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眼波横”，顾横波生前享尽了荣华富贵，死后又受到隆重礼葬。她作为尚书夫人曾堂而皇之地接受大清国的“一品夫人”的封号。死后，京城王公贵族文人学士都前去凭吊，许多地方尤其江南一带的文人学士，都设堂吊祭。除了顾横波嫁入龚家门，在她身上还有一段浪漫传奇的经历，就是与《板桥杂记》的作者余怀结下的一段爱情故事。
明清易代的时期，也是秦淮歌妓最繁荣的时期。秦淮歌妓与其他地方的歌妓有些不同，可以说秦淮歌妓的质量更高，秦淮歌妓才色俱佳，是江南士大夫文化造就了这样的质量。顾横波在死后多年，清朝大学士大诗人袁枚仍然对她称赞不已。在许多书中可以找到秦淮歌女与文化结缘的影子。这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孔尚任的《桃花扇》，它还被列为中国十大名剧之一。另一本影响较大的书是余怀的《板桥杂记》，再后来，乾隆时代，珠泉居士仿余怀的《板桥杂记》作《续板桥杂记》，后又作《雪鸿小记》再述秦淮歌妓的故事。嘉庆时代，当时流传《秦淮花舫录》这本书，其中对秦淮歌妓的描写比较充分，以及后来的《花舫余谈》，使得秦淮歌妓对当时的文化风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治时代，许豫著《白门新柳记》和《衰柳记》，再次对秦淮歌妓作了一番描述。另外，对民间文化影响较大的戏曲方面，除了孔尚任的描写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悲剧爱情《桃花扇》外，还有描写吴梅村与卞玉京的爱情故事《玉京道人》，描写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故事《圆圆传》，描写柳如是一生以及和钱谦益的爱情故事《柳如是》等等。秦淮歌妓，由于多与文人学士结合，对清代的文化以及各地歌妓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六朝金粉之地的秦淮河水，不仅是为文人墨客们找到了一块寻芳觅艳之地，它所涵盖的文化不仅仅是这些。秦淮河水与青楼歌女所结合出来的文化，有相当深厚的底蕴，都朝的演变，也像是不断地对这种独特的文化在提炼，从而产生出更精湛的文化思想来。翻开中国历代文化长卷，仅仅是在词坛上，“三足鼎立”的怀古大作在金粉之地就落下了二足。对六朝的咏叹，又何止是一江春水。无数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千古绝唱。
顾横波通文善诗，尤善画兰花。余怀称她“庄妍靓雅，风度超群”，她当时所住的“眉楼”，每天都会有从四面八方来的文人学士前来寻欢作乐，也正因此她的这个“眉楼”才被余怀戏称为“迷楼”。“席无媚娘不乐”，是当时人对她的追捧。曾经有一次，有两个人为争风吃醋打起来，其中一人依仗他家有人在地方做了高官，竟告了官，要求惩治另一个人。余怀为此“怒发冲冠”，作了一篇檄文，声讨那个告官禁的人，此文一下子传遍了金陵，一时金陵百姓无不争相诵读。那家告官的只好撤了诉讼，余怀也因此更加得到顾横波的垂爱，他们两人的爱情，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过了一段时间，南明小朝廷的龚鼎孳也爱上了顾横波。龚鼎孳是明清两代大诗人，他性情豪迈，浪行纵文，很有魏晋文人的风范。自从他爱上顾横波后，不惜倾家荡产，要博得美人芳心。余怀最终因为敌不过龚鼎孳的财力和情感，最后不得不主动退出他与顾横波的感情关系，但他最终却悔恨自己“书生薄幸，空写断肠句”。“六朝花鸟，五湖烟月，几人消受”，余怀念及自己与顾横波旧情时，也只能剩下一番感叹了。这个曾经让顾横波魂牵梦萦的余怀究竟是何许人也
余怀中年时正好赶上明朝覆亡，从此他四处漂泊，也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暗中参与反清活动。但随着复明意愿的落空，他开始在旧梦中寻找寄托。余怀的《板桥杂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了解当时社会状况的机会。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明末清初的金陵娼妓的逸闻趣事、名家韵事。秦淮河风流余韵久已有之，旧有“六朝金粉之地”之称，唐朝时已经很是繁盛，有杜牧《夜泊秦淮》诗为证，但它的繁华到了明末才算达到顶点，这里是文人雅士和名姝才女们聚集的地方。《板桥杂记》中的板桥，是指十里秦淮南岸长板桥，这一带以旧院名妓而闻名，而这本书就详细地追怀了当年这里的盛况。在国破家亡之际，余怀却追怀旧院名妓的风流余韵，未免有些荒唐。他自己在序言中强调这是有为之作，面对他人的诘难，他说自明亡后，这里“楼馆劫灰，美人尘土”，感慨其中的盛衰。
余怀年幼的时候体弱多病，年轻的时候正赶上甲申之变。李自成与满清双重围困明朝。余怀虽是一个“布衣”，但家庭却并不寒素，可能是因为经商从福建莆田黄石水南迁往南京，而且已经不止一代。余怀和妻子共同生活十年，他对妻子十分关爱，两人生育了两男一女，其中宾硕是个十分聪明的人，以诗文渊博而著称。除此之外，余怀还曾经纳过一个擅长吟咏的小妾——陆眷西。
