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婚后，顾横波随夫君北上京城，为了斩断昔日风月场岁月的阴影，她彻底改头换面，不但摒除了昔日的浓妆艳抹，还自作主张改名换姓，取用了“徐善持”的姓名，似乎更适合她现在做“进士夫人”的身份。这时龚鼎孳在京城做的是兵部给事中，公务并不繁忙。因而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陪伴新婚爱妾。他带着顾横波遍游了北京城里所有的名胜古迹，处处留下他们相偎相依的身影和甜甜蜜蜜的笑语。闲暇时，他们静静地待在家中，品茗赏花，每一个日子都是那么充实。
一天，龚鼎孳心思一动，又为顾横波画了一幅小像，画上的她，春风满面，眼带醉态，那不是酒醉，而是被幸福的生活醉倒了。画成后，顾横波微笑着提笔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识尽飘零苦，而今始得家；
灯蕊知妾喜，转看两头花。
这首诗把她此时的心境表露得一清二楚。顾横波成了龚鼎孳的政治知音。这两个人的行事往往惊世骇俗，根本不把世俗的价值观放在眼里，但绝非没有是非观念。相反，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行事准则和判断标准，而且为了坚持这样的准则不在乎付出任何代价。
那个时候明廷岌岌可危，龚鼎孳以挽回国事为己任，就在顾横波到来的时候，他在一个月内上疏十七次，弹劾权臣，意气激昂。他曾作《念奴娇》词，题为“花下小饮，时方上书有所论列，八月二十五日也，用东坡赤壁韵”，内有“翦豹天关，搏鲸地轴，只字飞霜雪。焚膏相助，壮哉儿女人杰”句，由此可见他这种不畏权贵，不虑自身，奋笔直书，一往无前的勇气，有一部分是来自顾横波的鼓励，在他写这些疏奏时，顾横波总在身边“焚膏相助”，以示支持。
龚鼎孳当时只是一个资历不深的年轻官员，这样不知轻重，一再弹劾崇祯的亲信重臣，终于触怒了皇上。不久，龚鼎孳被逮捕入狱，那个时候距离顾横波入京才不过一个多月。
明代监狱的黑暗恐怖，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而且龚鼎孳系弹劾朝中权贵而入狱，处境更加不容乐观，不仅如此，作为他的家人，连顾横波也不无遭受池鱼之虞。然而顾横波并没有逃避，而是执著地留在京中等待龚鼎孳出狱，她对龚鼎孳的感情和支持，给予他咬牙挺过艰难的巨大勇气，这由他在狱中写的大量诗词可以看出。如
“一林绛雪照琼枝，天册云霞冠黛眉。玉蕊珠丛难位置，吾家闺阁是男儿。”
“萧条四壁不堪愁，酒债琴心自唱酬。近识文君操作苦，侍臣无复鹣羁裘。”
“九阁豺虎太纵横，请剑相看两不平。郭亮王调今寂寞，一时意气在倾城。”
“星高鱼钥一灯寒，贯索乌啼夜未阑，敢望金鸡天际下，妆楼小帖暂平安。”
“琉璃为匣贮冰霜，谏草琳琅粉泽香。笑泣牛衣女儿态，独将慷慨对王章。”
在这些诗句当中，在他洒脱的豪情当中，时时闪动着顾横波的影子。
崇祯十七年，龚鼎孳终于获释，与顾横波重逢的时候，他写下了“料地老天荒，比翼难别”，这绝不仅仅是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而是生死相许的患难真情。然而，龚鼎孳的获释并不意味着太平生活的降临。甲申之变，山河变色，龚鼎孳和顾横波这对刚渡过一次劫难的夫妻，很快就卷入了一起令后世众说纷纭的荣辱旋涡中去。
