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役戍备：河西汉塞吏卒的戍屯生活（出版书）》
作者：赵宠亮
简介：
本书利用出土简牍、传世文献和考古调查发掘资料，从吏卒的来源与退役、工作与休沐、功过与奖惩、物质生活、医疗卫生状况与死亡抚恤、精神文化生活以及河西汉塞的社会生态等方面，对汉代河西地区屯戍吏卒的生活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细致讨论。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对汉代社会历史状况的认识也得以加深。
行役戍备
——河西汉塞吏卒的戍屯生活
总 序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博士文库是我院实施“科研兴院”战略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众所周知，科研机构的主业是科学研究。我们认为省级考古研究院所更应该将科研放在本单位各项工作的更加突出的位置。但由于单位专业工作的特殊性和历史原因等因素，我院几十年来的科研成果在数量、质量上均与我们自身所定的奋斗目标和社会的期待存在着一定差距。几十年来，全国省级考古院所的科研人员在科研方面面对的共同难题主要是大量的、持续的、超负荷的田野考古工作。仅以我院为例，从这几年科研人员野外发掘工作统计数据来看，每年在野外从事发掘工300 天以上的人员并不在少数。在如此环境艰苦、时间紧张的条件下，将发掘资料及时整理公布已属不易。于此，最标志性的事件是，在2005年前后，国家文物局曾通报积压过久、未整理出版的共100本全国重要考古发掘报告，要求限期完成。我院也有3本“上榜”。面对这种局面，要挤出时间来搞科研似乎的确是有些奢谈。
我院的“科研兴院、人才强院”战略于2003年正式实施，事实上也是在野外发掘调查任务重、积压报告多的大背景下启动这一战略的。为什么要在这时启动呢？因为我们认为，科研是科研单位的核心工作和灵魂，是考核一个科研单位工作成绩的最重要指标。既是我院为生存、为发展的眼前工作，也是我院更加有为有位、做大做强的百年大计。单位性质决定了我们惟有重科研才能吸引有志于 考古事业的青年人加入进来；惟有出一批有影响的科研人才，方能使我院真正地强大起来。
有鉴于行业所面临的大环境和单位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科研兴院”战略实施的重点在于抓年轻人才培养。具体做法有：要求院内所有行政后勤服务性工作向科研业务倾斜；让在工作一线的年轻人既是项目承担者，也是项目各个环节（从计划制订实施到物人安全，从经费使用到报告整理，从成果发表到相应荣誉等）的责任人，做到名实统一；特别设立院长科研基金，重点资助年轻业务人员的科研课题；将积压的考古报告的整理出版纳入科研管理，并作为年度目标责任的考核项目。
到了2008年，在盘点“科研兴院”战略目标的阶段性成果时，我们惊喜地发现：院内年轻业务人员几乎都获得过一次以上院长科研基金的资助，取得了一批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成果；我院已成为在国家文物局规定时间内，全国最先完 成积压考古报告的几个省级考古院所之一，并且新的发掘成果也及时出版了报告。这些可以说是实施“科研兴院”战略初战告捷。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思考这一战略如何向纵深发展。这些年陆续有年轻的博士加入我们的〼队。他们思想活跃，不但在业务上勇挑重担，而且科研上的高起点 也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认为理应为他们的成长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于是就有了出版一套博士文库的构想。我们将这一想法披露后，很快得到了四川省文化厅和省文物管理局领导的首肯、学术界的正面反馈、院内博士和在读博士及准备读博士的年轻人的热烈响应。于是我们就启动了这套文库的出版工作。
该文库入选的每本书的作者都是在我院工作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每本著作都是他们以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在工作后又做了充实修改的成果。在入选文库前，我们还以适当的方式对这些成果进行了评审。
如果将我们的“科研兴院”战略分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之前近10年我院所有同事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第一阶段即“科研兴院”在努力。第一阶段的工作有赖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大家的〼结拼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现在，我以为，以这套博士文库的第一部著作的面世为标志，我们就正式转入“科研兴院”战略的第二阶段，即打“人才强院”的攻坚战。这将是一场“持久战”，有了第一阶段的胜利，我们有信心坚持不懈，直至取得胜利。
编辑出版这套文库，也是想表明我们的一种姿态：
栽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
2012年10月1日
序