余怀才华出众，他曾经游学南京国子监，每次考试都居榜首，诗文更是名震南都。与黄冈杜茶村、江宁白梦鼐（仲调）齐名，人称“余杜白”（金陵俗称染色“鱼肚白”的谐音）。在清初的文坛上，许多有学问的文化人对余怀评价很高。明末清初江南文苑盟主、被誉为明诗坛大家的吴梅村（伟业），曾写《沁园春赠南中余澹心》，盛赞余怀之文采风流“绿草郊原，此少俊风流如画……问后生领袖复谁人，如卿者”梅村晚年读至余怀的《玉琴斋词》时称赞说，读余怀诗词，真是觉得惭愧。“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清初官至礼部尚书，在评价余怀词作时也盛赞他“惊才绝艳”。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作《金陵怀古诗》，康熙年间称雄诗坛的王渔洋称道余怀的《金陵怀古诗》可以和刘禹锡当年的诗作相媲美。
很多文人墨客与余怀交往都很多，其中也有很多关系不错的，有明清之际的文坛宗主钱谦益（牧斋），有著名四公子之一的冒襄，著名学者、诗人曹溶（秋岳），吴绮（茵次），戏剧家、诗人李渔，尤侗，画家吴历，大词人陈维菘，以气节著称于世的姜士采、姜垓、刘城，还有著名僧人函可等等。
一座上演着党社倾轧、宫廷内讧、权力争斗的浓墨重彩的舞台最终成为审判它自己的祭台——这是熟悉历史的人士对发生于明末甲申、乙酉年间那一段扑朔迷离的史实一般所持的观点。
没有人能够逃脱国破家亡、河山蒙羞的不幸命运，但是也没有人能够真正有效地反抗它。
毫无疑问，同样的景象当然也出现在曾作为六朝故都，无奈已王气黯然的南京———而且以更直接也更生动的方式出现。秦淮旧院入夜低垂的珠帏绮帐、竹帘纱幔深深隔断了前朝的沧桑。河上的灯鼓画船在拂去篷顶的硝烟与战尘后，也大都已经恢复当年脂香粉腻、笙歌彻夜的盛世景况。
余怀1616年出生于古城金陵，并一直在那里长大，他在当地人的眼里却依然不能被看做是地道的南京人，这显然与他的移民身份有关。
事实上他的老家在福建莆田，仅仅因为走私贩运洋货的父亲在江南经商偶然暴富，才决定在当地置产买宅，娶妻生子。二十岁以前余怀在文坛就很有声名，当时名扬吴中的前辈诗人葛一川出版文集时，就曾慕名向他求序。在这以后，余怀曾在明末重臣苏州人大司马范公幕中短暂担任过平安书记一职，业余时间则与孙克咸、姜如须、方坦庵一帮朋友在他终身就读且好学不倦的名牌社会大学——秦淮两艳岸的妓院里厮混。余怀的性启蒙老师中既有尹子春、李小大、顾喜这样的风韵徐娘，也有顾横波、李香君等少年名妓。崇祯壬午年，余怀参加过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科举考试。当时他正与曲中翘楚李十娘的侄女媚姐相好。据余怀晚年自己回忆，那段时间后者每天都在床上以一种民间方式卜卦，祈祝他能够一举高中。当然，像旧时代绝大多数才华盖世、命途乖戾的名士才子一样，这次会试的结果也相当不幸。尽管整件事情只是出于对家庭压力的敷衍，这个自视甚高的年轻人在内心仍然无法原谅自己，以至于愤郁成疾，居住在栖霞山寺，终年不与外界接触。
乙酉鼎革那年余怀刚过了二十九岁生日。面对清军攻陷扬州，南京城破在即的黯淡现实，江南的巨室大户纷纷南迁，他和全家也只好凄凄惶惶加入了逃难者的队伍。在此之前余怀甚至已经逃过一次躲避——大顺国的流兵———并渡过钱塘江一直到了绍兴境内才敢停下脚步。战争与动乱所带给余怀全家的灾难看来也足够受的。他失去了他的母亲和妻子，还有店铺和一部分藏书。唯一可供慰藉的是他的作品。当年由汲古阁精刻的他早期的重要作品如《江山集》、《甲申集》、《五湖游稿》等几乎均写于明亡以后的数年之间。另外从林佳玑《江山集序》中所说的“今澹心豪情逸韵，不以衣食累诸公”，以及他平时纵酒、征色、到处买书，在一次旅行中随随便便就买下船舶，载上书画酒茗。这样的阔绰出手，可以推测他家的财产在战乱中虽遭受到一些损失，但相比一般中产阶级依然毫不逊色。这大约也是他为什么能在此后几十年中一直维持不事生产、放歌纵酒的现状的秘密所在。
入清以后余怀的表现显然有别于他的同时代人。他为自己设计的人生形象是一种想象中的效仿前贤伯夷、叔齐的隐士生活，而实际上也就是在南京的家中闲着，诗酒自娱。与统治者采取既不斗争也不合作的态度。除了依旧去秦淮曲院里听歌观剧，余怀的另一项主要生活内容就是寻找各种理由出游，通过凭吊山川胜迹排遣胸中郁积的块垒。这样的方式虽说不上有什么新鲜，但在当时却是唯一能令他钟情并忘却现实的最佳途径。当然，在其余的绝大多数时间，包括伎乐、美色、醇酒在内的世俗欢乐对他仍然有着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这期间余怀还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和他的其他著作不同，《三吴游览志》一书最初仅仅作为私人日记被压在他的枕头底下，死后才偶然由他人发现，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朋友圈子里流传。考虑到作者的政治背景这应该不是很令人意外的事情。何况书中随处可见的那些悖逆当时社会的语句和对文坛权威人物的尖锐批评。
旅行中，三吴幽美的山水并没有如余怀出行以前所指望的那样遮去生活中的阴暗部分，相反，它以一种更强烈也更集中的方式唤醒了他胸中熟睡的故国之情和年华蹉跎之恨。当他以简洁、传神的文字将两者之间的关系描写出来，一个典型的沧桑、孤傲的前朝遗老形象于是跃然纸上。尽管那一年，他的实际年龄还不到三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