龚鼎孳于崇祯十七年二月获释，一个月后，闯王李自成进京，又过了一个多月，清军入京，短短三个月间，先后用了三种年号。 不止一本书中提到，龚鼎孳常为自己降清辩解说：“吾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个“小妾”，指的就是顾横波。看到这样的说辞，觉得此人真是无耻——自己贪生怕死，把责任往女人身上推，又会让人觉得疑惑龚鼎孳好歹也是个才子，替自己辩解，怎么会这么低的水准，要是“奈家母不肯何”还可理解，算是囿于孝心，“小妾不肯”也谈不上是什么理由。古人讲女子“出嫁从夫”，可没听说过“既娶从妾”，看来这根本不算是什么辩解。而且还被人说成是逢人就说，那就是唯恐笑柄不能流传，自己掌自己的嘴巴。了解了龚顾以后的经历之后，这种怀疑就更有了理由。一个为替自己辩解，把责任往女人身上推的人，应该是很贪慕虚荣，死要面子的，明知道说不过去，还正要编个理由糊弄，近乎掩耳盗铃。说早在龚鼎孳带着顾横波于任上的时候，就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那时的风气就是这样，和名妓结交是雅事，对感情负责，娶妓女回家，让她每日生活在自己身边，就成了伤风败俗。而龚鼎孳任京官时饮酒醉歌，肆无忌惮，更将与顾横波恋爱及婚后种种写入诗文，公开流传甚至刊刻传播，丝毫不以世俗为意。又在父丧期间公然携顾横波游江南，歌饮流连，屡次大兴诗酒之会，并且叙述哀悼之词，大用藻丽之辞，公然无视礼教的存在，因此屡次遭到攻击。连同先前“千金购妓”的行为一起被弹劾为“亏行灭伦”，降二级使用。后来龚鼎孳官封一品，妻子当诰封命妇，原配童氏不肯接受，挖苦他说：“让顾太太可也”，这段故事曾经哄传一时，没料到龚鼎孳果真依照此言为横波请封，废嫡立庶，使妓女出身的顾横波名正言顺当上了一品夫人，满城哄笑顿时化为一片哗然。
后来龚鼎孳贬官外放散职，夫妇相携南归，龚鼎孳仍不以仕途重挫为意，在桃叶渡大摆盛宴为顾横波庆寿，不仅邀请了许多才士名流，更有往日和顾横波交好的妓女数十人公开出席，席间龚氏门下的翰林亲自上台串戏，顾横波和旧日同居南曲并且以姐妹相称的李六娘，王十娘等人怡然在下观看，夫妇二人再以惊世骇俗轰动了江南。龚鼎孳前为贰臣，已经成为某些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而他不但不知规避，反而变本加厉，任性而为，一再公然向礼教挑衅，更不知引来多少谩骂讥讽，与钱谦益仕清后的谨言慎行形成鲜明对比。
一个如此不在意世俗看法的人，编出“小妾不肯”这么可笑的理由来替自己开脱，似乎不近乎情理。这样看来，传说中所谓龚鼎孳言“吾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根本不是针对降清，而是针对他曾降于李自成，封直指使，官类御史，受命巡视北城。所以，即便这个传说是真的，也不能说是因为顾横波怕死导致了龚鼎孳降清，因为她充其量只是反对龚鼎孳因为李自成进北京而自杀罢了。
那些自己也剃了发，甚至仕了清的人，抓住龚鼎孳“降闯”这段历史喋喋不休，攻击讥讽，刻毒谩骂，不遗余力，相比之下更加可耻。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剃发降清，投效异族是顺天应人，而龚鼎孳降于同为汉人的李自成就是大逆不道，他们不但有责任代“我大清”声讨明朝的“残暴无道”，更有责任替新主子声讨这个降于前朝逆贼的“无耻贰臣”，不但厚颜，而且地地道道一副“宁予友邦，不予家奴”嘴脸。那么现在看来，和这些人比起来，投降李自成固然是不足为光荣的事情，但也没什么可耻之处。
“留发不留头”政策的广泛推行是李自成死后的事，之前清军并未推行严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即使降清，也只是归顺于一个有异族血统的皇帝（实际到后来满清皇帝也同样有汉族血统了），而不是甘当异族的奴隶，甚至甘当帮助异族迫害奴役本民族百姓的走狗。清军这一次入关时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尊重士人，与早年的屠杀抢掠截然不同，无论军队表现还是施政都远优于明廷和大顺。如果这一切能够成
为清朝的国策，那么当时的汉臣认为效忠于这样一个王朝是符合汉族百姓利益的而向其称臣，并不能简单斥之为“汉奸”。所以，龚鼎孳等一批明朝官员最后仕清，固然大节有亏，但比多数没有降过闯而直接降清的人反而值得谅解。