对于河西汉塞简牍的早期认识，或许可以上溯到中古时代。《太平广记》卷三六八《居延部落主》一篇，保留了出自《玄怪录》的神异故事。说到北周静帝宇文阐时代居延地方发现汉代简牍的情形。说者云于“一古宅基”，“掘之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有皮袋数十，槛旁有谷麦，触即成灰。槛中得竹简书”。所谓“谷麦”“成灰”及“得竹简书”等情节，对照现代考古知识，大致都近似真实。可能原本有比较确定的相关发现以为传说的基础。据说“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而所得“皮袋”，被解说为“即都尉李少卿般粮袋，屋崩平压，绵历岁月”。因简文有“陵”字，而判断为与汉武帝时“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拜为骑都尉”，又“将其射士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史记》卷一〇九《李将军列传》褚少孙补述）的名将李陵有关，可知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居延简牍属于汉代遗存。而所得“皮袋”是盛装军粮所用，也大致符合汉代边塞军需供应制度。从居延汉简的内容看，这种“皮袋”，可能就是军旅生活中称作“革橐”的常备器用。这些遗存后世成为精怪，却也曲折反映了传统中国民间社会视古物自有灵性的意识。我们现在看来，河西汉塞出土文物中文化信息最为丰富的简牍， 既真切记录着当时军人的生活，应当也片断体现着他们的辛苦和危难，寄托着他们的思虑和情感。《居延部落主》中说到诸“为怪者”“号呼”“为冤楚声”，“为冤痛之音”。我们抚读汉简，有时似乎也可以隐约体会到当时河西汉塞吏卒劳作和戍防时承受的沉重的生活压力。
河西汉塞出土简牍，从19世纪末开始，逐渐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随后开始的有目的、有计划的简牍发掘，陆续提供了对于汉史研究至关重要的丰富而生动的信息。河西简牍岀土的数量空前，其内容也引起了国内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因《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一书而面世的敦煌汉简，对于研究汉代河西地区的军事生活和社会状况曾经较早提供了直接的资料。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于1914年完成的震惊国际学术界的名著《流沙坠简》以及此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都是在河西汉塞出土简牍文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侨居日本时，曾致信斯坦因所获文书的整理者和发表者沙畹索要敦煌木简照片，得到沙畹发表资料的校正本后，辛苦考论，“握築逾月，才粗具条理”，在距离实物有遥远的空间距离，又无法全面掌握相关资料的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写成了这部中国简牍学的奠基之作。《流沙坠简》和此后写出的一批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运用全新的方法，开创了历史学研究的全新境界。王国维等人的工作，被看作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开创性的研究。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下实物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方法，对近代史学的进步有重要的影响。《流沙坠简》一书因此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鲁迅在《热风集•不懂的音译》中写道：“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王国维通过“一部《流沙坠简》”，在学术理念、学术原则和学术方法上都树立了 “研究国学”的典范。
我们注意到，《流沙坠简》王国维序强调对汉简中“其戍役情状与言制度名 物者”的重视。书中主要内容《屯戍丛残考释》分列“簿书类”、“烽燧类”、“戍役类”、“廩给类”、“器物类”、“杂事类”，无一不密切关系从事“戍役”的军人们的生活。
赵宠亮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以学位论文《河西汉塞吏卒生活研究》通过答辩，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的。我们面前的这部学术专著《行役戍备——河西汉塞吏卒的屯戍生活》就是在此基础上再经进一步的修改充实而完成的。其中新材料的使用，首先即论文答辩后面世的《肩水金关汉简（壹）》（中西书局，2011年）。此外，文字的推敲，内容的调整和论证的增补，都使得全书呈示出新的面貌。
当时论文选题的设定，考虑到下层军人生活反映汉代社会风貌的意义。作者讨论了河西汉塞军人的出身、赴役方式、日常工作，以及休沐、请销假、功过奖 惩诸形式，对于他们的物质生活、医疗卫生与死亡抚恤亦有说明。在边塞环境中 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也是作者关注的对象。对吏卒退伍制度，亦有涉及。大致可以说，河西汉塞基层军事组织的军人生活，得到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学术关照。这样的研究，推进了对汉代社会生活史、军事制度史和河西地方史的认识。
比如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论及文化学习、游艺活动、情感生活、信仰世界等方面。考察视角比较宽广。论者受到邢义田先生《汉代边塞吏卒的军中教育——读〈居延新简〉札记之三》（《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 年）等论作的启示和引导，是明显的，而研究又因自己独特的视角而有了新的观察和新的体会。
