎本人捐廉（养廉银）并向泾阳、三原、郃阳、韩城、渭南等地绅商筹集，史兆熊、柏景伟、刘光蕡先后任山长。政府规定它与关中、宏道两书院同级，都面向陕甘两省录取士子。
为了革除旧式书院之弊，味经书院进行了若干改革，例如：
（1）在办学体制上，味经书院与官办性质的关中、宏道两书院不同，它为政府倡议，责成绅士主办，以避免“延师循情敷衍之弊”和“经理侵蚀支绌之虞”，摆脱官办腐败现象。
（2）在学习科目上，旧式书院以学习义理诗文为主，而味经书院则制订了以实学为主的方针，学习内容不限于经书，而且要研习纲鉴诸史、文献通考等，强调经世致用，主要设置有制艺、论策、经解、诗赋、法戒等课程。
（3）在教学方法上，旧式书院除阅课外，师弟不常接见，而味经书院主要采取课堂教学法，由山长每日登讲台授课。
这时的味经书院虽强调实学，但为时代所囿，仍未超出穷经致用的范围，因此它建立后又不断地经历了改革。光绪十一年（1885年）味经书院内设立求友斋，开设经学、史学、道学、政学、天文、地舆、算法、掌故等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的内容，求友斋还附设刊书处，出版西学与时务新书，它是陕西最早讲授西方新学的学堂。光绪十三年著名教育家刘光蕡出任味经书院山长，开始了进一步的改革。他认为今日“世变为汉唐以来所未有，即救变之才，其学问必不能尽循汉唐以来之成迹”。于是，在书院中又新开设了算学、时政、天文、地理、外文等课，其中尤重算学与时政两门。刘光蕡认为“西人富强，以制器精奇，原本算术”，因而救国必须识算；而“士子读书，以识今日时务为第一要义”，无论读经史旧学还是西方新学都要联系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因而救国必须懂时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甲午战败、国难当头的形势下，书院又设立了时务斋，要求学生每日看报，研讨国内国际大事。
经过一系列改革之后的味经书院，成了一所以传播自然科学与新思想为特色的学府，一时名满西北，陕甘士子竞相就学，一大批新型人才从这里产生。著名数学家张秉枢、爱国教育家杨松轩、水利学家李仪祉、民国政治家于右任、名记者与报人张季鸾等都出身于味经。
随着时代的进步，一所味经已不敷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于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陕西巡抚魏光焘、学政赵维熙又奏请设立以理工之学为主的格致实学书院，院址仍在泾阳。次年十一月由三原、泾阳两县拨官款与绅商捐款建成了这座学府，并改名崇实书院。山长仍由刘光蕡兼任。办学经费由官款3万两作基金存于商号生息，并由味经书院刊书处拨银570两供支。书院设致道、求志、学古、兴艺四斋，后又并为政事、工艺两斋。课程开设以格致、算学、制造、英文为主，传统的文科诸学已退居次要地位。书院内并设有制造所，供学生实验习艺，仿制机器。
这样，到戊戌变法时，陕西已出现了以关中、宏道两所传统书院与味经、崇实两所新式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教育体系，号称“清末关中四大书院”。到了1901年，清廷宣布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通令全国各地改书院与官学并为学堂。次年，味经、崇实两书院并入宏道书院并改建为宏道大学堂，并在西安新设陕西大学堂。1903年又改关中书院为陕西师范学堂。于是，四大书院连同整个传统教育体系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为近代新式教育取代了。
明清时代陕西文化传播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书籍的刊刻。陕西的雕版印刷术大约始于北宋。到金朝中叶，陕西出现了最早的刻书，即华阴刊印的《西岳华山志》。宋元时代与陕西毗邻的山西平水（今临汾）是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陕西也受其影响，雕版印书事业兴起，到明代终于形成大发展之势。当时西安、咸阳、朝邑、大荔、三原、彬县、泾阳、乾州、凤翔、汉中和延安等34处都有印书业存在。不仅官署刻书，藩府、书院、书坊以至私家都有刻书的。官刻本如陕西布政使司刊刻的《十七史详节》、西安府刊印的著名志书《长安志》《长安志图》和《雍录》。藩府本如秦王府所刻《史记集解索引正义》和从医圣孙思邈的名著中摘编成的《千金宝要》。书院本如西安正学书院所刻《国语》。坊刻本如郃阳书堂合刊的《长安志》和《长安志图》。私人刻书如长安大藏书家、刻书家许宗鲁用古体字（小篆楷写）刻印的《韵补》《吕氏春秋》等等，都是明代陕版刻印的图书佳品。明末陕西大科学家王征也曾自刻过他写的多种科技著作与西学著述，可惜仅《奇器图说》与《两理略》得以传世。