清入京之初也曾下达过“剃发令”，但全城臣民除少数特别无耻的人之外，很少有跟着响应的。百姓经常揭竿起来反抗，官员大多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这种强烈的抵抗情绪迫使多尔衮以皇帝名义收回了剃发令，说从现在起，天下臣民可以照旧束发，随百姓的便了，北京臣民万众同心，赢得了这一次斗争的胜利，在迫使清廷做出放弃民族歧视政策以后，方才拥戴新帝。由此可见，当时降清的臣民并非完全不顾民族大义的无耻之辈，相反还曾为民族尊严作出过有力抗争。据记载当时有个剃了发向清朝献媚的官员，他入朝时想挤入满洲官员班列，满官认为他是汉人不予接受转入汉班，汉族官员又因为他已经剃发而拒绝，弄得进退失据，狼狈不堪。由此也可见当时北京降清的官员绝大多数还是深以剃发求荣为耻的。同理，由此时起直到剃发令再下期间降清的臣民，也不能完全以不顾民族气节来论。
满清朝廷不仅收回了剃发令，还打出为崇祯报仇，为明朝讨贼的旗号，成功迷惑了许多明朝官绅，原来降于大顺的官绅将领大多改降于清。诚然，这些人对清朝怀有一定幻想，甚至可能是侥幸心理，但归根结底，主要责任却应由南明小朝廷负——正是这个以明正统自居的小朝廷把清军引为盟友，为求“借虏平寇”而竭力讨好，又把吴三桂奉为中兴之臣，社稷栋梁，为其加官晋爵，甚至准备加粮加饷，以为全体明臣的楷模。既然南明朝廷公开把清军引为盟友，对其行为全面表示支持和赞誉，把为清军开路的人表彰为楷模，那么在前明官吏看来，降清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反正”行为。清廷的策略和南明小朝廷的目光短浅给北方臣民带来的幻想，是使他们轻易投向清廷的重要原因，“先降闯，后降清”的情况绝大多数都发生在这一背景下，龚鼎孽就是这样。
最可耻的应当是那些在清廷彻底暴露了奴役汉民族的野心并施用血腥手段强制推行其政策以后还投怀送抱的人。由于李自成被杀于剃发令再下之前，凡先降闯后降清者必是在剃发令再下以前投降的，相反，那些没有降闯经历者却多为剃发令下之后才投效的。所以，他们大多比先降闯后降清者更不可谅解，更无耻。至于在北京以未剃发之汉臣身份降于清的龚鼎孳，则不仅没有阿谀新主的表现，还曾以拒绝剃发的前朝官员身份，愤然抵制过这种歧视政策。其大节固然有亏，但起初之降背景复杂，后来种种亦不免因木已成舟，受时势之窘，不应与钱谦益之畏死降清简单画等号。
然而龚鼎孳在有清一代遭受的攻击却远甚于钱谦益，主要原因当然不是因为钱谦益曾秘密从事“反清复明”，而是钱毕竟降的是“我大清”，而龚竟降于李闯。而攻击最力者大都并非宁死不屈的忠义之士，反而多系早早归顺了的大清顺民，甚至不少是边骂明朝，边吹捧“我大清”，边责龚鼎孳为“贰臣”的人。龚顾二人的我行我素当然更给了这些人以口实，于是他们不但骂龚鼎孳，连顾横波也一块儿骂，一如“九一八”事变后国人痛骂张学良的同时连赵四小姐一块儿骂，据说当时江南文人骂龚鼎孳者常为其与顾横波并做挽联挽诗以为讥讽，因而龚有“多难感君期我死”之叹。
许多人以龚鼎孳元配童氏拒绝进京，拒受诰封之大义讥讽龚顾，这倒是十分值得商榷的。童氏不肯进京，并不是开始于龚鼎孳降清，自龚顾定情后，童氏与龚鼎孳似乎就已只剩下夫妻之名了，当龚鼎孳在北京为官时，就没有见到童氏随侍了， 当龚落难狱中，祸福难卜时，也不见童氏有意探看。龚鼎孳虽爱顾横波，但是却没有理由拒绝元配随侍京城，除非童氏自己不肯。童氏曾有这样一句话：“我已两受明封，以后本朝恩典，让顾太太可也”，如果只看前二句，自然是正气凛然，远胜须眉，但正气之后加上一个“让顾太太可也”，却顿时变味，只觉酸气扑鼻。看来童夫人并非不耻此封，拒之千里，实因前为龚顾之事不忿，长年避而不见夫君，未尽妇责，突然得知诰封的消息而奔赴京城，未免会为天下笑，恐怕也担心被龚顾瞧不起。所以才语出讥讽，以退为进，料定龚鼎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一个妓女去受封。谁知道龚鼎孳竟顺水推舟，看来童氏是悔之晚矣了。