在博士学位论文评阅过程中，评阅专家对于《河西汉塞吏卒生活研究》多有奖掖。马怡研究员肯定“《河西汉塞吏卒生活研究》是一个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选题”。又表扬作者“不仅在考察层面上较以往有所突破，在研究手法上也更为周到、细腻”，“提出不少引人注目的新见”。杨振红研究员评价，“论文对河西汉塞吏卒首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初次对河西边塞吏卒的情感生活、信仰世界、社会生态情况等进行了探讨”，“论文在很多方面纠正了以往认识的不足和偏差”，“论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论证有力”，“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宋超编审在评阅意见中写道，“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史研究的复兴，边塞吏卒的生活状况引起学界注意，并取得一定成果。然与已有成果相比，本选题的论述考证更为全面、系统，这应是其主要学术价值所在。另外，本选题在一些细节方面的考证也值肯定，如对吏卒的籍贯、罢卒等方面的研究，对已有成果或有纠误，或有补遗，结论更为可信。再次，以往研究涉及较少的问题，如吏卒的住宿状况，休沐与请销假的区别，吏卒的精神与情感生活，吏卒与边民的关系，都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讨论”。孙家洲教授对这篇论文作了如下评论：“在史料的运用上，采用了传世史料、简牍、考古报告三大类；对前贤时哲之论的整理和借鉴，颇见功力。从多个方面对汉代河西塞防系统中的吏卒生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对若干问题的讨论，都有新的创获。其中关于吏卒生活的精神层面的讨论，汉代政府对边塞吏卒生活的关切体现出统治者拓边政策和意识的重要内容，等等方面的研究和论述，都能从具体问题入手，很有说服力。”黄朴民教授这样评述这一研究主题的学术意义和论文的学术价值：“全面、深入考察汉代边塞吏卒的社会生活状况，举凡吏卒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吏卒来源、赴役退伍、功过赏罚、陟黜迁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情感活动、信仰观念，等等，做了最大努力的复原，并阐说了作者自己的认识，选题角度新颖，问题意识强烈，深化了汉代戍卒的研究，具有较重大的学术价值。”他肯定了作者“朴素认真的学风”，又写道：赵宠亮进行的工作，“较前人已有的成果，有所突破，有所推进”。比如，“增加了前人所较少涉猎的来源、复员、住宿条件、情感生活、信仰观念等的揭示与讨论；研究的深度在某些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请销假制度的梳理与复原，就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例子：吏卒的学习以往也有学者关注讨论，但本文变换视角，从学习原因动机、学习内容、学习方式与效果切入，推陈出新，饶有新意”。
在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河西汉塞吏卒生活研究》得到好评。答辩委员会主席彭卫研究员以及答辩委员会成员胡平生研究员、李均明研究员、吕宗力教授、宋超编审、宋杰教授和孙家洲教授，都给予赵宠亮的论文以肯定的评价，并提出了若干进一步修改的宝贵意见。后来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的鼓励和支持，《河西汉塞吏卒生活研究》又经认真的修正，列入“简帛研究文库”，得到出版机会。这是作者赵宠亮的幸运。作为导师，我也深心感谢促成这一学术机缘的朋友。同时，也感谢对赵宠亮的学业进步有指导之功的胡平生、李均明、吕宗力、刘华祝、宋超、马怡、孙家洲、徐世虹、彭卫、卜宪群、杨振红等诸位先生。而在秦汉史和简帛学研究方面曾经多有建树的高大伦先生的启示、鼓励和支持，对于这篇学位论文内容的修订乃至学术水准的提升，作用尤为重要。
大家都注意到，在若干高校得到战国秦汉简牍收藏和整理的机会之后，简牍学研究力量的分布形势发生了变化。原先若干专门研究机构及一些考古部门的优势地位有所改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等学校通过对一些因盗掘、走私而流散的战国秦汉简牍资料的保护、整理、研究，提升了简牍学的水准。一些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直接参与整理，保证了工作效率，也有利于学术新人的成长。这一情形与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院校简牍学研究的相继兴起，显现出这一学科的新的生机。赵宠亮相继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他积极参与北京大学的张家山汉简研读班、东牌楼汉简研读班、走马楼吴简研读班，中国人民大学的额济纳汉简研读班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居延新简研读班的活动，应是他取得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赵宠亮现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日常工作虽颇为繁重，然而以接近考古发掘一线工作的有利条件，应当有新的学术体会。相信有类同学习 和工作经历的青年学人，通过今后的学术努力，可以再度促进一些考古部门的简牍学研究的进步。
《行役戍备——河西汉塞吏卒的屯戍生活》选题有值得肯定的学术意义，作 者努力追求前沿性和创新性，研究工作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果。但是正如论文答 辩时有的学者所指岀的，相关主题还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就这部经过加工完善的努力而问世的论著而言，学术眼光和学术方法也有待于新的进步。《书•盘庚中》有“往哉生生”语。宋代学者时澜《增修东莱书说》卷一一《盘庚中》解释说：“又敎之以‘生生’，‘生生’者，新新不已，振发懈怠废弛之意也。”《京氏易传》或题《京氏易略》曾有“新新不停，生生相续”的说法，后来易学家以及医学家多借用此语，形容自然的生机。所谓“生生”“新新”之义，或许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学术生命力的象征。希望赵宠亮博士以“生生”“新新”为志，持续努力，取得更多更精彩的学术成就。
王子今
2012年1月6日初稿，10月26日改定
目 录
总序
序
绪论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二、学术史回顾
（一） 研究概况
（二） 具体研究
三、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