清代陕西的刻书事业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西安、三原、朝邑、华县、安康等刻书中心。许多清修方志，如康熙、雍正两修的两种《陕西通志》，就是西安官刻志书。但这时西安官制书籍最多的还是理学著作。图书流通市场也开始形成，西安一地的坊刻书肆就已有十余处。文化教育发达的三原，也是陕西的一个刻书中心，而且以出丛书著名。如清代三原藏书家李锡龄辑、宏道书院刊行的综合类大型丛书《惜阴轩丛书》、三原东里堡刘家刊行的《传经堂丛书》，以及清麓书院刊行的《清麓丛书》等，都以理学著作为主。在清末西学东渐的风气下，三原还在大量刊行理学书籍，无疑有落伍之嫌，但其刻书规模之大仍足以令人惊叹。此外朝邑县也刊行过《青照堂丛书》。华县、安康的刻书之风也很盛，而三原的九畹书屋、泾阳柏氏、蒲城味经堂的刻书事业也很有名，刻书的技术比明代又有很大进步。
清末，石印、影印等“泰西之法”传入，雕版印书开始衰落，民初铅活字排印更是迅速排挤了传统的雕版印刷，陕西的传统刻书事业在经历数百年辉煌之后，终于走向衰落。
四 农学、医学的发展与王征的科学成就
明清时代关中出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农书。明后期三原温纯、周至赵都是多方面的学者，他们重视农业生产，总结关中农民的经验，编写出若干地方性农书，其中尤以赵崡的《植品》为著名。此书为最早记录西红柿传入我国的植物学著作，很有科学价值。到了清代，关中农书又迭有新作，如兴平杨屾的《豳风广义》《知本提纲》《修齐直指》，户县王心敬的《区田法》，三原杨秀元的《农言著实》等等。
杨屾字双山，兴平县桑镇人。他的《豳风广义》一书共分3卷，图文并茂。该书列举了北方可兴蚕桑的六条证据，关中可力行蚕桑业的四条理由，记述了种桑、养蚕、置具、缫丝、织纴的全过程及整套技术，对园林、畜牧之学也有涉及。当时关中自宋以后桑麻之业久衰，而植棉之业虽已引进，但晚清以前并未推广，因此在杨屾的时代关中许多地区的农民不得不“以食易衣”，“因衣之费而食已减其半”[11]，从而陷于“自给而不足”的困境。杨屾倡导的“桑学”在道光年间经陕西巡抚号召推广后，对关中桑蚕业的复兴起了一定作用，使许多农民由自给而不足的困境转变为可以自给自足。当然，在当时气候与生态条件已不同于汉唐的情况下要完全恢复桑麻供衣的古风已不可能，这是不可以苛求于他的。
杨屾的《知本提纲》与《修齐直指》系统地提出了自然经济农业的一整套经营原则与技术要领。前一书提出的经营目标是尽可能完全的自给自足：“四农必务其大全：耕以供食，桑以供衣，树以取材木，畜以蕃生息，不出乡井而俯仰自足，不事机智而用度悉备。”[12]后一书则强调高度精耕细作，在有限的土地上通过高度密集的劳动投入实现所谓“好亩抵十之法”“一岁数收之法”乃至“二年十三收之法”。并介绍了一些“费人而价廉”的即高耗劳、低耗资的实用技术，如区田法、猴井法和“买田不如粪田”等等。[13]这些技术与原则对于人口稠密而工商业不发达的关中地区是有重要意义的。
如果说《知本提纲》与《修齐直指》都主要是经营原则的论述的话，那么杨秀元的《农言著实》则完全是一部按这些原则经营的农场操作实践的总结。这本用地道的三原土话写成的“半半山庄主人示儿辈”之作并不是为出版行世，而是为向农庄继承人传授实际经验而写的。它除了提供一份自给自足、高耗劳低耗资农庄的操作流程外，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一种独特的“自然经济下的经营地主”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既以只有雇工而无租佃的特征有别于传统地主经济或小农经济，又以自给的非商业目的而有别于资本主义雇工农场。显然，这种模式在当时的关中并非罕见。因此杨秀元的这部书不仅具有农学意义，其社会学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
清代关中农书一方面总结了旱作、自给、高耗劳的关中农业所能达到的惊人历史成就与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这种农业模式的巨大局限性。这些农书不仅与同时代的江南农书（如张履祥等人的著作）风格截然不同，就是与同处北方的其他省区也大有差异。例如，在以《马首农言》等为代表的山西农书中频频提到的市场价格问题，上述各种关中农书中都绝未涉及，这十分耐人寻味。
明清时代的关中传统医学也有了发展。明末临潼县阜广里（今武屯乡）人武之望是其杰出代表。武之望官至陕西三边总督，在当时的西北，其尊贵唯秦王可敌，然而这样一个封疆大吏却对医学深感兴趣并且造诣颇精。他著有《济阳纲目》《济阴纲目》与《疹科类要》等多种医书，为我国传统医学在明清时代的发展，作出了一个陕西人的贡献。
然而，在明清时代陕西的科学技术发展领域中，最大的贡献无疑属于被称为“北方的徐光启”的关中科学之星——泾阳王征。