龚鼎孳和顾横波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前面提到龚鼎孳在崇祯年间弹劾权臣一事，在清军进京之初抗拒剃发一事皆有体现，后文亦有详谈。这里暂时回到“吾愿欲死，奈小妾不肯何”上来。这句话是指李闯进京的时候，而并非是清军进京的时候。而就凭借龚鼎孳的才华和一贯作风，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在龚鼎孳身上着墨如此之多，似乎违背了写此文的意旨，然而顾横波对龚鼎孳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因此，龚顾实为一体，想要了解顾横波，不可不先了解龚鼎孳。有些人投降是因为贪生怕死，有些则是贪恋权势，龚鼎孳的为人，是属于惜命不怕死，敛财不贪财，想当官不嗜权的。他的仕清，较之陈子龙夏允彝之民族气节固然不及，但也绝非卖身求荣，甘心为奴，助纣为虐的无耻之辈。在成千上万仕清的汉人中，他是比较有骨气的一位，尤其是较之那些五十步笑百步，甚至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一面骂明朝一面抨击他“降闯”的汉族臣子们来，实在有骨气得多了。
龚鼎孳降清后，升为左都御史，进入九卿之列。顺治二年，大学士冯铨向降将敲诈贿银，又因贿授官，触发了朝中弹劾冯铨及侍郎孙之獬、李若琳的风潮——这三人是北京城最早剃发迎降的明臣，其中孙之獬全家男女都早早改了满装以取悦新主。冯铨本来是魏忠贤的亲信，干尽了杀戮贤良，贿赂谋逆的坏事，后被崇祯罢官，多尔衮进京后他立刻应召入阁，以大学士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和洪承畴范文程正并列成了“特级汉臣”、多尔衮的亲信。李若琳则是冯铨的党羽，庸弱无行。这三人品格低劣，卑劣无耻，凭借着向当权者献媚而得势。这一次，龚鼎孳同属下连发难，多尔衮和满族大臣们有意袒护他们三个人，硬说这是汉人嫉恨三人率先剃发而蓄意陷害，反而谴责科道诸臣，公开申斥龚鼎孳，将弹劾最有力度的李森革职拿问。艳
冯铨昔日曾经依附魏忠贤，为虎作怅，坏事做尽。当龚鼎孳谴责他时，冯铨无言以对，便反责龚鼎孳曾经投降李自成，后来多尔衮问起二人的争执，龚尊当着多尔衮的面说，魏徵也曾经降于唐太宗，历史上这样的志士不止他一人。气得多尔衮大骂他，居然将自己比做魏徵，而把李贼比做唐太宗，实在是无耻之徒。
龚鼎孳对李自成并没有太大好感，尽管自己是明朝士大夫出身。但是对于自己以明臣“降闯”一事，也多少于心有愧，他曾在城破的时候与顾横波双双投井以殉，在一些私人文书中也屡屡表示过自己“降闯”情非得已。然而龚鼎孳的骨气在于，他不屑于迎合多尔衮。冯铨对他的指责，渗透着以降清为荣，以降闯为耻这种“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思想，而龚鼎孳纵然对李自成不甚以为然，却拒绝就势迎合以取悦当权。他当着多尔衮的面把李自成比做唐太宗，摆明了不承认降清降闯有什么“天壤之别”，事实上，这一次的弹劾风潮固然事出有因，并非陷害，但以龚鼎孳李森为首的汉臣们看不惯卖身求荣的佞臣而借题发挥却是实情。被多尔衮大骂“无耻”，恰恰显示龚鼎孳“有耻”得很。
龚鼎孳借魏徵为自己辩解，是否贴切姑且不论，但确实是真心话，并非自我开脱。事实证明无论对方是崇祯、多尔衮，还是顺治，他总是直言进谏，不避祸福——降于李自成时也为北城御史，看来连大顺政权也颇知他的志向。他的才名与钱谦益、吴伟业并列，然而仕途却不顺，几番大起大落，数为高官又数度遭贬斥，原因却往往是直言获罪——而这一点，又与他我行我素的个性不能分开。