王征（1570—1644年），字良甫，号葵心，又号了一道人。他是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以经算教授乡里”。入仕后曾先后任河北广平府与南直扬州府推官、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他为官清正，注意民生，反对横征暴敛。当魏忠贤乱政之时，其爪牙在扬州建立了魏的生祠，强迫官民对之顶礼膜拜。王征不阿权贵，与另一陕籍官员顶住压力，拒不前往朝拜，被时人赞为“关西二劲”。他还有志于抵御满洲贵族入侵，积极练兵备战，写成《兵约》，又著《客问》，具体地提出了自己的制敌方略。
王征的一生主要致力于科学技术事业。他从早年居乡时，就开始从事一些农具和日常用具的改良与发明。他这一时期的科学成就后来收入了《新制诸器图说》一书中。后来在多次进京会考的过程中，适逢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讲学京师，他从此接触了西方科学知识，并产生了极大兴趣。此后他积极从事西方科学技术的介绍，其主要成就是与瑞士传教士邓玉函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晚年回归故里后，他继续从事各种机具的研究与发明。当时明末农民战争的风暴已席卷三秦，站在正统王朝立场上的王征积极协助官府，纠集团练，守城御“贼”。可叹的是，他所引进的机械之学没能造福于故乡人民，却“创为连弩、活机、自行车、自飞炮诸奇器”，用以镇压农民军。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李自成略定三秦，建立大顺政权，征召王征出仕，王征顽固抗拒，竟于次年绝食而死，落了个悲剧结局。
王征在机械学上的贡献巨大，其中既有他自己的发明，更有他对“西学”的介绍。在他的《新制诸器图说》中，记载了他自己发明与改造的一系列器具：引水之器——虹吸、鹤饮；转硙之器——轮激、风动、自动三种；自行车、转壶、代耕、连弩等。其中的虹吸是利用虹吸原理制成的一种灌溉工具；代耕为一种用人力以绳索牵引往复带动耕犁的耕作机具；自转磨、自行车都是依据钟表原理设计、以重力蓄能驱动的机械。《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一、二两卷）为“论重之本体”，介绍西方的“算法”“测量”及“力艺之学”的基本原理，共61条，涉及了重力、重心、比重、压强、浮力等原理与杠杆、滑轮、轮轴、斜面及螺旋等简单机械。第二部分为“论各色器具之法”，介绍各种应用机械的原理与结构，共92条，后附有起重11图、引重4图、转重2图、取水9图、转磨15图、解木4图、解石、围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1图、水镜4图等共54幅机械图，皆附有说明。在该书序言里，王征“极夸其法之神妙”，“能以小力运大”，“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体现了当时开明学者对“西学”的向往。尤其可贵的是，他不只从工艺技巧方面推重西方技术，而且能进一步深究其理论基础，认识到数学、几何、力学等“皆相资而成”才能有此进步，这在当时实为精辟之论。因此他的《奇器图说》一书（《新制诸器图说》与《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的合刻本）就不仅仅是一本经验汇编，而且是系统性的力学—机械学专著，这在我国科技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五 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文化的良性交流是文明得以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而文化的恶性碰撞则往往导致文明的危机，甚至文明的毁灭。然而在实际历史进程中，纯粹的良性交流或纯粹的恶性碰撞是很少见到的，因而“文化相遇”就成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是走向升华还是走向沉沦，就看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们能否作出正确的回应了。
地处内陆的陕西，在周秦汉唐时代曾得益于欧亚陆上商路大动脉（所谓丝绸之路）而处在“文化相遇”的前沿，陕西先民当时以开放的心态勇敢地迎接挑战，抓住机遇，使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得以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宋以后陕西周边形势改变，旧有的欧亚陆上动脉逐渐被海上交通所取代，陕西也不再处于“文化相遇”的前沿。但无论是经由陆上通道与中亚、西亚伊斯兰世界的交通，还是通过海上中西交通由沿海地区辐射而来的“西学东渐”，都继续对明清时期的陕西历史发生着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