《清史稿》中记载，龚鼎孳在顺治初当左都御史的时候没少得罪人，与多尔衮、冯铨结怨就不用说了。顺治三年，龚鼎孳因父亲过世回到江南，京中趁机翻出他昔日“降闯”以及“千金购妓”的旧账，连同他在守丧期间行止不检一并清算，降二级录用。结果龚鼎孳这一归籍就没有再召还，赋闲在家到顺治八年才起复回到京城。这恐怕与多尔衮死于顺治七年，福临深恶多尔衮而敬爱汉族士大夫有些关系。
说起来，清朝入关后一头一尾的两个皇帝都是幼年继位，都是雄心勃勃，都不是十分囿于民族偏见和祖宗成法，真心敬重汉族士大夫（而不像某些皇帝只是把汉人当看门狗利用），力主消弥满汉之分，都受到太后的牵制而壮志难酬，抑郁而终，还都是痴情种子。福临因为满汉问题与太后和满族权臣多次发生冲突，像龚鼎孳这样敢于当面触怒多尔衮，不阿谀满族权贵又才名远播的汉族才子，自然容易得到他的欣赏。何况顺治自己就是个为情癫狂之人，为了董鄂妃不知做了多少不合祖制的事，甚至不惜和太后及所有满族权贵为敌，他对于龚顾情缘和龚鼎孳想来不只惺惺相惜，而且还羡慕得很呢。于是龚鼎孳在这次召还后，连连拔擢，青云直上，很快升为一品大员。顾横波也就此以“亚妻”身份诰封为一品夫人。然而宦海无常，何况是在皇帝与太后及满族权臣政见不合，暗里相争的情况下。
顺治十二年，龚鼎孳的上疏再次牵涉到冯铨（此人之无耻一如既往，比如有一次皇帝问他，翰林官贤否，他明知道汉族官吏的才学远胜于满人，却回说什么“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列其多项罪过，结果遭到严厉申斥，被骤降十一级，贬为散职，补上林苑善育署署远，就是在上林苑看守蔬菜的小官。
虽然是以上谕形式加以贬斥，但这似乎并非顺治本意。为何过去不加申斥，反而一再擢拔重用而且，当龚鼎孳最初究劾冯铨时，皇帝不但没有表示反感，反而让他说出实证，还让龚鼎孳密奏。如果皇帝有意维护冯铨，何不立刻驳回，还让他举证呢？等罪状摆出来再说没罪，那不是欲盖弥彰吗使用“密奏”，又显然是有所考虑。由此看来，维护冯铨，重斥龚鼎孳恐怕并非皇帝本意，而是迫于满族权贵的压力。在他们看来，冯铨纵有诸多不是，却是以汉臣拜倒满族脚下的典范，如果冯铨失势，就会长汉人志气，灭满人威风。
然而从这段上谕中，却不难看出龚鼎孳常在职权范围内维护汉人的利益，反对民族压迫。一个明朝的降臣，有多大胆子，敢有意偏袒汉人，苛待满人只因法有不公，他才尽其所能为同胞争一个公平罢了。而这次贬黜，虽因冯铨一事而起，实可视为朝中权贵对龚鼎孳之不满甚至猜疑的一次爆发。
有许多人，在官职卑微的时候，是很豁得出去的，一旦平步青云，便贪恋起权势，变得谨言慎行，唯恐有失，而不惜自昧良心了。龚鼎孳却不是。以他的才华，若肯学冯铨，甚或钱谦益，何愁不得仕途平稳然而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行事准则。他抱定“做魏徵”的志向，无论身为六品小官还是一品大员，无论汉族文人对他如何讥讽谩骂，满族权贵对他如何看不顺眼，他都不泯初衷，凭自己的良心做事。这一点，是可敬的。就凭这一条，我也不能同意把他说成贪生怕死，贪图富贵的无耻之徒。只可惜无论崇祯、李自成、多尔衮、顺治，都不堪与李世民比肩，清王朝统治阶层的胸襟眼界更加不能和泱泱大唐的开放兼容自信进取相比，就算真有初唐名臣相佐，也不可能再造一个开元盛世和一个世界强国。
在这方面，顾横波始终是龚鼎孳的知音，也是支持他的重要精神力量，所以他在这一年作了一首诗
神索风传台柏枝，天街星傍火城移；
袖中笼得朝天笔，画日归来便画眉。
龚鼎孳很快又受命往广东，之后再次赋闲，直到康熙元年始复职还京。从崇祯末算起，这已经是他仕途三起三落后的第四次复起了。这一次，他历刑部、兵部、礼部尚书，累充会试正考官。由于他向以轻财好士、擢拔后进闻名，清初名流受过他提拔恩惠或出自他门下者不计其数，因而这一次起复后的仕途总算比较平稳，至康熙十二年死于任上。其中，康熙五年曾请假南归，却是为将顾横波的棺柩归葬。
